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主权原则及其面临的挑战（论文文献综述）
王瑶[1]（2021）在《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外交布局全方位展开。作为跨国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群体数量不断壮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关注对象。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在树立国家形象、增进国际交流、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体上,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能够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但受个体成长经历、海内外复杂环境以及多元价值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赴海外留学生的价值观念变化不定,一些不端行为屡禁不止,甚至出现有辱国家形象的异常行为,这损害了国家形象与利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作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内容,思想政治教育以政治教育为核心,关注个体的思想、道德和心理,是引导思想观念和规范言行举止的综合教育实践活动。关注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的思想状况,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和引导效用,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课题。当前,针对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群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诸多问题,或散落分布于留学前的培训讲座,或流于形式,既缺乏实质内容,又未形成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因此,强化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弥补其“缺位”造成的各种问题,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本文在对主题研究进行基本概述的前提下,梳理了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时代特征、政策支持及教育管理等方面寻求经验借鉴。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引。同时,推拉理论、承认理论以及跨文化理论等西方相关理论为研究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参照视角。在对留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其他学科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跟踪调查和访谈等途径,以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法治观和道德观为多元考察视角,充分了解并挖掘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状况,探明该群体的现实需要和面临的现实困扰,寻求与该群体相契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入点。因留学生行前准备工作不充足、留学教育体系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观照、留学应急管理机制尚未形成、国外负面舆情的不良诱导以及种族主义带来的多元文化冲突等因素,中国赴海外留学生在思想政治层面主要暴露出爱国言行备受争议、文化认同漂浮不定、政治态度相对漠然、心理状态孤独失序以及法治素养较为薄弱等问题。中国赴海外留学生面临的各种思想政治问题是多种因素交互的结果。分析影响因素,挖掘问题本质,并据此提出有效规范中国赴海外留学生言行的对策建议,有助于规范中国赴海外留学生言行,使其自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侵蚀与渗透,增强自身的国家认同感。针对出国前、留学中和回国前三个教育场域,本文从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制度体系四个层面提出相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案。一是教育主体层面,加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留学前以思政课教师协同专业课教师为主体,加强行前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留学中以使馆工作人员带动公派教师为主体,强化留学生思想动态关注;回国前以学历认证人员对接学联组织为主体,合力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对接工作。二是教育内容层面,实现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留学前以课程思政做好行前思想教育;留学中以问题为抓手把控留学生动向;回国前以职业规划促进留学生再社会化。三是教育方式层面,链接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功能:留学前以“反向内省”助力留学教育顺利开展,通过留学生乐于接受的实证教育方式,推动留学生行前思想政治教育落地有声;留学中以海外服务协同教育推进教育方式转化,建构互信基础上以服务功能向教育功能过渡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回国前以共情引导教育方式有效激发留学生报国热情,通过发挥同辈群体效应、榜样示范作用以及优化回国软硬件设施,引导留学生学成归国。四是制度体系层面,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分阶段落实,重在构建全方位的机制保障,最终形成系统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能够切实解决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系列难题,提高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郑宽[2]（2021）在《“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研究》文中指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涵盖中国的云南省及中南半岛,是沟通太平洋到印度洋,东亚到东南亚地枢纽要地,具备较为重大的地缘战略价值,其本身也蕴藏着较为丰富的资源。同时,这里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世界各大势力利益交汇和集中角力的地区,因此,澜湄次区域承受着较大的政治安全压力,澜湄次区域内的各国建立适合于本地区的政治安全机制成为了倒悬之急。随着澜湄合作机制的建立,澜湄次区域国家之间的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在不断加深。澜湄合作机制运行五年以来,整体上已经较为成熟,且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作为澜湄合作成立之初就已确立“三大支柱”之首的政治安全,澜湄合作机制还尚未建立起在该领域的一个整体性合作机制,这也不符合澜湄次区域国家政治安全压力日益增大的现实。政治安全作为澜湄合作机制的三大支柱,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当属于澜湄合作机制的一部分,其与澜湄合作机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政治安全的概念来看,政治安全应当包含领土主权、政权稳定、意识形态与部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内容。目前,澜湄合作成员国已在部分领域进行了有关政治安全的合作,且有了专门的机构与相应的机制。并且,也有了对政治安全合作发展安排的纲领性文件。但是,就目前澜湄合作成员国进行的政治安全合作而言,缺乏了一个整体性的机制安排,合作定位也尚没有明确,在合作领域和合作形式方面亦需要拓展。其原因在于澜湄合作成员国在政治互信方面有所不足,澜湄合作机制缺乏一个可以统一协调政治安全合作的机构,并且,澜湄次区域域外国家对当地的干预,也使得澜湄合作成员国在政治安全合作方面面临着较大的阻力。当前澜湄次区域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政治安全形势与压力,各国存在相互之间的领土主权矛盾,各国内部也存在内部的民族分离等势力威胁本国的领土主权安全,各国的政权稳定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着其自身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与挑战。除此以外,澜湄次区域各国也面临着足以威胁到本国政治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澜湄次区域六国面临的这一系列安全问题,凸显出了尽快建立“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对与“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本文使用了国际机制理论和建构主义两种理论分析工具。国际机制论解决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形式层面的问题,即明确“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原则与规则,明确机制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并就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建立整体性的协调机构,以统筹和协调整个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运行和发展。在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问题上,也应当注意对拓宽政治安全合作内容与拓展政治安全合作形式的机制安排。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是解决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内核层面的问题,要使得机制具有良好的运行效果与可持续性,需要解决机制内生动力的问题,建构起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有意识的互动来建构次区域内的共有知识,建立起澜湄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次区域整体发展的利益,影响澜湄国家对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行为,以此来共同推动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使得澜湄六国的政治安全合作更加具备持续性,这是保持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具有持续性和有效性的深层次途径。
魏冉[3]（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指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曹文[4]（2021）在《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文中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各国政府、产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欧盟首个联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机制立法——《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为案例,试图回答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和投资开放的欧盟为什么建立统一的外资审查机制?二是欧盟建立的外资审查机制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强制性审查机制,而是非强制性的合作机制?既有研究未能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文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三个层面的工作文件、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大量文献,以及对欧盟官员及商会、智库人员的一手访谈资料,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欧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性出发,基于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和一种规范性力量的“独特性”,从利益偏好、制度和规范三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为欧盟外资政策调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本文首先在考察外资国别和产业分布的基础上,分析欧盟外资审查立法中的主要行为体——核心、外围以及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分歧与妥协,尤其是核心国家德、法基于不同偏好的合作;第二,从权力分配与议程设置的角度梳理欧盟外资审查立法的决策制度与过程,分析共同商业政策与资本自由流动原则、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不同欧盟机构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第三,从非物质因素的角度探讨国际投资政策的新变化及其对欧盟规范升级的影响,包括欧盟如何利用所谓“布鲁塞尔效应”,维护其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本文认为,欧盟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及该机制非强制性的性质与特征,是欧盟成员国利益博弈、欧盟内部权力分配和国际规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欧盟一体化在外资政策领域的具体延续和应对全球化最新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其价值观念与规范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与美国主要出于权力竞争的目的限制外资不同,欧盟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不能简单界定为保护主义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确保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保障欧盟内部资本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在政治上维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协调一致,进而强化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身份认知。本文的主要创新与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证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盟的研究贡献直接投资领域的案例,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外资—东道国分析框架,尤其论证了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在利益界定与制度形成中的重要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提供注脚。
贾鑫鑫[5]（2020）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背景下的东盟灾害治理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盟国家地处三大板块的交界处,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与此同时东盟成员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加剧了该组织应对灾害时的脆弱性,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使得东盟成为世界上最易受灾害破坏的地区之一,灾害威胁成为东盟成员国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之一,关系着东盟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减轻区域内灾害风险,加强以东盟为中心的应对灾害的集体反应,保障人民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需要成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研究发现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东盟灾害治理正处于从消极的灾害救援向以防灾备灾为重点的转变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纳尔吉斯风暴以及2013年海燕台风等案例的分析发现,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灾害治理合作尚未成熟,主要表现为区域救灾资源系统的乏力,缺乏权威性的决策机制以及意识层面的脆弱等问题,形成一种制度先进与执行力落后并存的矛盾性局面,并没有达到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关于“一个东盟、一种反应”的灾害治理要求,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还处于理论高于实践阶段。
赵乔[6]（2020）在《西方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研究 ——以《塔林手册2.0版》为例》文中认为当今世界的网络空间处在不断蓬勃发展的过程之中,目前已经演变成人类的“第五空间”。同时,网络空间也是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发挥作用的新兴领域,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地带。网络空间的特殊属性使其在表现形式上与传统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如网络主权对国家主权的消解问题,网络治理与传统社会治理的冲突等问题。近年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层出不穷,给网络空间治理带来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震网”事件、“永恒之蓝病毒”事件等,如何防范网络风险,如何管理网络空间,谁来负担网络安全责任等问题愈发突出。因此,国际学术界越来越注重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相关问题,并从政治、技术、法律等诸多领域,就网络新秩序的构建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与探索。《塔林手册》正是国际专家对网络空间适用国际习惯法的首次尝试,希望将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法律规则,延伸入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塔林手册1.0版》的问世引起全世界范围的关注。虽然该手册不具有法律强制力、政治立场也相对中立,但它在解决网络冲突问题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所代表的网络治理理念也引起国际学者的争论。由于《塔林手册1.0版》的专家组均是来自美、英等西方网络强国,部分专家甚至是军方重要人员,他们主导制定的规则也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所以,国际学者纷纷对此提出质疑。针对这些争议,编写组更换了专家,并于2017年出版《塔林手册2.0版》,以回应国际学者提出的质疑。《塔林手册2.0版》不仅继承了第一版中对网络战时法的规定,还扩展到和平时期网络行动的相关规范。从倾向来看,《塔林手册2.0版》的部分规则仍然具有片面性,即倾向于西方网络强国的利益,而不利于中国、俄罗斯等网络发展中国家网络技术与高新技术的发展。《塔林手册2.0版》中适用国家主权原则的真实目的是为手册网络战争部分做铺垫,希望从网络主权角度将网络空间军事化、网络武器合法化。从规则解释来看,《塔林手册2.0版》存在限制解释和过度解释的现象。如通过对自卫权的限制解释和过度解释两个方式,达到扩大侵略手段而限制救济手段的目的。从内容来看,《塔林手册》关注网络战争规则与和平时期网络行动等方面,即网络冲突部分的相关规则,但没有涉及对于个人刑事犯罪、网络使用者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并存在对特定领域创设“应然法”的倾向。因此,网络空间相关规则的制定仍需要国际社会的更多参与。中国的网络技术在飞速发展,“5G”等先进通信技术更是处于世界先列,这些都使中国日益成为网络大国。但是,中国在参与网络空间治理时,仍会遇到诸多挑战。中国的互联网基础技术,如网络路由、传输协议等,仍受制于西方网络强国。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仍需进一步提高,以及在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时,所提出的倡议与原则被翻译后极易产生歧义。虽然中国依然面临西方强国的技术封锁,但国际大环境依然利于中国的网络技术发展。中国倡导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生动表达了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上的态度。相较之下,中国的网络空间治理理念与倡议,对促进当前网络空间格局的合理转型和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制定,将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变革与发展时期,加强网络空间的顶层设计、完善网络空间规则,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化等,已成为中国主动参与网络空间的治理进程的重要任务和使命,同时也是中国构建造福全球的“网络空间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叶海君[7]（2020）在《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跨境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研究逐渐成为各国/地区关注的重点。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在全球层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国际社会上关于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形成以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为主的三大模板,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它们作为参考标准。美国由于本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跨境数据的流动,因此,倾向于实施宽松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规则,并且谋求对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制定的领导地位。欧盟从保护个人隐私权利的角度出发,推行严格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俄罗斯则基于数据主权的理念,设置了严苛的数据本地化规则。然而,由于各国的规则差异较大,而且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弊端,导致不同法域之间的规制冲突日趋严峻,加之跨境数据流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其难以平衡自身带来的隐私保护、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等相关问题。现有的规则也无法应对上述问题,而且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还面临理念、技术和机制层面的三重挑战。因此,为了有效发挥跨境数据流动的价值,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本文尝试着从WTO的角度入手,并对其面临的三重挑战进行深入思考,以期能够提出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的建议。首先,厘清跨境数据流动的相关概念和特征,从而阐释对其进行规制的理论基础。其次,系统梳理当前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并予以评价。紧接着,全面分析当前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存在的理念、技术和机制三重挑战。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完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价值取向进行思考,得出应借助WTO作为全球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监管平台,并以WTO现有的规则框架为基础,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的顶层设计,同时对理念、技术和机制层面的挑战进行相应的完善。最后,分析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内和国际层面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推动WTO建立起一套开放且包容的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体系。
张坯[8]（2020）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中国方案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新一代“5G”网络通信技术的突破,万物互联的智能物联网时代到来,必将给以互联网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空间带来革命性的变化。“5G”之下的网络空间其触角更将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明。“5G”将进一步激发各国在网络空间中新一轮的竞争与博弈高潮。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如何应对复杂的网络空间安全威胁、改革滞后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变革不合理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秩序等问题成为各国所关切的议题。中国作为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后起之秀,愿意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贡献更大的力量。中国以坚持网络空间主权为治理原则,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愿景,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搭5G快车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本文以网络空间治理核心概念之界定为研究起点,明晰了何为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又有何深意?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又有何内涵?阐释基本理论,明确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国际机制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在主体部分就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的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分类标准是多样的,本文试图从治理原则、行为主体、治理议题、治理平台等维度,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划分为私营社群主导的治理机制、主导缺位的治理机制、主权国家主导的治理机制,通过对以上机制的比较详细分析,试图找出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存在的主要争议,通过研究发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行为体和平台选择上。网络空间治理机制存在的矛盾如何化解成为各国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须解决与面对的难题。中国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多边、民主、透明的方向发展。回顾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历程,发现中国参与具有全新的发展态势: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角色正在转变、网络空间主权意识觉醒、与发达国家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同时我国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也面临着国际的挑战与自身的不足,必须正视国际挑战与自身不足,中国正是基于这一问题,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尊重网络空间主权的主张与立场。从助力国际协商合作平台建设、推进技术标准制定与普遍性规则构建相协调、突出自身理念影响与各方治理原则相融合等具体路径,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实现民主平等、共享共治而继续发力。
张丽俊[9]（2020）在《全球治理的困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文中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间的交流合作空前增强,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也随之产生,诸如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排他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抬头、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等,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正如面对2020年开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考验,国际社会的“答卷”并不尽如人意,充分暴露出国际社会在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不足和短板,折射了全球治理体系困境,凸显了全球治理变革的紧迫性。早在2012年,中国就审时度势,高瞻远瞩,考虑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责任和担当,为解决全球治理困境贡献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为目标的理论,本文立足于这两个议题,从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探讨了全球治理在结构上和现实中遭遇的困境,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有关全球治理的观点和方法提炼出来,与现有的全球治理相联系,重点研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制度和价值方面给全球治理带来的新思路以及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治理方面做出的新举措。针对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理论、倡导多元协同治理制度、强调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价值,为全球治理面临的理论、制度和价值困境提供了新思路;针对全球治理中政治失序、安全失信、经济失衡、文化失范、生态失度的现实性困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中国努力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些重要举措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
詹子懿[10]（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国家主权原则及其面临的挑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主权原则及其面临的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
| 2.1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解读 |
| 2.1.1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 |
| 2.1.2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 2.2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构成 |
| 2.2.1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
| 2.2.2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
| 2.2.3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 |
| 2.3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 |
| 2.3.1 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现实需要 |
| 2.3.2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
| 2.3.3 贯彻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 |
| 第3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依据 |
| 3.1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
| 3.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 3.1.2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
| 3.2 以西方社会相关理论为参照 |
| 3.2.1 推拉理论 |
| 3.2.2 跨文化适应理论 |
| 3.2.3 承认理论 |
| 3.3 以其他学科相关理论为借鉴 |
| 3.3.1 社会学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借鉴 |
| 3.3.2 教育学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知识借鉴 |
| 3.3.3 法学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方法借鉴 |
| 第4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 |
| 4.1 新中国成立前留学生思想教育的早期萌芽(1872—1948) |
| 4.1.1 晚清时期专制化的留学生思想教育 |
| 4.1.2 民国时期多元复杂的留学生思想教育 |
| 4.2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初步探索(1949—1977) |
| 4.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教育发展历程 |
| 4.2.2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思想教育的发展 |
| 4.3 改革开放时期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调整(1978—2011) |
| 4.3.1 改革开放时期留学教育的规范调整 |
| 4.3.2 改革开放时期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范发展 |
| 4.4 社会主义新时代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创新(2012 至今) |
| 4.4.1 新时代留学生教育发展状况概述 |
| 4.4.2 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走向 |
| 第5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分析 |
| 5.1 留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的多元视角 |
| 5.1.1 世界观考察 |
| 5.1.2 政治观考察 |
| 5.1.3 人生观考察 |
| 5.1.4 法治观考察 |
| 5.1.5 道德观考察 |
| 5.2 留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问题表征 |
| 5.2.1 备受争议的爱国言行 |
| 5.2.2 漂浮不定的文化认同 |
| 5.2.3 相对漠然的政治态度 |
| 5.2.4 孤独失序的心理状态 |
| 5.2.5 较为薄弱的法治素养 |
| 5.3 留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问题成因 |
| 5.3.1 留学生行前准备工作不充足 |
| 5.3.2 留学教育体系缺乏思政观照 |
| 5.3.3 留学应急管理机制尚未形成 |
| 5.3.4 国外负面舆情产生不良诱导 |
| 5.3.5 种族主义带来多元文化冲突 |
| 第6章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路径 |
| 6.1 确定教育主体:加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
| 6.1.1 留学前——以思政课教师协同专业课教师为主体 |
| 6.1.2 留学中——以使馆工作人员带动公派教师为主体 |
| 6.1.3 回国前——以学历认证人员对接学联组织为主体 |
| 6.2 完善教育内容:实现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 |
| 6.2.1 留学前——以课程思政做好行前思想教育 |
| 6.2.2 留学中——以问题为抓手把控留学生动向 |
| 6.2.3 回国前——以职业规划促进留学生再社会化 |
| 6.3 创新教育方式:链接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功能 |
| 6.3.1 留学前——以“反向内省”助力留学教育顺利开展 |
| 6.3.2 留学中——以海外服务协同教育方式建构互信关系 |
| 6.3.3 回国前——以共情引导教育方式有效激发报国热情 |
| 6.4 健全制度体系:构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机制 |
| 6.4.1 优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政策布局 |
| 6.4.2 加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法治建设 |
| 6.4.3 构建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长效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访谈提纲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工具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1.澜湄合作 |
| 2.政治安全 |
| 3.国际机制 |
| (二)理论分析工具 |
| 1.建构主义 |
| 2.国际机制论 |
| 二、“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的发展与现状 |
| (一)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
| 1.澜湄合作发展的历程 |
| 2.澜湄合作的现状 |
| (二)“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1.“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的发展历程 |
| 2.“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的现状 |
| 三、“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中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
| (一)“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存在的不足 |
| 1.政治安全合作的机制化不足 |
| 2.政治安全合作的定位不够明确 |
| 3.政治安全合作的内容不够全面 |
| 4.政治安全合作的形式有待拓展 |
| (二) “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存在不足的原因 |
| 1.澜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不足 |
| 2.次区域外部势力的干预 |
| 3.“澜湄合作”缺乏专门的政治安全协调机构 |
| 四、建构“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
| (一)“澜湄合作”成员国存在领土主权安全问题 |
| 1.澜湄合作成员国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 |
| 2.澜湄合作成员国内部民族分裂势力问题 |
| (二)“澜湄合作”成员国面临政权稳定安全的威胁 |
| 1.泰国的政权稳定问题 |
| 2.缅甸的政权稳定问题 |
| 3.柬埔寨政权稳定问题 |
| (三)“澜湄合作”成员国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
| 1.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
| 2.越南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
| (四)“澜湄合作”成员国面临非传统安全中的政治安全问题 |
| 1.军火贩卖问题 |
| 2.毒品生产与贩卖问题 |
| 3.恐怖主义问题 |
| 4.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
| 5.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
| 五、建构澜湄合作框架下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建构澜湄合作框架下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原则 |
| 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 |
| 2.尊重政治制度多样性原则 |
| 3.全方位与多层次原则 |
| 4.平等协商原则 |
| 5.循序渐进原则 |
| (二)加强澜湄合作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 |
| 1.加强澜湄合作成员国之间政治互信的可行性 |
| 2.加强澜湄合作成员国政治互信的前提和方式 |
| (三)明确政治安全合作机制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 |
| (四)建立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统一的协调机构 |
| (五)明确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定位 |
| (六)拓宽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合作领域 |
| (七)拓展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合作形式 |
| 1.健全反恐情报信息共享机制 |
| 2.发挥第二轨道外交优势 |
| 3.健全打击极端分裂势力的合作机制 |
| (八)深化澜湄国家政治安全共同体意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其局限性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罗马条约》与欧洲共同市场 |
| 第二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欧盟的形成 |
|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一体化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作为“独特”行为体的欧盟 |
| 第二章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跨国公司与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革 |
| 二、欧盟成员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
|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外溢效应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核心内容 |
| 一、外资审查的定义与主要对象 |
| 二、欧盟的权利与成员国的权力 |
| 三、管制外资的非强制性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中的争议焦点 |
| 一、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分歧 |
| 二、欧盟外资权限的争议 |
| 三、欧盟外资监管的规范 |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偏好及其分歧 |
| 第一节 外资在欧盟的分布及其特征 |
| 一、欧盟吸收外资及其主要来源国 |
| 二、欧盟吸收外资的国别及产业分布情况 |
| 三、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核心成员国外资审查机制的比较 |
| 一、外资审查机制及其最新调整 |
| 二、最新调整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
| 三、德法的利益偏好与合作 |
| 第三节 外围与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与政策偏好 |
| 一、中东欧和南欧成员国的利益偏好 |
| 二、北欧与低地国家的利益偏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权力分配及制定过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政策制定的法律制度 |
| 一、主权财富基金与欧盟的资本自由流动 |
| 二、共同商业政策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原则? |
| 三、普通立法程序还是特别立法程序?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决策机构 |
| 一、欧盟立法机构与外资政策制定 |
| 二、欧盟委员会与外资权限 |
| 三、欧洲议会与立法权扩张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权力再分配 |
| 一、成员国与审查自主权 |
| 二、欧盟与议程设置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资审查的新规范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政策新规范与欧盟规范的升级 |
| 一、国际投资政策的新规范 |
| 二、欧盟外资审查规范的升级 |
| 第二节 欧盟调整投资激励机制的方向 |
| 一、欧盟的外资理念与政策反思 |
| 二、吸引外资与引导流向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灵活性 |
| 一、监管适度与投资便利化 |
| 二、监管合作与透明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背景下的东盟灾害治理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 三、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东盟灾害治理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东盟灾害治理与社会文化共同体概述 |
| 一、灾害与灾害治理 |
| 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概述 |
| 第二节 东盟灾害治理的历史 |
| 一、东盟成立之初:开始关注灾害治理问题 |
| 二、后冷战时期:建立起灾害治理合作的体制基础 |
| 第三节 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时期的灾害治理新进展 |
| 一、灾害治理合作的新内容 |
| 二、东盟灾害治理行动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考验中的东盟灾害治理合作 |
| 第一节 2004年印度洋海啸——被动的灾后救援 |
| 一、印度洋海啸的爆发 |
| 二、灾害救援行动 |
| 三、主要特点——灾害治理的外部依赖性 |
| 四、主要困境——防灾减灾意识薄弱 |
| 第二节 2008年纳尔吉斯风暴——一次非常规性的行动 |
| 一、纳尔吉斯风暴的侵袭 |
| 二、灾害救援行动 |
| 三、主要特点——被动性与双边方式倾向 |
| 四、主要困境——权威性救灾机构的缺失 |
| 第三节 2013年菲律宾海燕台风——社会文化共同体下救灾合作新发展 |
| 一、菲律宾海燕台风的肆虐 |
| 二、灾害救援行动 |
| 三、主要特点——“三位一体”的转变与“东盟意识”的强调 |
| 四、主要困境——灾害援助资源系统的缺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盟灾害治理合作之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东盟灾害治理合作困境的归因分析 |
| 一、灾害治理合作契合度低 |
| 二、“东盟方式”的限制 |
| 三、公民社会对灾害治理问题的忽视 |
| 第二节 新时期灾害治理合作调整的必要性分析 |
| 一、外部环境压力 |
| 二、自身发展的驱动 |
| 第三节 新时期东盟灾害治理合作调整建议 |
| 一、完善灾害治理体制建设 |
| 二、加强资源层面的保障 |
| 三、提升意识层面的保障 |
|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西方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研究 ——以《塔林手册2.0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塔林手册》的背景及对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意义 |
| 第一节 《塔林手册》产生的背景:网络空间适用国际法的首次尝试 |
| 第二节 《塔林手册》对网络空间治理的意义 |
| 第二章 《塔林手册2.0版》中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理念和规则 |
| 第一节 《塔林手册2.0版》对《塔林手册1.0版》争议点的回应 |
| 第二节 网络空间适用国家主权原则 |
| 第三节 《塔林手册2.0版》中国家的义务及责任 |
| 第三章 《塔林手册2.0版》代表的西方网络空间治理的弊端 |
| 第一节 网络自由主义与国家主权的冲突 |
| 第二节 网络冲突自卫权的限缩解释与过度解释 |
| 第三节 西方国家试图对专属经济区内创设应然法 |
| 第四章 中国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挑战与机遇 |
| 第一节 中国将面临网络技术薄弱与话语权的挑战 |
| 第二节 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更符合国际发展的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跨境数据流动及其规制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跨境数据流动的相关概述 |
| 一、跨境数据流动的含义及其相关概念 |
| 二、跨境数据流动的特征 |
| 第二节 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的相关理论 |
| 一、国际规制的概念界定 |
| 二、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的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模板:商业驱动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规则 |
| 一、美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 |
| 二、美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评析 |
| 第二节 欧盟模板:人权至上的严格限制跨境数据流动规则 |
| 一、欧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则 |
| 二、欧盟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评析 |
| 第三节 俄罗斯模板:主权原则下的本地化存储规则 |
| 一、俄罗斯跨境数据流动规则 |
| 二、俄罗斯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评析 |
| 第三章 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面临的理念挑战 |
| 一、关于数据主权的观念认知分歧 |
| 二、跨境数据流动自由与安全的衡量 |
| 三、个人隐私与数据保护标准难成共识 |
| 第二节 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面临的技术挑战 |
| 一、数字鸿沟 |
| 二、新兴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 |
| 三、数据霸权 |
| 第三节 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面临的机制挑战 |
| 一、全球统一的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的缺失 |
| 二、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国际监管合作平台的缺位 |
| 三、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差异化特征明显 |
| 四、传统管辖权面临的困境 |
| 第四章 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的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的完善建议 |
| 一、价值取向 |
| 二、理念层面 |
| 三、技术层面 |
| 四、机制层面 |
| 第二节 我国参与完善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制的建议 |
| 一、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制的现状 |
| 二、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完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中国方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网络空间 |
| 二、网络空间治理机制 |
| 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
| 第二节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理论基础 |
| 一、全球治理理论 |
| 二、国际机制理论 |
| 第二章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主要治理机制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 |
| 一、机制复合体理论分析维度的评述 |
| 二、划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指标与维度 |
| 第二节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分类 |
| 一、私营社群主导的治理机制 |
| 二、主导缺位的治理机制 |
| 三、主权国家主导的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内在矛盾 |
| 一、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行为体之争 |
| 二、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的平台选择之争 |
| 第三章 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创设的历程与挑战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创设历程 |
| 一、加入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阶段 |
| 二、重塑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阶段 |
| 三、共建与独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创设的新态势 |
| 一、中国角色的转变与定位 |
| 二、网络主权逐渐觉醒 |
| 三、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创设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层面面临的挑战 |
| 二、自身层面存在的不足 |
| 第四章 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中国治理方案 |
| 第一节 建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中国愿景 |
| 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二、坚持尊重网络主权 |
| 三、尊重网络主权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加强网络主权理念输出推进治理机制改革 |
| 一、坚持网络主权原则实现网络空间治理多元主体参与 |
| 二、坚持网络主权原则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
| 三、坚持网络主权原则促进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法治化 |
| 第三节 总结“中国经验”健全全球网络安全治理机制 |
| 一、强化政府主导全球网络安全治理 |
| 二、引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全球网络安全议题 |
| 三、众采各家模式之长共面全球网络安全挑战 |
| 第四节 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提升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话语权 |
| 一、坚持互联网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赢得治理主动权 |
| 二、加快互联网产业发展促进非政府主体参与能力 |
| 三、加强网络文化治理树立良好的国家声誉与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全球治理的困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全球治理的兴起及其面临的困境 |
| 2.1 全球治理的兴起 |
| 2.1.1 全球治理兴起的背景 |
| 2.1.2 全球治理的概念分析 |
| 2.2 全球治理的实践 |
| 2.2.1 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
| 2.2.2 发挥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
| 2.2.3 发挥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正面影响 |
| 2.3 全球治理的困境 |
| 2.3.1 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
| 2.3.2 全球治理的现实性困境 |
| 第3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及其主要内涵 |
|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 |
| 3.1.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1.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历程 |
| 3.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涵 |
| 3.2.1 持久和平的政治观 |
| 3.2.2 普遍安全的安全观 |
| 3.2.3 共同繁荣的经济观 |
| 3.2.4 开放包容的文明观 |
| 3.2.5 清洁美丽的生态观 |
| 第4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
| 4.1 为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困境提供新思路 |
| 4.1.1 理论创新: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论 |
| 4.1.2 制度优化: 多元协同治理的全球治理制度 |
| 4.1.3 价值强调: 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价值 |
| 4.2 为全球治理的现实性困境提供新举措 |
| 4.2.1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
| 4.2.2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 4.2.3 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
| 4.2.4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
| 4.2.5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防务外交及其在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早期表现 |
| 第一节 防务外交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东南亚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二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缘由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基础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动力 |
| 第三章 东盟框架内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地区论坛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三节 “10+1”“10+3”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四章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的多边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双边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五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评析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防务外交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第一节 坚持多内容领域齐头并进,夯实防务外交信任基础 |
| 第二节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统筹维护,推动防务外交深入开展 |
| 第三节 维护多边与经略双边相结合,优化防务外交战略布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国家主权原则及其面临的挑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赴海外留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王瑶. 吉林大学, 2021(01)
- [2]“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研究[D]. 郑宽.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4]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D]. 曹文. 北京大学, 2021(09)
- [5]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背景下的东盟灾害治理合作研究[D]. 贾鑫鑫. 暨南大学, 2020(04)
- [6]西方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研究 ——以《塔林手册2.0版》为例[D]. 赵乔.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研究[D]. 叶海君. 华侨大学, 2020(01)
- [8]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中国方案研究[D]. 张坯.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9]全球治理的困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D]. 张丽俊. 南昌大学, 2020(01)
- [10]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