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分析

一、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郝曦光^[1]（2020）在《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文中认为朝鲜半岛的女性汉文学创作有着深邃而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艄公霍里子高之妻丽玉所作的《箜篌引》,然而与其悠久的渊源相比,女性创作的数量却甚为稀少,且有诗文集流传者仅限于朝鲜时代一朝。朝鲜王朝建国之初,便把儒家思想定为治国理念。社会及家庭内部以父权家长制与儒家伦理规范为根基实行着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半点话语权,思想和行为处处受到制约与限制,从事文学创作更是不被认可与鼓励的事情。然而就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却涌现出了大批能用汉字作诗属文的女诗人,她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诗集甚至得到了刊行及流传。其中堪称“海东第一女诗人”许兰雪轩的诗集更在当时远播至中国及日本,在古代东亚文学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抹靓丽的色彩。朝鲜朝女性的汉文学创作是朝鲜汉文学史中不可忽略的一环,亦是留给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深入的研讨。鉴于此,本文从宏观的、整体性的角度着眼,对这一时期女性汉诗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发展的概貌、主题意蕴、艺术特色及与中国文化的关联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考察。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中主要从选题价值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对象及论文总体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概述。长期以来,朝鲜汉文学史一直被男性所主宰,女性创作处于边缘地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以及清晰客观的评价。近些年,虽然学界逐渐将目光转向这一领域的研究,但仍显不足。现行研究主要集中于中韩两国,国内起步相对较晚,成果较少;而韩国方面虽然研究颇丰,但大都集中于这一时期的几个代表诗人及其作品的个案研究上,缺少宏观性的整体考察。第二章为朝鲜朝女性汉诗兴起的原因和发展概貌。朝鲜王朝建国以后在文化上的重大创举便是“训民正音”的创制,自谚文产生之后,朝鲜女性的教化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且在女子不宜为文的社会主流思想下,仍有一些进步思想的文人把目光投向了女性的文学创作,对她们的诗作给予一定的肯定与欣赏。朝鲜朝后期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家族越来越重视家中女子的教育,他们积极鼓励倡导女性读书识字,为妻妾子女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相对宽松开明的家学环境。另一方面,朝鲜王朝时期官妓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妓生在教坊内接受了严格的艺技训练,提升了吟诗作赋的能力,且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她们,更加渴望通过作诗以立身扬名,求得身份上的提升。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各个阶层的女性皆展开了活跃的汉诗创作活动。此外,这一时期尤以朱之蕃与许筠为代表的中朝之间密切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女性汉诗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进一步刺激与推动作用。同时,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与立言求名以期不朽的自觉亦加速了女性创作的发展。因而,与前代相比朝鲜朝女性汉诗无论在作家还是作品数量上都实现一次质的飞跃,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第一个女性主导的文学诗社—“三湖亭诗社”,且在男性文人的认可及帮助下部分女性诗文集还得到了刊行及流传。第三章聚焦朝鲜朝女性汉诗的主题意蕴。这一时期的女诗人从闺阁情恨的诉说到超越苦难现世的渴望,再到民生国事的关心,实现了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表达的主题升华。首先,朝鲜时代的女性由于生活空间的局限性,她们所吟咏的范围常常离不开家庭与闺阁,如与恋人之间的相思与离情、嫁入夫家后对娘亲故土的思念之情以及因四时变幻所引发的伤春悲秋之情等;其次,在备受现实苦难的煎熬中,她们创作了诸多寄情自然、神游仙界及归隐田园主题的诗,而这些歌咏皆反应了她们想要超越现世苦境的一种内心渴望与情感诉求。最后,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作中还出现关乎国家军事、政治、民生等问题的诗歌,表达了她们对民族命运及百姓疾苦的关心与忧虑之情。第四章着重论述了朝鲜朝女性汉诗的艺术特色。从诗歌语言上看,用语自然浅显,有着天然去雕饰之美感。表达方式上从抒情到明理,文思隽永,耐人寻味。艺术风格则整体上主要呈现出了含蓄婉丽、冲淡闲雅、清壮豪迈三种风格,同时诗中还巧妙运用了比兴、用典、叠词等多种表现手法,展现出了这一时期女性汉诗创作的较高艺术水平及艺术魅力。第五章分别从与中国诗体、与中国民俗节日、与中国诗人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朝鲜朝女性汉诗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首先,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从古体到近体皆在朝鲜朝女性汉诗中得到了较好的吸收与采用,相对古体来讲,近体的创作数量更多且更显成熟。虽然在平仄及对仗方面仍显不足,但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女诗人已基本掌握了这两种体裁的艺术技巧,呈现出了较高的汉诗创作水平。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沿用中国乐府古题翻新创作的乐府诗及对词的拟作。其次,在朝鲜朝女性汉诗中存在一部分与中国民俗节日,如与重阳、七夕、除夕、端午、寒食等等有关的诗歌创作。在保持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原型的基础上,诗中亦融入了朝鲜朝女诗人自身的审美体验与命运感受,表现出了具有民族化及性别化特色的诗歌文本特征。最后,朝鲜朝女性汉诗中亦表现出了深受中国的陶潜、李白及杜甫影响与辐射的痕迹。她们的诗作中不仅频繁出现了这三位诗人的名字及相关典故,还大量化用及借鉴了陶潜、李白及杜甫诗中的意象、意境、风格等,表现出了强烈的追捧与膜拜之情。然而在效仿摹拟的同时,却并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而是紧扣自身的人生经历与命运体验,写出了独具特色的情怀与感受。朝鲜时代给予了女性太多的痛苦与磨难,然而自古苦难造就诗人,可以说恰是这一苦难的时代孕育了大批优秀的女诗人。她们在时代的凄风苦雨中悲情吟咏,所谱写的诗歌如同春水般温柔,夏花般绚烂,亦如秋叶般静美,冬夜般凄凉。更为难得的是,她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并融入到自身的文学创作中,缔结出了一朵朵象征着民族文化间交流成果的汉诗之花。

邱风^[2]（2020）在《戏曲批评与明清女性的社会性别解读》文中认为考察明清时期女性的文学创作,会发现女性作者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还创作了大量弹词、传奇、散曲以及戏曲批评等其他体裁的作品。其中,戏曲批评正是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领域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的文学体裁而言,戏曲批评在延续女性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彰显了其独特之处,具体表现为女性戏曲批评作者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性别意识。透过此性别倾向,笔者以社会性别概念为切入点,总结戏曲批评中关注女性人物形象、注重其内心真实感受及女性性别主体意识加强的三个特点,推知女性戏曲批评作者对于整个性别群体的特殊关怀。这种关怀随着女性性别意识的不断增强而逐渐凸显,并不仅仅局限于戏曲领域,而是透过明清时期的女性文学网络得以传播,促使明清女性参与至社会性别秩序构建的行列中,使得女性在经济及文化领域中争取到了一定的自由空间。然而,由于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始终以父权制为基础的男权文化为主流,尽管此时期出现了男女平等这样新的性别观念,女性依然无法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性别地位。这样的结果放置于当今社会仍旧有其参考性,它提醒着我们尽管社会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出现了新型的两性关系模式、性别理念及家庭分工模式等现象,但在父权制思想的长期影响之下,社会性别秩序仍旧有其不合理之处,是以妇女解放依然是当今社会的重大命题,追求性别平等依然是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所以,随着多元文化的影响,在传统性别观念为主、多元化性别观念并存的形势之下,我们应当求同存异,而不是强化差异,要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基础之上实现性别平等。

张诗雨^[3]（2020）在《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研究 ——以自我、伦理、历史为线索》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的文学语境的生成和文学发展新阶段的出现,而在新世纪文学场域下,新世纪女作家的创作观念,也在文学走向新世纪的同时悄然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不仅与女性文学研究走向“性别诗学”的大背景有关,也体现着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自身的嬗变。本文将以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走向“性别诗学”和新世纪文学视域下纷繁的社会现象为背景,对新世纪女作家的创作观念进行研究,发掘她们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所延续的女性意识,以及她们是如何发生转变,进一步突入社会深处,在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下展望民族与历史的。从个人到社会,从社会再到民族和历史,新世纪女作家尤其是严歌苓、迟子建、王安忆三位一直进行着小说创作的女作家,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通过自己的创作观照社会、民族、国家和历史,为我们展现了新世纪女作家所具有的更广阔的文学视野和经过积淀的更为深沉的文学史观。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的发生语境。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趋于平稳,文学进一步面临着边缘化的处境,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学在边缘化处境中另寻出路,积极满足市场经济需求,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在消费话语的影响下,多元的文学观念相互碰撞,文学不断完善自身,自我革新。也正是此时,女性文学研究发生了重要的理论转向,走向了“性别诗学”,为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的发展探寻了新的出路。新世纪女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启自己的新世纪文学创作。时代的主题、文学的新变、理论的转向成为了影响女作家新世纪创作观念的重要因素。第二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中自我观念的发掘。主要以自我意识的彰显与个人情感的抒发作为突破口,分析新世纪女作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观和事业观。对爱的无私和倔强以及公共事业空间的出现是女作家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从个人出发,进一步发掘女性自我的存在与价值,是女作家新世纪文学创作中不变的部分,是她们对女性意识的坚守。第三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中对伦理观念的关注。主要在从自我观念出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对伦理观念进行挖掘,展现其创作中体现出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从母女关系、婚姻关系、“姐妹情谊”着手,进一步分析个人伦理的变迁;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深入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探寻新世纪文学中女性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进行社会关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从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互容共生的角度出发,将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对焦人与自然的互容共处。第四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中对历史观念的反思。主要通过回望历史与民族转变,探寻整个历史的发展流程中的重要时刻以及作为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充满特质的民族的变迁。历史的曲折性部分主要从特定的公共空间出发,从具体的历史事件触发,全方位地展现多层次的历史画卷。而民族历史主要立足国家和地域文化,展示民族的史诗性与独特性。新世纪女作家的创作观念中无不体现出浓厚的历史观念,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责任感,使得她们的创作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第五部分是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的发展走向。新世纪女作家的创作观念在文学边缘化的同时,继续发掘,承认边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并探寻新的创作路径,在趋于平缓的时代潮流中发挥自己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从自我的层面出发,从而进一步突入更为广阔的发展维度,关注社会发展,观照民族历史,进行更为深刻的文学尝试,是符合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发展的方向。

梁琴^[4]（2020）在《10-12世纪中日贵族女性地位比较研究 ——以紫式部和李清照为中心》文中认为女性社会地位研究一直是性别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日本进入平安时代;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中国进入赵宋王朝。10-12世纪既是中日两国的重要转型时期,也是两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繁荣时期,才人辈出,其中紫式部和李清照最负盛名,两人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留下脍炙人口的传世作品。本文以紫式部和李清照为研究对象,探讨转型中的两国在女性文化中的异同,横向比较中日贵族女性的地位。第一部分为绪论,从10-12世纪的妇女史研究、紫式部研究、李清照研究三方面,梳理相关的学术成果。第二部分为10-12世纪中日两国的政治社会体制,从政治、经济、婚姻三方面分析影响贵族女性地位的背景。紫式部所处的时代正是摄关政治的鼎盛时期,贵族阶层逐渐固化,女性成为政治利益的维系者;庄园制的发展为宫廷文化奠定经济基础,宫廷文化的兴盛也成为了孕育女性文学的温床;婚姻既带有母系社会的残余,也逐渐向父系社会发展,从以母为主到以父为主。北宋后期党争激烈,时局动荡,士大夫政治与后宫干政互相牵制,女性具有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文学世俗化,词逐渐在后院普及,成为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科举兴盛,门阀士族没落,婚姻不论阀阅,择婿重才,择妇重德。第三部分为10-12世纪中日两国的贵族女性权利,从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和财产权三方面探讨两国贵族女性权利利益。在受教育权上,两国平分秋色,都注重女子的才艺培养,以家庭教育为主;在婚姻自主权上,女性为当事人之一的意愿均被忽略,但在离婚权上,日本女性较宋代女性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财产继承权上,两国律法大同小异,女性可继承男丁一半,日本女性享有嫁资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而中国女性只享有支配权,所有权归丈夫所有。第四部分为10-12世纪中日贵族女性意识的觉醒,从女性观、婚姻观、政治观三方面比较两人在时代潮流中的思想。紫式部主张内外兼修,对婚姻比较悲观,不宜高谈国事;李清照则偏重内在之美,积极追求爱情,高发时政之音。第五部分为余论,从纵向、横向两方面比较中日两国的女性地位。从纵向看,两国女性地位皆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从横向看,日本尚受母系社会的影响,女性地位稍高于中国。国内对紫式部和李清照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将二人比较研究的成果难寻踪迹,且女性地位研究以纵向为主,少有横向比较,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日官方交流中断时期的各国女性文化发展的特点与共性,为女性地位横向比较研究提供某些借鉴意义。

佟晓歌^[5]（2020）在《后新时期中日女作家家庭关系书写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庭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自古以来就是各国作家笔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境,家庭小说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样态。纵观中日两国的家庭小说史,可以看出,无论家庭小说的内容如何变化,不变的是家庭中的种种关系。后新时期以来,中日女作家们在文坛及其活跃,摘得各类文学奖的桂冠,而细读她们的文字就会发现,她们笔下的家庭,家庭关系有着新的韵味。本论文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主要内容是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论文内容的先行研究。本论文针对当下女作家异军突起的文坛现象,以及对于家庭内容的女性书写,通过对此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所依据的理论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即针对女性家庭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发展和女性地位变化,由社会背景变化带来的女性家庭书写的新变化以及未来家庭关系的发展可能性等问题做比较研究;第二部分探讨中日家庭小说、的定义及发展,从两国的家庭小说的发展史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变迁,家庭小说内容不断发展,不变的唯有家庭中的种种关系,所以笔者选择以家庭关系为切入点对家庭书写进行讨论;第三部分,从具体作品进行分析,选取了《碎片》《父亲·来访》《你是一条河》《绿萝之舟》《最慢的是活着》《一个人的好天气》《禁果》《白水青菜》《咸味兜风》《手术》十部作品,通过细读原文,揭示中日女作家家庭书写共性和差异性特征,并结合彼此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对当下家庭书写进行探讨并对未来发展做出预测,用文学肩负现代家庭建构的使命;第四部分为中日女作家家庭书写的反思,主要内容是女作家对家庭关系的书写方式。后新时期以来的中日女作家家庭关系书写,总体上呈现出女性小叙述的日常生活化、男性形象的被“去势化”、女性形象在“娼妇性”与“圣女性”中相互融合的趋势特征。然而,其个人化色彩、私人化倾向、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使作品忽视了时代共性的要求,这亦构成了后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偏颇。

黄舒琪^[6]（2019）在《日本平安时期女官世界观——以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概述日本平安时期女官文学的繁荣,介绍当时的代表性作者。以紫式部的《紫式部日记》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为例,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结合她们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挖掘其中截然不同的女官世界观及其成因。

吴永萍^[7]（2019）在《清代女性诗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闺秀诗话”大量涌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清代女性创作的诗话。清代女性所作诗话的价值迥异于男性创作的“闺秀诗话”,是清代诗话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多方查考,目前见藏的清代女性诗话约十五种,分别为熊琏《澹仙诗话》,王琼《爱兰名媛诗话》,王乃德《竹净轩诗话》,王乃容《浣桐阁诗话》,沈善宝《名媛诗话》,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陈芸、陈荭《小黛轩论诗诗》,张倩《名媛诗话》,汪端《自然好学斋诗话》,王兰修、辛丝《国朝诗品题词》,萧道管《然脂新话》,杨全荫《绾春楼诗话》,雪平《红梅花馆诗话》,苏慕亚《妇人诗话》,胡旡闷《凝香楼奁艳丛话》等。在以上见藏的十五种诗话中,后八种诗话目前学界鲜少论及,仅见于《清诗话考略》《清诗话考》等诗话目录着作。这些诗话或列于见存书目,尚无人问津;或列入待访书目,较难查考。这些最新查考、获得的清代女性诗话着述,对于女性诗话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具有较高的文学、文献价值。本文以见藏的十五种清代女性诗话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概述十五种见藏清代女性诗话作者的生平、着述,论析诗话的版本和体例特点。第二章,从诗话作者的主观表述、诗话资料的搜辑方式和诗话中诗人事略的撰写等方面,探讨清代女性诗话的存史意识与价值。第三章,梳理清代女性诗话呈现的诗人地域分布与文学交游特征。第四章,梳理清代女性诗话呈现出的文学女性社会阶层、知识结构、婚姻理想、闺塾师现象等问题,阐发清代女性诗话文献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第五章,论析清代女性诗话中呈现出的文学女性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清代女性“清”“真”“秀”“婉”的风格取向及“闺阁别调”,以期展现清代女性诗话的理论特征。第六章,比较清代女性诗话与男性闺秀诗话的差异,以《澹仙诗话》《国朝诗品》等为例,分析女性诗话对清代诗歌理论批评的皈依与补充,以及对男性诗文活动的存录与评述,在异同比较中进一步探究清代女性诗话的理论价值。通过以上六章的研究,本文认为清代女性诗话存录的诗人诗作与诗事,较客观地反映了文学女性的生活状况,具有史学和文学的价值。清代女性诗话对女性生命价值和女性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上有自觉的思考和体认,是清代男性诗歌批评理论的有益补充。

鲁清香^[8]（2019）在《浅析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之繁荣》文中研究说明日本平安时期繁荣的女性文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本文拟从政治和社会制度、文化环境、民族文学的基础等角度,简要分析促使该时期女性文学繁荣发展的因素。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不仅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审美取向,还对日本形成自有民族文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吕姝焱^[9]（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提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陈婵娟^[10]（2019）在《清代湖南闺秀诗研究 ——以宁乡黄氏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湖南文风炽盛,涌现了许多影响深广的文人学者,同时闺秀诗人群体也渐渐崛起并发展壮大。她们用诗文记录了自己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感情,并通过传播才名来获得个体存在的价值,使处于封建社会边缘地位的女性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这些闺秀诗人有着多重伦理身份,她们兢兢业业地扮演着孝女、孝媳、贤妻、良母、贞女、节妇等角色,在沉重的家庭责任缝隙中开辟了一个狭窄的文学空间。闺秀诗人大多出身于文学世家。她们在儒家社会培养贤德女性的目的下接受文化教育,同时也启蒙了文学才能,并在交游结社、联吟唱和、拜师授学等文学活动中增加了阅历、拓展了见识、提高了学识、找回了长期失落的主体意识。湖南各大文学世家有着多重的、复杂的联姻关系,不仅巩固了世家地位,还通过女性成员的流动带来了家学的交流、融合与延续,闺秀诗人在传承家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以黄本骥为核心的宁乡黄氏是湖南着名的文学世家,黄氏闺秀四代六人都有诗歌传世。黄婉璚是黄氏家族乃至整个湖南女性诗坛的出类拔萃者,她与家族中其他女性成员的文学成就巩固了黄氏的声望和地位。晚清社会的巨变带来了文学的新变,湖南闺秀诗人受到近代思潮的冲击,文学创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由传统的感伤题材和秀婉风格变得丰富多样。她们不但用笔书写时代苦难和爱国精神,还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浪潮中,主体意识、女性意识和文学成就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二、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戏曲批评与明清女性的社会性别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研究 ——以自我、伦理、历史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4）10-12世纪中日贵族女性地位比较研究 ——以紫式部和李清照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后新时期中日女作家家庭关系书写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日本平安时期女官世界观——以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女性诗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浅析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之繁荣（论文提纲范文）

（9）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湖南闺秀诗研究 ——以宁乡黄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D]. 郝曦光. 吉林大学, 2020(08)
• [2]戏曲批评与明清女性的社会性别解读[D]. 邱风.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3]新世纪女作家创作观念研究 ——以自我、伦理、历史为线索[D]. 张诗雨. 辽宁大学, 2020(01)
• [4]10-12世纪中日贵族女性地位比较研究 ——以紫式部和李清照为中心[D]. 梁琴.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后新时期中日女作家家庭关系书写比较研究[D]. 佟晓歌. 辽宁大学, 2020(04)
• [6]日本平安时期女官世界观——以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为例[J]. 黄舒琪. 莆田学院学报, 2019(06)
• [7]清代女性诗话研究[D]. 吴永萍. 兰州大学, 2019
• [8]浅析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之繁荣[J]. 鲁清香. 作家天地, 2019(16)
• [9]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10]清代湖南闺秀诗研究 ——以宁乡黄氏为例[D]. 陈婵娟. 上海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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