中共八大前后刘少奇

一、中共八大前后的刘少奇（论文文献综述）

张海燕,许筱婷^[1]（2022）在《毛泽东与“一线二线”制度再探》文中指出"一线二线"制度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制度。毛泽东提出这一制度的用意不仅仅在于培养接班人,最初还有自己退居"二线",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从事理论研究的考量。这一制度虽然没有正式的成文的规定,但实际上它已经成型并得以运行,产生了实际的效能。这一制度尽管在运行中出现一些问题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实质上被废止,但这不完全取决于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意志,也应看到这一制度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这一制度的历史作用也不应低估,它不仅培养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也为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在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变迁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田莉^[2]（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延安时期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政治建设的开创期和探索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展现出了党的政治建设在党建设伟大工程中的突出地位,也呈现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可以说是我们党政治建设史上的一座“富矿”,蕴藏着丰富历史经验和卓越历史智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成长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究其根源就在于抓住了党的政治建设这一党的根本性建设。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凭空创造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延安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对外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对内阶级矛盾更加突出加之苏德战争爆发,导致共产国际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剧烈,这些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为什么行?如何才能够行?中国人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共产党”等历史拷问,中国共产党在国破家亡的重要关头找到了党的政治建设这个解答历史谜题的钥匙。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有着丰富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党建思想中关于党的政治目标、政治立场和政治要求等思想理论,是延安时期党政治建设的直接理论来源,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推进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延安时期之前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对政治建设进行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基础上不断推进的。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主要围绕坚定党的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升政治能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等方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怎样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等重大问题,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主要包括:继承性与创造性双重凸显、整体性和重点性有机结合、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联结、阶级性和人民性辩证统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障了党历史使命的完成。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思想在中国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党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在马克思主义党建中国化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建设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始终牢固树立党员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强力提升全党政治能力、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对新时代我们党持续推进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深入学习和借鉴延安时期我们党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从宝贵的延安精神中汲取政治建设的伟大力量,以历史智慧推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向纵深发展。

应星^[3]（2021）在《“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文中指出本文针对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碎片化等问题,借助中国传统文明的"经史"概念,提出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的思考。文章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内涵和外延做了初步的界定,指出了既往"经史合一"和"经史分离"的研究路径各自的长处和不足,而后以个人的若干具体研究成果或研究设想为基础,展示了"纳史入经""以史解经"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本文强调了"经""史"之间合理的张力以及高度的理论自觉。

赵智奇^[4]（2021）在《刘少奇民生思想及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

薛庆超^[5]（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文中认为从马克思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群众路线,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至上",贯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成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要求全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壮大;没有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取得辉煌成就。当下,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领导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孙新生^[6]（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刘锡明^[7]（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美苏冷战带来的影响不断凸显,国家建设在取得重要成就和突破的同时也存在着失误,这些复杂因素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内形势和国外环境的判断,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党存在缺乏民主、脱离实际等问题,同时党在执政条件下进行自身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急需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与现实需要中产生的,并针对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进行了具体论述。通过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不仅有利于我们站在新的角度学习和理解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也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宝贵资源。同时,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学习其中包含的党的建设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探索和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带来重要的思想启迪。论文以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前为背景展开,运用文献分析法、归纳总结法和历史分析法,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是在以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党的建设思想为理论渊源,以美苏冷战格局对党的建设产生的重大影响、国家建设曲折发展与党的建设问题相互交织和部分党员干部存在腐败变质问题为客观条件,以刘少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丰富的党的建设实践经历和优秀的个人品质与修养为主观因素的条件作用下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着眼于增强党的团结一致、加强党的思想理论与宣传工作、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几方面,表现出凸显问题意识、坚持守正创新、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特点。以此为基础,论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的历史价值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历史价值具体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问题提供的指导作用以及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工作提供的经验借鉴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是被实践和时间证明了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通过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特点和历史价值,启发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做到以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维护党的团结一致,以多样化手段做好党的思想理论与宣传工作,以严格管理锻造高质量党员干部队伍,以实际行动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肖玉元^[8]（2021）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文中指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好生活”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围绕民生的内涵、价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途径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话语。从话语分析视角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历史变迁,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不仅可以将中国民生建设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能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系列表达。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系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改善和保障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话语演进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外部条件看,近代以来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在这四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题分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在话语形式上呈现出由革命型民生话语向发展型民生话语,再到品质型民生话语的转换。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呈现出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经验总结为: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挑战,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应该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夯实理论、针对问题、多元形式、世界表达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谢春涛^[9]（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杨楠^[10]（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二、中共八大前后的刘少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八大前后的刘少奇（论文提纲范文）

（1）毛泽东与“一线二线”制度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共八大前后的刘少奇（论文参考文献）

• [1]毛泽东与“一线二线”制度再探[J]. 张海燕,许筱婷.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研究[D]. 田莉.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3]“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J]. 应星. 开放时代, 2021(04)
• [4]刘少奇民生思想及当代价值[D]. 赵智奇. 东北石油大学, 2021
• [5]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密码——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J]. 薛庆超.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
• [6]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
• [7]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党的建设思想研究[D]. 刘锡明. 大连理工大学, 2021
• [8]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D]. 肖玉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9]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10]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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