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中国的市场空间在农村（论文文献综述）
袁书华[1]（2021）在《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民工潮的伴生群体,最初是作为“三农”问题的副产品出现的,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其“社会问题”。相对于家庭结构健全的非留守儿童来说,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分离确实处于不利境地。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社会的公民,其各项权益的实现和保护是他们自身及其家庭无法单独面对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对其进行支持。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家庭将儿童留守农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儿童福利政策的角度进行回应和解决。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儿童福利进行研究,但总体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已有的关于福利和儿童福利的研究多侧重客观福利制度和状况,很少有研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整合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是少数。二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研究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数量较少。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儿童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从与非留守儿童对比的角度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现状,尤其是探讨国家、社区、志愿组织、家庭等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作用,同时揭示主观福利提升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在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揭示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质性研究则是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获取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不同主体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福利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从而为全面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水平提供政策依据。本研究以山东省LY县为例,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获取了调查样本,通过滚雪球抽样获取了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以以往研究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关于客观福利、主观福利及两者关系的五个假设,通过量化研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内部在主观福利方面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内容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福利和健康福利低于非留守儿童,在教育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方式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在资金福利和保护性服务福利方面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照顾性服务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获取的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从国家、社区和志愿组织获取的福利在两个群体之间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最终发现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通过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个体、与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人员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对农村留守儿童从不同主体获取的福利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形成合力。本研究对各福利供给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剖析发现:核心家庭面临“物质在场、亲情缺失”的福利供给困境,扩展家庭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供给困境;农村社区面临空心化和村委公共事务庞杂无暇顾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志愿组织面临整体力量薄弱和个体志愿者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困境;国家则主要面临福利转型和各职能部门之间责任分工不明晰及难整合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转型期农村家庭的非农化生产模式和现行的城市公共服务政策的二元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超出了单个农民工家庭所能解决的范畴;国家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重现金补贴、轻服务保障使其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各职能部门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村两委“重行政、轻服务”的现状使农村社区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发挥平台作用,农村公共文化衰落使社区缺乏互助精神和凝聚力;社会组织处于与政府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中,对政府部门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和行政依赖影响其福利递送效果。针对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困境及原因,本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进行了政策思考:首先,构建精准保障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要以需要满足为导向、以权利实现为原则制定儿童福利政策。其次,制定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政策,根据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取向,构建儿童友好型的家庭政策保障家庭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再次,完善多元主体福利供给机制,要落实好政府福利供给的主导责任和家庭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发挥好农村社区儿童福利供给的平台作用和学校儿童福利供给的传递作用,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和民众发挥福利供给的中介作用。最后,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福利均衡供给,依托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留守儿童福利助力,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为儿童福利增益。本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从研究内容来看,本研究采用广义福利概念,除了借鉴以往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的研究内容外,同时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揭示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还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获取现状和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现状及困境进行探讨,全面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不仅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政策体系的构建,同时探讨多元主体的福利供给机制。
赵艳[2]（2021）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多元合作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健康老龄化”逐步成为全球性发展战略目标:将健康的概念延伸到老龄化过程中,将重点放在提高大多数老年人生活质量。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养老”的涵义进入了强调养老服务的可获得性、满意度及老年尊严阶段。中国老龄化存在着城乡倒置问题,农村地区面临更严重的健康养老困境。本文首先界定了养老服务供给等相关概念。运用需要理论、社会公平理论、福利经济学、福利多元主义等相关理论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发展做了四个发展阶段的划分,归纳了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变迁逻辑和规律。接着,本文构建了影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模型,使用CHARLS数据,通过对农村老年人能否获得及获得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类型的回归分析,将城乡老年人获得家庭养老服务供给和社会养老服务供给进行对比,从健康、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特征具体分析了影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中存在的问题:由于社会变迁、非正式照料、“家庭道德风险”导致家庭供给养老服务的困境;政府责任不到位造成城乡养老服务待遇悬殊、缺乏独立统一的农村养老服务管理机构、法制权威性不足、标准化建设工作推进缓慢;农村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乏动力驱动、专业人才缺乏使得农村养老服务市场供需不平衡;养老服务社会组织数量有限且发展缓慢、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欠缺是社会组织供给养老服务严重不足。为此,本研究从福利多元主义四个维度入手,从社会治理的责任边界划分出发,基于多元主体合作意愿和利益博弈,倡导政府与其它主体在养老服务生产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模式:政府“一核”主导养老服务供给,核心任务是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和政策供给,培育其他供给主体力量,主导市场化的方式合作供给养老服务;与家庭、市场、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为家庭养老服务供给提供支持,为家庭赋权增能,家庭从责任取向转为权利取向的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满足农村老年人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推动社会组织互助志愿供给养老服务。依据上述模式,本文提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多元合作发展的对策建议:建立农村养老服务多支柱筹资机制,包括国家、社会和家庭（个人）筹资支柱的建立。以流动式养老服务提高农村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对乡村养老价值予以再认识,支持农村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推动城乡合作供给养老服务,以科技创新应对老龄化,培养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有:（1）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进行了探索式推进。现代社会下,福利多元主义面临内生性和外源性困境。本文尝试对政府、市场化养老服务企业、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家庭主体进行功能定位和边界厘清,不只强调责任分配和分散化,而是注重各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合作关系,探索构建政府“一核”主导,多方合作的目标模式。研究为福利多元主义本身困境的克服提供了新机制。（2）为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供给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着重探究在健康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到底该走一条怎样的养老服务供给之路,创新乡村养老模式,使得农民健康养老,农村成为理想的生活之地,从而稳定农村、繁荣农业。研究为农村养老服务发展贡献了新方案。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路小斐[4]（2021）在《新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发展研究（2000-2020）》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题材电影与新中国政权相伴而生,其诞生背景与生产机制决定了它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带有典型时代特征、政治色彩的中国电影类别范式。作为乡土文化、乡土风貌的直观载体,农村题材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曾一度是新中国电影的主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广大农村地区的地位悄然发生变化,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下日益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特点。在电影领域,农村也日渐失去了被表述的中心地位。进入新世纪,在国家惠农政策和文艺政策的扶持与鼓励下,在国内影人的不懈努力下,农村题材电影迎来了复兴的机遇。本文以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2000-2020年）为研究对象。回看新中国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发现此类影片的生产、传播与国家政策导向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后,相较于其他类别影片,农村片更加需要也更加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帮扶和支持,同时它们与时政的结合倾向也更为密切和明显,充分体现了农村题材电影艺术服务于意识形态、服务于政治话语的鲜明特点。鉴于农村题材电影艺术与国家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的相互关系,本文尝试将政策分析及数据统计引入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发展历程探讨,以时间为线索,以时代背景和官方政策为依托,在数据统计、文本细读、导演访谈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新世纪农村片进行发展阶段的划分,旨在直观辨别新世纪农村片的发展趋势与总体走向。通过查阅文献及影片梳理、统计,以此类电影历年产量作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同期政策及电影流变规律,将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划分为渐起期（2000-2005年）、蓬勃期（2006-2012年）、回落期（2013-2016年）、机遇期（2017-2020年）四个阶段。文章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回顾农村题材电影的历史源流,阐明此类电影在新世纪的总体发展状况。接着,在数据统计与政策动力分析的基础上,将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二章至五章分别对应四个时期,主要围绕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在各阶段的发展情况展开探讨。结语章节从乡土中国视角出发,阐述在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呈现下总体欣欣向荣、却不乏凋敝落寞的现代乡村景观,发掘新世纪乡土影像中所蕴含的人情社会、乡土中国等深层文化意涵。本文试图能够相对全面、客观地就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发展流变历程进行一番全景式的描绘和探讨,希望借此为中国电影相关研究的拓展贡献绵薄力量。
窦鹏鹏[5]（2021）在《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信息化重塑全球生产和商业模式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的深入和广泛应用加快了时空紧缩化的进程,旧有的社会形态迅速转变为以互联网为底层架构的新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中国的农村区域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即村民和乡村企业主借助电子商务的商业平台销售产品,逐渐形成一套与当地旧有产业相融合并促进当地生产、销售、消费形态转变的产业模式,被称为农村电子商务。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改变和推动了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基于农村电子商务形成的新型社会经济网络,不但重构了国家整体经济结构,而且对新时期的城乡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村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鲜活地展示了现代信息技术是如何增强传统农村区域的竞争力,以及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网络乡村”。在信息时代,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以信息化为手段,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媒介,与国内外的其他区域实现了信息、物质、资金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从空间上解决了农村地区与外界隔绝的问题,增加了乡村区域的经济活力,同时赋予了乡村地区新的地方意义,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即“实时城市化”。截止2019年底,中国仍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为信息闭塞、资源匮乏、产业形态单一,不少农村的青年劳动力都选择向城市转移。现如今,电子商务为这些相对落后、缺乏发展活力的农村区域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商品流通形式,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快递物流网络将这里的产品和服务向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输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农村地区首次具有成功嵌入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社会和经济网络之中的能力。201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电子商务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中指出,农村电子商务产业是发展中国家扶贫与共享繁荣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模式和区域落地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地研究、总结规律,以期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在调整相关政策时提供理论支撑。基于以上研究背景,笔者通过两年的时间深入到河北省沧州市南皮样本县中,对172家生产企业、22家服务型企业及诸多个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取得了关于农村电子商务与县域经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手研究资料。发现县域发展出现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在于低端产业被低端专业市场提供的廉价资源所约束,旧有发展路径不断被加强直至出现路径锁定。而产业的锁定又带来了人才的单一化及限制了居民消费。农村电子商务进入该区域后,通过对农村的信息化改造,在工业生产、农村居民消费、县域人力资源三个方面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打破了区域资源限制,完成了县域发展路径的解锁,实现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再发展。本研究主要分为八个章节,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意义等。第二部分为第二、三章,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到第七章。其中,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别从工业生产、农村居民消费、人力资源三个角度研究了农村电子商务进入样本县后,给该县所带来的变化及背后的作用机制。第七章在宏观上对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总结,并通过河北省的面板数据在更大范围上,对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的作用效果进行数理检验,验证了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四部分即第八章,对全文进行总结。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样本县发展的路径锁定效应来源于其成本低廉的低端产业支撑体系,该体系提高了县域内组织创新转型的成本,形成转型限制,而农村电子商务可以低成本打破限制,实现区域产业发展解锁,这种低成本转型是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2）农村电子商务本质上是农村的信息化改造,其为中国提供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可能路径,这种新的道路成为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这种通过信息化改造、电商平台将城市工作生活和农村工作生活进行无缝衔接的“真实时间城镇化”,在慢慢改变县域农村群体对自身和他人,对发展和产业的认知,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新可能。同时,由于未涉及居民远距离搬迁、定居,传统城镇化的“让农民进城变市民”带来的矛盾,例如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也必将减少。对整个社会来说,低成本地将农村区域链接到大的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循环上来的政策和做法,可以成为未来中国乡村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3）农村电子商务虽然由经济切入农村,但是带来了超过经济范畴的区域社会变化,这种变化是保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基于样本县来看,农村电子商务所带来的数据服务、社交通讯技术、产业链的重构同时改变着农村社会。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产生活和娱乐方式的改变,传统的乡村矛盾点逐渐消失,居民的产业和生活因为电商而变得更便捷,社区更繁荣,精神面貌和认知水平也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因此农村电子商务所代表的信息化区域改造取得了成功,这种从农村开始的对县域政府职能重建、企业重构、居民身份重新定义等自下而上的区域改造模式,为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高云亮[6]（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柴青宇[7]（2021）在《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先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免除农业税等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使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但是,我国依然面对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资源环境持续恶化、农民收益与农业经济增长不同步等问题。为此,2015至2019年中央连续五年下发一号文件部署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在国家层面陆续推出18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配套支持政策,从人才、资金、土地、税收等多维度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和新业态的多元化,使农民从产业链中分享更多收益。进一步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途径和手段。黑龙江省粮食产量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一,年产量已突破750亿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但黑龙江省却一直未能成为农业强省。农产品加工增值率偏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难题一直困扰着黑龙江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此,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路径和历程可为我国其它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有力的借鉴,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研究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路径选择问题,探析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的理论支撑、融合模式、融合水平、障碍因素、发展路径、制度供给等一系列命题。首先,通过对产业融合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辨析,以及对产业融合的基础、驱动力等相关理论的综析,构建出本文研究所需的理论参照系,并在理论层面上确定产业融合路径选择所涉及的相关要素。其次,本文从定性及定量两个视角对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进行测度与评价。根据对全省13个地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调查的结果,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研究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存模式及主要问题。定量研究方面,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在明确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选取了 20个反映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构建出农村产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对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再次,本文结合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及水平,运用障碍分析模型测量出制约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并厘清导致障碍出现的主要矛盾。然后明确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原则、目标,从理论层面锁定黑龙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为使路径的可操作性更强,本文结合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实际,从实际层面对路径进行具体的现实选择。最后,本文从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主体之一——政府的角度出发,从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素、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等宏观层面提出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李佳伟[8]（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福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广泛深刻的现实需求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产业兴旺的关键在于加快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根本途径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乡村振兴。2018年12月,福建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对外发布的《关于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条措施的通知》中,就加快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建设美丽、文明、善治、殷实乡村,提出了十条具体举措,明确了福建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体目标和具体要求。福建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在农村产业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农村产业融合程度低、产业融合主体实力不强、产业利益分享机制不合理、农村产业融合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正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为指针,紧紧围绕农村产业融合这个重点,结合福建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村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对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产业价值链建设等问题进行创新研究,针对福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的农村产业融合产业链延伸不足、政策体系不完善、同质化现象严重、普遍缺少龙头企业参入、利益分享机制不合理、服务机制不健全、推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明确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方向、提升农村产业发展融合度、发掘农村产业融合地理标志农产品、培育壮大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建立多种形式利益链接机制、完善农村产业融合服务平台、健全农村产业融合推进机制等一揽子推进福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性思路。
刘彦[9]（2020）在《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文中提出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秩序井然、自由演进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繁荣和昌盛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始终把善治良序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准绳和目标。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坚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以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为题,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路径。纵览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领导魅力和力量,通过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街居制和农村社会的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把中国从“一盘散沙”的分散社会组织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社会,在基层社会组织化治理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创造出许多奇迹和创举,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路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基层社会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标志,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道路,城市基层社会的去单位化与市场化与时偕行。随着基层社会去组织化发展,社会原子化、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不断出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要求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执政理念,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能力,如何把中国人民再组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安邦治国的重大课题。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强大指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本文以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将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分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三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演进的过程,总结并反思了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所取得的成效与局限,最后,对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与凝练。论文内容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解读与界定,厘清与本论文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避免在概念使用时的误解,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演进与史情、世情、国情、党情息息相关,本文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从社会组织化视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并结合调查研究法和个案访谈法论证了各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演进,总结成效并反思局限;第五部分总结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以期待给人以启示。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党和人民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体智慧,是对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总体概括。
李艳营[10]（2020）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规则是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基础,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区有着不同的治理规则,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治理规则目的都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因此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农村社区治理规则也在不断发展变迁。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进行研究利于我们在动态中把握治理规则变迁的规律特征,完善当前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甚至预测治理规则变迁方向,实现农村社区更有效治理。农村社区有效治理需要什么样的治理规则,是我们探索的主要问题。从治理规则的内涵和外延来看,治理规则不仅包含治理规则本身的内容,还包含治理规则由谁制定即治理规则制定主体,甚至是治理规则所要发挥的功能。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分别以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21世纪以来为节点,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类型变迁及其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主体变迁及其特征、治理规则的功能变迁三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治理规则不断从“单一的国家法”向“多样化治理规则”过渡;从“国家制定为主”向“多元主体共同制定”变迁;从强化“基层政权稳定”向强化“合作共治”方向发展。并提炼出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是一种合作型制度变迁模式,变迁的动因主要包括国家阶段性治理目标、农村社会环境变化、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治理规则变迁的特征,即从国家制定到多元主体协商制定、从国家建构到国家建构与乡村内部创制相结合、从对人的束缚到对人解放;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机理,即弹性与张力中的规则供需动态平衡。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整体分析,发现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本质是农村社区居民自由发展的解放亦或束缚。而实现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其治理规则要满足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新要求,即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结合、国家正式法与民间法相融合、法治基础上治理规则的多样化、灵活性。其实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区都有其相适应的治理规则,没有一成不变的最优治理规则,因为治理规则总是在不断发展变迁、优胜劣汰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治理规则越来越能保障人的自由、满足人的需要,越来越接近善治目标的实现。
二、21世纪中国的市场空间在农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中国的市场空间在农村（论文提纲范文）
（1）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 |
| (二) 儿童福利的相关研究 |
| (三)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相关研究 |
| (四)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一) 内容创新 |
| (二) 方法创新 |
| (三) 视角创新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 |
| (二) 福利 |
| (三) 社会福利 |
| (四) 儿童福利 |
| 二、理论基础 |
| (一)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二) 福利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量化研究 |
| 一、本研究所采用的儿童福利指标 |
| (一) 福利的一般测量 |
| (二) 儿童福利的测量 |
| (三) 儿童福利分析框架的建立 |
| 二、研究假设与资料收集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假设 |
| (二)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福利假设 |
| (三)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假设 |
| (四) 资料收集与处理过程 |
| 三、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量化研究结果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福利的比较研究 |
| (二)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
| 四、农村留守儿童福利量化结果的讨论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福利的特点 |
| (二)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的特点 |
| (三)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获取与供给的质性研究 |
| 一、访谈方法及对象 |
| (一) 访谈方法 |
| (二) 访谈对象 |
| 二、农村留守儿童从不同主体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从家庭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二) 农村留守儿童从国家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三) 农村留守儿童从社区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四) 农村留守儿童从志愿组织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三、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不同主体的供给困境分析 |
| (一) 家庭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 (二) 国家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 (三) 社区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 (四) 志愿组织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 第五章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提升的政策分析 |
| 一、构建精准保障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 |
| (一) 以需要满足为导向制定儿童福利政策 |
| (二) 以权利实现为原则制定儿童福利政策 |
| 二、制定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政策 |
| (一) 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 |
| (二) 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实践取向 |
| (三) 构建儿童友好型的家庭政策 |
| 三、完善多元主体福利供给机制 |
| (一) 强化政府福利供给的主导责任 |
| (二) 落实家庭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 |
| (三) 强化农村社区福利供给的平台作用 |
| (四) 发挥学校福利供给的传递作用 |
| (五) 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发挥福利供给的中介作用 |
| 四、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福利均衡供给 |
| (一) 依托新型城镇化为儿童福利助力 |
| (二) 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为儿童福利增益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 |
| (二) 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形成合力 |
| (三) 破解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困境需要挖掘更深层次原因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一) 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展开异质性研究 |
| (二)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应有新思维 |
| 附录 |
| 附录1 调查问卷(部分举例）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附录3 访谈人员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多元合作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老龄化城乡倒置问题 |
| 1.1.2 我国农村地区面临更严重的健康养老困境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目标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养老 |
| 2.1.2 养老服务 |
| 2.1.3 养老服务供给 |
| 2.1.4 养老服务供给模式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需要理论 |
| 2.2.2 社会公平理论 |
| 2.2.3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2.4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对养老服务理念和政策方面的研究 |
| 2.3.2 对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及其关系的研究 |
| 2.3.3 对养老服务照护模式的研究 |
| 2.3.4 对国内外研究的述评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发展历程 |
| 3.1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四个发展阶段 |
| 3.1.1 第一阶段:1949--1979年,集体和家庭承担主要责任阶段 |
| 3.1.2 第二阶段,1980--2000 年前,家庭和个人独担养老服务阶段 |
| 3.1.3 第三阶段,2000 年--2012 年,养老服务体系构建阶段 |
| 3.1.4 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多方力量创新提质阶段 |
| 3.2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变迁逻辑 |
| 3.2.1 养老服务的对象在逐步扩大 |
| 3.2.2 养老服务项目逐步丰富 |
| 3.2.3 运用市场化政策管理工具增多 |
| 3.2.4 注重养老服务质量意识增强 |
| 3.3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变迁规律 |
| 3.3.1 家庭是提供农村养老服务的主要力量 |
| 3.3.2 政府是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 |
| 3.3.3 市场化是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品质的有效手段 |
| 3.3.4 社会组织是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补充方式 |
| 4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1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
| 4.1.1 数据来源说明 |
| 4.1.2 样本选择描述 |
| 4.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变量选取 |
| 4.3 农村老年人能否获得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3.1 农村样本描述性统计 |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3 主要结论 |
| 4.4 农村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类型的影响因素 |
| 4.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4.2 农村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类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4.4.3 主要结论 |
| 4.5 养老服务多元供给城乡对比分析 |
| 4.5.1 能否获得养老服务多元供给的城乡对比研究 |
| 4.5.2 城乡老年人获得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类型的对比研究 |
| 4.5.3 主要结论 |
| 5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
| 5.1 农村家庭(非正式部门)供给养老服务的困境 |
| 5.1.1 社会变迁导致农村家庭养老服务供给数量减少 |
| 5.1.2 非正式照料导致农村家庭养老服务水平不高 |
| 5.1.3“家庭道德风险”导致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窘迫 |
| 5.2 政府部门供给农村养老服务责任不到位 |
| 5.2.1 公平理念欠缺造成城乡养老服务待遇悬殊 |
| 5.2.2 缺乏独立统一的农村养老服务管理机构 |
| 5.2.3 养老服务政策的法制权威性不足 |
| 5.2.4 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推进缓慢 |
| 5.3 农村养老服务市场供需不平衡 |
| 5.3.1 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支付能力不足 |
| 5.3.2 农村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乏动力驱动 |
| 5.3.3 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缺乏,阻碍养老服务市场供给 |
| 5.4 社会组织(社区)供给养老服务严重不足 |
| 5.4.1 养老服务社会组织数量有限且发展缓慢 |
| 5.4.2 我国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欠缺 |
| 5.4.3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6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模式的构建 |
| 6.1 多元主体存在合作供给农村养老服务的意愿 |
| 6.1.1 政府的合作意愿 |
| 6.1.2 家庭的合作意愿 |
| 6.1.3 市场的合作意愿 |
| 6.1.4 社会组织的合作意愿 |
| 6.2 多元主体存在合作供给农村养老服务的利益博弈 |
| 6.2.1 政府和家庭(农民)之间的博弈 |
| 6.2.2 政府与市场的博弈 |
| 6.2.3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博弈 |
| 6.3 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农村养老服务的责任边界 |
| 6.3.1 政府:一核主导养老服务供给 |
| 6.3.2 家庭:权利取向的养老服务供给 |
| 6.3.3 市场:产业化供给差异性养老服务 |
| 6.3.4 社会:社会化互助志愿供给养老服务 |
| 7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多元合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建立农村养老服务多支柱合作筹资机制 |
| 7.1.1 国家筹资支柱的建立 |
| 7.1.2 社会筹资支柱的建立 |
| 7.1.3 家庭(个人)筹资支柱的建立 |
| 7.2 以共享合作提高农村养老服务的可及性 |
| 7.2.1 增加医疗服务的流动性,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 |
| 7.2.2 通过流动的方式更好地满足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 |
| 7.3 提升乡村养老价值,推动城乡合作供给养老服务 |
| 7.3.1 乡村养老价值的再认识 |
| 7.3.2 支持农村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 |
| 7.3.3 推动城乡合作供给养老服务 |
| 7.4 融合科技力量,促进乡村养老的现代化 |
| 7.4.1 科技创新会提高养老服务能力 |
| 7.4.2 加强信息化建设,实施“互联网+养老”行动 |
| 7.5 合作培养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 |
| 7.5.1 政策上要对养老服务人才建设进行规范 |
| 7.5.2 发挥城市到乡村的人才辐射效应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新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发展研究（2000-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概念界定:农民、农村与农村题材电影 |
| (1)农民 |
| (2)农村 |
| (3)农村片与农村题材电影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一、新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电影概述 |
| (一)新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发展的历史源流 |
| (二)数据统计下新世纪农村片的发展脉络 |
| (三)解读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发展的政策动力 |
| (1)国家政策之于农村片的重要意义 |
| (2)关注广大农村是时代的要求 |
| (3)新世纪农村政策宣传的新期待 |
| (4)新世纪文艺政策的鼎力支持 |
| (四)峥嵘之路: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发展的四个阶段 |
| 二、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世纪开局:渐起期(2000-2005) |
| (一)繁荣与沉寂:新世纪前夜的奠基 |
| (二)时代契机:农村电影“2131 工程”应时而生 |
| (三)使命传承:世纪之初的主旋律基调 |
| (四)与体制“共舞”:渐起期农村片的多重走向 |
| 三、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高峰:蓬勃期(2006-2012) |
| (一)保守与探索:农村片多元化创作趋势愈发明显 |
| (二)紧随现实:蓬勃时期农村题材电影的主题革新 |
| (三)潮流涌动:农村题材“底层”叙事兴起 |
| (四)时代造就:农村题材精品力作相继涌现 |
| 四、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沉淀积蓄:回落期(2013-2016) |
| (一)光影记录下的“脱贫攻坚” |
| (二)农村题材佳作再续:演绎当代中国乡村百态 |
| (三)乡土情节一脉相承:跨代际群体的乡村坚守 |
| (四)“底层”叙事浪潮之后:乡村、乡民的再寻找 |
| 五、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的时代契机:机遇期(2017-2020) |
| (一)奋进的乡村:乡村振兴与乡村价值再审视 |
| (二)再负使命:乡村振兴时代农村片的新机遇 |
| (三)焕发光彩:2020 年农村佳作的市场表现 |
| (四)日新月异:新晋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革新与市场探索 |
| 银幕呈现下新世纪的乡土中国 |
| (一)乡土中国银幕纪实: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中的乡村景观 |
| (1)欣欣向荣的当代农村图景呈现 |
| (2)凋敝落寞的农村生活观察纪实 |
| (二)乡土精神时代抒写: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中的文化意涵 |
| (1)对乡村人情关系的典型刻画 |
| (2)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观念演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历年农村题材电影产量统计(2000-2020) |
| 附录B 新世纪农村题材电影片目表(2000-2020)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5）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一、农村发展与县域经济 |
| 二、基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 |
| 三、农村电子商务的区域演化特征 |
| 四、农村电子商务政策及社会效应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和实现路径 |
| 二、章节框架及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区域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特色 |
| 二、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电子商务发展进程 |
| 一、概念范围及应用 |
| 二、世界电子商务的发展 |
| 三、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 |
| 四、电子商务的影响 |
| 第二节 农村电子商务与区域发展模式 |
| 一、三种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 |
| 二、传统区域发展模式成因及演化 |
| 三、基于农村电子商务的新区域发展模式 |
| 第三节 农村电子商务的落地机制 |
| 一、区域产业基础与政策导向 |
| 二、企业家精神与社群网络 |
| 三、快速物流交通系统 |
| 四、信息知识与技术 |
| 第四节 农村电子商务的社会经济效应 |
| 一、经济效应 |
| 二、社会效应 |
| 三、空间赋能 |
| 四、拉近城乡关系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信息与数字鸿沟 |
| 一、信息化与发展加速及区域发展不平衡 |
| 二、基于信息化的经济空间重组 |
| 第二节 演化经济学 |
| 一、复杂系统与内部组织 |
| 二、路径依赖与技术解锁 |
| 第三节 城乡融合与发展 |
| 一、马克思的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 二、实时城市化与信息化城市 |
| 第四节 信息技术与农村电子商务 |
| 一、信息为农村带来的新机遇 |
| 二、信息与农村区域的适配 |
| 三、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
| 第五节 演化视角下农村电子商务分析框架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电子商务与县域工业生产解锁:低成本打破区域资源紧束状态 |
| 第一节 南皮县概况与工业产业发展 |
| 一、南皮县基本情况 |
| 二、南皮县工业发展演化史 |
| 三、自我发展的专业市场 |
| 四、主导产业特点与路径锁定 |
| 第二节 县域工业创新的代价与保守的收益 |
| 一、政府急于引导产业转型的动因 |
| 二、南皮县传统五金产业发展与竞争模型 |
| 三、创新转型与企业猝死 |
| 四、路径锁定是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 |
| 第三节 路径解锁的可能选择与成本 |
| 一、产品端的选择与成本 |
| 二、市场端的选择与成本 |
| 三、资源整合范围的选择与成本 |
| 第四节 电子商务带来的转型可能与激励 |
| 一、低成本扩展企业资源整合的范围 |
| 二、降低与转嫁智力资源试错成本 |
| 三、效果及持续的示范带动效应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电子商务与农村消费解锁:系统化的扩展个体可整合的资源范围 |
| 第一节 影响南皮县农村区域消费的若干因素 |
| 一、家庭中非农就业人员的数量 |
| 二、家庭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情况 |
| 三、家庭持续发展所处的阶段 |
| 四、区域消费习惯与商品的可获得性 |
| 第二节 旧有农村消费体系的变与不变 |
| 一、由批发市场和集市组成的传统消费系统 |
| 二、超市承担的日常消费与商场承担的大件物品消费 |
| 三、消费比重与消费范围一直在变化 |
| 四、以县为单位的消费区域限制很难改变 |
| 第三节 农村电子商务与个体可整合资源范围的扩展 |
| 一、农村电子商务硬件的搭建与消费场景的改变 |
| 二、新信用体系与交易成本 |
| 三、新旧消费体系的互斥与融合 |
| 四、个体可整合资源冲破县域限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电子商务与县域人力资本解锁:低成本丰富人力需求类型 |
| 第一节 县域发展与县域人力资源 |
| 一、县域人力资源的构成 |
| 二、县域人力资源配置偏好 |
| 三、县域发展与人力资源的互相作用 |
| 第二节 丰富人力资源的选择与困境 |
| 一、人力资源引进与本土成长 |
| 二、产业单一化与人力资源单一化 |
| 三、打破产业与人力资源互相锁定的难点 |
| 第三节 农村电子商务带来的人力资源变化 |
| 一、电商带来群体认知变化与实时城市化 |
| 二、电商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带来新就业需求 |
| 三、电商服务业新业态进一步吸纳返乡人才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农村电子商务的南皮样本到新发展模式的数理验证 |
| 第一节 农村电子商务带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机制总结 |
| 一、农村电子商务项目的改革与科技双重属性 |
| 二、农村电子商务项目带动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
| 第三节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一、基准回归结果 |
| 二、安慰剂检验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进一步分析:影响渠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各章典型案例 |
| 案例目录 |
| 案例内容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7）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农村产业融合的起源与发展 |
| 1.2.2 农村产业融合的驱动机制研究 |
| 1.2.3 农村产业融合的类型模式研究 |
| 1.2.4 农村产业融合的测度方法研究 |
| 1.2.5 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研究 |
| 1.2.6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现代化 |
| 2.1.2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 |
| 2.1.3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融合 |
| 2.2 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农村产业融合 |
| 2.2.2 农村产业融合模式 |
| 2.2.3 农村产业融合主体 |
| 2.2.4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 |
| 2.3 农村产业融合相关理论分析 |
| 2.3.1 分工理论 |
| 2.3.2 产业集群理论 |
| 2.3.3 交易成本理论 |
| 2.3.4 创新理论 |
| 2.3.5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
| 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支撑条件 |
| 3.1.1 自然资源条件 |
| 3.1.2 社会环境条件 |
| 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基础概况 |
| 3.2.1 整体发展概况 |
| 3.2.2 第一产业发展概况 |
| 3.2.3 第二产业发展概况 |
| 3.2.4 第三产业发展概况 |
| 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
| 3.3.1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模式 |
| 3.3.2 农业多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 |
| 3.3.3 产业集聚型融合模式 |
| 3.3.4 科技渗透型融合模式 |
| 3.3.5 产业循环型融合模式 |
| 3.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发展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
| 4.1 测度方法的选取与原则 |
| 4.1.1 测度方法的研判和选取 |
| 4.1.2 测度指标设置原则 |
| 4.2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1 测度指标的选择 |
| 4.2.2 测度指标的解释 |
| 4.2.3 测度模型的建立 |
| 4.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与评价 |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 数据来源 |
| 4.3.3 测度结果及评价 |
| 4.4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4.1 耦合关系模型 |
| 4.4.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与战略选择 |
| 5.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障碍分析 |
| 5.1.1 障碍分析模型 |
| 5.1.2 障碍度分析 |
| 5.1.3 障碍因子分析 |
| 5.1.4 障碍因素现状分析 |
| 5.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矛盾 |
| 5.2.1 产业布局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2 土地利用模式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3 融资渠道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2.4 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 |
| 5.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 |
| 5.3.1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原则与目标 |
| 5.3.2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宏观路径选择 |
| 5.3.3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
| 5.4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 6.1 农林牧渔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 6.1.1 特色种植业产业带调整 |
| 6.1.2 畜牧养殖业布局调整 |
| 6.1.3 渔业产业布局调整 |
| 6.1.4 山特产品产业布局调整 |
| 6.2 农产品精深加工的路径选择 |
| 6.2.1 玉米精深加工 |
| 6.2.2 水稻精深加工 |
| 6.2.3 大豆精深加工 |
| 6.2.4 乳业精深加工 |
| 6.2.5 蔬菜精深加工 |
| 6.2.6 渔业精深加工 |
| 6.3 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路径选择 |
| 6.3.1 培育多元化主体 |
| 6.3.2 加强生产主体市场信息服务 |
| 6.3.3 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服务体系 |
| 6.3.4 构建农业生产技术综合服务体系 |
| 6.3.5 推进农业资源化利用服务体系 |
| 6.3.6 拓展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 |
| 6.4 休闲农业布局调整的路径选择 |
| 6.4.1 打造自然生态康养观光产业带 |
| 6.4.2 构建冰雪特色旅游产业体系 |
| 6.4.3 传承关东民俗和弘扬四大精神游 |
| 6.4.4 发挥沿边优势开展边境风情游 |
| 6.5 以信息技术渗透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5.1 完善智慧农业信息监管系统 |
| 6.5.2 精准管理农业全产业链 |
| 6.5.3 创新农业金融保险服务 |
| 6.5.4 保护产业质量安全和知识产权 |
| 6.5.5 构建完整农业产业体系 |
| 6.6 以国家级试验区创新驱动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6.1 以农产品加工贸易带动产业融合 |
| 6.6.2 扩大农业产业负面清单外贸易 |
| 6.6.3 创新涉农金融国际化服务产业 |
| 6.6.4 发展开放试验区农业总部经济 |
| 6.7 本章小结 |
| 7 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7.1 继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合作领域 |
| 7.1.1 探索设立农业自由贸易试验区 |
| 7.1.2 构建畅通便捷的农产品贸易通道 |
| 7.1.3 引导国际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贸易 |
| 7.2 优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资源要素 |
| 7.2.1 确保农村产业融合用地保障 |
| 7.2.2 加强财政税收政策支持 |
| 7.2.3 完善金融保险政策支持 |
| 7.2.4 强化科技与人才政策支持 |
| 7.3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建设 |
| 7.3.1 优化改造农田基础设施 |
| 7.3.2 搭建公共交通和信息网络 |
| 7.3.3 配套产业融合基本设施 |
| 7.3.4 综合改造提升乡村人居环境 |
| 7.4 强化农村产业融合政府服务职能 |
| 7.4.1 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顶层设计 |
| 7.4.2 推动产业融合政策有效落实 |
| 7.4.3 加强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区建设 |
| 7.4.4 建立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8）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福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主要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依据 |
| 一、概念界定 |
| (一)乡村振兴 |
| (二)乡村振兴战略 |
| (三)产业 |
| (四)农业产业化 |
| (五)农村产业融合 |
| 二、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乡村发展理论 |
| (二)马克思分工理论 |
| (三)农业多功能性理论 |
| (四)产业融合理论 |
| 三、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关于农村农业发展的论述 |
| (一)毛泽东关于农村农业发展的相关论述 |
| (二)邓小平关于农村农业发展的相关论述 |
| (三)江泽民关于农村农业发展的相关论述 |
| (四)胡锦涛关于农村农业发展的相关论述 |
| (五)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论述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历程 |
| 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历程 |
| (一)历史背景 |
| (二)发展历程 |
| 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一)机遇 |
| (二)挑战 |
| 三、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探索和实践 |
| (一)福建省农业发展的历史情况 |
| (二)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历程 |
| 第四章 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情况 |
| (一)农村产业 |
| (二)农村产业融合 |
| 二、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 |
| (一)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
| (二)市场环境日趋成熟 |
| (三)科技基础持续夯实 |
| 三、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动能 |
| (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
| (二)改变农业经营方式 |
| (三)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
| (四)实现农民增收 |
| 四、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 |
| (一)特色小镇 |
| (二)田园综合体 |
| (三)美丽乡村 |
| 五、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一)农村产业融合产业链条延伸不足 |
| (二)农村产业融合配套政策滞后 |
| (三)农村产业融合同质化现象严重 |
| (四)农村产业融合普遍缺少龙头企业参入 |
| (五)农村产业融合利益分享机制不合理 |
| (六)农村产业融合服务机制不健全 |
| (七)农村产业融合推动机制不顺畅 |
| 第五章 加快推进福建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
| 一、明确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方向 |
| (一)政府主导 |
| (二)市场化运作 |
| (三)分步骤推进 |
| 二、提升农村产业发展的融合度 |
| (一)加快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 |
| (二)拓展农业多功能性 |
| (三)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
| 三、发掘农村产业融合地理标志农产品 |
| (一)注重乡村特色产业顶层设计 |
| (二)打造“一村一品”产业 |
| (三)创建地方特色产业品牌 |
| 四、培育壮大农村产业融合主体 |
| (一)推进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融合发展 |
| (二)打造农村产业融合龙头企业 |
| (三)重构农村供销合作社综合服务机制 |
| (四)引进社会资本全产业链投入运营 |
| 五、建立多种形式利益链接机制 |
| (一)发展订单式农业 |
| (二)完善股份制合作 |
| (三)构建“农企+农户”合作模式 |
| (四)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
| 六、完善农村产业融合服务机制 |
| (一)构建农村产业融合服务平台 |
| (二)创新农村产业融合金融服务方式 |
| (三)加大农村产业融合人才和科技投入 |
| (四)对贫困地区实施重点扶持 |
| 七、健全农村产业融合推进机制 |
| (一)扩大地方政府农业产业融合的自主性 |
| (二)推动基层政府“放管服”措施有效实施 |
| (三)加快推进产业融合创新成果复制推广 |
| (四)建立农村产业融合“单一窗口”管理机制 |
| (五)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创新不足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重点难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五)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一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基层/基层社会治理 |
| (二)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
| (三)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 |
| (四)单位/单位制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阐释 |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 |
|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三)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 |
| (四)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五)江泽民的社会治理思想 |
| (六)胡锦涛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七)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 第二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实践路径(1949-1977)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际背景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内背景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 (一)单位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主要路径 |
| (二)街居制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辅助路径 |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 (一)互助组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初级形式 |
| (二)合作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中级形式 |
| (三)人民公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高级形式 |
| 四、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成就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弊端 |
| (三)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反思 |
| 第三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实践路径(1978-2012)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运动 |
|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改革开放的提出 |
|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 (一)经济自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
| (二)村民自治:村民自我管理 |
| 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 (一)单位制的解体:国家、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革 |
| (二)社区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
| (三)政府从“全能”到“有限”,社会治理下移到基层 |
| 四、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成就 |
| (二)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模式的弊端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反思 |
| 第四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2012-2020)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治理”的提出 |
| (二)社会再组织化的现实需要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 |
| (一)社区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主要力量 |
| (二)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重要力量 |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实践路径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社会再组织化 |
| (二)农村基层政权和村委会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基础力量 |
|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途径 |
| 四、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评价与思考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优势 |
| (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面临的阻力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思考 |
| 第五章 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经验总结 |
| 一、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 (一)中国共产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 |
| (二)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要与国情紧密结合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要根据国情变化适时转变 |
| (二)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的启示 |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不断创新 |
|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长久之计策 |
|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不断解放思想 |
| 四、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制度保障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 (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制度的内在本质要求 |
| 五、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依靠人民群众 |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改善和增加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及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概念界定及基本理论概述 |
| (一)农村社区治理规则 |
| 1.农村社区的内涵及类型 |
| 2.农村社区治理规则 |
| 3.农村社区治理与治理规则的关系 |
| (二)治理规则类型、制定主体及功能: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分析维度 |
| 1.既有研究中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探讨 |
| 2.本项研究中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分析维度 |
| (三)理论基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类型变迁及特征 |
| (一)改革开放前:国家建构型治理规则 |
| 1.主要类型表现:宪法基础上的法律法规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
| 2.主要特征:政治权威性、管理行政性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国家社会共生型治理规则 |
| 1.主要类型表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章程及村规民约 |
| 2.主要特征:行政指导下的自治性与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封闭性 |
| (三)21世纪以来:多元主体协商共治型治理规则 |
| 1.主要类型表现:民主协商治理规则 |
| 2.主要特征:包容性、透明性 |
| 小结:“单一的国家法”向“多样化治理规则”过渡 |
| 三、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制定主体变迁及其特征 |
| (一)改革开放前:治理规则由党领导下的国家主体制定 |
| 1.制定主体:党组织和国家政府 |
| 2.主要特征:高度集权性、行政性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治理规则由国家与村民自治组织合作制定 |
| 1.制定主体:国家、村委会、村民 |
| 2.主要特征:双向互动性 |
| (三)21世纪以来:治理规则由多元主体合作制定 |
| 1.制定主体:政府、社区组织、社会组织、个人 |
| 2.主要特征:多元互动性 |
| 小结:从“国家制定为主”趋向“多元主体共同制定” |
| 四、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功能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前:保障基层政权稳定 |
| 1.政治秩序:构筑国家政治认同 |
| 2.经济层面:保障经济集体所有、国家统一经营 |
| 3.管理服务:实现人民公社集中管理服务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重点拓展放权社会中的村民自我管理能力 |
| 1.政治层面: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发展 |
| 2.经济层面:扩展村民集体经济自主发展权 |
| 3.管理服务:增强村民自我管理服务权 |
| (三)21世纪以来:重点保障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格局 |
| 1.政治层面:加强基层政治整合功能 |
| 2.经济层面:保障社区经济分类治理、多样化经营 |
| 3.管理服务:促进社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
| 小结:从强化“基层政权稳定”向强化“合作共治”方向发展 |
| 五、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制度变迁总结 |
| (一)变迁模式:合作型制度变迁 |
| (二)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动因 |
| 1.国家层面:国家阶段性治理目标与决策 |
| 2.社会层面:农村社会环境变化 |
| 3.个人层面: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 |
| (三)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特征 |
| 1.规则制定主体:从国家制定到多元主体协商制定 |
| 2.规则生成机制:从国家建构到国家建构与乡村内部创制相结合 |
| 3.规则功能:从对人的束缚到对人的解放 |
| (四)治理规则变迁内在机理:弹性与张力中的供需动态平衡 |
| 小结:走向“善治”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 |
| 六、探讨与反思: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本质及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规则 |
| (一)内在本质:对农村社区居民自由发展的解放或束缚 |
| (二)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规则的基本要求 |
| 1.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亟需新的治理规则 |
| 2.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规则的新要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21世纪中国的市场空间在农村（论文参考文献）
- [1]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D]. 袁书华. 山东大学, 2021(11)
- [2]健康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多元合作模式研究[D]. 赵艳.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1)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新世纪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发展研究（2000-2020）[D]. 路小斐.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5]农村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作用机制研究[D]. 窦鹏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6]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7]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其路径选择研究[D]. 柴青宇.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8]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福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李佳伟. 集美大学, 2020(05)
- [9]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D]. 刘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D]. 李艳营.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