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关注：上海“科教兴市”

一、共同关注:上海“科教兴市”（论文文献综述）

刘金玲^[1]（2021）在《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诸城市S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成长的关键时期,我国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青少年的社区教育,是社区教育中的薄弱部分和亟需关注的部分。通过聚焦农村教育、青少年教育、社区教育的现状与问题,总结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不难发现: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发展区域分化明显;社区青少年教育不断拓展自身发展空间;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类型总体上还算丰富,已具有艺术类、课程辅导类和读写实践类的办学实践。但在具体社区教育实践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理论需要联系实际,理论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通过以诸城市S镇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的实例探索调查,发现诸城市S镇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具有较好的组织保障、具有较好的舆论氛围、具有完备的教育基地、具有较好的物质保障、具有强化的六大功能、取得显着成效等现状特征。进而通过S镇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调查和社区教育满意度调查,发现S镇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的普及和参与仍需提升、师资和需求仍需提升、社区教育的效果仍需改进。在发现问题之后,建构性地给出相应建议,通过继续开展社区教育调研、完善社区教育规章制度、加大社区教育的宣传力度、加强社区教育硬件建设,加强社区教育师资建设、丰富多样化活动、完善社区教育规章制度等措施,以期望进一步提升S镇农村青少年的社区教育,凸显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德育养成,进一步培植学生的道德和教养。

许振江^[2]（2019）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学界兴起了对改革开放及其历史的研究热潮。开展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应当在阐述“改革开放史”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明确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多种范式共存与争鸣条件下,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互鉴融通,乃至构建适合改革开放研究的新的研究范式,促进改革开放研究框架体系的搭建和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当下深化改革开放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存史、资政、育人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价值同样体现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实现了由“后卫”到“排头兵”的飞跃。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也经历了萌生与初生、规范与兴盛、全面发展的阶段。新时代,上海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承担和肩负起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工作,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鉴于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现实及其未来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从最初的政治、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契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主题的历史定位。就研究现状而言,相较于生态领域改革的研究而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是成果较多的领域,其中尤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甚,这与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并实现突破有着密切联系;社会领域的改革建设,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因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旨在发挥“上海经验”的借鉴参考价值;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上海在城市生态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相较于其他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就国内研究而言,学界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与分期、浦东开发开放、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改革,城市综合治理和党的建设等主要问题。对上海改革开放,海外学者和机构也予以相当的关注,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与全球化关联,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体现为对外资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与市场等问题的关注;其二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诉求,表现为对上海建设全球中心城市路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除此之外,对上海的移民、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整体而言,这些研究问题背后是学界对“怎样发展上海、发展什么样的上海”问题的关怀,是对新时代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怎样研究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就研究方法而言,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学界综合各类研究方法的特点,实现了文献研究法、社会史学、口述史学、定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等各类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应当客观公正看待,坚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切忌过分夸大或贬低,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图书、报纸文章的形式的呈现,其中论文成果数量是其中占比最大的,其次是图书成果。除此之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报告、资政报告、视频影像成果,成果类型呈现形式多样化。就学术影响力而言,以成果的被引量和载体影响因子而言,不同类型的成果在被引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被引量要多于图书的被引量。刊载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的影响因子总体偏低。因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待加强。就研究力量而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国内高等院校、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及部分档案馆、纪念馆、区县史志部门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在海外研究中,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构成了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为主。尽管当下的改革开放研究比较热门,但是研究面临的问题仍不可忽视,比如研究史料中官方史料档案封闭性问题,民间史料的发掘运用问题,研究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且科研能力有待加强的问题,研究成果的资政育人效果转化,以及党史学科定位和归属不清晰导致的学科体系建设迟滞问题,等等。就未来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发展而言,本文认为要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研究人员和史料问题。在研究内容上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研究,注重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实践模式的总结,真正发挥改革开放史研究资政育人功效的发挥,同时借鉴海外上海研究相关成果、经验和方法,全面深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未来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体现和注重对“人”的发现与关怀,加强对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中的争论等议题的研究探讨,以及通过在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定位和探究中建构改革开放话语,乃至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促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阐述和传播。本文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研究恰逢其时,正值当下。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改革开放予以“里程碑”和“历史性事件”的极高评价和定位,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顺应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发展的趋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需求,其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巨变和飞跃;另一方面,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面临着“啃硬骨头”、“趟深水区”的困境,亟需打破体制机制和思想领域的桎梏和藩篱,因而总结研究改革开放历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理论支撑尤为重要。鉴于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和引领未来的多重需求,本文认为应该以当下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契机,将党史国史研究重心的后移,以深化当代中国研究。

阎超^[3]（2017）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最终反映在产业竞争力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兴盛对世界政治、经济及军事产生显着影响,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以其超强的带动性和渗透力推动产业结构不断走向合理化,具有显着的外部性。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极其重要的指标。高技术制造业具有的特点和占据的地位,客观上要求政府应为其发展提供有效支撑。世界各国都制定了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的规划、政策和措施,希望抢占高技术制造业高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跨越式发展。为了积极应对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中国经济和产业格局根本变革,国务院在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近些年,上海市主动推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及转型升级发展,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快速,其产值及增长率在国内位于前列。然而对标“中国制造2025”战略与世界高技术制造业先进水平后发现,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在创新能力、质量效益、绿色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基于以上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本文紧紧围绕“中国制造2025”战略“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展开研究。首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高技术制造业等研究文献和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其次,依据外部性理论和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提升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要素,强调提升和增强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第三,对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梳理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历程,发现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的主要问题,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竞争力不强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技术创新薄弱,质量工作“两化融合”水平不高,绿色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不足,行业结构不佳、缺乏龙头高技术制造企业发挥辐射作用,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等方面。问题产生的原因突出表现在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不高、投资主体单一,绿色投入渠道单一,高技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利润率不高,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不够、人才留用困难等方面。通过与国内外高技术制造业先进经验比较,总结出对提升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的借鉴意义。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从“创新能力、质量效益、绿色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五方面为上海进一步增强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提出建议。总体而言,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对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研究有如下两方面可能的创新点。首先,从国家层面展开研究,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下发现上海市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的薄弱点和存在的问题。既对上海有效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对我国其他地方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从“创新能力、质量效益、绿色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五个因素切入,构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分析模型,同时重点突出了对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能力”的评价,从根本上抓住“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要求和高技术制造业的特点,研究的针对性更强。本文的不足表现在,研究对象为上海高技术制造业,但限于一些资料和数据来源缺乏,某些影响因素以上海市制造业相关资料和数据展开分析,因此所得的一些结论针对性可能不足。其次,虽然从“创新能力、质量效益、绿色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五个因素构建了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研究模型并逐一分析,但对五个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影响机制没有深入探究。另外,实证研究仅停留在对原始数据的分析和解读上,深入产业和企业的调查研究不够。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4]（2014）在《上海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瓶颈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技成果产业化是实现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根本途径。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上海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必须从上海实际出发,找准科技成果产业化中存在的瓶颈问题,积极探索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效实现模式。

何杰^[5]（2013）在《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村义务教育是我国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对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素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导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与城市义务教育之间产生极大的差距,农村义务教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中的“短板”。因而,在新世纪,对农村义务教育实施支持性教育政策,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状况,已经成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民生工程”。本文从政策执行的视角,对新世纪以来江苏省L县实施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支持性教育政策的特征和县域执行的路径进行反思与分析,并就支持性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因而本研究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实践上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本论文共七章。除第一章导论部分外,其余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是对新世纪我国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的产生与行动以及个案县L县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政策执行的总体性研究。第二章运用政策的“多源流理论”对支持性教育政策的产生背景和动因进行分析与揭示,并对国家和江苏省自新世纪以来实施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进行梳理,同时分析这些支持性教育政策执行所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对研究个案县江苏省L县的总体性描述。通过对江苏省L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变迁以及教育的现状描述,为支持性教育政策在L县的执行寻求历史和现实的土壤。同时对L县当前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行动与成效进行整体考察。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这三章里,笔者从政策执行的视角,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资料,依次对L县的支教政策、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现代化政策的执行及其取得的积极成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产生政策执行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在第四章里,L县的支教政策执行出现支教动机异化、支教缺乏针对性、支教管理上的“真空”、人情在支教考核中的渗透等问题,研究者认为其在于支教政策执行中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农村学校在支教政策中的“失语”、支教执行评价主体单一、支持政策能力有限等原因所致。在第五章里,L县在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政策执行中之所以出现政策执行主体转移、对学校能力的过分依赖和对教育资源的分割利用等三个问题,研究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政策的目标群体真正置于关爱支持的“中心地位”。在第六章里,通过对政策链条上的县政府、教育局、镇政府、学校的政策执行考察,研究者认为需要关注政策县域执行过程中因县域内的“非话语权力”而导致的政策执行权力重构和关系运作现象。第三部分为第七章。本部分研究是对前面研究的反思与建议。首先,研究者总结了支持性教育政策特征,研究者认为,支持性教育政策作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政策,其政策特征体现在政策理念从促进义务教育的平等走向均衡、中央和省级政府逐渐成为政策的责任主体、政府财政成为执行的经费投入主体、政策调整对象逐渐多元化、城市教育对农村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大等五个方面。其次,研究者对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行政驱动和民间驱动这两种典型的政策执行路径进行反思,分析了这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利弊。最后,研究者对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研究者认为,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构建支持性教育政策县域执行的整合推进模式,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强化支持性教育政策执行自由裁量权的伦理控制、完善支持性教育政策的县域运行机制、改善支持性教育政策的县域执行环境。

阎锐^[6]（2013）在《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功能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文中提出现代立法过程一般都是在诸多主体的合力作用下运行的，是议会、政府、政党、社会公众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关，以立法机关为中心围绕立法进行运动和产生作用的总过程。在我国，从实际情况看，除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下简称地方人大），诸多主体参与并影响地方性法规的形成过程。作为法定的立法机关，地方人大应当在立法过程中发挥主要的、导向性的功能，行使实际权力，成为事实上的立法机关，而不应当仅仅成为法律上的立法机关，甚至“橡皮图章”。为此，本文试图围绕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功能这个命题，以上海市30多年来地方立法实践为例，以地方立法过程中各种参与主体的角色互动为场域，以地方立法连续的、动态的过程为观察点，从现实立法活动的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中考察、总结和归纳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现有功能的实际图景；在此基础上，对地方人大作为法定立法主体，面对现实与应然的差距，应当采取何种现实而又有效的措施强化其主导功能，提出若干建议。论文除导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对地方人大立法权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嬗变进行研究。以国内外现有理论研究、历史资料以及法律规定为依据，对中西方立法权配置的思想基础、西方立法权配置的基本模式以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立法权配置的模式进行回顾，进而对我国地方人大获得制定地方性法规权力的流变进行梳理。同时，本章还对中国现行立法体制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权力特点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对地方人大主导地方立法过程进行“应然”分析，指出地方人大主导地方立法过程不仅由当代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所决定，也是中国立法体制长期探索发展的结果，且为宪法所确认。第二章对参与地方立法过程的主体及其组织结构作了分析。从实际情况看，参与地方立法过程的主体，既包括作为法定立法主体的地方人大，也包括现阶段对地方立法有不同程度影响的地方党委、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公众。本章首先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作为它的常设机构的常务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作了分析，以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尤其是承担统一审议职能的法制委员会、立法综合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作为常委会领导机构的主任会议以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工作人员为对象，研究了这些主体的设立背景以及各自在地方立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其次，本章对参与地方立法过程的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司法机关、上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社会公众各自在地方立法过程的法定角色作了分析。第三章对当代中国地方立法准备阶段地方人大的功能表现现状进行分析。以上海市地方立法过程为例，详细分析了地方立法规划编制、立法计划编制、法规草案起草各个环节中地方人大的主导功能。从现状看，虽然地方立法立项本身是地方人大主导地方立法“入口关”的载体，地方人大在实践中主导着立项的启动、建议项目的筛选等工作，但最终进入立项的项目八成为政府提议立法的项目，且进入立项的项目内容上大多与同时期地方党委的工作重点存在“暗合”现象，反映出政府在政策议题形成上占据优势，而地方立法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现阶段地方立法工具主义的理念。关于地方立法起草，实证统计表明，大多数法案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起草，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当前立法“部门利益化”的根源所在；而地方人大有关委员会等起草的法规多局限于地方人大权力行使规范（如议事规则、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以及人大代表履职规范，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较少独立起草或者牵头组织，反映出地方政府由于实际管理社会生活，且对社会公共资源有较大的控制权，因此在政策方案形成上占据强势地位。第四章分析了当代中国地方立法法案到法阶段地方人大的主导功能现状。法案到法阶段，是立法过程中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最为集中的阶段，实践中地方人大以及其他参与主体对这一阶段最为重视。本章分提案、审议、表决、公布四个环节对地方人大以及其他参与主体的角色表现及其功能体现作了分析。从上海的情况看，虽然向地方人大提出法案的法定主体较多，但政府提出的立法议案比例占到绝大多数，出现“行政垄断提案”的现象，而其他主体的立法提案权长期虚置；地方人大对政府提出的法案多顺利将其列入会议议程，相比之下，30多年来，市人大代表向代表大会提出6000多件议案，其中不乏立法议案，却无一进入立法程序。实证研究还表明，地方人大对法规草案约70%条文提出审议意见，对约35%条文作出修改，虽然最终进入地方人大表决议程的法规案，均顺利表决通过，但地方人大对法案的实质性修改呈逐渐加强的趋势。在法案到法阶段，地方党委几乎很少介入、支配这一阶段的立法过程，但人大党组实际上起到了对关键性问题“把关”的作用。此外，地方人大近年来在民主立法上不断创新形式，社会公众在这一阶段的参与最为活跃，但其对立法的实质性影响较小，这与地方人大对其参与的重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第五章分析当代中国地方立法完善阶段地方人大主导功能的表现。催生当代中国地方立法解释、评估、修改、废止、清理的根本动因是社会本身的需求，但从实际表现看，地方人大在这样一个“政治反馈”过程的各个环节，其功能表现不尽相同。地方人大对法规是否修改或废止、何时对其修改或者废止、对哪些问题进行修改方面的反应并不及时，启动法规修改或废止的主动权实际上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但对于法规清理，地方人大多根据中央的部署，既主导法规清理的启动，也主导法规清理的标准和工作步骤。法规解释是使法规条文更好适用于社会实际的立法完善手段，实证统计表明，地方人大极少运用正式的立法解释权，常委会法工委对有关部门提出询问所做的答复往往成为立法解释的替代形式，而对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政府主管部门对法规的扩张解释，地方人大尚未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此外，本研究发现，在地方性法规出台后，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往往出台多件法规配套实施性文件，这种细化性实施规范虽然起到了使法规更易于操作的作用，但其将地方性法规在法律适用中“化解于无形”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第六章重点阐述强化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主导功能的建议。经过之前章节的分析，尤其是立法过程三个阶段的实证分析，本章提出，地方人大主导立法过程既是其法定职责，也是我国人民当家做主国家性质的体现，因此，应当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完善地方人大组织结构、议事方式等，不断强化地方人大在地方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功能。本文据此提出建立公众参与的开放式的立项机制、地方人大组织牵头的多元化立法起草机制、人大代表议案转化推动机制、激活立法程序中的“过滤”机制、建立立法审议辩论机制以及公开机制、建立立法听证常态化机制、建立法规实施与立法完善互动机制、建立配套文件备案监督机制、建立人大组成人员专职化机制、建立立法参谋班子职业化机制等多项建议。

陈燮君^[7]（2011）在《世博、文博及城市文化与记忆——上海世博会的成功践行》文中提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给上海城市文化新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使上海城市的传统与现代、时尚与记忆、传承与发展、地域性与整体性、多样性与共同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更好地结合起来。迎世博,创未来,以"文博"助"世博",充分体现了城市文化对成功举办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积极作用。

范柏乃,沈圆,江蕾^[8]（2010）在《上海财政科技投入产出绩效现状与提升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作为中国的东方明珠,经济发展正处于资本驱动向科技驱动、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的过渡时期。近年来,上海市政府越来越重视财政科技投入力度,2008年共计投入115.66亿元,与2000年的10.08亿元相比,已足足增长了10.5倍。

许熙巍^[9]（2012）在《生态安全目标导向下天津市中心城区用地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是人类现代文明之集大成者；城市规划是研究城市的科学,是对城市未来的发展作出预测,通过对城市已建或待建区土地资源进行分配的手段,满足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建设所必需的空间配置要求。随着近几十年城市的生存环境被各种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危机逐步侵蚀,城市规划同其他学科一道,试图为城市生态系统恢复健康开拓蹊径,指明正确的方向。人们在探索中逐渐认识到城市文明要保持可持续的进步与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安全的保障之上,而安全的生存空间是这个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城市中心城区用地规模虽然在市域总用地中所占比例小,但它是市域范围内土地利用强度最大、集约度最高、经济社会效益最强的人工斑块,其生态安全状态优劣必然会对整体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城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的布局及开发利用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对于生态安全目标能否最终得到物质载体的依托具有决定性作用。本文立足于通过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辨析,探索如何将土地学、资源学、地理学、生态学等领域生态安全的研究成果,与城市规划中的中心城区用地规划相结合,在量化形式的生态安全指标与图示化的用地空间配置之间架起互通的桥梁,使这些跨领域的研究成果能够在城市实际的开发建设活动中发挥直接作用,通过城市资源配置的手段使城市生态安全状况能得到有效改善；在多学科的结合过程中,建构起“定量一定位”双平衡的城市用地生态安全、防灾减灾开发利用的规划方法论与技术框架,以引导适合当前城市生态安全状态下城市用地空间布局的优化。文章从了解生态安全的定义、工作内容及其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入手,在认识论的层面去解析城市用地与生态安全的关系,在方法论的层面去建构城市生态安全的目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从技术手段层面以天津城市中心城区用地为例,提出城市中心城区用地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相整合,并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建议。同时还提出有针对性的适合天津中心城区人居环境建设的城市用地生态安全评价因子、指标权重、因子指标与城市用地的关联度等内容,希望能有益于天津市中心城区用地的生态安全适应性优化,并对其他城市的用地生态安全优化在技术方法、实施策略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论文共分为六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介绍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城市土地利用和生态安全的研究动态进行综述,明确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阐述研究的内容与研究框架。第二章集中对城市生态安全的概念缘起、定义、基本理论、生态城市的建设实践以及我国目前面临的生态安全问题进行总结和归纳。第三章将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作为两个研究单体,从城市用地和生态安全之间的效应、用地变化中的生态安全互动情况等角度,对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阐述了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之间相互影响,又互为制约的博弈关系。第四章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在借鉴国内外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经验、理念和措施,以及对天津中心城区整体生态安全状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城区用地生态安全的相关因子以及由这些因子整合建立的目标体系,提出了中心城区用地与生态安全目标体系的工作技术框架。第五章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天津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land use eco-security evaluation,LUESE）,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用地规划与生态安全因子之间的关联关系,针对这一关联关系对天津市中心城区的用地现状进行数量结构的优化建议,即定量平衡的优化建议；再运用空间句法模拟城市中对生态安全关联度较高的几大类功能用地在城市用地中不同空间布局对城市生态安全的影响,即定性平衡的优化建议。最后就城市土地生态安全、防灾减灾开发利用的优化提出建策。基于土地适宜性提出天津市中心城区主要功能用地开发利用的生态安全优化方向。第六章是应用研究成果再次实证,选取中新生态城为例,对评价体系进行验证的同时,探索在生态城镇尺度对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评价与优化。

张献英^[10]（2008）在《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研究 ——以郑州市为例的分析》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的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之一。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先后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设想,这些城市在分析了自身优劣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并开始着手推进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工作,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创新型城市”建设热。正是由于国内创新型城市建设热的兴起,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理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使得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有关理论,并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因此,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城市的理论框架和战略途径,具有很强的现实紧迫性和长远指导意义。本论文就是基于这一目的和方向开展研究的。本文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论文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首先,综合现有关于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界定,重新定义创新型城市的内涵;论述了创新型城市的类型、发展模式及构建要素。其次,构建了创新型城市的指标体系:提出构建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基于现有理论与实际,设计出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再次,本文以郑州市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介绍了郑州市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情况,分析了郑州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工作的成效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郑州市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因此,论文的核心创新之处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探索建立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郑州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二、共同关注:上海“科教兴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共同关注:上海“科教兴市”（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诸城市S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上海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瓶颈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功能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上海财政科技投入产出绩效现状与提升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9）生态安全目标导向下天津市中心城区用地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研究 ——以郑州市为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共同关注:上海“科教兴市”（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青少年社区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诸城市S镇为例[D]. 刘金玲.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D]. 许振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研究[D]. 阎超.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4]上海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瓶颈与对策研究[J].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科学发展, 2014(10)
• [5]新世纪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执行考察 ——以江苏省L县为例[D]. 何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1)
• [6]地方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功能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D]. 阎锐.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
• [7]世博、文博及城市文化与记忆——上海世博会的成功践行[J]. 陈燮君. 中国博物馆, 2011(Z1)
• [8]上海财政科技投入产出绩效现状与提升策略[J]. 范柏乃,沈圆,江蕾. 上海企业, 2010(12)
• [9]生态安全目标导向下天津市中心城区用地优化研究[D]. 许熙巍. 天津大学, 2012(08)
• [10]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研究 ——以郑州市为例的分析[D]. 张献英. 西北大学, 2008(10)

标签：创新型城市论文;  青少年教育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上海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