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探索发展新路

一、体制创新探索发展新路（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寇文亮^[2]（2021）在《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幼儿教师教育始于清末,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科是清末留给幼儿教师教育的一份特别遗产。民初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在培养幼儿教师方面的职能并存,在“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逐渐发展为以女子中学为主。从学习日本到学习欧美,甚至达到移植照搬程度,是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的突出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理念激荡了幼儿教师教育独立举办热情;幼儿教育中国化、平民化及科学化追求,直接导致了幼儿教师教育改革方向的确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流入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活教育、儿童中心论、行为主义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指导理论,为幼儿教师教育独立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和单相性教育实验为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提供了借鉴与方法助力;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期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发展困境,需要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其指明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幼儿教师教育实验肇始之成因和依凭。“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幼儿教师教育在学制系统中获得了独立的合法地位,但是其办学体制、招生起点、修业年限、课程教学等内容并未配套公布,这就强化了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迫切性,也给专家学者们留下了较大的实验探索空间。于是,一场旨在摆脱传统女学影响和外国幼儿教师教育影响,探索中国化、科学化、平民化独立的现代幼儿教师教育之路的教育实验就此展开。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及张宗麟等相互启发,各自独立地主持了不同的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包括综合性实验和单项实验,探索发现了幼儿教师教育全领域全方位规律,几乎覆盖了幼儿教师教育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对于促进民国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构,起到了根本性、关键性及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并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图景和内在规律;梳理了这些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丰富了民国时期教师教育和教育实验研究视域和内容;分析了提升幼儿教师现代化、专业化水平实现路径;探索挖掘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于新时代我国幼儿教师教育的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研究以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研究对象,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界定了相关概念,综述了国内外研究及史料,介绍归纳了研究理论及方法、研究思路及结构设计、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正文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生学方法为理论指导,以耗散结构理论作为论文设计支持,以实验教育学作为论文分析学科依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梳理与阐释。第一部分含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促发因素的梳理,分析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尤其是民主科学理念对于教育实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进作用;分析了清末民初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转型发展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呼唤与促进;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主体对于外国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吸收和批判以促进实验理性形成的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综合性和单项性教育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激荡促进过程,以及在目标内容和方法技术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二部分含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主体内容。本研究根据史实、典型性及其重要程度,筛选了偏于综合的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以及偏于单项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法实验,并进行了研究与阐释。体制和学制实验包括“中心幼稚园”体制实验、平民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高级中等教育层次的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学制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问题的发现、梳理及确立过程;分析了中国化、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建构的实验过程及其理论成果;分析了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中国化、科学化的乡村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设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创新性推动作用;深描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的双轨之路体制实验过程。课程实验筛选了“生活教育”课程实验、“行为课程”组织实验、“活教育”课程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起因和确立过程,梳理了民国时期生活教育、行为主义和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目标确立、内容选择、分类和结构化、组织实施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典型课程理论建构、课程体系建立与完善的促进过程,以及对于幼儿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筛选了“艺友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问题发现的出发点、坐标和聚焦过程;梳理了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理论依据;分别梳理归纳了各个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目标、内容、实施过程,分析了其对中国化、平民化、科学化及规范化的幼儿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幼儿教师教育理论独立性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促进作用。由于教学方法实验与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在民国时期区分困难,且内容较少,实验特征不明显,因此,以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实验为例,分析和梳理了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的缘起、表现形式以及实习教学实验问题的确立过程;梳理了张雪门幼儿教师教育实习教学方法实验的理论依据、实验的目标、实验的内容及结果与影响。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七章,阐释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评价以及时代启示,总结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推动中国现代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推动幼儿教师教育中国化、规范化制度建立、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体系科学化、专业化提升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调查分析了当前乡村幼儿园园长教师队伍专业化、保教过程科学化建设缺陷和提升需求,阐释了目前幼儿教师教育对幼儿教育发展的回应不足之处;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幼儿教师教育升格中的内核独特性坚守及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精神方法技术弘扬借鉴的启示作用。

金石^[3]（2020）在《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也一直高度重视以反腐倡廉的新思想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头脑,以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生机与活力。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正担负起新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反腐倡廉思想的新成果,并以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扎实推进反腐倡廉攻坚战,取得了突破性的实践成果。新时代,党所面临的消极腐败风险依然存在,反腐倡廉的思想理论建设依然重任在肩。思想理论的前行常常要从源头上寻找动力与方向。因此,探索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理论的前行轨迹、思想内容,并加以比较研究,会更加深刻认识他们的思想理论创新、历史价值,也会更加深刻理解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内涵、守正创新、重大意义,滋养新时代反腐倡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远见卓识而适时地以率先垂范、思想改造、政策规章、群众运动、严厉处罚等措施有效地预防与整治腐败,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反腐倡廉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反腐倡廉思想的先河。邓小平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面对腐败高发的态势,他继承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强调以发展解决问题的硬道理,不断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整治腐败,有力保障了党的基本路线的顺畅运行,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获得稳定快速发展到21世纪,走向、走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新时代反腐倡廉思想理论的前行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守正创新的过程,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这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思想理论要始终与时代同行,要始终与实践同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理论是守正创新的结果,这是一项长期艰巨而重大的历史任务。

孟宪怡^[4]（2019）在《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发展能力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发展现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文化发展手段与业态变革的新形势都出现了不适应。改变不适应状况,根本出路在改革。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经探索、扩展、深化阶段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纵向链条。系统梳理、总结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可以厘清文化改革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巩固文化体制改革成果,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牢固树立文化自信之基,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实现复兴之梦的价值取向和重要手段,而这个取向和手段将成为实现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核心思想,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改革”、“创新”能否从观念形态转化为促进社会进步的现实形态,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将成为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本文将文化治理理论作为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的分析工具,通过论述具有完备文化治理经验的典型发达国家,如“社会运作型”的美国文化体制、“政府主导型”的法国文化体制、“产业促进型”的韩国文化体制,比较分析、取长补短,更好的引导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本文对新时代文化体制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归纳分析,界定了文化的内涵、外延及主要特性,总结提出了文化体制的概念、职能及基本范畴,对历史各个阶段、东西方各种文化体制的相关理论进行追根溯源。梳理了建党以来文化体制的形成过程,论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成因,介绍了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问题与成因。在梳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时,本文在“三分法”基础上进行时空上的延展和补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初探、拓展、共识、深化四个阶段,对各个阶段取得的成效和不足进行阐述,对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进行总结,同时分析了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及问题的成因,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总结出五方面的原因:传统文化体制惯性的路径依赖;改革路径的单向性;改革主体的一元主导;改革动力的非原生性;政府文化管理的低效性。从而为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创新路径找到突破口。结合文化治理理念与制度变迁理论,从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理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三方面,以创新为突破口,探寻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文化体制改革的理念创新包括创新党对新时代文化工作的领导方式、树立新时代高效服务型政府理念、践行新时代文化治理理念、重视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究;文化管理体制创新包括推动政府文化管理权的下放与转移、落实大文化体制架构、推进新时代文化立法工作、提升大数据环境下文化管理能力;文化运行机制创新包括党和政府切实保障国家文化需求的机制创新、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向现代公共服务文化体系转化的机制创新、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不断满足人民文化消费需求的机制创新。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较为系统的回答了如何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如何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如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如何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强国提供了方案。

黄敏璇^[5]（2019）在《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发展状况事关现代化的推进程度。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伴随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逐步转型,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逐步向新型社区过渡,社区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巩固党在农村社区的执政基础,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总的来看,既有研究通过“国家-社会”这一分析范式对党在农村的治理状况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但由于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抽象层面探讨问题,很难有效呈现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及其隐含的深层机制。基于此,本文立足这一分析范式,并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从结构和情境双重维度搭建“功能-资源-机制”的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探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农村党组织建设与社区治理的互动逻辑是什么?有什么特征?应当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党组织治理的推进路径?本文先对乡村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并提出当前农村社区已成为基层党组织的新治理空间,再结合数据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着党组织职责划分不明晰、运行机制不健全、组织设置不灵活以及党员队伍结构失衡等方面的问题,应重点关注农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建设与理顺其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关系这两方面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社区多元治理结构进行分析,简述农村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发挥,并对多元治理结构中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定位进行界定。此外,本文结合湖北省孝感市农村社区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农村党组织建设与社区治理的互动机制,总结归纳其侧重功能定位重塑的社区党组织建设创新、基于多元主体整合的治理体制创新、重视合作协商的治理机制创新以及“变动-吸纳-整合-重构”的治理创新逻辑。随着农村社区治理的不断推进,农村社区党组织的价值理念将逐渐从管理走向服务、管理体制从分割走向联合、运行机制从独立走向协同以及工作方式从封闭走向开放,因此应从执政基础巩固、治理能力再造、互动方式更新、服务功能夯实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杨勇^[6]（2018）在《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新时期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开端和突破口,由农村经济改革引发和带来的改革潮流使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显着的变化。农村经济改革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农村经济改革开创的新鲜经验和非凡成就为邓小平改革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及理论来源。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邓小平对农村经济改革经验的科学总结。本文通过回顾和追溯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把握其发展脉络,深刻领会其思想内涵、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本研究重在从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中汲取经验,寻求推进改革发展的动力因素,无论是对于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对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都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显着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以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形成背景和理论基础为起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对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主要原则、基本内容及特点、价值取向、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作了深入的论述。文章在具体内容上包括导论和五个章节。导论部分,主要研究内容是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研究缘由、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状况、研究重点和创新点、研究方法等。在国内外研究动态上,着重从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基础,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性质、特点,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主要原则和价值取向以及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等几方面作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解读。通过对研究现状的解析,分析存在的不足,指出研究的方向。第一章,主要研究内容是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形成背景、条件。在对国际背景和国内条件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农村经济的思想、列宁关于农村经济改革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以及毛泽东对农村经济改革探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这些构成了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来源。第二章,主要研究内容是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主要原则。本章通过对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分析,阐述了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所坚持的原则,即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内在统一、把握制度相对稳定与体制变革发展的辩证统一、注重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发展的有机统一、强调“先富”与“共富”关系的协调统一。第三章,主要研究内容是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思想和特点。本章详细阐述了邓小平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实行的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改革、在农村开展的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改革兴办以及科教兴农的改革措施等,这些构成了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思想。第四章,主要研究内容是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价值取向。本章围绕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体现的价值指向,从三个方面作了充分的阐释。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体现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引,体现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选择,体现了确立发展农民、富裕农民的价值主体。第五章,主要研究内容是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本章是以前几章为基础,阐明了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历史地位。同时,列举出当前社会上对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提出的质疑观点及面临的挑战,进而,答复和回应了对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产生的质疑、误解误读等,最后阐释了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对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启示意义,彰显了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鹏巍^[7]（2013）在《民办院校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民办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高校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特别是民办院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民办院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拐点,民办院校的办学宗旨也在经受一场洗礼：是以赚钱和盈利为目的,还是以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为目的?如何教书育人、立德树人?这既是民办院校的发展理念问题,也是一个管理理念问题。对于民办院校而言,降低风险的最好手段就是明确办学宗旨,不断地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本文紧密联系中国民办院校的实际情况,运用社会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民办院校管理体制创新问题：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探讨了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第二章,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探讨了民办教育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民办教育在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民办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以及民办教育管理体制的选择机制。侧重讨论了办学模式多样性,民办院校管理机制的主要特点,建立个性化的教育模式,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第三章,民办院校管理体制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探讨了民办院校管理体制创新研究的社会学基础、教育学基础和管理学基础；第四章,发达国家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研究,主要探讨了发达国家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性质,发达国家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模式,发达国家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构架,发达国家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可借鉴之处；第五章,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创新设计,主要探讨了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构建原则,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逻辑框架,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基本类型,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价值取向。侧重讨论了民办院校的资源配置,民办院校管理体制的重构,完善民办院校的监督机制,民办院校的公益性原则；第六章,民办院校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途径,主要探讨了构建中国特色的民办院校教育体系,创新民办院校的教育教学体系,创新民办院校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创新民办院校人事管理制度,民办院校管理体制创新的政策研究。侧重讨论了模糊的政策环境与营利性民办院校隐性化问题,政府有关民办院校立法“分类管理”营利性、非营利性问题,财政资助高层次、大规模民办院校的经营问题以及创新民办院校经营的市场机制问题；第七章,建立民办院校立德树人教育机制,主要探讨了民办院校立德树人教育机制的文化积淀,民办院校学习型组织建设管理创新,民办院校立德树人教育机制的职业操守。侧重讨论了民办院校立德树人教育机制与隐性课程理论,立德树人教育机制与社团建设,民办院校学习型组织创新。

密珊^[8]（2013）在《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然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创新，也是执政党在提高领导水平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上避不开、绕不过的关键问题。围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也要与时俱进，从而不断提高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科学化水平。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政党领导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借鉴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工具，以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和执政能力建设为切入点，从党的领导地位、领导理念、领导方式、领导人才和领导成本等几个角度，围绕如何在社会转型期领导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展开研究，梳理探索历程，分析新时期影响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制约因素，探寻现实路径，并把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改善党的领导有机结合起来。在绪言部分，本文阐述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对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概括了框架与逻辑结构，介绍了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创新点和不足。在第一章理论阐述部分，对党的领导、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制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社会管理体制是各种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方面，而制定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和程序性安排，是关于社会管理的制度与法律法规体系、组织系统和管理机制的安排，其中，执政党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在于整合社会资源，着力解决社会问题，规范社会管理的高效运行，维护社会管理的良好秩序。此外，针对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意义、基本原则、关键环节、目标和方向作了分析。在第二章中，回顾和考察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探索过程，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益于梳清脉络、理清思路。本文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是执政后党对社会管理活动的认识与初步领导，党充分发挥传统的政治优势和手段，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积累了社会管理和建设的经验；二是党的八大以后开始形成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并不断巩固，在当时特定的国内外背景下，这种社会管理体制发挥了一定的功能和作用，取得了相当的历史成就，同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这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局限性也就逐渐展露出来，党和政府希望用行政手段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从理论上看似乎可以避免市场自发性所带来的的无序竞争的弊端，在短期内把有限社会资源高效利用起来，但实践上是被证明行不通的；三是改革开放后，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发生转变，结束了改革开放以前那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建设模式，虽然此时党对社会管理体制探索，还未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只是对部分与经济体制关系密切的社会管理机制进行了局部调整，但理念和原则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展现出光明前景；四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和谐、落实科学发展的新征程，也是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新探索，构建中国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新起点。在第三章中，主要是对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沿着从社会管理体制、党的领导、党与社会互动等三个层面的逻辑脉络逐步分析。一是认识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系统性，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不可能逾越当前这个阶段而进行创新，就要梳理当前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要涉及深层次的框架结构调整，就要分析其深层次的矛盾和主要难点。二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对党的领导水平提出的新要求，既包括了从宏观上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整体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考验，也包括了从中观上对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本领，以及从微观上对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新考验。三是分析党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所面临的新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赢得不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必将损害党与社会的关系，影响到党对社会的领导。在第四章中，主要是围绕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针对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路径进行分析。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党和国家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任务十分艰巨。从党的领导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的角度，党为此要发挥优势、树立理念、改进领导方式、建设人才队伍，并从领导成本上加以检验，不断开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局面。在结束语部分，展望了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发展趋势和空间，执政党要在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全过程中，从宏观战略上把握时代脉搏、引领社会潮流，从具体实践上提高领导水平、适应发展需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张西山^[9]（20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文中指出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归结为关于‘术语’真正意义的争辩。”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下最流行、最热议的词汇之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我党新时期新阶段制度文化建设的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追问。这一反思和追问不仅表明这30年当中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而且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制度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国模式”不只是物质力量、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兴起,而且是文明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文明之路在开拓。在探寻“中国模式”之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动因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文化魅力和制度活力。文化是制度之母。一个繁荣昌明的现代化,都蕴含着强大的政制文明和醇厚的精神文化源流。制度文化既是一个生长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与创制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和文化源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度变迁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制度文化常常成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路径依赖”。制度文明内在地蕴涵着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机制程序。制度文化则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维度,是制度的理念、灵魂和生命,它决定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良序运作。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理念为灵魂,以市场经济、民主政制、公民社会、先进文化、和谐理念为基本支撑的现代制度文明秩序。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研究,建构制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学术意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文化的竞争。一个国家的落后,其背后和实的根源是制度的落后和文化的守旧。总结“社会主义三个三十年”中国制度文化的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可以归结为制度文化模式之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一部上下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也是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革命到改革、从计划到市场、从富强到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斗争到和谐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影响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冲破观念束缚的进程,是一个突破观念藩篱和体制桎梏重围的探索之路。百年来梦寻与抗争,六十年共和国岁月,三十载改革开放风云,奠定社会主义辉煌伟业和制度基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留下了丰厚的制度文化经验和教训。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及全局看,制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俱进、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课题。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演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制度文化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都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繁荣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文化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一种具有优势和活力的中国制度模式,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它是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代表了当代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作为执政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和动员能力非常重要,这也是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国成功之谜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新时期中国制度文化的转型变迁,在创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实现了在结合中创路,在特色上挖掘,在模式上拓新,在后发中超越。这些制度文化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是核心,解放思想是先导,改革开放是动力,改善民生是重点,制度创新是关键,社会和谐是本质,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涵着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来代替传统现代性的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是中国的现代性生成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现代性（制度）和民族性（文化）的双重变奏,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我们已探索和塑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先进文化体制与和谐社会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从制度文化的视阈看,作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模式突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我党制度文化理念的与时俱进。中国模式研究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学、中苏模式比较、制度经济学、国家社会理论、现代化历史、思想文化学、制度主义方法论等不同视角,本论题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制度文明的双重视阈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文化源流、制度逻辑和思想条件,发掘并吸收中外传统制度文明的智慧活水,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主要内容是：第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比较的视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导论、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旗帜、道路、理念、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和层面。它既是价值理念,又是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制度模式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第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或道路选择的制度文化逻辑特点及其意义（第二、三、四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创新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普世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实现了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整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政治智慧。实践理性、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变革意识、和谐文化等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源流。中国制度文化变迁需要社会主义,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制度文化创新的成功都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在30年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可贵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现代性思考（第五、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政党推动制度创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关键要保证社会制度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制度公平正义问题。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我们要坚持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实现制度文化的和谐,实现制度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制度创新,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积极建立更加健全、充满活力的制度文化体系。文化制造社会和谐,制度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市场伦理、政制文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谐理念蕴含着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不断超越的制度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思考。人类制度文化变迁的规律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人类制度文明是包括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民族性文化和现代性制度的协调互动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图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坚持并创新自己的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创造更加优越和有效的制度文明。“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文化与制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制度优越性。

第五编研部调研组^[10]（2010）在《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科学发展观在深圳的实践和启示》文中提出2003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广东,要求广东、深圳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近几年来,深圳市牢记总书记嘱托,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推动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各方面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经济特区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2008年,实现本市生产

二、体制创新探索发展新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体制创新探索发展新路（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办院校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体制创新探索发展新路（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D]. 寇文亮. 河北大学, 2021(09)
• [3]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比较研究[D]. 金石. 沈阳理工大学, 2020(08)
• [4]新时代文化体制改革研究[D]. 孟宪怡.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治理机制研究[D]. 黄敏璇.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邓小平农村经济改革思想研究[D]. 杨勇. 山西大学, 2018(04)
• [7]民办院校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马鹏巍. 辽宁师范大学, 2013(08)
• [8]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密珊.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D]. 张西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1(11)
• [10]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科学发展观在深圳的实践和启示[A]. 第五编研部调研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调研成果集（2009年）,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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