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信:从这里走向世界(论文文献综述)
尹蕾[1](2021)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使命与实现研究》文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社会和国家发展当中最基本、最深厚、更精深和更持久的力量。中国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构造新文明的过程;中国的崛起是经济体量的增大,更是精神层面的丰盈、文化的复兴。告别自卑,走向自信,国家复兴与文化自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后者是我们迈向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必须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元素。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始终是作为高频词汇出现在国家领导人的系列讲话、多次会议中,它的定位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刻的自信。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另外,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精神文化的需求超出以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上升到新的高度。同时,当前我国进入“十四五”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全新的国内国际大局。这些都为我们当前研究文化自信提供了契机。因此新时代文化自信,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中华民族迎来复兴光明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功能和历史使命有着充分的自觉;中华民族对我们本身能够有效应对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顺利实现文化使命等重大问题有着极大的信心;中华民族对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和平等的积极心态。基于此,本文就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思路展开论述,首先是“是什么”的问题,即:何为“文化自信”(包括内涵、生成机制、构成、功能等),新时代文化自信以及其历史使命是什么。其次是“为什么”的问题,即当今中国为什么需要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以及我们为什么能够实现历史使命的问题。最后是“怎么办”的问题,即根据我们新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我们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指导方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去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具体来说如下:文章第一部分,首先从国内外两个视角阐述了选题的依据和必要性,接着对这一主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在此基础上,文章介绍了主要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文章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文化自信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论述了从马克思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重要价值、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异质文化、如何反对错误思潮等重大问题的主要观点,例如:经典作家的社会意识理论;列宁对本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进步与民族复兴的高度对文化的强调;等等。在思想资源方面,文章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它们或展示了经验,或提供了教训,是我们当今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文章第三部分,论述了文化自信的相关基本理论,这一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来进行阐释的:首先,关于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文章论述了“文化”的本质及其与“文明”的异同,论述了“文化自信”的实质及其它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联系、区别,并尝试着对“文化自信”以及“新时代文化自信”这些重要概念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其次,关于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这一问题,文章论述了文化自信的理论前提、内在动力、外部条件以及关键支撑这四个方面;第三,关于文化自信的基本构成这一问题,文章论述了价值观自信、思维方式自信以及行为方式自信这三个方面;最后,关于文化自信的主要功能,文章从动力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以及标识功能进行了深入阐释。文章第四部分,论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五大历史使命。在该篇文章中,主要基于动力性、目的性、主体性、功能性以及国际性这五个角度来阐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动力性使命是为实现“四个伟大”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目的性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这也是后者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标志;主体性使命在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功能性使命在于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文化支撑;国际性使命在于拓展现代化路径、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引领和平发展新道路。文章第五部分,论述了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及其挑战与机遇。文章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提升文化自信、实现文化使命的必要性所在;进入“新时代”全新历史方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三个方面体现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阶层分化、利益多样以及价值多元、互联网安全以及争取国际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深入人心,认同度和接受度不断提高,以及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良机。文章第六部分,论述了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文章认为,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及其历史使命必须要做到: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作用;第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我们还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这就是:一元化和多样性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文章第七部分,论述了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主要路径。文章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四史”教育尤其是百年党史学习和完善制度、创新理论以及发展经济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文章结论部分,再次对我们当今所处的全新发展阶段和方位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并结合新近的现实情况(例如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的成立、《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的出台等)进一步彰显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以及历史使命的重要内涵,再次强调了中华民族“必先自美”、“必先自信”的道理。
李婷婷[2](2021)在《茅盾书信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表明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作家,其文学地位很高,文学成就很大,具有相当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术界对茅盾的研究是比较全面且深入的,取得的成果也是斐然的。但随着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大量运用,史料学研究、文献学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茅盾研究也顺应这种整体研究趋势,转向了对茅盾的书信研究。目前,学术界对现代作家书信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发现和研究佚信上,就茅盾书信研究而言,学术界多从未收录至《茅盾全集》中的佚信角度入手,以一封或多封还未公开面世的茅盾书信作为阐释对象,根据书信具体内容进行相关具体的论述。或者是将某一封茅盾书信以辅证身份参与到文学研究中去,直接或间接证明某一观点。实际上,这种研究仅能对茅盾进行局部片面的研究,并不能对茅盾做出一个整体全面的判断与评价。本文聚焦茅盾书信的系统性研究,致力于探讨茅盾书信中展现出的重要文学问题,发掘出茅盾书信的独特功能,呈现出茅盾的全面复杂形象。力求以扎实的茅盾书信重构历史现场,还原历史事实,全面客观地对茅盾的文学思想、文学生活、文学形象作出全面的呈现。本论文除了绪论、结语以外,主体部分由四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从五四时期、左联时期、抗战及战后时期三个阶段,对现存的茅盾书信进行系统论述,从整体上形成对茅盾书信的全面认识和整体把握。第二章是把现存且公开的1919—1949年茅盾书信从类型上划分为论学书信和普通书信。并通过对这两种类型的茅盾书信的系统整理和分析,发现新旧文学交锋、文学翻译、文学报刊编辑、西北文化交流四个文学活动。第三章是以茅盾书信为典型,分析并探讨书信功能,发掘茅盾书信在开展文学批评、提携文坛后辈、梳理人际脉络、还原历史现场四方面上的意义与价值。第四章是从数量庞大的书信中发现两位“茅盾”。一个是“文化界”的茅盾,他具有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和编辑家等多重身份,在文学创作、文艺论争、文学翻译和现代报刊的编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个是“凡尘间”的茅盾,他以儿子、丈夫、父亲和朋友的身份游走在现实生活中,与普通人一样,处理家中琐事,叮嘱儿女冷暖,惦念茶米油盐酱醋茶。茅盾书信不仅生动再现了茅盾的文学生活和家庭生活,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茅盾。
焦婕[3](2020)在《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杨靖[4](2019)在《“耶” “佛”的接榫与错位 ——李提摩太中国大乘佛教文本英译研究》文中指出李提摩太是19世纪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年来华,随后开展了长达45年的传教活动。在华期间,他不仅大量译介西学,还参与戊戌变法,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均有过接触,对中国政局影响颇大。正因如此,当前学界对李提摩太的关注多是其政坛身份,或是对其汉译西学作系统研究。然而,在华的这45年中,李提摩太大部分时间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大乘佛教文本并有多部译着,有的译本还成为其同时代首个最完整译本。可是,相较于他在政坛与西学研究方面的热度,学界对他汉学方面的系统研究却几乎没有。本研究以大量淹埋于历史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对李提摩太在东学西渐中的翻译活动作系统全面的探索与考察。本研究以李提摩太的基督教与佛教思想为主线,并将主线贯穿于他的翻译思想、翻译选材、翻译实践与翻译行为的历史影响中,主要提出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身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李提摩太何以对中国大乘佛教文本感兴趣,这反映了他的何种宗教理念?第二,浩如烟海的中国大乘文本中,李提摩太的翻译选材动机是什么?第三,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李提摩太的翻译观是什么,是如何在译本中体现的?第四,从整个晚清来看,李提摩太的大乘佛教文本英译活动有何历史范式?最后,通过对以上四个问题的解决,本研究尝试勾勒翻译研究的历史面向,指出翻译史研究的可行路径。本研究的发现如下:受自由神学与社会福音神学影响,李提摩太试图在人间建立一个“没有病痛只有和谐”的上帝国。在他看来,唯有世界各宗教联手融合才能真正消除差异,达到世界和平,而在这些宗教中他选中了大乘佛教作为最先联手的对象,因为他从大乘的“他救”思想中看到了基督教里“跟随上帝”的理念,认为“耶”与“佛”本就一家亲,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为将这些宗教思想诉说于众,他英译了《大乘起信论》、《法华三经》、《金刚经》、《心经》与《西游记》等大乘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在他的阐释下,《大乘起信论》成了马鸣菩萨受到耶稣门徒多马之影响所作;《法华三经》则蕴含了基督教里满满的正义,它是耶稣与上帝对人类的爱、宽容与怜悯;他从《金刚经》里读出了“耶稣将接替佛陀作为救世主”的预言,从《心经》的“色”与“空”看到了耶稣的神人二性,就连《西游记》里的佛教理念也被解释成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景教,且作者也成了具有保罗性质的丘处机。在这种耶佛融合思想的指导下,李提摩太把“真如”译成了“God”(上帝),“三宝”中的“佛、法、僧”也与“Trinity”(三位一体)相对接,“如来”英译成了“Jesus”(耶稣),“十八层地狱”、“劝持”与“塔庙”等概念也都被融入基督教。此外,佛教的“观音”与基督教的“耶稣”形象在译本中都出现不同层次的对接。因此,“耶”“佛”在接榫过程中出现了错位,佛教几乎被基督教取而代之,而以基督教为本位的译本中没有了异己的声音,李氏所期待的“和谐上帝国”终于实现。李提摩太与同时代的其他来华传教士不同,他在思想上并未将佛教视为敌人,而是潜心研究,虽然他不接受“唯上帝拯救”论,可是受“唯耶稣拯救”神学思想的左右,他在翻译实践中还是置换了佛教里的大部分元素,在试图联系两宗教的同时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他的译本虽然在宽容的宗教思想下呈现出新面貌,可佛教元素大量消失,同时基督教也开始变得不纯正,带有佛教的影子。他的这种宗教文化融合进而错位的行为最终是通过翻译来体现的,而他的翻译行为在整个晚清的较直译的佛教文本环境下与其余佛教研究的译者们拉开了距离,在晚清佛教复兴的浪潮中难免孤芳自赏,可依旧为东西宗教文化交流翻开了新的篇章。本研究最后还认为,李提摩太的所有翻译行为都是围绕其建立“上帝国”的梦想展开,这是他对和平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在晚清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因此离开了历史语境,他的渴望就难以被理解,翻译活动也就无法得到全面且客观的解释。这表明,翻译研究若能从历史脉络出发,从史料中去构建译者与其所处时代的联系,研究结果则会更加细腻与透明,进而提升整个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这不失为翻译研究的新路径。
李储林[5](2018)在《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文中指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处贵州省东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苗、侗、汉等多个民族在这里大杂居小聚居,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自古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就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研究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不仅可以总结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特点和规律以及民族政策的得失,也对今天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共生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明清时期黔东南苗疆地区汉苗之间的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以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明清黔东南地区苗汉关系进行了“交流——互动——融合”的递进式深入分析,并就主体文化的主导作用、苗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本文分如下几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对相关的重要概念和本论文的理论基础进行诠释;对与本论题相关的学术研究动态进行总结;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对黔东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口状况进行介绍,概括黔东南地区历史行政区划变迁;阐明苗族的族源和迁徙入黔东南成为主体民族的大致时间;阐释黔东南苗族的自称和他称,因为族名的自称和他称是进行民族识别和认知的重要依据;介绍明清时期黔东南苗族的社会发展概况以示其变迁:阐明主要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明以前黔东南地区较其他黔地受汉文化影响更少。第二章表明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文化接触碰撞的开始,即交流的产生,族际关系的构建。首先总结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屯军制度、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等一系列的措施打开了黔东南苗疆封闭的大门,汉人移民渐次涌入黔东南地区,由熟苗区而生苗区,由少而多。其次阐明汉人进入苗疆后与苗人形成了杂居之势,其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也随着王权和汉人的递进而递进。然而总的说来,明清时期黔东南苗疆依然是“苗多汉少”。苗疆大门打开之后,苗汉之间始站在同一时空的接触面上,不可避免的展开交流,苗汉族际关系由此而构建并展开新的篇章。第三章说明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接触交流开始后,如何展开互动,即苗汉之间族际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首先,于王权和苗疆之间的关系。“开辟新疆”后,黔东南苗疆地区已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政治方向从“征服”苗疆改为“防控”和治理苗疆,这是统治上层和苗族群的政治互动,对苗区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于民间来说,苗族群和汉族群之间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都展开了全面的互动,最深入的影响和突出的表现是苗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而发展的变迁。再次,互动的激烈表现形式来自苗汉之间的隔阂、纠纷和冲突以及更加激烈的苗民起义。激烈的互动形式势必给族际关系带来更加深刻的影响。第四章阐述了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间由交流和互动带来的结果——民族融合,说明苗汉民族融合的三种形式:汉人苗化、苗人汉化以及苗汉融合为“他族群”。探究了苗汉互相同化各自的原因,总结了明清黔东南苗汉融合的特征,即汉人苗化多,苗人汉化少;汉人苗化显,苗人汉化隐;汉人呈现个体苗化,苗人呈现整体变迁;苗汉融合为“他族群”出现在熟苗区。同时说明在汉苗的融合过程中,族际之间的婚姻关系呈现出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汉人苗化和苗人汉化通常是通过缔结婚姻关系来实现的。第五章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主体文化的主导作用、苗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入手进行了思考和探讨。结语对明清以来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的发展线索和中央王朝的治苗措施的优劣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对现阶段的苗汉民族关系以及苗族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反思和展望,最后反观了当代的民族关系及族际关系的发展前景。
陈晓隽[6](2018)在《“Philosophy”在近代日本的接受与转化 ——以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近代化时期,亦是日本接受西方化,树立日本主义,以武力侵略亚洲、与西方争霸的一个时期。如何解读这一时期,一直是中国学界尤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本论尝试以“philosophy”这一概念为对象,探索日本知识分子是如何接受这一概念的过程。依照本论的研究,日本学者一直力图通过历史考证、实证解析、思想独创的方法来探索西方“philosophy”的本质、框架、系统、特质。在这一过程之中,日本经历了思想的启蒙化、知识的制度化、思维结构的日本化等一系列变奏,且构建起了与近代西方的哲学思想彼此交流、相互影响的一个“对话”或者“对抗”的模式,形成了日本接触西方“哲学”、构建近代哲学制度、创立日本哲学的独特轨迹。在此,日本接受“哲学”的基本模式可以归纳为:思想启蒙是前提、制度化是标志、日本化是内在基准。这一模式不仅是逻辑性的,同时也是历史性的一个基本模式。本文的绪论即第一章,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将围绕选题缘起而展开;第二部分将综合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就此展开评论式的阐述;第三部分将就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结论和研究意义展开阐述。第二章首先概述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演义;而后论述了“philosophy”这个概念如何通过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最后聚焦日本近世,即江户时代输入洋学的历史,强调这一文化输入不仅丰富了日本的学问,还促进了近代思想的萌发。尤其是到了幕府末期,日本被迫开国,西方学问得以全面地进入日本。就在这一时期,“philosophy”被日本的洋学家导入到了日本,从而开启了日本知识分子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学问的滥觞,亦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全面接受西方学问打下了思想性的基础。第三章以“西周与作为’学问体系’的哲学”为标题,通过考察作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的西周,如何选择性接受欧洲实证主义哲学,翻译和创立“哲学”这一概念,并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提出“百学连环”与“知说”,从而将东、西方的学问置于“百学连环”的平台之上,由此来构建近代日本、乃至东亚知识体系的过程,提示西周以“哲学”为方法和根据,体系化地诠释近代知识体系,并试图借助它来建构起来近代日本的学科体系的思想。第四章以“井上哲次郎与作为’融合东西学问’的哲学”为标题,阐述和探讨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国策方针之后,作为日本学院派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井上哲次郎站在东学和西学融合的视角,如何将日本的儒学、西方哲学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打成一团,并试图超越西方哲学的思想演变过程,并批判性地指出井上哲次郎对待“哲学”的态度和核心本质,即适应“国家需要”的国家主义哲学。第五章以“西田几多郎与作为‘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为标题,采取了实证比较的研究方法,以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为中心,将之分别与马赫的“现象要素”、威廉·詹姆斯的“pure experience”、柏格森的“绵延”相比较,提示了西田几多郎走过的自“纯粹经验”到“自觉”,再到“场所”的哲学历程,考察了作为“独创哲学”的西田哲学的特质究竟何在的问题,并尝试指出西田几多郎接受和转化西方哲学之际,走出了一条“接受、选择、对抗、创新”的轨迹。第六章作为结语,以“近代日本接受’哲学’轨迹的总结”为内容,站在现代性的批评与反思的立场,针对日本接受哲学的各个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与分析,指出日本接受和转化“哲学”的模式与标志。并且,对于日本近代接受和转换“哲学”的模式进一步加以提炼,归纳其特点和意义。与此同时,本研究亦指出,这样的特点与意义不过是一个观念而已,现代性研究的根本核心在于通过借鉴他国经验,结合自身文化传统,由此才能创造出具有独特性格的基本模式。
张琳[7](2017)在《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古以来,中国便与周边许多民族和国家有着或多或少的接触,中国历史文献和诗文中便相应地出现了关于异民族的书写,这便形成了异国形象。而日本形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直到晚清,中国人不断地重复着前人对于日本的认识,在审视日本的时候,往往以中国文化为准绳,符合中国文化标准的就呈现人类形象,与中国文化不合的,则呈现为异类扭曲形象。这种局面直到黄遵宪的出现才被打破。着名诗人、外交家、改革家黄遵宪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用他敏锐的洞察力,通过诗文塑造出了丰富饱满的日本形象。本文以《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日本卷、《日本国志》为考察对象,再结合黄遵宪有关的文录、函电、公牍、笔谈等,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构建出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以及形成原因、时代意义。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黄遵宪的个人际遇、对其主要作品《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进行了介绍、从国内国外两方面综述了以往学者有关黄遵宪的先行研究、阐述了本论文的立论主旨、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该章的目标意在为进入正题做良好的铺垫,因为对黄遵宪的人生际遇、主要作品以及以往的先行研究的认知是正确把握“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这一论题的前提和基础。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主要考察了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生成背景。首先,梳理了晚清之前两千多年的中日两国的关系交流史。其次,又对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鸦片战争之前和黄遵宪同时代的历代中国人的日本想象进行了探讨。中国文学中日本形象的形成是建立在中日各个层面的交流的基础上的。而社会集体想象又是衡量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重要参照物。因此,对二者的考察是进行“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第三、四、五部分分别对应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三章是本论文的核心章节。在每个阶段不同的中日国情的基础上,在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中,探讨了黄遵宪作品中的三个不同时期所塑造的不同的日本形象。第一个时期为1877年一1882年所塑造的日本形象,以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呈现。具体来说,黄遵宪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式日本形象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为同源日本形象,具体包括同源景物形象、同源文化形象、同源风俗形象以及同源日本人形象。第二为异类日本形象,具体包括风俗和文化上呈现出的淫俗形象和背信弃义形象。造成这种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的原因在于天朝模式世界观、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以及日本汉学家的影响。黄遵宪所塑造的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其最终宗旨在于强化和肯定中国自身,进而否定日本。第二个时期是1882年—1894年的日本形象,以乌托邦式的日本形象呈现。具体来说,是通过美善之政、整备之军、维新后的新面貌以及精湛的工艺这些方面塑造的。此时的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是黄遵宪用对相异性向往的话语来塑造的,因而表现出乌托邦式的日本形象。造成这种乌托邦日本形象的原因在于黄遵宪进步的思想和地球模式世界观的形成。通过乌托邦式日本形象的建构,黄遵宪表现出对日本文明的肯定和向往,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自身现状的否定。第三个时期是1894年—1905年的日本形象,以强势帝国殖民者形象呈现。具体来说,以强大的军事形象、富有野心的侵略形象、咄咄逼人的高傲形象这些方面得以塑造的。这一形象的塑造是由于甲午战争这一触媒作用造成的,也是由于对日本难以企及的强大和霸权的憎恶心理和对中国自身的贫穷和弱小的怨恨心理造成的。黄遵宪作品中的强势帝国殖民者日本形象的意义不仅仅是使国人深刻地认识崛起中的日本,更重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强大的他者之镜来反观中国软弱的自身,从而发自肺腑地呼吁中华民族的觉醒。第六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探讨了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独特性以及时代意义。其日本形象的独特性表现在如下方面:与同时代文人相比,黄遵宪所塑造的日本乌托邦形象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与其作品中的美、英形象的表面化相比较,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更加丰富饱满,涉及日本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文学、民风民俗、方物、人物等方方面面,并且既包含了负面的意识形态形象和贪婪的殖民者形象,也包括了正面的乌托邦形象。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时代意义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在中国方面,它一改国人此前对日本“不屑措意”的狭隘观念,开始重新认识日本并正视日本,通过他者之镜来反观中国自身,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实现了中华文化的重整,再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次,得以塑造日本形象的《日本杂事诗》对日本文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反响;再次,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具有现代性意义,具体体现在惊羡的现代性体验和新意境、新语词的运用。
李庆锋[8](2016)在《琴弦上的歌》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一位大学教授,一位古汉语学者,无意中翻开了鄌郚乐器的第一页……一20世纪1969年的秋天,萧风瑟瑟,旷野凄凄,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正席卷着中国的大地。胶济铁路,像一条颤颤蠕动的长蛇,匍匐在齐鲁大地上,通向苍茫的远方。阴历的九月二十九日早晨,一辆列车在青岛火车站发出了一声长嘶,顶着滚滚黑烟,缓缓驶出青岛。青岛,这个饱经沧桑的海滨城市,此时以一种刚毅的面容,目送着又一次分离的
邵靖[9](2013)在《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我国现代城市雕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一个舶来品,是从19世纪末才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论文按照“殖民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对中国大陆上的城市雕塑进行了基本历史梳理,并对各个时期主要的作品进行了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城雕在各个时期受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其不同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雕塑教育和几代雕塑家的发展及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和最后的结论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的重点难点进行了剖析。第一章重点写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者建立的城市雕塑和民国时期第一代雕塑家所创作的城市雕塑。殖民统治的强行开埠、西方思想的引入及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新兴艺术学校与社团对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殖民者在租界地的公共空间、公共建筑、公共花园及私家花园中都开始兴建现代城市雕塑。民国时期的雕塑家们都是经历了艰苦的留学之路后归国的,他们为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和雕塑事业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历史。美协的成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结合”的方针对此时的雕塑界有着诸多的影响,而在与苏联关系僵化之前,新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深受苏联的影响,雕塑教育和雕塑创作也不例外。此时最大的城市雕塑项目就是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后的十大建筑雕塑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的遍地开花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完全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中,城市雕塑彰显其独有的艺术特色。第三章结合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从千篇一律的不锈钢抽象雕塑,到各种风格的百花齐放,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的成立为繁荣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指明了方向,各种国际雕塑创作营、国际城市雕塑大赛此起彼伏,使得雕塑公园开始兴旺起来,其中以名人雕塑园居多,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雕塑公园的发展起起落落,雕塑公园的后续管理令人堪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对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鱼龙混杂的城市雕塑建设现象使许多雕塑家开始对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不断深入探讨,对中国传统雕塑进行反思,将传统融入现代城市雕塑之中,力求使得中国城市雕塑有更良好和合理的发展趋势。
徐勇[10](2012)在《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拟从八十年初社会影响很大的“潘晓讨论”事件入手,探讨八十年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在涉及青年问题时如何塑造青年,及其变迁的过程。“潘晓讨论”虽是社会事件,但并非没有文学文化上的意义,而如果从八十年代文学与社会实践之间紧密的关系来看,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其实是在某一层面上回应并回答了“潘晓讨论”提出的问题:即在经历“文革”造成的理想信念幻灭后如何重塑青年主体形象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不同的人群(如五七作家群)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而那些普遍有着“红卫兵”经历的知青作家一代,也在努力通过他(她)们的笔墨,来为自己的青春作史,以思考自己一代人的出路;这些不尽一致的书写汇成了八十年代小说斑驳而又丰富的面貌,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就在于试图呈现出这种复杂的面貌来,为今天重新审视八十年代文学提供某种可能的路径和角度。在八十年代,青年叙述经历了一个由“叔叔讲述”到“我自己讲述”的演变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青年主体性的重建和演变。在伤痕和反思写作中,因为与“红卫兵”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青年在整体上是作为被怀疑乃至被审判的角色出现。在改革叙述中,青年形象比较复杂,其既被怀疑,又为现代化所需要,这与改革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有关:当改革指向混乱时,青年则被置于怀疑的位置;而当改革针对传统时,青年则可能为其所用了。知青小说则可以说是青年书写自身的一次群体实践,这一实践在寻根文学中仍有延续和深化。在被称为中国式现代派的小说创作中,青年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个人意识和叛逆姿态,但无疑又很迷惘,有所追求,但又不知所追求为何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角色。随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以及王朔的小说,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这点。基于这样的理解,本论文主要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为前言部分,由四小节组成。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在八十年代,随着“潘晓来信”以及“人生意义”大讨论的出现,“青年”作为一个文学/社会问题被提出,及其表征出的现代性特征;而事实上,“青年”范畴所表征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西方的问题,因而可以说,其在中国的充分展开,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展开方式。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十年代小说写作中的主体性问题,以及显现出的代际差异现象。在八十年代,围绕青年叙事,客观上形成了被称之为“右派作家群”(或五七作家群)、知青作家群,以及回乡作家群的区别。对这三个写作群体而言,因其身份、地位以及经历的互异,在针对青年叙事的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彼此不太一致的情况。具体而言,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曾参与被称为“寻根”的潮流,但在对“根”的指认,以及如何“寻”等的问题上,两派作家显然有其各自不同的理解。同样,对回乡作家和知青作家而言,其对城乡的想象,也不不可能一致。第三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在这三章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即现实/历史纠缠下的文学叙事,青年形象的形塑及其变异,和以“青年”作为方法对八十年代小说潮流变迁的探讨,全面分析探讨八十年代小说所呈现出的“青年”问题。关于这一部分,充分体现在前面提到的论文主要内容中。第六章为结语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探讨,在经过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文学实践,“青年”一代人的主体性已然建立后,在八十年代后期重新面临新的挑战和冲击的问题。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改革的纵深发展(及其呈现出的问题),青年认同的个人主义一脉被凸显出来;反讽的是,当个人主义话语被从集体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挣脱出来后,不期然间恰恰为全球化在中国的登陆做了充分的准备:被解放出来的自由的个体存在,在全球化时代以一种新的多样性的面貌重新得到整合。青年认同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日益表现出多样化和趋于分化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九十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实是在另一种语境和层面,重复并回应了八十年代初的那一场“人生意义”的讨论。
二、吉信:从这里走向世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吉信:从这里走向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使命与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1.1 选题的国内考量 |
1.1.2 选题的国际考量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及不足 |
1.4.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文化自信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2.1 文化自信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的文化理论 |
2.1.2 列宁的文化理论 |
2.1.3 毛泽东的文化理论 |
2.1.4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理论 |
2.2 文化自信研究的思想资源 |
2.2.1 国内思想资源 |
2.2.2 国外思想资源 |
第三章 文化自信的基本理论 |
3.1 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 |
3.1.1 “文化”的内涵及其与“文明”的关系 |
3.1.2 “文化自信”与“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内涵 |
3.1.3 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制度自信的辩证关系 |
3.2 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 |
3.2.1 文化自觉是实现文化自信的理论前提 |
3.2.2 文化创新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 |
3.2.3 文化交流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外部条件 |
3.2.4 发展经济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关键支撑 |
3.3 文化自信的基本构成 |
3.3.1 价值观的的自信 |
3.3.2 思维方式的自信 |
3.3.3 行为方式的自信 |
3.4 文化自信的主要功能 |
3.4.1 文化自信的动力功能 |
3.4.2 文化自信的导向功能 |
3.4.3 文化自信的凝聚功能 |
3.4.4 文化自信的标识功能 |
第四章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 |
4.1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动力性使命:为实现“四个伟大”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
4.1.1 文化自信为开展“伟大斗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
4.1.2 文化自信为推进“伟大工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
4.1.3 文化自信为实现“伟大事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
4.2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目的性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4.2.1 文化自信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
4.2.2 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
4.2.3 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标志和重要内容 |
4.3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主体性使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4.3.1 新时代文化自信必须彰显人民主体性地位 |
4.3.2 主要矛盾的有效解决彰显人民的主体性地位 |
4.3.3 “美好生活需要”蕴含着鲜明的文化维度 |
4.4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功能性使命: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文化支撑 |
4.4.1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的重要支撑 |
4.4.2 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的重要支撑 |
4.4.3 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的重要支撑 |
4.5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国际性使命:拓展现代化路径、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引领和平发展道路 |
4.5.1 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
4.5.2 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参与全球治理 |
4.5.3 引领人类和平发展道路 |
第五章 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必要性、迫切性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5.1 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必要性 |
5.1.1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
5.1.2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
5.1.3 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 |
5.2 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迫切性 |
5.2.1 是进入“新时代”全新历史方位的迫切要求 |
5.2.2 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要求 |
5.2.3 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迫切要求 |
5.3 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重大挑战 |
5.3.1 面临阶层分化、利益多样以及价值多元的重大挑战 |
5.3.2 面临互联网安全的重大挑战 |
5.3.3 面临争取国际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挑战 |
5.4 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良好机遇 |
5.4.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
5.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得到广泛认同 |
5.4.3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第六章 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6.1 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指导思想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6.1.2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
6.1.3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
6.2 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基本原则 |
6.2.1 坚持一元化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 |
6.2.2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 |
6.2.3 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 |
第七章 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路径思考 |
7.1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
7.1.1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
7.1.2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
7.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 |
7.2.1 人民是文化创造的主体 |
7.2.2 人民是文化表现的主体 |
7.2.3 人民是文化评价的主体 |
7.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7.3.1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7.3.2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
7.4 加强“四史”尤其是党史学习教育,增强使命意识 |
7.4.1 “四史”的基本经验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
7.4.2 “学史增信”:学习百年党史有助于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 |
7.5 完善制度、创新理论、发展经济 |
7.5.1 完善制度是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重要前提 |
7.5.2 创新理论是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强大动力 |
7.5.3 发展经济是实现新时代文化自信历史使命的根本保障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2)茅盾书信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茅盾书信写作阶段 |
第一节 五四时期 |
第二节 左联时期 |
第三节 抗战及战后时期 |
第二章 茅盾书信中的文学活动 |
第一节 新旧文学交锋 |
第二节 文学翻译 |
第三节 文学报刊编辑 |
第四节 西北文化交流 |
第三章 茅盾书信的功能 |
第一节 开展文学批评 |
第二节 提携文坛后辈 |
第三节 梳理人际脉络 |
第四节 还原历史现场 |
第四章 茅盾书信的意义 |
第一节 生动再现茅盾生活 |
第二节 全方位展现茅盾形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耶” “佛”的接榫与错位 ——李提摩太中国大乘佛教文本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文献综述 |
1.2.1 学界对李提摩太英译活动的介绍与研究 |
1.2.2 学界对李提摩太英译大乘经的研究 |
1.2.3 与李提摩太英译《西游记》相关的研究 |
1.3 研究问题 |
1.4 本文的结构安排 |
1.5 本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史料 |
第二章 李提摩太的“耶”“佛”思想及其互融 |
2.1 李氏翻译思想的基础:基督教神学思想 |
2.1.1 “自由神学”思想 |
2.1.2 “社会福音神学”思想 |
2.1.3 对“上帝国”的诠释 |
2.2 李氏对佛教的诠释与研究 |
2.2.1 承认非基督宗教的价值 |
2.2.2 李提摩太对佛教文本的青睐 |
2.3 李氏耶佛思想的融合 |
2.3.1 对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理解 |
2.3.2 耶佛两教的“三位一体”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李提摩太“耶”“佛”思想下的翻译选材 |
3.1 《大乘起信论》——一部阐释基督教的书 |
3.1.1 马鸣菩萨的基督教情怀 |
3.1.2 对《大乘起信论》的基督教式解读 |
3.2 《法华三经》——《约翰福音》的另一种表述 |
3.2.1 底本及其中所蕴含李氏的宗教抱负 |
3.2.2 从《莲花经》到耶佛接榫 |
3.3 《西游记》——耶稣送给亚洲人的思想慰藉 |
3.3.1 《西游记》里的景教色彩 |
3.3.2 从西天取经到上帝国建立 |
3.3.3 译本里的基督教情怀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李提摩太对“耶”“佛”教理的英译 |
4.1 真如、三宝与上帝之间的互译 |
4.2 上帝概念下“佛”与“如来”的英译 |
4.2.1 多“佛”与一神“上帝” |
4.2.2 “如来”的英译 |
4.3 其它佛教概念的英译 |
4.3.1 从十八层“地狱”到耶稣受难 |
4.3.2 对“劝持”概念的阐释 |
4.3.3 对“塔庙”的阐释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李提摩太对“耶”“佛”两教角色的英译与重构 |
5.1 观音菩萨的多重形象英译 |
5.1.1 随处现身的观音 |
5.1.2 倾听世人祈祷的观音 |
5.2 英译本中耶稣形象的重构 |
5.2.1 《金刚经》里对耶稣的预言 |
5.2.2 《心经》中耶稣的神人二性 |
5.2.3 佛陀讲法时的耶稣形象 |
5.2.4 法华三喻里的耶稣形象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李提摩太译经活动在历史中的模式与相关思考 |
6.1 宗教间的置换、成全与互益模式 |
6.1.1 置换模式:佛教不可能拯救世界 |
6.1.2 成全与互益模式:从耶稣的唯一拯救到“实在者”的神权 |
6.2 李提摩太:从宗教思想的接榫到翻译实践的错位 |
6.3 翻译活动中的“独角戏” |
6.3.1 李提摩太与其它译者之异同 |
6.3.2 李提摩太与晚清佛典西译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思考 |
参考文献 |
附录 李提摩太发文统计 |
1.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文 |
2.李提摩太在《教务杂志》上发文 |
3.李提摩太在《北华捷报》上发文 |
4.李提摩太的其它发文 |
(5)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 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 黔东南苗族和贵州民族关系史研究现状 |
(二) 当代民族关系及族群理论的建构和研究 |
四、研究方法 |
(一) 文献分析 |
(二) 田野调查 |
(三) 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 |
五、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一) 研究领域的拓展 |
(二) 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的创新 |
(三) 写作方式的创新 |
(四) 研究材料的创新 |
(五) 观点的创新 |
第一章 黔东南地区民族概况和明以前民族关系 |
第一节 黔东南地区历史和生境 |
一、黔东南地区生态环境和人口状况 |
二、黔东南地区历史行政区划变迁 |
第二节 黔东南地区苗族 |
一、苗族的族源和形成 |
二、苗族迁徙入黔东南地区 |
三、黔东南苗族的自称和他称 |
四、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人社会发展概况 |
第三节 明以前黔东南地区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 |
一、明以前贵州汉族移民和民族构成 |
二、明以前贵州夷汉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 |
三、明以前黔东南地区较其他黔地受汉文化影响更少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交流——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关系的构建 |
第一节 中央与苗疆: 从“化外”到“制内” |
一、土司制度 |
二、屯军制度 |
三、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 |
第二节 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入黔东南 |
一、军籍移民 |
二、民籍移民 |
三、仕宦移民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地理区位关系 |
一、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边界的变迁 |
二、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杂居时空分布和人口对比关系演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互动——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关系的表现形式 |
第一节 开辟苗疆后清廷防苗治苗化苗举措 |
一、“防苗” |
二、“治苗” |
三、“化苗” |
第二节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往来互动及苗民风俗变迁 |
一、经济生活往来互动及苗民风俗变迁 |
二、文化生活往来互动及苗民风俗变迁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在隔阂冲突中互动 |
一、苗汉民族冲突和民族纠纷 |
二、苗民起义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间交流互动的结果 |
第一节 汉人苗化 |
一、顾氏“苗化” |
二、凯里汉人“苗化” |
三、黄平汉人“苗化” |
第二节 苗人汉化 |
一、对部分关于“苗人汉化”研究的质疑 |
二、对“苗人汉化”事实的认同 |
第三节 苗汉融合为“他族群” |
一、苗汉融合为“第三族” |
二、苗汉融合为尚处演变之中的“非苗非汉”族群 |
第四节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融合的特点原因分析 |
一、苗汉融合的特点分析 |
二、苗汉融合的原因分析 |
三、婚姻关系是苗汉融合的纽带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第一节 对主体文化主导作用的探讨 |
第二节 对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思考 |
第三节 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6)“Philosophy”在近代日本的接受与转化 ——以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缘起 |
1.2 前期研究的梳理与评述 |
1.3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基本构成、理论依据、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第二章 西学东渐与哲学传来 |
2.1 西方哲学的流变 |
2.2 philosophy传来中国 |
2.3 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
第三章 西周与作为“学问体系”的哲学 |
3.1 西周接受“Philosophy”前的思想轨迹 |
3.2 西周对“Philosophy”的认识与接受 |
3.3 西周的知识体系的“哲学化”的尝试 |
3.4 小结 |
第四章 井上哲次郎与作为“融合东西学问”的哲学 |
4.1 井上哲次郎接受哲学前的思想轨迹 |
4.2 井上哲次郎如何接受“哲学” |
4.3 井上哲次郎的“知识制度化”的实践 |
4.4 小结 |
第五章 西田几多郎与作为“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 |
5.1 西田几多郎研究哲学前的思想轨迹 |
5.2 西田对“纯粹经验”的接受与转化 |
5.3 西田几多郎的“自觉”概念与柏格森哲学 |
5.4 西田的“场所”概念与希腊哲学 |
5.5 作为宗教哲学的西田哲学 |
5.6 小结 |
第六章 结论 |
6.1 近代日本接受“哲学”概念的立场和目的 |
6.2 近代日本接受“哲学”概念的评价 |
6.3 “日本哲学”的树立 |
附录1 近代中国“哲学”概念的受容 |
附录2 “哲学”—语翻译研究的境位 |
附录3 西周、井上哲次郎和西田几多郎哲学活动大年事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黄遵宪其人其作 |
一、黄遵宪的个人际遇 |
二、黄遵宪的作品 |
第二节 黄遵宪研究现状概述 |
一、国内方面的研究 |
二、国外方面的研究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立论主旨、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一、立论主旨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点 |
第一章 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生成背景 |
第一节 晚清之前中日关系的一般情况 |
第二节 晚清前历代日本形象的变迁 |
一、鸦片战争前的历代日本形象 |
二、黄遵宪同时代中国人笔下的诸种日本形象 |
第二章 黄遵宪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 |
第一节 1840年—1882年清、日的一般情况 |
第二节 黄遵宪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 |
一、同源日本形象 |
二、异中国形象 |
第三节 黄遵宪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式的日本形象的成因 |
一、文化传统因素:天朝模式世界观 |
二、社会集体日本想象的影响 |
三、日本汉学家的影响 |
第三章 黄遵宪作品中的乌托邦式的日本形象 |
第一节 1882年—1894年清、日的一般情况 |
第二节 黄遵宪作品中的乌托邦式的日本形象 |
一、美善之政 |
二、整备之军 |
三、维新之貌 |
四、精湛之艺 |
第三节 黄遵宪作品中的乌托邦式的日本形象的成因 |
一、黄遵宪的思想因素 |
二、地球模式世界观的形成 |
第四章 黄遵宪作品中的强势帝国殖民者形象 |
第一节 1894年—1905年清、日的一般情况 |
第二节 黄遵宪作品中的强势帝国殖民者形象 |
一、军事强大:“亦附强国强” |
二、侵略野心:“侧有饿虎贪垂涎” |
三、高傲逼人:“强颜媚敌还遭诃” |
第三节 黄遵宪作品中的强势帝国殖民者形象的成因 |
一、甲午海战的触媒效应:中日近代化的差距形成的内在动因 |
二、黄遵宪的怨恨心理因素 |
第五章 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独特性以及时代意义 |
第一节 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独特性 |
一、与同时代文人笔下的日本形象之比较 |
二、与其作品中的美、英形象之比较 |
第二节 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时代意义 |
一、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对国内人士的影响 |
二、日本方面对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的评价和反馈 |
三、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所呈现的现代性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9)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由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萌芽起步期:——半殖民半封建及民国时期现代城市雕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一、 政治背景 |
二、 文化背景 |
第二节 租界的现代城市雕塑 |
一、 公共空间中的城市雕塑 |
二、 欧式公共建筑上的雕塑作品 |
三、 公共花园雕塑 |
四、 私家花园中的雕塑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雕塑留学生 |
一、 清末民初留学生概述 |
二、 学习雕塑的留学生概况 |
三、 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 |
一、 土山湾的雕塑教育 |
二、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三、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
四、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
五、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
第五节 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理论的传播 |
一、 美术团体 |
二、 美术期刊 |
三、 美术展览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家 |
一、 蔡元培与现代雕塑家 |
二、 李金发 |
三、 江小鹣 |
四、 刘开渠 |
五、 滑田友 |
六、 张充仁 |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 |
一、 孙中山雕像 |
二、 名人塑像 |
三、 抗战时期的纪念碑雕塑 |
第二章 曲折探索期:——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一、 美协的成立 |
二、 向苏联学习 |
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四、 “两结合” |
五、 “大跃进” |
六、 文化大革命 |
第二节 向苏联学习雕塑 |
一、 20世纪60年代前的苏联艺术的发展史 |
二、 苏联艺术在中国的迅猛传播 |
第三节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教育 |
一、 苏联的雕塑教学体系 |
二、 苏联影响下的新中国的雕塑教育模式 |
三、 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雕塑教育的发展历史 |
第四节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 |
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和选址 |
二、 纪念碑的设计过程 |
三、 纪念碑浮雕的设计 |
第五节 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雕像 |
一、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雕像特点 |
二、 毛泽东雕像代表作品 |
三、 毛泽东对建其雕像的态度 |
第六节 解放初期与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 |
一、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发展 |
二、 十大建筑工程室外雕塑 |
三、 毛主席纪念堂室外雕塑 |
四、 城市纪念碑雕塑 |
五、 名人雕塑作品 |
六、 其他城市雕塑题材作品 |
第三章 繁荣发展期:——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第一节 时代背景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一、 政治背景 |
二、 艺术背景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雕塑发展 |
一、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现代雕塑 |
二、 90年代的中国现代雕塑 |
三、 21世纪的中国现代雕塑 |
第三节 雕塑公园的发展 |
一、 中国雕塑公园概论 |
二、 中国特色的雕塑公园 |
三、 中国雕塑公园典型案例分析 |
四、 中国雕塑公园发展策略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 |
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简述 |
二、 改革开放后城市雕塑作品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的展望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管理机制 |
一、 工作职能 |
二、 存在问题 |
三、 改变方法 |
第二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
一、 存在问题 |
二、 提升中国城市雕塑品质 |
第三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与环境的融合 |
一、 城市雕塑与城市历史人文环境 |
二、 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环境 |
三、 城市雕塑与心理环境的艺术至境 |
结语 |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大事记 |
引用文献 |
攻读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10)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 前言 |
第一节. 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价值 |
第二节. 历史的幽灵与文学想象 |
第三节. 潘晓来信与青年的主体性问题 |
第四节. “青年问题”、中国当代小说与现代性 |
第二章 . 文学写作的主体性与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
第一节. 代际竞逐与文坛变迁 |
第二节. 自我边缘和中心情结——知青作家与右派作家如何寻根 |
第三节. 文学返城与回乡——回乡作家与知青作家中的城乡想象 |
第三章 . 想象青春与记忆之“痛” |
第一节. 匮乏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 |
第二节. 现代化、日常生活与裂变中的青年 |
第三节. 历史和现实纠缠中的知青写作 |
第四节. 回避历史与走向传统 |
第四章 . 青年形象与“人”的历史 |
第一节. 历史的颠倒与创伤书写谁来承担 |
第二节. 改革叙述、空间想象与“青年”的诞生 |
第三节. 个人记忆与群体想象 |
第四节. 寻根写作与主体意识 |
第五章 . 作为方法的青年问题与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
第一节. 伤痕写作、青年叙述与断裂问题 |
第二节. 改革文学与青年的辩证法 |
第三节. “现代化”的想象与知青一代的自我重建之路 |
第四节. “寻根”的构建及其谱系 |
第六章 . 结语青年:从个人主义走向全球化 |
第一节. 以“现代”之名的反叛: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 |
第二节. 《平凡的世界》与“后文革”一代青年的成长史 |
第三节. 从世俗生活走向消费社会 |
第四节. 如何引导,怎样启蒙?——“班主任”的位置及其变迁 |
参考文献 |
八十年代小说年表 |
八十年代小说选本 |
后记 |
四、吉信:从这里走向世界(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使命与实现研究[D]. 尹蕾. 电子科技大学, 2021(02)
- [2]茅盾书信研究(1919-1949)[D]. 李婷婷.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3]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研究[D]. 焦婕. 辽宁大学, 2020
- [4]“耶” “佛”的接榫与错位 ——李提摩太中国大乘佛教文本英译研究[D]. 杨靖.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5]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D]. 李储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6]“Philosophy”在近代日本的接受与转化 ——以西周、井上哲次郎、西田几多郎为中心[D]. 陈晓隽. 厦门大学, 2018(07)
- [7]黄遵宪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研究[D]. 张琳. 武汉大学, 2017(06)
- [8]琴弦上的歌[J]. 李庆锋. 时代文学, 2016(10)
- [9]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D]. 邵靖. 苏州大学, 2013(11)
- [10]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问题”[D]. 徐勇. 北京大学,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