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的人权派及其政治主张

一、土地革命时期的人权派及其政治主张（论文文献综述）

杨旭^[1]（2018）在《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研究（1921-194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林林总总,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基本问题使得不同思潮主体纷纷以各自的方式介入民族主义的问题域,围绕着民族主义的价值与诉求,通过思想活动与政治行动构筑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场域。这一场域的生成,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符合社会思潮发生的一般规律,又有其主体多样、诉求多元和价值多维的历史特征。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母题,民族主义思潮场域中各种主义话语争持消长,这既是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变化的集中反映,也是不同思想—政治势力竞争场域的话语领导权的现象投射。自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两度出入于民族主义思潮场域,最终实现了从重塑思潮到引领思潮的转变。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是在出入于民族主义思潮场域的实践中展开的。这一认识发展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自在意识上升为自觉意识的进展是分不开的。围绕中国共产党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关系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引领民族主义思潮的逻辑关系,本文从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五个方面出发,结构全文的论证。第一章考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关系,说明民族主义思潮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精英与民众、社会思想与社会心理的三重关系中成为社会意识与社会动员的场域。在此基础上,以民族主义思潮的主线、主题与主体三者之间的历史关联论证思潮场域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征,指出中国共产党如何弥合场域主题的断裂,如何影响思潮场域的发展演变,论证中国共产党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场域中最为重要的主体。第二章分析1921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本,从中发掘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态度,并说明1921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态度的历史变化,从而界定中国共产党在这二十八年间两次进入和离开民族主义思潮场域。在这一界定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出入民族主义思潮场域的过程中,分别持有肯定、批判及中性的三种态度,并分析具体态度所反映的认同逻辑与批判逻辑。第三章结合中国共产党两次出入于民族主义思潮场域的实践过程,分析在出场与入场的实践过程中对民族主义思潮认识的变化,说明主导认识变化的批判逻辑、认同逻辑和关系逻辑包含了理论与现实、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矛盾,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三对矛盾,并与思潮场域中其他思想—政治势力的竞争过程中不断探索的。第四章论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过程所包含的发生机制、发展机制与纠错机制。说明是什么决定了特定认识阶段性的初始形态是“先见之明”还是“先入为主”;特定认识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张力如何影响了认识自身的发展;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认识如何得以纠正,又如何加以预防。第五章以各种思想—政治势力竞争民族主义思潮场域话语权为切入视角,提炼中国共产党参与民族主义思潮场域话语权竞争的三种战略,通过对场域的结构、各思想—政治势力的话语竞争及场域如何生产主义话语领导权的分析,论证三种话语权竞争战略的成功实施是中国共产党重塑民族主义思潮场域的历史原因,并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夺取话语领导权,从而最终引领民族主义思潮的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引领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具有主体同一性和过程同步性,蕴含着“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领着讲”的发展逻辑。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代基本问题的转换,使得这一发展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了双向互动,只要坚持具备了利益平衡性、价值超越性及认同开放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引领新时代的社会思潮。

刘晓慧^[2]（2018）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法治建设提高到崭新高度,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分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历史进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边区实际有机结合,借鉴和发扬中央苏区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法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成为革命根据地法治建设的模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宝贵的直接借鉴和本土资源,对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建设为主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阈,遵循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论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前提,认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法治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奠定了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和改善边区社会条件是其实践依据。第二部分梳理了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开展立法工作,协同推进执法与司法,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论文第三部分论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民族性、人民性、灵活性和示范性特征。第四部分聚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现实启示,明确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将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不仅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也对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胡伟希^[3]（2013）在《中心与边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文中认为前言本文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的研究,很自然,首先就遇到一个如何界说知识分子的问题。说起"知识分子",人们首先会想到劳动分工,将"知识分子"与"脑力劳动"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其实,这一看法虽然广泛流行,却是一个不确切的定义。原因很简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社会上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体脑分工的界线也渐趋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以是否从事脑力劳动来界定知识分子已失去意义。更重要的是,"脑力劳动者"的说法过于笼统,因为"脑力劳动"有多种多样,它模糊了"脑力劳动者"与起源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的区别。

姜玉齐^[4]（201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态度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的认识是在国际国内两方面的背景之中展开的。其中国际背景是指,革命与战争是时代的主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欧洲、俄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是巨大的,日本、欧洲、俄国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路径。国内背景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观念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避害意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东方、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能够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理论需要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较量初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总体状况是：均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具有纷繁的复杂性；各种思潮在激荡交融中争夺话语主导权。本文选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较大影响并且中国共产党与之有直接联系的社会思潮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思潮是三民主义（孙中山）、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革命环境中对三民主义（这里指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经历了三个阶段：①夸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性或相同性,对其采取完全否定或完全肯定的态度;②初步认识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表示愿意实行三民主义;③对三民主义形成了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拥护、继承与借鉴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既有重要的意义,即在理论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上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即曾对三民主义持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态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革命环境中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经历了五个阶段：①认为自由主义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对其持排斥的态度;②认为自由主义有反封建的进步性,主张联合自由主义者；③认为自由主义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对其持否定的态度;④认为自由主义在团结抗日、发展民主上有进步性,团结争取自由主义者;⑤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改良性和进步性,将思潮与人物区别对待。中国共产党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既存在合理、恰当之处,即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的意义;也存在一些不足,即曾对自由主义思潮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对一些自由主义人士言辞过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的认识及批判,经历了一个从不够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①认为中西文化已是“魂游墟墓”,对两种思潮持排斥和反对的态度;②重新估量中西文化,在对两种思潮的批判中主张综合古今中西文化以创造新的文化；③认为中西文化中含有“精华”与“糟粕”,在对两种思潮批判中阐明了科学的文化观。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的认识和态度既有重要意义,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即曾对这两种思潮曾持绝对否定的态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态度中彰显了先进性,即中国共产党正确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主题,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社会思潮中彰显先进性的途径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社会思潮；在对待社会思潮中贯穿辩证的批判精神：在对待社会思潮中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满足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在对待社会思潮中彰显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对待社会思潮中积累了经验与教训,主要经验有：一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社会思潮,形成反帝反封建的共识;二是把批判和建构相结合,实现理论创新;三是在革命实践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势位”；四是树立科学的文化观,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五是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问题。教训有：在对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态度中防止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极端倾向；对一些社会思潮主体的批评避免言论过激。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认识和态度的主要经验、吸取其教训,关照现实,这就要：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把握新时期我国社会思潮的总体态势和特点以及现阶段“引领”的时代意蕴；一切从实际出发,增强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努力探索新时期引领社会思潮的科学路径。结语论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认识和态度的整体性思考。

丁威^[5]（2011）在《中国中间党派研究：1937-1949》文中研究说明1937年-1949年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这一历史时期在共和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党派发展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和领域,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这段历史进程的研究,进而总结基本经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同时,对于进一步做好党派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和我国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本论文由导论、五章和结论构成。导论：明确论题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明确了论题的重难点,明晰了论题的研究论域和研究方法,阐明了论题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中间党派概述。主要包括中间党派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条件；中间党派的内涵及与中间势力、民主党派、中间力量等概念辨析；中间党派的特征和性质等。第二章：抗战期间中间党派的历史演变与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历史变迁。主要包括抗战初期的中间党派的主要活动与国共关系；抗战后期中间党派的主要活动与国共关系；抗战时期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与贡献。第三章：解放战争期间中间党派的历史演变与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历史变迁。主要包括解放战争初期的中间党派的主要活动与国共关系；建国前夕中间党派的主要活动与国共关系；解放战争时期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与贡献。第四章：中间党派的历史转变与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主要包括中间党派的历史转变的条件；中间党派的历史转变与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包括发展道路的转变、政权组织形式的转变、政党合作制度的转变、政治协商制度的转变等。第五章：中间党派历史转变的经验、启示与思考。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取得中间党派支持的的主要经验及中间党派抛弃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中间党派历史演变的历史启示和思考等。结论：阐明了本研究的重难点的突破以及本论题的可能的创新之处,并对本论题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做了分析,表明了今后将要努力的方向。

陈任远^[6]（2011）在《民主与建国—中国中间路线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中间路线是一条在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上相对于国共路线而言的改良型路线,虽然说它以此旗号正式出现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但事实上它自20年代末国共相争开始就出没于国共路线的夹缝之中,并且随着时势的改变而日趋凸显。是以本文以国共之争为背景,以民主建国为主线,以中间派人士的言行为依据,运用历史学与政治学方法,对其发展脉络、相应特征、基本精神、具体主张进行比较详细的阐释和分析,并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做出应有的评述。同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说明以民主建国为主旨的中间路线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对其推崇者——中间派人士的探索精神与爱国情怀予以充分地肯定。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一方面对选题的缘起与意义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论述,另一方面对当前有关中间路线的学术研究状况进行简扼的梳理和陈述；此外,在概念上对中间路线与中间派人士进行厘定的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创新点和不足也做了相应的介绍。第二部分即第二章,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士人在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拷问上不成功的事实,以及国共因之而出现相争的局面,从而在这样一种时势的风云际会中,中间路线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而如此的出场背景,无疑既为中间路线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了足够的生态空间,也为其日后淡出历史舞台提供了合理性依据。第三部分即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对中间路线本身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和剖析。其一,以时间为经线,对中间路线的发展脉络进行详细地梳理,同时对其在不同时段所呈出来的基本特色进行分析和论证；其二,从中间路线的历史传承、根本性质、使用手段、存在背景与表现形式等五个层面对其特性进行深入分析,目的在于说明中间路线不仅是一条相对于国共路线而言的政治路线,而且具有明显的自我特质；其三,在对中间路线中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同时,还对其跟中间路线相结合的原因进行详细的探讨,此外,也对中间路线所包含的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村治主义等思想进行了论述,旨在说明中间路线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其四,一方面以民主和建国为基点来论证中间路线的基本政治目标,另一方面以民主与自由为视角来探讨中间路线的基本政治理念,从而在根本上达到凸显其政治主张的目的。其五,为彰显中间路线的党派立场,一则分析其与国共路线的同异,突出彼此间除却救亡这一共同的政治目标之外,在指导思想、政治手段以及党政关系的处理等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二则通过对中间派人士在处理跟国共关系时所扮演的矛盾角色的分析与论证,从而表明实践中的中间派人士在其路线的导引下,既充当起国民党的诤臣和诤友,也充当起共产党的对手与盟友；三则站在中间路线与国共路线的角度,对中间派人士在国共之间扮演矛盾角色的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突出相互间的差异。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是讲中间派人士围绕现代化问题,在社会改造、文化与经济发展诸方面提出一系列的观点和主张,进一步使中间路线具体化。就社会改造而言,主要以作为中间派人士重要组成部分——乡建派人士改造乡村为对象,一则对其对其改造乡村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梳理,二则对其在发展乡村经济、教育和医药卫生以及重建社会秩序方面的实践进行举证,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中间路线为了救亡与建国的需要,并非只在意于政治的改良,也在关注着社会的改造。就现代化而言,在肯定中间路线必须对文化与经济现代化问题作出回应基础上,一方面对中间派人士在传统现代化问题上出现分歧的表现与原因进行评述,另一方面对其在经济现代化建设重心的确认上所形成的主要观点及其原因进行论述。第五部分即结语,其一,从政治生态恶化的角度来论述中间路线淡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同时也对第一章中间路线的出场做出呼应;其二,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论证民盟十足道地的共和国方案所具有的超越性和空想性,从而借以彰显中间路线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与历史意义。

张春想^[7]（2010）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研究（1927.7-1937.7）》文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进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之间、中国共产党与非马克思主义党派之间等就中国社会性质、革命道路、革命领导权、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前途、土地革命路线和白区工作方针等若干问题发生了争论。本文遴选了当时有影响的几大论争:中国共产党同第三党的论争、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中国共产党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论争等进行研究。论文先分别阐述每次论争的背景、经过、主要问题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最后对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进行反思。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论争的研究分析,以求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有一个更微观、更清晰的了解,并为推动新时期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赵文铎^[8]（2008）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在现代中国政治史的演进中,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占有其他政治、社会力量所不能替代的位置,同时,中国政治舞台另一极不可忽视力量——中间势力,作为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三种力量的冲突与合作构成了现代政治史的丰富画面,成为主宰中国政局发展的主要推进力量。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互作用,使得政局纷繁复杂,国共两党与中间势力之间的关系的分化组合成为左右政局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对抗战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进行探讨和分析,进而剖析出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的异同,以及对政局走向的影响。本文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通过对前人着述的梳理,考察出这一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之所在,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对国共两党九?一八事变后的中间势力政策进行考察,在对中共排斥政策、国民党镇压政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两党这一时期中间势力政策的差异。第二章:考察华北事变后国共两党中间势力的调整:中国共产党开始修正中间势力理论;与中间势力携手共筑统一战线;联合逼迫国民党政府抗日对敌等政策。国民党限制的松动:部分参政机会的开放,容纳各派共同救国;开放抗日言论,取消部分民主限制;对左翼势力的民主活动进行镇压政策。通过对上述政策的考察,比较出此时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的差异。第三章:对全面抗战时期的两党中间势力政策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出这一时期两党政策在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上是有相同之处的,在总的发展方向上是进步的,但二者存在很大差别,即在对中间势力的地位认同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中共对中间势力的政策是出于真诚合作,而国民党是权益利用之举。第四章:对于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进行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共与中间势力从联合参政到联合执政的转变以及帮助中间势力组织化等政策以及国民党由宽容到严格限制等政策进行评析,并对这一时期两党政策的异同进行比较。第五章:重点战略反攻阶段两党中间势力政策,着重考察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对自己命运前途评估的基础上而对中间势力采取的不同政策:即中共的加强统战,共同建国政策,国民党的限制与争取政策。进而比较出二者政策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政治取向以及主动团结与被迫争取的方式不同。第六章: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进行整体分析和评价,得出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启示。结语:对整个抗战时期两党中间势力的演进、各自政策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

刘丽,胡槿,杜华^[9]（2004）在《2003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认为

傅静^[10]（2005）在《意识形态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文中研究指明自从不列颠的轰轰炮火,炸开了紫禁城古老而厚重的大门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1840年至1949年,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就是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及奋斗,引发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一系列的变化。社会存在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成了各个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改造社会的工具。有鉴于此,我选择了《意识形态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作为博士论文,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1840年至1949年这个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来考察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将论文的内容框架设计为三大部分:一、五四之前:两大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诞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经历了由萌芽、形成到基本成熟的发展历程。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缓慢,没有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就始终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共居这一社会中,其相互间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萌芽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裂变两次鸦片战争的中外接触,在宁静沉闷的思想界掀起了阵阵波澜,一些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士开始总结中国失败的原因。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清王朝专制制度的弊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开始表现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羡慕。在此期间,外国的传教士也有意无意地将西方文化、社会风俗、科学技术、政治学说、议会制度及民主思想传播于中国。那些出使西方国家的中国外交人员,更是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感触颇深,也情不自禁地与中国相比较。中国不仅在军事方面不如西方,即使在制度方面也不如洋人。在内外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围绕着如何治国展开了争论,促进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传统的“重义轻利”到“逐利”的转变;从“天不变,道亦不变”到“因时变通说”的转变;从传统的夷狄观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转变: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建立近代化工业体系的转变;从重农抑商到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工商立国的转变。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萌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传统的封建秩序受到了冲击;地主阶级出现了分化: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近代文化教育事业诞生;产生了买办、资本家、工人阶级等新的社会力量;旧式的农村也发生了变化,有的地方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原料市场,农业经济结构出现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洋务运动的大潮。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只学习西方的器物长技,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依然强大,洋务运动最终陷入失败的境地。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萌芽,打破了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冰,社会迈向近代化。 （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因素的增加 甲午一战,中国败于一向被国人瞧不起的聂尔小国日本之手,整个中国被激怒、被惊醒。救亡图存,改革封建弊政的呼声,迅速增强。资产阶级维新派顺势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康有为将西方的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圣人崇拜相揉合,让进化论披着孔圣人的外衣出场了。他们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向中国人民灌输,只有改革封建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们倡言在政治上开国会,实现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文化上建立新式的学堂,培育新式的人才。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唇枪舌战,终于推动了戊戌变法的进行。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弱小,封建顽固势力太过强大,戊戌变法最终被镇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场运动使整个社会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社会发展变化的时尚学说;中华民族的精神发生巫变;为求民族的生存,甘愿把敌人当成榜样来效仿,改变封建专制成为国人的共识。尤为特别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国民进行了启蒙,自由民权、国家学说、改造国民性相继出现,社会现代化的因素逐步扩大与增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 （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成熟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 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扬武扬威,封建清王朝的摇尾乞怜,使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必须用暴力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在这场奋斗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本成熟。孙中山在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民生史观的指导下,提出了三民主义及其政治主张,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反清革命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宣传中,形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阶层。他们以宣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探讨未来中华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为己任,引导大多数中国人民认同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人权派及其政治主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土地革命时期的人权派及其政治主张（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态度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中间党派研究：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6）民主与建国—中国中间路线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7）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研究（1927.7-1937.7）（论文提纲范文）

（8）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意识形态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四、土地革命时期的人权派及其政治主张（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研究（1921-1949）[D]. 杨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研究[D]. 刘晓慧.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3]中心与边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J]. 胡伟希. 中国思潮评论, 2013(00)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态度的研究[D]. 姜玉齐.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5]中国中间党派研究：1937-1949[D]. 丁威. 西南大学, 2011(09)
• [6]民主与建国—中国中间路线研究（1927-1949）[D]. 陈任远. 湖南大学, 2011(05)
• [7]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研究（1927.7-1937.7）[D]. 张春想. 安徽师范大学, 2010(03)
• [8]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中间势力政策比较研究[D]. 赵文铎. 东北师范大学, 2008(05)
• [9]2003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4(05)
• [10]意识形态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D]. 傅静. 山东大学, 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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