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委组织中央媒体记者团赴海河流域各地采访(论文文献综述)
孙玉芳[1](2019)在《作家的“民间” ——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章涛[2](2016)在《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建制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第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现实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中关键的一环,与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关,也与八十年代中国二度现代性转型有直接联系。因此,改造虽然以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其承担的历史和思想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的暴力规训,涉及的关于知识、意识形态的曲折想象,也远非"反智主义"可以概括;第二,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看,改造可以被视作某种"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一一它上承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自我忏悔的内在要求,下启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群体性失语。换句话说,改造运动的发生是知识分子主体与意识形态客体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它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后的主体重建具有延续性的影响。最后,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极端化的改造运动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对"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知识性的梳理,而不是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需要与无可避免的矛盾,将对制度、革命和政治权力的反思简而化之地推向对整个社会体制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则不但关系到我们今天是否能还原历史语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逻辑给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制度的建构,主体身份的认同,文本阐释三个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政治事件在"历史现场"与"文学想象"两个话语场中呈现的各异面貌。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从马恩原典和党关于知识分子管理、培养和批判的史料的互读中,对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资源及其历史误读做了耙梳。同时,也对这种误读所造成的种种悖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的阐释。最后,结合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探讨了知识分子改造在"文革"后的"承继"与"变体"。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当代"前三十年"为界,梳理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变迁下的不同文化人格状态与生存处境。同时,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主要釆取的方法、模式作出必要的交代。第二章从制度的建构入手,探讨组织化的单位结构和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体制对知识分子改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前者以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为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外部条件,而后者则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方式,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逻辑。但制度又是以人为根本的,或者说思想改造的悖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怀揣着不同目的进入"制度"的知识分子。因此,本章还以专节讨论了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作家"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第三章承接第二章的体制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立场的迁移。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大多全盘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自觉成为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又是极其多样的,当个人的因素参杂进来时,就需要我们分别分析。八十年代以后,集权政治指挥下的破坏性改造被指认为"历史错误"而得到逐步纠正,归来者们随之通过叙述悲惨的改造经验,来重新建构启蒙者的言说身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和主流话语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个体立场,他们所表现出了身份认同才真正趋于多元化。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对文本的具体考察,分别从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与审美范型流变两个角度,讨论当代文学中改造题材的叙事流变。在这部分中,笔者没有从狭义的"形象分析"和"审美范式"角度阐释作品,而是力图在形象学、叙事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中间建立起一套动态平衡的阐释机制,不只告诉读者有哪些形象和叙事手法,更要从这些表征性的符码背后找到不同时代话语留下的文化印记。结语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前三十年"意义上的"改造"概念,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重归精神高地的可能性,并从专业化和道德化两方面提出了新的"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要求。
何秋红[3](2015)在《《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南通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份非常有特色而且至今保存相对完整的报纸——《通海新报》(1913.3.18-1929.5.26)。《通海新报》是一份办报质量较高,发行于南通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性商业报纸,较好地发挥了对南通地方民众的经济启蒙作用。该报创办人陈琛是清末民初着名实业家张謇手下的得力干将,办报是其众多产业中的一项。该报前期与同一时期发行全国的《申报》一样,注意发挥报纸服务经济的功能,商业性特征明显;不同的是该报诞生地并非租界,而且没有任何外来资本介入。随着南通工商业的凋敝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报馆的渗透,该报后期又呈现出党派性、政治性的特征。《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该报诞生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初具规模的时期,发展繁荣于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随着“强人”张謇离去及其大生企业系统的凋败,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趋缓中断,《通海新报》也日益艰难直至最后被官方勒令停刊。本文认为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南通城市诞孕并烙印《通海新报》。城市一方面为报纸提供了生存土壤与发展空间,随着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全方位进行,工商业经济活跃繁荣,教育普及,加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一切都为《通海新报》的诞生及其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城市也将其自身的特征烙印于报纸之上。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的南通城市具有过渡性、“张治”特色、江海文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也都一一鲜明地体现在《通海新报》之上。同时,本文亦将《通海新报》看成是一种主动的力量,它对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由物质到制度再到观念行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通海新报》记录城市,沟通城市同时推动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首先,它在物质可见层面,记录南通城市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不断兴建的各种工厂、公司;逐步繁荣的商业和金融业以及日渐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看似客观的记述背后,体现出《通海新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赞赏之态和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抱之姿。其次,《通海新报》也通过搭建公共交流平台,促进了现代城市管理制度——警察制在南通的发展完善,同时促进了南通城市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再次,《通海新报》还传播了西方现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通市民的现代知识素养;该报通过旷日持久的报道,培育了南通市民公共卫生、时间效率等现代意识观念;该报还绵密地编织进了南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比如婚嫁嫁娶,构建一种现代交往方式——报章交往,并引发促成南通市民的一些现代行为,这其中就包括五四、五卅期间的南通学生爱国运动。在《通海新报》存续的十六年内,南通城市对报纸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不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报纸也参与到南通早期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当中,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报纸与城市纠缠共生,双方彼此嵌入,互相促动。
苏秀峰[4](2014)在《德州市创建国家级亮点水利工作做法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德州市是山东省下辖的一个地级经济欠发达市。近年,该市小农水重点县建设、中小河流治理、引黄济津、饮水安全、粮食生产、节水型社会建设、水利改革、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成效凸显,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亮点水利工作。文章对上述八项工作归纳阐述了亮点表现,总结分析了基础条件,调研提炼了主要做法,以期为同类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陈志刚[5](2014)在《1926-1941年美国在华武力护侨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自庚子事变后,保护在华侨民成为列强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方面。为了护侨,列强不惜派驻军队来华。从庚子事变到国民革命,每当中国发生大的战乱,列强便以护侨之名出兵中国,美国亦不例外。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向天津常驻派遣了第十五步兵团。1927年国民革命到达长江流域后,面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迸发,特别是汉浔事件之后,中外共信亦失,引起长江上游地区美侨大撤退,上海一时之间成为美侨避难地。鉴于庚子事变的深刻记忆,列强对防卫上海租界采取不同政策。与英国迅速出兵相比,美国在防卫上海的问题上显得格外谨慎。为了舒缓增兵护侨的压力,美国在英国出兵后适时抛出“上海中立案”,旋遭失败。之后美国趁势改变方略,调派海军陆战队第六团赴沪,充实护侨军力,并最终形成列强合作防卫上海租界的局面。之后不久,国民革命军继续北进,战火燃及华北。列强鉴于南京事件及庚子拳乱的影响,为了保护华北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遂再有武装防卫华北的倡议。特别是英国,积极主张由美国和日本防卫京津地区。但是,由于列强在华利益各不相同,美、英、日三国在对待增兵华北的问题上表现谨慎。尽管如此,随着日本田中内阁的上台,为了彰显其积极的对华政策,率先做出了出兵山东的举动,从而为列强防卫华北打开新的局面。此后,美国和英国也纷纷以护侨为借口派遣舰队来华。1928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华北局势再次紧张。日本又以护侨为借口迅速出兵山东,并制造济南惨案。美英两国对日本此次出兵并无反感,反而对国民革命军多有微词,影响国民政府其后的对日交涉。九一八事变以后,美国传统的武力护侨政策继续受到挑战。以上海为例,国民革命期间,面对上海附近可能发生的战事,列强就倡议“上海中立”。中国国内各派军阀虽然对“中立上海”政策表面上不甚赞同,但是实际上,慑于列强武力护侨的传统,上海还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战火的破坏。然而1932年的淞沪抗战却改变了这一切。中日双方在紧邻上海公共租界的闸北地区角逐,使得淞沪抗战不仅成为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正规军第一次与日军的正面交锋,也使上海租界遭到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实质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势下,美国一方面积极斡旋中日停战,另一方面也调兵遣舰进行武力护侨的应对,但同时甚至做好了关键时刻撤侨的准备。华北方面亦然,九一八之后随着日本的继续推进,使得平津地区基于护侨而存在的华北驻军地位尴尬,已经成为卷入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因素。为了缓解压力,美国在1932年主动提出撤离日本使馆卫队计划,但遭到失败。1935年,面对日本提出中日使节升格而产生的困局,美国通过保留北平使馆而使美军得以继续驻扎华北,使馆南迁问题也顺势得到初步解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一方面为了缓和国内的和平舆论,避免卷入;另一方面,对“上海中立”计划也不看好。因此,美国不得不放弃武力护侨政策而采用撤侨的办法来予以应对。但是,美国的撤侨政策在实践层面遭遇诸多困境,不仅美国在华官员,在华侨民尤其是商人和传教士,都对此不以为然。美国想通过撤侨而达到护侨的目的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帕奈”号事件后,担任护侨任务的炮舰反而被袭击并沉没。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者们要求将美国在华驻军撤离,再加上华北政局的发展,最终促使美国撤离驻扎天津长达26年的第十五步兵团。从撤侨到撤军,标志着美国传统武力护侨政策开始瓦解。“帕奈”号事件后,日本破坏美国在华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引起美国在华官员的紧张与不安。为此,美国采取了援助中国和废除美日商约等非军事手段予以应对,但效果殊鲜。随着美日关系的持续恶化,1940年10月美国再次启动撤侨行动,由政府组织“总统班轮”具体执行。至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后,在华美侨仅剩约两千多人。与此同时,日本也以二战爆发,避免卷入为由,敦促各国在华驻军撤退,但遭到美国的反对。1941年8月,美国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司令官霍华德主动提出撤离在华海军陆战队,得到长江巡逻队司令格拉斯福德的赞同,但遭到亚洲舰队司令哈特和远东司副司长亚当斯以及驻华大使高斯的反对。尽管如此,11月7日,美国最终以“整合国防资源”为由宣布撤走在华剩余的海军陆战队和炮舰。至此,美国的武力护侨政策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胡玲[6](2014)在《《益世报》中日关系报道研究(1931.9-1937.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虽多次发令保障新闻自由,但在政权不稳,日本入侵的环境下,仍通过控制新闻来源、立法、检查等手段,严格管制军事、外交新闻等相关报道。在复杂的外交环境中,《益世报》通过意租界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在外敌入侵之际,发出抵抗呼声。在旧中国,识字且有能力买报者甚少,同业竞争却相当激烈,《益世报》报人不得不采取策略改善报纸的业务与经营管理,该报逐渐在全国报界崭露头脚。有感于报业所受压制,《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期望政府给予报业充分的言论自由,并认为报纸有权监督政府,以促成公意的正确表达。在国家多事之秋,他还希望报人以为国家社会服务为信念,持论公正,记载翔实。该报社论主笔罗隆基也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权,绝对不能受到任何干涉,面对国难,他大胆敢言,不断思索救亡图存之道。在言论自由与爱国思想的指导下,“九一八”至“七七”时期,《益世报》对中日问题报道的基调即是鼓励武力抗战。政治上,期望政府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让实至名归的中心势力成立统一政府,作为御敌的先决条件;经济上,鼓励政府与日经济绝交,支持民众抵制日货,以经济御侮作为武力御侮的辅助;外交上,主张求其在己,希望政府能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依赖其他力量;军事上,主张全盘抵抗、长期抵抗、全民抵抗,以武力抵抗作为拯救危亡的唯一出路。为宣传其武力抗战的舆论,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该报采取了有差别的传播策略。该报深知中国人对外缺乏国家意识,贪生怕死且优柔寡断。故对中国受众,该报致力于唤醒国民的国家观念,主张民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劝告政府对外以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外交的基本原则,鼓励民众承担国家主人的责任,政府御侮则援助政府,若政府不御侮则本着“国事依然有我”的精神自决自救。.同时,该报十分清楚中日关系的僵局源于日本武人的贪婪跋扈,常评价日人对外蔑视国际公法且不知礼义廉耻。故对日本受众,该报警告日本暴行必遭恶果,并时常有针对性地辟谣,对日方狡诈的言论、捏造的证据,虚假的宣传,一一进行反驳,同时,该报还告诫日本,中国不是亡国的民族。对于国联、英、美等第三方力量,该报总体上不寄予太大期望,认为国联是列强大国的工具,而各列强国对外又以自身利益为依归。但为获得国际社会道德、舆论的支持,该报一方面警告国际社会,日本侵华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极力展示中国国民的抗敌决心。在复杂的外交、舆论环境下,各界对该报舆论褒贬不一。呼吁统一使得该报受到国内各种力量的认同,但抨击国民党、要求民主选择中心势力,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多次警告,一些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也认为这些主张脱离实际。经济御侮的言论被民众看作是爱国表现,但鼓吹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却被认为过于夸张,且引起日方仇视。外交上求其在己,获得国内部分媒体的声援。军事上抵抗到底的主张,受到民众欢迎,提高了该报的发行量,却又遭到政府当局禁邮、断绝新闻、电讯来源的惩罚,一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中国对日宣战不可不慎重,而此后的历史证明,该报抵抗到底的呼吁不仅未被当局认可,反而招致多重迫害。以《益世报》为代表的对日舆论之所以获得这样的社会反响,受到中国综合国力较弱、半殖民地国家外交环境复杂多变、受众对抗日问题的认识等因素的影响。
董学彦,郭贵明,解天[7](2012)在《稳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筑百姓生命安全屏障——我省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综述》文中研究表明先旱后涝、旱涝急转、旱涝交替……今年汛期不平静。但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我省各级防汛部门及有关部门超前部署,精心组织,科学防控,洪水来时应对有序,抗击旱魃力保丰收,夺取了防汛抗旱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在我省,5月15日入汛,9月30日基本结束。一般情况下,5月15日到6月20日称为前汛期,6月21日到8月20日称为主汛期,8月21日到9月30日称为后汛期。虽然今年主汛期即
金东[8](2011)在《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文中认为素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本文在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为主要文本依据的基础上,辅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中日文文献,以王霸关系为分析框架,集中考察涩泽荣一在经济、救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对华思想与实践,力求展现出他与中国方面的双向互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反映出的近代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幼年的涩泽荣一在接受儒学启蒙的同时,也从其农商兼营的家庭中受到了商业的熏陶。成年之后,涩泽曾有过远赴欧洲游历的经历,并一度任职于明治政府,辞官后又致力于主持和参与日本一系列近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最终成就了他在日本经济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他还在教育、慈善、民间外交等领域有诸多建树。不过涩泽为人所熟知的更在于他的“论语算盘说”。他认为仁义道德写生产殖利并非相互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而背离道德的经济也不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1877年的中国行是涩泽荣一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前赴欧途中路过上海让他切身感觉到了中国的衰落,而这次的中国之行却是为商洽贷款而来。尽管中日西征借款谈判、招商局借款谈判最终都没能达成一致,却让涩泽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也开启了其对华经济实践的先河。当然,此时的日本羽翼未丰,还谈不上对中国有什么扩张行为,涩泽荣一所进行的尝试也只是属于一般性的商贸活动。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却改变了这种状况。此时的日本已经出现“脱亚入欧”、“东亚盟主论”等论调,涩泽荣一的对华言行也是以霸道式的扩张为特征。他的对华态度从起初的犹豫和谨慎逐渐转变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摇旗呐喊。他不仅关注一系列对华经济调查活动,也参与了湖南汽船会社、日清轮船会社、东华纺绩会社、日清银行、东亚兴业会社等多家实业公司和金融投资机构的酝酿和成立事宜。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对华扩张进程因中国方面的抵制、与其他列强的激烈竞争以及自身实力有限等原因而面临着挑战,涩泽荣一为此提出了合作开发中国的构想,并试图将其付诸实践。他一方面向美国提出了日美联合开发中国的建议,并且尝试与美国合办一家对华银行,另一方面又努力促成了中国兴业会社以及后来的中日实业公司的成立,并为中日实业公司的具体业务专门赴北京协商。然而就结果来看,中日实业公司的实际运作并非一帆风顺,与美国合办银行的计划也不了了之。“合办”虽然显得比较公正,但仍属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方式的一种变通。涩泽所声称的合作开发似乎符合他所提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王道思想,然而背后却明显存在着一味追求日本国家经济利益的企图。在对华外交方面,涩泽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主体多元、主张不一,且往往对中国采取恩威交加的策略,容易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和反抗。为此,他提出以“忠恕”、“敬爱”之道与中国相交的外交理念,并积极推动对华民间外交。由他所担任会长的日华实业协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涩泽荣一以该协会为平台,与中国方面的孙中山、蒋介石、张謇、虞洽卿等政商界要人有过数度交往。然而我们通过考察两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改订、抵日运动等问题上的交锋就会发现,日华实业协会还是扮演了一个日本工商界代言人的角色。在以维护和拓展日本既得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下,它并不能有效处理好两国间的纷争,也难以有效体现出涩泽荣一所提出的对华外交理念。除此之外,涩泽曾经有过数次发起或者参与对华灾害救助的行动,他对中国赴日留学生也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帮助和接济,曾有过设立青岛商科大学的计划,并向上海的学艺大学提供过资金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些似乎都应归于慈善活动之列,与涩泽荣一的对华外交理念颇为一致,也是其王道思想的典型体现。尽管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背后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但其中所包含的友善和道义的一面是不应被忽视的。然而,涩泽荣一在日本历次的对华军事侵略行为中却大都持支持和赞成的态度。如果将慈善归于王道、武力归于霸道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这种对比并非相互矛盾的,其背后都体现着涩泽对日本经济利益的追求。灾害救济和慈善教育在客观上会对日本的在华经济利益起到保护和促进的功效,而他无论是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扩军,也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涩泽荣一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对中国的灾害救济、教育支持以及同中国人士的交往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交流。他所提倡的以“敬爱”、“忠恕”之道对华交往的外交理念在近代日本对华扩张过程中显得相当难得。涩泽崇尚王道而排斥霸道,上述这些也可以归于王道中的积极一面。然而他的王道思想明显带有“东亚盟主论”色彩和国家主义倾向,并非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平等往来的基础之上。他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反对日本对华恩威交加的外交政策,但其本人却在对华经济扩张活动中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的对华侵略步伐。总体而言,他主张对华行之以王道,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王霸杂之的状态。
李冰[9](2011)在《“中原大饥荒”与乡村社会》文中指出河南省地处我国中原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河南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省份,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灾害频发,灾情惨烈。发生于1941年的“中原大饥荒”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此次饥荒是以旱灾、蝗灾为主体灾害,同时又水、风、雹、霜等多灾并发。“中原大饥荒”始于1941年,1942年为饥荒的发展期,1943年为饥荒的高峰期,1944年为饥荒的缓解期。本文以“中原大饥荒”为切入点,探讨饥荒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文章第一部分阐述“中原大饥荒”的成因与特征。在对灾情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饥荒的形成原因,指出饥荒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认为日军的侵略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因素。同时,对饥荒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文章第二部分概述政府与民间应对饥荒的举措。政府层面主要论述了国民政府、抗日根据地政权所开展的救灾举措,并对其进行了评价。民间层面则主要凸显社会团体和个人在救灾抗灾中的作用。文章第三、四、五部分集中探讨“中原大饥荒”对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人口方面,分析认为饥荒是引发人口数量变化、人口结构变异和人口素质下降的重要因素;乡村经济方面,分析指出饥荒导致了粮食减产、物价波动和粮食匮乏的重要原因,同时还引起灾区生产关系变动,如租佃率升高,土地兼并加剧,剥削程度加重等;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分析揭示了饥荒所引发的社会冲突、灾民道德失范、灾区迷信盛行等诸多社会问题。
杨德林,王贺,钟伟,胥爱珍,李根,周坤[10](2010)在《波澜壮阔画卷美 异彩纷呈亮点多》文中认为第四届世界太阳城大会成功举办 我市于2010年 9月 16日至18日,在中国太阳谷承办了第四届世界太阳城大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影响之广,前所未有。 本届大会是我市承办的首次大型国际性会议,共有来自美、日、德、俄、法等50多个国家或地区2981名嘉宾与会
二、海委组织中央媒体记者团赴海河流域各地采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委组织中央媒体记者团赴海河流域各地采访(论文提纲范文)
(2)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发生与反思 第一节 |
阶级话语的错位与知识分子的改造悖论 第二节 |
研究现状的梳理 第三节 |
基本概念与研究思路 第一章 |
思想溯源与历史发展 第一节 |
左翼作家的自我改造与延安文艺整风的发生 第二节 |
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方法与形式 第二章 |
文学制度的建立与思想改造的展开 第一节 |
文学组织的建立与改造的外部保障 第二节 |
文学批评制度的建立与改造的内部操作 第三节 |
"中心作家"与改造的话语权 第三章 |
知识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创作立场 第一节 |
社会转型与作家的身份认同 第二节 |
改造运动中政治身份的多重认同路径 第三节 |
新启蒙立场的生成与思想改造的余音 第四节 |
个体化的历史叙述与其内在矛盾 第四章 |
文化语境的变迁与文学形象的转向 第一节 |
改造叙事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 第二节 |
知识:难以消弭的"他者"想象 第三节 |
苦难:从革命的殉道者到权力的受难者 第四节 |
人民:历史主体的建构与退场 第五章 |
时代嬗变下改造叙事的审美重构 第一节 |
叙事的"去政治化"与日常生活的呈现 第二节 |
暴力的现代性诠释与审美的偏误 第三节 |
审父叙事与知识分子受难神话的解构 结语 |
未完成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 第一节 |
问题的提出:后现代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第二节 |
由文本到现实:另一种意义的"自我改造" 参考文献 在学期间所取得科研成果 |
(3)《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意义 |
1.5 创新点和难点 |
1.6 研究思路 |
1.7 关键概念说明 |
2 《通海新报》的发展历程: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 |
2.1 诞生背景: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初具规模(1895-1913) |
2.1.1 1895年之前的南通 |
2.1.2 1895—1913年南通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
2.1.3 《通海新报》诞孕环境 |
2.2 发展繁荣: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剧(1914-1926) |
2.2.1 南通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
2.2.2 《通海新报》的发展繁荣 |
2.3 渐趋凋零: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受挫趋缓(1924-1929) |
2.3.1 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趋缓 |
2.3.2 《通海新报》凋零停刊 |
3 记录城市:《通海新报》与城市物质设施的现代化 |
3.1 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展开 |
3.1.1 现代交通:公路、汽车与铁路 |
3.1.2 现代通讯:电话、邮政与电报局 |
3.1.3 现代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苑、公园与剧场 |
3.1.4 现代慈善机构:养老院、育婴堂与游民工厂 |
3.1.5 现代医疗机构:南通医院与基督医院 |
3.2 呈现商业、金融业的逐步繁荣 |
3.2.1 新式商品层出不穷 |
3.2.2 商贸空间的固定与拓展 |
3.2.3 声光电影的世界:照相与电影 |
3.2.4 现代金融: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交易所 |
3.2.5 现代旅馆:西式会馆、俱乐部 |
本章小结 |
4 沟通城市:《通海新报》与城市制度的现代化 |
4.1 介绍推行现代警察制度 |
4.1.1 传播现代警政价值理念 |
4.1.2 记录警务活动进程与细节 |
4.1.3 监督警务活动 |
4.2 推进南通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 |
4.2.1 呈现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 |
4.2.2 促进教育对象的扩大化 |
4.2.3 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现代化 |
4.2.4 促进教学管理的现代化 |
4.3 现代经济制度的媒介启蒙 |
4.3.1 股份制的启蒙 |
4.3.2 公司制的教化 |
本章小结 |
5 改变城市:《通海新报》与市民观念行为的现代化 |
5.1 传播现代知识 |
5.1.1 传播自然科学知识 |
5.1.2 输入西方社会科学知识 |
5.2 培育现代意识观念 |
5.2.1 卫生意识 |
5.2.2 时间观念 |
5.3 构建现代交往方式——报章交往 |
5.3.1 新式团体的报章交往 |
5.3.2 旧有组织的新式交往 |
5.3.3 公开的私人交往 |
5.3.4 编读互动 |
5.3.5 文人交往 |
5.4 引发并促成现代行为 |
5.4.1 推动“五四”“五卅”爱国运动 |
5.4.2 促成现代赈灾活动 |
本章小结 |
6 结论:报纸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
6.1 城市诞孕并烙印报纸 |
6.1.1 城市诞孕报纸 |
6.1.2 城市烙印报纸 |
6.2 报纸记录并影响城市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附录2 《通海新报》关于私塾的报道 |
(4)德州市创建国家级亮点水利工作做法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 德州市水利概况 |
2 亮点工作及主要做法 |
2.1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 |
2.1.1 亮点表现 |
2.1.2 基础条件 |
2.1.3 主要做法 |
2.2 中小河流治理 |
2.2.1 亮点表现 |
2.2.2 基础条件 |
2.2.3 主要做法 |
2.3 引黄济津 |
2.3.1 亮点表现 |
2.3.2 基础条件 |
2.3.3 主要做法 |
2.4 饮水安全 |
2.4.1 亮点表现 |
2.4.2 基础条件 |
2.4.3 主要做法 |
2.5 粮食生产 |
2.5.1 亮点表现 |
2.5.2 基础条件 |
2.5.3 主要做法 |
2.6 节水型社会建设 |
2.6.1 亮点表现 |
2.6.2 基础条件 |
2.6.3 主要做法 |
2.7 水利改革发展 |
2.7.1 亮点表现 |
2.7.2 基础条件 |
2.7.3 主要做法 |
2.8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 |
2.8.1 亮点表现 |
2.8.2 基础条件 |
2.8.3 主要做法 |
3 启示 |
(5)1926-1941年美国在华武力护侨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既有研究成果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创新点 |
四、研究框架 |
五、主要史料来源 |
第一章 国民革命到达长江流域后美国的护侨应对—以“上海中立案”为中心 |
第一节 美侨撤沪与美国在华官员之讨论 |
一、中外共信不立,美侨撤退 |
二、美国在华官员之讨论 |
三、美国国务院及海军部的态度 |
第二节 “上海中立案”的提出与失败 |
一、“中立案”的提出及各方态度 |
二、“中立案”失败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增兵与合作防卫局面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国民革命到达华北后美国的护侨应对—以日本三次出兵山东为中心 |
第一节 1927年美英日三国对防卫华北的态度 |
一、美国的态度 |
二、英国和日本的态度 |
第二节 1927年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及美英的态度 |
一、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 |
二、日本出兵山东后美英等国的反应 |
第三节 1928年日本两次出兵山东及美英的态度 |
一、1928年日本两次出兵山东 |
二、美英之反应 |
三、国民政府亟求调停的失败 |
四、“五·一八”觉书的提出与美英两国态度的转变 |
五、美国增援华北部队的撤离 |
小结 |
第三章 抗战前美国在使馆南迁问题上的考量 |
第一节 国都问题与使馆南迁 |
一、北京还是南京:国民党内部对于国都问题的争论 |
二、外人对于国都及使馆南迁问题的态度 |
三、国民政府的努力与失败 |
第二节 1935年中美使节升格与使馆南迁 |
一、前两次中美使节升格的提出与失败 |
二、第三次中美使节升格与使馆南迁 |
三、美国最终决定南迁使馆 |
小结 |
第四章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美国的护侨应对 |
第一节 美国对上海形势的初步判断 |
一、事变前上海的紧张形势 |
二、工部局与美国政府及其在华官员的态度 |
第二节 事变爆发后美国的应对 |
一、工部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
二、一面增兵护侨一面调停争端 |
三、日本增兵与美侨撤退 |
第三节 战争继续扩大与美国的应对 |
一、美英第二次调停 |
二、美国的护侨应对 |
三、第三次调停与一二八事变的结束 |
小结 |
第五章 抗战初期美国的护侨应对 |
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后美国的护侨对策 |
一、美国在华侨民 |
二、美国在华驻军 |
三、卢沟桥事变后美国护侨之初步应对 |
第二节 淞沪会战爆发后美国撤侨决策的出台及其实践 |
一、美国撤侨政策的初步制定 |
二、扩大撤侨范围后美国在华官员与侨民的反应 |
第三节 “帕奈号”事件后:从撤侨到撤军 |
一、“帕奈号”事件的发生与美国国内的撤军呼声 |
二、美国政府的态度及华北驻军的撤退 |
小结 |
第六章 1937年美英上海中立提议及其失败 |
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对上海形势的判断 |
一、中国力图主动 |
二、大山勇夫被杀与淞沪会战爆发 |
第二节 美国对形势的判断与应对 |
一、上海总领事高斯的中立计划 |
二、美国政府反对中立计划 |
第三节 英国“上海中立案”的提出与美国的态度 |
一、英国正式提出“上海中立案” |
二、各国的反应 |
三、中国舆论界对于“中立案”的反应 |
小结 |
第七章 日本破坏美国在华侨民生命财产与美国的应对之道 |
第一节 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护侨之上 |
一、生命安全第一,财产安全第二 |
二、1937年日本蓄意破坏在华美侨的生命财产 |
三、美国在华官员的警觉与不安 |
第二节 1938—1939年美国政策的转变 |
一、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 |
二、静极思动:援助中国与废除美日商约 |
小结 |
第八章 1940—1941年美国在华撤侨撤军决策与行动 |
第一节 1940年美国撤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
一、美日关系继续紧张,美侨撤退 |
二、船票过高与传教士不愿撤离问题的解决 |
三、撤侨政策之结果 |
第二节 1941年美国继续撤侨 |
一、美国再次发出撤侨劝告 |
二、具体撤离情况 |
第三节 美国撤离在华海军陆战队 |
一、1939—1940年日本借机要求美军撤离中国 |
二、1941年美国在华及远东司官员的撤军主张 |
三、美国最终决定撤军 |
小结 |
结论 |
附件1、自1937年7月7日以来,在中国被日军杀死或伤害的美国公民的报告 |
附件2、自1937年7月7日以来,美国在华财产因受到日本空军轰炸或用机枪扫射而造成损毁、破坏或严重受损的报告 |
附件3、自1937年7月7日以来,关于美国公民受到日军当局或其执行人员殴打、擅自扣留、受到侮辱的报告 |
参考文献 |
部分英文人物简介和译名对照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后记 |
(6)《益世报》中日关系报道研究(1931.9-1937.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说明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 |
1.5 创新点与难点 |
2 “九一八”至“七七”时期《益世报》的传播环境 |
2.1 外部环境 |
2.2 内部环境 |
2.3 小结 |
3 《益世报》主要报人的办报观念 |
3.1 刘豁轩的报业观 |
3.2 罗隆基的言论自由观 |
3.3 小结 |
4 《益世报》中日关系报道的内容 |
4.1 “九一八”时期的报道内容 |
4.2 “一·二八”时期的报道内容 |
4.3 对伪满问题的报道内容 |
4.4 热河抗战、长城抗战时期的报道内容 |
4.5 华北事变时期的报道内容 |
4.6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报道内容 |
4.7 小结 |
5 《益世报》中日关系报道的对象及策略 |
5.1 《益世报》中日关系报道的对象 |
5.2 《益世报》中日关系报道的策略 |
5.3 小结 |
6 《益世报》中日关系报道的传播效果 |
6.1 《益世报》中日关系报道内容的传播效果 |
6.2 制约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 |
6.3 小结 |
7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稳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筑百姓生命安全屏障——我省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抗击旱魃力保丰收 |
未雨绸缪科学防控 |
全力迎战暴雨台风 |
防汛抗旱不可松懈 |
(8)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三、研究方法和篇章构成 |
第一章 涩泽荣一的生平及其儒学思想 |
一、涩泽荣一的生平 |
二、"论语算盘说" |
第二章 早期的接触与尝试:1877年上海行 |
一、涩泽荣一的早期对华观感 |
(一) 途经上海时的观感 |
(二) 1877年的上海商况调查 |
二、中日西征借款 |
三、鲜为人知的中日招商局借款谈判 |
四、第一银行的对华经营 |
第三章 从筹划到实践:甲午战后的对华经济扩张 |
一、涩泽荣一的早期对华经济思想 |
二、对华经济调查 |
三、对华实业活动的参与 |
(一) 从湖南汽船会社到日清汽船会社 |
(二) 在华纺织公司的创建计划 |
四、日清银行与投资公司 |
(一) 日清银行的酝酿 |
(二) 参与创建满铁 |
(三) 东亚兴业会社 |
(四) 东方国际公司 |
第四章 合作开发中国论:中日合办与日美联合 |
一、辛亥革命前后涩泽荣一的对华观感与"中日合办论"的提出 |
(一) 辛亥革命后涩泽荣一的对华观感 |
(二) 中日合办论 |
二、涩泽荣一对"利权"的论述 |
(一) 是否旨在获取"利权" |
(二) 对"利权"的解释 |
(三) 利权论述的透视 |
三、日美合作开发中国论的提出及尝试 |
(一) 涩泽提出此论的背景 |
(二) 日美合作开发中国论的内容 |
(三) 涩泽荣一的尝试 |
(四) 中国方面的反应 |
第五章 中日实业公司的成立与涩泽荣一1914年中国行 |
一、中国兴业公司的酝酿和成立 |
二、涩泽荣一与中日实业公司的成立 |
三、涩泽访华与中日实业公司的运作 |
第六章 以"忠恕"相交:涩泽荣一的对华外交思想与日华实业协会 |
一、涩泽荣一的对华外交思想 |
(一) 涩泽提出对华外交思想的背景性因素 |
(二) 有恩威而无敬爱:对日本对华外交的批判 |
(三) 以"忠恕"之道相交 |
二、日华实业协会的成立 |
三、涩泽荣一与中国人士的交往 |
(一) 与孙中山、蒋介石的联络 |
(二) 与虞洽卿的交锋 |
(三) 与张謇父子的往来 |
第七章 恩威还是敬爱:对华交涉中的日华实业协会 |
一、日华实业协会与中国关税问题 |
(一) 关税问题的提出和日本方面的考量 |
(二) 围绕关税特别会议的磨合 |
(三) 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争执 |
二、日华实业协会与中国排日问题 |
(一) 在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中的作为 |
(二) 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 |
(三) 日华实业协会与1927年的中国局势 |
第八章 对华慈善活动及对日本对华军事扩张之态度 |
一、对华灾害救助 |
(一) "丁戊奇荒"时的救济 |
(二) 天津水灾救济 |
(三) 1920年的华北饥荒救济 |
(四) 1931年的长江水灾救济 |
(五) 对华灾荒救济行为的透视 |
二、涩泽荣一的对华慈善教育活动 |
(一) "支那留学生同情会" |
(二) 日华学会 |
(三) 日华实业协会的对华教育事业 |
三、涩泽荣一与日本对华军事扩张 |
(一) 涩泽荣一的战争观 |
(二) 涩泽荣一在日本对华军事扩张中的作为 |
(三) 关于涩泽对日本对华军事扩张态度的几点讨论 |
结语 |
一、王霸思想在中日两国的流变 |
二、涩泽荣—对华思想与实践中的王道与霸道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中原大饥荒”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言 |
(一) 选题价值 |
(二) 文献回顾 |
(三) 研究方法 |
(四) 基本思路 |
(五) 概念界定 |
二、“中原大饥荒”的成因及特征 |
(一) 灾情描述 |
1. 旱灾 |
2. 水灾 |
3. 蝗灾 |
4. 其它灾害 |
(二) 饥荒的成因分析 |
1. 自然因素 |
2. 社会因素 |
(三) 饥荒的特征 |
1. 波及范围广大 |
2. 多种灾害并发 |
3. 饥荒旷日持久 |
4. 战火饥荒交乘 |
三、政府与民间应对饥荒的举措 |
(一) 政府的救济 |
1. 国民政府的救济 |
2. 根据地政权的救济 |
(二) 民间的自救 |
1. 民间组织的救助 |
2. 个人义举 |
3. 救灾评价 |
四、“中原大饥荒”与人口 |
(一) 饥荒与人口数量变化 |
1. 饥荒中的人口损失 |
2. 饥荒后的人口恢复 |
(二) 饥荒与人口流徙 |
1. 移民安置 |
2. 流民潮及其影响 |
(三) 饥荒与人口结构 |
1. 年龄结构失衡 |
2. 性别结构失调 |
3. 家庭结构分化 |
(四) 饥荒与人口素质 |
1. 自然素质 |
2. 心理素质 |
五、“中原大饥荒”与乡村经济 |
(一) 饥荒与粮食生产 |
1. 粮食减产 |
2. 物价波动 |
3. 粮食匮乏 |
(二) 饥荒与生产关系 |
1. 租佃关系 |
2. 地权转移 |
3. 剥削方式 |
六、“中原大饥荒”与社会问题 |
(一) 社会冲突 |
1. 灾民与政府的冲突 |
2. 佃户与地主的冲突 |
(二) 道德失范 |
1. 偷盗抢夺 |
2. 杀人行为 |
3. 求生性食人 |
(三) 迷信盛行 |
1. 祈雨 |
2. 驱蝗 |
七、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本人在读研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一览表 |
四、海委组织中央媒体记者团赴海河流域各地采访(论文参考文献)
- [1]作家的“民间” ——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思想研究[D]. 孙玉芳. 天津大学, 2019
- [2]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D]. 章涛. 浙江大学, 2016(07)
- [3]《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D]. 何秋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15(07)
- [4]德州市创建国家级亮点水利工作做法与启示[J]. 苏秀峰. 水利发展研究, 2014(11)
- [5]1926-1941年美国在华武力护侨政策研究[D]. 陈志刚. 南京大学, 2014(12)
- [6]《益世报》中日关系报道研究(1931.9-1937.7)[D]. 胡玲. 华中科技大学, 2014(07)
- [7]稳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筑百姓生命安全屏障——我省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综述[J]. 董学彦,郭贵明,解天. 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 2012(15)
- [8]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D]. 金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9]“中原大饥荒”与乡村社会[D]. 李冰. 安徽师范大学, 2011(05)
- [10]波澜壮阔画卷美 异彩纷呈亮点多[N]. 杨德林,王贺,钟伟,胥爱珍,李根,周坤. 德州日报,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