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产业结构趋同的误区（论文文献综述）
杨佚楠[1]（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影响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繁荣兴盛、生生不息。早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进行文化建设实践后总结出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契合人民现实需要、适合中国文化国情的正确文化发展道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时代所赋予的新气象、新矛盾和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建设领域始终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而深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动力来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等等都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新内涵。此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也变得更具世界意义,即不仅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要以世界眼光来观照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探索有力举措以确保多维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阐述为出发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价值目标、现实境况和实践举措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研究综述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等,为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基础。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从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两个方面进行内涵界定。在对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阐释上,首先从中西方两个角度阐述不同文化环境中关于文化的不同理解,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进行详尽阐释。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上,首先明确了核心关键词新时代的特定含义,再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道路加以表述。最后从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战略任务和伟大目标三个方面,详细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具体来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坚持以当代中国国情为现实依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涵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动力来源;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坚持以交流互鉴促进国际文化交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目标包括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定并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三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本章以重要历史节点为划分依据,梳理并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总结出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都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初步思考,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在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接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完成了从最初探索到认知深化,再到正式确立的一系列过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不仅在国际国内日新月异的文化发展环境中实现了内涵上的丰富,还得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相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践行原则。第四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言,其价值目标在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追求:从个人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存在;从社会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世界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四个方面的价值目标既相辅相成、又内在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系。第五章为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况。从实践成效来看,当今社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从严峻挑战来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对这些现实境况进行具体分析,能够为实践举措的探索提供明确方向。第六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本论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应当有针对性的应对前文所述及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量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通过坚守以人民为中的发展思想、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来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现代文化产业;通过打造事前正面宣传机制、事中科学引导机制、事后反思调整机制来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通过对内增强文化交流安全意识、对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来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论文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首先,在论文选题上具有创新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概念一经提出,与此相关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但本论文选题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置于新时代背景之下,在新时代的新特征、新需要和新问题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未来的发展之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次,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谋篇布局上,本论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角度出发,论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内容,提升了整篇文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研究框架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第三,在研究观点上有所创新。本论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且符合时代需求的学术观点,如:从新中国、新时期到新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建设都为新时代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可以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五个方面出发,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解决之策。然而,鉴于笔者本人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视野有限,本论文仍然具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选题颇为宏大、内容涵盖丰富,仅用两三年时间、十余万字将其讲清说透,是比较困难的。此外,本论文选题属于典型的社会现实问题,且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但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笔者本人虽在行文中结合了现实案例,但就自身而言很难开展具体的实证工作和调研活动,这使得针对该选题的实证研究难以充分进行,使该论文缺少一定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撑,在研究结论上无可避免的稍显单薄。但从理论研究的动态发展上看,这些不足之处也恰恰印证了该主题具有强大的研究空间并为笔者未来的研究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
马赫[2]（2020）在《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流行文化已经全方位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明星效应和明星偶像崇拜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载体,使得流行文化在传播和大众化上得以可能,是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生命力。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意味着文化对人具有形塑的功能,而偶像崇拜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一种过渡性行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主要以明星偶像作为自身崇拜与追捧的对象。近年来,由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中的失范行为带来的文化讨论与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大众舆论与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与研究焦点之一。如私生粉跟踪偷拍与隐私侵犯、职业黑粉拉踩与谣言散布、打投流量购买与言论控评、恶意举报与网络暴力、过度迷恋以至于情感带入等粉丝负面事件屡见不鲜,“饭圈女孩”、“跪族男孩”等青少年粉丝群体的失范行为往往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热点新闻。因此研究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失范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当前,关于偶像崇拜的研究已经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对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也从单一的理论转变为多元的分析,而且更加关注明星偶像崇拜群体的内部运行规律和心理活动,探索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学术界在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上侧重对现象进行调查,如描述偶像崇拜的特征、原因,强调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之间的关系,注重对我国青少年榜样教育问题提供指导性策略,总体缺少对明星偶像崇拜失范问题的详细解读与重构路径的具体剖析。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历史演变,描述了社会变迁下偶像崇拜尤其是明星偶像崇拜的发展与变化,总结出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流行文化背景及时代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崇拜文化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则经历了英雄偶像,明星偶像,选秀、草根偶像,流量、养成偶像的发展历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等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比较与阐释了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现状与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当前我国青少年偶像崇现呈现出泛化与较高卷入度,崇拜对象以明星偶像为主流、二次元偶像彰显出时代的特征,在崇拜活动中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成为常态,并在自我认知上表现出主动性,而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则显示出了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技术进步与推动、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粉丝类型的多元化、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等新特征。明星偶像崇拜文化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大众本身所具有的正功能不容忽视。但是,近年来由于粉丝对明星的过度崇拜与迷恋所导致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带来了超出理智的后果与社会问题。再次,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中多样化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进行访谈分别从粉丝的文本生产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自我的丧失、狭隘性、非道德化、娱乐极端化等方面,解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具体失范现象与行为,呈现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以及对其予以重构的意义。通过文化与认同、个体与组织、制度与科技等维度分析了明星偶像崇拜失范产生的原因,并从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等视角对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偏差行为进行了学理性思考。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代表着网络社会下青少年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当代青少年价值取向的体现。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不利于青少年的自身成长、社会稳定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与青少年之间的矛盾性,也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之间的统一性。青少年偶像崇拜亚文化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或者心理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实践,体现了亚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自身风格化的展现以及与主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最后,在研究基础上探究了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在价值、规范和行为的社会系统中路径重构的可能性,提出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合力正确引导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观念与行为。对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不能置之不理,但主流文化不应是单一的否定与阻隔的状态,而是通过积极的引导策略与调适形式,在放任恣意发展与合理监督引导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为明星偶像崇拜亚文化的构建和青少年失范提供价值与行为等方向指引。总之,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下的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粉丝及其诸多言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虽然学术界围绕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对于流行文化中当代青少年粉丝的偶像崇拜特点与失范问题研究仍有缺憾。因此,本研究意图通过对我国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来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并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偶像观与价值观有所裨益。
韩枫[3]（2020）在《论大学对社会的引领及其实现》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愈发密切,大学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以“象牙塔”和“智力城”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承担着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使命。进入21世纪后,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国际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人们将目光转向大学,试图从大学中找到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答案,进而为大学引领社会发展提供了的前提。而大学作为从事高深知识研究的机构,其学术性及相对独立性为引领社会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本文就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历程进行梳理,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当代大学应该如何引领社会、当代大学对社会引领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以及探寻当代大学实现对社会引领的途径。该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与研究趋势等,为本文的写作做出总述。第二部分论述大学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历史进程,并且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大学诞生后自然嵌入社会成为其组成部分、大学在不断发展中走向社会的中心以及大学应该在新时代承担起重任引领社会的发展。第三部分为大学引领社会的应然逻辑,大学依据自身的本质属性和内在优势,从人才、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实现社会引领,其中人才作为知识、文化的载体及文化创新的主体,是三者的重中之重,其他两者则与人才要素相辅,共同为大学引领社会提供支撑。第四部分为现代大学在社会引领中的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人才的培养未能达到社会的实际需要,科学研究未能有效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文化建设未能在培育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方面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五部分主要分析当代大学应该在回应时代的期待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的引领。人才培养既要注重理论知识又要提升实践能力,并且要从制度上转变当前实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呈现的不良导向,将科学精神内化为学者的个体信仰和科学行为,在进行物质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文化建设,形成真正的大学校风学风以引领社会的精神文明风貌。
郭书剑[4]（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任小琴[5]（2019）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深入,我国的物质经济基础得到极大的发展,继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被提上日程之后,党和国家更加关注人民的幸福问题。事实上,让人民幸福是党和国家一贯的追求目标和永恒的事业。政府的工作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幸福”。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事业,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幸福这个终极目的,发现大学生的幸福观至关重要。本研究探索了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一章、第二章为此进行了理论准备,第一章对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分析模式的设定等进行了论述,为研究做前期准备。第二章对幸福观的相关理论资源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幸福观、幸福观养成教育进行理论建构,为研究做了理论准备。第三章是在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研究了我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基本情况。分为三个方面,“时代背景”是首要考察的环节。幸福观养成教育要确立目标,除了传统意义和普适意义上的目标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有新的时代性目标,即幸福观养成教育需与中国梦、核心价值体系、健康财富观、市场文化等融合起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我国当前的时代存在很多机遇,当然也有来自教育客体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的各种挑战。“历史考察”回顾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以政治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经济转型期以经济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市场经济时期多元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现实状况”则回归当代,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幸福感的多少,与其幸福观是紧密相连的。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总体向好,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幸福感总体并不十分强烈;在对幸福的系列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上,不少大学生存在偏差;在追求幸福的路径、方式、受挫反应上,部分大学生存在不理性的态度。此外,在幸福观认知领域、追求领域、享有领域的养成教育上,我国采取的通常做法是不够完善的,幸福观教育还面临着一些困境。第四章是在第三章的基础上,从更细致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五元分析模式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个人进行了全方位的五元分析。首先,从政府层面,政府应当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起引领的作用;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应当在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上有积极的影响;再次,从高校的层面,高校是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直接承担者,肩负着教育的重任;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家庭应助推大学生科学幸福观的内化;第五,从大学生个人的层面,个人作为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内因和受益者,必须有能力和有觉悟进行自省。这五个方面的应然和实然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大量实证调查,探索了存在差距的原因。第五章在国内分析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国外,以期分析国外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做法、经验和借鉴。选择美国、英国、法国进行研究,考察了这三个国家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基本举措,研究起主要特点,并分析了我国在五元视角下可以反思和借鉴的经验。第六章是对策章,基于上述对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目标研究、历史考察、现状分析,结合五元分析的结果,同时借鉴西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这些对策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包括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和微观上的具体设计。具体来看,首先,政府层面的设计。政府当明确幸福观养成的目标要求;坚持幸福观养成的主流声音;构建幸福观养成的纠偏机制;牵引幸福观养成的实践高度。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当从社会制度层面夯实幸福观养成的基础;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营造幸福观养成的氛围;从社会网络层面净化幸福观养成的环境;从社会市场层面提供幸福观养成的支撑;从财富分化层面纠正幸福观养成的误区;从多元载体层面引导幸福观养成的观念。第三,从高校的层面。高校当走出认识误区,设立目标体系,细化目标群体,依托心理科学,进行科际整合,完善现实对接,优化学科设置,发展体验式与价值选择式教学。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应大力推行家长教育,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加强原生家庭的幸福延续和创伤阻断。第五,从个人的层面。个人当增强树立科学幸福观的自觉意识;提高获取幸福的能力;自觉抵制不健康幸福观的冲击;提高精神境界和需要层次。第七章主要针对五元要素之间要互动起来,形成动态与静态的结合,更好地完成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
陈晓[6]（2019）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将国产商业电影置于产业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视野之中,在电影史、电影理论及电影批评的框架下,旨在厘清2002-2017年国产商业电影的纷繁面貌。首先,在时间上对其进行微观层面的断代划分,历时考察国产商业电影的生发环境及流变状况。第二,结合“本土性”表达及“国际化”表达两条共时线索,力图解释国产商业电影生成、变化、发展的主体因素,勾画出该领域范畴内丰富立体的文化图景。第三,综合实证研究方法,尝试以跨文化视角透视国产商业电影的输出问题,并给予相应的方法论延伸及讨论。基于此,本文将分作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对已有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指出目前研究中缺乏对国产商业电影集中化、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并由此提出本文的主体研究架构。第一章“国产电影商业环境的生成”描述新世纪后的国产商业电影延续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娱乐属性,生发于政策-经济生态圈、媒介生态圈以及跨域合作生态圈所构成的复杂语境当中。政策-经济生态圈以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通过股份制、院线制的建立,促成中国电影产业的体系化发展。媒介生态圈以内容生产领域的“IP转化”及内容流通领域的“互联网+电影”战略性格局,建立国产商业电影的跨媒体运营模式。跨域合作生态圈广泛利用资金与人才优势,以“合拍片”生产为基本路径,使国产商业电影迈入全球化商品行列。第二章“国产商业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述”指出国产商业电影受到内在文化势力的深刻影响,官方、资本方、大众三股力量的互动,根本性地决定了国产商业电影的差异性面貌与本土性表达。官方以向大众输出主流意识形态为根本目的,通过与资本方的联姻,促成“主旋律”电影转向“主流商业片”。从对“主旋律”的商业化重述,到对“样板戏”的娱乐化改写,主流话语从显性在场转变为隐性在场。资本方以商业营利为根本目的,在实践层面搭建不同文化相互沟通的桥梁,生产出兼顾多方文化需求的电影产品。其中,商业电影的历史空间呈现出想象性叙述的特征、动作类型片自觉践行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功能、贺岁片全面迎合流行文化与消费语境、文艺片流露出电影艺术的退守与反抗姿态。大众文化从“沉默者”转为一股显在力量,既处在官方与资本方的引导之下,又因其自反性而促使电影市场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电影“粉丝”通过协商性参与的方式,进入商业电影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以“青春片”为代表,大众群体自身的属性成为资本方的创作指南。“新主流”电影的出现,既表明“现象级”作品源自于大众文化“时代面向”的刺激和培育,也反映出多股文化力量共同促动了集体欲望的影像化宣泄。第三章“国产商业电影影像美学新质”指出国产商业电影受到外来文化引导,文本实践逐渐与世界商业电影范式达成共识,并自觉进行着影像美学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在影像符号层面,国产商业电影对异域景观实行“标签化”处理,在银幕上勾勒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知地图”。一方面,大量涌现的西方符号明示着西方文化的强力渗入;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的映照下,跨文化个体同时流露出对本地文化强烈的复归心态。在镜头修辞层面,制造影像“吸引力”成为国产商业电影重塑“电影性”的重要目的与途径。对“蒙太奇”的活用展现出国产商业电影的速度“变奏”;“数字长镜头”标示出国产商业电影的数字技术转向。在故事题材层面,国产商业电影在类型化叙事的流变过程中,不断分化、变异、繁殖出多样式的类型片。“奇幻片”糅合西方元素与本土文化,成为国产商业电影类型融合的先驱范例;“一本多拍”作为新样态的跨国改编形式,彰显出类型深度融合的可能性。在母题内涵层面,情感母题、寻找母题及英雄母题均与世界电影的创作潮流构成互文关系,指向人类共通的价值选择。第四章“国产商业电影的海外之旅——以北美市场为参照系”将北美地区中国商业电影的市场接受作为切入口,论述国产商业电影所遭遇的真实文化壁垒。古装大片的热潮与失落印证着北美市场的“选择性阅读”模式,而“华狮”及“华语片”的推广开拓了各类型商业电影的发行路径。国产商业电影“输出”的基本困境在于面临着结构性的文化霸权,中国电影作为“外语片”,难以获得“准”商业片待遇,始终未能进入北美主流市场。国产商业电影遭受“冷遇”的另一重因素在于中美观众的文化认知差异,基于对中美在线影评网站的实证考察,美国观众重“形式”、重技术以及自觉的跨文化立场与中国观众形成鲜明对比。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指向中美不同的文化语境,即普遍意义上的高/低文化语境差异,以及不同的观影模式,即审美机制上的类型/故事传统差异。《英雄》与《长城》作为两部具备典型“访美”特质的作品,值得重点关注。《英雄》之于中国电影商业化、国际化取向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重新追认;《长城》标志着中美合作的深度开展,而“杂交”文本的缺陷阻碍了其背后深刻世界性主题的有效传播。第五章“国际坐标内国产商业电影的精进路径”尝试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当前历史语境中的国产商业电影。国产商业电影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时刻遭遇着本土文化裂变与外来文化冲击所带来的种种难题。面对如此纷杂的跨文化语境,国产商业电影的发展方向应当坐落于世界电影的版图之中,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基础,回归具有主体性特质的中国电影范畴,扮演好国家电影、文化商品、图像档案等多重角色。
李胜利[7]（2018）在《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文中提出当世界经济转型发展的飓风席卷全球之时,思变创新、转型跨越成为时代主题词。语言作为时代发展的活化石,始于实践,终于应用。今天的英语教学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为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培养适销对路的高端应用型英语人才,成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时代新使命。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选取国内10所应用型本科院校为调查对象,以英语类专业教师教学体验、学生学习体验为调查内容,结合麦可思提供的中国英语类专业本科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的相关定制化数据,分析我国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的现状与问题。其次,选取公办应用型本科、民办应用型本科以及混合所有制应用型本科共3所作为质性研究样本,通过解读不同属性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学在转型制度供给、教师制度认同、教师行动选择与教学组织再造四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评估诊断教学转型的制约瓶颈,反思剖析转型困难的深刻根源,探索总结推进转型的实践策略。为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逻辑严密性,本研究在对新制度主义理论进行借鉴与适切性改造的基础上,尝试为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建构了一个融“制度供给——制度认同——行动选择——组织再造”为一体的动态“四维立体”螺旋式理论框架。该教学转型框架宏微共现,中观拓展。首先,在大学组织视域下探讨教学转型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反应。在这个教学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多重博弈中,检视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适配状况。其次,利用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对教学转型的正式制度供给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论证。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之间交叉关系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组合情况,各种情况为教学组织提供不同的制度供给选择。再次,本研究建构的“四维立体”整合分析框架,通过促成教学转型制度环境的宏观框架、学院及教学组织的中观框架及教师教学转型认同与行动的微观框架之间的互动与耦合,深描出了一个“鲜活真实的教学转型全景世界”。教师对教学制度的认同程度和行动选择状况构成教学转型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基于学校、院系（部）组织及教师的转型行动反馈,本研究聚焦中观教学组织再造。本研究围绕应用型本科组织场域中,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为何迟迟难以推进这个核心问题,综合运用混合研究方法,整合量化调查与质性深访的结果,在借鉴与改造新制度主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公办应用型本科、民办应用型本科和混合所有制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实践为主线,对我国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路径进行探索。论文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通过构建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动态“四维立体”螺旋模型,分析转型内外环境,探究教学转型在四个维度上的作用机制及相互关系;第二,通过问卷调查和量化分析对我国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现状进行整体扫描、问题凝练及瓶颈聚焦;第三,通过对不同属性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跟踪调查及对教师的深度访谈,深描教师教学转型的情感挣扎,探索教学组织再造的创新实践,重构教学转型理论,制定针对性的教学转型策略。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研究所建构的动态“四维立体”螺旋模型为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打造了环环相扣的行动链（Action Chain）。教学转型在四大因素（教学制度供给、教师制度认同、教师转型行动选择和教学组织再造）和三大机制（合作机制、心理机制和反馈机制）共同作用下螺旋上升演进。第二、在应用祛魅——理性附魅——创新返魅的教学转型逻辑指引下,不同属性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的教学转型,可能需要经历从学术型英语教学向应用型英语教学的“一次转型”和从传统通用英语（EGP）教学向“通用英语（EGP）+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的“二次转型”。与此同时,推动与之相匹配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体系、教学管理、教师发展等方面也做出配套的应用型转型。院校属性、生源状况以及教学基础不同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其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特征。本研究针对英语类专业教学提出以下转型建议:第一,在提升教学转型制度供给力方面,以需求为导向,使教学转型制度供需匹配;查缺补漏,使教学转型制度供给不留空白;强化升级,使教学转型制度供给与时俱进;坚守底线,使教学转型制度有令必行;沟通协调,使教学转型制度供给多元完善。第二,在强化教学转型制度认同方面,激发教学转型原动力,满足转型教师的利益诉求及心理动机;把握教学转型继发力,深化转型教师的制度认知;锁定教学转型趋向力,激发教师教学转型的参与动机;明辨教学转型指示力,转变教师的转型参与态度。第三,在促进转型行动理性高效方面,导航定向,明确教学转型路向何方;绘就蓝图,规划教师职业生涯转型发展;取舍有度,突出教学转型重难点。第四,在教学组织再造提质增效方面,再造流程,环节入手;以生为本,能力导向;创新教学,强化应用;技术支撑,补齐短板;管理转型,共治共享。
关雯文[8]（2018）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公共服务快速发展,嵌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显得尤其突出,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高等教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应当借助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睿智和深邃,对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价值观及方法论的指导和统摄,在“理念”上进行转型和澄明,这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开启转型发展之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论文研究得以开展的理论先导,一方面从史论论证维度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演进及创新,另一方面运用这一方法论探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对策思路。其要义:一是追本溯源。首先对马克思发展观的历史生成、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贡献进行了简要阐述,接着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主要历程,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初步探索、邓小平的开拓创新到江泽民的推进拓展、胡锦涛的深化突破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超越与升华,为研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敞开了宽广的理论视野。二是理论论证。论证了事实求是的理论基点、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反思批判的理性追求、改变世界的致思路向、以人为本的价值旨趣和交往实践的基本视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品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结合、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协调、发展的连续性与超越性的同一、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一致、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叠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鲜明特征。从对中国传统发展思想的传承与升华、与不同发展理论的殊异甄析、发展过程中累积的经验教训、当下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问题等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价值。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导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论证。三是现实思考。从转型的缘起入手,指出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遵循了大学功能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顺应了当下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趋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和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应势之举、是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之后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理性诉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内、外部困境,并对这一困境进行归因分析。四是理论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指导下,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运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制定学校战略规划;运用社会有机体理论,找准自身“生态位”;以基本矛盾为动力,统筹推进学校全方位转型;遵从内外部关系规律,形成“校地互动”的良好机制;利用意识的能动作用,创建高品位的大学文化;应用普遍联系原理,创设有利于转型的内、外部环境;践行“以人为中心”理念,力促高级应用型人才全面自由发展。在此基础上,从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两方面探讨了转型发展中的教育价值诉求重建,并指明其理性承担。五是实践探索。以金陵科技学院作为转型发展的个案进行剖析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它有助于对我国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正处于实践探索中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并就这一类型的高校如何更好地开展“转型发展”从办学理念、发展战略、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学科转型、师资队伍、科研导向、服务社会等方面进行了路径探索。
刘素姣[9]（2017）在《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城乡协调发展是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县是联结我国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的“接点”,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县域政治是我国政治稳定的基石,“郡县治,天下安”。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了我国县域发展的落后和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城乡发展极不协调,既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通过促进县域的发展促进城乡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成为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必须借助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政策供给来完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作为一项旨在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从1992年的“强县扩权”开始,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不同程度地展开。随着改革向“行政省直管县”的高级阶段推进,其涉及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改革难度日益增大。目前,诸多省份的“省直管县”试点改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为“困境”中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指明方向、提供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基础理论及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从纷繁复杂的目标表述与利益诉求中,廓清“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各种目标表述都内涵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框架之中,“省直管县”体制内涵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本质是通过减少地方政府层级,改变投射在层级之上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格局,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达到通过促进县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本文以浙江、河南、贵州三个代表省份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样本,分别进行独立与聚类的分析发现:尽管三省份的改革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人事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财权事权划分的科学性和区域协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是各省份改革共同面临的、左右改革进度和影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成效发挥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改革过程的衍生品,恰是改革的内容本质,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就会减效或流于形式,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会触动旧有利益格局,使改革遭遇“困境”或“停滞”。因此,在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改革的初衷和正确方向推进改革,比智慧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中央顶层的授权、地方制度创新的激情和学界研究达成的共识。从三省份改革成效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省直管县”体制成效的发挥需要借助一定的经济、社会、地理等条件,并不是所有的省份或县域都适合实行“省直管县”体制,要依据城乡差异和相互关联的程度相机抉择。城乡关系的实质是国家发展战略与县域发展的关系,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是县域发展的重要契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调整省以下地方政府间权利与利益结构的高难度、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其解决的不是一时问题,因此其成效也不是一时可以衡量的。抓住改革的本质问题,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为基本原则,一以贯之指引改革前行的理论线索,完善和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其制度设计的政策建议可概括为:“省管县”与“市管县”共存,“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基本公共服务统筹权逐步上移到省,公共资源及配置权更多下沉到县,进行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的科学划分,建设独立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张欢[10]（2017）在《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验证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研究基于中等收入陷阱话题下的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问题。通过对支撑中等收入陷阱的过往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找到此学说产生的理论渊源,进而对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各区域之间的存在性进行探讨。本文采用实证计量方法分析环境（Environment）、能源（Energy）和经济（Economy）的3E系统关系;利用ARIMA模型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客观预测;对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四大因素,即教育水平、收入差距、制度质量和技术进步,通过俱乐部敛散效应的检验,来阐述它们对经济的显着影响。同时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对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进行探讨。论文最后部分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给出相应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对过往文献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现象和增长动力进行梳理,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学说的产生进行了逐本溯源的分析。通过搜集整理出国内数据库和国外SCl、SSCl收录的相关主题文章,发现国内外学界针对此话题是“内热外冷”的反应。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与否,本文利用国际人均GDP数据对世界不同区域的国家进行高收入组跨越成功和失败的划分,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有的国家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不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而有的国家则顺利跨过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对一国的发展也不是“魔咒”,因而增长陷阱并非普遍经济发展规律。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具有特征化事实,反映了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客观实际现象。其次,本文对比世界上其它跨越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对于各个经济体的增长陷阱问题予以揭示,同时观察它们之间的增长状况异同点,并且比较它们在相应阶段内的人均GDP增长率,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予以启发。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内生驱动力不足、消费和外部因素的威胁。接下来本文利用ARIMA模型,从统计学意义上对中国未来5-10年的GDP总量和人均GDP进行预测,对中国在多长时期内能够从目前的中上等收入水平迈向高收入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最后,根据增长潜能（后发优势）是否释放完毕的指标,对中国未来潜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大小予以揭示。第三,本文利用中国较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借助VAR模型对环境规制、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的作用,能源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减速现象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协整检验表明所选变量之间有着长期均衡的稳态关系。误差修正的VECM模型揭示了能源消费对把短期偏离修正为长期均衡有着11.68%的作用强度。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则表明环境规制只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着积极影响,而且帮助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当前中国的规制行动表现为贯彻执行前后不一致的特征。方差分解显示出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作用高于经济增长。以上所得出的结论对中国环境和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有较大启示。第四,本文通过选取省域面板数据,基于俱乐部收敛的视角对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各省域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分为东部地区的富裕省份俱乐部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省份俱乐部。这种长期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利于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有效实施。利用SPSS22.0软件所做的聚类分析图也直观表明,从样本起始的1994年发展到最末的2014年,各地区内部有些省份实现了经济赶超,成功跻身所在地区的第一梯队行列,而有些省份则经济发展缓慢,一直处于相应地区的垫底位置。本文进一步选取教育、科研、制度、收入差距等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着表明它们是影响地区间俱乐部效应的主要因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和失败的国家都离不开同以上四要素的联系,也正符合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内涵。第五,本文利用VAR模型实证研究收入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这三个指标的动态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探究经济发展的显着影响因素和程度强弱。实证结果得出:收入差距会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速提高,但长期不利于经济持续向更高水平发展,是经济滞涨和潜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而消费需求旺盛能持续稳定地带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其水平主要由经济发达程度和基尼系数大小共同决定。我国自中等收入阶段以来的发展情况符合国际上成功跨越“陷阱”国家的基本趋势,即消费率在中下等收入和中上等收入阶段之间呈现出U型消费拐点。本文因此得出结论,即政策应侧重于调结构和以居民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需红利,既可以摆脱投资单一驱动和过剩产能的浪费,又能以此帮助我国摆脱可能的增长“陷阱”,早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六,本文基于碳生产率的视角,把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纳入到计量模型中,从工业行业层面对经济增长陷阱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所选取的35个工业行业涵盖了采掘业、制造业、水电气的生产和供应业。本文进一步把工业行业按要素密集度划分为三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的特征。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出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资源密集型行业来说,环境规制比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更强;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科技创新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着。此外,外商直接投资（FDI）、工业化水平能够对所有行业的碳生产率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相反地,产业结构阻碍了全样本的碳生产率。工业分行业检验结果表明: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结构优化能提升碳生产率;对于资源密集型行业,FDI使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应该被大力强调;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碳生产率的增强离不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第七,本文通过构建世界多个国家较长时期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估计方法,对城镇化、教育质量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和教育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减速的相关性不大;两者的联合交互作用对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影响最强,而且影响幅度由低分位到高分位呈现递增态势;高等教育对中下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和方向与其反之。其它影响因素中,政府干预、物价指数的负向作用对所有类别国家都较显着;对外开放、资本形成率则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有益;人口红利消失并非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同时按OECD国家、非OECD国家、剔除非洲国家等标准重新分组,用系统GMM两步估计法所得结论同样一致和稳健。在上述研究及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还就政策应用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得出的富有针对性的结论对经济政策制定者有较大参考意义。
二、走出产业结构趋同的误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走出产业结构趋同的误区（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 |
| 2.1 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关概述 |
| 2.1.1 文化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相关概述 |
| 2.2.1 文化发展道路 |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 第3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 |
| 3.1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理论基础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化的启迪 |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 3.1.3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 |
| 3.2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确立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知深化 |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式确立 |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创新发展 |
| 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新时代背景 |
| 3.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丰富 |
| 3.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践行原则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 |
| 4.1 个人层面——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4.1.1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
| 4.1.2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 |
| 4.1.3 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 |
| 4.2 社会层面——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
| 4.2.1 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
| 4.2.2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与社会道德水平 |
| 4.3 国家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 4.3.1 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 |
| 4.3.2 培育高素质文化国民 |
| 4.3.3 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 |
| 4.3.4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4.4 世界层面——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 |
| 4.4.1 开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 4.4.2 助力人类文明平等多样发展 |
| 4.4.3 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遇 |
| 5.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效 |
| 5.1.1 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 |
| 5.1.2 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 |
| 5.1.3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 |
| 5.1.4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 |
| 5.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严峻挑战 |
| 5.2.1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 |
| 5.2.2 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 |
| 5.2.3 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 |
| 5.2.4 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 |
| 6.1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
| 6.1.2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
| 6.1.3 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
| 6.2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 6.2.1 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 |
| 6.2.2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
| 6.3 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 |
| 6.3.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 6.3.2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
| 6.3.3 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
| 6.4 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
| 6.4.1 事前正面宣传机制 |
| 6.4.2 事中科学引导机制 |
| 6.4.3 事后反思调整机制 |
| 6.5 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 |
| 6.5.1 对内增强文化交流中的安全意识 |
| 6.5.2 对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4.1 流行文化 |
| 1.4.2 明星偶像 |
| 1.4.3 偶像崇拜 |
| 1.4.4 青少年 |
| 1.4.5 失范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国外文献综述 |
| 1.5.2 国内文献综述 |
| 1.5.3 评述 |
| 1.6 研究理论依据 |
| 1.6.1 功能论 |
| 1.6.2 结构分析 |
| 1.6.3 亚文化理论 |
| 1.7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2 研究框架 |
| 1.7.3 文章结构 |
| 第2章 中国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现象的历史演变 |
| 2.1 中国流行文化发展历程 |
| 2.1.1 建国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 |
| 2.1.2 改革开放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1978年-1992年) |
| 2.1.3 “南方谈话”和十四大至二十世纪末(1992年至1999年) |
| 2.1.4 二十一世纪至十八大(2000年-2012年) |
| 2.1.5 十八大至新时代(2012至今) |
| 2.2 中国偶像崇拜现象的历史变迁 |
| 2.2.1 英雄偶像的时代 |
| 2.2.2 明星偶像的主流化 |
| 2.2.3 选秀、草根偶像的崛起 |
| 2.2.4 流量、养成偶像的到来 |
| 2.3 小结 |
| 2.3.1 影响中国流行文化的主要因素 |
| 2.3.2 中国偶像崇拜的嬗变 |
| 第3章 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 |
| 3.1 青少年偶像崇拜基本现状 |
| 3.1.1 偶像崇拜的泛化与较高卷入度 |
| 3.1.2 明星偶像与二次元偶像 |
| 3.1.3 崇拜中的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 |
| 3.1.4 自我认知上的主动性 |
| 3.1.5 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 |
| 3.2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比较研究 |
| 3.2.1 问卷调查的比较 |
| 3.2.2 网络调查的比较 |
| 3.3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 |
| 3.3.1 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 |
| 3.3.2 技术进步与推动 |
| 3.3.3 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 |
| 3.3.4 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 |
| 3.3.5 粉丝类型的多元化 |
| 3.3.6 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程度 |
| 3.3.7 明星偶像崇拜的正功能 |
| 3.3.8 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显现 |
| 第4章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表征 |
| 4.1 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 |
| 4.1.1 偶像符号异化与消费主义 |
| 4.1.2 粉丝消费 |
| 4.1.3 奢侈生活、虚假需求与拜金主义 |
| 4.2 自我的丧失 |
| 4.2.1 象征性权力的偶像崇拜与权力分层 |
| 4.2.2 泛偶像化下的假偶像与精英主义 |
| 4.2.3 自我认同的偏差——社会化的障碍 |
| 4.3 狭隘性 |
| 4.3.1 新媒体与传播技术下的盲区 |
| 4.3.2 明星偶像崇拜的文化趋同现象 |
| 4.3.3 价值观的偏差与替代 |
| 4.4 非道德化 |
| 4.4.1 非理性的偶像崇拜 |
| 4.4.2 偶像崇拜的非道德化 |
| 4.4.3 暴力化的蔓延(语言、行为等) |
| 4.5 娱乐极端化 |
| 4.5.1 日常生活化的娱乐至死 |
| 4.5.2 肤浅化与浮动性 |
| 第5章 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原因与解析 |
| 5.1 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原因 |
| 5.1.1 文化与认同 |
| 5.1.2 个体与组织 |
| 5.1.3 制度与科技 |
| 5.2 明星偶像崇拜及失范的解析 |
| 5.2.1 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 |
| 5.2.2 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 |
| 5.2.3 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 |
| 第6章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重构路径 |
| 6.1 政府层面 |
| 6.1.1 价值:社会文化的建设 |
| 6.1.2 规范:制度的建设 |
| 6.1.3 行为:政府的监管 |
| 6.2 多元社会层面 |
| 6.2.1 学校教育的引导与创新 |
| 6.2.2 大众传播媒介的导向 |
| 6.2.3 明星公司、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 |
| 6.2.4 粉丝社群的管理 |
| 6.3 个人层面 |
| 6.3.1 家长与家庭的角色 |
| 6.3.2 偶像的角色 |
| 6.3.3 传媒者的角色 |
| 6.3.4 青少年粉丝的角色 |
| 第7章 结语 |
| 7.1 回视偶像崇拜 |
| 7.2 本研究的结论 |
| 7.3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 致谢 |
（3）论大学对社会的引领及其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大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
| 1.2.2 关于大学引领社会的职能与使命的研究 |
| 1.2.3 关于大学引领社会的途径与策略的研究 |
| 1.2.4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1.3 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第2章 大学影响社会的历程 |
| 2.1 自然嵌入期 |
| 2.2 被动适应期 |
| 2.3 主动引领期 |
| 第3章 大学引领社会的应然逻辑 |
| 3.1 以人才引领社会 |
| 3.2 以科技推动社会 |
| 3.3 以文化提升社会 |
| 第4章 大学引领社会的现实缺位 |
| 4.1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偏离 |
| 4.1.1 专业设置忽视应用性 |
| 4.1.2 人才培养缺少创新性 |
| 4.1.3 思想养成鲜见主导性 |
| 4.2 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疏离 |
| 4.2.1 知识创新功利化 |
| 4.2.2 专利技术形式化 |
| 4.2.3 科研评价数量化 |
| 4.3 文化培育与社会精神孤离 |
| 4.3.1 大学自身缺少文化沉淀 |
| 4.3.2 大学与社会的文化隔离 |
| 4.3.3 大学难寻影响文化路径 |
| 第5章 大学引领社会的路径探索 |
| 5.1 人才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基础 |
| 5.1.1 明确人才培养理念 |
| 5.1.2 优化人才供给结构 |
| 5.1.3 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
| 5.2 科学研究以社会发展为导向 |
| 5.2.1 弘扬科学精神,担当社会责任 |
| 5.2.2 回应社会需求,促进成果转化 |
| 5.2.3 完善科研评价,激发创新活力 |
| 5.3 文化培育以社会和谐为宗旨 |
| 5.3.1 重拾大学理念,营造良好学风 |
| 5.3.2 培育大学文化,融入在地社区 |
| 5.3.3 坚守科学精神,引领社会风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5）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 |
| 1.2.3 观点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分析模式的设定 |
| 1.4.1 模式依据 |
| 1.4.2 模式设计 |
| 1.4.3 模式验证 |
| 1.5 概念与理论基础 |
| 1.5.1 概念厘定 |
| 1.5.2 理论基础 |
|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之处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理论准备 |
| 2.1 幸福观的理论资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
| 2.1.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
| 2.1.3 西方的典型幸福观 |
| 2.2 幸福观的理论建构 |
| 2.2.1 幸福观的结构 |
| 2.2.2 幸福观的特征 |
| 2.2.3 幸福观的功能 |
| 2.3 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理论建构 |
| 2.3.1 幸福观养成教育的构成 |
| 2.3.2 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功能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基本情况 |
| 3.1 时代背景 |
| 3.1.1 新时代赋予的目标要求 |
| 3.1.2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面临的挑战 |
| 3.1.3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存在的机遇 |
| 3.2 历史考察 |
| 3.2.1 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 3.2.2 转型经济时期经济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 3.2.3 市场经济时期多元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 3.3 现实状况 |
| 3.3.1 大学生幸福感现状 |
| 3.3.2 大学生幸福观现状 |
| 3.3.3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五元分析 |
| 4.1 政府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1.1 应然要求 |
| 4.1.2 实然状况 |
| 4.1.3 问题原因 |
| 4.2 社会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2.1 应然要求 |
| 4.2.2 实然状况 |
| 4.2.3 问题原因 |
| 4.3 高校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3.1 应然要求 |
| 4.3.2 实然状况 |
| 4.3.3 问题原因 |
| 4.4 家庭层面的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4.1 应然要求 |
| 4.4.2 实然状况 |
| 4.4.3 问题原因 |
| 4.5 个人层面的幸福观养成教育 |
| 4.5.1 应然要求 |
| 4.5.2 实然状况 |
| 4.5.3 问题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 5.1 基本举措 |
| 5.1.1 美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5.1.2 英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5.1.3 法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5.2 主要特点 |
| 5.2.1 广泛渗透性 |
| 5.2.2 目标淡化性 |
| 5.2.3 科际整合性 |
| 5.2.4 价值选择性 |
| 5.2.5 交流对话性 |
| 5.2.6 现实实用性 |
| 5.3 经验借鉴 |
| 5.3.1 政府层面:公民教育的反思与借鉴 |
| 5.3.2 社会层面:影视与文化的反思借鉴 |
| 5.3.3 高校层面:校内教学的反思与借鉴 |
| 5.3.4 个人层面:实践体验的反思与借鉴 |
| 5.3.5 家庭与个人层面:宗教思想的反思与借鉴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五元设计 |
| 6.1 政府层面的设计 |
| 6.1.1 定位:明确幸福观养成的目标要求 |
| 6.1.2 导航:坚持幸福观养成的主流声音 |
| 6.1.3 纠偏:构建幸福观养成的纠偏机制 |
| 6.1.4 提升:牵引幸福观养成的实践高度 |
| 6.2 社会层面的设计 |
| 6.2.1 从社会制度层面夯实幸福观养成的基础 |
| 6.2.2 从社会文化层面营造幸福观养成的氛围 |
| 6.2.3 从社会网络层面净化幸福观养成的环境 |
| 6.2.4 从社会市场层面提供幸福观养成的支撑 |
| 6.2.5 从社会现象层面纠正幸福观养成的误区 |
| 6.2.6 从社会载体层面引导幸福观养成的观念 |
| 6.3 高校层面的设计 |
| 6.3.1 认识前提:走出认识误区,完善思想政治教育 |
| 6.3.2 目标设定:设立目标体系,贯穿奋斗幸福观 |
| 6.3.3 客体细分:细化目标群体,分层实施幸福观教育 |
| 6.3.4 渠道优化:思政主渠道与科际整合结合 |
| 6.3.5 保障支撑:现实对接与学科设置相结合 |
| 6.3.6 实效提升:依托心理科学,提升幸福观教育实效 |
| 6.4 家庭层面的设计 |
| 6.4.1 大力推进家长教育,提升家长素质 |
| 6.4.2 多维度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氛围 |
| 6.4.3 加强原生家庭的幸福延续和创伤阻断 |
| 6.5 个人层面的设计 |
| 6.5.1 增强树立科学幸福观的的自觉意识 |
| 6.5.2 提高获取幸福的能力 |
| 6.5.3 自觉抵制外界不健康幸福观的冲击 |
| 6.5.4 提高精神境界与需要层次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五元互动做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 |
| 7.1 五元静态配合织育人之网 |
| 7.1.1 五元各司其职 |
| 7.1.2 五元内外结合 |
| 7.2 五元动态协调育幸福之人 |
| 7.2.1 五元互相渗透 |
| 7.2.2 五元互利共生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现实状况调查 |
| 附录二 五元分析模式各层次的实然状况调查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6）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产业浪潮:“国产商业电影”作为研究对象 |
| 二、间性思维:“跨文化语境”作为研究视角 |
| 三、他山之石:西方理论视野与中国商业电影 |
| 四、激荡新世纪的国产商业电影 |
| 第一章 国产电影商业环境的生成 |
| 第一节 政治-经济生态圈:电影产业的体系化发展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开放形势 |
| 二、股份制:电影企业作为主体 |
| 三、院线制:全国放映网络的建立 |
| 第二节 媒介生态圈:国产商业电影的跨媒体运营 |
| 一、内容生产:从叙事文本到IP转化 |
| 二、内容流通:“互联网+电影”格局初显 |
| 第三节 跨域合作生态圈:商业电影作为全球化商品 |
| 一、资金与人才:“合拍片”的双翼 |
| 二、“铁三角”:地缘文化想象中的内地/香港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产商业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述 |
| 第一节 国家形象: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构建 |
| 一、从“主旋律”到“主流商业片” |
| 二、重大历史题材的商业化重述 |
| 三、“样板戏”的娱乐化改写 |
| 第二节 商业资本:体制与市场的博弈空间 |
| 一、历史空间的想象性叙述 |
| 二、动作类型片的“询唤”功能 |
| 三、贺岁片:消费时代的文化“共谋” |
| 四、文艺片:“艺术”的退守与抗争 |
| 第三节 大众选择:“沉默者”的广泛参与 |
| 一、超越“盗猎”:“粉丝”文化的协商性 |
| 二、青春片:定制“怀旧”与城市想象 |
| 三、“新主流电影”:集体欲望的影像化转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产商业电影影像美学新质 |
| 第一节 异域景观:符号与“文化认知地图” |
| 一、“标签式”的区域符号 |
| 二、普遍“在场”的西方符号 |
| 三、跨文化个体符号的复归 |
| 第二节 语言形式:镜头与“吸引力”修辞 |
| 一、分流与面向:重塑“电影性” |
| 二、蒙太奇:电影速度的“变奏” |
| 三、长镜头:数字“渐近线”的生成 |
| 第三节 故事题材:情节与类型化叙事 |
| 一、分化与异变:多元化的类型电影 |
| 二、类型融合:奇幻片的“皮”与“骨” |
| 三、“一本多拍”:新样态的跨国改编 |
| 第四节 母题内涵:普遍化的价值共鸣 |
| 一、“真情至上”:人际关系与情感母题 |
| 二、“在路上”:“漂泊/归乡”与寻找母题 |
| 三、“中心视点”:个体呈现与英雄母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产商业电影的海外之旅——以北美市场为参照系 |
| 第一节 “访美”之选:国产商业电影的北美发行现状 |
| 一、选择性阅读:古装大片在北美的热潮与失落 |
| 二、发行新势力:“华狮”与“华语片”的推广 |
| 三、期待错位:文化霸权下的“外语片” |
| 第二节 “他者”之镜:比较视野下的中美在线网站影评 |
| 一、非对称性:国产商业电影的正/负向传播 |
| 二、高/低语境之辩:“故事”传统与“类型”传统 |
| 第三节 《英雄》的全球视野与“东方主义”再考察 |
| 一、电影偏向力:基于商业与市场的试验 |
| 二、毁誉参半:差异性的文化分野 |
| 三、策略性本质主义:对“东方主义”的回应 |
| 第四节 “杂交”的《长城》:本地、国际与“墙” |
| 一、混搭的类型:奇幻、怪兽与西部片 |
| 二、黏合“分裂”:英雄与禁军的形象塑造 |
| 三、环球议题:“饕餮”危机与有“缝隙”的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坐标内国产商业电影的精进路径 |
| 第一节 中国电影:主体性的再确认 |
| 第二节 资本并流:多样化的再生产 |
| 第三节 图像档案:人文价值的再书写 |
| 本章小结 |
| 结语:商业电影尚在进行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02-2017年年度国产电影票房前十数据统计 |
| 附录B: 2002-2017年北美上映国产院线电影名录 |
| 博士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7）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已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问题聚焦与思路框架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新制度主义路向分析与应用局限 |
|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借鉴与修正 |
| 第三节 “四维立体”整合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研究可靠性、伦理、自反性和限制 |
| 第四章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现状调查 |
| 第一节 调查问卷设计与实施依据 |
| 第二节 问卷的效度与信度检验 |
| 第三节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与学的现状与问题 |
| 第四节 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五章 “双一流”卓越梦的辗转:公办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 |
| 第一节 L大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供给 |
| 第二节 L大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认同 |
| 第三节 L大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行动选择 |
| 第四节 L大英语类专业教学组织再造 |
| 第六章 “二等公民”的涅盘:民办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 |
| 第一节 F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供给 |
| 第二节 F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认同 |
| 第三节 F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行动选择 |
| 第四节 F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组织再造 |
| 第七章 “第三部门”的蹊径:混合所有制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 |
| 第一节 W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供给 |
| 第二节 W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制度认同 |
| 第三节 W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的行动选择 |
| 第四节 W学院英语类专业教学组织再造 |
| 第八章 讨论与检思 |
| 第一节 差异与趋同:教学转型案例比较 |
| 第二节 检思与重构:教学转型理论框架完善 |
| 第三节 策略与实践:教学转型的行动方略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三、结语:尚在征程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访谈邀约信 |
| 附录2: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访谈提纲(院长) |
| 附录3: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访谈提纲(教学院长) |
| 附录4: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访谈提纲(教研室主任) |
| 附录5: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访谈提纲(教师及教辅) |
| 附录6: 访谈摘要单 |
| 附录7: 课堂观察表 |
| 附录8: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9: 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学生学习需求调查问卷 |
| 附录10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
| 1.1.1 在梳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历史演进中彰显理论体系的价值指向 |
| 1.1.2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解答时代问题的研究视角 |
| 1.1.3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的积极尝试 |
| 1.1.4 为向应用科技大学转型发展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提供科学有效的理性引航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问题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外有关应用型本科转型的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
| 1.3.1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 1.4 相关概念说明 |
| 1.4.1 发展 |
| 1.4.2 发展观 |
| 1.4.3 应用型本科院校 |
| 1.4.4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 |
| 1.4.5 应用科技大学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历史溯源与当代解析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发展观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发展观的历史生成 |
| 2.1.2 列宁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贡献 |
| 2.2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历史演进 |
| 2.2.1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初步探索 |
| 2.2.2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开拓与创新 |
| 2.2.3 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推进与拓展 |
| 2.2.4 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深化与突破 |
| 2.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超越与升华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内蕴与时代价值 |
| 3.1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品质 |
| 3.1.1 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点 |
| 3.1.2 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
| 3.1.3 反思批判的理性追求 |
| 3.1.4 改变世界的致思路向 |
| 3.1.5 以人为本的价值旨趣 |
| 3.1.6 交往实践的基本视界 |
| 3.2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鲜明特征 |
| 3.2.1 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
| 3.2.2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结合 |
| 3.2.3 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协调 |
| 3.2.4 发展的连续性与超越性的同一 |
| 3.2.5 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一致 |
| 3.2.6 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叠合 |
| 3.3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价值 |
| 3.3.1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中国传统发展思想的传承与升华来看待其时代价值 |
| 3.3.2 从与不同发展理论的殊异甄析中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价值 |
| 3.3.3 从发展过程中累积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价值 |
| 3.3.4 从当下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价值 |
| 第四章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现实要求及境遇 |
| 4.1 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现实召唤 |
| 4.1.1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遵循了大学功能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 |
| 4.1.2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顺应了当下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趋势 |
| 4.1.3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
| 4.1.4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和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应势之举 |
| 4.1.5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是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之后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理性诉求 |
| 4.2 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时代要意 |
| 4.2.1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基本内涵 |
| 4.2.2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方向性目标——应用科技大学 |
| 4.3 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现实困境 |
| 4.3.1 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外部困境 |
| 4.3.2 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内部困境 |
| 4.4 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困境的归因分析 |
| 4.4.1 转型发展中价值诉求的迷失 |
| 4.4.2 转型发展中教育价值诉求的解读:缺乏科学正确发展观的指导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理论建构 |
| 5.1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理论引航 |
| 5.1.1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基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5.1.2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历史与逻辑起点:物质生产实践 |
| 5.1.3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深刻动因:矛盾运动为核心的动力系统 |
| 5.1.4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路径指向: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 |
| 5.1.5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根本要旨: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物质财富增加 |
| 5.1.6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原则:社会发展的整体性 |
| 5.1.7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终极关怀: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5.2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理论运用 |
| 5.2.1 转型目标指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制定学校战略规划 |
| 5.2.2 转型实践先导:运用社会有机体理论找准自身“生态位” |
| 5.2.3 转型动力机制:以基本矛盾为动力统筹推进学校全方位转型 |
| 5.2.4 转型根本之道:遵从内外部关系规律形成校地互动的良好机制 |
| 5.2.5 转型精神引领:利用意识的能动作用创建高品位的大学文化 |
| 5.2.6 转型实践准则:应用普遍联系原理创设有利于转型的内外部环境 |
| 5.2.7 转型价值旨归:践行“以人为中心”理念力促高级应用型人才全面自由发展 |
| 5.3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教育价值重建 |
| 5.3.1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教育理念的重建 |
| 5.3.2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教育实践的重建 |
| 5.3.3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中教育价值诉求的理性承担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实践探索——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个案呈现 |
| 6.1 办学理念的转型:扬长避短,特色发展 |
| 6.2 发展战略的转型:顺势而为,跃迁发展 |
| 6.3 人才培养的转型:素能本位,持续发展 |
| 6.4 课程体系的转型:注重实践,融合发展 |
| 6.5 教学方式的转型:协同育人,开放发展 |
| 6.6 学科专业的转型:链接产业,定向发展 |
| 6.7 师资队伍的转型:双师双能,借力发展 |
| 6.8 科研导向的转型:应用转化,主动发展 |
| 6.9 服务社会的转型:贴近地方,互动发展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创新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创新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1.3.3 研究框架 |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城乡关系理论综述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西方学者城乡关系理论 |
| 2.1.2 新中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理论及政策演变 |
| 2.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基础理论综述 |
| 2.2.1 管理层级理论 |
| 2.2.2 政府分权理论 |
| 2.2.3 府际关系理论 |
| 2.2.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综述 |
| 2.3.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动因和目标 |
| 2.3.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基础条件及路径选择 |
| 2.3.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问题、对策及态度分歧 |
| 2.3.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研究评价 |
| 2.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
| 2.5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对“省直管县”改革研究的启示 |
| 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 |
| 3.1 相关概念及问题厘定 |
| 3.1.1 “城乡协调发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相关概念及关系 |
| 3.1.3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标厘定 |
| 3.1.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路径厘定 |
| 3.2 县域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 |
| 3.2.1 县域政治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
| 3.2.2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
| 3.2.3 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对县域地位的影响 |
| 3.3 “省直管县”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
| 3.3.1 层级减少、权力下沉 |
| 3.3.2 县域独立、极化衰减 |
| 3.3.3 政府分权、资源下沉 |
| 4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及聚类分析 |
| 4.1 东部省份：浙江省的改革实践 |
| 4.1.1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1.2 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2 中部省份：河南省的改革实践 |
| 4.2.1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2.2 河南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3 西部省份：贵州省的改革实践 |
| 4.3.1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历程 |
| 4.3.2 贵州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效、经验与问题 |
| 4.4 三省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聚类分析 |
| 4.4.1 改革背景、试点和模式选择比较 |
| 4.4.2 改革制度设计比较 |
| 4.4.3 改革成效比较 |
| 4.5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案例分析结论 |
| 5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走向与要求 |
| 5.1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走向 |
| 5.1.1 试点县选择：农业大县、贫困县、边远县优先 |
| 5.1.2 路径选择：“财政”直管与“行政”直管齐驱 |
| 5.1.3 政策出口：“省管县”与“市管县”并存 |
| 5.2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新要求 |
| 5.2.1 顶层授权、支持和包容地方政府创新 |
| 5.2.2 地方政府职能切实发生转变 |
| 5.2.3 学界研究开阔视野,长远规划 |
| 6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改革政策建议 |
| 6.1 直管县机构设置与人事干部管理政策建议 |
| 6.1.1 以“大部门制”为方向进行机构设置 |
| 6.1.2 人事管理制度形成畅通的干部晋升通道 |
| 6.2 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财权 |
| 6.2.1 以“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为方向 |
| 6.2.2 以“公共物品提供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为依据 |
| 6.2.3 以“城乡协调发展的帕累托改进”为目标 |
| 6.3 建立区域经济合作与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6.3.1 以平等互惠为基础进行区域经济合作 |
| 6.3.2 以效率为原则建立政府间公共资源共享机制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10）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验证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第一章 |
| 导论 1.1 |
| 问题的提出 1.2 |
|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 |
|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1.4 |
|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第二章 |
|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
| 理论基础 2.2 |
| 文献综述 2.3 |
| 简要述评 第三章 |
|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渊源及其辨析 3.1 |
|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说渊源 3.2 |
|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验证 3.3 |
| 世界各国过去30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3.4 |
|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初步检验 3.5 |
| 本章小结 第四章 |
| 环境、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4.1 |
| 引言 4.2 |
| 文献回顾 4.3 |
| 数据和方法 4.4 |
| 实证结果 4.5 |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
|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级层面俱乐部效应的分析 5.1 |
| 引言 5.2 |
| 文献回顾 5.3 |
| 理论模型和机理分析 5.4 |
| 实证研究 5.5 |
| 国际经验比较 5.6 |
| 本章小结 第六章 |
| 中等收入陷阱视角下的收入差距、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 6.1 |
| 引言 6.2 |
| 理论模型 6.3 |
| 变量和计量模型的选取 6.4 |
| 实证分析 6.5 |
| 典型化事实和国际比较 6.6 |
| 本章小结 第七章 |
| 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效率的双赢——来自工业层面碳生产率的检验 7.1 |
| 引言 7.2 |
| 文献回顾 7.3 |
| 数据和方法选取 7.4 |
| 典型化事实和研究假设 7.5 |
| 实证结果 7.6 |
| 本章小结 第八章 |
| 城镇化、教育水平与中等收入陷阱——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8.1 |
| 引言 8.2 |
| 文献回顾 8.3 |
| 作用机制和研究假设 8.4 |
|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8.5 |
| 实证分析 8.6 |
| 本章小结 第九章 |
| 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的总体检验 9.1 |
| 引言 9.2 |
| 相关研究的思索 9.3 |
| 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发展驱动力 9.4 |
| 实证研究 9.5 |
| 本章小结 第十章 |
|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0.1 |
| 主要结论 10.2 |
| 政策建议 10.3 |
| 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致谢 |
四、走出产业结构趋同的误区（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D]. 杨佚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2]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D]. 马赫. 吉林大学, 2020(01)
- [3]论大学对社会的引领及其实现[D]. 韩枫. 吉林大学, 2020(08)
- [4]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D]. 任小琴.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4)
- [6]跨文化语境下的国产商业电影研究（2002-2017）[D]. 陈晓. 南京大学, 2019(06)
- [7]应用型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转型研究[D]. 李胜利. 厦门大学, 2018(07)
- [8]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航下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D]. 关雯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9]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D]. 刘素姣.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10]中等收入陷阱：理论验证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研究[D]. 张欢. 东南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