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学者合作调查黑龙江现存满语（论文文献综述）
罗薇[1]（2021）在《《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专为高等教育编写的汉语语法教科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该书既是一部实用的汉语教材,也是一部传承俄罗斯汉学研究传统、充分吸收以往欧洲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较早以普通语言学理论解释汉语的学术着作。本文将以1902年首版为基础,结合施密特个人档案、拉脱维亚大学所藏施密特个人藏书中的相关资料,从成书的历史背景、俄罗斯人的汉语学习与研究传统、欧洲人学习汉语的历史、世界语言学史以及俄罗斯汉语教育史的角度挖掘该书的特点和价值。该书写作的主要基础来源于俄罗斯人研究与学习汉语的传统。得益于作者施密特在彼得堡大学所受的东方学专业训练,俄国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汉学学派汉语教学的传统、以及俄国人的语言研究传统对施密特写作《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在俄国汉语研究的强项方面,如语法分析系统、汉字分析法等方面,施密特广泛采纳了前辈学者的观点,并且在传统汉学的基础上提出适应新局势的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此外,对俄国人学习汉语的继承还表现在另一些方面,如:延续俄国汉学研究的传统项目,同时关注汉、满、蒙三语,又根据海参崴东方学院对学生掌握东亚语言的要求增添了日语、朝鲜语以及越南语等语言材料。其次,继承彼得堡学派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基本观点,认为包括汉语在内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一样,可以通过一般方法被科学地认识、研究,汉语并非是某些欧洲汉学家认为的“停滞不前”的、处于其原始状态的一种低级语言,而是具有与其文化相关的理据性,需要理性地认识。再次,彼得堡汉学学派注重积累史实材料,在研究汉语时,施密特大量收集、引用丰富的语言材料和例证,这也是施密特作为瓦西里耶夫弟子最突出的传承特点之一。俄罗斯人早期对汉语的认识主要来源于驻北京东正教使团成员论着和西方人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有大量从中国运回的中文原典。俄罗斯人对汉语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具有三方面的视野,他们既传承本国人的研究,又善于参考西方、中国的研究和学习资料。一方面,该书吸收了当时欧洲和中国学术界对汉语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在系统、科学的文献综述基础之上的学术着作,对欧洲其他汉学家的观点、成果和语言材料进行整合,从中得出更进一步的观点,从而成为外国人汉语教材编着史发展到19、20世纪之交时具有综述性、整合性的一部着作。另一方面,《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中对欧洲人汉语学习资料的运用还在于对其中收集的语言材料进行分类、精选,找到最适合编入该书的范例。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特点还在于将以往欧洲汉学家、语言学家的资料,利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之整合纳入他的语法系统中—一汉语实用语法系统是作者要着重教授的内容,也是这部教材相比于一些欧洲汉学家语料搜集式的汉语教科书更具优势之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并非只有零散的语法点汇集,而是强调汉语语法规则的整合归纳,并且首次在俄语语境下构建一套新的汉语实用语法体系。是明清时期以来外国人对汉语语法科学研究史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继往开来之作,也是20世纪以后国际学界的现代汉语研究往纵深方向开拓的重要前提,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从欧洲语言学史和俄罗斯语言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到19世纪末,欧洲和俄国语言学经过了多年的方法和材料积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经为学界所接受,这些思想对这一时期包括施密特在内的俄国语言工作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通语言学的新思想在外语教材编纂方面的应用也具有重大意义。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汉学史上第一次尝试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语法着作。一方面来说,以汉语为参照、拓宽了普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围,反过来说,也从西方语言学的新成果出发丰富了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从语言本身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的汉语内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越来越多的新词日渐成为时尚,北方官话口语日益成为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标准语,白话文运动已在酝酿之中;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来自西欧语言学的发展——经过19世纪的发展,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汉语史研究与汉语实践语法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书中证实了运用产生于印欧诸语言框架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通过对本书的研究,可以从“他者”的角度审视汉语对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挖掘汉语对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研究的补充意义,加深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观念下对汉语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出版使用对19、20世纪之交俄国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的汉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语言实践教材,为了使学生便于理解规则、掌握用法,作者不仅善于描写语法规则时在抽象化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化表述,注重使用条件、搭配对象、适用范围、特例等方面的考察,力求使语法规则呈现出严谨、易懂、实用的特色,同时还配有大量精选范例。此外,教材的内容还间接地反映了俄国的教育政策、教育历史,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汉语课程大纲、教学目标,施密特本人的教学思想等。因此,教材的内容折射出这一时期俄国汉语教育史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即19、20世纪之交）、特定教育场所中（即海参崴东方学院）、特定教育者（即施密特）主导下、针对特定学习者群体（即就读于海参崴东方学院的大学生、军官和少量其他社会人士）的教育活动的历史进程。总之,俄国汉学家施密特专为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汉语学习者编写、并于1902年出版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既继承了俄罗斯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学派既往的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传统,采用了俄国人头脑中相对成熟的俄语语法框架基础,又能放眼世界,有所取舍地借鉴当时流传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其他国家汉学家所着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成功运用最新的俄国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研究方法论,以及截止到清末时期的中国传统语言学成就来科学地描写汉语,是俄国汉语教育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语法教科书。本文将结合教材原着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梳理本书的编写特点及研究成果,全面考察这部着作的重要作用及价值。
谷倩兮[2]（2021）在《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汉学的引领者罗声电研究》文中提出19-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最终确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国家纷纷在华设立外交公使馆,并展开支持其在华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国研究,刚刚完成民族统一的意大利也不甘于后。悠久的意大利汉学传统渐渐从以传教士为研究主体走向现代和世俗,又从学院式汉学走向实地考察现实中国的研究。这一时期着名的意大利东方学家和远东语言文学教授、早期派驻中国的意大利外交官罗声电（Lodovico Nocentini,1849-1910）就是一位对于复兴意大利汉学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的承上启下的人物。分析罗声电论着,挖掘他作为学者和外交官两种角色的转换,可以展现出其中国文化造诣如何使之以外交官视角对现实中各种事件进行考察。本论文利用佛罗伦萨大学、罗马大学、意大利外交部档案馆、图书馆和其他意大利图书馆中关于罗声电的一手档案材料和原始文献,结合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理论方法,从语言、文化视角,展开关于罗声电的外交和学术生涯的全方位的梳理,挖掘他带领意大利汉学由衰弱转向繁荣的历程及其对意大利汉学发展和开拓意大利汉学新的研究方向的推动。通过分析罗声电的重要论着,本论文把握其对中国社会、文化、中意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中所反映的意大利对外政策。本论文以五章的篇幅,以史为线,详细阐述罗声电的生平和学术道路;罗声电继承意大利汉学传统对中国思想观念和语言文学的研究;罗声电在现代意大利的东亚外交政策背景下的外交官经验和他开拓的对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探讨;罗声电在对中国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和思考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中国观;罗声电在那不勒斯东方学院和罗马大学担当汉学教授和学术负责人期间创办刊物、兴办大学、组建语言学校和图书馆、设立协会等各种组织活动和贡献以及他对20世纪意大利汉学的重要引领作用。从详尽的分析和考察中,本论文揭示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汉学对于整个意大利汉学发展历史的重要意义;罗声电上述研究和活动的中意文化交流意义和对中学西传产生的影响。希望本研究能够丰富19—20世纪之交的中意关系史研究,为晚清史方面的研究揭示更多历史事实和细节。
周峪竹[3]（2021）在《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文中提出苏联科学院院士、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带头人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曾于1907年、1909年、1912年、1926年赴中国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区,期间广泛收集中国传统木版民俗画,形成当今国内外学术界闻名的俄藏中国民俗画。2015年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该馆藏有近千幅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收集的中国民俗画,包括门神画、财神画、佛像、道教神像画、护符、纸马等,遂设立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俗画特藏。中国民俗画是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重要素材,作为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民俗画片进行系统研究的汉学家,他从学术生涯伊始就致力于中国民俗文化推广和普及。中国民俗画片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民间信仰和文化习俗的重要媒介,是沟通近代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座桥梁。中国民俗画片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载体,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才华与智慧。现收藏于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的这批中国民俗画片,以图画的形式具象地反映出中国各地的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丧葬礼俗、民间信仰、民间谚语等各类民俗事象,是中国民间俗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本研究从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入手分析该特藏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意义;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透视这批民俗画片所反映的生活在封建纲常、礼制、教条之下的旧中国中下层民众精神上的狂欢化世界,解读民俗画片中的民间精神“狂欢”意蕴。通过挖掘俄罗斯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认识揭示民俗画片在中俄两个民族交往中的文化价值。
李珊珊[4]（2021）在《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杭州驻防地处江南地区,是清代直省驻防体系中规模较大、地位较高的驻防地点。它于顺治初年建立,随清朝结束而消亡。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旗人群体与汉城人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随着杭州驻防旗人与汉城社会的深入交往,杭州所具有的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吸引了驻防旗人的揣摩与学习。杭州驻防旗人纷纷以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留下了丰厚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表达的相似之处,又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典型。本文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宏观的把握上加以微观的审视,力图全面把握这一群体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前四章在历史的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后四章则以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切入,重点把握杭州驻防文人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前四章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杭州驻防文学置于清代的历史演进中,综合考量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面貌及形成因素。顺康雍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此时旗人初入关,与汉族百姓因种族、习俗、观念等的不同而存在较深隔阂,留下的少量诗作也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书写相对立的情感。乾嘉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乾隆南巡展示的文化盛景给杭防旗人带来垂范。同时,旗营将领倡导旗营子弟学习汉文化并在旗营内进行文化建设,使旗营子弟与汉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他们的诗歌写作也悄然兴起。在繁荣的经济文化图景下,杭州驻防文人的诗歌写作也多表现升平之象。道咸同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荣期,此时四十余位文人有诗歌作品存世。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驻防科举制度本地化的完成,使更多的驻防旗人介入科举,在文化层面正式拉开驻地旗民交流的序幕,使杭防文人与汉文化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这一方面带来诗歌写作人数及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也使诗作内容更加多元化。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驻防在太平天国军队的打击下遭到毁灭,其文学创作也陡然衰落。光绪年间杭州克复后,旗营文化也进行了重建。旗营文人的诗作因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表现闲适安逸,也表现出对国家及政局的关切。而此时的杭州驻防文人与汉族文人共同介入时局,为国事而积极奔走。从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后四章从多种视角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试图挖掘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首先,将杭州驻防文人及诗作置于文学家族的视角下探讨其文学养成的环境及具有的特点。驻防八旗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和严格规范的社会,驻防文人大都属勋贵阶层。文人群体中的家族特征明显,且各个文学家族间多进行联姻。因而,杭州驻防文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血缘亲情而建立的,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其次,在“空间”的视角下聚焦杭州驻防文人的风景诗写作。杭州旗营地近西湖,影响了杭防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核。而他们的归属感及地域认同也得到清晰展示。第三,以创伤叙事理论分析杭州驻防文人在辛酉之难后的创伤书写。辛酉难后,杭州驻防文人幸存者多进行战争书写,表达悲愤郁结的情绪。这类写作与杭州汉城文人诗歌书写达成合流,侧面可见彼时旗民共同体的形成。最后,从整体上把握旗营文学的演进以及嬗变,逐步寻绎旗营文学建构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此过程中旗营文人与汉城文人的位置关系。旗营文学的发展与汉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它始终追随着汉城文化,成为清代杭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维视角下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能够与历时性的考察互为补充,使杭州驻防诗歌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王硕[5]（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牟敏瑶[6]（2021）在《三家子满族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富裕县三家子村作为当今世界上活态满语保存最好的村屯受到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从文化模式的角度出发,将三家子满族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发现自清朝建村伊始,三家子村就形成了以满族文化为主导的,有浓厚渔猎民族特色的地域性文化模式。这种以传统满族文化为主导的文化体系,以清朝灭亡为分界,逐渐开始缓慢的发生局部文化变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人民大量迁入,彻底打破了这种长期相对稳定的生活模式。三家子原有文化模式在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发生文化融合、文化涵化促使三家子满族文化开始转型,最终满族文化由绝对主导文化沉淀为边缘文化。清代满族八旗驻防官兵作为三家子满族文化的直接文化来源主体,在建村之初形成的以满族文化为主导的稳定的、完整的文化模式,为三家子村至今仍然保留活态满语的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单一、完整的文化环境是保障三家子村文化样态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满汉文化的接触是导致三家子满族文化发生变迁的直接原因。三家子村满族文化在不同的变迁阶段分别展现出了稳定性、不同步性、主动性和不彻底性。三家子满语之所以能够以活态延续至今,是因为在三家子文化模式形成的初期,为满语提供了成体系的满族文化环境,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拥有充分的语言群体,在三家子满族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满语逐渐成为了其文化整体中的主要文化元素,是民族特征和民族心理认同的重要标识,在完整的三家子满族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陈诗兰[7]（2020）在《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即以黑龙江下游流域与库页岛为中心的广大疆域上,分散居住着无数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族群,他们有着自己的交流语言与独特的民族文化、社会风俗。明廷依托奴儿干都司及其羁縻卫所,与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各部族建立了较为松散的朝贡关系。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逐渐统一女真诸部,除将大批东海女真迁往盛京扩充八旗兵力外,与仍旧驻留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其他部族,也维系着较为稳定的贡赏关系。清入关后,不仅设立吉林将军辖下的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来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进行行政管辖,为了管理该地区的诸多少数族群,还制定了一系列极具地方特色的管理政策。首先是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推行边民姓长制度,对边民进行编户,将其分为姓长、乡长、子弟、白人四个阶层进行管理。“边民”,在本文中并非是广义上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统称,而是特指在东北边疆地区生活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既未被清廷纳入民籍,也不归属于旗籍,且无需承担赋役杂税,仅需以户为单位定期向清廷贡纳一张貂皮,即可获得相应的乌林赏赐。顺治年间,随着边民姓长制度逐渐成型,不断有被招抚的各少数族群被纳为边民,进行编户。康雍年间,在继续招抚少数族群进行边民编户的同时,为了满足东北边疆的边防需求,扩充兵源,清廷进行编旗设佐,将黑龙江中上游、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的绝大部分边民销除边民户籍,编入满洲旗籍。是以理论上在康雍之后,边民姓长制度就仅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推行。进入乾隆年间,随着边民的繁衍生息,边民户数急速攀升,于是在乾隆十五年,清廷进行边民姓长制度改革,将边民户数设为定额。这标志着清廷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边民编户进程的结束,以及边民制度的最终定型与成熟。其次是与边民制度密不可分的贡貂赏乌林政策。颁赏乌林时,清廷将边民分为萨尔甘锥、霍集珲及姓长、乡长、子弟、白人等五个等级进行颁赏。自国初招抚贡貂边民起,清廷就逐渐形成了一套惯有的嘉奖体系,最晚于康熙五十一年,这套嘉奖体系已臻成熟。为了便于远方边民贡貂,大量乌林及口粮需要运往清廷在黑龙江下游流域设立的各个临时行署。长久存在的运输困境与貂皮私贸现象的屡禁不止,是迫使清廷更改主管边民衙署的主要原因。乾隆四十四年,清廷将宁古塔副都统衙门负责的赫哲费雅喀边民的贡貂事宜,全部交由三姓副都统衙门统管。临时行署的地点变化,从侧面反应了清朝在黑龙江下游流域的势力范围变化。咸丰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贡貂赏乌林制度逐渐失去了“羁縻诸部,固我边陲”的政治意义,最终在光绪二十五年被裁撤。最后是联姻结亲政策。清廷在该地区推行的霍集珲与萨尔甘锥之间的联姻政策,主要集中于普通边民与八旗底层兵士之女或养女之间。虽然联姻政策对求亲边民并无特殊的身份要求,但边民想要成为霍集珲,必需具备一定的财力、物力。这种财力并非以白银或铜钱来衡量,而是直接体现在边民囤积的皮毛数额上。在贡貂赏乌林政策的持续开展下,中、日双方皮毛与丝织品形成的价格差异,刺激着以霍集珲为代表的部分边民群体成为丝貂商人。霍集珲不仅在北海道及东北滨海边疆地区间频繁往返,持续开展山丹贸易活动,还利用陪同萨尔甘锥返京归宁的特权,将大量皮毛带往北京交易,以更高的价格囤积财富。如此,便形成了一条以中国江南、北京、宁古塔、三姓、库页岛,日本松前、江户、大阪为贸易路径的东北亚丝绸之路。此外,霍集珲在清廷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进程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不单是“清廷女婿”,还集翻译通事、地方向导、“清廷代言人”、边境情报提供者及丝貂商人等多重身份为一体。清廷以传统中国的“羁縻”与“怀柔”政策为指导思想,以边民姓长制度、贡貂赏乌林及联姻结亲政策为依托,给予了边民姓长、乡长较大程度的自主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就是法外之地。清廷不仅积极介入边民的各类纠纷进行协调说和,还“因俗而治”,用地方习惯法解决边民内部纷争。如乾隆七年的边民仇杀案,就是以新满洲例作为主要判罚依据,将征扣貂皮作为主要处罚手段。但如若边民内部发生有违儒家伦理纲常的案件时,如妻子会同奸夫谋杀亲夫,则会严格遵照《大清律例》作为判罚依据。此外,当边民与旗人发生冲突时,清廷也会摒弃地方习惯法,依据《大清律例》对涉案旗人从严治罪,甚至援引针对苗疆地区而制定的特殊法例审理东北旗人的犯奸案,将秋审情实的予勾人犯押回原犯地方处决,以期向边民“示以威信”,彰显大清国法。从清廷对边民间各类案件纠纷的积极应对与处理方式上可以看出,清廷希望通过司法判罚为导向,向边疆地区推行儒家伦理思想及大清国法的主张,进而达到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施行有效社会管控、稳定边疆格局的政治目的。
范娉婷[8]（2020）在《伪满乡土文学研究》文中指出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的成立正式确认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事实。乡土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类型文学之一,在伪满文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本文旨在探讨在伪满时期的具体语境下,乡土文学叙事在乡土“满洲”与现代国家、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力图揭示在殖民语境下,乡土文学在帝国主义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设想的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妥协与抵抗、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性表述。本文在运用现有的殖民地文学理论的同时回归历史语境和具体文本,展示伪满乡土文学文本在揭露殖民地民众的现实苦难的同时也展现出伪满乡土文学所蕴含的“内在的殖民性”特征,并力图展现伪满乡土作家试图寻找可以超越以西方现代性话语为内核的替代性文本的努力和尝试。论文主体分成四章。第一章主要简述伪满乡土文学的生成与展开的过程,“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以及日伪当局提出的“独立的满洲文学”的文艺政策都对伪满乡土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此外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围绕“文艺大众化”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去重新看待伪满文坛发生的“乡土文学”之争,试图展示出伪满乡土作家围绕乡土文学展开的争论中所包含着的对满洲文学民族性、阶级性、主体性等问题的不同认识。第二章从身处东北沦陷区的不同民族、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作家以不同的认知视角和叙事策略去发现和塑造了迥然不同的满洲乡土景观为媒介来阐释满洲乡景叙事所蕴含的复杂价值。第三章通过伪满乡土文学作品对乡绅形象的多种描绘来展现乡绅阶层与乡土经济衰败之间的内在关联。第四章试图阐释出伪满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即伪满乡土作家通过对“忠诚”、“正义”等传统文化内涵的再释义,利用以“原始林”为代表的封闭空间叙事来完成修复民间伦理、实现乡土自治的想象,并从中显现出现代性祛魅的特质。
赵婧[9]（2020）在《广西与辽宁语言类图书出版状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言出版业是语言产业九大业态之一,它主要是指专门将具有工具性、知识性、学术性和大众性的语言文字类书刊、图画、音像等作品成批制作并向公众发行的行业。语言出版是指以语言为本体,将语言知识、语言资料、语言研究、语言教育等语言内容进行出版的行为,主要包括语言图书、语言期刊、语言音像制品的出版。随着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领域的发展,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逐年加大。语言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意义与经济效益自不待言。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语言产业,语言产业的研究论文时有发表。语言出版业的重要性也在语言产业研究这一大背景下显现出来,可以说语言出版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与普及的重任。本文以广西和辽宁出版社的语言出版状况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广西和辽宁都有各自的特点。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拥有12种少数民族语言,语言资源丰富;地理上,位处我国边境,与多个国家接壤,邻近东南亚国家,起着桥梁和沟通作用,在地理位置上占有重要地位。选取辽宁,从客观来说,因为辽宁也有少数民族在此聚居,语言文化方面的影响和交流不亚于广西,且辽宁邻近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地理位置上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从主观上来说,辽宁是我生活和学习的地方,选择辽宁,是想通过调查研究,为辽宁出版社发展和语言产业研究做出一点贡献。经过认真分析和筛选,对广西8家出版社和辽宁16家出版社的语言类图书进行了分类、统计和整理,通过对广西和辽宁语言类图书的出版情况的调查研究,从出版社和语种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广西和辽宁语言类图书的特点和问题,并对其发展提出建议。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现状、样本说明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和第二章从出版社方面,包括出版社数量、出版社书目数量、出版图书类型、出版社特点。从语种方面,包括中文、外文、少数民族语言,对广西和辽宁语言类图书出版状况进行研究。第三章将广西与辽宁语言类图书出版状况进行比较,从出版社和语种两个大方面进行比较。并谈谈由此引发的启示,提出打造独具特色的语言品牌,优化出版社出版结构,把握时代机遇,推动语言出版走出去的建议。最后结语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对广西和辽宁出版社各自的问题再次进行说明,以期对广西和辽宁出版社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王海霞[10]（2019）在《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文中认为满族民歌是东北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乡韵气息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歌唱形式。内容涵盖满族人民生产、生活及风土人情,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唱词质朴,具有满族独特音律、情感真挚,深深扎根于满族人民的生活,伴随满族人民生活的音乐文化,以歌唱的方式记忆了满族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声。本论文通过对满族民歌历时与共时发展空间的回顾,以文献记载、文化遗存的谱系资料为研究基础,以民间留存的传统民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满族民歌和文化融合发展为新的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为研究视角,通过个案分析和实践案例比较论证,对满族民歌人文自然生态形成依据、唱词音韵规律、演唱风格及表现形式、传承意义进行研究。论文研究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现状与问题、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研究意义与创新、研究目的与方法之处作了阐述。第一章,通过对满族民歌的历史梳理,从“满族民歌历史文化”视角,阐述了历史遗存的满族民歌与自然和人文生态中满族民歌间的依存关系。并历时性地梳理了不同族源地域满族民歌文化发展历程,论述了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和活态演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以当下留存的不同类型的满族民歌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民歌案例论证,阐述了满族民歌在演唱内容、音调结构及不同演唱风格方面的特征,诠释了满族民歌题材之一萨满神歌的演唱特点和存在价值。第三章,从语言学语境探讨了满语民歌语言演唱艺术和方言音韵特点。通过实践案例比较分析,阐述了区域其他民族民歌与满族民歌唱词韵律演唱个性特征,并对满语、满汉双语、汉语三种语言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个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章,从文化超越视角,阐述了原生形态满族民歌创新、融合发展后的呈现形式,论证了创新后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特点。从“和而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实例分析,比较了同一语族同一类型民歌演唱风格特点、同一地域同一类型不同族源的民歌演唱个性。论述了如何借鉴、融合现代多元音声技法超越原生民歌演唱方式的当代呈现,并以实践表演例证形式阐述了服饰、舞蹈、乐器等综合艺术对满族民歌艺术呈现的辅助作用。第五章,阐述了多元文化形态下,满汉文化融合对满族民歌传承与实施路径的影响,分析多样化语境下满族民歌传承形式、演唱形式、传承视域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时代发展方向,适应当下人们审美认知观念。
二、中日学者合作调查黑龙江现存满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日学者合作调查黑龙江现存满语（论文提纲范文）
（1）《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历史背景及其作者 |
| 1.1 海参崴东方学院及其培养目标 |
| 1.1.1 办学背景 |
| 1.1.2 学院设置 |
| 1.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作者施密特 |
| 1.2.1 施密特的早年求学、实习生涯 |
| 1.2.2 赴海参崴东方学院任教后的汉学研究 |
| 1.3 教材的学习者与使用情况 |
| 1.3.1 教材的出版、使用、影响 |
| 1.3.2 学员的汉语学习情况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俄国传统汉学背景下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2.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汉语语音系统考辨 |
| 2.1.1 南北官话的语音系统、汉语音韵研究 |
| 2.1.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注音方案 |
| 2.1.3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汉语发音规则 |
| 2.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比丘林汉语语法体系的突破 |
| 2.2.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词法体系 |
| 2.2.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句法体系 |
| 2.3 施密特对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人汉字理论的发展 |
| 2.3.1 汉字的起源问题 |
| 2.3.2 关于汉语口语、书面语的讨论 |
| 2.3.3 汉字的“六书” |
| 2.3.4 施密特对瓦西里耶夫汉字体系的增补 |
| 2.4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满、蒙、日、朝、越等语言的关注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世界汉语研究史框架下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3.1 例析《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欧美汉学的反思 |
| 3.2 以“声调”为例谈施密特对欧美汉语语音研究的整合 |
| 3.2.1 声调的本质 |
| 3.2.2 汉语声调的发音特点 |
| 3.2.3 汉语声调的标调系统 |
| 3.2.4 汉语方言的声调语音规律 |
| 3.2.5 中外学者论“汉语声调的演变” |
| 3.2.6 “入声”之争 |
| 3.3 施密特对欧美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整理 |
| 3.3.1 某些语法形式在各地的使用差异 |
| 3.3.2 各国汉学家对若干语法规则的不同观点 |
| 3.3.3 欧洲汉学家普遍忽略的汉语语法知识 |
| 3.4 选编欧美、日本汉语教材及中文原典的书面官话范例 |
| 3.4.1 筛选范围:标准北方书面官话材料 |
| 3.4.2 筛选入编:符合语法规范、排列顺序合理 |
| 3.5 个案研究:德国汉学家阿恩德对施密特的影响 |
| 3.5.1 阿恩德及其《官话手册》 |
| 3.5.2 两部教材的总体设计 |
| 3.5.3 以重音理论为例讨论施密特对阿恩德的取舍 |
| 3.6 个案研究:《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中国传统文献的改编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世界语言学发展进程中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4.1 施密特的汉语观 |
| 4.1.1 对汉语的两种定位 |
| 4.1.2 静态与动态、共时与历时 |
| 4.2 汉语语音史的构建: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结合 |
| 4.2.1 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基础材料 |
| 4.2.2 “语音规律无例外”之汉语辅音音变考察 |
| 4.2.3 “语音规律无例外”之汉语元音音变考察 |
| 4.2.4 语言史的社会性——汉语官话的形成 |
| 4.2.5 语言现象的“类推作用”:汉语词根溯源问题 |
| 4.3 俄国语言学成果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 |
| 4.3.1 用“形式语法”思想分析汉语的词法 |
| 4.3.2 语言与思维的联系——汉语与中国人的心理 |
| 4.3.3 波捷布尼亚及其弟子的句法思想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语言教育及应用视角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5.1 一部“研究—学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汉语教科书 |
| 5.2 从课程理论分析《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材料建构 |
| 5.2.1 横向组织:课程教学板块的功能分析 |
| 5.2.2 纵向组织:螺旋渐进的主题序列性 |
| 5.3 从应用语言学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教学大纲 |
| 5.3.1 字词大纲及词汇控制 |
| 5.3.2 语法大纲及翻译训练 |
| 5.4 本章小结 |
| 余论 施密特《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价值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书影及相关影像资料 |
| 附录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序言及目录 |
| 附录3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俄语字母注音表(含例字) |
| 附录4 阿恩德《官话手册》序言及目录 |
| 致谢 |
（2）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汉学的引领者罗声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研究采用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罗声电的生平和早期学术道路 |
| 一、生平概要 |
| 二、学术养成 |
| 第二章 罗声电对中国语言和哲学的关注 |
| 一、罗声电与《第一位汉学家——利玛窦神父》 |
| 二、罗声电与《康熙圣谕和雍正广训》 |
| 三、罗声电对汉语的研究 |
| 四、罗声电对中国伦理道德的研究 |
| 第三章 罗声电的外交官经历:对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 |
| 一、罗声电在华主要活动 |
| 二、罗声电的国际关系问题研究 |
| 第四章 罗声电的中国观:《在东亚一一印象和游记》以及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研究 |
| 一、晚清中国政治制度 |
| 二、晚清中国社会现象 |
| 三、晚清中国经济状况和近代化 |
| 四、晚清中国城市面貌和民风民情 |
| 五、罗声电的中国观 |
| 第五章 罗声电的学术组织活动和贡献 |
| 一、罗声电在那不勒斯:东方学院及刊物《东方》 |
| 二、罗声电在罗马 |
| 结论 |
| 一、意大利汉学传统的优秀继承者 |
| 二、意大利汉学研究新方向的杰出开创者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罗声电所藏汉籍书目 |
| 附录二 罗声电藏书印 |
| 附录三 《在东亚——印象和游记》(1894年)书影 |
| 附录四 《东方研究杂志》1907年创刊号封面和目录 |
（3）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价值 |
| 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本研究依据的理论和方法 |
| 第一章 阿列克谢耶夫及其对中国民俗画片的收集与研究 |
| 一、阿列克谢耶夫与中国民俗画片 |
| 二、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考察及民俗画片的收集 |
| 第二章 俄藏“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俗画片”考释 |
| 一、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 |
| 二、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的基本构成 |
| 第三章 从阿列克谢耶夫的收藏看中国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 |
| 一、民俗画片的概念界定 |
| 二、中国民俗画片的起源与发展 |
| 三、中国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 |
| 第四章 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所反映的中国民俗 |
| 一、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中的岁时节令 |
| 二、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中的人生礼俗 |
| 三、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中所蕴含的民俗观念 |
| 第五章 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中的民间精神“狂欢”意蕴 |
| 一、欲望的释放 |
| 二、叛逆的表达 |
| 三、生死的跨越 |
| 第六章 经由图像艺术展开的中俄文化交流 |
| 一、17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的过程 |
| 二、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民俗画片的认知、研究与解读 |
| 三、阿列克谢耶夫的文化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基础材料 |
| 二、专着 |
| 三、文章 |
| 致谢 |
（4）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华多民族文学视域下的杭州驻防文学研究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顺康雍——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 |
| 第一节 满汉冲突背景下的汉族文人旗营书写 |
| 第二节 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昂扬之态 |
| 第三节 杭防文学创作的先声——女性写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乾嘉——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视角下的乾隆南巡及其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旗营将领倡导下的杭防文学风貌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的升平之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道咸同——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盛期 |
| 第一节 驻防八旗科举制度演进及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圈的形成与多族文人的交融互动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诗歌书写的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光宣——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衰落与重建期 |
| 第一节 辛酉之难影响下的杭防文学 |
| 第二节 “局外人”的闲适安逸书写 |
| 第三节 “局内人”的边疆书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创作与姻娅网络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文学家族概况 |
| 第二节 杭州驻防家族文学传承与嬗变 |
| 第三节 姻娅网络与杭防文学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杭防文人诗歌写作与西湖风景空间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旗营之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西湖与杭防文人诗作之“地方感” |
| 第三节 杭防文人的精神聚焦之所——孤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辛酉之难与杭防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一节 杭州驻防营的毁灭 |
| 第二节 幸存旗营文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旗民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东与城西:杭州驻防旗营的文学建构 |
| 第一节 杭防旗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廷玉与《城西古迹考》 |
| 第二节 杭防文学生态的繁荣——文人创作的涌现 |
| 第三节 杭防文化遗产的整理——诗歌选集与地方志的撰述 |
| 第四节 追步城东:杭防文人与杭城名士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5）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三家子满族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状况概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三家子满族文化的源流 |
| 第一节 三家子村概况 |
| 一、三家子村落形成与人口来源 |
| 二、三家子村现状 |
| 第二节 三家子满族文化生成 |
| 一、三家子满族文化渊源 |
| 二、三家子满族文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满族文化主导时期 |
| 第一节 三家子村生计方式 |
| 一、自然环境与资源 |
| 二、以射猎为业的民族习惯 |
| 三、旗人优养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三家子村日常生活 |
| 一、家族组织形式 |
| 二、服饰、饮食与民居 |
| 三、婚丧习俗、传统信仰 |
| 四、日常交际语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与汉族文化接触后的文化变迁 |
| 第一节 三家子满族文化缓慢弱化期 |
| 一、生产生计重心转移 |
| 二、传统习俗特征逐渐消失 |
| 三、日常交际用语发生转变 |
| 第二节 三家子满族文化极速衰退期 |
| 一、以汉族传统生产方式为主 |
| 二、日常生活与汉族相似 |
| 三、语言向汉语单语转化 |
| 第三节 满汉文化涵化稳定期 |
| 一、生产方式再调适 |
| 二、满汉文化协同的日常生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三家子村文化模式变迁分析 |
| 第一节 三家子村满族文化变迁的轨迹 |
| 一、三家子满族文化模式的变迁历程 |
| 二、三家子村满族文化变迁的维度 |
| 第二节 三家子村文化变迁分析 |
| 一、长期处于文化稳定状态的原因 |
| 二、引起文化变迁的原因 |
| 第三节 三家子满语与三家子村文化模式 |
| 一、三家子满语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
| 二、三家子满语与文化变迁 |
| 三、三家子满语的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创新点 |
| 四、概念说明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民族概况 |
| 一、明朝的“野人女真” |
| 二、清入关前的各族归顺 |
| 三、清入关后的各族管辖与划分 |
| (一)吉林将军及副都统衙门 |
| (二)《皇清职贡图》与贡貂七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招抚进程:边民编户与设佐销户 |
| 一、顺治朝的边民编户 |
| 二、康熙朝的边民编户 |
| (一)编旗设佐与新满洲 |
| (二)《尼布楚条约》及九路探查队 |
| (三)《康熙皇舆图》的测绘 |
| 三、雍正朝的边民编户 |
| (一)库页岛招抚 |
| (二)编旗设佐与边民销户 |
| 四、乾隆朝的边民编户 |
| (一)乾隆十三年边民统计 |
| (二)乾隆十五年“永为定额”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贡赏政策:貂皮贡纳与乌林颁赏 |
| 一、赏乌林的内容规制 |
| (一)乌林内容 |
| (二)口粮与筵席 |
| (三)乌林运输困境 |
| 二、收貂衙署的演变 |
| (一)主管收貂衙署的变革 |
| (二)临时行署的变迁 |
| 三、贡貂赏乌林制度的裁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联姻结亲:霍集珲与萨尔甘锥 |
| 一、霍集珲与萨尔甘锥的联姻政策 |
| (一)早期联姻情况 |
| (二)联姻流程 |
| 二、霍集珲的多重身份 |
| (一)霍集珲与库页岛编户 |
| (二)霍集珲与乌第河待议区 |
| (三)霍集珲与山丹贸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司法管理:“因俗而治”与“示以威信” |
| 一、康雍时期的纠纷介入 |
| 二、乾隆朝边民仇杀案 |
| (一)案情经过 |
| (二)案件审理 |
| 三、乾隆朝旗人犯奸案 |
| (一)案情调查 |
| (二)案件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伪满乡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殖民语境与伪满乡土文学 |
| (一)伪满乡土文学的民族性品格 |
| (二)伪满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 |
| 二、研究综述 |
| (一)被冷落与被否定的时期 |
| (二)去污名化的自我正名时期 |
| (三)多元化、立体化的研究时期 |
| 三、研究对象、意义与框架 |
|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伪满乡土文学的生成与展开 |
| 第一节 伪满乡土文学的生成 |
| 一、伪满文艺政策与伪满乡土文学 |
| 二、左翼文学启蒙与伪满乡土文学 |
| 三、“独立色彩”与“乡土文艺” |
| 第二节 重述“乡土文学”之争 |
| 一、满洲文坛的几次论争 |
| 二、“乡土文学”论争始末 |
| 三、“文艺大众化”与“乡土文学”之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同时而异质的乡景叙事 |
| 第一节 殖民主义视域下的乡土景观 |
| 一、荒凉、原始的乡土景观 |
| 二、作为自然风景的“满洲人” |
| 第二节 革命视域下的乡景叙事 |
| 一、阶级对立视角下的乡景叙事 |
| 二、城乡对立视角下的景观叙事 |
| 三、怒吼与抗争的“满洲”形象 |
| 小结 |
| 第三章 乡绅叙事与乡土之熵 |
| 第一节 伪满乡土文学与乡绅叙事 |
| 一、启蒙主义视域下的乡绅形象 |
| 二、左翼革命文学视域下的乡土暴君 |
| 第二节 殖民语境与乡绅阶层蜕变 |
| 一、享乐主义的俘虏 |
| 二、殖民教育与“多余人” |
| 三、“帝国神圣”与殖民权力附庸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性”批判与伪满乡土文学现代性 |
| 第一节 “满人题材”与满洲文学 |
| 一、满人印象与满洲记行 |
| 二、“像”与“不像”的五族协和 |
| 三、国民性改造与东亚现代性 |
| 第二节 重建民间伦理与现代性祛魅 |
| 一、殖民语境与“国民性批判”之困 |
| 二、重申“忠诚”与“正义” |
| 三、“封闭”空间叙事与现代性祛魅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广西与辽宁语言类图书出版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样本说明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广西语言类图书出版状况研究 |
| 第一节 广西8家出版社分析 |
| 一、广西出版社语言类图书数量分析 |
| 二、2000年前后广西语言类图书数量比较 |
| 三、广西各出版社语言类图书出版类型分析 |
| 第二节 广西语言类图书语种分析 |
| 一、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类图书出版情况 |
| 二、广西中文语言类图书出版情况 |
| 三、广西外文语言类图书出版情况 |
| 第二章 辽宁语言类图书出版状况研究 |
| 第一节 辽宁16家出版社分析 |
| 一、辽宁出版社语言类图书数量分析 |
| 二、2000年前后辽宁语言类图书数量比较 |
| 三、辽宁各出版社语言类图书出版类型分析 |
| 第二节 辽宁语言类图书语种分析 |
| 一、辽宁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类图书出版情况 |
| 二、辽宁中文语言类图书出版情况 |
| 三、辽宁外文语言类图书出版情况 |
| 第三章 广西与辽宁语言类图书出版状况比较及启示 |
| 第一节 广西与辽宁语言类图书出版状况比较 |
| 一、广西与辽宁出版社比较 |
| 二、广西与辽宁语言类图书语种比较 |
| 第二节 广西和辽宁语言类图书出版发展启示 |
| 一、打造独具特色的语言品牌 |
| 二、优化出版社出版结构 |
| 三、把握时代机遇,推动语言出版走出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现状与问题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五、研究目的与方法 |
| 六、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东北满族民歌回望 |
| 第一节 满族民歌历史追溯 |
| 一、文献记载中的满族民歌 |
| 二、文化遗存中的满族民歌 |
| 三、满族民歌当代演唱现状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的人文生态渊源 |
| 一、自然生态中的满族民歌 |
| 二、文化生态中的满族民歌 |
| 三、族源地域中的满族民歌 |
| 第三节 民族精神信仰与族群文化认同 |
| 一、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传递 |
| 二、族群文化认同与民歌活态发展 |
| 第二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形态特征研究 |
| 第一节 满族民歌演唱类型 |
| 一、体裁类型 |
| 二、题材类型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演唱特征 |
| 一、传统民歌的本真演唱 |
| 二、质朴各异的音调结构 |
| 三、音韵交融的文字唱词 |
| 四、和合共生的润腔技巧 |
| 五、情感色彩浓郁的衬词 |
| 第三节 满族民歌演唱的反本修古 |
| 一、满族仪式“古歌”演唱之说 |
| 二、满族仪式“古歌”音韵交融 |
| 第三章 东北满族民歌满语演唱研究 |
| 第一节 满语民歌语音演唱特点 |
| 一、满语语言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满语元音歌唱音位特点 |
| 三、满语辅音歌唱音位特点 |
| 四、满语言语音重音节特点 |
| 五、满蒙歌唱语音音位比较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与东北方言的音韵关系 |
| 一、东北方言的声韵调特点 |
| 二、东北方言在演唱中运用 |
| 第三节 满语语言在演唱中的运用 |
| 一、唱词韵式特点 |
| 二、唱词韵律个性 |
| 三、语言演唱特色 |
| 第四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的当代呈现 |
| 第一节 追求变化与机缘 |
| 一、机缘与灵感的碰撞 |
| 二、远古与现代的链接 |
| 第二节 和而不同的演唱技法 |
| 一、多样性演唱技法借鉴 |
| 二、中西演唱技法的借鉴 |
| 第三节 满族民歌演唱的表现形式 |
| 一、多元文化形式的演唱表现 |
| 二、融合与发展中的演唱表现 |
| 三、借鉴与超越中的演唱表现 |
| 第四节 美美与共的艺术展示 |
| 一、满族服饰在演唱中的艺术展示 |
| 二、满族舞蹈在演唱艺术中的展示 |
| 三、伴奏乐器在演唱艺术中的展示 |
| 第五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的当代传承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形式下满族民歌传承路径 |
| 一、社会传承的多样性 |
| 二、家族亲缘传承的稳定性 |
| 三、师徒传承的普遍性 |
| 四、族群文化记忆传承 |
| 第二节 多样化形式下东北满族演唱传承 |
| 一、独唱传承形式的永恒 |
| 二、一领众和的自由传唱 |
| 三、对唱传承的情感交流 |
| 四、重唱传承的艺术魅力 |
| 五、合唱传承的艺术超越 |
| 六、民歌传唱的活化石 |
| 第三节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传承的新视域 |
| 一、学校教育传承 |
| 二、激活民俗传承 |
| 三、传统歌唱延续 |
| 四、媒体化新视界 |
| 五、旅游文化新景观 |
| 结论 |
| 一、研究之结论 |
| 二、传承之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东北三省满族分布图 |
| 附录二 田野调查与归类 |
| 附录三 图目录 |
| 附录四 图表目录 |
| 附录五 谱例目录 |
| 附录六 新媒体网络传播的满族民歌 |
| 附录七 满族民歌《摇篮曲》演唱音乐结构分析 |
| 附录八 全国各中小学满语教学情况调查汇总表 |
| 附录九 2018 年全国各地举办满族颁金节的地域汇总 |
| 附录十 满文字头歌 |
| 在学习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含项目)情况 |
| 后记 |
| 附图 |
四、中日学者合作调查黑龙江现存满语（论文参考文献）
- [1]《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D]. 罗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汉学的引领者罗声电研究[D]. 谷倩兮.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D]. 周峪竹.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D]. 李珊珊.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5]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三家子满族文化变迁研究[D]. 牟敏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7]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D]. 陈诗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伪满乡土文学研究[D]. 范娉婷.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9]广西与辽宁语言类图书出版状况研究[D]. 赵婧.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10]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D]. 王海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