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ompactPCI标准将对电信应用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李朋骜[1](2021)在《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背景下,生产率将取代要素投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是常用的生产率指标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但随着2004年跨过刘易斯拐点和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劳动供给下降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产业空间分布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这与劳动生产率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具有一定的耦合性。2018年,产业分布较为密集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7.8万元/人和19.5万元/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和1.7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是二者空间相似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往以中国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均发现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这意味产业集聚是城市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来源。但通过计算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可以发现,近年来,二者空间分布耦合性正在逐渐下降,这可能与当前中国部分城市中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拥挤效应有关。在此背景下,从影响机制、溢出效应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准确把握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以在现实中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往研究对这一方面的探讨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三个方面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不同地区和不同集聚类型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多,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并进行机制检验。城市内部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和城市间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样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这在中国城市内部拥挤效应日益严重和城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内容、方法和所得结论如下:(1)利用四分位图、Moran’I指数、变异系数、一致性指数等方法分析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的现状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不均衡指数、双变量Moran’I指数分析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的相似性和关联性。研究发现,在产业集聚现状和特征方面,中国产业多样化程度正在逐渐提高;总产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显着;城市间产业集聚差异较为稳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劳动生产率上升趋势明显,并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各城市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城市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渐缩小。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关系方面,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逐渐下降;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在2016年前并没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利用2005年至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考虑了模型内生性后,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通过指标替换和变换样本等方式的检验表明该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中国城市产业集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两条重要路径,而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则并不显着。(3)从不同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集聚类型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得到如下结论:不同地区方面,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显着为负,但对样本进行筛选后,发现在多样化集聚特征显着的大中城市,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资本深化起到了中介效应。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4)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利用动态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发现,产业集聚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产业集聚程度超过这一范围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分地区来看,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而在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产业集聚程度超过一定范围后,其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低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别显着为正和显着为负,而当专业化集聚程度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着。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呈“倒U型”。(5)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分解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产业集聚对其他城市劳动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此外,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李晓峰[2](2021)在《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数字经济和信息消费的带动下,我国信息服务业规模稳步增长,步入稳中向好的发展阶段。在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26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7%,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3.3%;在2020年,其增加值达到38214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到3.76%。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中的软产业部分,是连接信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用户之间的中间产业。随着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不断渗透,信息服务业呈现服务网络化、应用平台化、软件服务化,产业融合化发展态势。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持续深化信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实现传统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效益双提升,对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实现信息服务业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信息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效用,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信息服务业自身发展演变有何规律,包括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特点以及信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供给和需求的演变特点;二是在我国现有技术条件下,作为信息服务业重要组成之一软件部分在总量以及细分行业生产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是否已然成为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三是从产业关联角度,细分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推动和消耗拉动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四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服务业如何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厘清信息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揭示其自身演化发展的特点。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进行归纳总结,研究了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以及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二是以投入产出视角,研究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与三次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细分部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演变特征。在研究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趋势时,分别计算了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与消耗的分布概率、偏斜系数,构建了分配与消耗的洛伦兹曲线以及帕累托曲线,从而揭示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和消耗的演化特点。通过构建完全消耗累积-完全供给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分配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构建完全分配累积-完全消耗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消耗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产业波及分析,揭示了信息服务业及其子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演变规律。三是将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构建了劳动-传统资本-软件资本三要素两级嵌套标准化CE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在我国当前技术水平下,软件要素、传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在总量生产函数以及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关系以及各自的贡献率。对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增长率与经济指标增长率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研究了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的占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构建总量生产函数时,采用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以及国家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分别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共23年时间跨度的总量、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系统估算并验证了估算方法的合理性和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CES生产函数参数估计时,分别采用了非线性局部优化、全局优化以及局部-全局优化相结合的迭代算法,提高了估算的准确性。在研究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其发展的影响时,对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完整披露软件资产情况且披露数据呈平稳序列的539家上市公司的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利润收入比增长率以及增加值增长率等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而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探讨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占比的范围以及占比的增长率对细分部门发展的影响。四是以产业关联理论为指导,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探析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前向推动和后向拉动作用的变化趋势,测算了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在细分部门中间需求中占比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在细分部门中间供给中占比的变化趋势,从而更加准确的揭示了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特点。五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编制了 2017年宏观SAM和对应的39部门微观SAM。在对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细致分析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指导,以前四个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引入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构建了以劳动要素、传统资本要素和软件要素作为初始投入的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分别模拟了人民币贬值2.59%,出口受挫(国际商品价格下降5%),资本要素价格上涨5%,劳动要素价格上涨5%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对信息服务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等政策冲击单独以及复合叠加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市场供需、进出口、生产要素需求、居民收入、居民福利、企业收入以及政府收入等指标的影响并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探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信息服务产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的建立,将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引入模型,量化了各部门在经济约束范围内最优化行为。通过对信息服务产业政策的模拟,探明信息服务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为信息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一是信息服务业是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信息技术持续进步的重要推手。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呈现明显的互动关系,即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信息服务新业态的涌现,而信息服务新业态的广泛渗透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并催生出新的信息技术需求。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以及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总量均呈增长趋势,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在三种信息服务业态中均呈增长趋势。科技型信息服务业与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在信息服务业中的占比呈增加趋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即信息传输服务业占比在逐渐降低,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在逐渐提高。与科技型信息服务业和生产型信息服务业相比,我国消费型信息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且消费类型主要以信息传输服务为主。消费型信息服务主要供给对象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规模较低。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等业务正在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增值服务迁移,依托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服务业态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产业在信息服务业总供给和总消耗中所占份额显着增加。信息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间接经济联系更紧密,而与第三产业主要以直接经济联系为主。信息服务业具有非常强的内生增长性,其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对自身的直接消耗增长约5.5倍,完全消耗增长了约5.8倍。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存在不均等分配和不均等消耗且不均等程度在逐渐加大。由于间接分配和间接消耗的存在,信息服务业直接分配和直接消耗的不均等程度均高于完全分配和完全消耗的不均等程度。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分配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消耗累积的不同,而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消耗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供给累积的不同。在信息服务业的子行业中,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强而拉动作用不显着,属于强制约部门。三是采用本文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和国家统计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期间总量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估算结果更加合理准确。软件要素在总量和部分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提高了要素间的替代弹性,促进了要素资源高效合理流动,发挥了降本增效的作用。当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要素进入总量生产函数时,劳动要素与传统资本要素的替代弹性,技术效率参数以及规模报酬参数均提高。当软件要素与劳动要素进行合成时,将提高劳动要素的贡献率。在细分部门生产过程中,随着软件资产占比的不断提高,软件要素、劳动要素以及传统资本要素之间由不显着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显着替代关系,由弱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强替代关系。在539家上市公司中,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高达82.2%,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达到40.1%。数据挖掘分析结果表明: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回归”特点。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高,将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上限,如果继续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过度投资”问题;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低,则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下限,如果不能及时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四是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均显着高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而由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效应较第三产业更强,从而缩小了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的差距。整体来看,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五是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抑制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提高就业,但会造成物价上涨,存在通胀的风险。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促进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导致失业率提高,经济发展趋缓。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或劳动要素价格上涨均使生产成本上升,进而使国内总需求下降。细分部门因分属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要素间替代关系不同而呈现差异性变化趋势。对信息服务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或加大对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均对国民经济产生正向作用。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将通过“政府让利信息服务类企业”,进而惠及对信息服务高消耗类产业,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实施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的政策时,则通过提高信息服务业需求,进而带动信息服务业高消耗类企业发展,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劳动要素价格上涨或资本要素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者抵消因要素价格上涨而对经济产生的负向作用。
李强[3](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形势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国外形势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技术输出管制加强,加大了装备制造关键核心技术引进的难度。2020年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失序,加剧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外部困境。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装备制造领域具有产业关联度高、辐射性强的特征,亟需通过装备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本文以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研究主线,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并进行测度。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为:一是创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政府与市场影响效应实证分析的完整链条,有助于夯实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的微观基础。二是构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不仅考虑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还考虑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去全球化、疫情蔓延等新形势。三是在实证研究设计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和市场,考察了政府补助、研发资助、基础设施、减少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程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并构建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影响机理,丰富了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对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首先,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装备制造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相关理论。在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质量问题以及社会再生产相关论述、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企业能力理论,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中介绍了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以及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其中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为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为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方面以及具体选取哪些指标提供了参考。第二,描述了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对其面临形势进行分析,并介绍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现状,剖析其优势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为了明晰研究思路,进一步阐释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在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时,不仅要借鉴经典理论,还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并明确了实证分析的具体指标。第三,构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以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测度。在把握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营绩效、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社会贡献、绿色发展五个一级指标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对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为实证分析部分奠定基础。第四,对政府支出、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影响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选取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3318个样本,构建模型对其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给出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包括:首先,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在2010年后,整体呈先降后升趋势,且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其次基于全样本的研究表明,政府补助与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现阶段处于U型曲线左侧,表现为抑制作用,企业要素密度在政府补助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政府补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因研发资助强度、地区、企业类型和规模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资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人员投入、要素密度,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电信基础设施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不显着,电信基础设施会通过提升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即要素密度、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存在。市场化程度影响方面,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有助于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企业自生能力以及研发经费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人员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加强创新引导激励、精准布局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操时磊[4](2020)在《市场竞争、两阶段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为了应对各种挑战(如经济增速放缓、经济转型升级、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等),这就需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的主要科学问题是:基于市场化改革以及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下,思考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该如何培育问题?根据制度经济学的SCP1分析框架,本文重点借鉴了技术创新理论的核心思想,并融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整合并拓展了市场竞争、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三大板块:其一,是针对竞争与创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分别对竞争与创新研究进行了必要的丰富和拓展。在竞争研究方面,本文不仅考察了制造业行业范围内市场竞争对创新影响的情形,而且加入了产业互动的前沿研究视角,对行业间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的情形加以考量,进而探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竞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情况;在技术创新端,我们在关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基于两阶段创新的理论,进一步考察了技术转移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表现;其二,基于SCP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对两阶段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考察了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考察了技术转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分别考察了政府干预和知识产权保护所起到的调节效应;其三,基于整合的SCP分析框架,将竞争与创新的研究拓展到经济增长层面,探究基于“市场竞争——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整体分析框架下,各个变量间的关系表现,在这一模块的研究中,主要是纳入了对经济增长议题的分析,我们基于两条研究子路径展开实证分析,一是探究市场竞争——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二是探究市场竞争——技术转移——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在各个子研究中,又分别对市场竞争的两种情形进行展开,特别的,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对政府干预与知识产权保护在竞争与经济增长关系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基于SCP整合分析框架,为了对上述三大板块的内容进行研究,本文—共包含了 4个研究子课题,这些子课题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微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在研究子课题1中,为了对制造业市场竞争与两阶段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我们选取了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且样本周期为2013-2017年,通过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市场竞争与两阶段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分别考察了政府干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在研究子课题2中,为了对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竞争与两阶段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根据2012年国民经济分类标准,以及2012年我国144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首先计算出22个制造业行业对5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系数,然后再根据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编制的“非制造业管制”指数,计算出各个生产性服务业在2013-2017年间的市场竞争度,将关联系数与市场竞争度指标交叉相乘即可得到22个制造业所对应的历年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指标,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再选取我国22个制造业行业中649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对研究课题开展实证检验。在研究子课题3中,我们对两阶段创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分别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采用的依然是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还进一步考察了政府干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在研究子课题4中,基于整合的SCP分析框架,我们全面的分析了“市场竞争——两阶段创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仅考察了市场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而且重点探究了两阶段创新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在调节变量层面,我们考察政府干预和知识产权保护在整个模型中可能起到的影响,研究数据和变量选取基本上沿用了前述章节的基础,并以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根据本文得出的上述研究结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市场竞争层面,由于良好的市场竞争可以促进两阶段技术创新,因而我国各级政府应当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构建一流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在处理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要平衡好国有与其他类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实现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要素的分配、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以及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积极消除要素扭曲,从而为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果的涌现和转移转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以及本文得出的结论,即两阶段创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创新体系,未来需要一进步完善市场化导向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机制,在两阶段创新层面,不仅要重视科技成果的产出,还需要大力支持既有创新成果的扩散和商业化,在此过程中要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新的重要性,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层面,积极推行专利促进等措施;三是,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由于我国目前的全要率生产率仍然低于世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而,管理好新一轮转型,就是要平衡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技术创新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辅之以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环境,如此便可较好的应对当前生产率增长面临的挑战。
康正宁[5](2020)在《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文中提出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处在高速建设中。信息化成为这场建设的主角之一,而智慧城市是其高级的表现形式,它是信息化的城市形态,更是新型城市建设的理念,是城市发展的新方式。基础设施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从多种途径拉动经济增长。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提升我国城市经济社会运行效率,还为美化城市生态、减少交通拥堵、解决“马路拉链”等遗留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相关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对智慧城市尤其是其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测度和评价能为政府部门和城市规划者的决策提供依据,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目前,智慧城市的评价方法多针对信息系统项目,并主要集中在局部地区、特定产业部门以及特定项目的效益评估上,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研究和测度的文章较少。本文从研究经济学领域中智慧城市相关文献开始,参考了大量信息系统评价的文献,从经济学经典理论导出进一步研究方法。接着本文分析了城市化和信息化的互动对智慧城市带来的影响,引出了智慧城市的理念,并研究了智慧城市的内涵,而后界定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范围,从信息化和城市化的不同视角对智慧城市建设框架进行研究,然后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成功智慧城市试点案例;深入研究了智慧城市基础设建设对经济拉动的机理,理清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的投资顺序,并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进行了研究,分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影响经济产出的背后机制;然后使用了投入产出法对我国智慧城市相关产业部门的投资拉动效应进行了评估,评估了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部门间拉动的增加值和对就业的拉动效力,阐述了对智慧城市分析的启示;最后,综合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评估我国70个试点智慧城市的经济效率。现有研究在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拉动效应时,多局限于对总产出的拉动效应,而对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的估算是创新的方式。本文基于WIOD非竞争投入产出表,运用里昂惕夫需求拉动模型,从总产出、产出增加值、就业三个维度实证测算了各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试点智慧城市从国家选定并公布、城市开始建设至今共3年有余,从城市视角对智慧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本文综合使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我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效率进行静态和动的评价。首先根据2014年数据,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综合使用三阶段数据包络模型和超效率分析模型估计了我国试点城市中70个地级市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率,然后使用Malmquist指数法比较试点城市在加入试点前的2011年和加入试点后2014年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最后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估算城市基础设施对产出的系数,并分析各城市经济效率。我国地区投资效率差异明显,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分析发现试点城市中武汉的效率最高,石家庄、太原、无锡等九个城市经济发展受到源自教育、人口等方面的约束。根据Malmquist模型的分析发现,在2011到2014年间,试点城市Malmquist指数几何平均值为1.021,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且上升幅度高于全国效率提升幅度。我国试点城市效率改善主要源于综合效率改善,综合效率提升又主要源于资源利用效率上升。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对基础设施效率进行了再评估,发现管道等市政设施一方面对产出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或资本影响投入产出效率。SFA分析也表明无效率,并非环境噪声等难以控制的因素是我国各试点城市产出低于生产前沿的主要原因。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应当以基础设施投入为主。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应该从城市视角出发先行规划,按不同城市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个性化建设方案。优先考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并灵活的采取不同的投资形式。在设计时多考虑产业协同的作用,促进产城融合的新型智慧城市形态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将对未来城市居民生活造成全面影响,智慧城市的规划也牵涉到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本文侧重于分析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率研究,是我国现阶段的智慧城市的重点问题。未来分析可向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长期经济效应,智慧城市上层应用系统的深入研究,以及智慧城市建设对政治、文化方向扩展。在数据允许前提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使用本文的方法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更加准确的测度。
Ivan Sarafanov[6](2020)在《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 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再次,本文采用GTAP 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王宇鹏[7](2020)在《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初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来发展增速期。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转向寻求区域贸易安排的解决方案。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加快了对外商谈自贸区的步伐。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主导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开始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一些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此背景下于2013年启动谈判,于2019年2月生效。欧日EPA是目前全球发达经济体之间、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自由化程度高,内容丰富。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欧日达成EPA对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社会福利和气候环境等都将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同时将对其他自贸协定起到示范作用,决定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进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全球治理模式的调整。中国是欧日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欧日EPA的实施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贸易投资、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中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全球自贸区战略,当前面临着多边贸易体制深刻调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尚未完全平息等诸多风险挑战。欧日EPA将对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和开放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文将欧日EPA协定的效应作为研究主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欧日EPA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二是欧日EPA对中国在宏观经济、对外贸易、吸引投资、劳工环保、规则治理等方面的影响。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一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传统和新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欧日自贸区的贸易投资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引力模型、GTAP模型和LMDI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二是运用历史与现实对照分析的方法,理清近二十年来欧日贸易投资的发展历程,来解释当下欧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态势问题;三是将微观的产业研究与宏观的经济贸易研究统一起来,不但从经济总量、贸易和投资格局等角度探究贸易投资发展潜力,又从微观层面的具体产业和产品入手,探究竞争性和互补性问题;四是综合运用横向与纵向对比方法,既对欧日经贸合作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阐述,也对中国和欧日的贸易投资规模、结构和竞争力水平进行横向比较。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内容如下:首先是引言和文献综述理论探索。接下来主要探讨了欧日签署EPA的背景和基础,对欧日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双向投资情况进行梳理,通过贸易结合度指数、互补性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欧日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和GI指数对欧日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产业内贸易情况展开研究。其次分析了欧日EPA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主要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投资自由化四方面介绍了协定的框架内容,从公司治理、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补贴和国企、贸易救济等九个方面阐述了欧日协定在规则上与以往自贸协定相比的主要特点。再次阐述欧日EPA的经济效应,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方面着手。理论分析方面,从贸易自由化视角和比较优势视角分析了贸易效应,从投资转移效应和投资创造效应两方面探讨投资效应,同时阐述了竞争效应和轮轴-辐条效应。实证分析方面,基于引力模型,对欧日EPA的投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GTAP模型,研究了EPA协定对欧日GDP、贸易条件、要素回报、福利水平、各部门产出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的影响。然后对欧日EPA的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展开分析。一是社会效应,理论层面,从就业创造、保障劳工权利和公民社会参与劳工政策磋商角度探讨;实证层面,运用GTAP模型分析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二是环境效应,理论层面,从环境产品和服务便利化、资源利用效率、废弃物产生量、监管能力和实施多边环境协定角度探讨,实证层面,运用LMDI模型将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方面进行分析。三是规则治理效应,主要分为补贴和国企、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政府采购等方面,分析对规则的引领作用。接下来是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在梳理中国与欧日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基础上,对中国与欧日竞争性和互补性、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产业内贸易展开详细分析,然后重点是对中国的贸易、投资等经济影响以及国企补贴、可持续发展等规则治理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基于GTAP模型对中国的GDP、出口、要素回报、贸易条件、福利水平、环境等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如下:一方面是欧日EPA的效应。第一,双方的经济效应均是正向而明显的,日本在GDP、贸易、福利等方面获益程度高于欧盟。欧盟收益最大的是纺织服装皮革业,受损最大的是汽车制造业;日本产出获益最大的是汽车业,产出降幅最大的是乳制品产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均为负面,但降幅较小。第二,贸易促进效应明显,日本的进出口增幅均高于欧盟。其他经济体都遭受负面影响,但程度有限。日本的贸易条件改善,而欧盟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第三,双向投资的促进效应比较显着,欧日在投资领域放宽市场准入产生投资创造效应,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生产布局的调整引起投资转移效应。区外经济体对区内也产生投资转移和创造。第四,社会和环境效应明显。社会效应方面,改善双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提升双方就业水平,实现对劳工权利的更好保护。环境效应方面,促进环境贸易便利化,对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加大了欧日对应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第五,对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方式影响深远,加严了补贴和国有企业规则纪律,对未来自贸协定的公司治理内容起到示范作用,引领全球政府采购规则主导权,为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预做铺垫。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影响。第一,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无论是GDP、福利水平、产出都是全球经济体中下降幅度较大的。但是负面效应总体可控。第二,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冲击,贸易转移效应比较明显,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但是,中国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与欧日的出口产品结构存在差异化,影响有限。受损最大的是对欧电子设备出口和对日纺织服装皮革出口。第三,对中国吸引投资造成较大压力,可能使部分对华投资转移至欧日。第四,对中国劳工和环保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劳工和环境高标准对中国造成相当压力,挑战中国政策底线。另一方便有助于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五,对中国的规则制定和治理模式兼具机遇和挑战。既企图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又可倒逼我深化改革。为此,本文提出五点政策建议:一是以大型自贸伙伴为重点,推动尽快结束或实施中欧投资协定谈判、RCEP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协定。二是抓住一大批中小型经济体,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三是显着提高自贸协定的自由化水平,扩大服务业开放,改善营商环境,争取在新规则议题上有实质性突破。四是加强与自贸区相适应和配套的国内政策调整,实现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是处理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平衡关系,以实际行动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不仅分析欧日EPA的经济影响,还创新性地使用了LMDI模型,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维度,分析了欧日自贸区的环境效应。此外,本文还阐述了协定对于全球规则制定和治理体系的影响,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补贴、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对于中国在学习借鉴全球领先的自贸区模式和规则、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有启示作用。
陈民豪[8](2020)在《5G时代DG公司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科技正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创新与应用缩短了产业变更的周期,不断改变了社会的各种形态,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电信作为科技产业变更的集中体现,正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移动通讯作为电信产业发展的焦点与热点,从1G开始,历经2G网络、3G网络、4G网络,目前正面临5G网络的升级换代。每一次的移动通讯网络升级换代都对电信行业、IT产业和国家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改写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并推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然而,我国运营商的发展与IT行业的突飞猛进却形成鲜明对比,陷入了整体竞争力严重下降的状况,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信息安全、IT基础设施的夯实构成重大挑战。因此,研究和提升我国电信企业竞争力成为十分迫切的理论和现实课题。目前,国家正在推动5G战略,在整个5G产业链的源头,我国拥有5G的国际认可的自主产权标准,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方向,将进一步深刻改变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下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位置,从而使中国的电信、互联网、电子商务从落后追赶变为全面超越,弯道超车成为可能。而作为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的电信运营企业在5G产业中承担建设、运营的责任,能否在为5G整个产业的繁荣和经济的飞跃发展提供加速器作用的基础上,同时提升运营商的经营效益,是整个电信行业在发展中需要重点考虑的焦点。DG公司在集团的5G规划中,起到先行试点的示范作用,一直处于市场竞争的最前沿阵地,各方均在此区域进行角逐搏弈,因此DG公司在推动5G产业的发展经验对集团的5G战略起到一个很好的验证作用。而作为一个区域公司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其内部竞争力的高低将决定了其应变能力的高低,因此研究一个地方公司在5G时代下如何提升竞争力将为如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电信运营商在产业链中的经营价值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论文基于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从市场规模、技术要素、创新能力和转型能力方面等分析了DG公司在竞争力发展中的存在问题,围绕建立的钻石模型提出了在五个方面提升竞争力的措施:借助外力、转换经营理念、建立并强化转型能力、建立和完善企业创新机制、深化企业资本运作能力。通过论文的研究,取得了二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创新成果。第一,构建了一个适合电信运营商提升竞争力的钻石模型。第二,点明了电信运营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拾互联网思维、强化转型能力和促进创新转变,最终建立行业竞争力的实践标准。
宋庆[9](2020)在《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信息技术正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在政策、产业、技术等因素的推动下,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通信网络使不同产业相互交叉和渗透,逐渐表现为产业链发生变革,原有的产业角色、商业模式、运营体系都将升级迭代。同时,4G时代即将结束,全球电信行业将迈入5G时代,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一直在跟随,在4G时代实现了并肩,在5G时代必须要引领。战略是企业生死存亡、持续发展的关键。在通信技术交替的窗口期,如何转型适应时代发展、产业发展是中国电信运营商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传统业务和新业务交杂范围甚广、内外部战略环境复杂,电信运营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战略焦点模糊、能力布局跟风、外界环境感知弱等一系列问题。论文以此作为研究的源头,逐步剖析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过程。论文采用“理论和经验-模型-实证-实践”的研究方法,对商业生态、组织生态、战略管理、战略转型等理论进行深入学习,同时辅以国际领先电信运营商转型跟踪,系统性汲取转型优质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分析影响战略转型的内外部因素,构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并借助问卷调查对多类型企业、多业务线条、多层次组织的相关战略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依此进行实证研究,明确影响战略转型的内外部因素。根据实证结果,从多平台网络效应视角构建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战略转型模型,并以典型电信运营商和科技公司的转型实践为案例,论证该战略转型模型的可行性,最后以国内某运营商为例,结合其具体业务和市场发展情况,制定其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战略转型路径规划和组织保障,作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提供具体参考和建议。论文整个过程实现了源于理论和实践融合,终于理论和实践融合。在过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电信运营商具体转型实践的基础上,抽象构建论文的影响因素体系和转型模型,通过实践论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并将理论模型落地于国内电信运营商具体转型实践,实现理论和实践相融合的闭环。论文在研究过程中的主要结论:一是,从内部看,商业模式是影响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重要因素,而相对于产品形态和业务模式,平台体系发挥更为的重要作用。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过程是一个融合创新能力、资源能力、组织运营能力、商业模式、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商业模式是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微观基础,而平台则是商业模式倡议用户价值主张的承载体。二是,从外部看,环境变化和用户需求对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过程影响深远,是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外部机遇。相比规模效应、社会影响力,环境变化和用户需求更能左右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过程。政治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技术趋势、行业趋势都是环境影响战略转型的重要因素。三是,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转型战略是电信运营商行之有效的转型方向。平台体系建设是商业模式的关键子项。电信运营商的平台体系和研发模式、技术驱动创新、价值理念、数字化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影响。电信运营商的技术平台为战略转型提供技术底座,多边平台为转型提供更多市场的拓展可能性。论文开展的创新性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内外部出发,构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内部因素主要包含商业模式、资源能力、组织运营能力、文化、融合创新能力等五个维度,外部主要包含环境变化、用户需求、规模效应、社会影响力等四大维度。根据电信业技术和商业共同演进的特点以及过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电信运营商在战略、业务、营销、研发、网络、组织、运营等领域优质转型经验,论文提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从商业模式、资源能力、组织运营能力、文化、融合创新能力等五大维度构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内部影响体系,从环境变化、用户需求、规模效应、社会影响力等四大维度构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外部影响体系。论文全方面、立体式深入剖析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过程。以往研究学者多从1-4个角度进行实践分析,较难全面窥探电信运营商转型的内外部影响因素,论文开展的系统化影响因素分析在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研究文献中尚无先例,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凸显论文的理论价值。该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形成充分体现了新理论源于以往理论成果和实践的抽象。第二,从多平台网络效应视角构建电信运营商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转型战略。根据论文开展的实证研究,平台体系对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影响重要性排名第一。平台体系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对产业发挥了赋能和颠覆的重要作用,主要由于其背后的网络效应。技术平台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多边平台为电信运营商提供了多边积极互动的可能性,包括同质用户的互动和异质用户的互动。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的融合使得网络效应对电信运营商通过平台强化战略转型的力度更加强烈。基于此,论文构建的多平台融合转型战略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需求,同时,韩国电信运营商SKT的转型实践和科技公司微软的转型实践充分论证多平台融合转型战略的落地实施可能性。该多平台融合转型模型一方面从实践层面为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指明了大方向,另一方面详细阐明研发模式、技术驱动创新、价值理念、数字化人才培养、运营模式对战略转型的支撑作用。过往学者多提平台战略和重点开展单平台研究,在通信行业内,电信运营商转型研究鲜有学者开展多平台融合转型研究,论文构建的技术平台和多边融合转型模型具有较好的指引性。第三,以国内某运营商为例构建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转型路径规划,用具体研究案例落地具体化模型,凸显基于模型的差异化价值。战略转型模型的重要检验标准是能否结合电信运营商实际业务落地实施。论文依照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影响因素体系,系统分析国内某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根据论文构建的多平台融合转型模型,构建该运营商的转型路径规划以及平台治理和组织保障措施。该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电信运营商在转型的过程中,涉及的因素和遇到的问题多种多样,论文结合该运营商具体情况制定的技术平台和多边平台融合转型路径不仅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而且演化的概念模型来源于国际运营商战略转型的实践抽象,具有较好的实操性和落地性。
王玉璋[10](2019)在《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供热是城市公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镇供热一直采用福利供热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投资主体单一和国有供热企业低效率问题严重制约了城镇供热行业的供给能力提升。为了消除投资瓶颈、改进生产经营效率,上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供热行业开始进行以产权改革和放松资本准入为主线的市场化改革。以特许经营为主要形式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简称PPP)模式在吸引投资、优化行业资本结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①。为了进一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经营,2014年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先后出台推广应用PPP模式的政策文件。随后,在城镇供热领域,PPP模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根据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PPP综合信息平台的统计,截止2017年底,北方15省②②(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供热PPP项目共有260个,总投资额达807.91亿元。如今,PPP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城镇供热市场化改革的主流模式之一。从理论角度看,私人部门进入城市公用事业领域必然会引发新的市场失灵问题。为此,针对PPP模式的有效政府规制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城镇供热领域尚未建立完善的政府规制体制,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规制机构和有效的规制政策工具。因此,结合城镇供热PPP的规范性目标,开展系统的规制政策研究,对改善城镇供热行业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遵循从“为何规制”到“怎样规制”的思路,本文首先从城镇供热技术经济特征入手,分析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需求,并选取相关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模型对城镇供热规制政策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继而根据分析结果提出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框架。最后,本文对相关规制政策进行逐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如下:(1)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本文从规制起因、规制方式选择两个层面对现有城镇供热规制文献进行了梳理。城镇供热规制主要根源于其准公共产品属性和自然垄断特征。PPP模式下,受信息不对称影响,传统规制方式无法实现多维规制目标,激励性规制方式将是城镇供热规制的必然选择。文献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基于PPP视角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研究比较少,研究重点仍然停留在为何规制层面。此外,相关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非常缺乏。(2)提出了 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框架。本文从城镇供热技术经济特征入手,分析了城镇供热规制需求,并结合PPP模式的规范性目标,构建面板模型对城镇供热规制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框架。分析结果表明,现行规制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镇供热行业供给总量和投资规模,改进了项目企业生产效率,但在优化行业投资结构、控制供热服务价格、提升普遍服务水平三个方面,效果并不理想。为此本文提出了包含政策导向、政策内容、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运行体系在内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框架。(3)探讨了城镇供热市场结构重组与PPP项目准入规制政策。本文首先分析了现行城镇供热市场结构的缺陷:一是大型国有供热企业高度垄断,妨碍公平竞争;二是众多小型供热企业分散经营,缺乏规模经济效应;三是新企业准入门槛较高,难以参与经营。本文以有效竞争为基准,探讨了城镇供热市场结构重组模式选择,并给出了四项政策建议:深入推进实质性政企分离、对在位大型供热企业进行横向拆分、推进小型供热企业并购和保障公平接入。随后,本文对城镇供热PPP项目竞标资格审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保障公平竞标资格审查的政策建议。针对城镇供热PPP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的合谋围标行为,本文就其发生机制和防范机制设计展开分析,并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完善招标法律法规体系、健全项目招标监督机构、强化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监督、创新招标监管方式、设施合理的拦标价格并建立城镇供热企业诚信档案制度。(4)探讨了与PPP模式相适应的激励性热价规制政策。本文首先提出PPP模式下热价规制的四维目标:防止垄断高价损害用户利益、激励项目企业改进效率、维护项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潜力、促进清洁供热。然后,本文从现行成本加成定价机制缺陷入手,分析PPP模式下的激励性热价规制需求。与成本加成定价相比,激励性价格规制方式至少具有三重机制优势: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动态性价格调整机制和针对性补贴机制。最后,本文以一般价格上限模型和标杆价格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城镇供热PPP实际,对两类激励性热价规制模型设计和相应政策进行了探讨。(5)探讨了适应PPP模式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规制政策。本文以PPP背景下城镇供热普遍服务制度困境为切入点,分析了城镇供热普遍服务模式选择,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PPP模式下,城镇供热普遍服务正面临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遵循体制转型过程中普遍服务模式的一般演化路径,应当建立由责任主体、服务对象、实现机制三部分组成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规制框架。鉴于现行城镇供热管理体制的过渡性特征,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模式有两种现实选择:政府补贴模式和普遍服务基金模式。除存在影子成本外,对城镇供热企业的普遍服务补贴不但扭曲企业的成本分配,而且会偏离普遍服务目标。为此,应当转变定价方式、强化企业成本监审、建立相对独立的规制机构并完善补贴监督机制。针对居民用热补贴的不公平和低效率问题,应当调整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完善弱势群体用热补贴制度。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建立普遍服务基金是城镇供热普遍服务的必然趋势。为此,本文提出了五项政策建议:完善普遍服务基金法律法规、建立普遍服务基金管理机构、健全普遍服务基金监督体系、强化供热企业成本监审、改善普遍服务市场环境。结合以往的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构建省际面板模型对城镇供热规制效果进行实证分析,为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研究提供了的经验证据。由于行业数据比较缺乏,现有城镇供热规制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定量分析比较缺乏,所得结论不够严谨,缺乏说服力。本文在搜寻和整理城镇供热行业相关数据基础上,基于PPP视角,构建省际面板模型对城镇供热规制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为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2)探讨了激励性价格规制政策在城镇供热PPP模式中的应用,丰富了城镇供热价格规制研究的内容。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供热行业的激励性价格规制研究比较少见。本文以热价规制目标为起点,在PPP风险分担与收益分享框架下,探讨能够权衡多重规制目标的激励性热价机制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镇供热价格规制研究,并为制定适应PPP模式的城镇供热价格规制政策提供了思路。(3)探讨了与PPP模式相适应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政策选择,为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规制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公用基础设施领域的普遍服务规制研究多集中于电信、电力、邮政等领域,城镇供热普遍服务研究较为少见。由于缺乏具体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内涵界定,相关研究呈现显着的碎片化特征。本文结合行业特点界定了城镇供热普遍服务的基本内涵,并以此为基础,从PPP背景下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困境入手,探讨了 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模式选择,为制定相应的规制政策提供了参考。
二、CompactPCI标准将对电信应用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CompactPCI标准将对电信应用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产业集聚文献综述 |
1.2.2 劳动生产率文献综述 |
1.2.3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文献综述 |
1.2.4 对已有文献的思考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2.1 概念界定 |
2.1.1 产业集聚 |
2.1.2 劳动生产率 |
2.2 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 |
2.2.1 共享 |
2.2.2 匹配 |
2.2.3 学习 |
2.3 集聚和区域增长理论 |
2.3.1 资本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2.3.2 劳动力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2.4 集聚经济范围理论 |
2.4.1 产业范围 |
2.4.2 空间范围 |
2.4.3 时间范围 |
2.4.4 考虑集聚经济范围的生产函数 |
第3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框架 |
3.1 产业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3.1.1 人力资本 |
3.1.2 资本深化 |
3.1.3 技术进步 |
3.2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分析 |
3.2.1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3.2.2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3.3 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
3.4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第4章 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现状与特征分析 |
4.1 中国产业集聚现状与特征分析 |
4.1.1 产业集聚测度方法 |
4.1.2 产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
4.1.3 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
4.1.4 城市产业集聚差距度量 |
4.2 中国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与特征 |
4.2.1 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 |
4.2.2 劳动生产率空间特征 |
4.2.3 城市劳动生产率差距度量 |
4.3 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一致性特征分析 |
4.3.1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分析 |
4.3.2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相关性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实证研究及机制检验 |
5.1 模型设计 |
5.1.1 实证模型设定 |
5.1.2 内生性分析 |
5.1.3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
5.1.4 描述性分析 |
5.2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5.2.1 相关性分析 |
5.2.2 实证结果 |
5.2.3 稳健性检验 |
5.3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
5.3.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介绍 |
5.3.2 中介变量度量 |
5.3.3 实证结果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
6.1 产业集聚对东、中、西部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6.1.1 东、中、西部样本特征描述 |
6.1.2 实证结果 |
6.2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6.2.1 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度量 |
6.2.2 实证结果 |
6.3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6.3.1 不同类型产业划分及特征描述 |
6.3.2 实证结果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7.1 相关文献述评 |
7.2 模型设计 |
7.2.1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介绍 |
7.2.2 检验原理 |
7.2.3 实证模型设定 |
7.3 实证结果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8.1 相关文献述评 |
8.2 模型设计 |
8.2.1 常用空间计量模型介绍 |
8.2.2 偏微分分解方法介绍 |
8.2.3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8.2.4 实证模型设定 |
8.3 实证结果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2)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和关键概念说明 |
1.3.1 研究对象 |
1.3.2 关键概念说明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1.5 研究方法 |
1.5.1 资本要素估计 |
1.5.2 替代弹性估计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2.1.1 信息化社会理论 |
2.1.2 产业关联理论 |
2.1.3 生产要素理论 |
2.1.4 一般均衡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信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
2.2.2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业互动发展 |
2.2.3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 |
2.2.4 信息服务业CGE的相关研究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信息服务业态发展演变规律研究 |
3.1 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1 科技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2 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3 生产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2 信息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 |
3.2.1 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的经济指标表征 |
3.2.2 信息服务业态内部结构演变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分析 |
4.1 信息服务业前向关联特征分析 |
4.1.1 信息服务业前向直接关联特征分析 |
4.1.2 信息服务业前向完全关联特征分析 |
4.1.3 信息服务业前向间接关联特征分析 |
4.2 信息服务业后向关联特征分析 |
4.2.1 信息服务业后向直接关联特征 |
4.2.2 信息服务业后向完全关联特征 |
4.2.3 信息服务业后向间接关联特征 |
4.3 信息服务业产业波及分析 |
4.3.1 推动力系数 |
4.3.2 影响力系数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信息的生产要素性质 |
5.1 资本存量估算研究 |
5.2 软件资产在总量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5.2.1 总量CES生产函数构建 |
5.2.2 总量CES生产函数数据 |
5.2.3 总量CES生产函数估算结果 |
5.3 软件资产在细分部门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5.3.1 细分部门CES生产函数构建 |
5.3.2 细分部门格兰杰因果检验 |
5.3.3 细分部门决策树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融合研究 |
6.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 |
6.1.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需求 |
6.1.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需求 |
6.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 |
6.2.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 |
6.2.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供给研究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信息服务业CGE模型构建和政策模拟 |
7.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与SAM编制 |
7.1.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 |
7.1.2 SAM编制 |
7.2 CGE系统搭建 |
7.2.1 生产模块 |
7.2.2 收入和需求模块 |
7.2.3 价格模块 |
7.2.4 国际贸易模块 |
7.2.5 均衡闭合模块 |
7.3 模拟方案设计和软件执行 |
7.3.1 国内外环境因素 |
7.3.2 模拟说明 |
7.3.3 经济形势模拟 |
7.3.4 产业政策模拟 |
7.3.5 复合模拟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存在的不足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
附录E |
附录F |
附录G |
附录H |
附录I |
附录J |
附录K |
附录L |
附录M |
附录O |
参考文献 |
(3)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高质量发展内涵研究 |
1.3.2 高质量发展测度与评价研究 |
1.3.3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1.3.4 装备制造产业及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
1.3.5 研究述评 |
1.4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框架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装备制造企业的概念界定 |
2.1.2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 |
2.2 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论述 |
2.2.2 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 |
2.3 企业发展相关理论 |
2.3.1 竞争优势理论 |
2.3.2 企业能力理论 |
2.4 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 |
2.4.1 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 |
2.4.2 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 |
2.4.3 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和理论逻辑 |
3.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 |
3.1.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
3.1.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现状 |
3.1.3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优势 |
3.1.4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不足 |
3.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 |
3.2.1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 |
3.2.2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逻辑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4.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形成机理 |
4.1.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4.1.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形成机理 |
4.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设定 |
4.3 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4.3.2 测度结果及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政府支出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5.1 政府补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5.1.1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5.1.2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3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5.1.4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
5.1.5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5.2 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5.2.1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5.2.2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5.2.3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5.2.4 基于企业研发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6.1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6.2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6.3.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2 技术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 |
6.4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实证检验 |
6.4.1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6.4.2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6.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市场化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7.1 市场化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理论分析 |
7.2 减少政府干预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7.2.1 减少政府干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7.2.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7.2.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7.3 金融市场化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7.3.1 金融市场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7.3.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7.3.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7.4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7.4.1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7.4.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7.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2.1 加强创新引导激励 |
8.2.2 精准布局基础设施 |
8.2.3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致谢 |
(4)市场竞争、两阶段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1.2.1 研究内容 |
1.2.2 论文结构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创新点与局限性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产业组织理论 |
2.1.2 技术创新理论 |
2.1.3 内生增长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市场竞争与技术创新研究进展 |
2.2.2 市场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进展 |
2.2.3 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制造业市场竞争与两阶段创新的关系研究 |
3.1 研究问题与现状 |
3.2 影响机理与假设发展 |
3.2.1 制造业市场竞争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 |
3.2.2 制造业市场竞争与技术转移的关系研究 |
3.3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
3.3.1 变量选取与说明 |
3.3.2 多元回归模型构建 |
3.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3.4 实证分析 |
3.4.1 制造业市场竞争与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3.4.2 制造业市场竞争与技术转移的实证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竞争对两阶段创新的影响研究 |
4.1 产业关联的概念及其影响机理分析 |
4.1.1 产业关联的概念与研究进展 |
4.1.2 服务业市场竞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
4.1.3 服务业市场竞争对技术转移的影响机理分析 |
4.2 服务业市场竞争指标构建与测量 |
4.2.1 投入产出关系下的产业关联度测算 |
4.2.2 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竞争度测量 |
4.3 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
4.3.1 模型构建 |
4.3.2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4.4.1 服务业市场竞争对制造业创新的实证结果分析 |
4.4.2 服务业市场竞争对技术转移的实证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两阶段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
5.1 研究问题与现状 |
5.2 影响机理与假设发展 |
5.2.1 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
5.2.2 技术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
5.3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5.3.1 变量选取与说明 |
5.3.2 多元回归模型构建 |
5.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4.1 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考虑政府干预的调节效应 |
5.4.2 技术转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市场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考虑两阶段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
6.1 研究问题与现状 |
6.2 影响机理与假设发展 |
6.2.1 市场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
6.2.2 市场竞争、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
6.2.3 市场竞争、技术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 |
6.3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6.3.1 模型构建与方法 |
6.3.2 变量定义与解释 |
6.3.3 描述性统计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6.4.1 市场竞争、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6.4.2 市场竞争、技术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5)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技术路线图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一、研究内容 |
二、论文结构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一、从智慧城市的研究对象方面 |
二、从智慧城市的评价形式方面 |
三、从智慧城市实践的指导方面 |
第六节 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 |
二、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基础理论 |
第一节 智慧城市评价相关的文献综述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第二节 经济学相关的基础理论 |
一、宏观经济理论 |
二、福利经济学理论 |
三、公共经济学理论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投入产出理论模型 |
二、数据包络分析法 |
第三章 智慧城市内涵及其建设模式的研究 |
第一节 智慧城市的内涵及建设意义 |
一、智慧城市的内涵 |
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界定 |
三、智慧城市建设的意义 |
第二节 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分析 |
一、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管理领域影响 |
二、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社会领域影响 |
三、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经济领域影响 |
四、城市化与信息化互动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小结 |
第三节 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化模式 |
一、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
二、信息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 |
第四节 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化模式 |
一、城市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
二、城市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框架 |
第五节 智慧城市建设案例分析 |
一、国外智慧城市案例分析 |
二、国内智慧城市案例分析 |
第四章 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效率的机理 |
第一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投资顺序的研究 |
第二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产业带动效应研究 |
一、公共设施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研究 |
二、智慧城市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 |
第三节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效应的研究 |
第四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第五章 我国智慧城市相关行业对经济拉动作用分析及对智慧城市的启示 |
第一节 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分析 |
一、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
二、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
三、封闭经济下的拉动效应 |
四、非竞争投入产出框架 |
第二节 我国各智慧城市相关行业投入对经济拉动作用分析 |
一、各部门直接消耗系数测算 |
二、各部门总产品的完全拉动系数测算 |
三、各部门增加值拉动系数测算 |
四、各部门就业拉动系数测算 |
五、智慧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投资拉动案例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第六章 我国试点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比较分析 |
第一节 DEA和 SFA模型的应用分析 |
一、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
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和相关说明 |
第三节 智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比较——DEA模型 |
一、静态效率比较——三阶段DEA 模型和超效率DEA 模型 |
二、动态效率比较——Malmquist指数模型 |
第四节 智慧城市之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评价——SFA模型 |
第五节 本章小结和启示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结论与启示 |
一、结论 |
二、政策启示 |
第二节 主要创新 |
第三节 问题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际经济学贸易壁垒理论综述 |
2.1.1 国际贸易壁垒的概念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因素 |
2.1.2 国际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
2.2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情况及规则研究的文献综述 |
2.2.1 国内研究综述 |
2.2.2 国外研究综述 |
2.3 数字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研究的文献综述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2.4 关于度量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和经济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
2.5 国内外文献综述小结 |
第3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
3.1 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
3.1.1 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和发展历程、结构及主要经济合作领域 |
3.1.2 金砖国家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
3.1.3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概述 |
3.1.4 金砖国家成员国内外贸易规模及其结构 |
3.2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概述 |
3.2.1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
3.2.2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分析 |
3.2.3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领域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
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
3.3.1 云计算概念界定、基本功能、发展规模及其对数字贸易起到的作用 |
3.3.2 云计算服务主要类型、发展优势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
3.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分析 |
3.4 金砖国家数字内容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3.4.1 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4.2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4.3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3.5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记录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3.5.1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发展情况分析 |
3.5.2 金砖国家数字支付发展情况 |
3.5.3 金砖国家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领域主要壁垒和限制措施分析及其水平评估 |
4.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含义、主要类型和特点分析 |
4.1.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的含义 |
4.1.2 数字产品新型贸易壁垒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
4.2 新型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4.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2.2 数据本地化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2.3 私人和公共网络安全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2.4 有关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3 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4.3.1 市场准入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4.3.2 与投资相关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4.4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与数据限制性政策保护程度评估 |
4.4.1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4.4.2 金砖国家数据限制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模型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5.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介绍 |
5.1.1 模型设定 |
5.1.2 研究方法介绍 |
5.2 指标选择、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介绍 |
5.2.1 数据密集型行业识别方法与实现步骤 |
5.2.2 基于L-P非参数方法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5.2.3 建立金砖各国数字贸易保护强度指数(DTPSI)的方法与实现步骤 |
5.3 实证模型实现步骤及其结果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5.3.2 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 |
5.3.3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5.4 低级、中级和高级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15个行业TFP影响模拟分析 |
5.4.1 不同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方案对各行业TFP影响模拟方法与结果 |
5.4.2 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数据密集型行业TFP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5.4.3 模拟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本章主要发现 |
第6章 基于GTAP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6.1 GTAP10数据库和模型介绍 |
6.1.1 GTAP10模型的基本简介及其主要特点 |
6.1.2 GTAP模型使用于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影响的局限性 |
6.2 基于GTAP10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模拟分析 |
6.2.1 模拟方法介绍及其实现过程 |
6.2.2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下实际GDP变化模拟结果分析 |
6.2.3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6.2.4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上升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运行机制构建 |
7.1 全球与金砖国家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
7.1.1 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
7.1.2 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
7.1.3 金砖国家现有关于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合作框架协议 |
7.2 金砖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的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7.2.1 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
7.2.2 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
7.2.3 合作模式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
7.2.4 以WTO为主Ti SA协议为辅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 |
7.3 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7.3.1 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 |
7.3.2 以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模式 |
7.3.3 以BRICS支付系统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运行机制的实现 |
7.3.4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软环境建设合作领域及运行机制的实现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附录A 金砖国家采用的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
附录B NAICS行业与GTAP行业分类之间的一致性表 |
附录C 论文购买数据库和软件使用许可证明 |
附录D 简字缩语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全球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特点 |
1.1.2 欧盟和日本的自贸区战略 |
1.1.3 中国的自贸区战略 |
1.1.4 选题和研究目的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和逻辑框架 |
1.3.2 创新点和存在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探索 |
2.1 文献综述 |
2.1.1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文献综述 |
2.1.2 欧日自贸区效应的文献综述 |
2.1.3 文献评述 |
2.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关理论 |
2.2.1 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2.2.2 自贸区相关理论 |
2.2.3 理论评述 |
第3章 欧日签署EPA的背景与基础 |
3.1 货物贸易情况 |
3.1.1 总体货物贸易情况 |
3.1.2 双边贸易情况 |
3.1.3 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 |
3.2 服务贸易发展 |
3.3 双向投资发展 |
3.4 比较优势分析 |
3.5 竞争优势分析 |
3.6 产业内贸易分析 |
第4章 欧日EPA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4.1 主要内容 |
4.1.1 货物贸易 |
4.1.2 服务贸易 |
4.1.3 非关税壁垒 |
4.1.4 投资自由化 |
4.2 主要特点 |
第5章 欧日EPA的经济效应 |
5.1 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5.1.1 贸易效应 |
5.1.2 投资效应 |
5.1.3 竞争效应 |
5.1.4 轮轴-辐条效应 |
5.2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
5.2.1 模型简述 |
5.2.2 数据与方法 |
5.2.3 结果分析 |
5.3 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
5.3.1 关税削减程度 |
5.3.2 模型和模拟方案 |
5.3.3 结果分析 |
第6章 欧日EPA的社会、环境和规则治理效应 |
6.1 社会效应 |
6.1.1 理论分析 |
6.1.2 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
6.2 环境效应 |
6.2.1 理论分析 |
6.2.2 基于LMDI模型的实证分析 |
6.3 规则治理效应 |
6.3.1 补贴和国有企业 |
6.3.2 公司治理和市场导向 |
6.3.3 可持续发展 |
6.3.4 政府采购 |
6.3.5 投资保护 |
第7章 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
7.1 中国与欧日双边合作情况 |
7.1.1 双边贸易 |
7.1.2 双向投资 |
7.2 中国与欧日贸易分析 |
7.2.1 竞争性和互补性 |
7.2.2 比较优势 |
7.2.3 竞争优势 |
7.2.4 产业内贸易 |
7.3 欧日EPA对中国的影响 |
7.3.1 理论分析 |
7.3.2 实证分析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结论 |
8.1.1 欧日EPA的综合效应 |
8.1.2 欧日EPA对中国的影响 |
8.2 政策建议 |
8.2.1 加快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的重要意义 |
8.2.2 加快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的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5G时代DG公司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竞争力研究 |
2.1.1 国家竞争力研究 |
2.1.2 产业竞争力研究 |
2.1.3 企业竞争力研究 |
2.2 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 |
2.3 关于5G的理论研究 |
2.3.1 5G产业发展研究 |
2.3.2 5G运营商发展研究 |
2.4 电信运营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 |
第三章 5G时代DG公司竞争环境分析 |
3.1 宏观环境分析 |
3.1.1 政治环境 |
3.1.2 经济与社会环境 |
3.1.3 技术环境 |
3.2 微观环境分析 |
3.2.1 现有竞争者 |
3.2.2 潜在威胁者 |
3.2.3 用户 |
3.2.4 供应商 |
3.2.5 替代者 |
3.2.6 协力者 |
第四章 5G时代DG公司SWOT分析 |
4.1 优势 |
4.1.1 基础设施优势 |
4.1.2 网络带宽优势 |
4.1.3 云计算领先同行 |
4.2 劣势 |
4.2.1 核心业务市场份额呈劣势 |
4.2.2 没有现象级产品 |
4.2.3 5G频谱带宽呈劣势 |
4.2.4 ICT能力变薄弱 |
4.3 机会 |
4.3.1 转型机会 |
4.3.2 规模发展机会 |
4.3.3 产业政策调整的机会 |
4.4 威胁 |
第五章 5G时代DG公司竞争力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5.1 经营理念落后 |
5.2 体制和机制束缚 |
5.3 创新能力不足 |
5.4 缺乏转型人才 |
第六章 5G时代DG公司企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
6.1 转变经营理念 |
6.1.1 用互联网思维打造业务体系 |
6.1.2 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企业组织 |
6.2 建立和完善企业创新机制 |
6.2.1 树立开放型的技术创新文化 |
6.2.2 搭建创新技术孵化地 |
6.2.3 建立创新型组织体系 |
6.3 建立并强化转型能力 |
6.3.1 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
6.3.2 优化人才结构 |
6.3.3 激励转向 |
6.4 深化企业资本运作能力 |
6.5 借助外力 |
6.5.1 逐步推动到核心网的共建共享 |
6.5.2 推动地方重组试验 |
6.5.3 联合广电对抗龙头企业 |
6.5.4 推动产业政策落地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理论价值 |
1.2.3 实践价值 |
1.3 论文研究思路和整体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整体框架 |
1.4 论文创新点 |
1.5 小结 |
第二章 战略转相关理论研究 |
2.1 商业生态相关理论 |
2.1.1 共生理论 |
2.1.2 合作竞争理论 |
2.1.3 商业生态系统理论 |
2.1.4 本节小结 |
2.2 组织生态相关理论 |
2.2.1 生态位理论 |
2.2.2 组织生态理论 |
2.2.3 市场化生态组织 |
2.2.4 人力资本理论 |
2.2.5 本节小结 |
2.3 战略转型相关理论 |
2.3.1 战略管理 |
2.3.2 企业战略转型理论 |
2.3.3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理论 |
2.3.4 本节小结 |
2.4 小结 |
第三章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关键影响因素理论研究 |
3.1 基于运营商转型实践和扎根理论的因素分析 |
3.1.1 国际电信运营商总体战略转型思路 |
3.1.2 扎根理论运用 |
3.1.3 历史文献分析 |
3.2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
3.2.1 商业模式 |
3.2.2 资源能力 |
3.2.3 组织运营能力 |
3.2.4 融合创新能力 |
3.2.5 文化 |
3.2.6 内部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关系 |
3.3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
3.3.1 基于结构方程的假设模型 |
3.3.2 环境变化 |
3.3.3 用户需求 |
3.3.4 规模效应 |
3.3.5 社会影响力 |
3.4 小结 |
第四章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关键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4.1 问卷设计和分析方法 |
4.1.1 问卷对象和样本 |
4.1.2 测量表设计 |
4.1.3 分析方法 |
4.2 影响因素测量 |
4.2.1 融合创新能力测量 |
4.2.2 资源能力测量 |
4.2.3 组织运营能力测量 |
4.2.4 商业模式测量 |
4.2.5 文化测量 |
4.2.6 环境变化测量 |
4.2.7 用户需求测量 |
4.2.8 规模效应测量 |
4.2.9 社会影响力测量 |
4.3 调查问卷回收基本情况 |
4.4 信度检验 |
4.5 效度检验 |
4.5.1 内部影响因素构面相关系数分析 |
4.5.2 要素、能力和影响因子拟合度分析 |
4.6 战略转型内部影响要素实证分析 |
4.6.1 因子分析 |
4.6.2 相关性分析 |
4.6.3 主要结论 |
4.7 战略转型外部影响要素实证分析 |
4.7.0 影响模型拟合度分析 |
4.7.1 路径效果分析 |
4.7.2 主要结论 |
4.8 小结 |
第五章 平台网络效应视角下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研究 |
5.1 技术平台的网络效应 |
5.1.1 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
5.1.2 作用于运营商的四大特征 |
5.1.3 技术网络效应作用机理 |
5.2 多边平台的网络效应 |
5.3 战略转型模型构建——多边平台和技术平台的融合 |
5.3.1 平台相关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
5.3.2 基于多平台融合的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 |
5.4 典型运营商基于多平台融合转型模型的战略转型案例 |
5.4.1 SKT超5G生态战略 |
5.4.2 构建5G生态圈具体实践 |
5.4.3 SKT战略转型总结 |
5.5 典型科技公司基于多平台融合转型模型的转型案例 |
5.5.1 微软的技术驱动与多边平台的融合 |
5.5.2 微软转型总结 |
5.6 小结 |
第六章 以国内某电信运营商为例的战略转型路径分析 |
6.1 国内某电信运营商现状 |
6.1.1 外部环境 |
6.1.2 内部能力的优劣势 |
6.2 多平台融合战略转型路径规划 |
6.2.1 转型目标 |
6.2.2 转型路径规划及具体策略 |
6.3 多平台治理与组织保障 |
6.3.1 基础技术研究投入 |
6.3.2 研发模式转变 |
6.3.3 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 |
6.3.4 机制流程优化 |
6.4 小结 |
第七章 研究总结和展望 |
7.1 研究总结 |
7.2 研究局限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1: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概念界定 |
1.2.1 城镇供热 |
1.2.2 城镇供热PPP |
1.3 研究思路、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内容框架 |
1.3.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城镇供热行业的公共产品理论 |
2.1.1 公共产品基本理论 |
2.1.2 公共产品理论在城镇供热行业中的应用 |
2.2 城镇供热行业的自然垄断理论 |
2.2.1 网络性产业的自然垄断理论 |
2.2.2 自然垄断理论在城镇供热行业中的应用 |
2.3 城镇供热行业的激励性规制理论 |
2.3.1 激励性规制理论 |
2.3.2 激励性规制理论在城镇供热行业中的应用 |
2.4 基于PPP视角的城镇供热规制研究综述 |
2.4.1 规制起因 |
2.4.2 规制方式选择 |
2.4.3 现有规制研究特征 |
2.4.4 规制研究的发展趋势 |
3 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框架 |
3.1 城镇供热市场化改革与PPP模式 |
3.1.1 城镇供热市场化改革历程 |
3.1.2 PPP模式在城镇供热市场化过程中的应用 |
3.2 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需求分析 |
3.2.1 城镇供热技术经济特征 |
3.2.2 城镇供热规制需求 |
3.3 城镇供热规制现状 |
3.3.1 现行城镇供热规制框架 |
3.3.2 城镇供热规制中存在的问题 |
3.4 基于PPP视角的城镇供热规制效果检验 |
3.4.1 指标选择与基本假定 |
3.4.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3.4.3 检验方法 |
3.4.4 检验结果分析 |
3.4.5 结论 |
3.5 城镇供热PPP规制政策框架 |
3.5.1 规制政策导向 |
3.5.2 规制政策内容 |
3.5.3 规制政策工具 |
3.5.4 规制政策运行体系 |
3.6 本章小结 |
4 市场结构重组与PPP项目准入规制政策 |
4.1 市场结构与PPP项目准入的交互影响机理 |
4.1.1 市场结构是PPP项目准入的前提条件 |
4.1.2 PPP项目准入能促进市场结构演化 |
4.2 城镇供热市场结构重组政策 |
4.2.1 市场结构重组政策目标 |
4.2.2 现有市场结构特征及其缺陷 |
4.2.3 市场结构重组模式选择 |
4.2.4 市场结构重组政策建议 |
4.3 城镇供热PPP项目准入规制政策 |
4.3.1 竞标资格审查 |
4.3.2 竞标过程监管 |
4.4 本章小结 |
5 PPP模式下的激励性热价规制政策 |
5.1 PPP模式下的激励性热价规制需求 |
5.1.1 PPP模式下的热价规制目标 |
5.1.2 现行定价机制的缺陷 |
5.1.3 激励性热价机制优势 |
5.2 PPP模式下的热价上限规制政策 |
5.2.1 热价上限规制优势 |
5.2.2 PPP模式下的热价上限模型设计 |
5.2.3 煤(气)热价格联动下的热价上限模型 |
5.2.4 PPP模式下热价上限规制的关键问题 |
5.2.5 PPP模式下热价上限规制的实施条件 |
5.3 PPP模式下的标杆热价规制政策 |
5.3.1 竞争性热价形成机制与标杆价格 |
5.3.2 PPP模式下的标杆热价模型设计 |
5.3.3 PPP模式下标杆热价规制的实施过程 |
5.3.4 PPP模式下标杆热价规制的实施条件 |
5.4 本章小结 |
6 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规制政策 |
6.1 PPP模式与城镇供热普遍服务转型 |
6.1.1 城镇供热普遍服务内涵 |
6.1.2 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困境 |
6.1.3 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模式选择 |
6.2 政府补贴模式的政策优化 |
6.2.1 城镇供热普遍服务的两种政府补贴形式 |
6.2.2 供热企业补贴 |
6.2.3 居民用热补贴 |
6.3 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普遍服务基金政策 |
6.3.1 实施普遍服务基金制的动因分析 |
6.3.2 普遍服务基金的建立与运行 |
6.3.3 建立和完善普遍服务基金制度的政策建议 |
6.4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7.2.1 城镇供热行业发展趋势 |
7.2.2 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发展趋势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CompactPCI标准将对电信应用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D]. 李朋骜. 吉林大学, 2021(01)
- [2]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D]. 李晓峰.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3]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D]. 李强. 吉林大学, 2020(03)
- [4]市场竞争、两阶段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D]. 操时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5]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机理与投入产出分析[D]. 康正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6]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Ivan Sarafanov.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5)
- [7]欧日经济伙伴协定的综合效应研究[D]. 王宇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5G时代DG公司竞争力研究[D]. 陈民豪. 广东工业大学, 2020(02)
- [9]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模型研究[D]. 宋庆.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1)
- [10]PPP模式下的城镇供热规制政策研究[D]. 王玉璋.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