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范个别教育工作──河北省石家庄北郊监狱(论文文献综述)
李仁杰[1](2021)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与实践探索研究》文中认为1948年9月26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标志着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原晋察冀边区政府和邯郸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全国性联合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的由董必武任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从1948年9月成立到1949年9月结束,虽然历时仅13个月,却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掌全国政权的“试验田”,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华北人民政府在政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建立、法制建设、制度规定等诸方面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群体中的一员。他的一生,是同中国近百年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民革命斗争紧紧相联系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主要领导活动紧紧相联系的。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工作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主政华北人民政府期间,董必武成就斐然,尤其是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法制建设等方面建树颇多。不仅有实践的探索与创新,更有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对新中国的全面政权建设具有重要借鉴、参考和指导价值。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以及社会调查等方法,对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进行研究,分析其政权建设的理论建树、实践创新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第一,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与历史基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思想和法学理论、列宁苏维埃政权治理实践的启迪,更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积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历史基础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反思、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经验、早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升华以及西柏坡时期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第二,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及主要特点。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的领导是加强政权建设的根本、党的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中之重、为群众谋幸福是政权建设的出发点、制度保障是政权建设的基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将历史性、现实性、未来性相贯穿,将政策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将立足全面和突出重点相结合。第三,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实践探索主要包括政治建设、法制建设、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其中政治建设主要是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全权性和至高性,主张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权模式。法制建设主要是厘清“三权”和强化“原则”。在厘清“三权”中,董必武针对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进行了探索。在强化“原则”中主要是健全新民主主义的行政法令、法规,落实“有法可依”原则;健全司法审判制度,落实“有法必依”原则;健全公职人员队伍守法、惩罚制度,落实“依法办事”原则。在经济建设中,董必武落实了土改工作,恢复农业生产,并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此外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他带领整顿了金融秩序,统一货币。在社会文化建设中,董必武主张发展和改革教育制度,整顿教育秩序,并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第四,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即:党的建设始终为首要、关心群众利益是根本立足点、依法行政是重要保障。首先,党的建设始终作为首要,提出:从严治党是把党建设好的永恒保证、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是党自省自律的根本、要努力构建管党治党的思想体系。其次,关心群众利益是根本立足点,提出了政权的权威要建立在人民信任的基础上、人民权利永远属于人民、人民生活需要是政权建设的中心任务等一系列观点。此外,还提出了依法行政是一条重要经验,各级干部要训练依法行政素养、依法行政节约管理成本、将政府工作纳入有序运行轨道等主张。第五,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董必武的政权建设思想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进行着历史演进与升华,为我们党的政权建设提供了现实的指导意义,通过不断的系统归纳,将为新时代党的政权建设理论提供有益支撑。首先,从“党是领导的关键”到“党是领导一切的”。华北人民政府是由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是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一次民主政治协商的有益尝试。华北人民政府主张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关键,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于党的领导的深刻含义和重要方式不断进行创新,并且指明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法,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上,涉及到政党制度、国家体制和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中国共产党需要认识到其当前的地位与具体的作用,辩证处理好党政关系,使政府更高效地良性运转;需要将政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现代化发展与党的领导功能等多方面有机融合在一起;需要清楚地认识国际、国内发展形势;需要切实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其执政党的功能定位,以推进其功能建设,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党的队伍建设是实现党正确领导的关键环节,在组织方面需要提升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在作风建设方面需要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在纪律方面,全党需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从而能够保持一致前进的步调。上述这些也无不闪烁着董必武的政权建设思想的历史光辉。其次,从奠基依法行政到实施全面依法治国。董必武是我们党的一位法学专业大家,他不但长期从事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他认为,法制和国家是紧密相连的,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必须迅速创立人民民主的法制,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不能再经常搞群众运动,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制。董必武的法学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法治中国之路径,在华北人民政府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模糊到具体,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并且制定了宪法大纲,这对于我国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十八大以来,我国十分重视依法治国的发展方针,并且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突出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且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但是同时也提出了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当中仍然存在着不适合的问题,一些法律法规无法客观地反映出人民的意愿,缺乏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甚至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这对新时期我国依法治国的进行是非常不利的。由此可以看出,依法治国是历史经验教训的警示,在我国社会治理的过程当中需要保证依法治国,尤其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从而结合实施体系监督体系保障体系来不断地完善我国依法治国的体系。全面依法治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时期在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当中,需要健全机制重视全局谋划,明确发展目标重视落实,从而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方针。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并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当前我国正在处于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需要加强全面依法治国道路的进行,尤其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此其中健全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依法治国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实际建设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健全相关工作制度与机制,从而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通过相关制度与工作机制的保障,实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建设,从而带动法治中国建设发展进入新阶段。再次,从关注民众生活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工作中的核心,董必武十分重视为人民大众服务,他提出:“政权关系着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生活方向”,在主政华北人民政府时,一直以践行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为本”的思想贯穿始终。一是关注民生是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的着眼点。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当中所提出的群众组织力,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群众工作的深刻认识,只有在增强群众组织力的基础上才能够把握组织群众的规律,才能够向群众学习,并且不断地为人民群众进行服务。中国共产党需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才能够从事相关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才能够完成革命斗争工作与社会变革工作。因此党的群众组织力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群众,并且进行伟大的斗争推动工程试验的发展,并且实现伟大梦想。二是人民在共产党人心中的分量最重。根据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与在全国考察当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人民的作用,人民一词也被提的频率最高、分量最重。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坚持不忘初心,需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同时一切依靠人民。
郝东升[2](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认为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蔡艺生,程明东[3](2021)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问题实证研究——以1190份裁判文书为主要分析样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认罪认罚从宽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实证调查发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频次激增,抗诉也同期暴增;绝大多数罪名和量刑建议已获得一审采纳;绝大多数上诉人学历为高中以下;上诉人中具有累犯、前科或劣迹等从重情节的达三分之一;60%以上的上诉有律师参与;上诉理由集中且随意性较大;撤销上诉比例约为十分之一;抗诉理由单一,因上诉而抗诉的情况突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的二审裁判多为裁定,判决比例较低;二审裁判结果以维持原判为主;抗诉导致加重量刑的案件数量为减轻量刑的两倍。困境在于:量刑建议的稳定性不足;"认罪悔罚"上诉的"二次从宽"效果突出;控辩审程序性对抗的扩张。建议推进量刑建议精准化、规范上诉与抗诉并简化二审程序。
孔令通[4](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林芷如[5](20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地名异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孙伊莉[6](2021)在《《红旗谱》革命经验叙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杜佳琦[7](2021)在《新冠疫情防控下的社会工作实务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宋子昕[8](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指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杨岐黄[9](2020)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玉璧贯穿了我国古代玉器发展的全过程,是古代玉器发展演变及玉文化滥觞繁盛的实践者与见证者,在玉文化的发展演变及考察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玉璧承载了近万年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伦的观察,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生死观、伦理观、等级观、价值观等意识观念,可以说玉璧的演变史就是古代玉文化发展的缩影。本文以全国范围内新石器至汉代的考古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玉璧为对象,兼以部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征集、采集标本,以时代为序,从形制、制作工艺、使用、功能等几个方面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玉璧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厘清玉璧在形制、制作工艺、功能、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玉璧的起源、定名、所蕴含的观念等相关问题进行多维思考与探讨。玉璧的形制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经历了数次演变,大型圆璧逐渐成为主要玉璧种类,多孔璧及其他造型的单孔壁,如牙璧、璜联璧、有领璧等衰落。纹饰璧替代素面璧成为玉璧主要类型。玉璧的形制变化逐步由器物形态的差异,转变为玉璧纹样的差异。玉璧在出现伊始的制作方式承袭新旧石器时代石器加工方法。切割、管钻技术的应用,是玉璧制作的第一次技术提升,为玉璧的量化、器形规范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两种制作技术充分发挥其作用,应该还有赖于旋转工具的辅助。春秋时期铁质砣具的出现与使用是玉璧的制作又一次技术提升,从技术层面促成了东周时期及汉代玉璧的大量出现,纹饰玉璧比例的大幅提高,并且纹样更为丰富、复杂。璧的出现基于先民原始的、朴素的对美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的观察与模仿。玉璧的概念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与完善,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改变。各时期的流行观念与思想对玉璧的功能衍生与转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玉璧的使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使用制度与等级制度在西周时形成,并在汉代完备。璧的承载形式逐渐多样化,玉璧的地位也随着时代与功能的改变而得到逐步提升。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可将这一阶段玉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是玉璧的起源及定型阶段,规范玉璧的形制;第二阶段为商周时期,是玉璧的延伸发展阶段,规范玉璧的功能;第三阶段为汉代,是玉璧的鼎盛发展阶段:玉璧的形制及功能完备。玉璧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我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政权组织形式的演变,三个发展阶段与我国文明演进的古国、王国、帝国阶段大致相合。玉璧作为被选中的权力象征物,随着社会结构复杂化,接纳、赋予自身更多的功能与意义以适应权力拥有者的需求,在古人对玉器种类不断的摒弃、调整、创新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发展。其背后所蕴藏的动因是玉璧研究的意义所在。
王富聪[10](2020)在《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工作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抗战时期,沦陷城市地下党组织和中共华北根据地城工机构密切配合根据地的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抗战初期,在北平、天津、唐山等沦陷城市中,平津唐点线委员会秘密发动群众,为周围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急需物资、技术人才和情报信息,支援了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在特别危险的环境下,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多次破坏。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在中共中央指示下,1941年前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为加强城市工作,除了动员全党在思想上重视城市工作外,还加大了干部抽调、关系寻找、培训教育、派遣打入工作和秘密交通组建的力度。根据地城委会的努力为沦陷城市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人力、资金、技术上的准备。而地下党在沦陷城市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中秘密地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发展,既积蓄了力量,也积累了经验。各地城工部于1944年前后成立后,把城市工作提高到和根据地工作一样重要的高度,动员全党和群众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下大力气和决心抽调干部派遣打入,加快了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伪军伪警和工人苦力中积极宣传和发展组织,为反攻城市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干部抽调和关系寻找方面,纠正了根据地党委不重视干部抽调和贡献关系的思想,对抽调干部的数量和占总干部数的比重做了规定,确保了城市工作的干部队伍。在发动全党和群众贡献城市关系,并依托根据地,对外出务工和过节返乡的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从中大量发展关系,为城市工作的迅速开展搭建了广阔的桥梁。在培训教育和派遣打入方面,针对上送干部的各种不纯动机,进行思想教育、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并开展针对性的业务教育,提高了城工干部的综合能力。在派遣打入干部方面,各根据地城工部门派遣了大量干部到敌占城市,通过各种关系打入到敌伪机关、学校、工厂内,播散种子,生根发芽,显示出坚强的生命力。在获取急需物资方面,根据地不能生产的工业急需品如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机械设备等物资都需要从城市采买。地下党通过灵活开展统战工作,利用社会关系和日伪组织,掩护秘密采购网络和交通站,为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重要物资,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在输送人员方面,沦陷城市的高校和工厂中拥有大量知识青年和技术工人,在地下党的宣传动员和秘密组织下,很多青年学生和工人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力量。在获取信息方面,城工干部调查了沦陷城市一些厂矿、学校、公司。调查了解工人、学生、市民等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政治态度、反抗情况,为派遣打入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提供了依据。而秘密情报工作也为根据地的军事行动、锄奸、反间、营救人员等提供了信息支持。在秘密交通方面,为领导地下党,城工组织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路网,为保证安全和效率,一些线路还开辟了复线。在每条线上设立了各类秘密交通站、联络站,并以各种合法场所掩护。为了加强交通工作,对交通员进行了选拔和培训。交通员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为组织的联络、人员和文件等的输送作出了贡献。在群众工作方面,地下党在工人苦力、青年学生、市民及上层中宣传中共政策,发展组织,开展各类地下活动。以合法的和灰色的组织形式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掩护秘密的非法斗争。工人苦力是城市工作的重点发展对象。地下党在工人中组织了怠工、偷等半合法运动。在青年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会,宣传抗战,发展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培训后再返回城市。在市民中和上层人士中也开展了宣传和争取工作。在城市中的敌伪军警开展宣传工作也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关系里应外合的实现。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伪军寻求后路,分化瓦解伪军的条件更为便利。城工部门派遣干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伪军内部,在上层和下层分别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伪军大多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怀有正统思想,被国特掌握,进行伪军工作也有很大的困难。
二、规范个别教育工作──河北省石家庄北郊监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规范个别教育工作──河北省石家庄北郊监狱(论文提纲范文)
(1)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与实践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与历史基础 |
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董必武依法执政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石 |
(二)列宁苏维埃政权治理思想与实践给董必武以深刻启迪 |
(三)参与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积淀 |
(四)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权建设智慧的营养 |
二、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 |
(一)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反思 |
(二)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经验 |
(三)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升华 |
(四) 西柏坡时期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 |
第二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 |
一、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党的领导是政权建设的核心 |
(二)党的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中之重 |
(三)为人民谋幸福是政权建设的立足点 |
(四)制度法规是政权建设的保障 |
二、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基本特点 |
(一)将历史性、现实性和未来性相贯穿 |
(二)将政策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
(三)将立足全局和突出重点相结合 |
第三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主要的政权建设实践探索 |
一、政治建设 |
(一)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 |
(二)主张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权模式 |
二、法制建设(上)-厘清“三权” |
(一)关于立法权建设的探索 |
(二)关于司法权建设的探索 |
(三)关于监督权建设的探索 |
三、法制建设(下)-强化“原则” |
(一)健全新民主主义的行政法令、法规,落实“有法可依”原则 |
(二)健全司法审判制度,落实“有法必依”原则 |
(三)健全公职人员队伍守法、惩罚制度,落实“依法办事”原则 |
四、经济建设 |
(一)推进土改工作,恢复农业生产 |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 |
(三)整顿金融秩序,统一货币 |
五、文化教育建设 |
(一)发展和改革教育制度 |
(二)整顿教育秩序 |
(三)号召并实施“科教救亡兴国”策略 |
第四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党的建设始终为首要 |
(一)从严治党是把党建设好的永恒保障 |
(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是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
(三)构建管党治党的思想体系 |
二、关心群众利益是根本立足点 |
(一)政权的权威建立在人民信任基础上 |
(二)人民权利永远属于人民 |
(三)人民的生活需要是政权建设的中心任务 |
三、坚持依法执政是关键点 |
(一)各级干部要训练依法行政的素养 |
(二)依法行政节约管理成本 |
(三)依法行政将政府工作纳入有序运行轨道 |
第五章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
一、从“党是领导的关键”到“党是领导一切的” |
(一)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关键 |
(二)辩证处理党政关系使政府更高效地良性运转 |
(三)干部队伍建设是实现党正确领导政府的关键环节 |
二、从奠基依法行政到实施全面依法治国 |
(一)创新依法行政路径 |
(二)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法治中国之路径 |
(三)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三、从关注民众生活到以人民为中心 |
(一)关注民生是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的着眼点 |
(二)人民在共产党人心中的分量最重 |
(三)凝聚人民力量,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 |
四、资料收集与运用 |
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概况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山西省的调查与认识 |
第二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的发展 |
第二章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与伪教育行政体系的运行 |
第一节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 |
一、侵占与宣抚 |
二、伪政府的建立与矛盾 |
三、治安与财政 |
第二节 奴化教育政策与行政管理体系 |
一、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
二、伪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
第三章 山西沦陷区学校教育 |
第一节 学校的设立及运行 |
一、校舍紧张 |
二、经费不足 |
三、生源紧张 |
第二节 教员的登录、检定与培训 |
一、教员的登录与检定 |
二、教员的培训 |
三、教员的培养 |
四、教员的经济生活 |
五、信任危机 |
第三节 教学工作与学校生活 |
一、课程、教学督导 |
二、日籍教员的作用 |
三、各类活动中的教员与学生 |
四、伪政府“捏合”下的中日学生交流活动 |
第四章 山西沦陷区教会学校教育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教会学校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前的教会学校 |
一、山西沦陷区的教会 |
二、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的演变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后的教会学校 |
第五章 山西沦陷区日语教育 |
第一节 占领区的语言政策 |
第二节 驻军与日本宗教团体的日语教育 |
一、驻军的日语教育 |
二、日本宗教团体设立的日语学校 |
第三节 日伪政府设立的各类日语培训学校 |
一、山西省公署公务人员训练所日语教员班 |
二、太原市立日语学校 |
三、各伪县政府附设的日语讲习所 |
第四节 中小学校的日语教育 |
一、中小学校日语教育实施情况 |
二、日语教员的培养与培训 |
第六章 山西沦陷区居留民教育 |
第一节 居留民的社会生活 |
一、人口激增 |
二、职业构成 |
三、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运行 |
四、日常生活 |
五、学校的设立 |
第二节 日本人学校的教师与学生 |
一、教师来源 |
二、学生构成 |
第三节 “皇国少年”的养成 |
一、课程设置 |
二、勤劳报国与少年参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问题实证研究——以1190份裁判文书为主要分析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现状调查 |
(一)案件总体情况 |
1.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频次逐年激增,抗诉也同期暴增。 |
2. 绝大多数罪名和量刑建议已获得一审采纳。 |
(二)上诉和抗诉行为情况 |
1. 绝大多数上诉人学历为高中以下。 |
2. 上诉人中具有累犯、前科或劣迹等从重情节的达三分之一。 |
4. 上诉理由集中且随意性较大。 |
5. 撤销上诉比例约为十分之一。 |
6. 抗诉理由单一,因上诉而抗诉的情况突出。 |
(三)二审结果情况 |
1.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的二审裁判多为裁定,判决比例较低。 |
2. 二审裁判结果以维持原判为主。 |
3. 抗诉导致加重量刑的案件数量为减轻量刑的两倍。 |
三、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问题分析 |
(一)量刑建议的稳定性不足 |
1. 控方主导下的量刑建议生成是上诉诱因之一。 |
2. 量刑建议的三方羁束效力发挥情况影响着上诉或抗诉。 |
(二)“认罪悔罚”上诉的“二次从宽”效果突出 |
(三)控辩审程序性对抗的扩张 |
1. 防御型抗诉。 |
2. 制约型抗诉。 |
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建议 |
(一)推进量刑建议精准化 |
1. 控辩平等协商,增强被追诉人协商能力。 |
2. 善用起诉裁量权,精准为主、幅度为辅。 |
(二)规范上诉与抗诉 |
(三)简化二审程序 |
1. 缩短二审的审理期限。 |
2. 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开庭审理为例外,适当简省庭审过程。 |
3. 着重一审争议焦点的实质性审查。 |
4. 基于审查结论,选择不同的裁判方式。 |
(4)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一、工类 |
二、矿业类 |
三、商业类 |
第二节 军事类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一、农林类 |
二、水利类 |
第四节 畜牧类 |
第五节 仓储类 |
下编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引用谱录简称 |
参考文献 |
职官索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8)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二、学术回顾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小结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一、电力与通讯 |
二、毛巾与肥皂 |
三、燃料 |
四、自来水 |
五、铺底与房租 |
六、纳税与认捐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小结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小结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小结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一、晕堂 |
二、火灾与触电 |
三、建筑安全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小结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小结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1.3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1.3.1 研究对象 |
1.3.2 时空范围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研究 |
2.1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2.2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2.2.1 东北北部地区 |
2.2.2 燕辽地区 |
2.2.3 海岱地区 |
2.2.4 长江中游地区 |
2.2.5 长江下游地区 |
2.2.6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地区) |
2.2.7 甘青地区(黄河上游地区) |
2.3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型式分析 |
2.3.1 单孔壁 |
2.3.2 联璧 |
2.4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制作方式 |
2.4.1 成坯 |
2.4.2 钻孔及成形 |
2.4.3 修整成器 |
2.5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使用 |
2.5.1 玉璧的出土位置 |
2.5.2 玉璧的出土组合 |
2.5.3 玉璧的使用方式 |
2.6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功能愈用途 |
2.6.1 佩饰 |
2.6.2 身份、地位的象征 |
2.6.3 沟通天地、神灵的法器 |
2.6.4 财富货币 |
2.6.5 随葬 |
2.6.6 乐器 |
2.7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分期与特征 |
第三章 商代玉璧研究 |
3.1 商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3.2 商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3.2.1 商文化地区 |
3.2.2 四川地区 |
3.2.3 湘江与资江下游地区 |
3.2.4 赣鄱流域 |
3.2.5 闽粤地区 |
3.3 商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3.3.1 圆璧 |
3.3.2 有领璧 |
3.3.3 牙璧 |
3.3.4 有领牙璧 |
3.4 商代玉璧制作工艺 |
3.5 商代玉璧的使用 |
3.5.1 商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3.5.2 商代玉璧出土位置 |
3.5.3 商代玉璧出土组合 |
3.5.4 商代玉璧使用方式 |
3.5.5 商代玉璧的等级关联 |
3.6 商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3.6.1 祭祀用器 |
3.6.2 财富宝货 |
3.6.3 身份地位象征 |
3.6.4 纳贡之物 |
3.6.5 随葬用器 |
3.6.6 乐器 |
3.7 商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3.7.1 商代玉璧的分期 |
3.7.2 商代玉璧的分区 |
第四章 西周玉璧研究 |
4.1 西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4.2 西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4.2.1 周原地区 |
4.2.2 丰镐地区 |
4.2.3 洛邑及周边地区 |
4.2.4 晋及其周边地区 |
4.2.5 燕及其周边地区 |
4.2.6 鲁及其周边地区 |
4.2.7 其他诸侯国 |
4.2.8 四川地区 |
4.2.9 湖湘地区 |
4.3 西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4.3.1 圆璧 |
4.3.2 有领璧 |
4.3.3 牙璧 |
4.3.4 璜联璧 |
4.4 西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4.5 西周玉璧的使用 |
4.5.1 西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4.5.2 西周玉璧出土位置 |
4.5.3 西周玉璧出土组合 |
4.5.4 西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4.6 西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4.6.1 礼仪用器 |
4.6.2 祭祀用器 |
4.6.3 宾赠用器 |
4.6.4 丧葬用器 |
4.7 西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4.7.1 西周玉璧的分期 |
4.7.2 西周玉璧的分区 |
第五章 东周玉璧研究 |
5.1 东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5.2 东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5.2.1 成周及其周边地区 |
5.2.2 晋及其周边地区 |
5.2.3 齐鲁及其周边地区 |
5.2.4 秦及其周边地区 |
5.2.5 吴越及其周边地区 |
5.2.6 楚及其周边地区 |
5.2.7 燕及周边地区 |
5.2.8 滇及其他地区 |
5.3 东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5.3.1 圆璧 |
5.3.2 出廓璧 |
5.3.3 有领璧 |
5.3.4 牙璧 |
5.3.5 双联璧 |
5.4 东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5.5 东周玉璧的使用 |
5.5.1 东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5.5.2 东周玉璧出土位置 |
5.5.3 东周玉璧出土组合 |
5.5.4 东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5.6 东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5.6.1 礼仪用器 |
5.6.2 祭祀用器 |
5.6.3 盟誓用器 |
5.6.4 宾赠用器 |
5.6.5 丧葬用器 |
5.6.6 财富货币 |
5.6.7 佩饰 |
5.6.8 陈设用器 |
5.7 东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5.7.1 东周玉璧的分期 |
5.7.2 东周玉璧的分区 |
第六章 汉代玉璧研究 |
6.1 汉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6.2 汉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6.2.1 陕西地区(关中地区) |
6.2.2 河南地区 |
6.2.3 河北、山西地区 |
6.2.4 山东地区 |
6.2.5 江苏地区 |
6.2.6 两湖地区 |
6.2.7 云贵地区 |
6.2.8 福建、两广地区 |
6.2.9 其他地区 |
6.3 汉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6.3.1 圆璧 |
6.3.2 出廓璧 |
6.3.3 有领璧 |
6.3.4 其他玉璧种类 |
6.4 汉代玉璧的制作工艺 |
6.5 汉代玉璧的使用 |
6.5.1 汉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6.5.2 汉代玉璧出土位置 |
6.5.3 汉代玉璧出土组合 |
6.5.4 汉代玉璧使用方式 |
6.5.5 汉代玉璧的使用制度 |
6.6 汉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6.6.1 礼仪用器 |
6.6.2 祭祀用器 |
6.6.3 丧葬用器 |
6.6.4 财富货币 |
6.6.5 馈赠用器 |
6.6.6 佩饰 |
6.6.7 陈设用器 |
6.6.8 建筑装饰用器 |
6.7 汉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6.7.1 汉代玉璧的分期 |
6.7.2 汉代玉璧的分区 |
第七章 相关问题探讨 |
7.1 玉璧的起源问题探讨 |
7.2 玉璧形器的定名 |
7.3 玉璧的形制演变 |
7.4 玉璧制作工艺的发展脉络 |
7.5 玉璧的使用习俗与制度 |
7.6 玉璧功能的发展演变 |
7.6.1 玉璧的出土位置与玉璧功能的关联 |
7.6.2 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基础功能的转化 |
7.6.3 各时期的流行观念对玉璧功能的影响 |
7.7 玉璧承载形式的转变 |
7.8 玉璧在玉器中的地位变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工作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前人研究综述 |
1、涉及华北根据地城市工作的研究着作概括 |
2、涉及城市工作的专题性论着研究概况 |
四、理论方法和视角 |
五、创新点 |
六、资料依据 |
第一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
第一节 点线委员会时期的城市地下党 |
一、抗战初期各地点线委员会的建立 |
二、各地点线委员会的工作内容 |
三、各地点线工作的效果 |
第二节 各级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
一、各级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
二、各级党委城市委员会的工作内容 |
三、各地城工委城市工作的效果 |
第三节 城工部的建立和城市工作的大发展 |
一、各级党委城工部的建立、方针和任务 |
二、大力动员开展城市工作的原因 |
三、在思想上动员全党重视城市工作 |
四、建立健全城市工作机构 |
五、抽调干部和设立专职城工干部 |
六、城市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基本策略 |
小结 |
第二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的干部工作 |
第一节 干部的抽调选拔和关系的来源 |
一、内线干部的来源和选拔条件 |
二、关系的来源 |
第二节 干部和关系的培训教育 |
一、培训对象的各种复杂心理 |
二、培训教育的内容 |
三、教育方式 |
四、培训的效果 |
第三节 打入干部的派遣和管理 |
一、派遣打入的准备工作 |
二、加大派遣干部打入城市的力度 |
三、对打入干部的管理工作 |
四、打入干部经费保障的管理 |
小结 |
第三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的物资采买工作 |
第一节 根据地从敌占城市获取紧缺的物资 |
第二节 地下党坚持从敌占城市获取物资 |
第三节 地下党从敌占城市获取物资的措施 |
第四节 敌人的封锁和破坏 |
第五节 沦陷城市物资工作的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的调查工作 |
第一节 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分工 |
一、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 |
二、调查工作在领导上和重点对象上的分工 |
三、调查的渠道和方法 |
第二节 城市基本情况调查的主要内容 |
一、关于城市人口数量、结构、阶级成份的调查 |
二、关于各个阶层生活水平的调查 |
三、关于各个阶层政治态度的调查 |
四、关于沦陷城市大中学校的调查 |
五、关于沦陷区厂矿车站的调查 |
六、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 |
第三节 调查工作的效果 |
一、调查工作的成绩 |
二、调查工作的不足 |
小结 |
第五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的交通联络工作 |
第一节 秘密交通线路和秘密联络站的设立 |
一、城工组织对交通工作的开展和加强 |
二、秘密交通线路网的建立和复线的开辟 |
三、各类秘密交通站、联络站的设立和完善 |
第二节 交通人员的选拔、表现、联络方式 |
一、交通员的主要来源、选拔条件 |
二、交通员的表现特征 |
三、通过关卡、封锁线的方式和接头联络方法 |
第三节 交通工作的内容、成效 |
一、人员和信息情报的输送 |
二、物资的输送 |
三、秘密交通工作的成效 |
小结 |
第六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的群众工作 |
第一节 对工人、苦力的掌握 |
一、寻找关系、派遣打入工人、苦力行业 |
二、日伪的严密统治 |
三、通过秘密和公开的形式组织群众 |
四、领导群众进行各类斗争 |
第二节 对教员、青年学生的争取工作 |
一、动员学生支援根据地 |
二、组织读书会和秘密宣传活动 |
三、日伪的监视和学生的政治态度 |
四、根据地城工部门的培训和派遣打入工作 |
第三节 对市民和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 |
一、开展对市民和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 |
二、对市民和上层人士的宣传和争取 |
第四节 群众工作的成效 |
小结 |
第七章 华北根据地城工组织对沦陷城市伪军伪警工作 |
第一节 伪军伪警工作的组织领导 |
一、开展伪军伪警工作的重要性和组织领导 |
二、伪军伪警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困难 |
三、伪军伪警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
四、伪军伪警工作的宣传内容和方式 |
第二节 对伪军伪警的派遣打入和瓦解 |
一、寻找线索大量发展关系 |
二、积极派遣建立内线工作 |
三、瓦解伪军伪警工作的策略 |
第三节 伪军伪警工作的影响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规范个别教育工作──河北省石家庄北郊监狱(论文参考文献)
- [1]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与实践探索研究[D]. 李仁杰.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3]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问题实证研究——以1190份裁判文书为主要分析样本[J]. 蔡艺生,程明东.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1
- [4]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地名异读研究[D]. 林芷如.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1
- [6]《红旗谱》革命经验叙述研究[D]. 孙伊莉.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7]新冠疫情防控下的社会工作实务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D]. 杜佳琦. 东北石油大学, 2021
- [8]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9]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D]. 杨岐黄. 西北大学, 2020(07)
- [10]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工作研究(1937-1945)[D]. 王富聪. 河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