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致坡计划免疫门诊流动人口儿童接种率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孙辉峰[1](2020)在《中国基层预防接种服务现状及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我国预防接种单位和人员分布现状及变化情况,分析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及其影响因素,讨论我国基层预防接种单位和接种人员存在的问题,探讨适合新时代发展的预防接种单位配置模式,为免疫规划决策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择中国基层预防接种单位和接种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收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0年基层预防接种单位的服务人口数、服务周期、服务形式、服务半径,接种人员的年龄、学历、专业、职称、工作年限以及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剂次数等有关信息;通过历史资料纳入中国2004-2019年不同时期接种单位和人员的调查或报告数据。利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各指标不同分布进行描述和比较,并分析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的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开展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填报。利用Microsoft Excel 2016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利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中国基层预防接种单位共计84 063个。乡级集中接种单位、村级接种单位各占61.18%、38.82%;服务人口占比分别为95.14%、4.86%。服务形式为定点接种、定点与入户接种和入户接种的单位分别占82.93%、16.16%、0.91%,覆盖人口占比分别为93.07%、6.82%、0.1 1%;实施日接种、周/旬接种、月接种和月以上接种周期的单位构成比分别为40.76%、25.79%、33.28%、0.17%,覆盖人口数分别占68.07%、24.33%、7.58%、0.02%。乡级集中接种单位中,服务半径超过5km的城镇接种单位占比32.03%,乡接种门诊服务半径超过10km的占37.69%;城镇接种单位和乡接种门诊服务半径中位数分别为4.3km、10.0km。私立接种单位共计5 559个,占比为6.61%,乡级集中接种单位中该比例为4.99%,村级接种单位中该比例为9.18%。2.中国基层预防接种人员共计231 435人,其中乡级集中接种单位接种人员占81.04%,村级接种单位接种人员占18.96%。接种单位平均接种人员数量为2.75人,村级、乡级单位分别为1.34人、3.64人;平均每万服务人口接种人员配比为1.66人,其中村级接种单位为6.48人,乡级集中接种单位为1.41人。接种人员以女性为主,比例为74.73%;年龄多处于30-40岁之间,占比为33.42%,乡级接种人员年龄多处于30-40岁(34.77%),村级接种人员年龄多分布在40-50岁(36.91%);学历以大专和中专为主(77.55%);护理专业人员最多(51.64%),其次为临床医学专业占28.72%,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占6.34%,4698(2.03%)人无医学专业背景,其中乡级集中接种单位无医学专业背景的接种人员占0.44%,村级接种单位占8.82%;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接种人员比例为78.07%,乡级、村级单位分别为89.46%,29.40%。3.基层预防接种单位中,乡级单位信息化管理实施率为94.93%,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5.50%、98.72%、91.52%;实施信息化管理的单位,能接入互联网的占99.58%,打印机、计算机等设备的配置率分别为96.24%和100.00%,计算机使用年限>6年的单位占69.57%,打印机使用年限>5年的单位占69.65%。全国基层接种单位信息化管理人员共85 071人,不会操作计算机或操作不熟练的人员占28.04%。4.人均日工作量超过30剂次的接种单位占29.05%,是否实施信息化、服务人口数、接种人员配比、接种单位属性、地区、服务周期是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的影响因素。其中,服务人口数每增加1万人,人均日工作量平均增加11.07%(β=0.105,95%CI:0.101~0.109);服务周期越长,人均日工作量越大(周/旬接种:β=0.753,95%CI:0.734~0.773;月接种:β=2.363,95%CI:2.332~2.393;月以上接种:β=2.949,95%CI:2.425~3.473);接种人员配比低于1人/万人的单位人均日工作量更大(β=1.075,95%CI:1.057~1.093)。5.2004年、2013年、2017年、2020年中国接种单位分别为367 820个、203037个、141 310个、84 063个;2020年比2004年减少77.15%,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减少64.36%、88.25%、69.28%;2020年乡级集中接种、村级接种、入户接种的单位数比2004年分别下降14.29%、83.25%、99.35%。2006年、2013年、2017年、2020年全国接种人员分别为167 917人、173 777人、266968人、231 435人,东、中、西部地区接种人员构成分别从2006年的25.85%、33.62%、40.53%增加或减少至 2020 年的 31.08%、24.36%、44.56%;2020 年和 2006 年相比,乡级、村级接种单位的接种人员构成比分别增加49.73%、-49.73%。2006年、2013年、2017年、2020年全国平均每万服务人口接种人员配比分别为3.9人、3.8人、1.9人、1.7人,其中乡级人员数分别为2.7人、2.3人、1.3人、1.4人,村级人员数分别为4.9人、6.6人、6.3人、6.5人。结论:1.目前乡级集中接种单位占比为61.18%,东部、中部地区以乡级集中接种为主,西部地区村级接种仍占较大比重;32.03%的城镇接种单位和37.69%的乡接种门诊服务半径过大,10.80%的乡级集中接种单位和0.36%的村级接种单位服务周期过长,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2.接种人员配置存在较大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部分接种人员学历、职称偏低。3.接种单位信息化覆盖率存在地区差异,西部地区有待加强,信息化设备老化问题比较普遍;信息化管理人员整体素质水平逐渐提高但仍存在信息化工作能力不足情况。4.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存在较大差异,29.05%的接种单位人均日工作量超过30剂次,人员配比低、服务频次低导致部分接种单位人均日工作量较大。影响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的主要因素有服务人口数、接种人员数、服务周期。5.中国不同时期接种单位和人员发生了较大变化。村级接种单位大幅减少,乡级集中接种单位基本不变,村级接种人员构成大幅下降,乡级集中接种人员构成大幅上升;实施日接种和周/旬接种的单位占比逐渐增大,实施乡级集中接种服务的单位占比逐渐增大。
张益忠[2](2019)在《宜兴市丁蜀镇家长课堂对儿童家长预防接种行为干预效果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1、调查宜兴市丁蜀镇儿童预防接种和家长课堂的现状,查找影响儿童预防接种的因素,为制定丁蜀镇预防接种管理策略提供依据。2、通过对参加/未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家长进行预防接种知识及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探讨预防接种及时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3、对不同类型家长的健康教育形式、内容等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方法:把前来参加儿童家长课堂的儿童家长(参加组)和未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家长(未参加组)作为本次《家长课堂对儿童家长预防接种行为干预效果分析调查问卷》的调查对象,上述儿童家长的孩子作为接种率和接种及时率的调查对象。问卷内容包括儿童的基本情况、有关预防接种的知识、儿童的接种情况等。本次一共完成了1916份调查问卷,包括参加组儿童家长1413名、未参加组儿童家长503名。对收回的问卷用epidata3.1软件建立调查数据库,采用SPSS18.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了方便统计儿童家长对预防接种和行为情况的得分,对问卷中的相关题目进行积分,一共10题,每题1分,总分为10分。为控制可能出现的混杂偏倚,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1、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家长的预防接种知识平均得分为4.58分,未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家长的预防接种知识平均得分为3.25分,未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家长对预防接种的认知水平不高,参加家长课堂及父母教育水平是影响其知识得分的主要因素。2、本地区的儿童基础“五苗”(卡介苗、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混合制剂、麻风疫苗、乙肝疫苗)的接种率都达到了98%以上,但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的疫苗及时接种率比未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高。是否参加家长课堂是影响预防接种及时率的主要因素之一。结论:1、丁蜀镇儿童家长预防接种认知水平整体较低,应加强预防接种的健康教育工作,对教育水平较低的家长进行针对性的知识宣教,普及预防接种相关知识,全面提高家长的认知水平。2、未参加家长课堂儿童的及时接种率低于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工作中需加强对未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的管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开展经常性查漏补种工作,及时为其接种疫苗,提高儿童预防接种率和及时接种率。3、是否参加家长课堂是家长认知和接种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也是预防接种及时接种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提示需要重视此类形式的相关宣教工作,继续宣传家长课堂,扩大宣传力度,提高家长课堂到课率。4、父母教育水平是家长认知的影响因素之一,可结合家长课堂,对不同类型的家长实施有针对性的宣教,例如在教育水平低的流动人口聚集地开展入户宣教,指导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充分利用新媒体或APP进行自我学习等。
马伟玲[3](2017)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文中认为正义问题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的政治学家无不高度关注分配正义。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设计虽然具体表现在制度和体制的安排,但本质上是分配正义论的一种体现。因此,本文遵循“有的放矢”原则,以分配正义的政治学研究之“矢”来射城市卫生资源的配置问题之“的”,将这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基本国策,事关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事关“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的重大实践问题与政治学的正义理论研究直接关联分析,在全面梳理比较各种正义论基础上,得出科学的和可行的正义理论,进而将理论与实践案例结合起来加以解答。自从福柯将“生命政治学”几乎看作是研究正义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学领域以来,阿伦特、阿·甘本继续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引发了世界学者关注生命权力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因而将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正义研究的政治学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每一个重要推进,几乎都能更有效地促进我们对于政治学有关正义理论内涵的思考。本文就成为一座连结政治学正义论研究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研究之间的桥,让两者在相互转换中彼此促进。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人的生存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的卫生资源配置,就是在空间上得到合理布局和配置,解决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体现在对卫生资源的使用过程中,各类社会主体地位与占有比例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卫生资源配置高度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卫生事务进行谋划、决策和执行的水平,表现出其为公众提供卫生服务和建立健康保障体系公共管理活动的能力。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观念,卫生资源的正义配置,不仅仅是卫生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国家保持内部稳定统一的政治要求。追求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是人们共同努力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分配原则的起点应该是建立在卫生正义基础之上。让有限的卫生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安排情境下,坚守卫生资源正义分配的价值导向,正义配置卫生资源以推进和保障居民健康,实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城镇化正在将一个“乡村中国”转变为“都市中国”。2016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7.35%。据预测,未来10-15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由此,我们的研究聚焦城市,不仅要关注乡村人口如何进城,更要关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后,城市的制度是否为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公平的、包容的、正义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保障他们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生命健康是所有城市居民的第一需要。保障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应该是第一公共产品。这一公共产品的配置是否实现正义,是否实现公共产品配置的均等化,如何通过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有效设计和改革来达成正义目标,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中国的卫生事业改革路程漫长、举步为艰。卫生事业改革直接影响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关系民生、关乎人的自由发展,一直是社会大众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卫生资源是开展卫生工作、发展卫生事业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物质基础和基本要素,卫生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关系到卫生服务系统整体的结构和运作效率,更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条件,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成效与成败中一直起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令人欣喜的是:与全面小康社会决胜战略相伴随,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0月25日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战略,把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纳入到一个整体战略规划之中。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然而,要落实这一战略,还有许多事关方向的正义理念问题需要研究,许多相关的具体方案、规划和政策需要探索。因此,文本的研究更加显得迫切和重要。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首先需要全面梳理相关理论资源。本文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外古今正义理论及其城市对于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相关意义、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运用、差异性社会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适用意义、社会保障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具体显现,等等。正义思想与人类一样古老。远古时代人们在氏族和部落内外交往中就产生了正义思想,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因而具有历史性、派生性、相对性和阶级性。本文简要梳理了中外正义思想变迁的脉络,从古希腊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近代马基雅维利、莫尔、康帕内拉、休谟、卢梭、葛德文、欧文、康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社群主义者桑德尔等等。中国古代的儒、道、佛、墨等学派都有自己的深厚的正义思想。这些正义思想资源的合理成分,都对于今天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基本的善起到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公共产品理论从休谟起始,经过亚当·斯密、潘塔莱奥尼、马左拉的系统开拓,进展到维克塞尔-林达尔模型,在经过保罗·萨谬尔森和詹姆斯·布坎南、蒂布特等人的深度挖掘,逐步成熟。这一理论对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性质和特点的揭示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中国学者创立的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描述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论述,对于本文在研究把握对象的性质和边界方面具有直接的帮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思想的缘起和发展,使本文更系统地了解医疗卫生领域社会保障的演化发展史,因而对于借鉴各国相关经验,有了更多帮助。本文在第一章系统梳理相关理论、第二章充分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从第三章开始,对于中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领域研究分章加以展开。第三章主要研究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演变史和现状。对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分支领域: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三个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全面梳理。关于医保制度体系领域,本文在对于我国医保制度渐进性改革历史作出梳理和说明的基础上,分别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制度建立过程、基本框架、特点、功能和问题做了深度分析,进而从城市流动儿童和大病医保两个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深度剖析城市医保制度的内在局限。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领域,本文着力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网状建构历史、现状、问题等加以分析,其中特别分析了医联体这一创新的医疗机构组织形态的革命意义,同时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这一特定的角度来透视我国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关于公共卫生均等化资源配置和控制,本文也从历史和现状两个角度加以全面梳理。本文关于上述三个领域各自的演化历史和现状的深描,以便能够从历史脉络和横向结构中把握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状况的总体线索。第四章主要分析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沿着第三章的三个基本领域的口径,对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等三个领域的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和分析。关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本文指出存在着制度碎片化设计、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不公平;制度壁垒,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的道德风险;“自愿参加”设计缺陷,居民参保率偏低;同城制度不同,基金补偿待遇差异明显;大病医疗保险公私合作,基金安全危机四伏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分析了存在着的医疗机构布局的失衡;卫生服务投入不足,趋利性引致卫生服务公益性缺失;优质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结构的失衡;卫生资源流转制度的问题与弊端;医疗服务逐利化,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五大问题。在公共卫生领域,本文着力分析了存在着的诸如国家责任缺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各级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困难;推进国家公共卫生项目,缺乏地方政府支持;基层公共卫生:趋利倾向与机构不健全;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开展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困难等五大问题。本文指出:上述问题的存在,其结果归结为一点,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形成对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的巨大障碍。因此,需要从制度体系变革和发展医疗卫生资源两个方面加以解决。第五章集中回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如何确立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原则,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原则的基本路径。本文指出: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原则是正义原则,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也因此是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主要遵循原则。这里所指的卫生资源配置中涉及的所谓“基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对满足全体市民健康的基本需求:如涉及公民日常普及性健身需求(住宅小区或社区健身设施、体育公园等开放式健康保健设施等)、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预防、健康体检等)和对常见病、多发病常规治疗需求。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卫生保健和治疗,如对于满足健康人群中的特殊健身需求的设施(如健身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等)以及超越常规治疗的高端医疗服务,则成为超越基本的特殊或高端需求。对于可能致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特殊大病种,也将被逐步纳入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所应涵盖的范畴。正义原则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要广泛吸纳中外思想家关于正义思想的合理资源,还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具体包括:基于公平分配的主体包容性原则;基于卫生资源公平配置的自由权利;基于公共产品均等化的基本卫生资源利益分配原则;“差异的正义”的结构化配置,向最不利者倾斜的原则;限高原则;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卫生资源配置差异、走向未来大同的原则;政府卫生资源配置要合规、合法、接受全民阳光监督的原则等七点内容。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需要考虑主要目标和主要路径。主要目标为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要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要明确政府在规划、投资、建设、发展和改革卫生资源配置体系中的主体责任。要根据一般卫生问题、主要卫生问题和重要卫生问题需求分层配置卫生资源。要根据卫生服务需求量表和卫生服务目标、卫生服务/人口比值来规划配置卫生资源。要达到配置均衡,必须要采取一系列方法,如经济基础法、多方程式模拟法、健康保障组织法、固定利用率法、预测利用率法等。配置效果还要进行卫生资源效果评价。第六章关于实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路径思考。本文依然沿着医疗保险、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三个基本路径来展开阐述。在医疗保险路径问题上,本文着力探索全国统一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可以通过均等化和基本医疗保险+多元化补充医疗保险两个路径来试行。对于当下的中国,从可行能力考虑,本文倾向于后一种思路。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上,本文从规划、全科医生培养和分级诊疗、加强资源配置、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责任、强化医联体建设等方面作了深度探索。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着力指出在加大投入、完善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基础上,实现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前提下,可以根据中国现阶段差异性社会特点,建设一个基本公平+比例公平的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区域结构。
李雯雯[4](2016)在《重庆市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和健康人群麻疹抗体水平监测》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和分析重庆市2009-2016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和免疫接种史,并对合川区样本人群的免疫水平进行监测,了解防控过程中的有效措施及不足,为消除麻疹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用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方法对重庆市2009-2016年报告的麻疹确诊病例和免疫接种史进行分析。抗体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检测。采用Mirosoft Excel 2013建立麻疹病例数据库,统计方法采用卡方检验和T检验。结果:重庆市在2009-2016年6月报告麻疹确诊病例共计18059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11042例,实验室诊断病例7017例。共计报告2例麻疹死亡病例。麻疹年均发病率为7.24/10万。其中最高报告发病率的年份为2015年(17.91/10万),最低年份是2010年(8.93/10万)。麻疹发病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发病高峰多集中在4-6月份。各区县报告发病率差别较大,2009-2016年累计报告发病率最高的为城口县(22.4/10万),最低的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10万)。累计报告麻疹病例男女性别比为1.34:1,不同年份性别比在1.19:1-1.46:1之间波动,每年均表现为男性多于女性。2009-2016年重庆市麻疹报告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14岁以下年龄组,占总病例的81.7%,其中5岁以下病例占64.8%。5岁以下病例所占的比例在2009-2012年呈逐渐下降趋势,在2013年突然上升,以后几年与之持平。1岁以下年龄组所占比例上升趋势明显。1岁以下年龄组的报告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累计报告发病率为187.72/10万,其中以2015年1岁以下报告发病率最高,达到529.12/10万。职业分析结果提示,麻疹发病的人群主要为散居儿童,学生以及幼托儿童,累计所占比例88.32%左右。2009-2016年麻疹确诊病例免疫史情况分布结果提示,麻疹病例的高发人群主要集中在无免疫史、免疫史空白及免疫史不详的人群。适龄儿童病例以无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详为主,免疫史不详和免疫史空白病例所占的比例随年份累计有明显下降趋势,提示麻疹监测系统监测质量有所提升。对重庆市2009-2016年麻疹病例第一份血标本采集率分析显示,累计采集7759例血标本,采集率为43.0%,病例标本采集率随时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采集率最高的为2015年(85%)已达麻疹监测方案要求。2012年重庆市合川区开展的1-16岁360名常住人口麻疹免疫水平调查,结果显示,360名儿童麻疹抗体阳性率为87.78%,低于95%的保护水平。结论:重庆市麻疹消除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距离实现消除麻疹的目标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开展。应关注适龄儿童24月龄内两剂次含麻疹成分疫苗常规免疫接种和十月龄内首针及时接种、提高麻疹监测质量、必要时开展重点人群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查漏补种工作、开展麻疹疫情时的应急免疫工作、控制院内感染、每年开展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健康教育、成人开展疫苗接种、开展人群免疫状况评价等综合性防控措施来控制乃至最终消除麻疹。
尹婷[5](2016)在《宁夏HIV/AIDS合并HBV、HCV、TP感染状况及部分HIV-1基因亚型的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ificiency virus,HIV)、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及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TP)具有相似的传播途径,因此,了解并掌握2002-201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艾滋病感染状况,HIV/AIDS合并感染HBV、HCV、TP状况,并对不同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于艾滋病的预防及抗病毒治疗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对宁夏地区部分Ⅰ型艾滋病(HIV-1)pol区进行基因亚型分型检测,了解宁夏地区HIV-1基因亚型分布,为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意见。方法:收集宁夏回族自治区常住人口中,2002-2014年底发现并报告的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包括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内确证的,及外省报告的我区常住人口中的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在艾滋病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个人信息核查,了解HIV感染情况及合并感染HBV、HCV、TP的基本状况;使用酶联免疫法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进行血清学检测;运用Excel和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ROCHE公司的High Pure Viral RNA Kit试剂盒进行HIV RNA提取,以此为模板,采用Nest-PCR的方法对HIV-1 pol区进行全长扩增,将扩增后的PCR产物送去测序公司进行测序,采用Los Alamos HIV Database提供的在线工具Quality control和BioEdit软件对所得的序列进行校正和剪裁,采用美国NCBI提供的在线亚型分析工具Genotyping对所获得的序列进行初步分析,采用Mega6.0软件构建部分毒株的Neighor-Joining系统进化树进行分型验证。结果:(1)2002-201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艾滋病确证中心实验室共确证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1235例,其中hiv感染者920人,aids患者315人;男性1051人,占85.1%,女性184人,占14.9%,男女比为5.7:1;民族以汉族为主,占67.8%;年龄主要为18-40岁的性活跃人群,占58.2%;婚姻状况以未婚者居多,占39.8%;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的低学历组。(2)2002-200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感染途径以经血液途径传播为主,2007年后转变为以性传播为主,且持续上升;母婴传播控制平稳;我区2007年出现经同性性传播途径感染hiv者,上升趋势明显,异性性传播控制平稳。(3)经确证的1235例hiv/aids中,合并感染率为27.3%。其中,合并hbv感染者122例,阳性率为9.9%;合并hcv感染者267例,阳性率为21.6%;合并tp感染者68例,阳性率为5.5%。三重感染中,乙肝表面抗原检测与丙肝抗体检测均为阳性者53例,三重感染率为4.3%;乙肝表面抗原检测与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均为阳性者36例,三重感染率为2.9%;丙肝抗体检测与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均为阳性者44例,三重感染率为3.6%。四者检测均为阳性者12例,四重感染率约为1.0%。(4)200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系统建立以来,hiv/aids阳性检出率2007年最高,为13.65?,2008-2014年hiv/aids阳性检出率较平稳,在2.67?-3.55?;合并感染率2005年最高,为78.38%,2013年最低,为12.68%。(5)将是否合并感染作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感染途径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进入方程的为民族和感染途径两个变量,说明其是影响hiv/aids发生合并感染的因素,其中,少数民族较汉族更不易发生合并感染,是保护性因素。(6)将本研究中进行抗病毒治疗的病人中,经测定病毒载量大于1000copies/ml的样本,共47份血浆,进行hiv-rna提取,采用nest-pcr法进行扩增,获得35份目的基因片段,经测序分析,存在4种基因亚型,分别为b亚型、crf07bc、crf08bc和crf01ae亚型,其中crf07bc亚型最多,为23例,占65.7%,crf07bc、crf01ae和b亚型分别为17.1%、11.5%和5.7%。结论:(1)2002-201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持续增多,疫情日趋严重,对其防治不容忽视,应进一步完善干预措施,加大干预力度;(2)2002-2007年,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为经血液传播,从2008至2014年,已转变为以性传播为主,提示我区艾滋病疫情已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转移;(3)异性传播控制平稳,同性传播持续上升,应注意并加强对MSM人群的健康宣教,推广自愿咨询检测服务,为有需要的咨询者提供正确的引导和帮助;(4)双重、三重、四重合并感染均存在,提示应在加强对艾滋病疫情监测的同时,进行对乙肝、丙肝、梅毒等相同传播途径的疾病的宣传教育,提高对各类性传播疾病的知晓率,重点防控其在性活跃人群中的传播;(5)对宁夏地区HIV-1流行株亚型特征的研究显示,我区HIV-1存在4种基因亚型,分别为B亚型、CRF07BC、CRF08BC和CRF01AE亚型,主要以重组亚型为主,其中CRF07BC最多。HIV-1基因型趋于多样化,这加大了艾滋病防治的难度,亟待加强对吸毒人群、性活跃人群的宣传教育,普及艾滋病的防治知识。
吴晗晗[6](2014)在《亳州市2005-2013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文中提出目的了解和分析亳州市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和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消除麻疹工作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和措施。方法对亳州市2005-2013年报告的麻疹病例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采用Excel 2007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为χ2检验。结果亳州市2005-2013年共报告麻疹病例1657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295例、实验室诊断病例1362例。麻疹年平均发病率为35.47/100万,无死亡病例,其中2008年最高(109.20/100万)、2012年最低(4.09/100万)。全市麻疹发病总体大致呈每隔两年疫情有一个上升趋势,2005和2008年是全市麻疹发病相对高发年,两年报告的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56.67%,2010和2012年是全市麻疹发病相对低发年。全市麻疹发病集中在谯城区,各县区麻疹发病也不均衡,谯城区和蒙城县存在某些乡镇相对高发现象,涡阳和利辛县则为全县散发状态;全市麻疹发病有明显季节性,麻疹发病的高发月份为2-5月份,8-11月份保持在低发病水平,12月份呈现一个发病数上升的趋势;麻疹男女发病性别比为1.66:1;发病年龄组集中在14岁及以下,病例占总病例数的84.85%,1-14岁麻疹病例发病构成比呈逐年下降趋势,1岁以下麻疹病例发病构成比上升明显。0-1岁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且2005-2013每个年度中0-1岁组发病率均居各年龄组之首;职业分布以散居儿童891例和学生404例为主,散居儿童的麻疹发病构成比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幼托儿童的麻疹发病构成比先呈上升趋势后呈下降趋势;2009-2013年报告的麻疹病例中,无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详者是麻疹病例高发人群,8月龄-6岁免疫对象内病例以无免疫史和免疫史不详为主,免疫史不详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升高而上升。2005-2013年全市仅谯城区薛阁办事处方圆新村在2013年12月份报告一起麻疹暴发疫情,共报告病例6例。2008-2013年含麻疹成分疫苗两剂次报告、估算、调查接种率基本上能达到90%,但是2008年MCV2报告接种率、调查接种率、估算接种率均较低,2012年调查的含麻疹成分疫苗两剂次及时接种率偏低。2009-2013年MCV强化免疫或查漏补种报告接种率均能达到95%。2009-2013年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整体运转良好,系统及时性、特异性、敏感性指标均达到要求,除2009和2010年的排除病例报告发病率未达到要求。2012-2013年亳州市采集的疑似病例咽拭子,经实验室基因型分析均为H1基因型。2011年亳州市开展的0-6岁107名常住儿童麻疹免疫水平调查,结果显示107名儿童麻疹抗体阳性率为89.72%,在95%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以下。结论亳州市消除麻疹工作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距离消除麻疹目标仍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应全面实施以提高适龄儿童两剂次含麻疹成分疫苗常规免疫接种率和及时接种率、加强麻疹疫情监测、适时开展重点人群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或查漏补种工作、高质量开展麻疹疫情应急免疫工作、控制麻疹院内感染、每年开展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健康教育、成人开展疫苗接种、开展人群免疫状况评价等综合性防控措施来控制乃至最终消除麻疹。
马永胜,阿三,小永宗,拉木边宗[7](2014)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消除麻疹进展与措施探讨》文中指出迪庆州1953年开始有麻疹疫情统计资料,疫苗前时代(1966年以前)年平均发病率为1 293.26/10万、突击接种时代(1966-1986年)年平均发病率为1 120.97/10万、免疫规划时代(1986年以后)年平均发病率为18.43/10万,2009-2011年已无麻疹病例报告。目前,人力因素已成为提高免疫规划工作质量的瓶颈,境内与周边地区彝族居民不定期的自由迁居已成为防控工作的又一重点和难点,同时又面临着集中办学的新挑战。因此,在消除麻疹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麻疹防控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好工作需要的人员编制,保持队伍稳定和长期相对专职,确保含麻疹成分2剂次常规免疫接种率达95%以上,并根据人群抗体水平或疫情监测有计划地开展高质量的强化免疫活动。
王镇[8](2012)在《中国农村地区成人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的公平性及其分解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是病毒性肝炎中危害最严重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居全球死亡原因的第10位,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慢性乙肝疾病,人数高达艾滋病感染者的8倍以上。我国目前是全世界仅有的少数几个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高流行和高发病的国家之一,约有慢性乙肝患者1500万人,每年新发急性乙肝病例约54万,每年由HBV感染的肝癌导致死亡的人数约有12万,造成直接医疗费用约200多亿元。乙肝病毒感染给病人、病人家庭、社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是许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是我国现阶段最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截至2008年,已有180个世界卫生组织(WHO)成员国将乙肝疫苗接种列入常规免疫项目,各国新生儿乙肝疫苗计划免疫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少国家全人群乙肝发病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感染率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我国自1987年起开始推行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工作,1992年卫生部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管理,2002年国务院批准将新生儿普种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项目,2005年3月国务院颁布《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防接种实行免费。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效非常显着,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率从1992年的10.0%下降到2006年的7.2%。但是,我国总人群的肝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没有明显下降,并且还存在上升的趋势,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在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一直居高不下的15岁以上成人中,有近半数的成人并无乙肝表面抗体的保护。因此,我国在继续做好新生儿乙肝疫苗计划免疫工作的基础上,探索成人接种乙肝疫苗的措施、策略,从而提高我国全体国民整体乙肝抗体水平,降低乙肝感染和发病率,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HbsAg阳性率城乡差异很大,城市为7.9%,农村为11.2%,加之我国农村人口的基数巨大,约占总人口数的60%以上,因此绝大多数乙肝病例都集中在农村地区,从乙肝发病情况来看,也是农村明显高于城市。所以,要想解决我国乙肝高发这一实际情况,乙肝防治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WHO在2000年对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服务状况进行总体评估和排序,公平性方面我国排在188位,在所有国家中排名倒数第4,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城乡医疗服务水平差距显着。2005年《求是》杂志社与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及相关专家联合对“中国小康指数”进行调查,其中对我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位于排名的末位。如何实现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卫生保健的需要,成为当前我们国家、政府、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一般来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或公平性,是由其具体内容的公平性来体现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公平性、妇幼保健方面的公平性、健康教育方面的公平性等。因此,研究和分析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方面的公平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现状,进而提升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其中,乙肝疫苗的免疫接种作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有鉴于此,本研究将立足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就成人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的公平性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以期反映目前我国农村与乙肝相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平性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为实现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供科学的政策依据。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现场调查资料,对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行为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农村地区成人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的公平性进行分析,并探讨各个影响因素的贡献率,为提高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率和全程接种率提供政策参考。具体研究目的包括:了解我国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的情况及影响因素;揭示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公平性各个影响因素的贡献程度;揭示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公平性各个影响因素的贡献程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我国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公平性状况、提高农村成人乙肝认知程度和乙肝疫苗接种率的政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数据资料来源于挪威国家研究局资助项目《使用者付费对中国乙肝疫苗覆盖率的影响程度研究》基线调查的数据。2011年1月开始现场调查,2012年4月完成,本研究使用该课题数据2011年进行调查的部分。本研究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总数,抽取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黑龙江省、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为样本地区;再根据相同的标准共抽取9个县,其中人口经济大省河北、山东、江苏分别抽取2个县,其他三省各抽取1个县,每县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各抽取3个村,共抽取27个村;然后采用按容量比例概率随机抽样(PPS)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样本家庭,调查样本家庭里所有16周岁及以上的常驻家庭成员。采用家庭问卷的形式,调查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乙肝和乙肝疫苗的认知情况;乙肝疫苗接种史、具体接种行为和接种意愿;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年收入、总支等。本研究数据资料使用DataEasy3.3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Stata/SE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方法,对定量资料进行分析。在进行多因素分析时,依因变量类型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分析模型,若因变量为连续型数值变量,则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如为二分类变量,则采用非条件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果1.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公平性分析(1)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影响因素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收入水平、所在省份5方面因素是影响农村成人乙肝认知的显着性因素。随着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乙肝认知得分逐渐提高;职业状况分组中,医护人员认知得分最高,公职人员其次,农民的最低;各省份间,山东的得分最高,其次是黑龙江,海南的最低,宁夏的第二低。多因素分析表明,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是乙肝认知的保护性因素,回归系数随着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的升高而增大;地域上,河北、山东、黑龙江三省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得分均显着高于江苏省,其中山东省回归系数最大,为3.969,海南省的回归系数最小,为-1.426,说明若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海南省参加调查的成人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预测的乙肝认知得分将下降1.426分。(2)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公平性及其分解分析我国农村成人乙肝认知水平分布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集中指数(CI)为0.0727,意味着认知得分高者集中于较富裕的人群。纳入分析模型的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收入水平、所在省份5方面影响因素,能够解释农村成人乙肝认知不公平程度的97.30%。除职业状况的贡献率为负值外,其余各因素的贡献率均为正值,其中收入、受教育水平的贡献较为显着,贡献率分别为76.54%、13.90%。年龄因素是影响乙肝认知不公平的重要因素,贡献率为5.79%。相比之下,地域差异的贡献率较小,仅能解释约2.17%的不公平现象的产生。2.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公平性分析(1)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影响因素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除性别外,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收入、所在省份、乙肝疫苗价格、到接种地点的距离、乙肝认知得分9方面因素,均是影响乙肝疫苗接种的显着性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大,乙肝疫苗接种率呈下降趋势。已婚人群的接种率低于目前独居(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者)人群。乙肝疫苗接种率随着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乙肝认知得分的提高而升高。职业状况分组中,农民的接种率低于其他各组。不同省份中海南省最高,宁夏其次,河北省第三,江苏省接种率最低。乙肝疫苗价格低于40元时,接种率随价格升高而降低,在10元以下时,疫苗接种超过半数。同样,到接种地点的距离小于9公里时,接种率随着距离的减少而增加,距离小于3公里时接种率远大于其他三组。多因素分析表明,目前独居者接种乙肝疫苗的可能性是已婚者的1.385倍;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的可能性随着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乙肝认知得分的增加,乙肝疫苗接种的概率呈现上升趋势。高中及以上人群接种的可能性是小学以下人群的3.75倍,当得分在20分及以上时,乙肝疫苗接种概率是10分以下时的3.56倍。职业分组中,农民乙肝疫苗接种的可能性最小,公职人员和学生接种的可能性分别是农民的3.09倍和3.13倍;地域差异上,河北、山东、黑龙江、海南的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的概率均高于江苏,其中山东接种的概率最大,是江苏的35倍多,其次是河北,而宁夏农村成人接种乙肝疫苗的概率仅为江苏的0.44倍;乙肝疫苗价格低于10元时疫苗接种的可能性是价格40元及以上时的500多倍,而疫苗价格在24元到40元之间时,疫苗接种的可能性却是40元及以上时的0.57倍;疫苗接种的可能性随着到接种地点距离的增加而降低,距离在3公里以下时的可能性是9公里及以上的221倍。(2)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公平性及其分解分析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的分布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集中指数(CI)为0.1117,意味着接种乙肝疫苗者多集中于较富裕的人群,纳入分析模型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收入、所在省份、乙肝疫苗价格、到接种地点的距离、乙肝认知得分9方面因素,能够解释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不公平程度的99.15%。其中婚姻状况、所在省份及乙肝疫苗价格三个因素的贡献率为负值,分别为-1.53%、-10.72%、-96.45%;除此三因素外,其他各因素的贡献率均为正值。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以及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的贡献率最高,为66.03%,其中受教育水平、收入的贡献较为显着,贡献率分别为23.85%和39.84%。与乙肝认知及乙肝疫苗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乙肝疫苗价格、到接种地点的距离、乙肝认知得分)贡献率也较高,为31.85%,可见,与乙肝认知及乙肝疫苗相关的因素是影响乙肝疫苗接种公平性的重要因素。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收入、所在省份是影响我国农村成人乙肝认知的显着性因素,我国农村成人乙肝认知水平的分布存在着不公平现象。得分较高者集中于较富裕的人群,这一不公平现象是由上述影响因素中的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地区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收入的作用最大,且是可以外部干预控制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收入、所在省份、乙肝疫苗价格、到接种地点的距离、乙肝认知得分情况,是影响我国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的显着性因素,我国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的分布存在着不公平现象。接种乙肝疫苗者多集中于较富裕的人群,上述影响因素中的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状况、收入、到接种地点的距离、乙肝认知得分共同作用,促成了这一不平等性,其中到接种地点的距离影响最大,它与收入和乙肝认知都是可以外部干预控制的因素。为改善我国农村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不公平、提高乙肝认知水平及乙肝疫苗接种率,我们提出如下建议:(1)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民间的收入差距。最根本途径就是调整农业结构,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着力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其次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创新,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同时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与职业技能,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最后,要完善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等多种服务体系,积极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为农民增收创造机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政府要给予低收入农民、贫困地区农民适当的补贴,减小乙肝疫苗接种的经济负担。(2)加大乙肝相关知识的教育宣传力度。对于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可以通过学校的一些常识性课程或者班会的形式开展,而对于农村成年人的宣传教育,应当考虑其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设计成通俗易懂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戏曲、相声等文艺形式,通过文化下乡活动或者当地的电视媒体进行宣传。(3)提高乙肝疫苗接种服务的可及性。在保证疫苗接种质量的同时,尽量将接种服务下沉到基层卫生服务提供机构,提高乙肝疫苗接种服务的可及性;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甚至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以减少疫苗接种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接种率。
冀明奎[9](2012)在《华东三省市农村卫生机构财务状况研究》文中提出一、研究目的和意义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是农村卫生服务提供的主体,在满足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维护公众健康方面发挥支撑作用。农村卫生机构的发展状况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其自身能否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关系到农村卫生事业兴衰成败。农村卫生机构财务状况是卫生机构生存状况和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只有及时掌握农村卫生机构财务状况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政府才能科学合理的研制高价值的卫生政策,才能为卫生机构的经营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只有及时掌握农村卫生机构财务状况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卫生机构才能发现经营缺陷,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经营水平。本研究期待达到的目标是:了解1995-2007年间上海、江苏和山东三地农村卫生机构财务状况及变化,分析财务状况变化过程中三地卫生机构取得的成就、共同存在的问题和特殊问题,分析财务变化过程中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针对问题、原因和形成机制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为政府卫生决策和农村卫生机构改善经营管理提出政策意见和建议。二、材料与方法研究以“多维度组合评价法”指导内容的勾划思路。同时,针对研究中所得的主要思路和观点,进行“定性定量多重论证”。所采用的定量研究主要有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素分析法、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综合优势指标等。资料收集方法包括文献归纳分析、焦点问题访谈、居民意向调查、卫生人员意向调查和基本情况调查、二级资料提取等。2000年系统调研了华东3省(市)12县、49乡镇、174村的各级领导、各级各类卫生机构和卫技人员,以及9781户农户。2008年进行了一次重复性调查研究,共调查了3省(市)12县、49乡镇、149村和10660户农户。经检验,两次调查数据质量与代表性良好。三、研究结果(一)农村卫生机构经营环境的变化自1995年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城镇化建设在高速进行,大量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调查地区三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纯收入、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较快,特别是2003年后。2003年,三地农村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农村卫生体系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上海农村实施了多种医疗保险制度、收支两条线等政策。江苏部分地区对相邻村卫生室进行了合并。自2003年后,县级政府财政卫生投入增长较快,但相比财政支出比重较低且不断下降,不同年份间波动也较大。上海财政卫生支出主要倾向乡镇卫生院、江苏和山东主要倾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二)农村卫生机构财务状况所反映的主要问题1、农村卫生机构发展不均衡农村卫生机构发展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同类卫生机构发展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快,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较慢;同一卫生机构不同年度之间发展不均衡,时快时慢、时好时差;三级卫生机构之间不均衡,县级医院总体优于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优于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发展状况最差;同一地区三级卫生机构发展不均衡,表现为此消彼长,难以同步发展。卫生机构自身业务发展不平衡,“以药养医”、“重医轻防”现象普遍存在。2、政府投入不足仍是困扰农村卫生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政府投入金额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卫生机构的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普遍没有提高,在绝大多数卫生机构中仍在不断下降。2003年以来,上海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得到财政补偿相对较多,一个明显的成效是次均门诊费用增长受到了明显抑制。但其他地区农村卫生机构获得的财政补偿仍然较少,为了生存,卫生机构只能靠自身的业务收入创收,次均诊疗费用大幅提高。政府对村卫生室没有投入。政府对乡镇卫生院防保工作投入较少,山东地区甚至没有投入。3、“以药养医”的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医疗服务收不抵支,提供的越多,亏损越多。药品盈利能力较强,农村卫生机构普遍靠药品盈余弥补医疗亏损。尽管近年来药品收入在卫生机构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03年以来,上海对乡镇卫生院财政投入增长较快,2007年乡镇卫生院获得的财政补偿额占总收入的比重达到35.2%,政府投入在弥补医疗亏损发挥主要作用,其次是药品收入。但其他卫生机构仍要靠药品盈余生存发展。4、部分地区卫生机构负债水平过高县乡两级卫生机构普遍靠负债经营,债务主要是流动负债。上海县级医院没有长期负债,乡镇卫生院长期负债也极低,净资产大、现金流充沛,偿债能力较强。山东地区县乡两级卫生机构负债水平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偿债能力较弱。近年来,江苏和山东两地县乡两级卫生机构长期负债规模都有较大增长。5、卫生机构营运能力普遍低下2003年以来,卫生机构大举资产购买和配置,资产总量快速上升。但调查表明三地农村卫生机构对资产的利用并不好,资产营运能力总体水平一直不高,近年来还有所下降,特别是山东地区。尽管县级医院资产规模远超乡镇卫生院,但是,对资产利用水平不高,乡镇卫生院的资产营运能力要比县级医院好。6、成本上升较快尽管卫生机构收入增长较快,但是,同期快速增长的支出吞噬了增长的收入,导致卫生机构结余较少甚至收不抵支。医疗支出在卫生机构总支出中所占比较最大,上升最快。医疗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在发达地区成本有进一步上升趋势。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卫生机构管理费用过高,严重不合理。7、盈利能力普遍低下卫生机构收入盈利能力和资产获利能力普遍较差。尽管业务收入增长较快,但是,业务收入获利能力并不强。部分地区卫生机构业务亏损严重,如果没有政府投入,经费不能自给。调查医院2000-2007年期间,不管是净资产还是全部资产,其获取现金的能力很差。乡镇卫生院盈利能力比县级医院弱。上海地区的农村卫生机构盈利能力比江苏和山东药低,但江苏主要药品盈利贡献较大。(三)影响农村卫生机构经济运行状况及变化的主要因素1、影响政府投入的主要因素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和中级阶段,尚不成熟,政府财政主要用于社会投资建设,政府能用于农村卫生投资不多。而以GDP考核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又助长了政府“经济人”的一面,使得政府更加不愿意对农村卫生加大投入。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政策削弱了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权力,而其承担的发展农村卫生责任并没减少,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县乡两级财政对加大卫生投入力不从心。2、影响门诊和住院收入的主要因素推动村卫生室收入增长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次均就诊费用的上升,就诊人次减半是影响村卫生室收入增长的最重要因素。2001-2007年,上海县乡两级卫生机构门诊收入增加主要依赖门诊人次的增加,而山东则主要依赖次均门诊费用的上涨。除上海地区的县级医院住院收入在2001-2007年间增长主要靠住院人次的推动,其余年份和其他地区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住院收入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是次均住院费用的增长。总之,农村卫生机构的收入增长主要靠价格上涨带动。3、影响门诊人次和住院人次的主要因素卫生机构自身的综合优势决定了年门诊量和住院人次的多少,综合优势高则更具有竞争优势,诊疗人次相对就多,经营状况就好。同时,同一地区其他卫生机构将会受到负面影响,市场份额受到瓜分,诊疗人次也会受到影响。相对于2000年,村卫生室综合优势下降,居民对村卫生室收费水平、医生服务热情、医患关系密切程度均有所下降,导致村卫生室诊疗人次减少50%以上。病人就医方便对乡镇卫生院的综合优势贡献度大大增加,收费让人接受、医生服务热情、医患关系密切对综合优势高的乡镇卫生院贡献度贡献显着,但对中低优势则不明显,甚至贡献度下降。调查过程中,上海地区的乡镇卫生院总体优势比较明显,在全部调查的卫生院中属于高优势组比例更多,上海乡镇卫生院次均费用上涨受到明显抑制,次均门诊人次也是大幅提高。县级医院综合优势进一步巩固,除收费让人接受外,水平让人放心、医生服务热情、医患关系密切和病人就诊方便对县级医院的综合优势贡献均比2000年更强。所以,县级卫生机构诊疗人次一直维持增长。此外,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不断外流造成地方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减少、人口导入地方诊疗人次增加。4、影响诊疗费用的主要因素影响农村次均门诊费用的主要因素有年龄、性别、文化层次、患病状况、卫生服务可及性、就诊机构、自觉严重程度、费用报销比例、收人等。影响患者住院费用的因素包括住院天数、医疗付费方式、医院等级、年龄、收入、入院情况、有无抢救、转归等。5、影响农村卫生机构成本因素分析影响农村卫生机构成本因素主要有人力成本上涨较快、药品费用居高难下、管理费用快速攀升、负债规模较高、管理水平相对低下、资产营运能力较低。四、结论与建议1、完善政府投入机制、提高卫生投入水平将政府财政卫生投入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抑制政府“经济人”一面,引导政府加大财政卫生投入力度,提高政府卫生投入总量,落实政府在地方卫生发展中的作用。制定科学的投入分配方案,侧重对综合实力薄弱的乡村两级机构投入,提高乡村两级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促进县、乡、村三级卫生网均衡发展。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积极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卫生机构发展;加强对财政投入资金使用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调整医疗和药品价格、促进健康发展调整医疗价格结构,提高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诊疗、护理和手术等服务价格,降低部分偏高的检验检查价格。发挥价格杠杆的引导作用,拉开不同级别卫生机构的服务价格梯度,促进就医人群的合理分流。做好成本核算,定期在医疗成本的基础上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开展实行由项目收费、总额预付和病种收费组成的多样化的医疗收费管理结构。控制药品价格虚高和用量不合理,扩大药品“零差率”政策实施地区,促进卫生机构合理用药。控制诊疗费用快速上涨、释放居民卫生服务需求,提高卫生机构卫生服务供给。3、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卫生机构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增强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进一步明确县、乡、村卫生机构的服务范围和内容,促进三级卫生机构合理分工。开展卫生机构兼并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开展县、乡、村卫生机构纵向合作,消除无序竞争。4、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居民卫生服务利用能力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和完善新农合门诊统筹基金,提高居民受益度。加强对供方行为的管理、避免诱导需求。建立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制度,保障农村流动人口健康权利。5、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需要提高农村卫生机构财务意识和经营管理水平。加强成本管理和控制、减少不必要支出,提高农村卫生机构成本效益。加强资产管理、避免盲目配置,提高资产利用率。加强负债管理、降低资金成本,防范财务风险。
陈丽洁[10](2012)在《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回顾1997年以来天津市卫生发展历程、天津市卫生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政策,研究政策出台的背景、政策实施的条件与动因,探讨卫生政策与卫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卫生事业绩效评价指标对卫生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客观评价,总结十几年来天津市在卫生改革和发展中的政策思路、政策理念,归纳和提炼具有天津特色的卫生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模式以及发展思路,为天津市今后的卫生改革与发展,也为其他地区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方法:(1)文献研究:收集1997年以来国内与本市以卫生改革与发展为主题发布的各项政策、法规、条例、政令和综合配套措施,检索和查询国内及本市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献。(2)专家咨询:根据研究主题对天津市的卫生政策出台的背景、目标,卫生政策执行的成效,未来改革的发展方向和思路等进行咨询和研讨。(3)结构—过程—结果研究方法:研究卫生系统资源分布和组织结构等结构特征,通过过程特征的变化,掌握卫生系统的结果特征。(4)多维度组合评价法:从多个维度、层次利用卫生事业绩效评价指标对天津市卫生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综合分析。结果:(1)健康状况及就医行为:天津市居民健康状况在14年间有了很大改善,2010年平均期望寿命达80.27岁,比1997年提高了6.73岁,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76%;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整体呈下降趋势,2010年较1997年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12.07个10万分点,婴儿死亡率降低了3.86个千分点。四次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天津市居民慢性病患病率和两周患病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两周患病就诊率则缓慢下降;住院率呈缓慢上升趋势,2008年天津市调查地区居民住院率为24.58%.,城市地区的住院率高于农村地区。2008年天津市居民应住院未住院率为18.45%,农村地区应住院未住院率高于城市地区,分别为20.09%、17.63%。(2)防范疾病经济风险状况:从卫生筹资情况来看,1997-2010年,天津市卫生总费用和人均卫生费用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起伏变化,2010年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3.86%;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相对稳定;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51.16%下降到2002年的35.96%,随后稳步上升,2010年为41.02%;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由28.40%上升到2002年的47%,随后开始下降,2010年降为35.74%。从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情况来看,天津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人数均不断增加,人均筹资水平不断提高。(3)居民满意度和卫生系统反应性:居民对天津市卫生行业的满意率不断提升,患者对医疗服务综合起来是表示满意的;2008年天津市卫生服务调查地区居民对门诊服务的就诊医院最不满意的三方面依次是:医疗费用高(12.50%)、等候时间长(9.02%)、药品种类少(4.51%);对住院服务的就诊医院最不满意的三方面依次是:医疗费用高(18.93%)、手续繁琐(5.99%)、设备环境差(5.34%)。2008年调查地区居民就诊时对卫生系统反应性的看法,在门诊服务方面,天津调查地区居民对就诊时未告知相关疾病的保健知识、在医院候诊所花时间较长或很长、就诊路途所花时间较长或很长三方面较不满意;在住院服务方面,对就诊设施或环境舒适度差或很差、医生向患者征求治疗方案的意见差或很差、就诊不满时投诉方便度差或很差三方面较不满意。结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天津市居民健康水平、防范疾病风险能力和居民满意度均得到提高。天津卫生改革与发展基于健康和谐的发展理念、适度超前的发展思路、客观正确的发展战略、先进科学的发展模式,才使天津卫生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天津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仍比较突出,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卫生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把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具有天津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加速推进全市各项卫生事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二、大致坡计划免疫门诊流动人口儿童接种率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致坡计划免疫门诊流动人口儿童接种率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基层预防接种服务现状及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研究背景 |
研究目的 |
对象和方法 |
1 研究对象 |
2 研究内容 |
3 资料来源 |
4 相关定义 |
5 质量控制 |
6 数据分析 |
7 技术路线 |
研究结果 |
1 预防接种单位 |
1.1 接种单位数量 |
1.2 不同省份接种单位分布 |
1.3 乡镇接种单位分布 |
1.4 单位属性 |
1.5 服务形式 |
1.6 服务人口 |
1.7 服务周期 |
1.8 服务半径 |
2 预防接种人员情况 |
2.1 接种人员数量 |
2.2 接种人员基本情况 |
2.3 接种人员配比 |
2.4 平均接种人员数 |
3 乡级单位信息化 |
3.1 乡级单位信息化实施情况 |
3.2 信息化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
4 接种人员人均日工作量影响因素分析 |
4.1 单因素分析 |
4.2 多因素分析 |
5 不同时期接种单位和人员变化 |
5.1 预防接种单位 |
5.2 预防接种人员 |
讨论 |
结论和建议 |
创新性和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综述 特殊情况下的预防接种服务研宄进展 |
参考文献 |
附件 |
致谢 |
个人简历 |
(2)宜兴市丁蜀镇家长课堂对儿童家长预防接种行为干预效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第二章 对象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样本量的估算和抽样方法 |
2.3 研究设计方案 |
2.4 调查内容和方法 |
2.5 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 |
2.6 调查问卷的质量控制 |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
3.1 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
3.2 调查结果分析 |
3.3 认知得分 |
3.4 预防接种认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
3.5 儿童预防接种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
第四章 讨论 |
4.1 预防接种整体认知情况 |
4.2 参加与未参加家长课堂的儿童家长认知情况比较 |
4.3 两组得分分级情况 |
4.4 预防接种认知影响因素 |
4.5 两组儿童接种情况 |
4.6 接种及时率影响因素 |
4.7 本调查的优缺点及后续研究方向 |
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 |
附表 |
(3)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四、主要概念的界定 |
(一)卫生资源 |
(二)卫生资源配置 |
(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四)医疗服务体系 |
(五)公共卫生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二)论文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 |
第一章 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思想资源 |
一、分配正义理论 |
(一)分配正义理论的概述与辨析 |
(二)实现卫生资源配置“基本的社会善” |
(三)平等获取卫生资源的“可行能力” |
二、公共产品理论 |
(一)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与适用 |
(二)实现公共健康基本产品均等化的底线 |
(三)卫生资源公共产品配置的原则与特点 |
三、差异性社会理论 |
(一)差异性社会理论的诠释与启迪 |
(二)差异性社会资源配置的适应性 |
(三)卫生资源配置差异性的正义界定 |
四、社会保障思想 |
(一)社会保障理论的演绎与应用 |
(二)社会福利与民粹主义思潮的分析 |
(三)卫生资源配置消解健康“贫困陷阱”的作用 |
第二章 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探索与实践 |
一、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模式 |
(一)英国:国家统一配置模式 |
(二)日本:社会分担配置模式 |
(三)美国:市场竞争配置模式 |
(四)新加坡:公私合作资源配置模式 |
二、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模式对我国的研究与启示 |
(一)实现国家治理,推进卫生资源公平配置 |
(二)组合型医疗保险模式,有效利用医疗保险资源 |
(三)双医整体运行,实现医疗保险资源合理配置 |
(四)卫生资源配置倾向老年群体,消解社会难题 |
(五)精细化设计卫生服务供给,缓解卫生资源紧缺 |
第三章 我国城市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状况 |
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医疗保险资源配置 |
(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渐进性改革历程 |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
(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四)商业医疗保险 |
(五)案例分析一:城市流动儿童医保包容性制度‐‐苏州为例 |
二、医疗服务体系网状构建与运行 |
(一)国家政治意志:我国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历程 |
(二)医疗服务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人员 |
(三)优化卫生服务资源的组织革命:医联体模式 |
(四)案例分析二: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国家治理 |
三、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路径与实践 |
(一)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变迁与资源配置状况 |
(二)国家公共责任下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 |
(三)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人员、机构 |
(四)案例分析三:儿童预防接种疫苗供给,公共卫生的资源配置研究 |
第四章 我国城市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一、我国城市基本保险资源正义配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一)制度碎片化,居民获得医保资源公平性差 |
(二)制度性壁垒,资源配置存在道德风险 |
(三)同城制度不同,基金补偿待遇差异明显 |
(四)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居民“自愿”参保率偏低 |
(五)医保地域分割,流动人口参保机会不平等 |
(六)大病医保公私合作,基金风险偏大 |
二、我国城市卫生服务资源正义配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一)卫生服务机构布局不合理,城乡资源配置比例不公 |
(二)卫生服务投入不足,卫生服务公益性缺失 |
(三)“双失灵”,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结构失衡 |
(四)卫生资源流转机制不畅,配置不均衡 |
(五)医疗服务逐利化,医患矛盾日益尖锐 |
三、我国城市公共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 |
(一)国家公共责任缺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
(二)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一,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困难 |
(三)常规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缺失,基层卫生机构趋利倾向 |
(四)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困难 |
第五章 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原则:正义原则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对象和内容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产生的基本要求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原则的前提和内容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的两个前提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的内容 |
三、城市卫生资源配置路径思考 |
(一)总体目标: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 |
(二)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政府责任:公共健康与支持 |
第六章 实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路径思考 |
一、公平配置医疗保险资源,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正义路径 |
(一)社会正义两项原则引导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调整线路 |
(二)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两个路径 |
二、重塑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
(一)科学制定卫生发展规划,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
(二)明确社会责任,提升医疗服务公益性 |
三、加强公共卫生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 |
(一)创新机制,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高效推进 |
(二)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均等化 |
(三)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
(五)扩充卫生服务人才队伍,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重庆市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和健康人群麻疹抗体水平监测(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摘要 |
中文摘要 |
引言 |
第一部分 2009-2016 年重庆市麻疹的流行病学特征 |
前言 |
1.1 材料与方法 |
1.2 结果 |
1.3 讨论 |
第二部分 重庆市 2009-2016 年麻疹疫苗免疫接种史及未接种的相关原因分析 |
前言 |
2.1 材料和方法 |
2.2 结果 |
2.3 讨论 |
第三部分 重庆市合川区麻疹抗体水平监测 |
前言 |
3.1 材料和方法 |
3.2 结果 |
3.3 讨论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麻疹流行病学研究进展综述 |
参考文献 |
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5)宁夏HIV/AIDS合并HBV、HCV、TP感染状况及部分HIV-1基因亚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前言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结果 |
讨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
综述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个人简历 |
(6)亳州市2005-2013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缩略语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致谢 |
综述 |
参考文献 |
(7)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消除麻疹进展与措施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 地理人口情况 |
2 人员机构情况 |
3 不同时期麻疹流行情况 |
4 麻疹控制主要工作情况 |
4.1 落实常规免疫措施 |
4.2 开展麻疹监测工作 |
4.3 做好查漏补种和应急接种 |
4.4实施麻疹强化免疫措施 |
4.5 进行人群抗体水平监测 |
5 讨论 |
5.1 从地理人口和人员机构情况来看 |
5.2 从不同时期麻疹流行情况来看 |
5.3 从常规免疫措施落实情况来看 |
5.4 从麻疹监测工作情况来看 |
5.5 从人群麻疹抗体水平来看 |
(8)中国农村地区成人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的公平性及其分解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现状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
3. 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 |
4. 论文的结构框架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1. 卫生服务公平理论述评 |
2. 卫生领域常用公平性度量指标和方法 |
3. 乙肝认知的影响因素 |
4. 乙肝疫苗接种的影响因素 |
5. 国内外研究空白点 |
第三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 研究框架 |
2. 研究对象的确定 |
3. 乙肝认知内容的选取 |
4. 资料来源 |
5. 资料分析方法 |
第四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
1. 样本地区和样本人群基本情况 |
1.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 |
1.2 样本人群基本情况 |
2. 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公平性分析 |
2.1 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影响因素分析 |
2.2 农村成人乙肝认知公平性及其分解分析 |
3. 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公平性分析 |
3.1 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影响因素分析 |
3.2 农村成人乙肝疫苗接种公平性及其分解分析 |
第五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1. 方法学讨论 |
2. 主要结果的讨论 |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
研究创新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华东三省市农村卫生机构财务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部分 前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目的 |
四、研究内容 |
第二部分 材料与方法 |
一、主要研究方法简介 |
二、资料来源 |
三、资料收集方法和内容 |
四、主要分析方法 |
五、调查质量监控方法 |
六、统计分析工具 |
七、技术路线 |
第三部分 结果与分析 |
一、三地农村卫生机构运营社会经济环境分析 |
(一) 县面积和行政区划调整 |
(二) 县人口数及构成 |
(三) 县国内生产总值 |
(四) 县人均纯收入 |
(五) 县级财政收支 |
(六) 农村卫生政策 |
(七) 县级政府卫生投入 |
(八) 小结 |
二、三地农村卫生机构财务状况分析 |
(一) 总收入、总支出和结余变化 |
(二) 政府财政补偿情况 |
(三) 发展能力分析 |
(四) 负债状况及偿债能力分析 |
(五) 营运能力分析 |
(六) 盈利能力分析 |
(七) 小结 |
第四部分 影响农村卫生机构经营状况的因素分析 |
一、影响政府卫生投入因素分析 |
(一) 财政支出理论对政府卫生投入的启示 |
(二) 财政分权对政府卫生投入的影响 |
(三) 基于“公共人”和“经济人”假设分析政府卫生投入存在的问题 |
二、影响农村卫生机构业务收入变动因素 |
(一) 影响门诊收入变动因素分析 |
(二) 影响住院收入变动因素分析 |
(三) 影响诊疗人次变动因素分析 |
(四) 影响诊疗费用增长因素分析 |
三、影响农村卫生机构成本因素分析 |
(一) 人力成本上涨较快 |
(二) 药品费用居高难下 |
(三) 管理费用快速攀升 |
(四) 负债规模较高 |
(五) 资产营运能力较低 |
第五部分 讨论和政策建议 |
一、完善政府投入机制、提高卫生投入水平 |
(一) 政府投入对农村卫生机构的经营状况和经营行为具有重大影响 |
(二) 政府需要落实投资职能、提高投入水平 |
(三) 完善卫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四) 制定科学的投入分配方案 |
(五) 加强对财政投入资金使用监管 |
二、调整医疗和药品价格、促进健康发展 |
(一)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减少医疗亏损 |
(二) 控制药品价格、促进卫生机构合理用药 |
(三) 控制诊疗费用快速上涨、提高卫生服务供给 |
三、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卫生机构协调发展 |
(一) 继续推进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
(二) 进一步明确县乡村卫生机构的服务内容 |
(三) 开展卫生机构兼并重组、优化资源配置 |
(四) 开展县乡村卫生机构纵向合作 |
四、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居民卫生服务利用能力 |
(一) 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 |
(二) 建立和完善新农合门诊统筹基金 |
(三) 加强对供方行为的管理、避免诱导需求 |
(四) 建立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制度 |
五、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
(一) 加强成本管理,减少不必要支出 |
(二) 加强资产管理,提高资产利用率 |
(三) 加强负债管理,防范财务风险 |
第六部分 研究小结、创新和不足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发表文章 |
获奖情况 |
致谢 |
综述 |
综述参考文献 |
(10)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1.2.1 国外卫生政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卫生政策研究现状 |
1.2.3 天津市卫生政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的背景 |
2.1 国家宏观卫生政策环境与背景 |
2.2 天津市基本情况和卫生事业发展情况 |
2.2.1 天津市基本情况 |
2.2.2 天津市卫生事业发展情况 |
2.3 天津卫生发展面临的问题、需求与挑战 |
2.3.1 天津卫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2.3.2 天津卫生发展的需求与挑战 |
第三章 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主要政策和措施 |
3.1 以满足需求为导向,科学制定、实施区域卫生规划 |
3.1.1 区域卫生规划工作模式 |
3.1.2 坚持政府主导指挥 |
3.1.3 加强卫生全行业宏观管理 |
3.2 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卫生服务能力 |
3.2.1 初步探索阶段 |
3.2.2 全面发展阶段 |
3.2.3 深化提高阶段 |
3.3 加强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
3.3.1 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构建多层次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 |
3.3.2 加强农村医疗保障,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3.3.3 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推动医疗保障制度全民覆盖 |
3.3.4 关注城乡弱势群体,建设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
第四章 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绩效评价 |
4.1 健康状况及就医行为 |
4.1.1 健康水平 |
4.1.2 患病情况及就医行为 |
4.2 防范疾病经济风险状况 |
4.2.1 卫生总费用及其筹资构成情况 |
4.2.2 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情况 |
4.3 居民满意度和卫生系统反应性的情况 |
4.3.1 居民满意度 |
4.3.2 患者对卫生系统反应性的评价 |
第五章 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成效与启示 |
5.1 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 |
5.1.1 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提高 |
5.1.2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稳步推进 |
5.1.3 卫生资源布局“散、低、偏”的问题得到改善 |
5.1.4 医疗服务网络更加健全 |
5.1.5 卫生发展的公平性有所改善 |
5.2 天津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5.2.1 以满足需求为导向,循证决策、科学管理 |
5.2.2 注重政策和制度设计,推进卫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5.2.3 坚持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的组织保障 |
第六章 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
6.1 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6.1.1 涉及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的具体政策措施还不完善 |
6.1.2 居民疾病负担较重,“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依然较为严重 |
6.1.3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仍需加强 |
6.1.4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尚需加强 |
6.1.5 关系全市卫生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相对落后 |
6.2 政策建议 |
6.2.1 进一步提高卫生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
6.2.2 改革与完善卫生筹资结构,增强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 |
6.2.3 进一步完善社区首诊制和双向转诊制度 |
6.2.4 卫生系统应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人本观念 |
6.2.5 构建卫生系统绩效评价框架体系 |
6.2.6 推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增强居民自身健康意识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1.1 发展理念 |
7.1.2 发展战略 |
7.1.3 发展模式 |
7.1.4 发展思路 |
7.2 卫生改革与发展展望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附录 |
附录1 国家卫生改革发展文件目录 |
附录2 天津市卫生改革发展文件目录 |
综述 |
综述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大致坡计划免疫门诊流动人口儿童接种率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基层预防接种服务现状及趋势研究[D]. 孙辉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2]宜兴市丁蜀镇家长课堂对儿童家长预防接种行为干预效果分析[D]. 张益忠. 东南大学, 2019(05)
- [3]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D]. 马伟玲. 苏州大学, 2017(04)
- [4]重庆市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和健康人群麻疹抗体水平监测[D]. 李雯雯. 第三军医大学, 2016(06)
- [5]宁夏HIV/AIDS合并HBV、HCV、TP感染状况及部分HIV-1基因亚型的研究[D]. 尹婷. 宁夏医科大学, 2016(03)
- [6]亳州市2005-2013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分析[D]. 吴晗晗. 安徽医科大学, 2014(03)
- [7]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消除麻疹进展与措施探讨[J]. 马永胜,阿三,小永宗,拉木边宗.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14(04)
- [8]中国农村地区成人乙肝认知和乙肝疫苗接种的公平性及其分解分析[D]. 王镇. 山东大学, 2012(06)
- [9]华东三省市农村卫生机构财务状况研究[D]. 冀明奎. 复旦大学, 2012(02)
- [10]天津市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分析[D]. 陈丽洁. 天津医科大学, 2012(02)
标签:乙肝论文;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论文; 计划免疫论文; 免疫策略论文; 乙肝检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