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西方影响力新书

一、2003年西方有影响的新书（论文文献综述）

郭强^[1]（2021）在《《荀子》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谢双峥^[2]（2020）在《古代四时养生思想的历史发展及文献研究》文中指出四时养生是中华传统养生的重要内容,在养生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四时养生历史悠久,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方法,而且有着系统的思想理论,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近年来随着传统养生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关四时养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对四时养生的历史发展及其文献的系统研究,仍属阙如。有鉴于此,本课题从文献调查入手,充分运用目录学、文献学、历史学、诠释学等研究方法,对四时养生的历史与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分析,旨在揭示四时养生的历史发展轨迹,总结各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特点,全面收集存世的四时养生文献,进行合理分类,并对文献载录的四时养生的内容方法作出简要归纳,以便为深入开展四时养生的文献与理论研究奠定一个初步基础。本论文即为课题研究的成果报告,大体分为历史发展与文献研究两大部分,共十五章。具体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四时养生的内涵研究。在简要辨析四时概念的基础上,对四时养生作出了具体界说,认为四时养生就是根据春夏秋冬四时阴阳变化规律,结合人体自身的体质及脏腑气血特点,合理安排精神情志、饮食起居、生活劳作等行为活动,并采取积极的调摄养护手段和方法,以达到维护健康、预防疾病、延缓衰老乃至延年益寿的目的。第二章,先秦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的初始和奠基阶段。上古时期,中华先民就有了顺时养生的初始观念和早期经验积累。夏商周时期,通过天象观察和物候认识,以《尧典》、《夏小正》、《礼记·月令》为标志,表明对四时变化的规律有了较深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对四时养生均有理论阐述,尤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代表,初步奠定了四时养生的基础。第三章,秦汉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的确立阶段。以《黄帝内经》为标志,构建起四时养生的理论框架,包括四时养生的思想基础、宗旨目的、原则纲要和内容大法。第四章,晋唐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丰富充实阶段。无论是医家、养生家,还是早期道教学者,均是在《内经》四时养生的基础上,进行某些方面的充实和完善。第五章,宋元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是四时养生的突破创新时期,提出了四气摄生、摄生月令、养生月览、四时养老、四时导引、四时饮食、四时宜忌、四时用药等一系列命题,四时养生有着专门化的逻辑发展趋向,并形成了专门的着作文献。第六章,明清时期的四时养生思想。该时期四时养生呈现全面繁荣兴盛的景象,表现为着作众多、月令扩充、方法类聚、程式精致、世俗流行,四时养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七章至第十四章,为古代四时养生文献研究。第七章为古代四时养生文献概述,在介绍古代四时养生文献一般情况的基础上,对古代四时养生文献进行了简明分类,包括月令养生、四季养生、逐月养生、节令养生、时辰养生、运气养生、养生宜忌共七大类。从第八章起,即按照七大类的每类一章,逐章对每类文献的一般情况进行概括性阐述,并对每类的重点文献进行了专门介绍。第十五章,古代四时养生的主要内容。根据前述七类四时养生文献所载养生方法经验的总结和分析,古代四时养生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精神调摄、脏腑调摄、起居调摄、饮食调摄、运动调摄、服食调摄、药物调摄、疾病预防、宜忌调摄等九个方面。每个方面均列举了代表性的方法或进行了概括性的说明。研究形成以下结论:一、四时养生的内涵十分丰富,其核心要素为:春夏秋冬四时有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时会出现反常;人体各有特点,对四时变化的适应各有不同;四时养生的关键是合理安排日常生活行为和采取必要的调护方法;四时养生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健康、预防疾病、延缓衰老。二、四时养生有着悠久的历史,肇始于先秦,确立于汉代,《黄帝内经》构建了四时养生的理论框架,晋唐时期有所充实完善,宋元时期获得创新性突破,明清时期更为繁荣兴盛。三、四时养生文献中众多,从载体上来说可分成单篇、散在或专着三类。按照内容,可分为月令养生、四季养生、逐月养生、节气养生、时辰养生、宜忌养生、运气养生共七大类。四、四时养生的内容宏富,方法繁多,根据文献载录,可以分为精神调摄、脏腑调摄、起居调摄、饮食调摄、运动调摄、服食调摄、药物调摄、疾病预防、宜忌调摄九个方面。

刘素娟^[3]（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吴洪成,蔺士琦^[4]（2019）在《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述论》文中研究表明编译日本学校教科书是清末留日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留日学生成立编译机构团体从事教育、历史、地理、经济及哲学为主的多种教科书编译活动。这些教科书通过媒体刊载、印行并输入国内,适应清末"兴学"热潮中"新学制"推行的需求,有效解决了教科书匮乏的问题,其对近代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璐^[5]（2019）在《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劳动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基于对劳动这一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命题的深入研究和逻辑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性变革;也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劳动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劳动解放前景的希冀,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从历史的审判、现实的批判,以及未来的研判中构成了一个在时空上贯连的逻辑严密的理论整体,并由此成为了在当代依然具有理论阐释力和实践价值的思想武器。而当我们潜入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和阐释时,就又会发现,对劳动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概念本身,因为这个议题的考察可以串联成一条清晰的主线,而顺着这条脉络,我们便有可能得以探寻到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整体性建构逻辑。也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和批判劳动的本质和矛盾运动规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而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和对于整个人类劳动境况和生存境遇的反思,历史唯物主义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意涵。只有看到人,看到使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劳动,我们才能看到劳动过程所必然依托和建立的人的社会和人的历史关系,由此也才能真正寻找到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力,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了望到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文的总体研究思路为:理论溯源→文本解读→观点辨析→理解维度→当代价值。具体来说,一是以“广义”的理论来源为考察,即突破“三大来源”解读说,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人类思想史的灿烂星空中考察,通过立体的、整体的、演进的马克思主义时空视野来研究。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为依据,通过对文本按时间顺序的考察和阐释,对劳动观进行一个孕育、萌芽、创立、发展、延伸的理论发展轨迹的追寻,以期在历史动态的文本视域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总体的劳动观加以梳理。三是注重劳动观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交锋”,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科学道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辨析与批判;并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间关于“劳动观”理论内容表述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通过对每一个阶段主要代表着作的文本解读,辨析出理论的前后联系,进而展示出劳动观阶段性和总体性的统一。四是延伸和拓展对劳动观阐释的理解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内容与方法的具体联系中,深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劳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劳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认识,深化对劳动观本身的认识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内核的认识。五是将理论研究关照于当代现实,在前述历史的、文本的、辨析的解读基础上,让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劳动观在理论、实践、价值的当代视域中发声,进一步阐发马克思恩格劳动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上述的内容,本文总体形成的观点或可能的创新点有如下几个:其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思想家通过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也必须在尊重思想承继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其“发展史”的历史语境,阐明理论与这些“思想酵素”的源流关系,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评价为依据,实事求是的把他们之间的思想互动机制呈现出来,由此才能真正“走进”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解释学处境。其二,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本身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去形成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科学依据。对劳动历史资料的充分考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是以对历史事实材料的占有为前提的;而在人类劳动史的解读中,历史唯物主义抽象的哲学范畴和概念定义,也在现实经济活动各自具体化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哲学理论与社会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劳动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内在嵌合,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真正实现了反转抽象理性的哲学革命。其三,“劳动观”的理论内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整体,单纯的割裂它们,谈论哪一个理论自身的演进,都是单薄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提法,就是强调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意境中去探寻劳动观的全部理论内容,坚持把劳动观视为是一种具有复合性、开放性、历史性的理论学说,进而在对劳动观的整体性把握中,更深刻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完成对自身丰富的、复杂的、完整的构建的。第四,对劳动的认识必须回归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这一哲学概念之中,由此,劳动观的理论张力才能真正凸显出来。“劳动观”是属于历史观范畴的,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才科学回答了劳动是人类从动物界超越出来的历史活动,也正是从对劳动、劳动力、劳动关系、劳动者、劳动解放的新的定位中,形成了解释历史的新的哲学派别,即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故此,马克思必然得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发展史必须用劳动发展史来解释这样的独特结论。第五,美好生活的希冀正与劳动者的劳动处境、劳动尊严、劳动权利、劳动价值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探寻的“劳动”问题,不仅是对人类解放未来思考的珍贵启迪,也是留给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探寻的意义生长点。物质财富越充沛,科技越发展,越需要去反思和审视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越需要去尊重和敬畏人的劳动创造和人的智慧成果。物质生产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必须要靠物质生产来超越,而人正是所有物质生产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掌控者,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类社会才会进入文明的新境界,也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才能在这种最基本、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真正的、真实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季念^[6]（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提出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邓燕^[7]（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提出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韩红^[8]（2019）在《佛教信仰与隋唐五代入冥故事研究》文中提出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五代达到鼎盛发展时期,佛教的因果报应、地狱等观念与中土冥界观念相互碰撞与融合,久而久之演变成流传甚广的中土冥界信仰体系,这在入冥故事中均有体现。通过搜集隋唐五代涌现出来的载有入冥故事的诸多资料,如文史作品、佛教典籍、敦煌文献、碑刻壁画等等,对该历史时期入冥故事文献本身及所见冥界活动进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个案分析,有针对性地探讨隋唐五代入冥故事中的佛教因素,以期理清隋唐五代民众生活及信仰的诸多方面。本文以隋唐五代作为时间主轴,以入冥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思路,设定相关研究方法,展开如下研究工作:首先,追溯考察佛教传入中国后古代入冥故事的衍生机制和发展演变过程,对原始思维中巫术及先秦诸子生死观、儒道思想交融下的本土生死观以及佛教传入影响下的生死观进行一一梳理,故此了解了隋唐五代入冥故事衍生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背景,继而分析该历史时期冥界信仰的体系架构,对隋唐五代冥界信仰形成宏观把握。其次,在搜集整理隋唐五代文人叙事作品、佛教典籍以及敦煌文书中所见入冥故事的基础上,考究入冥故事题材来源、勘定故事类型划分、归纳总结入冥叙事模式,从文献学角度对隋唐五代入冥故事进行归纳、整理,为展开入冥故事的全面研究奠定基础。再者,通过对隋唐五代入冥故事中的冥界审判进行观照,逐一分析其中的审判对象、审判官吏、冥界律法、审判流程以及冥审结果等,并选取《冥报记》所载典型冥判故事进行个案分析,具体而微地审视佛教影响下的冥判流程及体系,发掘它与现世官府审判的异曲同工之处,继而探究冥判故事在宣扬佛教理论、维护统治阶级地位、引导规范社会风气、教化民众等诸多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意义非凡。最后,选取家喻户晓的目连入冥救母故事为案例,分析隋唐五代入冥故事中所见业报轮回思想。在众多文献资料中,以隋唐五代敦煌文献所载此类故事最为详实,故选取S.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来进行个案分析,在观照目连救母故事的人物设置、地狱惨烈状貌以及所呈现的佛教业报轮回思想的同时,给予世人警醒、劝人向善,达到教化民众、宣扬佛教思想之功用。

刘爱广^[9]（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研究说明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邢路路^[10]（2019）在《清末天津地区西学书籍流通研究（1895——1911）》文中提出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对西学的需求增多,西学传播速度加快,作为西学主要传播媒介的西学书籍随之更广泛地流通和被阅读。天津是推行洋务事业和新政事业的中心地区,西学书籍在天津地区的流通、编译和出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甲午战争之后,天津发售西学书籍的书肆明显增加,除了本地设立者外,外地书店也在天津设立分号,书业呈现出繁荣之势。以直隶官书局、西学官书局为代表的官方西书发售系统,和以文美斋、商务印书馆、大公报馆为代表的民间西书发售系统,是天津市场上西书流通的两类主要机构。甲午战后最初以官方的西书发售机构为主,庚子后则以民间书店为主。除了书店的书籍售卖,天津的近代图书馆、新式学堂图书馆、天津青年会等机构也有西学书籍的收藏。西学书籍的流通意味着西学新知的传播。这一时期天津市场上西学书籍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分为三类:自然科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时务书籍以及教科书籍。各类自然科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都十分常见,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西学新知以书籍为媒介体系化、系统化地传入天津。西学传播过程中国人应对时局变化撰写的政论、游记等书籍作为时务书籍出现。新式学堂的兴办及其西学课程的设置,使得西学书籍以学堂教科书的形式出现并在天津各级学堂流通,这也是这一时期西书流通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此外,晚清的科举制改革使得西学的生存空间扩大,一些西学书籍成为科考的参考书,社会上一些帮助士子应试的书籍也包含西学内容。西学书籍流通的背后,不仅是清末天津图书市场变化的反应,也体现着天津社会知识风气的变化。士人、官员、新式学堂师生以及其他对新学有兴趣的社会人士成为西书的主要阅读者和新知识的主要接受者,他们在应对时局变化中自觉不自觉地接触西学新知、阅读西学书籍,由此带来了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变化,其中许多人如严修、徐世昌、王襄、宋则久等,不仅是天津地区西书阅读人群的代表,也通过西学书籍的阅读逐渐开始了社会变革的实践。

二、2003年西方有影响的新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西方有影响的新书（论文提纲范文）

（2）古代四时养生思想的历史发展及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7）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8）佛教信仰与隋唐五代入冥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10）清末天津地区西学书籍流通研究（1895——1911）（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3年西方有影响的新书（论文参考文献）

• [1]《荀子》文学研究[D]. 郭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古代四时养生思想的历史发展及文献研究[D]. 谢双峥.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0(01)
• [3]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4]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述论[J]. 吴洪成,蔺士琦.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 [5]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D]. 韩璐. 兰州大学, 2019(02)
• [6]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
• [7]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佛教信仰与隋唐五代入冥故事研究[D]. 韩红. 兰州大学, 2019(02)
• [9]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清末天津地区西学书籍流通研究（1895——1911）[D]. 邢路路.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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