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01年1～6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费丽芳[1]（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国内新闻界的抗日救亡呼声愈发高涨。作为西北后方重镇,兰州也在全民族抗战的大势中兴起了办报创刊、服务抗战的热潮,当地党政机关、社会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部分院校等各方力量都积极创办报刊,借此在后方宣传动员。得益于全面抗战中甘肃造纸、印刷、文教事业的进步和战时迁兰新闻工作者对报刊的改进与艰苦经营,以及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发展的奠基,故全面抗战期间兰州报刊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前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兰州的报刊以国民党官方报刊数量最多、出版时间较长,占据主导地位,民间社会力量所办的报刊亦在全面抗战初期盛极一时。在内容方面,兰州报刊对抗敌宣传与动员、西北开发建设和兰州的物价、城市建设等,做了大量报道。综观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的发展轨迹,其未能脱离抗战和西北的大环境,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战时性、进步性、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报刊言论也难免因受局势影响而有失公允。但总体上,兰州报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略,它不仅增强了战时甘肃的宣传动员力量,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甘肃新闻事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对甘肃及西北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张王勇[2]（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提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马伟[3]（2018）在《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文中指出日本对我国东北的“农业开发”,是通过涉农会社实现的。其中,“东亚劝业会社”“满拓公（会）社”及“大连农事会社”主要从事土地掠取及农业经营、农业移民、农业金融等业务,“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满洲畜产公（会）社”“满洲猪毛工业会社”等则从事畜产品买卖、加工、输出等业务。1922年设立的“东亚劝业会社”,致力于东北土地、农产品、大米、牛肉等资源的掠取。截至1935年,该会社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掠取土地超过13万町,吉东地区95.32万町。其中部分土地改造为水田,以朝鲜佃农为主要劳力,获取稻谷等实物地租,部分旱田租借给我国汉族农民,以货币地租获利。1936年“东亚劝业会社”解散后,水田业务由“鲜满（满鲜）拓殖会社”接收,旱地业务则由满拓公（会）社所承继。截至1941年,“满拓公（会）社”共掠取土地2002万町,相当于日本本土耕地面积的2.2倍。对于如此规模的土地,除一小部分配给日本移民外,剩余绝大部分一方面由该公社直接采用租佃制度进行经营,另一部分则采用“掠夺型经纪”模式,雇佣土地经理人进行管理,这很大程度造成农业收入体系及分配模式混乱。同时,该公社还试图在“满拓区”内推行改良农法,办法是通过改良农具取代东北传统农具,但因数量严重不足而进展缓慢,最终造成该改良农法流于形式。1929年设立的“大连农事会社”,主要在“关东州”进行土地及农产物的垄断业务,并为日本农民迁移东北积累经验,但大规模移民侵略实施后,该会社的作用降低,但依然以租佃的形式对所掠土地进行控制。畜产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亚劝业会社”对农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取有所节制,伪满洲国建立后,借助政治优势,始实行行业垄断。1930～1935年,“东亚劝业会社”还一度向日本海军提供东北冷冻牛肉。该会社解散后,畜产业务整合为“满蒙畜产工业会社”,从事肉类屠宰、加工等业务,并专门供应日本海军及关东军。1937年,“满洲畜产会社”获取该工业会社的全部股份,并完全垄断了伪满肉类、皮革、毛皮、羊毛等畜产物的加工、运输、输出等业务。“满蒙毛织会社”主要从事东北羊毛及澳洲细羊毛的深加工业务,并垄断了东北羊毛业务的输入。1943年升格为“满洲畜产公社”后,着重以制定价格的方式控制东北畜产资源。针对日本对我国东北,乃至东亚的殖民,本文以“结构性殖民理论”三大要素三大维度进行解读及理论提升。三大要素包括重农主义、农业移民及“国策会社”,其中,“国策会社”是核心环节,是推行重农主义和农业移民的基础和载体。而涉农会社体现“国策会社”的意志,并助推其农业殖民政策。三大维度是重农主义而非重商主义,规模性的农业移民而非零星的工业、商业移民,“国策会社”而非商业公司。三大维度处于高位,对殖民地的占有、同化及转化为“地理边疆”的可能性将处于高位。否则即处于低位。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及英国、法国对美洲殖民,日本对我国东北殖民的政策性无疑处于高位。
王梅[4]（2017）在《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救济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对其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相关论着中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惟救济对象的划分一般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老、弱、病、残疾等个人生理原因以及其他因个人能力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常态贫困人口;另一类是因遭受天灾人祸的打击而陷入困境的人们。依据救济对象的划分,本文的研究围绕常态的贫困救济和灾荒救济两大板块展开。又因青海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在沿着“国家大历史”轨迹行进的同时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本文选择以近代青海作为研究的特定时空背景。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六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对社会救济的整体及区域研究的前期成果进行了回顾,指出对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事业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在写作视角上,在关注官方的救助行为的同时,将视角转入普通人和下层社会,对各民族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予以关注,探究在困境中基层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第二部分,从青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人文环境、行政设置的历史沿革等入手,对本文的研究客体做一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海拔高,地形复杂,形成了以寒冷、干旱、多风为特点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使本区在近代一直频遭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人文环境上,多民族聚居的青海,生计方式上农耕和畜牧并存;政治制度上,近代青海府县制与土司制度并存,并保留了一定的政教合一制度;宗教氛围浓厚,寺院在该地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而且在传统社会多元构成的基础上,又有近代因素的发轫。人文特征的多样性,使救济活动的开展带有地域的烙印,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异质性特征。第三部分,对近代青海常态贫困救济的开展,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官方的救济活动包括:一,官办救济机构的设立;二,开展“冬令救济”,设立平民工厂,实行义务教育、平民教育以及多类奖助项目的助学活动,因突发情形而返贫的民众的灵活救济,等等。民间力量的慈善救济包括:民间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民间慈善团体施舍贫民的活动以及宗教组织在收容孤儿、流浪人员等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助葬、举办冬赈等方面的作为。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教会在传播“福音”过程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慈善救济活动。第四部分,对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开展情况,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政府的救灾活动。政府的救灾除机构的设置和制度层面的建设外,具体分防灾、应灾、灾后善后三个阶段展开。灾前的防治包括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鼓励农垦、禁烟、发展仓储、备荒植物的推广种植、设立气象、水文监测机构等备荒措施,以及以卫生机构的免疫种痘、卫生清洁运动的发起、卫生观念的普及等为内容的防疫举措。灾害发生时,按规定勘灾、定灾后,政府开展了急赈、工赈、疫病的救治等赈济措施。灾后,政府通过安辑流民、蠲缓、灾后补种、借贷、对粮食流通进行管理等多种手段以平抑粮价、恢复生产。灾荒救济中的民间力量。世人以青海地处偏远,民众智识落后、保守性成,不思改革。实则不然,民众在防灾备荒方面有所实践。在面对灾害时,除向政府呼吁请赈外,也有一定的自救行为,包括结成互助关系、民间土法防疫、祈雨防雹等。此外,民间个体、宗教组织、救灾团体参与赈灾,形成多重的民间救灾格局。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传教士在灾害发生时治疗时疫、救治伤员、发放赈济粮,为灾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第五部分,揭示近代青海的救济事业从晚清到民国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诸多特点,反映出的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模式。第六部分为结语,总结近代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成效,并结合当代地方实际,探讨近代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研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
毛光远[5]（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王薇[6]（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福强[7]（2015）在《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综论（1931-1949）》文中研究指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十分紧迫,东北沦陷使得西北的战略地位凸显,国人在此种危机情景下,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于是大批考察家赴西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以期了解边疆情况,并贡献于国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中、东南沿海大片地区陷入日寇之手,国内重心西移,诸多机构纷纷迁往西北,大批考察团体、个人也深入西北边疆腹地,或开展工作,或调查研究,这期间撰写的论着,数量众多,规模空前,是民国边疆研究最为鼎盛的阶段。抗战胜利后,西北失去了在抗击外敌时的战略优势,西北研究的热度逐渐下降。甘青藏区地处西北腹地,同样,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也是民国西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上西北研究的三个阶段的特点也同样适合于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的起步发展期。从文本材料来看,历史地理与民族分布的研究,多沿袭前人说法,突破不大;政治、经济与交通方面,基本完整的呈现了该时期甘青藏区的事实情况;对教育卫生的关注也多强调对概貌的介绍;文化风俗与寺庙是该时期的研究重点,涉及内容较为全面。从作者群体的构成上看,官员占据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的鼎盛阶段,在历史、民族分布的研究上,有些作者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除介绍基本情况外,相关政治、经济、交通与卫生类的论着,在学理分析上,也更加深入;文化风俗与宗教类文章、着作依然数量众多,很多论述对后世影响极大。该时期作者群体的构成显示出多样化的特点,而这其中学者群体表现最为突出,经典成果倍出。如何开发甘青藏区,是多数考察家关心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时期就此问题展开了大讨论,有教育为要、交通为先等种种说法,而此种大讨论实际上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深化的具体体现。抗战胜利后,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有着短暂的持续。一些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尤以本地学人为最,他们在政治、宗教、人物等方面,依据文献材料或实地调查,展开论述,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可圈可点。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与当时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一方面诸多论着的发表、出版提高了内地人对藏边社会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与西北开发亦步亦趋,相互促进,当然也有一些缺陷,甘青藏区内部各区域、各方面内容研究的不平衡色彩很明显。另外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却也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研究命题。1931至1949年近20年间,国人对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诸考察家在文本书写时,所采取的叙述策略,也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自我”文化逻辑出发去考察藏族社会,到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的多元运用,再到早期“文化自觉”思想的隐约出现的过程,同时对甘青藏族文化的理解与价值评价,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较多贬低误读到客观中肯再到“本地”人看法大量涌现的过程。此种变化过程却是当时时代场域作用于作者群体及调查时间,进而再具体影响“他者”认识过程的变化。
李昕升[8]（2015）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文中提出南瓜起源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南瓜在中国的产地不同,叫法各异,南瓜无疑是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南瓜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作物,是中国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经由欧洲人间接从美洲引种到中国,已有50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是世界南瓜的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南瓜的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产量颇丰,南瓜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蔬菜,还有诸多其他妙用。本研究属于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以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重点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力求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顾名思义,“引种”是指美洲作物南瓜从域外引种到中国,包括引种的时间、路径、过程等相关问题。“本土化”则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推广本土化,南瓜从引种到中国以后,通过多种方式、路径在中国推广,从最初引种的东南沿海、西南边疆推广到各大地区,并逐步覆盖全国,南瓜的推广本土化过程不但使南瓜在全国迅速普及,而且也导致南瓜主要种植区发生了时空的变迁,推广本土化最为重要,南瓜很快成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推广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第二,技术本土化,虽然南瓜的生产技术与加工、利用技术在美洲历史悠久,但是没有随着南瓜引种到中国而一同传入,完全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传统瓜类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南瓜生产技术体系和加工、利用技术体系,技术本土化最为复杂,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民国以来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完成;第三,文化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南瓜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南瓜民俗的兴起,到南瓜文学的传播,再到南瓜精神的扩散,南瓜文化从属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本土化最为深入人心,是当今国人不知南瓜为域外作物的重要心理原因,文化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最快,达到了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到了今天都从未停止。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展开。美洲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南瓜的起源中心,南瓜在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前哥伦布时代,南瓜已经是美洲印第安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对南瓜的生产和利用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瓜随着欧洲向美洲殖民、探险、宗教传播的高潮,先传入欧洲,并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各地。中国可能是在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种南瓜。由此,南瓜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南瓜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17世纪之前,除了东三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发展更加迅速,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瓜产业发展有序而规范,文革时期南瓜生产进入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南瓜产业才再次焕发生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南瓜的生产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说明科学技术才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南瓜拥有丰富的基因库,品种、形态非常多样,生物多样性极其突出,堪称“多样性之最”,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南瓜称谓混乱、名实混杂,以及正名与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对南瓜的名称进行考释,可以理清其命名原由等问题。同时,南瓜与同为南瓜属的美洲同源作物笋瓜、西葫芦的对比以及对南瓜的品种资源的梳理,都有助于更准确的认识南瓜本土化过程。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劳动人民便通过认真观察、总结,创新出了关于的南瓜的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以及贮藏、食用、药用和饲用等多方面的南瓜加工、利用技术体系,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这些关于南瓜的技术经验和基本成就,对于现代南瓜生产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南瓜技术成就,受现代自然科学影响越来越深,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技术深深的烙印。南瓜是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引种和本土化速度为美洲作物之最,有着深刻的动因:前提因素是自然生态因素（生态适应性、生理适应性）,最重要因素是救荒因素,移民因素是加速因素,经济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南瓜引种和本土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意义深远:对救荒、备荒的影响是南瓜在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任何地区均是如此,养活了无数的人口;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我国传统蔬菜作物结构,完善了传统农业种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对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就从来不乏依靠南瓜牟利的人群,如今,南瓜产前—生产—加工—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构成了南瓜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晚明以降南瓜就一直是重要的中药材,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最后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南瓜文化丰富多彩,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王鹏辉[9]（2014）在《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文中提出19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交汇而来,中国进入数千年尺度的历史变局,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龚自珍和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出发,共通发明西北一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边疆建设方略。康有为和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会通中西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以"五族合一"和"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进行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吸收了 "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登上历史舞台,发动武装革命来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国的中国,具体方略则为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吴禄贞正在此时,从长江中游的武汉穿越东南海疆,东渡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并与孙中山、唐才常、梁启超交游,投身自立军起义。吴禄贞毕业回国后又与黄兴交游,在武汉和长沙进行革命聚义。革命党人吴禄贞北上入职清廷中央练兵处,结束了他的东南革命。东三省爆发的日俄战争刺激清王朝进入预备立宪的新政阶段,边疆危机为前奏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引发了清末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1906年上半年,吴禄贞跟随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亲历亲见了已经变为蒙汉杂居的传统塞北边疆,对内蒙东四盟进行了现代性的社会调查《东四蒙古实记》,并制定了一套经营蒙古的战略改革方略《经营蒙古条议》。吴禄贞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思考清王朝的边疆危机,依据近代国家主权、领土、人民的要素制定蒙古地区的改革方略。1906年下半年,吴禄贞得到练兵处的派遣穿越中原前往西北新疆的伊犁调查军政,而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和俄国陆军上校马达汉分别接受各自国家参谋部的派遣,与吴禄贞同时出现在中国西北边疆。吴禄贞的《沿途日记》与日野强的《伊犁纪行》及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互相参证,反映了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和清王朝视野交互下的西北边疆历史面貌。1907年,东三省继新疆建省、台湾建省后从军府制变革为行省建制。吴禄贞以军事参议的官职跟随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到奉天任职,随后奉派前往吉林省延吉厅调查吉林与韩国界务。朝鲜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在日本控制朝鲜主权后逐渐解体,两国的边界图们江经过重新确认而遗留江源边界的争议。日本随即寻找各种伪证制造"间岛问题",图谋侵占中国延吉厅领土。吴禄贞针对日本制造的"间岛问题",运用测绘等各种近代地理科学技术和近代社会调查手段勘查了延吉的历史、政权建设、地理、韩民越垦和入籍中国的历程以及吉韩界务的交涉历史,把日本提出的伪证一一推翻,证成延吉为中国领土,为清王朝提供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依据。1907至1909年,吴禄贞先后任职吉林边务帮办和吉林边务督办,驻扎延吉厅,与日本在延吉非法建立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制日本对延吉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展开各项内政建设,以民生为本确立越垦韩民的中国国民的法律地位,并参与清王朝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谈判,终于使日本在《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承认图们江国界,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近代主权国家的原理依靠国民推进了边疆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纵观革命党人吴禄贞的一生,身处清末改革与革命争锋的时代,在日本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洗礼,既有参加东南革命又有参加西北边疆建设的历史际遇。吴禄贞从最初的"排满革命"到经历内蒙东四盟、西北陕甘、东北延吉的边疆调查和国家建设,其国家疆域空间的观念比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更接近历史和现实,接上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脉络。吴禄贞以革命党人和清王朝的官员双重身份,通过边疆建设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吴禄贞深度介入了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体现了民族主义潮流中中国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
童学莲[10]（2014）在《民国时期开发西北协会研究（1932-1936年）》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降，边疆危机不断加剧，国人日益关注西北，更加重视西北地区，并把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提上了日程，提出和制定了一些关于开发西北的政策和措施。这一时期“开发西北”成为朝野人士经常谈论的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直接威胁我国华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西北，呼吁开发西北。国民政府开始拟定各种开发西北计划，并着手付诸行动。在国民政府上层政府官员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推动下，开发西北的研究热潮兴起，研究西北的组织和团体骤然增多，创办了不少有关西北问题研究的杂志。开发西北协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较早、较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学术团体之一。该协会由戴任、陈立夫、萧铮、戴弘等邀集各方面专家、学者发起，于1932年呈请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协会旨在协助政府开发西北，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繁荣为目的。该协会创办的刊物《开发西北》主要以协会的宗旨为宗旨，以协会的目的为目的，鼓励一些仁人志士到西北去进行实地调查，获得西北详实情况，并着力介绍西北实情、发表并讨论各种开发西北的计划、积极宣传开发西北各种事业，得到了很多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支持与鼓励，成为当时研究西北、宣传西北开发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本文以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开发西北》作为研究对象，以《开发西北》作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开发西北的典型个案，通过对该协会及其刊物《开发西北》的研究，了解当时国人对西北地区的认识以及开发西北的目的，从侧面了解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与当时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民众的互动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在当时国难危机的时候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态度和政策，以及协会对于当时开发西北的影响。全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本文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相关的研究现状和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分四章论述。第二章主要介绍开发西北协会的概况，包括开发西北协会成立的背景、协会成立及发展概况、组织概况以及经费概况。第三章主要介绍开发西北协会创办的刊物《开发西北》概况，包括刊物的创刊详情以及刊物的文本内容。第四章是对开发西北协会及其月刊的会员群体的分析研究，主要是对会员群体的教育背景、民族状况、军政经历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协会及其刊物的代表人物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协会会员群体有关西北问题的认识，他们开发西北的动机、开发西北的建议、计划与措施进行了论述，同时还介绍了开发西北协会会员群体与政府开发西北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五章主要是对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开发西北》的价值评析。本章主要介绍开发西北协会价值与影响，分析了它最终解散的原因以及其自身的不足与缺陷。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开发西北协会及其月刊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以及它的历史局限。
二、《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01年1～6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01年1～6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五、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兰州报刊发展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后的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前西北的抗战宣传活动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兰州报刊的发展历程 |
| 第二章 兰州报刊的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发展的有利条件 |
| 第二节 兰州的办报创刊热潮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的发行与阅读 |
| 第三章 兰州报刊的主要内容与思想 |
| 第一节 抗战宣传与动员 |
| 第二节 开发和建设西北 |
| 第三节 其他新闻报道 |
| 第四章 兰州报刊的特征与影响 |
| 第一节 兰州报刊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兰州报刊的积极影响 |
| 第三节 兰州报刊存在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清末至全面抗战前夕兰州地区出版报刊一览表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史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 (一) 史料来源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阶段界定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
| 一、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
| (一) 实现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主要目标 |
| (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内在要求 |
| 二、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现实依据 |
| (一) 西藏高等教育特殊的地位要求中央政府给予重视 |
| (二) 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需要中央政府的帮扶 |
| 第三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 |
| 一、探索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帮扶民族地区创建高等教育 |
| (二) 和平解放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教育进行帮扶 |
| (三) 西藏高等学校在创建过程面临着师资匮乏问题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动员内地大学生长期支援西藏公学 |
| (二) 上海市选派教师支援西藏师范学院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进藏建藏成为早期援藏工作的主导思想 |
| (二) 政策实施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动员色彩 |
| (三) 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 |
| 四、探索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快速起步 |
| (二) 帮助西藏初步建立起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
| (三) 打开了西藏高校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关系 |
| 第四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 |
| 一、调整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加快发展西藏高等教育成为中央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 |
| (三) 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特殊政策帮扶西藏高等教育 |
| (二) 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省市和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 中央组织部组织内地高校选派干部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初步成形 |
| (二)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机制趋于合理 |
| (三) 支援政策制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
| 四、调整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 |
| (三) 西藏高校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自我发展意识增强 |
| 第五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至今) |
| 一、拓展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对西藏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
| (三) 实现西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加大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组织部的高校干部援藏政策不断加强 |
| (三) 教育部组织内地高校强力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四) 相关内地省市组织开展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政策体系趋于成熟 |
| (二) 支援政策实施机制不断健全 |
| (三) 配套政策措施逐步完善 |
| (四) 对口支援逐渐向对口合作转移 |
| 四、拓展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树立起了现代化办学理念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 |
| (三)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和层次稳步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着提升 |
| (五) 西藏高校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
| 第六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与特征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 |
| (一) 外部动力因素 |
| (二) 内部动力因素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为例 |
| (一) 路径依赖是公共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二) 路径依赖下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的变迁过程 |
| (三) 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 第七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绩效与问题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绩效评估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 |
| (二) 提升了支援高校的综合办学能力 |
| (三) 促进了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边疆安全稳定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策制定多头管理与政策资源配置不足 |
| (二) 部分执行主体动力不足及政策执行失真 |
| (三) 政策监控和评估缺乏制度规范 |
| 第八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创新面临的挑战 |
| (一) 加快内涵建设是当前西藏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
| (二) 支援政策目标、任务与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策略 |
| (一) 加强各政策部门的协调与配套政策制定 |
| (二) 增强政策执行主体自觉性及执行力度 |
| (三) 健全政策监控和评估工作机制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
| 三、研究方法、所用概念及史料解析 |
| 四、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设立的历史及资源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口政策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日本之满蒙特殊地位”产生的思想根源 |
| 第三节 我国东北的农业资源禀赋及其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涉农会社及其主要功能 |
| 第二章 “东亚劝业会社”及其对“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农业资源“开发” |
| 第一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
| 第二节 1906～1922年日人的土地盗买 |
| 第三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土地掠取活动 |
| 第四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农业经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满拓公社”所控土地管理及农耕技术 |
| 第一节 土地经理人制度与“满拓区掠夺型经纪”模式 |
| 第二节 农具与东北垄作耕法 |
| 第三节 “北满改良农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连农事会社”对“关东州”农业资源掠取 |
| 第一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设立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土地掠取 |
| 第三节 日本移民的农业经营及“大连农事会社”的地租收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满洲畜产会社”对东北畜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
| 第一节 东北畜产资源数量考析 |
| 第二节 “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对畜牛资源的掠取 |
| 第三节 “满蒙毛织会社”的设立及对东北羊毛资源的垄断 |
| 第四节 东北猪的养殖及日人对猪毛资源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日本涉农会社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结构性殖民理论”的构建及日本式殖民的特点 |
| 第二节 “国策会社”满铁关系会社及其涉农机构 |
| 第三节 日本涉农会社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
| 结语 |
| 附录一 东北古今县名对照表 |
| 附录二 日本在中国东北“农业开发”大事记 |
| 附录三 东三省各县及“关东州”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 |
| 附录四 东三省各县家畜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4）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关于社会救济史的整体研究 |
| (二) 关于甘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于西北及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区域研究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问题及采取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青海的自然环境 |
| 一、地貌 |
| 二、气候 |
| 三、土壤与植被 |
| 四、河流 |
| 第二节 青海的人文环境 |
| 一、多民族聚居和传统地方社会的多元化 |
| 二、宗教氛围浓厚、寺院林立 |
| 三、近代因素的发轫与地方社会 |
| 第三节 近代青海的行政区划及建置的沿革 |
| 一、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及建置 |
| 二、近代以来青海的基层行政组织 |
| 第二章 济贫事业 |
| 第一节 近代青海民族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及其发展 |
| 第二节 官方的济贫活动 |
| 一、官办救济机构 |
| 二、救济机构以外的官办救济事业 |
| 第三节 民间的慈善救济 |
| 一、血缘组织下的互助与济贫(汉族的宗族、撒拉族的孔木散、土族的舍房、藏族的“日科尔”) |
| 二、地缘组织(村落、藏族部落内、城镇会馆组织)下的互助济贫 |
| 三、宗教组织的慈善救济 |
| 四、民间社会团体的慈善救济活动 |
| 五、融入民间习俗中的济贫行为 |
| 第四节 西方教会的慈善救济 |
| 一、西方宗教的传入及发展情况 |
| 二、教会在医疗和助学方面的济贫活动 |
| 第五节 近代青海济贫事业的成效及其评价 |
| 第三章 灾荒救济 |
| 第一节 灾荒概况 |
| 一、灾荒概述 |
| 二、灾荒的影响 |
| 第二节 官方救灾 |
| 一、近代国家和青海地方的救灾机构及其制度建设 |
| 二、灾前预防 |
| 三、临灾赈济 |
| 四、灾后善后 |
| 第三节 民间救灾 |
| 一、防灾备荒的探索 |
| 二、民间赈灾款物的筹集与对政府救灾的支持 |
| 三、民间的应灾举措 |
| 第四节 西方传教士的救灾 |
| 第五节 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成效及评价 |
| 一、政府救灾活动的成效及评价 |
| 二、民间力量救灾活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及反映的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 |
| 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
| 二、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为辅 |
| 三、多层次和多样化 |
| 第二节 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中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 一、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
| 二、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互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有关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部分法规 |
| 附录二 近代青海自然灾害发生统计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史料运用说明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的缘起 |
| 一、马匹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 |
| 二、产马数量锐减与体格能力的退化 |
| 三、军用马骡补充困难 |
| 第二章 中央马政机构与马政计划 |
| 一、中央马政机构演变与事权的集中 |
| 二、中央马政机构的播迁 |
| 三、全国马政建设计划 |
| 四、军马选定与保管规则 |
| 第三章 种马牧场与马种改良 |
| 一、马种改良预期标准 |
| 二、抗战前种马牧场建设与马种改良 |
| 三、抗战开始后的种马场所建设与民马改良 |
| 第四章 军牧场与军马培育 |
| 一、军牧场整顿与建设 |
| 二、军牧场马匹构成与军马培育 |
| 三、军牧场垦殖工作 |
| 四、军牧场与地方社会的纠纷 |
| 五、军民合作放牧协定办法的出台 |
| 第五章 提倡地方产马与地方马政建设 |
| 一、国民政府地方产马助成办法 |
| 二、地方各省马种改良繁殖 |
| 三、地方产马比赛会 |
| 第六章 马政人才培养与军马卫生防疫 |
| 一、马政人才培养 |
| 二、军马卫生防疫机制 |
| 三、陆军兽医卫生器材供给机制 |
| 第七章 国民党军队军马补充与草料补充机制 |
| 一、军马补充所与补充处 |
| 二、军马采购临时机构与相关问题 |
| 三、"以马代丁"措施与民众负担 |
| 四、"献马运动"与民众反抗 |
| 五、军牧场育成军马调拨 |
| 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骡输入 |
| 七、马粮仓库与军马草料补充机制 |
| 八、军政部保护产马与军用马骡保育 |
| 第八章 国民政府马政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困境 |
| 一、马政建设起步迟滞 |
| 二、马政模式与相关困境 |
| 三、马政资源萎缩 |
| 四、牧政基础设施薄弱 |
| 五、军用马骡频繁征调与农家役畜短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综论（193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危机中的起步：1931-1936年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
| 一、西北开发与甘青藏区研究 |
| 二、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成果述论 |
| (一) 历史、地理与民族分布 |
| (二) 政治、经济与交通 |
| (三) 教育卫生 |
| (四) 文化习俗与寺院 |
| (五) 各类着作 |
| 四、调查研究群体之构成 |
| (一) 个人 |
| (二) 团体 |
| 五、小结 |
| 第二章 全面抗战中的繁盛：1937—1945年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
| 一、重心西移与甘青藏区之调查研究 |
| 二、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成果述论 |
| (一) 历史地理 |
| (二) 民族分布与人口 |
| (三) 政治、经济与交通 |
| (四) 教育卫生 |
| (五) 文化习俗与宗教 |
| (六) 各类着作 |
| 三、作者群体构成的多样化 |
| (一) 个人 |
| (二) 团体 |
| 四、甘青藏区开发意见的大讨论 |
| (一) 教育为要 |
| (二) 交通为先 |
| (三)“宜垦”还是“宜畜” |
| (四) 工业论、政治论与综合说 |
| 六、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的多元运用 |
| (一) 自然科学 |
| (二) 社会科学 |
| (三) 观察与研究方法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动荡中的持续：1946—1949年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
| 一、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局势和甘青藏区研究的持续 |
| 二、调查研究成果述论 |
| (一) 历史与民族分布 |
| (二) 政治经济与交通卫生 |
| (三) 文化习俗与宗教 |
| 三、作者群体之分析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1931-1949年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成果目录 |
| 附录B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创新和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 南瓜的起源与传播 |
| 第一节 南瓜在美洲的起源与传播 |
| 一、美洲是南瓜的起源中心 |
| 二、南瓜在欧亚的传播 |
| 第二节 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 |
| 一、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 |
| 二、南瓜传入中国的路径 第二章 南瓜的名实与品种资源 |
| 第一节 南瓜名称考释 |
| 一、南瓜的主要名称 |
| 二、南瓜的其他别称 |
| 第二节 南瓜属作物与南瓜品种资源 |
| 一、南瓜与笋瓜、西葫芦 |
| 二、南瓜的品种资源 第三章 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一节 南瓜在全国的引种路线 |
|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南瓜在各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一、南瓜在东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二、南瓜在华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三、南瓜在西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四、南瓜在西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五、南瓜在东南沿海的引种和推广 |
| 六、南瓜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的生产和发展 |
| 一、南瓜在全国的生产概况 |
| 二、南瓜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四章 南瓜生产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栽培技术的积累 |
| 一、播种育苗 |
| 二、定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病虫害防治 |
| 五、采收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生产技术的改进 |
| 一、选种育种 |
| 二、播种育苗 |
| 三、定植 |
| 四、田间管理 |
| 五、病虫害防治 |
| 六、采收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生产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第五章 南瓜加工、利用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奠基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改进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第六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因素 |
| 一、生态适应性 |
| 二、生理适应性 |
| 第二节 救荒因素 |
| 一、南方地区 |
| 二、北方地区 |
| 第三节 移民因素 |
| 一、西南移民潮:“湖广填四川”与“改土归流” |
| 二、东南棚民潮:“客家棚民”与“江西填湖广” |
| 三、东北大移民:“招民开垦”与“闯关东” |
| 第四节 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 |
| 一、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 |
| 二、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的原因 |
| 第五节 经济因素 |
| 一、南瓜的相对经济优势 |
| 二、南瓜加工、利用的经济优势 |
| 三、南瓜其他利用方式的经济优势 第七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救荒、备荒的影响 |
| 一、全国性的救荒影响 |
| 二、六大区的具体救荒影响 |
| 第二节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一、改变了蔬菜作物结构 |
| 二、影响了农业种植制度 |
| 第三节 对经济的影响 |
| 一、直接南瓜贸易对经济的影响 |
| 二、南瓜子对经济的促进 |
| 三、南瓜众多深加工产品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 |
| 四、南瓜与养殖业发展 第八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科技文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
| 一、基本性状的描述 |
| 二、同食相忌 |
| 三、具体应用 |
| 第二节 南瓜与文化 |
| 一、南瓜精神 |
| 二、南瓜民俗 |
| 三、南瓜观赏文化 |
| 四、南瓜名称文化 |
| 五、南瓜饮食文化 |
| 第三节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二、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背景说明和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核心史料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的时代回应 |
| 第一节 重整陆海边疆—以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为中心的考察 |
|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
|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舆地学 |
| 三、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 |
| 一、国际视野下的东北边疆 |
| 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历史空间结构 |
| 三、维新变法新政中的边疆因素 |
| 四、边疆为重心的"五族合一"国家建设方略 |
| 五、清末民初之际边疆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 |
| 六、未来大同世界中的中国边疆 |
| 第三节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
| 一、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中国疆域历史空间的结构 |
| 二、西域与南海:古今中国与旧新域外交流的边疆枢纽 |
| 三、边疆危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建国方略 |
| 四、东三省、蒙古与西藏、新疆:西北陆地边疆轴向的危局 |
| 五、边疆残局与共和国:从帝国遗产到现代国家政略 |
| 第二章 吴禄贞的东南革命 |
| 第一节 晚清革命党人的边疆与革命方略—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中心 |
| 一、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 |
| 二、黄兴的边疆革命实践 |
| 三、章太炎的边疆舆地知识与排满革命 |
| 第二节 吴禄贞东游日本与东南的革命聚义 |
| 一、吴禄贞投入张之洞的湖北新军 |
| 二、吴禄贞在日本东京的武备留学生生涯 |
| 三、吴禄贞投身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共谋的自立军起义 |
| 四、吴禄贞受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
| 五、吴禄贞在两湖的革命聚义 |
| 第三章 吴禄贞的内蒙古东四盟边疆调查 |
| 第一节 吴禄贞入职中央练兵处 |
| 一、吴禄贞在练兵处的职事活动 |
| 二、吴禄贞随理藩院尚书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 |
| 第二节 吴禄贞的内蒙东四盟调查 |
| 一、清王朝治下的内蒙东四盟社会政治制度 |
| 二、内蒙东四盟社会的生计与资源配置 |
| 三、内蒙东四盟社会的风俗民情 |
| 四、内蒙东四盟的社会危机 |
| 第三节 吴禄贞的蒙古经营方略 |
| 一、内蒙东四盟的边疆危机 |
| 二、内蒙古政治和军事的改革方案 |
| 三、内蒙古宗教与教育改革方案 |
| 四、内蒙古经济与民生改革方案 |
| 五、塞北边疆的近代国家建设 |
| 第四章 吴禄贞的西北边疆调查 |
| 第一节 穿越古中原的边疆感怀 |
| 一、吴禄贞有志于边疆 |
| 二、吴禄贞在中原的边疆怀古与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甘肃境内的沿途调查 |
| 一、吴禄贞所见兰州以东的社会经济风貌 |
| 二、吴禄贞在兰州遭遇的政治陷害 |
| 第三节 俄日军官视野中的中国新疆 |
| 一、马达汉、日野强呈现的新疆内外危机 |
| 二、马达汉与日野强对新疆省府乌鲁木齐的调查 |
| 三、马达汉考察所见西北边疆的多元族群 |
| 第五章 吴禄贞的东北边疆建设 |
| 第一节 日本在东北边疆制造的"间岛问题" |
| 一、吴禄贞任职东北边疆 |
| 二、吉林延吉厅与"间岛问题" |
| 三、日本对延吉厅的特殊调查 |
| 四、日本侵占延吉厅政策的酝酿 |
| 第二节 吴禄贞对延吉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证成—以延吉边务调查为中心 |
| 一、中国历史体系中的延吉历史空间 |
| 二、清王朝对延吉厅的政权建设 |
| 三、延吉厅的地理空间 |
| 四、韩民在延吉厅的越垦历程和"垦民"的入籍中国 |
| 五、中国和朝鲜关于吉韩界务交涉的历史分期 |
| 六、吴禄贞对日本"间岛问题"的纠谬 |
| 七、日本侵占中国延吉主权和领土的政策 |
| 第三节 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 |
| 一、吴禄贞与吉林边务公署的设置 |
| 二、吴禄贞面对日本越境延吉的筹谋 |
| 三、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外交为重心 |
| 四、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内政为重心 |
| 五、吴禄贞参与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延吉交涉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民国时期开发西北协会研究（1932-1936年）（论文提纲范文）
|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信息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四、 资料来源 |
| 第二章 开发西北协会概况 |
| 第一节 开发西北协会成立的背景 |
| 一、 国难背景 |
| 二、 “开发西北”言论 |
| 三、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提出 |
| 第二节 开发西北协会概况 |
| 一、 开发西北协会的成立 |
| 二、 开发西北协会的发展概况 |
| 三、 组织概况 |
| 第三节 开发西北协会经费概况 |
| 第三章 开发西北协会刊物《开发西北》 |
| 第一节 《开发西北》月刊概况 |
| 一、 创刊经过 |
| 二、 刊物概况 |
| 第二节 《开发西北》月刊主要内容 |
| 一、 月刊对“西北”的认识 |
| 二、 月刊对开发西北的建议和计划 |
| 三、 《开发西北》中的调查报告 |
| 四、 《开发西北》中的游记 |
| 第四章 开发西北协会会员群体分析 |
| 第一节 会员群体概况及其代表人物研究 |
| 一、 会员群体概况 |
| 二、 代表人物研究 |
| 第二节 会员群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
| 一、 国民政府关于开发西北的宣传与政策 |
| 二、 会员群体对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响应 |
| 第五章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价值与影响 |
| 第二节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结局 |
| 一、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结局与原因分析 |
| 二、 开发西北协会及其刊物的历史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表一：开发西北协会会员概况 |
| 附录表二：《开发西北》学人概况 |
| 附录表三：《开发西北》月刊目录 |
| 附录表四：开发西北协会三届年会会员名单 |
| 附件 |
| 后记 |
四、《青海畜牧兽医杂志》2001年1～6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研究[D]. 费丽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2]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3]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D]. 马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5)
- [4]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D]. 王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5]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6]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7]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综论（1931-1949）[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5(03)
- [8]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D].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9]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D]. 王鹏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10]民国时期开发西北协会研究（1932-1936年）[D]. 童学莲. 西北师范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