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省独山县合作医疗方案及试点运行状况监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梁倩[1]（2020）在《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文中指出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一个研究财政税收的博士生,怎么会研究扶贫问题?似乎研究扶贫问题有些偏离了专业。这个问题乍一听似乎有理,但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些偏颇。众所周知,扶贫或者说反贫困历来都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中国政府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把农村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近年来更是把它作为中国政府必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政府要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耗资巨大的扶贫工程,在资金方面的主要来源便是财政。因为扶贫或者说反贫困是扶危济困,拯救苍生,它追求的不是盈利赚钱,而是扶危济困,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因此,从资金性质来讲,财政资金更加适合用于这项事业。而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也因此,研究扶贫或者说反贫困,也应当是从事财政研究的学人应尽的本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不是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吗?既然如此,那么你写这篇关于贵州农村深度贫困与反贫困的论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国家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其前提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即贫困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以上（这几年已经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调整到3000元以上）即为脱贫。而这个标准从国际上看,是介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和稳定温饱贫困标准之间的标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我国在2020年是完全可以实现脱贫目标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超额实现的。但如果按照稳定温饱标准,则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人口。换言之,国家宣布的到2020年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还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脱贫,一旦贫困标准提高,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比如,我国2011年将农村贫困标准由1274元提高到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立马就由2010年的2688万人上升到1.28亿人,增加1亿多。这一点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都居全国前列的贵州将会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农村反贫困很可能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到2020年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可以说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即完成进行时。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回顾历史,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贫困便伴随着人类走过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也遍布了每一个人类社会的角落。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对于贫困研究的脚步从未有过停滞,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人类了解贫困和向贫困宣战奠定了优秀的理论基础。比如,对贫困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从朗特里的绝对贫困,到彼得·汤森的相对贫困,再到多维贫困指数、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提出,人类对贫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其表现主要是绝对贫困,也称之为生存贫困;在发达的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相对贫困;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的贫困现象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交织于一体,而且更多的是绝对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事业最为复杂,也最为艰巨。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减贫成就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随着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到现阶段,扶贫攻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深度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深度贫困”。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事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同时具有更大的意义。贵州省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反贫困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诸多历史原因,以及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贵州省的贫困状况,较之于全国其他省份,一直以来都更为严峻,可以说,贵州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全国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此外,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又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又大量地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自然资源贫瘠、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育滞后、人地矛盾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贵州省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亲自主持召开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现行标准下的贫困现象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而贵州省面临着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贫困状况,能否按期保质地完成精准脱贫的目标,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是否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案,继续消除相对贫困,仍然是摆在贵州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成因进行系统探究,以及对贵州省农村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的利弊得失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搞好贵州省农村减贫事业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建议。为此,作者阅读了大量关于贫困、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文献着作,查阅了大量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和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作者对贵州省多个市、州下辖的深度贫困村进行了实地的田野调查。作者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个生计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与贵州农户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细分指标,并据此设计了一份详细且具可操作性的调查问卷,通过长期走访调查,获得了大量来自深度贫困农村和深度贫困农户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在本文中,作者沿着贫困界定研究、贫困成因研究、反贫困理论,包括财政反贫困理论研究、贵州省贫困状况、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14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状况、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及实证分析、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财政减贫效率实证分析、贵州省减贫事业的成就与不足,以及今后政策建议研究思路,来进行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共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对贵州省2013年到2017年的部分经济与社会指标进行梳理,将之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社会经济指标与贵州省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省农村深度贫困状态直观地呈现出来。同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指导框架,对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的调查数据,从五个生计指标出发,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客观地呈现了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农户的生计状态以及致贫原因。通过分析,作者发现,贵州省的深度贫困农村,其贫困现象就地理分布而言,主要呈现出“片状集聚”的特征,集中出现在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沟坝河谷区等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同时,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与民族地区又呈现出相当的重叠性,因此又具有民族性特征。就贫困状况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因素复杂”、“脱贫难度大”的特点。就致贫因素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致贫因素,几乎涵盖了“民族的、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所有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的深度贫困状况,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推进“易地搬迁扶贫”、狠抓“教育扶贫”等多项扶贫措施,有效地缓解了贵州省的贫困状况,但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各项生计资本,尤其是与财政有关的交通、通讯、水利灌溉、饮用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五保户和低保户的补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在前述分析基础上,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进一步搞好精准扶贫的若干建议。首先提出要正确认识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明确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避免扶贫工作中出现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其次,提出要处理好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再次,论文还从可持续生计理论出发,对加强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各个方面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具体的建议和举措中,提出要完善和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民主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作用。提出要补足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生条件、合理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等有效措施,对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五项生计资本进行全面改善和提升,持续推进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精准扶贫事业。
岑远航[2]（2019）在《被征地农民家庭养老的困境及成因研究 ——以贵州省独山县T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因经济建设需要征用大量的农村集体用地,由此产生了数量庞大的被征地农民群体。伴随着当前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传统农村以地养老的方式被打破,使得被征地农民的养老问题进一步加剧。而家庭养老作为农村社会最主要的的养老方式,将在土地征用后农村的养老保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贵州省独山县T村作为经验考察对象,通过对T村土地征用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家庭关系、成员间互动行为发生变化的进行分析,以此揭示在土地征用后被征地农民家庭养老方式所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研究影响家庭养老困境产生的更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受土地征用的影响,农村老年人“以地养老”的传统方式无从实现,使得被征地老年人只能依靠家庭成员向其提供养老支持,而长期以来当地农村家庭养老提供的仅为最低限度的养老支持,被征地农民家庭养老面临着:老年人自我经济供养能力减弱、日常生活照料不足、精神慰藉匮乏、家庭成员间矛盾突出、社会养老保障政策参与度不高、子女主动赡养的积极性减退等多个方面的养老困境。而导致这一系列家庭养老困境的原因,则与被征地后T村所面临的社会形势转变以及家庭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外源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第一,征地后老年人在新的就业形势下缺乏竞争力而导致收入不稳定;第二,居住地的重新安置不光打破了原有的村落形态,更重要的是使得传统宗亲制度下的道德约束力减弱,年轻一代养老观念逐渐淡化;第三,现行的养老保障制度单一与农民思想观念上的排斥,导致老年人参保的积极性不高,老年人更加依赖于家庭的养老支持,这无疑增加了家庭养老的负担。而内源的家庭变迁对养老困境的影响具体的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征地后的回迁房推动了传统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变,家庭结构小型化使得日常提供照料的主体减少,同时家庭重心下移,使得老人在家庭中的位置逐渐边缘化;第二,土地征用过程中,子代逐渐掌握家庭经济与话语权,家庭权力向子代转移,这一过程中家庭关系的转变使得亲子间矛盾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子代赡养的积极性;第三,征地过程中,利益驱使下的分家行为以及土地缺失后代际反馈式养老关系的弱化,反映出了家庭伦理世俗化,进一步促使了子代的权力凸显而赡养的责任和义务弱化。综上,被征地农民的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困境,是由于外源客观的社会因素制约所产生的养老供给不足,以及内源性的家庭变迁所导致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所形成的。
严研[3]（2019）在《精准扶贫借鉴自然灾害重建模式研究 ——非灾经济发展模式》文中研究表明贫困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而围绕党中央提出的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一宏伟目标,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更是想方设法的采取多种措施,推行多项政策,以期最终全面的解决贫困问题。虽然其中的大部分都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围绕着全面彻底消除贫困这一目标,各项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关键的攻坚阶段。针对目前的形势,贫困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难的是要先定位清楚这些贫困的死角,也就是需要在目前的精准扶贫阶段中找准方向。回顾历史上和当前正在实施执行的种种扶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做到帮助贫困人口解决贫困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渐渐推移,这些偏向整体宏观的政策面对更为特殊的和地域性的贫困问题,其执行的效率也变得越来越低,所带来的边际效益也越来越不明显。综合这些各有特色的扶贫模式和政策,各级政府,在当前的形势下,更加期盼在扶贫模式上的创新,抓住矛盾的关键,满足精准扶贫的要求,彻底扫清扶贫障碍,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小康。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我国贫困问题现状以及目前精准扶贫的实际需求和痛点,在分析借鉴了目前我国所广泛使用的自然灾害灾后重建模式后,创新性地提出一种新的扶贫模式——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并尝试将此模式来用以解决我国当前精准扶贫阶段的主要矛盾。本文所提出的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含义是,除自然灾害外,在经济社会中,同样存在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如同自然灾害一样,会阻碍社会的经济发展,例如贫穷,我们把这些社会经济问题称之为“社会灾害”。因此,本文以灾害经济学为出发点,将灾害的界定从自然灾害延伸到社会灾害,为了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灾害,我们将“贫穷”这一社会灾害定义为“非灾”,而将解决这一灾害的发展模式定义为“非灾经济发展模式”。进而,我们又借鉴自然灾害重建模式,以贫困这一“社会灾害”为出发点,选取因非自然灾害导致的符合一定条件的贫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即“非灾经济发展区”,将其视为类同于遭受自然灾害后的地区,进行虚拟“推倒重来”式建设。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就是将“社会灾害”类比自然灾害,通过“灾后重建”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该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对遭受“贫困”这一社会灾害的地区,试图从国家政策层面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从而脱贫。“非灾经济”这一概念以灾害经济为出发点,但又区别于灾害经济学,两者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非灾经济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灾害,而灾害经济学则研究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灾害。根据上述理念和思路,本文主要由四大部分的来进行研究,即研究背景、理论研究、实证定量研究分析和研究展望和结论。（1）研究背景:在开始深入对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前,本文在第一章绪论里的第一节中,特别从五个方面对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做了详细的描述。分别是:围绕习主席的“四个全面”与扶贫目标、精准扶贫、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决定、十三五规划以及工业反哺农业,这些政策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共同构成了创新研究非灾经济这一精准扶贫模式新思路的政策背景和研究必要性。以及在此条件下,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不仅是将经济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一种尝试,而且还在精准扶贫中的目标中提出了一种创新性的模式。在第一章后面的二,三,四节里,分别概述了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技术路线分析。在研究目标上,本文以非灾经济发展区的精确定位,重建以及检验效果,来最终证明此发展模式的应用对于实现全面脱贫的重要作用。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技术路线上,本文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定性和定量分析,典型案例分析和对比分析的办法,本文在进行综合理论研究和实证定量分析后,从而得出了在不同省份,特别是中西部,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将有效解决贫困问题,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结论。（2）理论研究:本文在第二、三和第四章为整体研究提供其理论研究的支撑。第二章为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提供了理论基础,为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章指出,由灾害经济学所衍生出来的非灾经济理论,是通过对灾害的辩证思考来对灾害经济学的一种拓展应用,以给经济社会属性一个相对于自然灾害的新定义,来把灾后重建应用到精确扶贫的工作中。本章还构建了研究的理论支撑,包括: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产业集群效应理论、为乡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现代乡村发展理论、城镇化理论、短板理论以及后发优势理论。同时,本章还阐述了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址的理论依据:广义梯度推移理论以及聚集经济理论。第三章介绍了国内外关于贫困问题和经济增长研究方法综述与评价。在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灾害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非灾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理论。第四章主要是详尽的从概念上界定了非灾经济和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分析了与这一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及其实施策略和有效性。（3）实证定量研究分析:本文第五、六和第七章提供了研究的实证定量分析。第五章是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对四川省受灾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通过对四川省主要重灾区2003-2017年间的数据研究,加入虚拟变量,通过构建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对四川省地震灾后重建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其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对口支援措施政策和重建模式效果明显,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六章是以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对东、中部地区贫困发生较典型省份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在本章中,首先是对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湖北省扶贫工作现状进行分析,其次确定了典型省份“非灾”地区的选址,最后对三省份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得出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三省份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定量影响。重点借鉴了四川省灾后重建的经济效果来类比三省（自治区）的非灾经济发展区虚拟“灾后重建”的影响,并搜集数据对其影响效果进行验证。最终结果证明,若借鉴四川省地震灾后重建政策的经验,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部分贫困地区（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湖北省）进行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如借鉴自然灾害重建模式的精准扶贫模式可以大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七章是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对西部地区贫困发生较典型省份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与第六章类似,继续探究西部三省份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的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址以及非灾重建对于各省贫困地区（非灾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结果证明,若借鉴四川灾后重建政策的经验,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部分贫困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进行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如借鉴自然灾害重建模式的精准扶贫模式也可以大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4）研究展望和结论:本文的第八和第九章,主要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展望了研究的应用前景。第八章对精准扶贫的现状和成果做了详尽的概括,特别分析了非经济和经济因素下的目前贫困发生的现状和成因,对精准扶贫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在解读了我国目前的精准扶贫方式后,对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在精准扶贫重点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第九章总结和概况了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结论和一些综合政策建议。综合概况,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在非灾经济未能投入实际使用的情况下,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来对在虚拟中应用了非灾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发展的区域进行分析检验,最终数据表现了其模拟效果,证明了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将从多个方面有效地提升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态势,并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进一步优化当地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同时,数据显示在人均居民收入和人均固定消费方面均有显着的提升。在基础建设的发展上,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地方税收的增长将加大投资总量。其次,本文将自然灾害的重建与非灾经济发展下的精准扶贫类比为一个高度统一的相关体,通过研究其内在联系,以自然灾害后区域重建的模式,反推扶贫过程中相关可借鉴的范畴,进行定向区域扶贫。从宏观层面来讲,两者都急需在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和指导下,由地方政府实施具体的政策来进行建设,从而达到重建和脱贫的目的,同时带动和发展区域经济,根本上改善灾后民生和贫困状况。而且,两者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和建设时期,以保持政策的可延续性和可实施性,真正扭转经济发展的局面。另外,自然灾害的重建和非灾经济发展下的精准扶贫都具有极高的地方区域特色,从一区一策甚至到一人一策,也是“对口支援”和“对口帮扶”的具体表现方式。“对口支援”中协调各方资源来办一件事,和“对口帮扶”中协调政府和公众资源来对目标区域进行定向支持和攻关,对着二者相互间是可以积极有效予以借鉴的。
夏龙龙[4]（2019）在《贵州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路径调查研究 ——以黔南州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的反贫困和扶贫开发的重大战略。2014年,通过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按照最低收入线和“两不愁三保障”的识别标准与要求,全国纳入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达7017万人。从贫困人口空间分布来看,大多数集中于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西部地区贫困面更大、贫困程度更深,脱贫攻坚难度更大。从致贫原因来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具有多样性。经过精准识别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主要有因病、因学、因残、因灾、缺技术、缺资金、缺劳力、缺土地和缺水九种。致贫原因的多样性要求精准扶贫治理方式必须精准化和多元化,为实现精准化和多元化的贫困治理,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明确提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思想,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五个一批”政策的提出为解决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指明了方向。贵州省位于我国西部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和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典型性。一是贫困人口数量多,2015年,贵州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93万,占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8.8%。二是贫困程度深,2015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14.04%,全省88个县市中有50个国家级贫困县,占比56.82%;78个县市有脱贫攻坚任务,占比88.64%。三是贫困区域差异性大,全省有3个贫困集中连片区,分别是滇黔桂石漠化区、乌蒙山区和武陵山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属于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殊困难地区,2015年贫困人口58.3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6.5%,是贵州区域性贫困的典型代表,黔南州既有自然环境脆弱造成的物质发展基础差,又有多民族聚居形成的传统文化经济结构的制约,本文以黔南州为研究区,分析建档立卡农户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五个一批”之间的关系以及脱贫户脱贫效果等都具有省域范围内的典型意义。为此,本研究在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与框架,并基于精准扶贫理论、多维贫困理论、恶性循环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等,以黔南州瓮安县、龙里县、贵定县、独山县和都匀市作为研究区,有效开展了对1431户建档立卡脱贫户的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脱贫路径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黔南州脱贫户的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脱贫路径有效性很高,样本农户已经全部达到脱贫退出条件,脱贫路径清晰。但是,脱贫稳定性存在一定问题:产业帮扶增收效果不明显;劳动技能培训时间短、内容简单,实用性不强;慢病救助比例低,农户健康意识差;部分危房改造质量不高,危改农户满意度较低;易地搬迁农户增收比较困难。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增强产业扶贫“造血”功能;丰富职业培训内容,规范培训程序;加强慢病救助,增强农户健康意识;严格执行危改标准,提升危改质量;着力解决搬迁农户的就业问题,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张曦[5]（2013）在《连片特困地区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文中认为贫困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概念，正视贫困并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降低贫困发生率，减缓贫困程度，是理所当然而势在必行之事。不论是从外在表现还是内在原因来看，贫困都具有多维度特征，往往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事实上，贫困状态不仅外在表现为收入与消费水平的低下，更是一种内在的能力缺位现象。因此，从贫困根源入手考虑扶贫问题，重在对贫困者能力的培养。就现状而言，我国贫困所呈现出的连片特困局势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往的扶贫模式已不再适应这一新形势。考虑及此，参与式扶贫模式的提出与实施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然而，尽管参与式扶贫模式响应了当前主流的贫困与反贫困观点，其具体实践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存在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扶贫瞄准精度较差、贫困者参与程度欠佳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连片特困地区参与式扶贫模式运行绩效进行评价，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是本论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为此，基于DEA基本理论与方法，我们确立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指标体系，其一是贫困的多维度测度指标体系，其二是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两者具有DEA评价模型相同框架，都可以用以测评反贫困绩效。贫困多维度测度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人口素质、居住环境多个维度，采用DEA方法确定指标权重，以DEA输出效率指标值反映贫困状态，在多准则意义下测度对象所处的福利状态。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则借助标准的DEA输入-输出框架，通过对参与式扶贫模式广度与强度的量化，测评其对贫困发生率与贫困程度的影响，从而完成具体扶贫举措的相对有效性评价。两个指标体系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借助贫困测度以间接方式评价扶贫举措有效性，而后者则直接评价扶贫举措的反贫困效果。以DEA理论与方法探讨贫困问题，在贫困测度基础上考察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特色。进一步地，我们利用所构建的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评价了贵州省88个县域单位的贫困状态，并指出处于连片特困区域的66个县域单位的贫困聚类现象。在贫困测度基础上，我们借助DEA-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经济增长、县域单位行政属性、自治县属性、城镇化进程等因素对贵州省县域单位贫困状况的影响，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评价了代表性连片特困地区参与式扶贫模式的运行绩效。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可显着解释参与式扶贫绩效。最后，考虑到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特征及参与式扶贫绩效实证分析结果，我们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以提升参与式扶贫绩效，减缓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降低其贫困发生率。主要包括：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管理，优化目标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加强片区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因地制宜开展参与式扶贫开发项目；强化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视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等等。概言之，我们构建了一个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的概念性分析框架，全方位地运用DEA理论与方法进行绩效评价，并将之应用于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研究，认为确有必要采用参与式扶贫模式进行扶贫开发，但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针对性不够、过度典型化、贫困者被绑架等具体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也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秦岭[6]（2013）在《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文中研究表明前言:一次宿命的行走我穿行在荒山枯岭之中,却恰似一叶小舟,独行水上。水在哪里?抬望眼,到处都是旱地。安全的行走,却在考察中国农村饮水的安全与不安全。水,生命之源,它是在呼唤我吗?我宁可相信,给我安排这样一次行走的,是水,更是命运。二者必然是兼而有之的。水既然能成为生命之源,必然与命运有关。我的行走,由北国到江南,由内地到边陲,因水而来,为水而去。中国农民与安全的饮用水之间,撼动我的,是缺一口水而遭遇的死亡、流血以及满脸泥石流一样的眼泪;是得到一口水
贾博[7]（2011）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主体角色及其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在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下,以农民自愿参加为原则,实行政府补助、参合农民个人缴费和集体扶持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是政府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目标群体是我国8.83亿农业人口,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为农民健康提供基本保障。在公共服务运行过程中,主要有政府、定点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民三方主体,存在着三对主体间关系：政府与参合农民、政府与定点医疗机构、参合农民与定点医疗机构。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上,一直都有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的争论,在当代则主要表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分野。两个理论流派分别侧重技术维度和价值维度,提出了不同的公共服务理论观点。尽管对公共服务的现实均具有指导意义,但是仅仅沿用其中的任何一个维度都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必须对公共服务进行双重维度的分析：技术维度主要是对公共物品属性的分析和遵循,价值维度则是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和追寻,应当在价值维度的导向下,注重技术层面的改革,坚持技术和价值并重,效率和公平兼顾。优化主体角色及其关系正是坚持技术维度和价值维度并重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理论层面上,应当从角色期待、角色认知和角色履行三个方面分析政府、定点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民的角色；从委托——代理关系、责任——利益关系和合作关系分析主体间关系的状态。三方主体都应当调整责任和利益方面的角色认知,承担应尽责任,主动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尽可能缩小角色认知与角色期待之间的差距,履行好自身角色,建立良好的主体间关系,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效果和服务质量。从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政府、定点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民三方主体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在这项公共服务的运行过程中,参合农民把维护自身健康的重大事项委托给政府和定点医疗机构。由于医疗服务领域的特殊性,加之参合农民受制于自身素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难以掌握优势信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最大,因而最需要保护。定点医疗机构是政府和参合农民双方的代理人,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掌握绝对优势、具有绝对权威,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因而最需要监督。从责任——利益关系分析,政府和定点医疗机构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责任重大,更应当注重承担责任、维护公共利益。三方主体应当以道德原则和相关制度约束自身行为、限制自身利益、追求公共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合作关系,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协调和持续发展。经过八年的实践和探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公共服务取得了一定成绩和进展,基本得到农民认可。但是,通过对具体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为主要方式的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主体角色及其关系尚存在定位不清、责任不明、关系不顺等问题,影响了公共服务效果。因此,必须通过明确定位、更新观念、协调利益、规范行为等途径,使三方主体较好地履行角色。在此基础上,以维护和体现参合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权利为原则,以加强和改进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为重点,以强化和凸显政府责任为着力点,从三个方面优化和改善主体角色及其关系。首先,更新主体观念。政府应当树立高度重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切实维护参合农民的各项权益和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观念；定点医疗机构应当树立重视公共利益、以情感对称弥补信息不对称和无差别服务的观念；参合农民应当树立理性看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重视自身健康的观念。其次,规范主体行为。政府应着力减少和避免地方政府的“争利”、“分利”行为,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合作；定点医疗机构应努力规范医疗行为和管理行为；参合农民应当杜绝弄虚作假行为,积极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后,加强制度建设。以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效果为目标,应当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完善与政府、定点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民有关的激励制度,健全长途和短途问责制度,改进政府在准入、价格、质量等方面的监管制度。通过更新主体观念、规范主体行为和加强制度建设三个方面的合力,优化主体角色、理顺主体间的关系,实现三方主体的良性互动和合作共赢。
程小丽[8]（2009）在《贵州省“少生快富”工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贵州省“少生快富”工程试点工作于2005年展开。它有效地把农村家庭加快富裕和控制人口紧密结合起来,对于稳定农村人口、抑制超生具有重要作用,是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方式方法的重大转变,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另一有效措施。然而,从2005年到2007年三年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少生快富”工程试点的情况怎么样,今后的路该如何更好地走下去?本文旨在通过对该工程在试点中的情况,为贵州省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提供对策建议。本文首先阐述了“少生快富”工程的含义和实施背景,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的了解,分析了试点中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存在问题,尝试性地对“少生快富”工程如何定位、如何更好地实施下去进行探讨。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研究现状概述、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少生快富”工程实施的背景和具体内容。第三章：贵州省“少生快富”工程的主要成效及存在问题。本章在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开座谈会、深入访谈等的基础上,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建设新农村、党群和干群关系等方面分析在实施“少生快富”工程中取得的成效,并从“少生快富”目标人群的资格确认、资金标准的界定和分配、奖励扶助项目的选择、“少生快富”工程与其他部门及政策之间的配套与协调、以及“少生快富”工程的宣传工作、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分析该工程在试点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关于进一步完善“少生快富”工程的对策。本章主要提出了对“少生快富”工程进行合理定位、详细而准确地界定“少生快富”目标人群、科学确定奖励扶助标准、妥善解决资金分配问题、加强“少生快富”工程的宣传和信息化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以及做好“少生快富”工程与相关政策衔接等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首先,通过调查了解,分析“少生快富”工程试点中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问题。2、其次,从制度定位、目标人群和经费标准的界定等方面进行探讨,为进一步完善“少生快富”工程及相关决策层对该问题的决策提供建议。
孟宏斌[9]（2008）在《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西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薄弱和医疗保障制度缺失的现实,使得西部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不断恶化加剧,从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建立健全以新型合作医疗为主体核心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已不仅是单纯的社会公平问题,更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解决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是加快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本研究拟通过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对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的制度基础与环境进行分析,探寻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及其根源所在。针对存在的政府公共医疗服务职能缺失、医疗服务供给质量薄弱及农民参合持续性难以保障等关键问题,以改革优化筹资补偿、风险监管防范及主体联动三大机制为着力点,构建参合农民、政府和医疗机构三方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均衡机制,促进西部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规范发展。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完善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卫生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基础,它既有医疗产品的一般属性,又与传统合作医疗及商业医疗保险有所区别。中国政府于2003年正式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一惠及亿万农民的民生工程。经过几年试点探索,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方面初步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困境。从利益相关主体角度的实证分析看,农民对合作医疗的现实需求强烈与参合率不稳定,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医疗服务供给薄弱与诱导需求过度,政府公共医疗服务职能缺失与越位并存。从制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的根源症结的理论剖析看,在人文社会环境、医疗体制改革、制度支撑配套建设等宏观运行环境层面出现制约,在功能定位、筹资补偿、监督管理、制度报销等制度设计层面存在内在缺陷。针对制约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症结,可通过优化筹资补偿、风险监管防范及主体联动三大机制完善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制度的持续运行发展。优化筹资机制的关键是在明确合作医疗公共产品属性的基础上,加强各级政府对西部合作医疗的财政投入,合理确定各筹资主体的筹资比例,确保筹资的公平性;同时制定采用科学的筹资方案模式吸引农民积极主动参合。优化补偿支付机制的关键是扩大补偿种类范围,尤其要考虑将门诊补偿列入补偿范围,扩大受益面;提高补偿比例,特别是加大对西部常见多发病的补偿比例,增强受益率,确保参合农民真正享受到合作医疗的实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风险主要包括供需方主体风险及合作医疗基金风险两方面。应健全规范管理机制,强化监督机制,采用激励约束机制,重点从基金风险预警、医疗服务供方费用控制及农民参合行为监督三方面进行风险防范监管。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持续运行必须依赖于三大主体间的联动保障机制。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力资源配置、服务质量与价格及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构建医疗服务的供给机制;重塑参合农民的主体地位意识,设计合理的参与机制及相应的培训,提升参合农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构建医疗需求主体的参与机制;通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界定、立法规范支持机制、制度安排、财政刚性投入机制等方面构建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通过本论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为实现持续规范发展,必须调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功能定位,应以预防小病、补偿大病为功能模式;必须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农村医疗服务保障体系,减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压力;将“政府主导、农户主体”作为合作医疗规范持续发展的基点,强化参合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加强筹资、补偿、管理及监督四运行环节的调控;关注以流动农民工为主体的特殊群体的参合方案,考虑建立贫困农民群体的长效参合机制;尽快理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体制,建立相关职能部门间的横向协作体系。本论文研究在以下方面可能有创新:一是鉴于西部农村地区经济水平落后、环境交通恶劣及地方病、慢性病多发的现实状况,提出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以“预防小病为主、兼顾大病补偿”为功能定位;二是提出了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供给主体存在双重供需关系:医疗机构与患病农民的医疗服务供需关系,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与参合农民间的医疗保障供需关系;三是区分界定了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运行存在的问题与根源,区分管理与监督两个层面的制度建设,管理对合作医疗运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宏观调控,而监督则是针对运行容易出现问题的薄弱环节的预防、检查及纠偏活动;四是在调研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构建了简单的筹资补偿比例测算模型公式,对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补偿标准比例定量分析。本论文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有西部不同省份筹资补偿标的精确测算、合作医疗与相关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探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管独立性的有效途径。
魏来[10]（2006）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互助医疗制度的比较分析——基于贵州省独山县和开阳县的调查》文中研究说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互助医疗制度是目前正在试点阶段的两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发现,两种制度都汲取以往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试点的经验教训,又进行了制度创新。独山模式在保障目标上更具有现实性,在统筹层次上要比农村互助医疗高;开阳模式在目标设计上照顾不同人群,制度吸引力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模式大,对村医工资、奖金和报销范围上的规定较独山模式详细。两者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断完善。两者仍存在保障能力偏低、筹资成本大和道德风险等问题,据此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贵州省独山县合作医疗方案及试点运行状况监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省独山县合作医疗方案及试点运行状况监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前言 |
| 1.2 农村贫困问题的相关背景 |
| 1.2.1 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伟大成就 |
| 1.2.2 我国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2.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论文研究方法和结构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 |
| 2.贫困与反贫困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
| 2.1 贫困的界定 |
| 2.1.1 贫困的界定----绝对贫困说 |
| 2.1.2 贫困的界定----相对贫困说 |
| 2.1.3 贫困的界定----缺乏说 |
| 2.1.4 贫困的界定----排斥说 |
| 2.2 贫困的成因 |
| 2.2.1 贫困的成因----社会文化视角 |
| 2.2.2 贫困的成因----自然环境视角 |
| 2.2.3 贫困的成因----人力资本视角 |
| 2.2.4 贫困的成因----社会制度视角 |
| 2.3 反贫困的相关理论 |
| 2.3.1 反贫困体系中参与各方的力量与作用 |
| 2.3.2 财政参与扶贫的必要性 |
| 2.3.3 财政参与扶贫的作用机理 |
| 2.4 可持续生计理论概述 |
| 2.4.1 自然资本 |
| 2.4.2 人力资本 |
| 2.4.3 物质资本 |
| 2.4.4 金融资本 |
| 2.4.5 社会资本 |
| 2.5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 2.5.1 国内外关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研究 |
| 2.5.2 国内外关于深度贫困(Deep Poverty)的研究 |
| 2.5.3 国内外关于财政反贫困的研究 |
| 2.5.4 小结 |
| 3.贵州农村贫困和深度贫困的现状 |
| 3.1 贵州省农村的贫困概况 |
| 3.1.1 贵州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分析 |
| 3.1.2 贵州省农村贫困状况及贫困发生率对比分析 |
| 3.1.3 其他指标的对比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贵州农村贫困的空间分布 |
| 3.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集聚地区的贫困现状 |
| 3.3.1 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的概况 |
| 3.3.2 武陵山片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3 乌蒙山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4 滇黔桂石漠化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4 小结 |
| 4.贵州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的分析 |
| 4.1 农村深度贫困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相关性 |
| 4.2 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1 指标设计和数据获取的可行性 |
| 4.2.2 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3 反贫困行动计划制定的可行性 |
| 4.3 基于熵权法对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
| 4.3.1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 |
| 4.3.2 基于熵权法的实证分析结果 |
| 4.4 主要致贫因素的面板回归分析 |
| 4.4.1 自然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2 人力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3 物质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4 金融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5 社会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6 小结 |
| 5.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贫困和减贫认知的分析 |
| 5.1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致贫因素认知的分析 |
| 5.2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政府扶贫认知的分析 |
| 5.3 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认知的分析 |
| 5.4 对政府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进一步需求的分析 |
| 5.5 小结 |
| 6.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财政扶贫资金减贫效率的分析 |
| 6.1 贵州14 个深度贫困县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产出概况 |
| 6.2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基础数据分析 |
| 6.3 基于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的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1 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理论 |
| 6.3.2 贵州省14 个深度贫困县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3 县域级地区静态财政减贫绩效分析 |
| 6.4 基于全局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1 基于全局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模型理论 |
| 6.4.2 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3 县域级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5 模型收敛性分析检验 |
| 6.5.1 静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5.2 动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6 小结 |
| 7.完善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思路与建议 |
| 7.1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需要明确的几个基本问题 |
| 7.1.1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
| 7.1.2 不能盲目地进行经验“拿来主义” |
| 7.1.3 正确处理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 7.1.4 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 |
| 7.2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相关建议 |
| 7.2.1 完善和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与使用 |
| 7.2.2 补足薄弱基础环节增强物质资本 |
| 7.2.3 改善教育培训医疗条件提升人力资本 |
| 7.2.4 因地制宜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 |
| 7.2.5 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防范风险 |
| 7.2.6 重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 |
| 7.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附录:扶贫调查问卷(农牧户) |
（2）被征地农民家庭养老的困境及成因研究 ——以贵州省独山县T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1)关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相关研究 |
| (2)关于被征地农民养老问题的研究 |
| (3)关于土地养老重要性研究 |
| (4)文献评述 |
| (四)研究设计 |
| 1.理论梳理 |
| 2.概念界定 |
| 3.研究方法 |
| (1)文献分析法 |
| (2)半结构式访谈法 |
| (3)实地观察法 |
| 4.论文思路 |
| (五)田野点概况 |
| 1.T村基本情况 |
| 2.土地征用及安置情况 |
| 二、征地后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与家庭养老困境 |
| (一)老年人生活现状 |
| 1.被征地农民的家庭结构及规模 |
| 2.被征地老年人的居住情况与身体情况 |
| 3.被征地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状况 |
| (二)家庭养老困境 |
| 1.经济供养的困难 |
| (1)征地后老年人再就业困难,收入不稳定 |
| (2)子女对老人财产的瓜分,老人“无钱”养老 |
| (3)征地后对货币需求的变化,养老成本增加 |
| 2 生活照料的不足 |
| (1)因征地导致的空巢现象增多 |
| (2)多子家庭中的养老推诿 |
| 3.精神慰藉的匮乏 |
| (1)公共社交场所的缺失 |
| (2)子女对老人关怀不够 |
| 4.征地后家庭关系的变化 |
| (1)征地后夫妻关系趋向紧张 |
| (2)征地后亲子间关系的冲突 |
| (3)征地后兄弟之间的利益争夺 |
| 5.养老保障制度参与度低 |
| 三、影响养老困境的外源性因素:征地后的社会变迁 |
| (一)家庭经济收入结构的变化 |
| 1.征地后老年人经济收入下降 |
| 2.征地后女性经济收入的增涨 |
| 3.家庭经济收入结构变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
| (二)农村传统村落制度的瓦解 |
| 1.农村组织形式与农民身份的变化 |
| 2.村落文化对赡养行为的约束力削弱 |
| 3.农村传统村落制度瓦解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
| (三)正式保障制度的支撑性不足 |
| 1.单一的养老保障制度 |
| 2.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认可度低 |
| 3.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参与 |
| 4.正式保障制度支撑不足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
| 四、影响养老困境的内源性因素:征地后的家庭变迁 |
| (一)家庭结构小型化 |
| 1.“形势所迫”:征地推动下的家庭结构核心化 |
| 2.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
| (二)家庭关系的转变 |
| 1.权力的下移:征地后老年人家庭地位急剧下降 |
| 2.家庭关系转变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
| (三)家庭伦理世俗化 |
| 1.传统分家的异变:因征地而导致的家庭责权失衡 |
| (1)利益驱使下的分家 |
| (2)分家的名实分离 |
| 2.理性的赡养行为:土地征用后的代际养老关系弱化 |
| (1)代际间“抚育——赡养”的交换养老机制失衡 |
| (2)孝道伦理观念遭受现代化的冲击 |
| 3 家庭伦理世俗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
| 五、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四)其他类 |
| 附录1:田野调查资料引用目录 |
| 附录2:访谈提纲 |
| 致谢 |
（3）精准扶贫借鉴自然灾害重建模式研究 ——非灾经济发展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四个全面”与扶贫目标 |
| 1.1.2 精准扶贫 |
| 1.1.3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
| 1.1.4 “十三五”规划 |
| 1.1.5 工业反哺农业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分析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2 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及非灾经济发展区选址的理论依据 |
| 2.1 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集群效应理论 |
| 2.1.2 现代乡村发展理论 |
| 2.1.3 城镇化理论 |
| 2.1.4 短板理论 |
| 2.1.5 后发优势理论 |
| 2.2 非灾经济发展区选址理论依据 |
| 2.2.1 广义梯度推移理论 |
| 2.2.2 聚集经济理论 |
| 3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评价 |
| 3.1 国内外贫困问题研究综述与评价 |
| 3.1.1 国外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
| 3.1.2 国内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
| 3.1.3 关于贫困问题研究评价 |
| 3.2 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综述与评价 |
| 3.2.1 哈罗德—多马模型 |
| 3.2.2 索洛增长模型 |
| 3.2.3 A-K模型 |
| 3.2.4 拉姆齐模型 |
| 3.2.5 新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
| 4 非灾经济及发展模式的概念界定 |
| 4.1 非灾经济概念及发展模式的提出 |
| 4.2 关于“非灾经济”的概念界定 |
| 5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对四川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 |
| 5.1 模型构建 |
| 5.1.1 模型方法选择 |
| 5.1.2 方法理论综述 |
| 5.1.3 理论模型 |
| 5.2 模型求解 |
| 5.2.1 模型 |
| 5.2.2 数据 |
| 5.2.3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5.2.4 面板回归 |
| 5.2.5 回归结果分析 |
| 6 东、中部地区部分省份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检验及效益分析 |
| 6.1 河北省“非灾”地区选址及实证分析 |
| 6.1.1 河北省扶贫工作现状 |
| 6.1.2 河北省非灾地区选址 |
| 6.1.3 河北省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检验及效益分析 |
|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灾”地区选址及实证分析 |
| 6.2.1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工作现状 |
| 6.2.2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灾地区选址 |
| 6.2.3 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检验及效益分析 |
| 6.3 湖北省“非灾”地区选址及实证分析 |
| 6.3.1 湖北省扶贫工作现状 |
| 6.3.2 湖北省非灾地区选址 |
| 6.3.3 湖北省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检验及效益分析 |
| 7 西部地区部分省份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检验及效益分析 |
| 7.1 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灾地区选址及实证分析 |
| 7.1.1 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工作现状 |
| 7.1.2 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灾地区选址 |
| 7.1.3 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检验及效益分析 |
| 7.2 云南省“非灾”地区选址及实证分析 |
| 7.2.1 云南省扶贫工作现状 |
| 7.2.2 云南省非灾地区选址 |
| 7.2.3 云南省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检验及效益分析 |
| 7.3 贵州省“非灾”地区选址及实证分析 |
| 7.3.1 贵州省扶贫工作现状 |
| 7.3.2 贵州省非灾地区选址 |
| 7.3.3 贵州省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检验及效益分析 |
| 8 精准扶贫与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应用展望 |
| 8.1 我国贫困的发生状况及成因分析 |
| 8.1.1 我国扶贫工作重点县及其区域分布 |
| 8.1.2 贫困地区致贫原因简要分析 |
| 8.2 我国贫困县脱贫现状 |
| 8.2.1 贫困县脱贫的判断标准 |
| 8.2.2 扶贫县脱贫成果 |
| 8.3 精准扶贫的方式解读以及非灾经济发展模式的应用展望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广泛实施的综合政策建议 |
| 9.2.2 具体省份内实施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4）贵州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路径调查研究 ——以黔南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反贫困研究主要方向 |
| 1.2.2 国内反贫困研究重点领域 |
| 1.3 研究主要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 |
| 2.1 精准扶贫理论 |
| 2.1.1 精准扶贫理论的提出 |
| 2.1.2 精准扶贫的内容 |
| 2.1.3 “五个一批”脱贫路径 |
| 2.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 多维贫困理论 |
| 2.4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
| 3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 3.1 黔南州概况 |
| 3.1.1 黔南州位置 |
| 3.1.2 资源状况 |
| 3.1.3 黔南州经济发展现状 |
| 3.2 黔南州精准扶贫情况 |
| 3.2.1 黔南州贫困人口变化情况 |
| 3.2.2 黔南州贫困特征 |
| 3.3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3.3.1 问卷设计 |
| 3.3.2 样本抽样与问卷调查 |
| 3.3.3 数据处理 |
| 4 脱贫户致贫原因分析 |
| 4.1 样本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分析 |
| 4.2 样本农户致贫原因 |
| 4.2.1 单因素致贫农户致贫原因分析 |
| 4.2.2 双因素致贫农户致贫原因分析 |
| 4.2.3 多因素致贫农户致贫原因分析 |
| 4.3 致贫原因县域差异分析 |
| 4.3.1 单因素致贫农户致贫原因县域比较分析 |
| 4.3.2 双因素致贫农户致贫原因县域比较分析 |
| 4.3.3 多因素致贫农户致贫原因县域比较分析 |
| 4.4 致贫原因按“五个一批”路径划分 |
| 5 帮扶措施分析 |
| 5.1 精准帮扶措施分析 |
| 5.2 帮扶措施按“五个一批”路径划分 |
| 5.3 样本农户帮扶措施实施情况 |
| 5.4 样本农户帮扶措施实施的县域差异 |
| 5.5 帮扶措施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5.1 产业扶贫措施到户不精准,部分农户增收效果不明显 |
| 5.5.2 劳动技能培训时间短,内容少,实用性不强 |
| 5.5.3 慢病救助比例低,患病农户健康意识不强 |
| 5.5.4 危房改造质量影响贫困农户满意度 |
| 5.5.5 易地搬迁农户增收难问题明显 |
| 5.6 提升帮扶措施实施效果的建议 |
| 5.6.1 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增强产业扶贫“造血”功能 |
| 5.6.2 丰富职业培训内容,规范培训程序 |
| 5.6.3 加强慢病救助,增强贫困农户健康意识 |
| 5.6.4 严格执行危改标准,提升危改质量 |
| 5.6.5 着重解决搬迁农户就业难题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关于脱贫户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脱贫路径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 行政村名单 |
| 主要科研情况 |
| 致谢 |
（5）连片特困地区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贫困与扶贫理论研究 |
| 1.2.2 参与式扶贫模式的应用研究 |
| 1.2.3 扶贫绩效评价研究 |
| 1.2.4 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贫困与贫困测度理论 |
| 2.1 贫困理论的发展演进 |
| 2.2 贫困的内涵及其多维特征 |
| 2.2.1 福祉与福祉衡量 |
| 2.2.2 贫困的内涵与分类 |
| 2.2.3 贫困的多维度特征 |
| 2.3 贫困测度的理论与方法 |
| 2.3.1 贫困测度的理论依据 |
| 2.3.2 贫困测度的基本方法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扶贫模式的演变及参与式扶贫模式的主要特征 |
| 3.1 中国农村扶贫战略发展阶段 |
| 3.1.1 扶贫观念的演变 |
| 3.1.2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发展阶段 |
| 3.1.3 逐步完善的反贫困体系 |
| 3.2 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的演变与比较 |
| 3.2.1 扶贫模式的分类 |
| 3.2.2 我国农村扶贫模式的演变 |
| 3.2.3 我国农村主要扶贫模式的比较 |
| 3.3 参与式扶贫模式的主要特征 |
| 3.3.1 参与式发展 |
| 3.3.2 参与式扶贫模式的主要特征 |
| 3.3.3 参与式扶贫模式的方法及步骤 |
| 3.3.4 我国参与式扶贫模式实施现状 |
| 3.4 小结 |
| 第4章 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绩效的描述性评价 |
| 4.1 扶贫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
| 4.1.1 绩效与绩效评价的内涵 |
| 4.1.2 绩效的多维度特征 |
| 4.1.3 绩效考评的理论基础 |
| 4.1.4 扶贫绩效考评的方法 |
| 4.2 贫困测度与扶贫绩效之间的关系 |
| 4.2.1 两者的联系 |
| 4.2.2 两者的区别 |
| 4.3 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现状 |
| 4.3.1 我国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现状 |
| 4.3.2 我国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绩效现状 |
| 4.4 连片特困地区参与式扶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4.1 连片特困地区存在的整体性问题 |
| 4.4.2 参与式扶贫在连片特困地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
| 4.4.3 我国实施参与式扶贫模式的主要矛盾 |
| 4.5 小结 |
| 第5章 基于 DEA 的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方法 |
| 5.1 DEA 概述 |
| 5.1.1 DEA 的基本概念 |
| 5.1.2 常用 DEA 模型 |
| 5.1.3 多目标规划与 DEA 模型之间的关系 |
| 5.1.4 DEA 的进展 |
| 5.2 贫困测度指标体系 |
| 5.2.1 贫困测度的指标选择 |
| 5.2.2 贫困测度的指标赋权 |
| 5.3 基于 DEA 测度的贫困类型识别 |
| 5.4 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5.4.1 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的指标选择 |
| 5.4.2 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的指标权重 |
| 5.5 绩效考评与扶贫模式选择 |
| 5.6 贫困与扶贫绩效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5.7 小结 |
| 第6章 贵州省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 |
| 6.1 贵州省贫困与反贫困概况 |
| 6.2 贵州省县域单位的贫困测度 |
| 6.2.1 贫困测度指标值 |
| 6.2.2 多维度贫困指标权重设置 |
| 6.2.3 贵州省特困地区的贫困特征 |
| 6.3 贵州省贫困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6.4 连片特困地区参与式扶贫模式绩效 |
| 6.5 小结 |
| 第7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论文研究的基本观点与结论 |
| 7.1.1 选择参与式扶贫模式的必然性 |
| 7.1.2 贫困测度与扶贫绩效考评标准的特殊性 |
| 7.1.3 贫困测度与扶贫绩效考评的内在联系 |
| 7.1.4 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
| 7.1.5 参与式扶贫绩效现状及原因探析 |
| 7.1.6 对于 DEA 理论与方法的一点认识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及目标绩效考评 |
| 7.2.2 片区协作共同脱贫致富 |
| 7.2.3 因地制宜开展参与式扶贫开发项目 |
| 7.2.4 强化连片特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
| 7.2.5 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
| 7.2.6 加快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
| 7.3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主体角色及其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主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主题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3 研究理论视角:公共服务的理论回顾 |
| 1.3.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1.3.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1.3.3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比较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
| 2.1 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历程 |
| 2.1.1 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 2.1.2 局部重建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 2.1.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历程 |
| 2.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
| 2.2.1 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
| 2.2.2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
| 2.2.3 启动"新医改" |
| 2.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现实意义 |
| 2.3.1 满足农民医疗服务需求 |
| 2.3.2 提高农民收入 |
| 2.3.3 保障农民健康权利 |
| 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主体角色及其关系的理论分析 |
| 3.1 公共服务的双重维度分析 |
| 3.1.1 公共服务的技术维度 |
| 3.1.2 公共服务的价值维度 |
| 3.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服务 |
| 3.2.1 技术维度的分析 |
| 3.2.2 价值维度的分析 |
| 3.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角色的理论分析 |
| 3.3.1 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的角色分析 |
| 3.3.2 公共服务生产者:定点医疗机构的角色分析 |
| 3.3.3 公共服务使用者:参合农民的角色分析 |
| 3.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间关系的理论分析 |
| 3.4.1 政府与参合农民的关系分析 |
| 3.4.2 政府与定点医疗机构的关系分析 |
| 3.4.3 参合农民与定点医疗机构的关系分析 |
| 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主体角色及其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1 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概况 |
| 4.1.1 组织管理 |
| 4.1.2 筹资 |
| 4.1.3 补偿方案 |
| 4.1.4 其他做法 |
| 4.2 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角色及其关系的问卷分析 |
| 4.2.1 样本县基本情况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展情况 |
| 4.2.2 政府与参合农民的关系 |
| 4.2.3 政府与定点医疗机构的关系 |
| 4.2.4 参合农民与定点医疗机构的关系 |
| 4.3 河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角色及其关系的访谈分析 |
| 4.3.1 政府与参合农民的关系 |
| 4.3.2 政府与定点医疗机构的关系 |
| 4.3.3 参合农民与定点医疗机构的关系 |
| 4.4 问题和讨论 |
| 4.4.1 主体角色 |
| 4.4.2 主体间关系 |
| 5 改善和优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角色及其关系的对策分析 |
| 5.1 更新主体观念 |
| 5.1.1 政府 |
| 5.1.2 定点医疗机构 |
| 5.1.3 参合农民 |
| 5.2 规范主体行为 |
| 5.2.1 政府 |
| 5.2.2 定点医疗机构 |
| 5.2.3 参合农民 |
| 5.3 加强制度建设 |
| 5.3.1 完善激励制度 |
| 5.3.2 健全问责制度 |
| 5.3.3 改进监管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8）贵州省“少生快富”工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少生快富"工程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框架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贵州省"少生快富"工程实施的背景和具体内容 |
| 第一节 经济和社会发展 |
| 第二节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
| 第三节 贵州省"少生快富"工程的具体内容 |
| 第三章 贵州省"少生快富"工程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着 |
| 二、奖励资金发放加快了富裕的步伐 |
| 三、党群、干群关系大有改善 |
| 四、"少生快富"工程的实施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 |
| 第二节 存在问题 |
| 一、部门配合不到位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 |
| 二、目标人群不合理 |
| 三、奖励资金问题 |
| 四、项目选择问题 |
| 第四章 进一步完善贵州省"少生快富"工程的对策 |
| 第一节 对"少生快富"工程进行合理定位 |
| 第二节 详细、合理而准确地界定目标人群 |
| 第三节 资金问题的解决是工程实施的关键 |
| 一、项目资金的安全使用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 |
| 二、应适当加大资金的投入且实行分类管理、分层次奖励 |
| 三、适当调整负担比例,加大省级和地(州)的资金投入力度 |
| 四、利用资金着重解决独女户问题是工程实施的突破口 |
| 第四节 加强"少生快富"工程的宣传和信息化建设 |
| 一、宣传教育是"少生快富"工程实施的基础 |
| 二、进一步加强"少生快富"工程的信息化建设 |
| 第五节 完善监督机制,做好"少生快富"工程与相关部门及政策之间的衔接 |
| 一、完善监督机制,提高"少生快富"工程的执行效果 |
| 二、重点突出,促进"少生快富"工程与相关部门及政策之间的衔接 |
| 结语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件 |
| 发表论文 |
| 参加课题 |
（9）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动态 |
| 1.2.2 国际研究动态 |
| 1.3 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技术框架和方法 |
| 1.4.1 研究的技术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理论探析 |
| 2.1 新农合的理论基础 |
| 2.1.1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1.2 健康经济学理论 |
| 2.1.3 公共经济学理论 |
| 2.1.4 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1.5 信息经济学理论 |
| 2.2 西部新农合的制度特性 |
| 2.2.1 合作医疗产品的一般属性 |
| 2.2.2 新旧合作医疗制度的纵向历史比较 |
| 2.2.3 不同类型医疗保障的横向比较 |
| 2.2.4 东西部合作医疗的区域比较 |
| 第三章 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现实困境分析 |
| 3.1 西部新农合的实践探索 |
| 3.1.1 新农合的制度变迁 |
| 3.1.2 西部新农合试点成效 |
| 3.1.3 西部新农合试点的典型模式 |
| 3.2 西部农民被动参合的困境 |
| 3.2.1 医疗需要与参与意愿迫切 |
| 3.2.2 支付能力与意愿不一致 |
| 3.3 医疗机构供给保障不足的困境 |
| 3.3.1 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不健全 |
| 3.3.2 医疗资源配置水平落后 |
| 3.3.3 医疗服务供给质量低下 |
| 3.4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失的困境 |
| 3.4.1 作为主导者的管理缺失 |
| 3.4.2 作为出资者的投资不到位 |
| 第四章 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持续运行的制掣因素剖析 |
| 4.1 宏观环境制约 |
| 4.1.1 自然人文社会环境 |
| 4.1.2 医疗体制环境 |
| 4.1.3 配套支撑制度环境 |
| 4.2 新农合制度缺陷 |
| 4.2.1 制度设计 |
| 4.2.2 管理制度 |
| 4.2.3 筹资制度 |
| 4.2.4 补偿支付制度 |
| 4.2.5 就诊报销制度 |
| 4.2.6 监督制度 |
| 4.3 微观利益主体供需博弈 |
| 4.3.1 利益主体的目标诉求 |
| 4.3.2 供需方的非合作博弈 |
| 4.3.3 非主动参合因素剖析 |
| 第五章 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补偿机制的构建 |
| 5.1 筹资机制的可持续性 |
| 5.1.1 筹资理念原则 |
| 5.1.2 筹资主体渠道 |
| 5.1.3 筹资方案 |
| 5.1.4 筹资模式 |
| 5.1.5 筹资统筹层次 |
| 5.2 补偿支付机制的适宜性 |
| 5.2.1 补偿种类范围的理论分析 |
| 5.2.2 补偿范围方案的现实模式 |
| 5.2.3 补偿给付水平的确定 |
| 5.2.4 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支付 |
| 5.3 西部筹资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 |
| 5.3.1 筹资补偿标准的估算 |
| 5.3.2 筹资补偿标准的测算平衡公式 |
| 5.3.3 筹资补偿测算系数的确定 |
| 5.3.4 西部筹资补偿标准的实际测算 |
| 第六章 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联动机制的构建 |
| 6.1 医疗服务供给机制 |
| 6.1.1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
| 6.1.2 医疗体系资源有效配置 |
| 6.1.3 医疗服务人力资源配置机制 |
| 6.1.4 医疗服务质量 |
| 6.1.5 医疗服务信息供给体系 |
| 6.2 医疗需求主体参与机制 |
| 6.2.1 增强农民的参合意愿 |
| 6.2.2 构建合理的参与机制 |
| 6.3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6.3.1 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 |
| 6.3.2 法律支持机制 |
| 6.3.3 规制性制度安排 |
| 6.3.4 刚性财政投入机制 |
| 第七章 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风险防范监控机制的构建 |
| 7.1 新农合的运行风险 |
| 7.1.1 委托方农民的风险因素 |
| 7.1.2 代理方医疗机构的供给诱导需求 |
| 7.1.3 基金运行环节风险 |
| 7.2 风险防范的监督管理机制 |
| 7.2.1 优化管理模式 |
| 7.2.2 理顺管理机制 |
| 7.2.3 强化监督机制 |
| 7.3 风险防范的激励约束机制 |
| 7.3.1 基金风险预警机制 |
| 7.3.2 医疗服务费用控制 |
| 7.3.3 参合农民风险控制 |
| 第八章 结论及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 |
| 8.1 基本结论 |
| 8.1.1 西部新农合以预防小病为主、兼顾大病补偿为功能定位 |
| 8.1.2 树立政府主导、农户主体的制度理念 |
| 8.1.3 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保障体系 |
| 8.1.4 加强对新农合运行重点环节的调控 |
| 8.1.5 统一部门管理与多部门协同配套 |
| 8.1.6 关注以流动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参合方案 |
| 8.2 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
| 8.2.1 新农合制度与相关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 |
| 8.2.2 探索建立统一管理与独立监督体制的有效途径 |
| 8.2.3 西部不同省份新农合筹资补偿比例的精确测算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互助医疗制度的比较分析——基于贵州省独山县和开阳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1 开阳县和独山县基本情况 |
| 2 两种制度比较分析 |
| 2.1 相同之处 |
| 2.2 不同之处 |
| 3 结论 |
四、贵州省独山县合作医疗方案及试点运行状况监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D]. 梁倩.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2]被征地农民家庭养老的困境及成因研究 ——以贵州省独山县T村为例[D]. 岑远航. 云南大学, 2019(02)
- [3]精准扶贫借鉴自然灾害重建模式研究 ——非灾经济发展模式[D]. 严研. 武汉大学, 2019(01)
- [4]贵州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路径调查研究 ——以黔南州为例[D]. 夏龙龙.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3)
- [5]连片特困地区参与式扶贫绩效评价[D]. 张曦. 湘潭大学, 2013(06)
- [6]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J]. 秦岭. 中国作家, 2013(06)
- [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主体角色及其关系研究[D]. 贾博. 武汉大学, 2011(05)
- [8]贵州省“少生快富”工程研究[D]. 程小丽. 贵州大学, 2009(S1)
- [9]西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机制研究[D]. 孟宏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12)
- [1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互助医疗制度的比较分析——基于贵州省独山县和开阳县的调查[J]. 魏来.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