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在中国古代文艺中的本义

一、论“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原创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陈元慈^[1]（2021）在《论“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原创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情"作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元素,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情"作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本质规定,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特殊性。"情"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天人合一理念的重要体现方式之一,"情"所包含的元素较多,不仅是中国古人对生活环境、人情事物的感慨,也是中国古人对世界以及人生价值体会的重要表现手法。中国古人对"情"进行描述不仅能够将自身人生观、价值观进行体现,还能反映当时背景下的人文情怀,因此"情"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色彩。基于此,本文就以"情"为例,对其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原创意义进行描述,对"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进行深入研究。

尤达^[2]（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认为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姜琳琳^[3]（2021）在《中华优秀传洗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行动研究》文中指出在近几年掀起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渐渐以各种形式进入到现代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代代祖先为我们创造出大量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及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财富,更是指引华夏炎黄子孙不断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和思想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影响着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中华民族基因。国家的发展与教育密不可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和发展必须靠教育。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指导思想中指出,“当前美育的目标是立德树人,强调美育对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是美育的任务之一。美育要实现全面培养人的目的,就必须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学生有了正确的审美观,才能更好地认识美和创造美。因此,作为新时代艺术教育研究者,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教育作为己任,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美学意蕴,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艺术教育中的特质,以及艺术教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作为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教育的文化和思想理论基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振兴、发展与传承的工作,坚定文化自信,就要让中国儿童更多地在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中浸润、成长,这是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学前教育是教育活动的最初阶段,是人生的第一个教育阶段。幼儿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性格、人格发展形成的最初阶段,因而学前教育在幼儿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在这一阶段,让幼儿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活动环境中,是培养幼儿传统审美意识以及诱导幼儿人文素养形成的重要基础。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课程正是提高儿童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教学诉求。从当前我国幼师的整体现状来看,社会对幼儿师资的缺乏体现在缺少具有高文化、高素质的幼儿教师。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一定的艺术实践能力,还要拥有广博的文化素养和科研意识及科研能力。因此,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最终要落实到教师的普及上,要让更多的教师懂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爱中华传统文化,会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综合艺术教学。作为艺术教育的研究者来说,不仅要能构建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还要能开展艺术教育的实践研究。本研究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方法为目标,首先,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美学追求、艺术资源的阐述,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的特质,作为本研究的理论依据。接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综合艺术课程中的现代意蕴,以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在幼儿综合艺术课程中的应用,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艺术课程的意义、目标、内容、方式的理论阐述论述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鉴于本项研究的规模与对象,笔者选择行动研究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综合艺术课程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笔者通过实际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一线教师的实际需求,深入教学一线用实际行动探索适合解决一线教学问题的措施。根据行动研究的精神,以改善自己的实践为目的,亲身进行课程计划和教学实践活动。在研究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文献研究法、行动研究法、调查法,以及经验总结法、跨学科研究法、探索性研究法针对各个研究问题进行研究。整个行动研究以各种研究调查及教学课例为基础,通过确立研究问题、制定研究计划、实施行动计划、典型课例验证、总结及反思几个行动步骤进行了包含先导性研究的四轮研究,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应用的现状、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行动计划,并制定行动实施方案,以典型教学课例呈现行动实施方案,最后对行动的问题、计划、实施行动进行总结和反思。通过行动研究,总结出五项研究结果:第一,综合性在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艺术课程的内容中的重要性;第二,要综合利用四种教学策略开展教学;第三,研究者要与教师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第四,要取得家长及社会的信任和支持;第五,实现教师教学才是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艺术课程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笔者通过教学实践探索出几个研究中的创新点。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探索艺术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第二,总结艺术教育中蕴藏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意蕴;第三,分析艺术教育中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第四,以“课程整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方法论。本研究的实践创新在于:第一,以教育行动研究作为艺术教育研究的方法;第二,本研究在先导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三轮行动研究;第三,本研究是以改善研究者自身的实践教学为目的的实践研究。尽管如此,研究仍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综合艺术课程”现实状况的局限;其次,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在幼儿综合艺术课程中的应用尚有挖掘空间;最后,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有待加强。

陈曦^[4]（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邓珏^[5]（2020）在《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文中研究表明在自然界众多的音声当中,“风声”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首先在于风的不可视性这一客观事实,风之声往往是通过其所接触的媒介而发声的,即“随物附声”。因此,风声并不是一种同质化的声音,其内部种类、层次和结构都十分丰富。具体说来,风声意象可以依据声源（松声、竹声、铎声等）、时间（如春风声、秋风声等）、及空间（东风声、西风声、北风声等）进行分类。由于风声是自然普遍存在的客观物象之一,远古先民很早便认识到了风声的多样性,并对之进行了许多超越风声物理存在性的文化阐释。就风声的渊源和早期的文化形态而言,可以分为“经验之风声”“思辨之风声”和“抒情之风声”三类。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风声一直为各种不同文学形式和绘画作品所呈现。一方面,后世对于风声的摹写继承了早期先民所创造的风声意象以及与之相应的心智和情感,形成了诸如伤春、悲秋等心理和感知传统;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历代的具体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不尽相同,时人对于风声的抒写以及寄托于风声之上的情感表达,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有宋一代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在“诗画一律”“六根互用”与“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之下,宋代的文学与图像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之上,又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有的精神风貌。宋代文人在创作中对于风声意象的呈现,主要涉及时间、空间、听觉主体三个维度。通过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时间维度中,风声意象首先在不同艺术媒介当中,体现了时间存在的两个重要方式,即“绵延”和“顷刻”,它们分别强调的是风声所揭示的时间之流的持续性和片断性特征。这两个具有紧密关联性的特征,使得我们对风声意象的观照可以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听觉叙事背景之中,用以彰显在具体的作品中作为殊相的风声意象所体现的共相性特征。另外,风声意象对于时间观念的表达,是通过作品的物质结构（如手卷铺展连环的形制）、笔墨的节奏韵律（“动势”）以及相关的视觉符号（如云烟等）而得以实现的。在空间维度上,风声意象被纳入艺术作品的空间叙事中,并通过营造声景和远境,将风声意象作为有效的表现空间的载体进行观照。而在听觉主体的层面上,主体在作品中的存在形式（隐匿与在场）,及其具体的实践行为（凝视或倾听）,对于感知活动的态度（主动与被动）等,都通过对互动性的主客体经验的描绘,而被投射至对于风声意象的具体表现上。基于以上对风声意象呈现形式的考察,可以看到,风声并不是一种纯然客观的物质物像,而是深植于传统内部的文化存在,它反映了特定群体认识、看待、理解和阐释世界、自我以及世界与自我关系的种种观念。这些观念中至为关键的,便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前者具有着不同的层次范畴（自然的和文化的）,而后者则包含着不同的认知属性（虚实、内外和远近）。无疑,风声意象勾连了主客观世界的间隙,磨合了身体、心灵和世界的差距,主体可以通过对风声意象的解读与领悟,体味和感知个体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考察,能够对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作一整体性的分析判断。从而以小观大,一方面探讨文学与图像艺术对“声音”等非视觉对象的表现方式,参量和比照文学与图像各自的特征与不同的艺术形态,把握艺术门类间的异同;另一方面,使得“听觉”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期待视、听、触等不同的知觉体系,在艺术学理论的“舞台”之上,合奏出激动人心的交响。

何文迎^[6]（2020）在《孔子“绘事后素”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绘事后素”是孔子美学思想及美学命题之一,从其语出至今一直备受历代学者的阐发与讨论,各种不同的声音构成了一部丰富多样的解读史。本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将历代学人对“绘事后素”思想的解读进行系统的爬梳与分析,挖掘其美学思想、价值及意义,以进行深入、独到的美学思想研究。本文的框架结构围绕“绘事后素”的历代阐发而确立,首先从“绘事后素”的字源字义出发,论述其本义上的内涵;回归语出原文《诗·卫风·硕人》研究“绘事后素”的提出过程;再从思想文化及时代背景等角度分析“绘事后素”的缘由。其次,根据历代学人在阐发中多将“素喻为礼”与“绘喻文、素喻质”的两大差异,分别讨论绘事后素之于艺术美和人格美的两个方面,深入探讨其具体的审美内涵与意义。最后,观照当下,结合目前的社会热点与审美文化等相关现实问题,探究“绘事后素”的现代价值与启示。本文以一种新颖、独特的视角对“绘事后素”的美学思想作较为全面与细致的论述,以期梳理清晰“绘事后素”的美学内蕴与具体影响,并管窥儒家文艺美与人格美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也为建构我国当代美学及文论话语提供丰富的传统美学思想资源。

刘丽苹^[7]（2020）在《我国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融入情况与公众阅读需求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普是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关键环节,它与发展教育,实施科技开发和创新,建立完善的科研体制共同构成培育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基本工作内容。科普图书由于能够保证科普内容的系统性和稳定性而成为科普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目前我国原创科普图书处于销量低迷的尴尬处境,陈芳烈等众多专家呼吁在科普创作中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以改善这种处境,因此在科普图书创作中加入富有人文内涵的传统文化成为未来可期的创作趋势。在此背景下本课题应运而生,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如何更好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我国原创科普图书创作当中,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文本分析我国现有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融入情况,包括传统文化的内容、呈现形式、传统文化对于科普内容的作用（简称科普作用）3个方面;二是问卷调查公众对于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阅读需求,包括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需求、形式需求、作用需求三个调查主题。在完成以上两个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有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融入情况与公众的阅读需求情况比较分析得到两者之间的一致点与差异点,最后为将传统文化融入我国原创科普图书创作提出建议,现将研究结论呈现如下。在内容方面:（1）现有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分为传统语言汉字文学、传统科技发明创造、传统宗教哲学伦理、传统习俗、传统艺术五类,现有原创科普图书创作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语言汉字文学,对于传统习俗和传统艺术选择得较少;（2）公众对于传统习俗、传统科技发明创造的需求较高,传统习俗是公众最希望在科普图书中阅读到的传统文化;（3）现有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内容供给情况与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容需求情况之间一致点与差异点并存且差异点相对较多。在呈现形式方面:（1）现有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呈现形式可以归纳为以文为主、先文后图、先图后文,图文同时临近呈现、图文同时分离呈现五种,以文为主是传统文化在现有原创科普图书中主要的呈现形式,其他四种图文结合的呈现形式被应用的几率较小;（2）公众对于图文结合的呈现形式的需求高于以文为主的呈现形式,在图文结合的四种呈现形式中,相比于先图后文和先文后图,图文在同一页的两种呈现形式——图文同时临近呈现和图文同时分离呈现更受公众喜欢;（3）现有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呈现形式情况与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形式需求情况之间差异点较多且几乎不存在一致点。在科普作用方面:（1）传统文化的科普作用表现在传统文化在科普内容中所占比重（用‘分布&占比’表示,具体原因见第3章）和传统文化与科普内容的关系两个方面,在现有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通常零散无规则分布且在相应科普内容中占比小,并且传统文化与科普内容的关系总体表现不紧密;（2）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分布&占比需求较高的情况为传统文化在科普图书中集中分布且在相应科普内容中占比大,公众对于传统文化与科普内容越近的关系需求越高;（3）现有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对于科普内容的作用情况与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作用需求情况之间一致点与差异点并存且差异点较多。基于以上研究,为在科普图书创作中融入传统文化提出以下建议:（1）在选择传统文化内容时,建议选择公众需求度高但目前使用较少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与公众需求相符合能够保证科普图书的销量,另一方面开发程度低的传统文化具有更大的内容挖掘空间,研究结果显示传统习俗是不错的选择;（2）在选择传统文化的呈现形式时,建议将传统文化的内容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并且尽量保证文字与其对应的图片在同一页面上呈现;（3）在定位传统文化的科普作用时,建议将传统文化作为科普图书的一种特色,对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科学内容或传统文化自身的科学性进行深入挖掘,使传统文化的科普作用得到适度发挥。

黄晴^[8]（2020）在《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学者邹建军于2008年提出的,发展至今,已有十数年。自兴起以来,不少学者参与研究,从理论术语的建构,实践批评的展开两方面共同推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发展。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紧随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关注文学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具有创新性。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学地理学批评还尚处于发展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本论文立足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研究现状,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发展情况,并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对西方的地理批评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进行了比较,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既追溯了西方地理批评对我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又进一步探索了我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即突出其本土特色,揭示出文学地理学批评在当下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以便大家从整体上把握中西方文学与地理研究的相关内容。全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就论文的选题目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以及论文的创新点与重难点进行了分析与阐释,从不同方面对本研究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第一章对论文所涉及的文学地理关键术语进行了概念的界定与区分,如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文学地理学批评与地理批评等等,通过对中西方的关键术语进行界定,有利于我们从基本概念上进行把握,并为下文的具体分析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是本研究的重点部分,对中西方的地理批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首先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了中西方文学中所体现的地理思想,以此展示中西方自古以来不同的地理传统和创作观念,在此基础上,有助于中西地理批评的对比研究。其次,对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以便了解它的成长脉络。为什么文学地理学批评会在我国兴起?其原因包括:第一,对文学批评中地理空间缺场的反思;第二,争取文学话语权的需要;第三,文学与地理密切联系的传统;第四,保护环境的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列举在我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及其观点,以此展示我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如何展开研究的。再次,对西方的地理批评进行了概述,分别从地理批评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地理批评研究的代表人物两方面进行论述。主要论述了法国研究者韦斯特法尔以及美国学者泰利的地理批评观点。并在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与西方地理批评的认知基础上,对二者的同与异进行了阐释。主要从跨学科性、注重文本分析以及突出地理空间在批评中的重要性这三个方面阐释了两者的相同之处,而两者的差异性则主要从思想基础与思维方式、中西方地理批评产生的进路、理论体系与批评实践方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思考与研究。最后,探讨了西方的地理批评对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中西双方积极有效地交流与互动,推动了两种批评的互相建构。第三章则在第二章的基础上,论述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如何进行本土话语建构。首先,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辨证分析,明晰了当前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范式及其术语体系的本土逻辑和归属问题。其次,具体分析了我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与西方地理批评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其本土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基础上,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有古代文论的支撑;第二,在理论体系上,文学地理学批评建构了较为完备的批评术语;第三,在实证研究上,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未出现如同西方中世纪的断裂状态。再次,对文学地理学批评在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中所起到的意义进行了说明。最后,对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存在的问题以及该如何解决提出了建议。由于我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还处于发展之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其具体表现为批评对象分布不均、文学地理学视阈与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阈的含混、传播度不够与贴标签式的批评问题。面对这些不足之处,笔者进行了相应的反思,并从理论建构者、文学批评者以及读者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结语部分则在全文的基础上,对中西方文学地理批评的成就、贡献以及潜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并对其发展进行了展望。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会使其在国际话语上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还是西方的地理批评,两种批评通过不断交流互动,能够促进彼此的发展,使得地理批评越来越完善且富有活力。

袁龙^[9]（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冯俊^[10]（2019）在《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文中认为英美《离骚》的翻译和研究已有长达百余年的历史。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只对部分《离骚》译本、个别汉学家的《离骚》问题研究或者阶段性翻译史、研究史有所涉及,针对《离骚》在英美整体性的翻译史和研究史的研究仍属空白,因此很有必要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的学术探讨。本论文以《离骚》在英、美国家的英译史和研究史为对象,在文化研究视域下,探讨其历时发展脉络,以期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策略、模式、特点、规律有所呈现,并尝试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英美《离骚》翻译史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主要有十二个译本（其中八个全译本,四个节译本）。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梳理、分析、揭示十二个译本在形式、内容以及译者抒情化改写三个方面的纵向演变历程。其中对“形式不可译”的可译性探索和“内容陌生化”的消弭演变,是一种宏观层面的中西文化的交流;译者的改写则交织了译者个体的心理和时代之需求,是微观层面下译者和译本的互动。英美《离骚》学术研究史的历史性分析也是在一个中西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十九世纪英国汉学家对《离骚》的误读和建构,体现了中西融合初始阶段汉学家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二十世纪的英美《离骚》研究则是在西方理论视角下的问题研究,既有在中国传统儒家诗教诠释路径解构后,《离骚》巫文化研究建构的蔚然大观,也有在荣格心理学、存在主义和平行比较文学研究路径下,对中西文化互识、互补的铺垫,还有西方学者在其学术传统“前见”影响下,对《离骚》在个人主义内涵和语言学领域的现代性建构;二十一世纪的一些当代英美汉学家,更多是在《离骚》研究路径和内容诠释上深化了中西融合之势态。具体而言,用西方文学批评诸多方法,分析《离骚》象征内涵的传统文化底色,并且延伸了极具现代性的读者心理学内涵和异化主题;在继承汉学研究的巫文化传统基础上,整合、论证和拓展了历代国内外学者的巫文化研究成果,融合中国传统的文史哲整体治学路径,结合并改造西方学术界的新方法和新理论来梳理历代《离骚》研究史。总之,英美《离骚》翻译史的三条脉络都呈现出对源语言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步接近、吸收和深入了解的纵向发展特点。这也体现了在文化研究视角下,外部的综合国力对文化内部“软实力”的一种直接深远的作用力。同时,英美的《离骚》学术史,展示出中西文化互动中从误读、建构到深入融合的过程。

二、论“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原创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原创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论“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原创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华优秀传洗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6）孔子“绘事后素”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融入情况与公众阅读需求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原创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原创意义[J]. 陈元慈. 参花(下), 2021(12)
•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中华优秀传洗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行动研究[D]. 姜琳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4]《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5]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D]. 邓珏. 东南大学, 2020(02)
• [6]孔子“绘事后素”美学思想研究[D]. 何文迎. 暨南大学, 2020(04)
• [7]我国原创科普图书中传统文化的融入情况与公众阅读需求调查研究[D]. 刘丽苹. 西南大学, 2020(01)
• [8]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D]. 黄晴.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9]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D]. 冯俊. 湖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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