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论文文献综述）
徐曼[1]（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顾典[2]（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王宇菲[3]（2021）在《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峰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资助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表明未来几十年,大幅度降低碳强度将成为中国的核心目标,这种气候雄心对于中国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企业作为全面绿色转型在生态环境领域的主要载体,是吹响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冲锋号,其核心在于通过采取有效应对环境变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积极降低气候环境风险,进而保护维系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根基。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学者们已经就企业的环境管理对策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知。例如,在环境方面的投资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对于企业以及所处环境来说,积极主动的环境行为通常会比被动消极的环境行为带来更多的正面影响等。但现如今,随着国家和社会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不断增强,以及在动态竞争市场中经营和获利结构的不断转变,在环境方面的投入早就不是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反而可能会为企业在经济方面带来很大的竞争优势。不仅如此,在实施环境战略的过程中,企业也没有必要一味的寻找更加积极的环境策略来应对环境问题,考虑到中国的组织情境以及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现状,寻找合适的战略类型才是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平衡企业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找到适合企业的环境治理发展路径成为了学界和业界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共同思考的话题。纵观现有关于生态环境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已经对企业环境责任的驱动因素以及一些结果因素进行了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探讨了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绩效尤其是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究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环境责任以及企业环境责任究竟能否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但忽略了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并不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产生的战略决策,其作用效果也并不是仅仅是体现在企业某一年度或某几个年度的绩效水平上,忽视了企业环境责任在企业内部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学界对于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对于二者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均进行了较为丰富的验证,但是很少有研究将二者进行维度划分,并就不同维度之间的影响系数进行比较。事实上,无论是企业环境战略还是绿色创新都是多元化的概念,概念本身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将其作为单一变量进行研究和验证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以偏概全的问题,没有办法彻底厘清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现有研究在结果变量的选择上都比较偏向于企业绩效,比较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进行测量。究其原因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侧重于企业通过生产和运营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因此,本研究选择了企业可持续性这一变量来衡量企业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企业可持续性这一概念更加侧重于企业为了达成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所做出的全部努力,是量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此外,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治理将是伴随企业整个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话题,企业想要在长期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要提升自身的可持续性。环境治理也并不是依存于个别政策或者是个别战略决策而单独形成的企业工作任务,而应该是企业核心工作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弥补前文阐述的研究不足,本研究以自然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企业可持续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理论框架中引入了利益相关者整合作为调节变量。此外,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应用,解决企业在环境治理过程当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和实践矛盾,本研究将悖论理论应用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当中。在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悖论观点中明确表明,不同的可持续性目标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些目标虽然看似相互冲突,但也相互依存。通过接受和认知这种紧张关系,悖论视角使决策者能够同时实现相互竞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悖论的观点为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卓越贡献创造了余地,因为它把环境和社会问题本身视为企业目的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在将悖论理论的三个悖论基本范式,归属悖论,学习悖论和绩效悖论应用到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当中后,本研究提出了三个企业在环境领域面临的悖论,第一,企业在选择忠于股东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及环境责任之间存在目标决策悖论。企业需要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承担社会及环境责任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第二,企业在选择稳固型变革和对整个产业结构和经营理念进行更新升级之间存在成本决策悖论。企业需要在追求稳定变革,应对环境变化和积极进行全面变革之间进行平衡和取舍;第三,企业在可持续性的三个维度重要性之间存在选择决策悖论。在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当中,企业不一定要无条件将经济可持续性放在核心的地位,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同样是值得企业追求的重要指标,且三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相互抑制的关系。本研究以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北地区的200多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能够分别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以及共同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第二,在对各个维度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时,研究发现,企业环境责任对社会可持续性的影响并不显着,并且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也不显着,这也导致反应型环境战略和绿色产品创新及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着。除此之外,企业环境责任对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能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中介效应均被证实,以及绿色产品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仍然能够起到显着的中介作用。在对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时,除了反应型环境战略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成立之外,其他变量维度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均被证实是正向显着的;第三,在对不同维度中介变量的中介系数进行分析时,研究发现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经济可持续之间的中介关系中,反应型环境战略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绿色产品创新比绿色过程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社会可持续性的中介关系中,前瞻型环境战略比反应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在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中介关系中,前瞻型环境战略比反应型环境战略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绿色过程创新比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系数更大;第四,在对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时,本研究得出结论利益相关者整合能够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以及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环境战略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且各个维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均被验证是成立的;最后,企业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影响系数均为正,表明三个维度之间能够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一方面以自然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由企业环境责任、企业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企业可持续性和利益相关者整合为主体的基本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悖论理论引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当中,在悖论理论的基本悖论范式基础上,总结了现今环境管理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三个悖论,对基本理论框架中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形式进行了进一步展开;另一方面,本研究将变量进行了维度划分,不仅对各个维度的单独影响进行了分析,还对不同变量维度影响系数进行了对比,为企业寻找针对环境问题的最优路径提供了思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宽了有关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的研究领域,对于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同时对管理者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思维模式转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帮助企业更加全面且辩证地认识企业应该怎样实现自身的“绿色化”。
王菲[4]（2021）在《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尽管人权与环境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为解决严重环境问题提供了巨大潜力,但国际法长期以来都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视为分离的领域。大多数国际人权文书都没有明确提及环境,它们往往调用各种各样的措辞来描述这一权利的基本内容。即使有的人权文书在起草过程中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它们也没有被广泛而清晰地用于环境保护,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早于各国将环境保护纳入国家责任的共识。以人权为基础应对环境保护会遇到三重困境。首先,独立的实体性环境权目前在国际社会中仍处于缺位。尽管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各类国际软法以及专门的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都体现了环境权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区域人权法院对环境权的阐释也有大量经验,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了一些丰富的判例,但是区域人权法院也没有承认实体性环境权的存在。其次,以人权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在环境诉讼和气候变化诉讼中这种挑战更加明显。虽然如今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典范,但是障碍却依然存在。最后,在当前跌宕起伏、变化急速的国际形势下,国家间在环境问题上的理念冲突导致了第三重困境的发生,不同国家在环境政策理念上的不一致更是影响了全球进行环境谈判和环境治理的步伐,这对以人权为基础应对环境问题造成了现实的障碍。从表面上看这三重困境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实体性环境权的缺位使得人权视域下的环境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国家理念发生冲突;实体性环境权缺位与国家理念冲突的双重打击直接导致了基于人权解决环境问题的司法困境;这种实践困境的消极结果又不可避免加剧了国际社会和国家对基于人权解决环境问题的抗拒和懈怠,进而为实体性环境权利的实现造成了障碍,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导致这三种困境的原因有很多。从根本上讲,人权与环境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且分属不同的学科,它们之间并非天生就具有融合性。这种兼容上的困难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权与环境保护在历史上就存在着冲突与障碍。现代环境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有关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伦理关系的大量讨论,并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这就决定了用怎样的角度去看待人类与自然世界、用怎样的方式去处理人权与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第二,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对环境权利的阐释有着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比如利用现有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对环境权利进行解释;或者认为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或者只是将环境权视为程序权利。第三,目前的人权理论难以将环境保护权利化,即难以将环境人权纳入人权体系。集中于有限的（主要是西方的）理论的方法即自然权利、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可见,目前主流的权利理论在对环境权的阐释上均存在着局限。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之所以存在问题,不仅是因为理论上存在着不一致,实践的复杂也加剧了问题的难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环境受害者开始根据人权途径寻求补救办法,而适用人权法的一般前提是损害行为产生于本国的领土。由于有些环境威胁产生于它国领土,此时根据国际人权法要求该国承担由于国内行动损害了邻国国民人权的责任就存在很大障碍。另一方面,基于人权的环境诉讼在诸多环节都会面临挑战。法院对基于人权的环境案件是否具有可诉性有一定的质疑,与人权相关的环境诉讼中证据认定也存在很多困难。事实上,国家在面对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作出的有关环境政策的相关行为都是出于理性的选择,国家在面对环境治理时之所以会有很多理念上的冲突都是国家理性权衡的结果。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理论均对分析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政策中的行为与态度的深层动因具有启示意义。要解决以上种种难题,可行的路径大致有三:首先,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实体性环境人权并以此对实体性环境人权做出详细的规定。此路径不用利用现有的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等人权来阐明和解释环境权利,在司法实践中更易于直接运用环境权利来解决环境问题。其次,如果各国不愿采取行动以建立一项新的、可在法律上执行的的环境权利,还可另辟蹊径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环境文书。国际上已经有这样的先例,例如《世界环境公约》就为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文书做出了很好的典范。最后,如果以上两种路径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同,则可以另辟蹊径建立区域性环境人权保护协定。由于区域国家数量较少且基于地缘因素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环境理念,这样会更容易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同,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通过的《埃斯卡祖协定》（即将生效）为今后此类协定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国际秩序的价值理念,是我国国际秩序观的集中体现和延伸发展。在全球化高速发展背景下,世界各国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种解决全人类环境问题的理想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趋势,为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指出了一个新的道路和方向。国际环境下的法治经历了主权国家共处与合作的阶段并处于向“人类共同利益”的过渡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在新阶段的表现。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一个包含环境、气候在内的法律制度,不仅可以根据国家的国情兼顾到各国的利益,还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由于不同国家对环境问题的理念冲突是导致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困境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有必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推进国家间的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理念能够激发起所有人对环境问题和自身命运的共鸣,从而构建起适合所有国家都易于接受的环境理念以及人与自然都可以受益的国际环境治理方案,真正做到促进人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承载中国智慧与思想的新理念,可以为全球环境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
毕然[5]（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庄雅茜[6]（2021）在《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中国塑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各类国际经贸条约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全球性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如何平衡经济自由与环境保护开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各国努力探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的可行模式,并尝试在各类经贸条约中嵌入环境保护条款。其中继NAF TA纳入环境保护条款的成功突破后,在经贸条约中加入环境保护条款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尤其在当前,中国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活动不断深入。在我国背负对外转移落后产能、转移污染的“污名化”指责的背景下,必须考虑进一步塑造国际经贸条约中的环境保护条款,平衡好各方利益,为经贸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具中国以双边或多边方式推动国际规则塑造的功能,不仅有助于消减倡议参与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也可以为提升在新一代国际经贸条约制定中我国的话语权提供新的突破口。本文重点分析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试图梳理环境保护条款的演进历史及其主要类型,分析其内在优劣。并在借鉴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完善中国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全文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现状,从国际经贸条约中纳入环境保护条款的意义出发,梳理国际经贸条约环境保护条款的主要类型,为全文奠定理论前提。第二部分梳理了当前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发展变化并展开对比分析,指出环境保护条款的实质性特点与演进方向,并从动态角度对相关环境保护条款展开评价,为下文分析中国情况进行铺垫。第三部分将视角聚焦到中国,归纳了当前中国签订的各类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总结出当前我国环境保护条款覆盖面窄、措辞模糊、必要内容缺失和与其他条款冲突四项问题。第四部分结合国内和国外的实践经验,综合我过国情与发展需要总结出我国的应有站位,从条款内容和保障制度两个方面提出完善中国经贸协定中环境保护条款的可行性建议,以促使我国在投资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兼顾环境保护,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帅[7]（2021）在《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化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这一系列的成果皆来源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是中国经济新高地的见证。但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同步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依托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难以为继。努力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破解能源资源约束,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发挥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多角度,系统地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政府制定相应的环保与经济政策提供参考。1.本文在论述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中国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环境规制起步阶段（1972—1991）、环境规制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和环境规制成熟阶段（2002年至今）。总体来说,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中国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中国产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阶段（1949—1976）、产业结构调整阶段（1978—1991）、市场加速改革阶段（1992—2003）、科学发展阶段（2004—2008）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阶段（2009年至今）。我国三大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向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转移。用于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显示,中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整体素质和效率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2.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联性影响。随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的影响均十分显着。通过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冲击作用的构成,发现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合理化37.75%的变化,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高度化23.5%的变化。说明利用环境规制变化解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说服力较强,环境规制能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推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但并未促进产业结构向均衡化发展;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不利影响。3.鉴于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线性的正向或者负向的作用,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于是运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转换变量,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未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也表现出显着的门限特征;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促进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效应逐渐凸显。环境规制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且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变得更为明显。同样,当以人力资本水平为转换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4.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经济与财政自主权,在环境规制执行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提升了环境规制执行弹性,为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打开机会之窗。因此,通过建立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支出、监督和收益执行三个环节出发,研究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形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意味着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将相应地放松环境管制,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有效抑制本地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且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环境规制亦未减弱邻地产业结构非均衡性;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驱动产业高度化发展,进一步证实“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激发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此外,地区间环境规制工具执行存在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支出执行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效果最为明显,而环境规制监督和收益则略逊一筹。环境规制执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总体而言,并未显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给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5.国务院在1998年批准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旨在防治酸雨和二氧化硫排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因此,我们从“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两控区”政策显着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来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意味,严格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改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双赢”,这将为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提供有力证据。其次,我们对“两控区”政策的持续效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两控区”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长期性,并且“两控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波动性变化。再次,“两控区”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不同城市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该结果表明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各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最后,就区域层面而言,“两控区”政策表现出显着的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显着地推动东部和中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对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石秀秀[8]（2021）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长江流域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历史性课题。进入新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我国重要区域发展战略,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近几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优异的资源环境禀赋,在大规模高速度的开发模式下,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更加凸显,但以“大开发”为特征的粗放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破坏,导致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复合性、累积性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问题,为长江经济带的未来发展布局谋划。自2016年以来的五年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全局高度,主持召开三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鲜明提出并反复强调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通过一系列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讲话、考察指示、工作要求等,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地位目标、基本内涵、任务要求等进行了具体阐释,形成了具有严整体系、丰富内涵的习近平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我国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论文通过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会议讲话、沿线考察讲话以及相关指示部署,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系统研究法等,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行研究。除绪论部分之外,论文主要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总体评价等四个方面展开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研究。第一,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是具有实践指向性的指导思想,它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绿色发展思想,继承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想,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借鉴了西方的相关思想理论。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绿色发展思想进行了概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按阶段进行了归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梳理,对其他有关理论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加以把握。第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论文以三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的时间为节点,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发展划分为初步形成、深入发展和丰富完善三个阶段。从2016年1月到2018年4月这段时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初步形成阶段;从2018年4月到2020年11月这段时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深化发展阶段;从2020年11月至今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丰富完善阶段。分别对习近平总书记三次长江经济带座谈会讲话以及其他场合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相关讲话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全面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与重要观点。第三,建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在研读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讲话、考察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讲话以及其他相关重要讲话的基础上,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经济带绿色发展地位与目标、成效与问题、任务与保障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作为基本内容,初步建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经济带绿色发展地位与目标的重要论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关乎我国国家发展全局、关乎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目标是要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带、建成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二是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经济带绿色发展成效与问题的重要论述。主要包括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绿色经济转型、绿色观念培育、绿色协同发展、绿色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效与问题;三是研究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经济带绿色发展任务与保障的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加强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保护,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文化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加快长江经济带绿色社会建设,强化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基本任务;加强组织领导、调动各方力量、坚持调查研究、打好持久战和强化制度建设等。第四,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思维特征与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论文认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与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的基本原则;实质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向,使长江经济带转变传统发展理念、传统发展模式、传统发展道路,转向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新道路。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重要论述的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等思维特征;探讨了重要论述对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的理论价值、引领指导长江经济带与中国绿色发展的现实价值和为国际流域、“一带一路”沿线以及世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贾辉[9]（2021）在《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文中指出近年来,全球外商投资的金额呈增长趋势,中国对外投资也呈持续增长态势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然而,中国对外投资近年来也出现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忽视环境问题将成为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也在增加。本文包括前言、正文、结论三大部分。正文包括六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第二章（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第三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第四章（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第五章（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本文通过综合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和专门性国际环境立法文件探讨了预防原则,包括双边/多边投资协定与预防原则、国际投资项目环境评估与预防原则、绿色金融与预防原则。关于国际投资协定与环境保护,本文围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研究了NAFTA、USMCA、CPTPP、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比较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的环境条款,对中国所参与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和中国对外投资协定中环境事件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探讨。之后,该章节介绍了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指出环境影响评价是减少投资建设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的重要预防措施,结合《埃斯波公约》等多边国际条约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与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相比较,对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进行了讨论。最后,该章节探讨了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从绿色金融的定义和重要意义出发,梳理了绿色金融相关之国际法体系,结合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关于绿色金融的立法实践,比较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探讨了绿色金融在中国对外投资环境保护方面的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国际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构成要件,本文探讨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将国际投资行为区分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两种情形讨论了国际投资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之构成要件。其次,该章节探讨了私人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比较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环境损害国家归责之要件分析,讨论了中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的国家归责问题。本文还从投资国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分担机制、免责情形等内容。关于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本文首先讨论了核电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核电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核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再结合中国核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和中国国内立法分析,以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英国政府签署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协议参与英国核电项目为例,分析了中国核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核事故之国家责任。其次,该章节探讨了航天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航天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航天事故赔偿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营救协定》、《月球协定》等,结合中国航天企业“走出去”之概况,以假设案例的方式,探讨了“走出去”的中国航天企业一旦发生航天事故,是否会引发中国的国家责任等问题。最后,该章节探讨了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从石油领域环境保护之风险出发,梳理了石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之国际法体系,包括《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议定书、《设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国际公约》及其议定书、《勘探、开发海底矿产资源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再结合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之概况,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发生境外石油污染之潜在风险,并区分事故造成海洋污染和陆地污染分别就国家承担相关赔偿责任进行了分析。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应重视因环境问题导致国家责任的风险。本文分别在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预防义务、中国境外投资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中国特定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方等方面,分别提出了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议。
乔永璞[10]（2020）在《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能源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在能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稀缺性不断加剧的当下,围绕能源生产与消费引发的诸多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长期来看,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能源支撑,而能源过度开发和消耗将导致环境污染进而造成经济损失,在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基础的同时也将引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即能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在此“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绿色财税政策促进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3SLS计量方法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污染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将资源税、环境税、绿色研发补贴等政策手段纳入到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目标下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绿色财税政策对经济增长、污染累积、社会福利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差异。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1）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不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曲线形状的差异。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现拐点时的能源消耗量越少,单位能耗带来环境污染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也越大;（2）就资源税和环境税两种绿色税收来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增长最大化为政策目标时,资源税的最优税率低于环境税的最优税率,且最优资源税税率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于最优环境税税率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但污染排放水平同样较高;（3）就绿色研发补贴政策来看,相对于无补贴政策和严格补贴政策,动态补贴政策有助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同时抑制污染排放;（4）就绿色研发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与经济增长、污染排放水平的关系来看,晚实施研发补贴在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增长,而早实施研发补贴则有助于经济长期增长且污染累积水平最低。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已经跨过、正在逼近、尚未跨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继续增加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分别表现为抑制、小幅促进、促进作用;（2）资源税和环境税的实施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污染排放等方面的效应不同,政策选择因目标而异,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政策目标时,资源税的实施更有助于实现能源优化配置;以污染排放更低为政策目标时,环境税的实施更有助于实现能源优化配置;（3）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长远目标来看,早实施绿色研发补贴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水平提升和环境污染下降的双重红利。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绿色财税政策收入与支出的视角,将资源税、环境税、绿色研发补贴纳入到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当中,构建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不同政策目标下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2）界定了资源税和环境税的概念和功能定位,并通过分析两者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污染累积的影响,发现实施资源税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而实施环境税则能够更好地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的目标;（3）对能源企业实施绿色研发补贴进行深入推演,从无补贴、严格补贴和动态补贴三种情景分析发现动态补贴政策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且环境污染积累最少,越早实施越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提速和环境污染下降的双重红利。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1）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四、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
| 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效率 |
| 二、生态福利绩效 |
| 三、其他生态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经济耦合机制的研究综述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公式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 |
| 二、生态效率的发展规律 |
| 三、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变量测度及生态经济指标的脱钩收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产业结构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效率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 |
| 一、方法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脱钩分析 |
| 一、生态效率脱钩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脱钩分析 |
| 第五节 收敛性分析 |
| 一、生态效率收敛性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及解耦分析 |
| 一、耦合分析 |
| 二、解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的设立 |
| 第三节 基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变量处理及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第二产业比重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互联网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循环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城镇化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效率视角清洁能源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四节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如何判断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劣 |
| 第二节 某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一、美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二、德法英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三、日本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简历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3）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研究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环境责任 |
| 2.2 企业可持续性 |
| 2.3 企业环境战略 |
| 2.4 绿色创新 |
| 2.5 利益相关者整合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框架 |
| 3.3 研究假设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问卷设计 |
| 4.2 变量设计与测量 |
| 4.3 数据收集与控制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3 假设检验 |
| 5.4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建议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面临的三重困境 |
| 第一节 权利缺位:国际社会中实体性环境权的缺失 |
| 一、联合国层面环境权的理论演进和制度缺失 |
| (一)从《斯德哥尔摩宣言》到《里约宣言》及其后的嬗变 |
| (二)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
| 二、区域人权法院对环境权的阐述不足 |
| (一)美洲人权法院:健康环境权的独特解释 |
| (二)欧洲人权法院:程序性环境权的发展 |
| (三)非洲人权法院:将环境权纳入国际条约 |
| (四)其它人权法院 |
| 第二节 司法挑战:基于人权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践困境 |
| 一、与人权相关的环境诉讼的案例考察 |
| 二、与人权相关的环境诉讼困境的成因剖析 |
| (一)适用人权法的管辖权受到域外限制 |
| (二)难以证明基于环境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
| (三)难以证明国家在环境损害中的责任 |
| 第三节 理念冲突:国家对环境保护人权方法的审思 |
| 一、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
| (一)逆全球化现象严重 |
| (二)民粹主义盛行 |
| 二、国家治理环境的诉求不一致 |
| (一)国家对于环境问题的内容、责任划分不同 |
| (二)国家进行全球环境谈判时态度不一致 |
| 第二章 人权与环境保护的理论龃龉及其权利化审思 |
| 第一节 人权与环境保护之间历史冲突的梳理 |
| 一、人类环境观的历史演进与环保运动的兴起 |
| 二、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 |
| (一)人类中心主义 |
|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
| 三、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深思 |
| 第二节 关于环境权概念的诘难与回应 |
| 一、环境权绿化论 |
| 二、环境权独立论 |
| 三、环境权程序论 |
| 第三节 环境保护权利化理论基础的局限 |
| 一、自然权利理论的不足 |
| (一)自然权利的特征 |
| (二)环境权与自然权利理论的相容性 |
| 二、权利意志理论的不足 |
| (一)权利意志理论的特性 |
| (二)环境权与权利意志理论的相容性 |
| 三、权利利益理论的不足 |
| (一)权利利益理论的特征 |
| (二)环境权与权利利益理论的相容性 |
| 第三章 基于人权的环境保护面临困境的现实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人权义务的域外适用挑战 |
| 一、国家域外人权义务的一般性规定 |
| 二、国家域外人权义务的触发机制:域外管辖 |
| (一)域外管辖条款的一般性解释 |
| (二)域外管辖条款在环境保护中的适用与扩大 |
| 三、国家域外人权义务的最新发展 |
| (一)关于国家域外义务的马斯特赫特原则 |
| (二)美洲人权法院对管辖权的有效解读 |
| 第二节 基于人权的环境诉讼中各环节面临的挑战 |
| 一、法院对基于人权的环境案件可诉性的质疑 |
| (一)国内法院对基于人权的环境案件可诉性的质疑 |
| (二)国际人权法院对基于人权的环境案件可诉性的质疑 |
| 二、与人权相关的环境诉讼中证据认定 |
| (一)法官缺少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专业知识 |
| (二)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困难 |
| 第三节 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的深层动因 |
| 一、现实主义:国家对权力的过度偏好 |
| 二、自由主义:国家对利益的过分追求 |
| 三、建构主义:国家的观念认知不足 |
| 第四章 以人权为基础应对环境保护的未来路径 |
| 第一节 凝聚共识:建立独立的实体性环境人权 |
| 一、建立独立的实体性环境权的必要性 |
| (一)环境权的特有内涵 |
| (二)环境权是享有其它人权的基础 |
| (三)对传统人权范畴的补充 |
| 二、建立独立实体性环境权的方式 |
| (一)确保新的实体性环境权利的独立性 |
| (二)确保新的实体性环境权利的精确性 |
| 第二节 化繁就简: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环境文书 |
| 一、全球环境文书何以必要 |
| 二、全球环境文书的立法尝试——《世界环境公约》 |
| (一)《世界环境公约》的提出 |
| (二)《世界环境公约(草案)》的创新 |
| 三、建立全球环境文书的关键事项 |
| (一)正视国际环境法的现状 |
| (二)坚持多边主义道路 |
| (三)加强对多边环境协定的协调 |
| (四)加强监督执行机制建设 |
| 第三节 合作共赢:建立区域性环境人权保护协定 |
| 一、环境保护区域协定的最新实践——《埃斯库苏协定》 |
| (一)《埃斯库苏协定》发布的背景 |
| (二)《埃斯库苏协定》的制度创新 |
| 二、区域性环境人权保护协定的未来展望 |
| 第五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环境人权的中国贡献 |
| 第一节 我国关于环境权的表达与实践 |
| 一、我国宪法环境权的主流发展态势 |
| 二、我国民法中环境权的主流发展态势 |
|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环境理念的新发展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环境”内涵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传统环境理念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国际理念 |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环境理念的构建 |
| 一、坚持人本主义 |
| 二、立足可持续发展概念 |
| 三、立足和谐共存确立国家利益 |
| 四、包容性的世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法治框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中国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国际经贸条约环境保护条款概述 |
| 一、国际经贸条约中纳入环境保护条款的重要意义 |
| (一)最大效率实现贸易全程性环保监管 |
| (二)避免东道国为吸引外资“降低环境标准” |
| 二、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主要类型 |
| (一)序言条款 |
| (二)专门条款 |
| (三)例外条款 |
| 第二章 国际经贸条约环境保护条款之动态演进 |
| 一、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具体演进 |
| (一)作为序言的开端:GATT和 WTO |
| (二)从NAFTA到 USMCA |
| (三)TPP/CPTPP中的环境保护条款 |
| 二、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动态发展及评价 |
| (一)环境保护条款之动态演进 |
| (二)当前环境保护条款之弊端探讨 |
| 第三章 中国签订的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之考察 |
| 一、中国签订的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典型范例 |
| (一)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条款 |
| (二)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环境保护条款 |
| 二、中国签订的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评述 |
| (一)我国签订的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之制度优势 |
| (二)我国签订的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之不足 |
| 第四章 中国在签订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塑造 |
| 一、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条款构建中的中国定位 |
| (一)把握双向投资大国的双重站位 |
| (二)坚持“体系衡平”的设计理念 |
| (三)坚持“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理念 |
| 二、环境保护条款内容之具体设计 |
| (一)规范条款的具体规定 |
| (二)平衡各条款之间的冲突关系 |
| 三、设置环境保护条款的保障制度 |
| (一)建立明确的争端解决机制 |
| (二)健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后记 |
（7）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2 环境规制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理论 |
| 2.4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演变历程及现状 |
| 3.1 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和现状 |
| 3.2 产业结构演变历程 |
| 3.3 产业结构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效应 |
| 4.1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脉冲响应分析 |
| 4.2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模型构建 |
| 4.3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
| 5.1 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 |
| 5.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 5.3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 |
| 6.1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2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的实证设计 |
| 6.3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两控区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1 “两控区”政策 |
| 7.2 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3 “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介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
| 2.1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绿色发展思想 |
| 2.1.1 绿色生态思想 |
| 2.1.2 绿色生产思想 |
| 2.1.3 绿色制度思想 |
| 2.1.4 绿色科技思想 |
| 2.2 理论源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想 |
| 2.2.1 毛泽东的绿色发展思想 |
| 2.2.2 邓小平的绿色发展思想 |
| 2.2.3 江泽民的绿色发展思想 |
| 2.2.4 胡锦涛的绿色发展思想 |
| 2.3 理论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
| 2.3.1 天人合一思想 |
| 2.3.2 道法自然思想 |
| 2.3.3 取用有节思想 |
| 2.3.4 令行禁止思想 |
| 2.4 理论借鉴: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 |
| 3.1 初步形成阶段 |
| 3.1.1 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庆座谈会讲话 |
| 3.1.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其他讲话 |
| 3.1.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初步思考 |
| 3.2 深化发展阶段 |
| 3.2.1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武汉座谈会讲话 |
| 3.2.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其他讲话 |
| 3.2.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深入思考 |
| 3.3 丰富完善阶段 |
| 3.3.1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南京座谈会讲话 |
| 3.3.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其他讲话 |
| 3.3.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全面思考 |
| 第四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意义与目标的重要论述 |
| 4.1 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
| 4.1.1 长江经济带 |
| 4.1.2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 4.1.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
| 4.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
| 4.2.1 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 |
| 4.2.2 关乎我国国家发展全局 |
| 4.2.3 关乎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 |
| 4.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目标与定位 |
| 4.3.1 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带 |
| 4.3.2 建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 |
| 4.3.3 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 |
| 第五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成效与问题的重要论述 |
| 5.1 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况的论述 |
| 5.1.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的概述 |
| 5.1.2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改善 |
| 5.1.3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
| 5.2 关于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转型状况的论述 |
| 5.2.1 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转型的概述 |
| 5.2.2 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转型成效显着 |
| 5.2.3 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转型任务艰巨 |
| 5.3 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观念状况的论述 |
| 5.3.1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观念的概述 |
| 5.3.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观念日益增强 |
| 5.3.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观念有待强化 |
| 5.4 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状况的论述 |
| 5.4.1 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的概述 |
| 5.4.2 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不断加速 |
| 5.4.3 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仍需加强 |
| 5.5 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制度建设状况的论述 |
| 5.5.1 长江经济带绿色制度的概述 |
| 5.5.2 长江经济带绿色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
| 5.5.3 长江经济带相关绿色制度有待完善 |
| 第六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点任务的重要论述 |
| 6.1 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
| 6.1.1 统筹解决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 |
| 6.1.2 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
| 6.1.3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
| 6.2 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建设 |
| 6.2.1 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6.2.2 推进绿色科学技术创新 |
| 6.2.3 提升绿色对外开放水平 |
| 6.3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文化发展 |
| 6.3.1 树立绿色发展价值观念 |
| 6.3.2 加强绿色发展宣传教育 |
| 6.3.3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
| 6.4 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社会建设 |
| 6.4.1 建设美丽宜居城镇 |
| 6.4.2 推动乡村绿色振兴 |
| 6.4.3 提供绿色民生保障 |
| 6.5 完善长江经济带绿色制度建设 |
| 6.5.1 加强绿色法制建设 |
| 6.5.2 完善绿色体制建设 |
| 6.5.3 健全绿色机制建设 |
| 第七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主要保障的重要论述 |
| 7.1 加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组织领导 |
| 7.1.1 组织领导内涵及重要性 |
| 7.1.2 落实领导责任强化组织领导效果 |
| 7.1.3 调查研究是组织领导的重要方法 |
| 7.2 调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各方力量 |
| 7.2.1 发挥企业主体的重要作用 |
| 7.2.2 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
| 7.2.3 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
| 7.3 打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持久战 |
| 7.3.1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是一场持久战 |
| 7.3.2 “一张蓝图绘到底” |
| 7.3.3 “一茬接着一茬干” |
| 7.4 强化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 |
| 7.4.1 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错位发展 |
| 7.4.2 推动长江经济带地区间协调发展 |
| 7.4.3 坚持“共抓大保护”的行动导向 |
| 第八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特征与价值 |
| 8.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与实质 |
| 8.1.1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核心 |
| 8.1.2 促进全面绿色发展转型是实质 |
| 8.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思维特征 |
| 8.2.1 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
| 8.2.2 统筹全局的系统思维 |
| 8.2.3 生态优先的底线思维 |
| 8.2.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 |
| 8.2.5 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
| 8.2.6 顺应潮流的历史思维 |
| 8.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的价值意义 |
| 8.3.1 理论价值:坚持守正创新 |
| 8.3.2 现实价值:强化实践导向 |
| 8.3.3 世界价值:观照世界发展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不足 |
| 9.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9）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前言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和国际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问题 |
| 一、国际投资与其环境效应问题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问题 |
| 三、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的法律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律制度 |
| 一、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相关国际法和案例 |
| 二、投资国关于境外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三、东道国关于外商投资环境保护之立法 |
| 四、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投资协定之法律协调 |
| 第三节 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及其问题 |
| 一、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介绍 |
| 二、中国境外投资环境保护现有法律体系的问题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预防责任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之环境保护与预防原则 |
| 一、预防原则之概述 |
| 二、国际投资环境保护国家预防责任之体现 |
| 三、中国境外投资中预防责任之体现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环境影响评价 |
| 二、各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相关之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与绿色金融 |
| 二、各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三、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之立法实践 |
| 四、中国境外投资绿色金融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四节 国际投资协定环境条款中国家预防责任 |
| 一、国际投资协定之环境条款 |
| 二、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现状 |
| 三、中国投资保护协定中环境条款之完善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及构成要件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一、传统国家责任理论 |
| 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致国家责任 |
| 三、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之具体构成要件分析 |
| 四、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分析和完善建议 |
| 第二节 私人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一、域外私人行为之国家归责 |
| 二、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归责 |
| 第四章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分担机制与免责问题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形式 |
| 一、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相关国家责任的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一、跨界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二、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损失分担机制 |
| 三、中国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机制之完善 |
| 第三节 国际投资所致环境损害的国家赔偿责任之免责情形 |
| 一、同意或重大过错 |
| 二、不可抗力 |
| 三、危难和危急情形 |
| 四、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 |
| 第五章 特定领域国际投资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第一节 核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核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责任分析 |
| 三、中国核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二节 航天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航天领域事故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国家责任 |
| 三、中国航天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第三节 石油产业领域国际投资所致环境问题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一、石油产业领域环境损害之国家赔偿责任 |
| 二、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所致环境损害之赔偿责任分析 |
| 三、中国石油领域境外投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能源与环境 |
| 1.2.2 可持续发展 |
| 1.2.3 绿色财税政策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5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2 文献综述 |
| 2.1 研究现状 |
| 2.1.1 能源资源的跨期优化配置与最优开采路径 |
| 2.1.2 能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 |
| 2.1.3 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 |
| 2.1.4 促进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财税政策 |
| 2.2 文献评述与研究空间 |
| 2.2.1 文献评述 |
| 2.2.2 研究空间 |
| 3 能源与环境优化配置理论与绿色财税手段分析 |
| 3.1 能源与环境优化配置理论及分析 |
| 3.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1.2 可耗竭资源理论 |
| 3.1.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
| 3.1.4 外部性理论 |
| 3.2 能源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
| 3.2.1 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中的作用 |
| 3.2.2 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 |
| 3.2.3 政府介入能源市场的必要性 |
| 3.3 政府纠正外部性的手段之一:绿色税收 |
| 3.3.1 绿色税收的作用机理 |
| 3.3.2 绿色税收对资源配置、环境改善与社会公平的影响 |
| 3.3.3 以资源税和环境税为例的绿色税收手段 |
| 3.4 政府纠正外部性的手段之二:绿色补贴 |
| 3.4.1 绿色补贴的作用机理 |
| 3.4.2 绿色补贴对相关主体的影响 |
| 3.4.3 以研发补贴为例的绿色补贴手段 |
| 3.5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
| 4.1 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演进 |
| 4.2 模型概述 |
| 4.3 模型设定 |
| 4.4 参数校准 |
| 4.5 模型在具体领域的应用 |
| 4.6 本章小结 |
| 5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悖论”研究 |
| 5.1 模型设定 |
| 5.2 数值模拟分析 |
| 5.3 能源消耗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3 能源消耗的经济效应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能源开发的长期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5.4.1 能源资源开发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测度模型 |
| 5.4.2 能源资源开发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估计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模拟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2 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模拟结果 |
| 6.3 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状态下的绿色税收政策选择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绿色研发补贴的经济效应模拟分析 |
| 7.1 模型设定 |
| 7.2 鞍点路径求解 |
| 7.3 绿色研发补贴的经济效应模拟结果 |
| 7.4 动态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和效果评估机制分析 |
| 7.4.1 动态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分析 |
| 7.4.2 动态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估机制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完善中国绿色财税政策的思考 |
| 8.1 强化绿色税收政策设计,策略性地实施绿色税收政策组合 |
| 8.2 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手段相结合,激励企业绿色研发创新 |
| 8.3 完善能源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分配资源收益 |
| 8.4 加强财税手段的协同,形成政策组合拳 |
| 8.5 完善配套支持保障措施,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 |
| 8.6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论文参考文献）
- [1]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D]. 王宇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4]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D]. 王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5]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6]国际经贸条约中环境保护条款的中国塑造[D]. 庄雅茜.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7]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D]. 关帅. 吉林大学, 2021(01)
- [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要论述研究[D]. 石秀秀. 中国地质大学, 2021
- [9]国际投资环境保护之国家责任研究 ——以中国海外投资为视角[D]. 贾辉.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10]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D]. 乔永璞.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