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企业经营低效率成因的系统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朱冠平[1]（2021）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文中指出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物和附属品,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解决,不仅事关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且还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因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内涵、特征、规模和影响机制不了解,导致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形成和扩张,这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过高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会扩大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恶化政府的信用环境和影响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时更是会导致大规模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引发社会动荡和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风险,我国先后出台了多个政府债务管控政策文件。如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文件,要求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程序,并对地方政府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限额标准。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责办法》文件的出台,更是标志着我国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防范,有效推进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频繁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政策文件出台,传递了中央在“遏制债务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因此,开展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研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只有准确理解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我国才能从源头上根本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首先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接着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规模测度、影响因素和管控对策四个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以便明确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关键点和创新点。然后,立足于当前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数据可得性、重要性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对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导致的四类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进行测算。最后,基于扎根、代理和道德风险等理论,本文又分别从内部体制、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探讨了其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经过研究后,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由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四类形成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在2010年后呈现逐年升高的态势,在2019年更是达到了 19.95万亿元,是201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9倍,约占全国GDP的20%,表明我国为了偿还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需要近两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才能偿还地方政府所引发的或有债务,或需要近20%的国民收入才能抵消地方政府引发的或有债务。（2）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方面,本文以2006-2018年282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越高和给予的金融分权越高,则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越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冲动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作用,而政治激励则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正向调节效应。（3）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型政府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增长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在地方领导性别上表现出明显差异性影响,但在地方领导年龄层面未检验出差异性影响,而发展型政府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倒U型关系,不仅在地方领导任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而且在地方领导学历层面也表现出差异性影响。（4）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具有抑制功能,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扩张和投资支出在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效应,而资源错配则在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中介效应。从以上的研究结论可知,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增长型政府和政府审计不足会加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发展型政府和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又从财政金融、政府动机和外部机制三个角度分别提出防范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管控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现有文献,而且也能够为国家在“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追求高质量发展”等经济政策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撑。
刘雅婕[2]（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李博文[3]（2020）在《收益率宽幅：企业僵尸化的成因与脱僵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高速度增长过程中,出现了僵尸企业和企业僵尸化的现象。实体企业的僵尸化程度不断加深,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侵占和浪费了大量金融资源、积聚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僵尸企业和企业僵尸化的成因、遏制企业僵尸化趋势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举措。根据马克思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收益”的平均收益率理论,刺激性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导致了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上涨等负外部性效应,形成了不同类型资产之间的收益率差异持续拉大的收益率宽幅现象。本文探讨了如何判断企业僵尸化程度,基于“虽然是等量资本却由于资本形态不同导致的收益率差距持续拉大”的收益率宽幅现象,分析了收益率宽幅是否是企业僵尸化的成因、针对企业僵尸化的成因应该运用何种政策工具遏制僵尸化趋势以及促使企业脱僵。基于收益率宽幅的基本概念与逻辑分析框架,对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运用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构建了判断与衡量僵尸化程度的僵尸化指数。通过多元回归、PSM、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利用结构方程（SEM）构建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影响路径模型,探讨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传导机制。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对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揭示了收益率宽幅是企业僵尸化的深层次成因,提出了遏制企业僵尸化的工具选择与激励政策,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首先,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企业僵尸化指数,对上市公司僵尸化程度的现状及分布情况进行了基本描述。运用企业僵尸化指数和3σ法确定了样本的僵尸企业预警临界值和预警区间。其次,通过面板多元回归、工具变量、PSM等方法检验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收益率宽幅对僵尸化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收益率宽幅是企业僵尸化的深层次原因,可以通过管控收益率宽幅实现遏制企业僵尸化程度的目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探讨了收益率宽幅影响企业僵尸化的传导路径及作用机制;利用Bootstrap检验方法,比较了不同路径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收益率宽幅通过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能力两条中介路径对企业僵尸化产生影响;其中,企业金融化是收益率宽幅对企业僵尸化产生影响的主要路径。同时,验证了收益率宽幅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对僵尸化程度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在低内控水平企业或国有企业中,创新能力路径的中介效应影响更强,金融化对创新能力有抑制效应,加剧了企业僵尸化程度。最后,通过分析不同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现:货币政策、政府补贴、税收优惠都会对收益率宽幅产生显着影响。按照内部控制和股权性质分组检验后发现:内控水平高的企业中货币政策对收益率宽幅影响更加显着;低内控或非国企中,政府补贴对收益率宽幅影响更加显着;相对于国企,税收优惠在非国有企业中对收益率宽幅调控作用更加显着。因此,根据实证研究结论,从货币政策、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金融市场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了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企业僵尸化、激励企业脱僵的政策性措施。本文具有创新思路的研究工作量如下:其一,基于收益率宽幅的基本概念与逻辑分析框架,深入研究企业僵尸化的形成机制,发现收益率宽幅越大企业僵尸化程度越高,揭示了企业僵尸化的深层次动因。其二,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企业僵尸化指数和僵尸企业预警区间,为衡量、判断企业僵尸化程度提供了客观标准。其三,基于结构方程,揭示了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传导路径和调节效应影响。厘清了其中作用机制,为遏制企业僵尸化的政策工具选择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其四,实证检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的形成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僵尸化趋势的脱僵政策工具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微观支撑。
武宵旭[4]（2020）在《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企业作为经济体供给端的基本单元以及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其投资活动和生产经营行为直接关乎宏观经济层面的供给质量。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经济增长数量向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的攻坚期。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新常态下中国“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然而,资本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所引致的资本价格扭曲、资本错配严重掣肘了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成为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中一块不容忽视的“绊脚石”。鉴于此,本文从资本结构性配置视角,利用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结合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既定战略目标、当下日益凸显的“脱实向虚”格局、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的发展新模式以及“减税降费”政策等事实,分别从企业创新、企业金融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税负四个维度,深入而全面地考察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动态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资本错配所导致的企业资本使用成本与生产率“错位”,虽然使得一部分企业因资本使用成本过低而获得了比较优势,但这一非市场力量维持的竞争优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且进一步恶化了企业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在整体上降低了中国上市企业的发展质量。具体地:（1）资本错配抑制了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增长,提高了企业创新风险,造成创新的实质性损失。相比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资本错配对主板上市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国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冲击更加严重。表面上,融资约束的正向中介效应削弱了资本错配对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负向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创新质量,降低了整体企业创新风险,但在实质上,资本错配通过变相提高高生产率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加剧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创新风险,造成其创新数量的下降和社会整体的创新损失。加快矫正金融要素市场扭曲,建立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监管体系,充分推动资本要素市场化,是有效化解当前中国企业创新投融资困境,减少企业创新损失的关键所在。（2）资本错配助推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并造成金融渠道获利减少。该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在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企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金融化更为凸显;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第一和第三产业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金融渠道获利更减少更为明显。进一步地,结合企业生产率,发现资本错配主要通过提高低生产率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而加剧了整体企业的金融化,通过降低低生产率企业的金融渠道收益而减少了整体企业金融渠道收益,对高生产率企业则不存在显着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资本错配增强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实体利润率、增加企业短期贷款渠道而实现。同时,实体利润率的减少和短期贷款的增加可以弱化资本错配对企业金融渠道获利的负向影响。因此,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资本错配所导致的企业资本使用成本与生产率错位对企业金融化的助推,进一步提高企业实体利润率,化解企业生产投资中所面临的“短贷长投”现象。（3）资本错配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水平的提高,且对国内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大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同非避税投资、“顺梯度”投资相比,国内企业的“逆梯度”投资和避税投资显着上升,即资本错配所引致的部分OFDI存在制度逃离和避税动机。此外,资本错配显着降低了企业的OFDI决策、非避税投资决策以及向低、中、高收入国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但明显提高了企业的避税投资倾向。由资本错配所引致的OFDI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按照企业所有制、要素密集度和企业规模划分样本发现,该替代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为严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异质性,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海外投资水平的提升会缓解资本错配对国内投资的负向影响。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背景下,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还要认识到其OFDI可能存在的风险及“质量”问题。加快现代金融体系建设、降低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本错配,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需求,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措施,是提高中国企业OFDI质量,充分发挥内引外联作用,实现国内投资与海外投资良性互动,减少中国资本外逃的关键所在。（4）资本错配弱化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显着提高了上市企业的实际税负,且主要提高了民营上市企业、小规模上市企业、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这类“弱势”企业的税负水平。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创新产出以及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均可以缓解资本错配对企业实际税负的提升作用,帮助企业降低税负。政府补贴对企业税负的降低作用会随着资本错配程度的加重而有所下降。在资本错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补贴越多,企业税负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纳税实务中“列收列支”问题的存在。在财政分权大框架下,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优化税制结构,是扩大中国整体税基水平,实现“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有效发挥的重要抓手。本研究所得结论揭示了资本错配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上市企业行为动机提供了新视角。在丰富和拓展有关要素资源配置、企业创新、企业金融化、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税负等相关文献的同时,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增加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谷文臣[5]（2020）在《僵尸企业、供给侧改革与债券市场融资》文中研究表明现有研究认为,银行利率补贴和持续的信贷支持是僵尸企业形成的直接原因。商业银行出于保障资本充足率、利润最大化等原因,会有扭曲信贷资源配置的动机。因此近几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强调金融市场的作用,金融市场在资金配置方面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由此可引申出一个问题,是否有僵尸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募集资金,以维持生存呢?由于英美等国金融市场十分发达,对信息披露的要求较高,僵尸企业很难进入市场,这种问题可能并不明显。但对于中国市场,由于政府补贴、隐性担保等各种支持的存在,我国的僵尸企业是完全有可能进入债券市场募集资金的。而这些僵尸企业占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和融资规模比重、融资成本等一系列特征,又直接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是否可以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进行仔细探讨。自2015年底开始,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以处置僵尸企业为重点工作,各项僵尸企业处置政策相继落实,政府对僵尸企业的补贴和支持削弱明显,僵尸企业的经营风险明显上升。在这一背景下,债券市场对僵尸发债融资的反映又是怎样的?是像商业银行一样继续满足僵尸企业融资需要,扭曲了资金配置,还是提高了僵尸企业融资成本,抑制了僵尸企业发债?结合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外生冲击研究僵尸企业在债券市场上的融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在资金配置机制方面上的差异性,合理调整金融结构。以供给侧改革为背景,本文对我国僵尸企业的发债融资行为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以检验我国的债券市场在资金配置方面是否具有效率、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与否。本文研究的具体过程如下:首先是从理论角度比较僵尸企业在债券融资和银行信贷融资上的差异性。基于经典契约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当金融体系中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占据主导地位时,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扭曲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决策,为高风险、低效率的僵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会对正常企业进行紧缩式的去杠杆。而以债券融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市场能够根据企业风险和效率合理的配置资金,不会出现资源配置的扭曲。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的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僵尸企业债券发行特点研究。本文使用了FN-CHK信贷补贴判别法以及持续亏损标准,对2012至2017年间我国债券市场是否存在僵尸企业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2015年前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金融监管的宽松,债券市场僵尸企业比例、僵尸企业发债数目和发债总额都快速上升。但随着2015年底各项僵尸企业治理政策的不断出台,僵尸企业债券发行受到极大限制,僵尸企业比例、僵尸企业发债数目和发债总额大幅下降。对债券市场僵尸企业的发债特征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的债券发行利率要显着高于非僵尸企业,不存在对僵尸企业进行利率补贴的现象。虽然僵尸企业的债项信用评级存在虚高现象,但这种评级膨胀并没有成功欺骗市场,投资者还是对僵尸企业索要了较高的风险溢价。二是以僵尸企业处置为重点的供给侧改革,对债券市场上僵尸企业资产价格是否产生了显着冲击。具体而言,本文选择了央企僵尸企业处置和市场化债转股两项具有重大代表性的供给侧改革政策进行了研究,主要的研究发现是:一、2015年底国务院央企僵尸企业处置政策出台对于金融市场/债券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债券市场将之理解为央企债券背后的“隐性担保”水平降低,这从债券市场的交易价格和新债的发行利率都得到了证明。其中,央企僵尸企业的债券在[-30,30]的事件窗口期内有显着为负的累积超额收益率（CAR）,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僵尸企业长期债券CAR比非僵尸企业低100个基点以上;同时事件之后的一年里,僵尸企业新债发行利率较之非僵尸企业显着上升,短期和长期债券融资利率分别上升了25和50个基点。二、2016至2018年间可获得财务数据的74家宣告债转股企业中,存在19家僵尸企业,占比25.3%。在债转股宣告前,僵尸企业皆已成为僵尸达2年或以上,有8家企业成为僵尸达4年以上。在资本市场的短期绩效/市场事件反应方面,债券市场对僵尸企业和非僵尸/正常企业的债转股公告进行了有效区分,僵尸企业的已发行债券价格在债转股宣告前后各30天里出现了显着下降,而非僵尸企业的债券价格则有显着上升。股票市场对于债转股的反应整体比较中性。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和DID对债转股企业经营绩效变化的研究发现,僵尸、非僵尸两类企业的绩效变化差异明显。对于非僵尸/正常企业来看,市场化债转股降低了债务压力、显着提高了盈利能力、经营效率和偿债能力;而对于僵尸企业,除了财务杠杆率有所下降外,债转股并未带来盈利能力、经营效率和偿债能力的改善,甚至有所恶化。最后,本文还选择了国务院央企僵尸企业处置政策出台这一外生事件,实证研究了在政府担保水平较低后,央企僵尸企业在债券和银行信贷融资上相对于非僵尸企业产生了哪些变化。研究发现,随着政府隐性担保水平的降低,僵尸企业的债券融资水平显着下降,但银行对央企僵尸企业的信贷供给存在刚性,表现为僵尸企业杠杆率在政策出台前后并没出现显着变化,银行在向僵尸企业提供信贷展期的同时还弥补了其债券融资的缺口。本文对僵尸企业债券融资的研究,验证了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仍在于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与银行间接融资相比,金融市场在完善公司治理、增强信息揭示和加强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为有效处置僵尸企业、实现僵尸企业的自动出清,重要的突破口仍然在于发展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并提高直接融资在整体债务融资中的比重,当然这也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僵尸企业的研究文献众多,但多强调其巨大的经济危害性,少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由于企业管理者、地方政府以及银行都没有主动清退僵尸企业意愿和动机,从三者中任何一方寻找突破口都是困难重重。而本文提出了利用债券市场解决僵尸企业的新思路,并从理论和经验上深入详细的论证了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对于处置僵尸企业乃至经济去杠杆、去产能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是行之有效的。
黄坤耀[6]（2020）在《国有企业破产重整前后财务困境的应对措施及效果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加速,国有企业的经营低效和市场竞争力弱的问题逐渐凸显,国有企业发生财务困境也屡见不鲜,如何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并远离财务困境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课题。而理论界对于财务困境的研究日新月异,但在国有企业财务困境应对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补充。本文旨在探索国有企业脱困的有效措施,并丰富财务困境领域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发布的十大破产典型案例中的重庆钢铁进行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典型性。以破产重整作为切入点对其财务困境的成因、应对措施和应对效果进行深入分析,并有所侧重政府干预的影响。在分析成因时,由外到内进行梳理;在分析应对措施时,将重整前后的应对措施进行纵向对比;在分析应对效果时,从市场反应、会计指标和利益相关者多个角度综合评价。同时加入行业均值作为横向对比,再引入事件研究法,以提高结论的准确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财务困境往往是由内外部原因共同导致的。而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应对措施选择相关。并且市场化系统性应对措施虽然成本高但是效果好。此外,破产重整有利于破除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问题,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根据研究发现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应建议。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国有企业财务困境与政府干预、国有企业财务困境与破产重整和国有企业财务困境应对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在实务上也为国有企业梳理了财务困境应对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高锐[7]（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刘丽娟[8]（2020）在《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联研究》文中认为杠杆是保证企业资金正常流动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高杠杆、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积蓄了大量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危机,并与宏观经济降速换挡共振,使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下降。企业高杠杆和宏观经济不景气叠加造成企业偿付能力不足甚至破产重组,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持续凸显,聚敛为局部金融风险。局部金融风险通过金融关联网络进一步传染、外溢,演变为破坏性更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抑制企业杠杆畸高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但过度去杠杆可能造成企业杠杆塌缩,阻碍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波动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演变也会对企业杠杆率产生反向约束作用。因此,在企业去杠杆进程仍在推进、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犹在和宏观经济存在诸多边际变化下,把握企业杠杆率、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宏观经济景气状况的双向动态关联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基于“债务—通缩”、经济周期等理论剖析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双向关联机制。其次,纵向对比我国企业杠杆率的结构、规模、行业分布情况,并与其它经济体对比,总结出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变化特征;通过对我国宏观经济景气先行、一致、滞后、预警指数走势的对比,归纳出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演变特征。接着,借鉴并改进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简称“CISS指数法”）测度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TVP-VAR模型”）,挖掘在等间隔（短期、中期、长期）以及特定时点下,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时变影响,以及金融风险和经济景气状况对企业杠杆率的动态影响机理和持续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适度加杠杆有利于宏观经济保持景气,但过度加杠杆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聚敛,加剧宏观经济不景气,且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企业去杠杆在短、中、长期下都能够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但过度去杠杆也会削弱宏观经济活力;反之,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企业杠杆的约束作用在长期内最为明显,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也对企业杠杆率产生时变的负向冲击,使企业杠杆率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另外,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也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时变的影响,提高宏观经济景气能够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分别从企业去杠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实现“去杠杆、防风险、稳增长”的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唐叶[9]（2020）在《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表明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制造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束缚中国经济转型和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桎梏,而产能过剩便是其中之一。为了抑制产能过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对过剩产能进行消化、整合或淘汰,并且更加重视推动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将过剩的优势产品和优势产能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体制背景下,我国是否可以照搬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真正有效地化解我国的产能过剩?如果能够化解产能过剩,那么为什么多年来的外向型经济并未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程度呢?首先,论述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与发展现状。第一,按照时间轴总结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自90年代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轮规模较大的产能过剩,分别是1995—2001年的第一轮产能过剩、2003—2006年的第二轮产能过剩以及2007年至今的第三轮产能过剩;第二,采用比较分析法总结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表现特征的变化,文章指出当前的第三轮产能过剩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结构性、周期性过剩,更多地呈现出持续性、全面性、体制性特征,并且渐由内需型产能过剩向外需型产能过剩拓展;第三,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外部需求、技术水平、外资比重、市场集中度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均有影响;第四,以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动态松弛变量模型（DSBM）对我国2007—2016年间的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估计,结果显示:2007—2016年间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呈现“W”型变化轨迹,整体保持波浪式上升趋势,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9.9%。分行业看,不少重工业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去产能形势依然较为严峻;分规模看,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分地区看,除东部地区外,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分所有制看,民营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高,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低,产能过剩最为严重。其次,从三个方面概述了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与可能风险:一是从宏观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文章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结构转型迫在眉睫,这一方面使产能国际转移成为中国拓展国际市场,打破经济增长困局,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的的适时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二是采用现实数据和案例,从政治环境、工业经济实力、产业技术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企业竞争力这六个方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基础优势;三是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所面临的风险。再次,在系统梳理经典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产能国际转移思想以及对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行路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展开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实证分析:第一,分析了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并以2008-2016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PSM-DID）研究了出口贸易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时间持续性,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有利于提高其产能利用率,但持续性有限。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出口贸易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贸易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的情形下,这一结论仍然是稳健的。第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现状,并采用2008-2015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PSM-DID估计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经历一年的时滞后,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有递增的趋势,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递增性。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更为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越深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可能更低。然后,总结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着重突出对我国转移过剩产能的有益启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能过剩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曾通过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促进产能国际转移,并借此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产能过剩。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实证检验,并综合考虑我国的体制机制与产能转移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董少明[10]（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提出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二、国有企业经营低效率成因的系统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企业经营低效率成因的系统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内涵分类的相关研究 |
| 2.2.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测算的相关研究 |
| 2.2.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管控对策的相关研究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测算 |
| 3.1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概念界定 |
| 3.2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思路 |
| 3.3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估算方法 |
| 3.3.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 |
| 3.3.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 |
| 3.3.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 |
| 3.3.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 |
| 3.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分类测算结果 |
| 3.4.1 地方融资平台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4.2 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4.3 地方不良贷款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4.4 地方养老缺口或有债务测算结果 |
| 3.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总测算结果 |
| 3.6 本章小结 |
| 4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 |
| 4.1 内部体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4.1.1 直接影响 |
| 4.1.2 间接影响 |
| 4.2 内部体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 4.2.1 数据选取 |
| 4.2.2 模型设计 |
| 4.3 内部体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主回归结果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内部体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财政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4.2 金融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4.3 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4.4 金融分权、政治激励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4.5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政府动机因素 |
| 5.1 政府动机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5.1.1 直接影响 |
| 5.1.2 情景分析 |
| 5.2 政府动机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 5.2.1 数据选取 |
| 5.2.2 模型设计 |
| 5.3 政府动机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主回归结果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政府动机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4.1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性别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4.2 增长型政府、地方领导年龄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4.3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任期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4.4 发展型政府、地方领导学历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外部机制因素 |
| 6.1 外部机制因素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6.1.1 直接影响 |
| 6.1.2 间接影响 |
| 6.2 外部机制因素的数据选取和模型设计 |
| 6.2.1 数据选取 |
| 6.2.2 模型设计 |
| 6.3 外部机制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主回归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外部机制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4.1 政府审计、信贷扩张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6.4.2 政府审计、投资支出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6.4.3 媒体关注度、资源错配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 |
| 6.5 本章小结 |
| 7 管控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政策建议 |
| 7.1 从财政金融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 7.1.1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理清政府间财事关系 |
| 7.1.2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风险财政化 |
| 7.2 从政府行为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 7.2.1 转变政府职能观念,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2 弱化经济考核指标,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
| 7.3 从外部机制角度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进行管控 |
| 7.3.1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公权力不被滥用 |
| 7.3.2 建立问责长效机制,防范问责效果被弱化 |
| 7.3.3 改进预算编制制度,提高地方预算透明度 |
| 8 本文的研究结论、局限和展望 |
| 8.1 本文的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的研究局限 |
| 8.3 本文的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研究成果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收益率宽幅：企业僵尸化的成因与脱僵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视角与研究现状 |
| 1.2.2 文献评述 |
| 1.2.3 收益率宽幅概念界定 |
| 1.2.4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收益率宽幅现象与企业投资行为 |
| 2.1.1 会计计价模式与收益率宽幅 |
| 2.1.2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资产配置 |
| 2.1.3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经营利润中的现金含量 |
| 2.2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
| 2.2.1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 |
| 2.2.2 收益率宽幅与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 |
| 2.2.3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成因分析 |
| 2.2.4 收益率宽幅与不同类型企业的僵尸化影响分析 |
| 2.3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收益率宽幅的成因分析 |
| 2.3.1 货币政策与收益率宽幅的形成机制 |
| 2.3.2 政府补贴与收益率宽幅的相关关系 |
| 2.3.3 税收优惠与收益率宽幅的之间的调节作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指数的构建 |
| 3.1 收益率宽幅及其测度 |
| 3.1.1 收益率宽幅的度量方法 |
| 3.1.2 上市公司不同类型资产的收益率差异与收益率宽幅现象 |
| 3.1.3 收益率宽幅现状及分布情况 |
| 3.2 企业僵尸化指数构建与僵尸化程度测度 |
| 3.2.1 企业僵尸化指数的构建 |
| 3.2.2 企业僵尸化程度的测度 |
| 3.2.3 企业僵尸化指数与僵尸化程度的实证检验 |
| 3.2.4 上市公司僵尸化程度的现状与分布 |
| 3.3 企业僵尸化指数与僵尸企业预警 |
| 3.3.1 僵尸企业预警临界值及预警区间 |
| 3.3.2 预警区间的分布 |
| 3.3.3 收益率宽幅与僵尸企业预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1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关系的研究设计 |
| 4.1.1 收益率宽幅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模型 |
| 4.1.2 内生性问题 |
| 4.1.3 研究样本选取 |
| 4.2 收益率宽幅对企业僵尸化的影响分析 |
| 4.2.1 多元回归检验结果 |
| 4.2.2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4.3 模型内生性问题分析 |
| 4.3.1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
| 4.3.2 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影响路径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传导路径模型 |
| 5.1.2 不同调节效应下的传导路径模型 |
| 5.2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传导路径分析 |
| 5.2.1 结构方程模型及配适度检验 |
| 5.2.2 传导路径的检验结果 |
| 5.2.3 收益率宽幅与企业僵尸化的中介路径效果检验 |
| 5.2.4 中介路径影响程度检验 |
| 5.3 内部控制调节效应下的传导路径分析 |
| 5.3.1 结构方程模型及配适度检验 |
| 5.3.2 内部控制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
| 5.3.3 不同内控水平下的中介路径影响差异检验 |
| 5.4 股权性质调节效应下的传导路径分析 |
| 5.4.1 结构方程模型及配适度检验 |
| 5.4.2 股权性质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
| 5.4.3 不同股权性质下的中介路径影响差异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1 宏观经济政策与收益率宽幅关系的研究设计 |
| 6.1.1 宏观经济政策对收益率宽幅的影响模型 |
| 6.1.2 主要变量选择 |
| 6.1.3 样本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 6.2 宏观经济政策对收益率宽幅的影响分析 |
| 6.2.1 实证检验结果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6.3 不同类型企业中宏观经济政策对收益率宽幅的影响分析 |
| 6.3.1 基于内部控制分组的检验 |
| 6.3.2 基于股权性质分组的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
| 7.1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货币政策选择 |
| 7.1.1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币值稳定 |
| 7.1.2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资金渠道 |
| 7.1.3 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配合宏观审慎政策 |
| 7.2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政府补贴政策选择 |
| 7.2.1 加强对实体行业的补贴力度 |
| 7.2.2 加强对补贴资金使用用途的监管 |
| 7.2.3 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措施 |
| 7.3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税收优惠政策选择 |
| 7.3.1 从结构性减税到实质性减税 |
| 7.3.2 按照企业研发创新实施阶段实行差别化税率 |
| 7.3.3 对资本利得征收差异化的累进税率 |
| 7.4 管控收益率宽幅、遏制实体企业僵尸化的金融市场化发展政策选择 |
| 7.4.1 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培养理性长期投资者 |
| 7.4.2 鼓励和引导发展民营银行,建立多层次银行体系 |
| 7.4.3 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控金融系统风险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资本错配的研究动态 |
| 2.1.1 资本错配的形成原因研究 |
| 2.1.2 资本错配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 资本错配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动态 |
| 2.2.1 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
| 2.2.2 要素错配与企业创新 |
| 2.3 资本错配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动态 |
| 2.3.1 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宏观因素 |
| 2.3.2 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微观因素 |
| 2.4 资本错配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动态 |
| 2.4.1 制度环境、政府干预与企业OFDI |
| 2.4.2 金融发展、要素扭曲与企业OFDI |
| 2.5 资本错配与企业实际税负的研究动态 |
| 2.5.1 公司治理与企业税负 |
| 2.5.2 外界环境与企业税负 |
| 2.6 文献评论 |
| 第三章 资本错配对上市企业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 |
| 3.1 资本错配的理论分析 |
| 3.1.1 资本的定义 |
| 3.1.2 资本错配的内涵及形成机理 |
| 3.2 资本错配影响上市企业行为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2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3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OFDI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4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税负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四章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损失的实证分析 |
| 4.1 问题提出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4.2.2 资本错配的典型事实 |
| 4.2.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4.3 资本错配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
| 4.3.1 基准模型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内生性讨论 |
| 4.3.4 异质性研究 |
| 4.4 基于融资约束的机制研究: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对比分析 |
| 4.4.1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4.2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4.3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风险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本错配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实证分析 |
| 5.1 问题提出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5.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3 资本错配与企业金融化的实证研究 |
| 5.3.1 主要实证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内生性讨论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4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传导机制:实体利润率与短贷长投 |
| 5.4.1 实体利润率 |
| 5.4.2 短贷长投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本错配、企业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非平衡发展 |
| 6.1 问题提出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3 资本错配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
| 6.3.1 基准模型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内生性讨论 |
| 6.3.4 异质性分析 |
| 6.4 资本错配影响了何种海外投资? |
| 6.4.1 资本错配与海外投资的避税动机 |
| 6.4.2 资本错配与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
| 6.4.3 资本错配与海外投资决策 |
| 6.5 进一步的考察:资本错配引致的海外直接投资挤出了国内投资吗? |
| 6.5.1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5.2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5.3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5.4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不同规模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资本错配对企业实际税负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问题提出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7.2.2 实证研究设计 |
| 7.3 资本错配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 |
| 7.3.1 基准模型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3.3 内生性讨论 |
| 7.3.4 异质性分析 |
| 7.4 进一步研究:资本错配背景下,企业如何应对实际税负过高问题? |
| 7.4.1 资本错配与OFDI对企业税负的交互影响 |
| 7.4.2 资本错配与创新对企业税负交互影响 |
| 7.4.3 资本错配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税负的交互影响 |
| 7.4.4 资本错配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税负的交互影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僵尸企业、供给侧改革与债券市场融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僵尸企业的定义与判定 |
| 一、僵尸企业的定义 |
| 二、僵尸企业的判定 |
| 第二节 僵尸企业的成因与影响 |
| 一、僵尸企业的成因 |
| 二、僵尸企业的影响 |
| 第三节 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债券融资 |
| 第四节 现有研究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机制分析:僵尸企业信贷融资与债券融资比较 |
| 第一节 模型基本假设 |
| 第二节 模型基本要素 |
| 第三节 参与方的最优决策与模型均衡 |
| 一、参与方的最优决策问题 |
| 二、银行最优贷款契约的选择 |
| 三、模型的均衡状态 |
| 第四节 模型的经济学含义 |
| 一、僵尸企业与非僵尸企业债务结构比较 |
| 二、对模型的经济学意义解释 |
| 第四章 僵尸企业债券融资特征研究 |
| 第一节 债券市场僵尸企业的判定 |
| 一、基本方法 |
| 二、判定结果 |
| 第二节 僵尸企业债券发行特点研究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僵尸企业处置政策是否打破债券市场央企信仰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政策背景 |
| 二、僵尸企业判定 |
| 三、政府担保与僵尸企业二级市场债券价格 |
| 四、政府担保与僵尸企业一级市场发债利率 |
| 五、研究样本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样本分布特征 |
| 二、政府担保与央企僵尸企业二级市场债券价格 |
| 三、政府担保与央企僵尸企业一级市场发债利率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债转股是否是僵尸企业逃避处置的途径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债转股的宏观和微观背景 |
| 第三节 债转股样本统计描述和是否存在僵尸企业 |
| 一、研究样本和样本特征 |
| 二、僵尸企业判定结果 |
| 第四节 债转股公告的债券市场效应 |
| 一、研究样本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果与分析 |
| 第五节 债转股信息宣告的股票市场反应分析 |
| 一、研究样本 |
| 二、结果与分析 |
| 三、资本市场反应的总结 |
| 第六节 债转股后企业的财务绩效变化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僵尸企业债务结构变化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关于金融市场建设的建议 |
| 二、关于商业银行建设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6）国有企业破产重整前后财务困境的应对措施及效果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周期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资本结构理论 |
| 2.1.4 效率差异化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财务困境形成原因的研究 |
| 2.2.2 关于财务困境应对措施的研究 |
| 2.2.3 关于财务困境应对效果的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述与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述 |
| 3.1.1 财务困境的概念 |
| 3.1.2 破产重整的概念 |
| 3.1.3 财务困境的成因 |
| 3.2 理论分析 |
| 3.2.1 财务困境应对措施与应对效果 |
| 3.2.2 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财务困境 |
| 3.2.3 破产重整与国有企业财务困境应对 |
| 第四章 案例介绍 |
| 4.1 重庆钢铁及行业基本情况 |
| 4.1.1 重庆钢铁基本情况 |
| 4.1.2 钢铁行业基本情况 |
| 4.2 重庆钢铁陷入财务困境的表现 |
| 4.2.1 获利能力下降 |
| 4.2.2 债务负担沉重 |
| 4.2.3 偿债能力不足 |
| 4.2.4 退市风险警示 |
| 4.3 重庆钢铁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 |
| 4.3.1 周期下行,产能过剩 |
| 4.3.2 不当干预,政府兜底 |
| 4.3.3 盲目扩张,杠杆畸高 |
| 4.3.4 改革滞后,管理低效 |
| 4.3.5 供需错配,成本偏高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 |
| 5.1 重庆钢铁重整前的财务困境应对措施 |
| 5.1.1 资产重组:出售资产以弥补亏损 |
| 5.1.2 财务重组:政府补助和定向增发 |
| 5.1.3 公司治理重组:集团选派继任董事长 |
| 5.1.4 战略运营重组:整体上市和经营转型 |
| 5.2 重庆钢铁重整后的财务困境应对措施 |
| 5.2.1 资产重组:实施混改和资产剥离 |
| 5.2.2 财务重组:以股抵债和低息贷款 |
| 5.2.3 公司治理重组:业界大咖和薪酬改革 |
| 5.2.4 战略运营重组:成本领先和满产满销 |
| 5.3 重庆钢铁重整前后财务困境应对的效果及对比分析 |
| 5.3.1 市场反应分析 |
| 5.3.2 财务指标分析 |
| 5.3.3 利益相关者分析 |
| 5.4 案例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政府层面 |
| 6.2.2 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 |
| (二)负面影响 |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二维结构 |
| (三)结构矩阵 |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2.1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1.2.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 |
| 1.2.3 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 |
| 1.2.4 杠杆率与宏观经济 |
| 1.2.5 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2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及特征 |
| 2.1.2 企业杠杆率的内涵 |
| 2.1.3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内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债务—通缩”理论 |
| 2.2.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2.3 金融深化理论 |
| 2.2.4 经济周期理论 |
| 2.3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双向关联机理分析 |
| 2.3.1 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理 |
| 2.3.2 企业杠杆率对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影响机理 |
| 2.3.3 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理 |
| 2.3.4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理 |
| 2.3.5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理 |
| 2.3.6 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影响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企业杠杆率现状分析 |
| 3.1.1 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变化趋势 |
| 3.1.2 企业杠杆率的国际对比 |
| 3.1.3 不同所有制上市企业杠杆率特征 |
| 3.1.4 企业杠杆率的行业分布特征 |
| 3.2 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变化特征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基于CISS指数法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4.1 CISS指数法的提出 |
| 4.2 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的指标选取及处理 |
| 4.3 基于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CISS)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4.3.1 基于CDF函数和序统计法的基础指标转换 |
| 4.3.2 基于ANP网络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计算 |
| 4.3.3 基于BEKK-GARCH模型的矩阵时变交叉相关系数计算 |
| 4.4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合成及演变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5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关联的实证分析 |
| 5.1 TVP-VAR模型的构建 |
| 5.2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5.3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5.4 MCMC模拟估计 |
| 5.5 脉冲响应分析 |
| 5.5.1 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企业杠杆率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5.2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企业杠杆率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5.3 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5.4 企业杠杆率对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5.5 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5.6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实现“去杠杆、防风险、稳增长”平衡的对策建议 |
| 6.1 坚持“稳中求进”去杠杆 |
| 6.1.1 坚持助优汰劣的“结构性去杠杆” |
| 6.1.2 以发展型手段实现稳妥去杠杆 |
| 6.1.3 建立企业债务风险处理机制 |
| 6.2 建立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 |
| 6.2.1 强化金融服务功能 |
| 6.2.2 加强政策与监管的协同作用 |
| 6.2.3 建立预警和处置长效机制 |
| 6.3 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稳健发展 |
| 6.3.1 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 |
| 6.3.2 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 |
| 6.3.3 优化投资、消费质量,积极释放有效的需求潜力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产能过剩问题: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产能过剩内涵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 |
| 一、从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二、从非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产能过剩测度的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我国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研究 |
| 一、出口贸易与产能过剩 |
|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产能过剩 |
| 第五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演变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 |
| 一、第一轮产能过剩 |
| 二、第二轮产能过剩 |
| 三、第三轮产能过剩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变化特征 |
| 一、由阶段性向持续性发展 |
| 二、由结构性向全面性蔓延 |
| 三、由周期性向体制性转变 |
| 四、由内需型向外需型拓展 |
| 第三节 开放经济下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
| 一、外部需求 |
| 二、外资比重 |
| 三、技术水平 |
| 四、市场集中度 |
| 第四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 |
| 一、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 |
|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三、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 四、绝对σ收敛性检验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背景、基础与风险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 |
| 一、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产业格局加速调整 |
|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 |
| 一、政治环境持续稳定 |
| 二、工业经济实力显着增强 |
| 三、产业技术水平有效提高 |
| 四、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化 |
| 五、金融支持体系逐渐完善 |
| 六、企业竞争力日渐提升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能风险 |
| 一、宏观环境层面 |
| 二、行业环境层面 |
| 三、企业内部层面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理论基础与可行路径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三、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可行路径 |
| 一、出口贸易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主要发达国家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发达国家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一、美国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二、日本产能转移经验 |
| 三、德国产能转移经验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国有企业经营低效率成因的系统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D]. 朱冠平.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3]收益率宽幅：企业僵尸化的成因与脱僵政策研究[D]. 李博文. 河北大学, 2020(02)
- [4]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D]. 武宵旭. 西北大学, 2020(06)
- [5]僵尸企业、供给侧改革与债券市场融资[D]. 谷文臣.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国有企业破产重整前后财务困境的应对措施及效果研究 ——以重庆钢铁为例[D]. 黄坤耀. 广西大学, 2020(07)
- [7]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8]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联研究[D]. 刘丽娟. 江苏大学, 2020(05)
- [9]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唐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