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中的监督问题及其应用

一、委托-代理理论中的监督问题及其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张毅^[1]（2021）在《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 ——基于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模式以其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等特质而备受推崇,承载着政府绩效改进和政府公信力提升等美好的治理愿景。但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治理愿景与现实图景之间存在着显着鸿沟,评估过程的形式主义、评估结果的运用失力等问题使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面临局部失灵,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理想效用存在名不副实问题。如何增强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不仅成为摆在政府和第三方评估机构面前的实践难题,也构成了学界日益关注的重要理论命题。本文聚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在结构-功能理论视阈下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理想功能发挥的结构性障碍,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挖掘,力图为增进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提供新的理论参考与智力支持。纵观国内外既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问题描述、原因分析与对策探讨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视角与解释维度上的多重启发。不过,既有研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也存在诸多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既有成因阐释存在碎片化问题,缺少一个系统的分析架构。这一方面导致在理论上难以清楚区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的表面原因与深层原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问题表现与问题诱因等,难以形成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与成因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不利于找准不同维度的问题症结及其相对定位,针对其结构性偏差实现定向施策。其次,在研究观点上,既有研究多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归因于政府部门或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利益偏好、目标冲突等主观动机因素,亦或必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因素,而较少系统探察其中主体能力因素,尤其是政府部门能力缺陷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独立性与权威性的客观影响。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研究多理论分析而少实证研究,有基于多案例的量化统计分析而鲜有基于典型案例过程的定性分析,缺乏在深度解剖多元行动者行为逻辑及其互动结构基础上,系统打通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的各方影响因素。为此,在参鉴既有研究进展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挖掘,推进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系统性研究。本文以结构功能理论为分析视角,并融合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相关分析维度,得出了一个拓展性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组织-工具-执行”分析框架。首先,框架中的三个维度分别指向政府委托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参评政府部门三个核心行动者,以及三者在第三方评估活动中各自侧重承载的组织性功能、工具性功能、执行性功能。其次,本文在依据“三元”主体及其功能类型划分搭建的主架构基础上,将影响各主体理想功能发挥的因素归结为“选择—能力”双重维度。其中,选择维度关涉三元主体各自在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过程中的利益偏好、目标冲突等主观因素,能力维度关涉三元主体担负各自功能的客观能力因素。基于“组织-工具-执行”框架下的“三元二维”因素分析,本文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影响因素一方面进行归纳整合,从碎片化到结构化;另一方面进行细化、拓展,从片面到主客观要素兼顾,从而在总体上实现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成因的系统化挖掘与阐释。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借助实证案例A省的土地整治项目,对其第三方评估过程进行了深描,从中管窥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的系统成因,发现:首先,在组织层面,政府委托部门因组织功能发挥中的政治置换与规范悬浮问题,引致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异化,构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价值脱嵌因素;在工具层面,第三方评估机构主要因工具性功能发挥中的自我规约与专业势差问题,引致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专业性妥协,构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代理风险因素;在执行层面,参评政府部门主要因执行性功能发挥中对项目信息的理性过滤和供给偏误问题,引致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权威性消解,构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信息偏差因素。整体来看,价值脱嵌、代理风险与信息偏差分别在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组织、工具、执行环节,构成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阻滞因素,三方面因素兼具先后性与独立性、相互诱发且整体聚合,既分别侵蚀着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也合力构成了制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构性矛盾亦给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改善设置了潜在障碍,包括主体选择因素调节的权衡性障碍、能力因素克服的客观性障碍、关键因素识别的模糊性障碍以及结构性矛盾调节的嵌入性障碍等。对此,本文在结合既有研究发现与观点的基础上,从系统性调适而非绝对管控、多元价值制衡、代理升级以及信息助推等层面,对如何通过基础理念与基本策略的优化,破解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优化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及其障碍等,进行了方向性思考。

程宇^[2]（2020）在《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培养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并发挥着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民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均为世界第一,初步搭建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职业教育仍长期存在着供需失衡、政策实践异化、结构不尽合理、布局亟需优化、政府市场职责不清、企业主体缺位、整体办学条件薄弱和体制机制不通畅等问题,滞后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实的重要瓶颈。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动能,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联网技术应用背景下,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生产方式、需求结构、技术环境都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冲击,亟需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趋势、矛盾、功能和发展路径进行重新认识。同时,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做深入研究,以便为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实践发展提供正确的改革思路。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出发,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更加强调公益性属性的不同,职业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围绕产业社会需求办专业等方针,使中国职业教育带有更强烈的“经济属性”。职业教育属性的界定为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奠定了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在供给上应当主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供给效率,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结合,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其次,从职业教育的内涵出发,结合已有文献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对职业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就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能够确保合理配置职业教育的各种资源,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在与经济互动发展过程中形成职业教育自身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再次,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出发,总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变迁历程,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成熟模式和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将顶层设计和基层视野相结合,提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原则和切实对策,对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基础。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清晰界定职业教育、产业发展、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内涵,是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梳理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领域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内涵,现代产权理论延展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边界,教育经济学理论为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提供了动力支持,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框定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现实问题。本部分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逻辑和宏观发展特征,以及详细阐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并深入探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为后文的相关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问题导向和现实依据。第三部分,实证研究。本部分重点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和现代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运用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估算,并使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的,运用灰色关联系统模、因子分析方法对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效应的综合评价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市场主体共治能力,增加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缩小职业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得出实证结论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第四部分,国际经验。本部分首先对德国、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运营模式和成功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模式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总结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实践经验和不足之处。其次为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对策建议。结合国内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现实问题以及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在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原则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发展、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等相关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职业教育运行模式,不断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再进一步强化学校具体实施的执行力,建立基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人才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供给模式,并完善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

刘乐^[3]（2020）在《人际网络视角下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影响分析及选择研究》文中指出老旧小区管理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影响居民幸福感与获得感的关键,而管理模式问题是老旧小区管理难的重点所在。不同种类的管理模式便意味着对住区内共有财产的不同管理方式,这将直接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居民有必要选择适合小区现状的管理模式。由此将引发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如何判断各类管理模式为居民带来的影响;其二,如何根据这种影响来选择适当的管理模式。根据Mark Granovetter的研究,居民在小区内的各类行为内嵌于其所处的人际网络。因此,从人际网络视角出发,探究现存管理模式的影响,并结合这种影响为老旧小区选择适当的管理模式将成为解决现有问题的重点。本文共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老旧小区居民人际网络的形成并分析其演化规律。先从单位制小区与商品房小区的人际关系特点入手（单位制小区指房改前由单位承担小区管理职能的住区,是多数老旧小区的前身;商品房小区指由市场化企业承担小区管理职能的住区,是物业社会化的结果）,通过居民特征分析得到了人际网络演化的起始端与终点端;而后借助复杂网络理论构建老旧小区人际网络演化模型,并进行人际网络生成实验,得到了不同规模、不同演化程度的人际网络;最后通过实验结果分析,发现了老旧小区人际网络演化规律。第二部分研究人际网络视角下老旧小区各类管理模式的影响。先分析现存五种管理模式的内涵及其组织方式,得到了人际网络视角下各类管理模式的具体影响,并将其网络化为边与节点的重构方式;而后借助复杂网络理论构建老旧小区管理模式影响模型,并进行管理模式影响实验;最后通过实验结果分析,发现了人际网络视角下各类管理模式的影响及其在应用中的特点。第三部分基于各类模式影响提出老旧小区管理模式选择对策。先借助社会认知理论与已有成熟量表来阐释问卷的构成,并通过对陕西省10个地级市共1238份有效问卷的数据统计,发现了老旧小区管理模式在四个方面的关系;而后将问卷统计结果与仿真实验结果进行比较,验证了实验的有效性;最后基于已有结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提出老旧小区管理模式的选择对策。本文依托陕西省软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老旧小区管理模式分析”（2018K RM050）写成,目的是为了通过分析人际网络视角下老旧小区各类管理模式的影响,探究老旧小区管理困境的根源所在并为老旧小区选择适合的管理模式提供参考。

何松龄^[4]（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孙蕊^[5]（2019）在《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会计重要性原则,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制约和指导着企业会计实务工作。相比于谨慎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等其它会计原则,重要性原则应用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判断特性。但会计理论界对会计重要性一直缺乏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近些年来,国际会计权威组织开始关注会计重要性问题。2011年,欧洲证券市场机构（ESMA）发布了《财务报告中关于重要性考虑》的咨询文件,在界定重要性术语,主要信息使用者特征以及财务报告目标的基础上,重点针对会计政策、中期报告、附注披露等涉及重要性判断和决策的问题的考虑因素设置征求意见。为了提高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IASB在2015年发布了《IFRS实务声明:财务报表中重要性应用的征求意见稿》。同年,FASB也发布了有关于“重要性决定”（Materiality Determination）的一系列概念框架修订项目征求意见稿;2017年,为使得公司管理层在财务报告信息编制方面更好地运用重要性判断,IASB制定并向公众发布《作出重要性判断的实务声明2》（Making Materiality Judgements:Practice Statement 2）。这一系列项目或声明反映出西方会计组织对重要性原则应用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在完善重要性概念、尝试制定相关非强制性实务指引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我国目前仅将重要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一纳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尚未制定关于会计重要性及实务应用方面的准则、解释或指引。随着近些年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步伐加快,以及企业经济业务和资本市场环境日益纷繁复杂,我国亟待对重要性原则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而且这对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保护都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是基于“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重要性基础理论构建—重要性判断及框架理论构建—重要性应用的实证检验—重要性应用指引制定建议”的研究脉络,按研究内容和性质不同可大致划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梳理和评述了有关重要性及判定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并阐述了后续核心内容探讨的理论基础。第二层次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详细阐述了会计重要性思想的产生、应用与演化。第三层次是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尝试分析并建立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判定的概念理论框架;这其中又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会计重要性概念及作为信息质量特征特征的解析和重构,第二部分是探寻影响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外部环境,第三部分是尝试分析重要性判定机制和判定标准,以及建立会计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第四层次是重要性概念应用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自愿性重述和财务报告舞弊两个视角,分别检验关于错报重要性评估和内控缺陷定量重要性标准设定对管理层行为的影响。第五个层次是分析我国建立应用指引的必要性和提出设计建议。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及相应研究结论按照次序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七个方面:第一,采用历史演进和制度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梳理自古代簿记时代、近代会计时期和现代会计时期三个不同阶段重要性思想在会计中的应用和演进,并分析了会计重要性思想历经“自生自发性秩序—会计惯例—正式会计制度”的制度演化路径。会计重要性应用的演进过程是具有内在规律性的:首先,会计重要性思想运用与演化深深根植于一国经济社会制度与商业环境变迁,因而对重要性原则的应用和把握不能忽略社会发展与会计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控制活动,恰如其分地应用重要性原则可以提升会计信息处理效果和质量,有利于细化会计核算和收益计量,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最终提升企业业绩;此外,重要性的应用囿于会计目标的发展变化。第二,通过比较分析会计重要性现有的不同定义发现,目前的重要性基本定义涵盖视角和可理解程度较低。在定义基础上,总结了重要性的概念特征可分解为三个维度:基于特定主体背景、信息使用者导向以及依赖于专业判断。结合重要性特征,并借鉴西方哲学价值理论、经济学效用理论等,对重要性相关概念进行重构:在本质属性和概念内涵的认识方面,会计重要性可以被表述为:基于特定主体环境下,是一种为满足主要信息使用者决策需要为导向的价值判断,在会计信息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等程序发挥着制约和行动导向性作用;普遍运用形式反映在会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评估财务报表项目或事项等信息的错漏报是否会对财务报表整体表述造成重大影响。第三,阐释和分析了影响重要性原则应用的内外部环境。在宏观文化环境方面,一国会计文化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重要性水平评估和应用。树立良好的会计价值观可以通过二次投射作用,激励和驱动会计人员按照会计标准规范来施行会计工作,使得会计制度和会计信念刚柔并济,共同影响着他们对重要性原则的运用。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监管的最主要目标是保证财务报告信息质量,此种环境对会计人员作出合法合规的职业判断起到强有力的约束和引导作用。而且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新商业模式,其对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最大影响是企业价值创造和传递方式的变化,使得投资者、债权人、监管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关心的会计报表信息发生改变,这进一步又对会计信息重要性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企业内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为财务报告编制中重要性应用提供了内部制度保障,一定程度上约束指导着管理当局决策行为。第四,探讨了重要性判断标准、机制和特征,借鉴西蒙“有限理性”理论,本文提出提高重要性判定质量的途径是加强程序理性,减少三类程序非理性偏差。优化重要性判定的质量,就需要加强规则理性,减少规则的不完备性;在加强认识理性过程中,首先要通过学习和实践训练以弥补会计判断人员的“知识差”,借助于判断和决策辅助工具,弥补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行为理性约束方面,为避免严重的行为非理性造成的重要性判定偏误,需要制定严格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并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以保证管理层以及相关会计人员能够作出客观公允的判断。基于对重要性判定理论的探讨,构建了财务报告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第五,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重述公告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报表错报重要性程度对管理层财务重述行为意愿的作用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更倾向对于数量和性质重要性程度均较低的财务报表错报进行自愿性重述;相反被监管部门责令要求更正的公司财务报表差错的数量和性质均较严重;进一步发现若上市公司前一年度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会减弱错报数量重要性程度对自愿重述的影响。第六,基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制度及重要性标准设定的相关理论,考察了2011-2017年度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首次设定未变更的内控缺陷重要性定量标准对后续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设定重要性定量标准的上市公司中,其首次设定内控缺陷重要性水平越低,则发生后续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这种情况在非国企、两权分离度较高、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和外部审计质量较低的公司中显着。结论支持了上市公司管理层很可能存在利用重要性标准的自利动机这一路径。第七,基于重要性及判定的理论构建及实证检验,分析了我国制定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必要性。我国会计准则的原则导向性决定了在实务中具体应用重要性时,更多依赖于会计职业判断:其一,会计准则执行、重要性职业判断和建立应用指引三者之间是存在双向逻辑互动关系的。其二,重要性应用指引的建立,一定程度会提升不同利益相关者关于财务报表重要性应用问题的共同知识比重,有助于共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其三,会计重要性本质上是原则导向的价值判断,制定相关方“共识性”的应用指引可确保职业判断中隐性知识得到有效传递。设计应用指引需遵循目标导向原则、差异性规定原则以及程序表现原则。最后在应用指引设计的主体内容、重要性判断的整体程序以及应重点明确的警示类条款三个方面提出相关设计建议。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会计重要性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基于严谨的规范性理论分析,融合管理学、经济学和哲学视角的相关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会计重要性概念本质是一种价值判断,从而得出了有异于以往研究的观点。并对比分析重要性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的定位,提出满足重要性信息质量特征的充分条件。以上创新点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重要性原则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第二,会计重要性判定的理论研究。重要性判定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界的一大难点,国内鲜有关于这方面的相对系统的理论探讨。本文在分析会计信息重要性判定特征,数量、质量判断标准,以及判断机制的基础上,从加强程序理性、减少程序非理性偏差这一视角,提出了提升重要性判断质量的路径,并尝试构建重要性职业判断框架。以上创新之处可为会计人员在编报财务报告信息过程中更好地作出重要性判断提供一定理论指导,并对制定我国重要性应用指引提出设计建议。第三,会计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化的探究。基于制度演化经济学视角,梳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会计时期重要性思想及制度演进过程,总结了重要性思想运用与演进的三大规律。其创新之处在于从历史演进、会计技术和理论发展的层面,探索重要性思想的产生及其演进,这可以认为是对会计重要性系统、深入研究的一个逻辑性起点。第四,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重要性应用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实证研究。在实证检验报表错报信息重要性判断对自愿性财务重述影响时,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我国上市公司以重大事项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的差错更正公告中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国内鲜有文献探索关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自愿重述行为和错报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具有一定创新性。第五,在探讨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定量水平设定与财务报告舞弊关系时,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制定内控缺陷认定的重要性定量标准是否具有治理作用,以及内外部治理环境对上述两者关系的影响。创新点在于,以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审计师对重要性判断的研究,很少从管理层视角来探究对于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标准设定与自利动机之间是否存在显着关系,这对验证重要性定量标准的执行效果以及如何完善内控缺陷重要性标准具体设定方面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吴建祥^[6]（2019）在《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经理管理防御行为普遍存在,严重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现有文献关于经理管理防御所引致的经济后果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如何治理经理管理防御的研究成果较少。如何有效防范和约束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中函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微观上与企业经理个人特征和公司内部治理有关,中观上与企业行业特征有关,宏观上与企业外部治理环境有关。行业特征主要包括产品市场竞争、风险不确定性等,外部治理环境主要包括市场化程度、法律制度、投资者保护等,这些因素的作用效果依赖于外部市场环境的发展和完善程度,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和滞后性。经理人防御行为与公司内部治理有直接的关系,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配置方式,公司内部治理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可追溯到企业控制权配置。管理防御行为与企业内部控制权配置关系密切,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行为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良好的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人行为具有监督和制约作用,能抑制管理防御行为;另一方面,若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失衡,其直接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可能诱致经理防御行为。因此,有必要分析企业内部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治理作用,现有研究对此问题研究较少。在我国企业控制权配置不完善的情景下,我国企业控制权配置是制约还是放纵了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呢?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产生怎样的影响?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疑问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企业控制权配置、经理管理防御以及两者关系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配置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遵循“控制权配置（结构）——经理管理防御行为（行为）——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结果）”的逻辑分析框架,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研究:（1）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2）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公司治理视角下,控制权配置主要涵盖了股东大会构成与议事规则、董事会构成与决议机制、经理层权力分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力制衡。微观上企业实际控制人对控制权的分配与制衡产生较大影响,以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控制权主体,按控制权权能在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配置路径,从实际控制人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来分解和刻画企业控制权配置状况。我国A股上市公司是成熟的上市公司,有完善的控制权配置体系,故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具有多样性,如偏好股权融资、投资短视、减少研发投资等,某一种财务选择行为是否为经理管理防御行为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分析,也可能出现经理自为而不自知,导致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很难直接度量。以结果代替行为的方法,用管理费用率作为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替代变量,将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归结为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结果的直接影响,并考虑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对第二个问题,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机理。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是探讨两者之间的影响路径,根据控制权配置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提炼出控制权配置→董事会治理行为→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和控制权配置→经理自主权→经理管理防御程度两条主要作用路径,探讨其传导机理并检验影响路径。其次,考虑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调节因素,从薪酬激励影响经理防御内在动机视角,考察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控制权配置结构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成果和创新性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对企业控制权配置理论进行扩展,并构建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指标。界定了企业控制权的含义,基于控制权权能配置视角,认为股东大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具有决策控制权,经理层具有经营控制权,阐述每种控制权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特征。随后对控制权配置中各控制权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进行分析,揭示控制权配置的核心是控制权分配与制衡,控制权配置是实现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重要载体。以实际控制人为控制权主体,从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按控制权权能配置路径,从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三个层面提取公司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为后续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2）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企业控制权配置结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效应。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年-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实际控制人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选取的11个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都有显着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3）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主要路径。控制权配置主要通过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监督机制是指通过控制权的分配与制衡,决定了企业内部监督的有效性,从而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动机和能力;激励机制是指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经理行为空间,经理控制权的分配以控制权回报具有激励效应,影响经理防御的机会和能力。再结合经理防御行为形成的重要条件监督不力与经理权力过大,将董事会治理行为和经理自主权确定为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两条主要路径,实证检验了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主要路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a）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显着影响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负相关,董事会治理对经理防御行为起到抑制作用,董事会治理行为在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或遮掩作用。（b）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显着影响经理自主权,经理自主权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正相关,经理自主权对经理防御行为起到促进作用,经理自主权在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或遮掩作用。（c）控制权配置中的控制度与制衡度特征变量通过提高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和降低经理自主权的路径最终负向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程度。（4）考虑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存在情景性条件,从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影响经理公平感知和防御内在动机的视角,实证检验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发现: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程度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显着正相关,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显着地调节了控制权配置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影响,当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越高时,实际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委派董事比例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治理效应减弱;股权制衡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经理人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和经理层持股比例这六个制衡度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治理效应减弱,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促进作用增强。以上研究结论深入揭示控制权配置结构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微观作用机制和深层原因,扩展和深化企业控制权配置治理作用的研究成果,也为上市公司完善企业控制权配置、约束和防范经理自利行为、缓解经理管理防御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证据。

彭超^[7]（2019）在《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构建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双重压力下,新旧矛盾交织,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为保证经济平稳发展,防止系统性风险发生,积极的财政政策被提出要“加力提效”,即在加大减税降费和支出力度的同时,要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然而,实践中财政资金沉淀问题突出,不断揭露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现状,尤其是在财政政策重点发力的领域,政府逐渐形成“无钱发展、依靠举债”和“资金沉淀、无法使用”的矛盾局面。在更加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中,如何解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目标,既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或服务需求的数量,又保障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质量,以免发生财政风险进而引起系统性风险,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因此,本文以财政资金统筹使用为研究对象,以机制设计理论、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基础,围绕当前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的构建展开讨论。首先,本文从理论分析出发,分别分析了机制设计理论、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与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内在联系,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构建寻找科学的理论依据,并从基本要素、改革定位、关系处理三个方面给出了长效机制构建的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指导。其次,从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现状出发,以财政存量资金作为探讨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效果的指标,评价统筹取得的效果,并得出在政策不断出台和推进的背景下,财政资金统筹使用产生了一定效果。但进一步分析发现,统筹空间被压缩、统筹能力被限制的困境制约了统筹效果的产生。随后,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财政资金统筹使用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关系,得出统筹效果越好,效率越高的结论,提出在当前财政收支矛盾抑制改革效果的背景下,打破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刻不容缓的观点。进而,本文就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的成因进行探究,认为统筹困境主要是因三个方面产生的:一是各主体利益诉求和利益分布的差异性,包括多元利益主体的差异化、利益主体博弈的非合作化、政府行为惯性和制度中的冲突与失衡;二是信息不对称的执行偏差,包括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三是激励机制中的激励相容“缺失”。并通过实证检验,分析利益和信息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影响,得出了与前文理论探讨中一致的结果,即利益格局固化与存量资金的产生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信息公开程度越高,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效果越好,存量资金越少的结论。基于此,提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的构建方法,从目标、原则、路径和基本框架出发,通过强化执行有效性和实现多元共治局面,依托信息互通建立共享机制、依托内部制度完善激励机制、依托外部监督形成约束机制、依托利益协调实现协同机制,构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最后,提出应从完善的治理结构、匹配的制度改革、科学的预算编制三个方面给予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七章:第一章:导论。结合当前我国发展现状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提出“经济人”、有限理性等假设,并对文中涉及的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利益格局等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结构、研究创新等。第二章:相关文献评述。第一,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包括了学者们有关存量资金盘活和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观点和政策建议。第二,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研究进行了文献整理,包括了支出的效率、支出的影响、支出的结构三个方面。第三,总结了机制设计理论的相关文献,包括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应用研究和对我国改革中具体问题的探讨。第四,对相关文献综述进行总结和分析,认为当前学者倾向于将财政资金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进行探讨,在对资金统筹使用方面倾向于就表面问题提出短期政策建议,并且没有上升至理论高度,缺乏向后续统筹机制构建的延伸。因此针对目前文献中的缺陷,本文从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出发,以机制设计理论等理论为基础,以打破困境和机制构建为重点,构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第三章: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本章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构建中涉及理论的内容、模型、框架等进行论述。第一,从机制设计理论内涵出发,提出机制设计理论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具有的指导意义。第二,基于统筹中利益诉求不同的统筹主体间存在博弈关系这一客观事实,对博弈论内涵进行论述,并从博弈论视角下论述博弈论与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联系。第三,财政资金统筹使用中涉及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必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阐述,为后续研究搭建统筹机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给出了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的理论框架,包括了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构建的基本要素、定位以及应处理好的关系等。第四章: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现状及困境。首先,以财政存量资金作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效果指标,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现状进行分析,得出近年来我国在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其次,从问题出发,得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困境:在政策文件不断出台的背景下,既存在受支出格局影响导致的统筹空间压缩,难以缓解现阶段财政收支矛盾的困境;又存在着由于管理、政策、制度等原因导致的统筹能力受限,难以更好地支持国家重点领域保障的困境。最后,利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率的关系,得出统筹可以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突出了在当前改革背景下,打破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的急迫性和重要性,为后续研究给出定量支持。第五章: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的成因探究。本章主要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进行深层次的原因探究,为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切入点。首先,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存在的利益隔阂进行了阐述,认为财政资金难以统筹的先决条件就是在不同的利益格局下,各统筹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进而形成资金流动桎梏、难以统筹的局面,加之原有利益的路径依赖和改革成本,加深了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难度。其次,基于财政资金统筹使用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这一客观事实,结合理论基础,得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的成因。第六章: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的成因检验。基于前文分析可以得出,在利益驱动下,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使得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难以发挥最大效果。本章从实证的视角出发,选取政府规模和财政透明度作为衡量利益、信息的指标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的成因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利益格局和信息有效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影响。第七章: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构建的探索。本章是全文的重点,目标是构建具有长期有效性特征的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机制。第一,对长效机制的顶层设计进行论述,包括了指导思想、目标、原则等内容,给出了长效机制构建的框架图。第二,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进行具体构建,包括了共享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协调机制四个方面。第三,从根本保障、制度保障、技术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长效机制的保障措施,包括了完善的治理结构、匹配的制度改革、科学的预算编制等内容,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构建做出贡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构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框架。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构建长效机制以实现财政资金的统筹使用,因此引入机制设计理论,并根据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特征,基于利益诉求和目标函数的差异,结合博弈论、委托代理模型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的成因进行分析,认为不同利益格局形成的不同利益诉求、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信息无效、激励机制不合理导致的激励不相容是统筹困境产生的原因。随后从困境出发,依托理论构建了一个包括信息、激励、约束和利益的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框架。在该框架中,应包括共享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协同机制等机制,并认为要实现上述机制的构建,应依托信息互通、内部制度完善、外部监督、利益协调等方式。第二,为解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以财政资金统筹使用为研究对象,从改革发展中的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研究,针对当前该方面缺乏深层次、系统性的可借鉴文献这一特征,提供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框架,并通过机制的构建,为解决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具体来说,从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存量资金分别展开了探讨,且就我国而言,统筹已渗入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突出表现在对各行业、各领域、各级政府的统筹要求上,相关的理论研究体系也逐渐形成。然而就财政资金的统筹使用这一特定主体的探讨,还相对较为缺乏。因此本文以存量资金作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效果指标,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中存在的困境、成因及对策建议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配置效率做出贡献。第三,实现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以定性分析结合定量分析为研究手段,创新性地引入了实证模型对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进行成因检验,弥补了现有研究中缺乏定量研究的不足。本文通过构建模型,从利益和信息两个方面出发,探索了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困境的成因,并得出了相关结论:一是利益格局越复杂、利益固化程度越高,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效果越差;二是信息透明度越高,统筹效果越好。信息不透明时,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存在困境,在加入其他变量后发现,财政信息透明度对统筹效果不显着,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目前信息公开程度不够;三是财政资金透明度提高可以抑制利益固化,统筹效果增加,存量资金减少;四是在不同区域中,受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城镇化进程程度等影响,利益、信息对统筹效果产生的效果不同。

刘维^[8]（2019）在《组织冗余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文中指出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及企业经营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技术创新已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长远发展的立身之本,在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及提升企业长期价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企业的经营活动还是投资活动,都需要相应的资源作支撑,尤其是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发投入活动,更是需要大量资源的持续性投入,然而由于研发活动的高风险性、收益滞后性且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研发投入通过外源融资渠道受限,主要依靠企业内部积累资源。基于研发投入特征,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的困境,而除了必要的外部资源支持,企业内部的冗余资源也可以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资源来源,尤其是在企业可获得的外部融资有限的情况下,转化利用内部的冗余资源支持研发投入,从而增强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组织冗余资源能否发挥积极作用,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从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企业管理者由内找到一条途径,将企业的冗余资源配置到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研发投入当中去,解决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避免研发中断给企业带来的巨大调整成本,从而有效保证企业研发的持续性推进。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将融资约束变量纳入到了组织冗余与研发投入的研究当中,阐述了组织冗余对于融资约束的影响机理,且在指标测量上更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鉴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行业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合理,为组织冗余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利支持。鉴于此,本文采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2012-2016年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其中电子、信息技术和制药三个行业,其中研发投入数据的处理滞后一期,试图检验组织冗余对于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组织冗余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实证研究发现:（1）组织冗余中未吸收冗余和已吸收冗余会显着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但是已吸收冗余的作用更强;（2）组织冗余与融资约束呈负相关关系,即有助于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3）组织冗余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扮演了部分中介的作用,上述回归检验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丰富了组织冗余的经济后果和影响机理的相关研究。从公司层面可以:（1）逐步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高新技术应充分重视研发活动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管理层不应急功近利,应保证持续充足的研发投入强度;（2）充分利用企业内部存在的组织冗余,优化完善公司内部的冗余资源结构,重视组织冗余对研发投入与公司成长性产生的影响;（3）提升企业冗余资源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发挥组织冗余资源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从政府层面可以:（1）政府应该积极关注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问题;（2）积极推动风险投资参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利用社会资本扩宽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渠道;（3）政府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银行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信贷支持,完善公司债券市场。企业应合理利用冗余资源,保持适度的冗余资源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灵活性和战略适应性。

余懿洋^[9]（2019）在《委托代理视角下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政经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政治和社会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从政府到基层村民都对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和监管提出更高要求。政府在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也有所变革,浙江省于2015年已完成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农村集体资产以股权形式分配给全体集体经济成员。同时也推广实施农村集体“三资”（资源、资产、资金）管理制度,各县区在本级农业部门下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公室,在乡镇（街道）设置“三资办”和“三资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指导辖区内农村“三资”管理工作,包括农村集体“三资”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并对集体“三资”管理情况、集体经营情况和其他收支情况进行定期的审计。此外,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共同构成了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本文的分析研究对象是浙江省现行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方法,分析浙江省现行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中的审计委托代理关系,探究该审计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应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分析模型提出完善的具体措施。在委托代理视角下,浙江省现行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是两层审计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为农村股份合作社股民,社会审计中介机构和农村股份合作社构成的三角审计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层是政府、职能部门和农村股份合作社董事会构成的三角审计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两层关系中,占主导的是第二层审计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审计委托代理关系作用发挥极少。这样的审计模式因审计委托代理关系不合理且缺少对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存在委托代理理论中代理问题。对此文章提出建立四方审计委托代理关系的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在委托人、审计人、代理人三者关系中引入一个“第四方”,在政府审计部门下成立一个“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管理中心”,用于协调原先农村股份合作社股民和政府两个委托人的关系,整合原有审计资源,组织审计人独立高效地实施对经营人的审计。以此为基础,应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引入代理人能力的变量,进行参数化分析,将分析结论作为设计委托人和经营人之间,委托人和审计人之间的激励机制的参考依据。

王薇^[10]（2019）在《工程建设标准采纳行为研究》文中提出建筑业是我国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是其他行业发展的基础,在社会总产值中占有重要地位。工程建设标准是保障建筑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促进建筑业技术进步与创新的重要媒介。然而,纵观我国建设工程领域,违背强制性标准、降低标准甚至不采纳标准的行为时有发生,导致建设工程领域安全问题不断,给人民生活和社会都带来不小的损失。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业也面临着不断升级转型的趋势。传统建筑业向新型建筑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好的将新技术、新工艺结合新材料与新设备不断地融合到未来建筑业的发展应用中,这就需要施工企业将新涌现的推荐性标准不断的运用到施工过程中。有效采纳推荐性标准,是不断地改进以及优化施工过程,转变建筑建造方式、提升建筑品质以及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持与保障,有助于促进建筑业的升级转型,促进建筑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如何控制施工企业的强制性标准采纳行为和激励推荐性标准采纳行为,是关系到建筑领域健康、长久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标准、工程建设标准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动态博弈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基础进行研究,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扣工程建设标准采纳行为这一主题,深入剖析工程建设标准采纳行为的概念体系,为研究奠定基础。依据工程建设标准的基本法律属性,参照施工企业标准采纳行为异化的动机,将工程建设标准采纳行为划分为两类,分别是强制性标准采纳行为以及推荐性标准采纳行为。对于强制性标准采纳行为,施工企业在成本考量、工期追赶等多因素影响下,存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理性,因而会产生不按标准施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推荐性标准采纳行为,存在着收益不确定性,施工企业不能很好地确定采纳推荐性标准的未来收益情况,因而会存在由于未来不确定性而采纳动力不足的问题。针对两种情况,在定性分析两类标准采纳行为存在问题以及原因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分别构建博弈模型,阐明两类标准采纳行为中各相关主体的动态博弈行为,为分析强制性标准采纳行为的控制与推荐性标准采纳行为的激励奠定基础。在深入剖析工程建设标准采纳异化行为基础上,按照委托代理理论与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架构,分别构建了施工企业基于经济理性的强制性标准采纳行为约束控制模型与基于不确定性的推荐性标准采纳行为激励优化模型。对施工企业强制性标准采纳行为,采取约束控制措施,在控制合约中加入激励、惩罚措施分析不同策略对其行为动向的影响,同时提出引入信息公开的方式以提高监管效率。对于推荐性标准采纳行为,加入激励措施、监管措施以及公众监督进行各参数不同影响的分析,同时提出引入声誉机制以提高激励效果。为验证针对工程建设标准采纳行为构建的约束控制与激励优化模式具有有效性,引入元胞自动机的研究方法,对强制性标准采纳行为和推荐性标准采纳行为进行仿真研究。参照元胞自动机的基本理论,结合施工企业标准采纳行为构建仿真模型。对不同类别的标准,采用对比仿真的方法,分析不同参数模式下,施工企业的标准采纳行为动向。通过仿真,展示了施工企业标准采纳行为的演化动态,研究了不同措施对施工企业行为动向的影响,最后针对不同类别的标准,提出规范施工企业采纳行为的对策建议。

二、委托-代理理论中的监督问题及其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委托-代理理论中的监督问题及其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 ——基于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人际网络视角下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影响分析及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组织冗余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9）委托代理视角下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工程建设标准采纳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委托-代理理论中的监督问题及其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 ——基于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考察[D]. 张毅.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D]. 程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3]人际网络视角下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影响分析及选择研究[D]. 刘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5]会计重要性原则及其应用问题研究[D]. 孙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6]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机理研究[D]. 吴建祥. 西安理工大学, 2019
• [7]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长效机制构建研究[D]. 彭超.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8]组织冗余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D]. 刘维. 新疆财经大学, 2019(01)
• [9]委托代理视角下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模式研究[D]. 余懿洋. 华东交通大学, 2019(03)
• [10]工程建设标准采纳行为研究[D]. 王薇.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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