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省政府紧急部署移民建镇扫尾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辜柔[1]（2020）在《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1～1978）》文中研究说明血吸虫病作为一种流行范围广、传染速度快、危害性大的疾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成为我国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因其自然、社会原因,徽州地区长期遭受血吸虫病的肆虐。此病已严重影响着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号召下,1951年徽州地区开始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1～1954年是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起步阶段:成立了专门的防治机构,培训医疗卫生队伍,调查疫情,并初步开展“两管”一灭与治疗工作。1955～1957是血吸虫病防治的初步发展阶段:发挥农业合作社优势,进一步加强粪管工作,组建经常性的查螺灭螺队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推动了血防工作的发展。1958～1960年是血吸虫病防治的大跃进阶段。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徽州地区在血防上出现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导致了疫情的反弹。1961～1965年是血吸虫病防治的调整时期:纠正“大跃进”的错误,确定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流行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普查,加强生产生活的防护工作,并发动群众开展了灭螺歼灭战,血防逐渐恢复了正常化。1966～1978年是血吸虫病防治从低潮到再兴阶段: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血防机构被裁剪,血防人员下放,血防工作陷入了低潮;1970年,在中央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1970（2）号和1970（49）号文件的指导下,徽州地区重新建立健全各级血防组织,积极培训血防骨干队伍,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坚持反复查螺灭螺,加强“两管”。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在徽州地区掀起,血防工作进入了再兴阶段。1978年,徽州地委宣布,全区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仍取得良好的成效:到1978年,全区基本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人民体质增强,生产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环境卫生大为改善。徽州地区血吸虫病的防治给我们留下了经验,即执政党要发挥组织优势,建立严密的血防领导体系;要建立高效有序的联防联控机制;要坚持宣传动员、群防群治;要积极进行医学创新。徽州地区历时20多年的血防,有成功,也有失误,虽然曲折,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充分显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们正面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党和政府正是总结了历史上疫情防治的历史经验,开展联防联控,建立了严格有效的防控防治体系,使中国能逐步控制疫情的蔓延,不仅为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为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治提供了一份可借鉴的答卷。
李杰[2]（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曾文[3]（2018）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文中提出数千年来,洞庭湖区以其“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优越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物阜民丰,赢得“鱼米之乡”美誉。目前,洞庭湖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渔业生产基地,在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洞庭湖区的长期开发活动,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以来洞庭湖湖泊面积迅速萎缩,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泥沙大量淤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垸老田低,洪涝灾害频发;钉螺滋生,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上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还原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复杂历史过程,对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如何逐步实现从过度开发到建设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对政府、民间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纵向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绿色湖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区气候、江湖关系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均对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发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加重、鱼类资源减少、候鸟的栖息环境恶化、鼠害加重、血吸虫病传播加剧,江湖关系变化导致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和洪涝威胁加重。社会因素使得人类一直在能动地改变周遭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尚处于以农垦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围绕水患、疫病、围湖造田而展开。建国之初,面对洞庭湖区年久失修的堤垸、水患威胁以及疫病危害等主要环境问题,党中央把对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作为头等要事来办。自1952年开始,湖南省委集中力量整修洞庭湖。根据江湖关系的现状和实际,采取了荆江分洪工程、湖区堤垸的修复工程和南洞庭湖整修等工程。这一历史时期里,政府主要是向洞庭湖要地要粮,人与湖争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洞庭湖面积急剧减少,“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农业学大寨”“灭螺与生产并举”等口号盛行,围湖造田、乱围滥垦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洞庭湖区堤垸化使得湖面不断被堤垸分割包围,增加了修防负担及抗洪难度,并导致枯水季节水资源局部短缺。洞庭湖区的围垦与抗洪,体现着洞庭湖区农业经济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程度,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结束的这一历史阶段,是洞庭湖区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主要围绕新型的工业和城镇污染而展开。1978年改革开放后,洞庭湖区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轻型工业为主、轻重结合的的工业发展格局。在众多工业类别中,石化、能源、电力、冶金机械和电子信息等新兴现代工业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湖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文明在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步产生,其中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洞庭湖区的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到20世纪末演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环保意识开始兴起,环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保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日趋完善,省人大开始部署全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主动监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依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层面,而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态文明意识尚未觉醒。进入21世纪后,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作为灾后重建指导原则。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镕基2002年6月检查和考察湖南防汛工作时有关恢复洞庭湖往日“浩浩汤汤”景色的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整洞庭湖的计划,编制规划了“4350工程”,期望通过工程实施使得洞庭湖的湖面面积恢复到1949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均对洞庭湖区生态日趋恶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达成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在贯彻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上,湖南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湖南战略,开始严格实行洞庭湖区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实施了综合治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渔民上岸、关闭湖区造纸企业等措施。以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级发展战略重点示范区为标志,洞庭湖区开始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从鱼米之乡到生态经济区,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构成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主线。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管理模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依法治湖为重点,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管理模式,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陈熙[4]（2014）在《中国移民运动与城市化研究（1955-1980） ——以上海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研究问题的起点,是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相脱轨的现象。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城市化的同步提高,相反,城市化水平到六七十年代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与工业化之间的差距越拉越远。’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城市化浪潮中,我国城市发展的这种现象显得十分特殊。而当我们将观察的视野延伸到近代,会发现从开埠至今,我国城市化的总体趋势是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近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亦如此,唯独在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的城市化长时间止步不前且与工业化脱轨。从我国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停滞状态也显得非同寻常。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这种停滞状态与国家有意识地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密切相关,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分隔体制使得人口的自由流动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几乎被完全阻断。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是政府有组织的行政性移民,典型的包括1955-1956年的城市人口紧缩运动、大跃进及困难时期精简职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本文从城市化的视角,对上述四次重大的移民事件进行再分析。研究显示,1955-1956年的城市人口紧缩运动将城市里的“非生产性人口”包括外来农民、失业人员、劳改人员、游民等疏散到农村,从事垦荒和农业生产,以达到减轻粮食供应负担,降低消费以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目的。大跃进曾引发了数千万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大流转,大跃进初期的经济过热造成城市劳动力的虚假短缺,成千上万的农民借此涌进城市,然而随后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又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刚刚进城不久的农民以及相当部分的城市职工送到农村去。此后,国家对于城市人口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并开启了随后近二十年的城市化停滞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城市失业问题是该运动发起的直接动因,这使得动员青年下乡具有向农村输出失业的意义。与其他移民运动不同的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城市的青年人口,青年群体的离开不仅带走了他们自身,还带走了他们即将到来的旺盛的生育能力,不仅直接减少了城市人口,也降低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出于战备的需要,三线建设将大量的一线城市的工人、工厂和工业迁移到内地,藏之深山。三线建设是我国工业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使得内地工业经济出现了一次快速发展的高潮。从移民和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三线建设形成了工业、工厂和工人自东向西的迁移流。对于东部城市来说,三线建设不仅拆迁走了大量的工厂,而且也造成中央对东部城市投资的减少,对城市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在内地由于三线企业强调“靠山、分散、隐蔽”,因而尽管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但总体而言,大量资金的投入和工业的迁入并没有明显提高内地城市化水平。可以说,三线建设是导致我国六七十年代城市化发展的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历次的移民运动在对象、目标、动机、规模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都是实现了将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和内地,削弱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且都是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推行。本文将这种凭借国家的社会控制力和动员力,有意识地阻止农民进城和并将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从而抑制城市人口增长的过程,概括为“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人为地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剥离的过程。国家在推行反城市化政策时,通常不是采用制度的手段推行,而是通过政治动员方式来进行。通过舆论渲染、组织学习、反复劝说乃至政治批斗、“带帽子”等方式,营造出强大的政治道德压力,使得民众放弃个人私利的考虑而背起行囊去到农村。全民动员的方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运动的高潮,动员大批人口离开城市,然而运动的热情无法持久,这也使得运动往往在经历了不长的时间后迅速走向低谷,使得运动呈现出急起急落的特征。上述历次移民运动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特征。在历次动员城市人口迁往农村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民众的抵制。尽管这种抵制并不会阻碍国家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但回城的意愿仍然时刻藏在下乡民众的心底。研究发现,在城乡二元格局下,不论是农民还是那些被动员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他们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涌向城市的愿望。这种愿望在政治压力之下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一旦政府的控制稍作松懈,那么进城或回城的意愿就会立刻会转为现实的行动。从这点说,国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控制力是反城市化移民政策得以落实的重要保证。
王康敏[5]（2013）在《困境与解困：20世纪60年代新安江移民入赣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是以文书档案及地方志文献的搜集和研究为基础，对新安江移民入赣相关的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新安江移民安置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已经产生，并已出现外流情况，随着势态的发展，到“文革”时期，重迁已经不可避免，所以有了十万新安江移民入赣这一事件。在这一特殊时期，国家、浙赣两省及地方县市在对待新安江移民入赣这一事件上所持态度是不同的。由于这批入赣的新安江移民的安置及安置经费等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也迫使移民为了维护其利益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历经二十年的空白期，国家才着手处理新安江移民遗留问题并开始加大对水库移民的扶持，新安江移民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此陷入困境，国家解决移民遗留问题并扶持水库移民，这也是一个解困的过程。背井离乡并历经多次迁移，这对新安江移民来说是一段血泪史，然而这批移民能够在江西立足并融入当地社会，所以这也是一段移民的奋斗史。本文将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在通过对移民村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了解移民村基本的社会变迁状况，并分析移民村经济得到发展的原因。入赣新安江移民问题的研究将对我国水库移民等类似工作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一点的借鉴作用。
焦双娜[6]（2013）在《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是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也彰显了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水环境在环境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水环境的核心问题是水旱灾害问题,我国是受洪水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必须引起全党和全国的高度重视。”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中下游交界处的鄱阳湖区,是江西省农业开发最早、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历来洪水灾害的重灾区和多发区,频繁的洪涝灾害危及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地制约着湖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淡水湖,其吐纳河川、削减洪峰的潜力更应该重视,做好鄱阳湖的防洪工作对整个长江中下游防洪安全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鄱阳湖区人类防洪史入手,通过对不同时期的防洪方略、措施、机构、立法和主要治水人物的系统梳理与归纳,将鄱阳湖区防洪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引起思考,并充分借鉴历史经验、提出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减灾建设的具体建议,以期对改善湖区生态环境、实现湖区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理论贡献。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并就国内外关于洪灾的研究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是研究区概况,包括鄱阳湖区的演化发展和湖区历史洪灾演变及成因；第三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划分出鄱阳湖区防洪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此基础上针对各历史时段进行防洪治水方略、措施等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并探讨其在相应社会背景下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第四部分在前一工作的基础上,就鄱阳湖区人类防洪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进行思考,同时为今后湖区防洪减灾提出建设性意见,即：①加快高标准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②防治水土流失,建设防洪安全体系的生态屏障；③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建立综合防洪管理体制。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论和展望,同时就论文的局限性作出阐述。
陈道生[7]（2010）在《准确报道 理性引导 稳步提升——2010年江西抗洪救灾报道特色和原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今年江西省遭遇特大洪涝灾害,降雨之强、流量之大、险情之多、灾情之重历史罕见。有些地区的降雨甚至列同期有记录以来第一位。特别是6月21日江西省第二大河抚河唱凯堤突然决口,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出现的最大洪涝险情。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强有力的支持下,江西省委、省政府在第一时间紧急动员全省力量,投入到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抗洪救灾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抗洪壮歌:48小时紧急转移10万人,创造了无一人死亡的奇迹;两天时间妥善安置5万多受灾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中;军民携手奋战三昼夜,提前3天完成堵口任务;鄱阳湖周边地区和长江沿线实现了"不亡一人、不溃一堤、不垮一坝"的目标;及时部署灾后重建,迅速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场特大洪涝灾害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大战略实施以来,江西省军民遭受到的最大一次考验。这场抗击特大洪涝灾害战斗的胜利坚定了江西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部崛起和新跨越的信心。这场特大洪涝灾害考验了江西省乃至全国的广大新闻工作者,他们在见证和记录4400万赣鄱儿女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同时,也在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一支作风优良、具有大局意识、责任感强,能打硬仗且人民信得过的新闻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刘永思[8]（2010）在《以夺取大灾之年的新胜利向贫困群众和水库移民交一份满意答卷》文中研究表明今年我省各地普遍遭受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涝灾害,给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造成了巨大损失。贫困地区和水库库区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脆弱,在这场灾害中损失更为惨重,扶贫和移民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落实今年扶贫和移民工作的目标任务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在各地刚刚取得抗洪抢险的阶段性和关键性胜利,当前正处于
王安春[9]（2008）在《1949年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创新选择 ——以江西省铅山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地制度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本文以铅山县农地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了解放前铅山县的土地产权关系;解放后土地改革与土地产权关系的变化;集体化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确立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发展的历史方向。主要研究结论是:1.封建土地产权清晰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晰,权利面临着来自众多方面或明或暗的冲击和侵削,正是这种对权利的冲击和侵削,使农民的收益权受到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根除了铅山县千年来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土改的制度变迁产生了巨大的绩效。2.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的社会主义合作经济,通过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所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私有土地制度,农地产权关系变得紊乱不清,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因其低效率而陷入困境,土地也重新回归“队为基础”的传统村社。然而作为“基础”的生产队,其土地等产权实质上也是残缺模糊、低效的。3.集体经济的低效导致了农村长期的贫困,面对生存危机,农民自发地开始包产单干,农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新体制也因此而确立。家庭承包责任制制度在改革的初期取得了十分显着的制度创新绩效。然而自1982年铅山县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起,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弊端就不断显现。由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名存实亡,集体土地所有权因权利主体的缺失而难以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也因此而常常受乡村行政组织的控制,农民集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说明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目前这种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能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建立一种明确土地产权主体和内容的土地产权制度。4.比较学界对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提出的方案和建议,目前理论界的各种主张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局限。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尊重地方制度创新,学界对农地产权改革提出的方案和建议都可以尝试的创新思路。
陈贤义[10]（2005）在《中国血吸虫病控制策略的演变和管理变革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采用文献查阅、典型调查、专家咨询、焦点访谈、血防老专家座谈等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研究不同经济体制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经验和不足以及血吸虫病控制效果；同时，分析不同防治阶段、不同经济体制和历史条件下血防政策和管理模式、经费投入和科技进步等支撑条件、血防机构、专业队伍的变化情况和对血吸虫病控制的作用：重点论述我国血吸虫病控制策略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并试图通过对不同时期防治策略对机构和人员需求与效果的对比分析，研究在现行经济体制下我国血吸虫病控制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并思考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暴发给公共卫生的启示，抓住国家加大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良好契机，提出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相适应的控制策略、政策、支撑条件、机构变革和队伍建设以及完善管理模式的设想，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我国控制血吸虫病的运行机制，提供科学依据，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血防工作在党中央血防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以消灭血吸虫病为目的，采取了以“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开展广泛的群众性防治运动”的防治政策，实施以灭螺为主导的综合防治措施。在长期的防治工作中，积累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当时经济体制下的防治经验。如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消灭血吸虫病的保证，人民群众是消灭血吸虫病的主力军等。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血防工作的政治意义，而对血防工作的艰巨复杂性和经济效益认识不足。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进入经济转型阶段。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贷款的帮助和寄生虫学诊断技术及化疗药物等科学进步的影响下，我国的血防工作引入了疾病控制的策略和概念，开展了以化疗为主导和有重点的消灭钉螺的防治措施，并逐步开展健康教育。但是血防工作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套政策和管理模式，出现了许多资源不配套、措施不到位、管理上的错位缺位、任务得不到落实等现象。新的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势在必行。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血防机构和队伍也发生了不少变化。首先在计划经济阶段，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负责组织制定血防工作的方针、政策、措施。各流行省、地区均成立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并建有血吸虫病防治所（站），县级血吸虫病防治所（站），在相应的重疫区还建有血吸虫病防治站（组），负责当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实施。另外还组建一支由当地群众组成的不脱产队伍。至1980年代中期，全国省、地（市）、县三级共有260多个血防专业机构，区、社共有1620多个血防专业机构，血防专业人员共16000多人，不脱产的血防人员则更多，基本上每个大队10人左右。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血防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重组。但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组织机构没有及时转变其职能，带来了管理上弊端较多，包括在血防一线人员向上一级单位聚集，形成管理人员增加，而第一线工作人员数下降；一方面增加了“内耗”，另一方面形成权职冲突，阻碍了科学而有效地发挥管理人员的才能，管理渠道不能畅通无阻。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疫区省份频繁发生洪涝灾害，人畜流动频繁，导致一些地区血吸虫病疫情反弹回升，钉螺扩散明显，人畜感染危险增加；病人数居高不下：新疫区不断增加；血吸虫病正在向城市蔓延，血防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控制血吸虫病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目前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在重视经济发展时忽视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血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血防专业机构和队伍难以适应新形势下防治工作的需要；血防科学研究不能满足血防工作的需要；2)生物环境问题：血吸虫病宿主和传播环节多，单一的预防控制措施很难奏效；影响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复杂，防治难度大；大型水利建设项目的影响；退田还湖；南水北调；气候变暖；洪涝灾害等。对现有的血防卫生人力资源和血防机构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后发现：在卫生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现有的血防专业人员的年龄偏大，平均年龄42.5岁；学历、职称偏低，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初级职称；职工待遇低下，大部分人员的人均年收入在5000—10000元，按照国家基本工资的标准，尚有较大差距；血防人员接受过培训的太少，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参加过培训：近5年来，血防调入人员的总数明显多于调出人员的数量，但是调入人员的职称较调出人员的质量低，无职称人员的比例占了53.60％，其学历也以中专学历最多，占了51.61％，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流失，导致人才匮乏，难以适应新时期血防工作的需要。在血防机构方面，目前县级血防机构的规模大小不一，部分血防机构规模过大。虽然血防财政供养人员过多，但实际工作人员太少，血防人员的薪资低于国家基本工资的标准，导致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流失；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现在很多地方的血防工作人员不再注重预防，而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治病赚钱上。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血防工作重视不够，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以及世行贷款结束的落差，血防机构缺少收入来源，加上前几年非专业、低素质人员的大批涌入，加重了血防机构的经济负担，许多血防机构入不敷出，甚至不能保证职工的生计，血防机构为了寻求生存空间，希望在疾病的治疗上求得经济上的补偿。但是这种行为一方面受到农村“费改税”等政策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从血防机构满意度调查结果来看，现有血防机构中的机制效率，技术的创新以及血防系统的亲和力都已经达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血防机构的改革也迫在眉睫，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并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是继续保持原有的建制?建议借卫生机构改革的契机，“精兵简政”，提高疾病防治和监测的效率，改善职工待遇。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等。并建立与防病相适应的薪酬体系。目前比较得到血防管理人员赞同的是进行医防分离的改革，将血防医疗部分与医疗机构统一管理。将血防工作的预防控制职能归口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并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机构的调整或优化，按全额的财政预算保证工资和工作经赞，保证一支精干的血防队伍。综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控制血吸虫病传播的背景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血吸虫病控制策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以人为本。3)全面规划血防工作，分阶段实现防治目标；4)完善突出重点、因地制宜、综合防治、联防联控、稳步推进的防治策略；5)协调联防，扩大防治效果和巩固血防成果；6)依法进行防治，明确目标责任制：7)加大各级财政的投入，统筹使用各种资源，增强控制能力：8)尊重控制疾病与社会经济和环保的协调发展；9)血防机构实现卫生资源整合和优化的综合管理；10)血防策略必须与经济体制变革相适应——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11)控制和消除血吸虫病最终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发展。
二、江西省政府紧急部署移民建镇扫尾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省政府紧急部署移民建镇扫尾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1～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概念释义 |
| 一、徽州地区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
| (一)徽州地区血吸虫病的历史记载及流行范围 |
| 1.有关血吸虫病的历史记载 |
| 2.血吸虫病流行范围 |
| (二)徽州地区血吸虫病的流行因素 |
| 1.气候因素 |
| 2.地貌因素 |
| 3.灌溉水田多 |
| 4.卫生环境差 |
| 5.防范意识弱 |
| (三)徽州地区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 1.人口大量死亡、房屋倒塌、农田荒芜 |
| 2.劳动力减少,人们生活贫苦 |
| 3.青年人身体素质弱,削弱国防力量 |
| 二、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历程 |
| (一)1951~1954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起步 |
| 1.成立专门的防治机构,培训医疗卫生队伍 |
| 2.调查研究,摸清重点 |
| 3.初步开展“两管”一灭与治疗工作 |
| (二)1955~1957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初步发展 |
| 1.发挥农业合作社优势,统一开展粪管工作 |
| 2.组建经常性的查螺灭螺队伍 |
| 3.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
| (三)1958~1960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大跃进” |
| 1.掀起大规模的灭螺突击运动 |
| 2.设立巡回治疗组,缩短治疗疗程 |
| 3.兴起了“水改旱”的高潮 |
| (四)1961~1965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调整 |
| 1.进行普检,集中救治急慢性患者 |
| 2.加强生产生活的防护工作 |
| 3.发动灭螺歼灭战 |
| (五)1966~1978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的低潮与再兴 |
| 1.血吸虫病防治陷入低潮(1966~1969) |
| 2.血吸虫病防治的再兴(1970~1978) |
| 三、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成效和经验 |
| (一)1951~1978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成效 |
| 1.全区基本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
| 2.人民体质增强,生产生活水平提高 |
| 3.疫区展现新貌,环境卫生大为改善 |
| (二)1951~1978年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经验 |
| 1.成立严密的血防领导体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
| 2.各部门协同作战,建立高效有序的联防联控机制 |
| 3.采用群防群治策略,发挥群众力量 |
| 4.坚持宣传教育,坚定大众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决心 |
| 5.进行医药医学创新,贯彻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3）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1949年前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回顾 |
| 一、晚清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一、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长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三、四水水系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三节 人类经济活动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的环境变迁 |
| 一、发展战略与洞庭湖环境变迁 |
| 二、人口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三、农业生产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第二章 水患、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1949-1978) |
| 第一节 政府对洞庭湖区的认识、规划和治理 |
| 第二节 水患危机与洞庭湖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水患危机 |
| 二、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 |
| 第三节 疫病危机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 |
| 一、洞庭湖区的疫病危害 |
| 二、疫病防治与环境保护 |
| 第四节 围湖造田工程与洞庭湖区环境恶化 |
| 一、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运动 |
| 二、围湖造田对洞庭湖区环境的破坏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绩效 |
| 一、洞庭湖环境的局部改善 |
| 二、洞庭湖区环境存在严重隐患 |
| 第三章 工业化进程与洞庭湖区环境保护(1979-1999)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洞庭湖区经济的发展 |
| 一、洞庭湖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
| 二、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的大发展 |
| 三、工农业发展导致的环境危机 |
| 第二节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洞庭湖区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一、政府环保意识的觉醒 |
| 二、洞庭湖区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三、政府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
| 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治理 |
| 一、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源头 |
| 二、污水的治理 |
| 第四节 洞庭湖区面积继续缩小与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面积急剧缩小导致的环境问题 |
|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绩效 |
| 一、洞庭湖区治理工程取得一定成效 |
| 二、环境危机比较严重 |
| 第四章 生态理念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与修复(2000-2016) |
| 第一节 新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危机日趋严峻 |
| 一、洞庭湖区水土流失严重 |
| 二、血防压力加大 |
| 三、水质污染加剧 |
| 四、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
| 第二节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一、洪水频发引发政府对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反思 |
| 二、政府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政府修复洞庭湖区环境的主要措施 |
| 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
| 二、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
| 三、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各界与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 |
| 一、社会各界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修复的讨论 |
| 二、社会环保团体的快速增加 |
| 三、社会各界开展的环保活动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绩效 |
| 一、洞庭湖区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
| 二、形势依然严峻 |
| 第五章 评价 |
| 第一节 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
| 一、鄱阳湖治理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
| 二、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环境保护的绩效 |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特点 |
| 一、政府是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主体 |
| 二、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社会共识的形成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
| 一、主要经验 |
| 二、主要教训 |
| 结语: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移民运动与城市化研究（1955-1980） ——以上海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移民史与城市史相关问题之研究回顾：历史学的视角 |
| 二、当代中国城市化问题之研究回顾：社会科学的视角 |
| 三、若干移民事件问题之研究回顾：事件史的视角 |
| 四、反城市化——贯穿全文的研究主线 |
| 第一章 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分析 |
| 第一节 工业化与近代城市发展新趋势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上海城市人口聚集 |
| 第三节 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停滞(1949-1978) |
| 第四节 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五十年代城市人口紧缩运动(1955-1956) |
| 第一节 五十年代前期上海人口基本形势 |
| 第二节 城市人口紧缩历程 |
| 第三节 粮食供应困难与城市人口紧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流转：大跃进影响下的城乡人口迁移 |
| 第一节 城镇大招工与农民进城 |
| 第二节 危机爆发与精简政策出台 |
| 第三节 精简的历程与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上山下乡与青年人口的城乡流动 |
| 第一节 走向农村：青年人口从城市到农村的逆向迁徙 |
| 第二节 返城：对运动的抵制与回城潮 |
| 第三节 知青下乡对城市化及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三线建设与中国的城市格局 |
| 第一节 基于战争预判的工业经济大调整 |
| 第二节 小三线：以上海皖南后方基地为例 |
| 第三节 三线动员：一场政治运动 |
| 第四节 工业经济格局调整与城市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终章 总结与讨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困境与解困：20世纪60年代新安江移民入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内容、目标和方法 |
| （三）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一、 新安江移民入赣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原因 |
| （一） 从新安江水库建设到“大跃进”时期的移民安置 |
| （二） “文革”时期的移民重迁进入江西 |
| 二、 新安江移民入赣的过程 |
| 三、 新安江移民入赣安置问题 |
| （一） 移民安置方案的实施 |
| （二） 移民安置经费的拨付与落实问题 |
| （三） 移民问题凸显 |
| 四、 80 年代末期对移民遗留问题的处理及后期扶持 |
| （一） 入赣新安江移民遗留问题的处理 |
| （二） 国家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
| 五、 移民村案例分析：资溪县乌石镇新月畲族村 |
| （一） 新月畲族村的基本情况 |
| （二） 社会生活变迁 |
| （三） 社会变迁原因分析 |
| 六、 浙赣两省文献中记载新安江移民的反差及其思考 |
| （一） 方志记载的反差比较 |
| （二） 相关专题报告文学之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对洪水灾害的研究 |
| 1.2.2 我国对洪水灾害的研究 |
| 1.2.3 对现有研究的思考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鄱阳湖区的演化与发展 |
| 2.1.1 鄱阳湖区的地域范围和地理概况 |
| 2.1.2 鄱阳湖的演变与现状 |
| 2.1.3 鄱阳湖区历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2.2 鄱阳湖区历代洪灾演变及其成因 |
| 2.2.1 鄱阳湖区历代洪灾演变 |
| 2.2.2 鄱阳湖区洪灾原因分析 |
| 3. 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思想与措施 |
| 3.1 先秦至南北朝----防洪思想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 |
| 3.1.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 3.1.2 防洪措施 |
| 3.1.3 主要治水人物 |
| 3.2 隋唐宋元时期----防洪思想的大发展时期 |
| 32.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 3.2.2 防洪措施 |
| 3.2.3 主要治水人物 |
| 3.3 明清时期----防洪思想的繁荣时期 |
| 3.3.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 3.3.2 防洪措施 |
| 3.3.3 城市防洪 |
| 3.3.4 主要治水人物 |
| 3.4 民国时期----防洪思想承前启后的过渡期 |
| 3.4.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 3.4.2 水利机构与立法 |
| 3.4.3 防洪措施 |
| 3.5 建国以后----防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时期 |
| 3.5.1 防洪思想与水利方针 |
| 3.5.2 水利机构与立法 |
| 3.5.3 防洪措施 |
| 3.5.4 城市防洪 |
| 4. 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建设的途径 |
| 4.1 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思想与措施的经验启示 |
| 4.2 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建设的途径 |
| 4.2.1 科学规划,建设高标准的现代化防洪工程体系 |
| 4.2.2 加强湖区水土保持工作,为湖区防洪建设提供生态安全屏障 |
| 4.2.3 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建立综合防洪管理体制 |
| 5.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1949年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创新选择 ——以江西省铅山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及选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内研究动态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 1.2.2 现有观点的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地点选择的理由 |
| 1.4 研究的意义及主要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有关产权的理论概述 |
| 1.6.1 产权的定义及其与所有权的关系 |
| 1.6.2 产权的具体内容及其结构 |
| 1.6.3 产权的类型 |
| 1.6.4 产权的功能和产权的基本特征 |
| 1.6.5 农地概念的解释、农村土地产权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内涵 |
| 第2章 1949年以前铅山县农地产权的基本状况 |
| 2.1 封建社会时期农地产权产权制度与绩效 |
| 2.1.1 土地占有状况 |
| 2.1.2 农地产权制度的主要形式——租佃经营的基本情况及产权特征 |
| 2.1.3 自耕农所有制下的"产权合一" |
| 2.1.4 土地买卖——土地所有权交易 |
| 2.2 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及其绩效 |
| 第3章 土地改革阶段的农地产权私有化 |
| 3.1 土地改革运动过程 |
| 3.1.1 土改运动的准备 |
| 3.1.2 铅山县的土改分田:永平区鲤鱼洲乡的分田情况 |
| 3.1.3 土改复查,颁发土地证、确定产权 |
| 3.2 土地改革对农地产权的影响 |
| 3.3 土地改革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绩效 |
| 第4章 合作化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及绩效 |
| 4.1 互助组的农地产权制度及绩效 |
| 4.1.1 互助组的产生和发展 |
| 4.1.2 互助组时的农地产权特点 |
| 4.1.3 互助组的绩效分析 |
| 4.2 初级社的农地产权制度及绩效 |
| 4.2.1 初级社的形成和发展 |
| 4.2.2 初级社的产权分析 |
| 4.2.3 永平区八都乡先锋农业社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及初级社产权的绩效分析 |
| 4.3 高级社的农地产权制度及绩效 |
| 4.3.1 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产生 |
| 4.3.2 高级社产权的基本特征 |
| 4.3.3 高级合作社的产权绩效和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5章 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地产权 |
| 5.1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 |
| 5.1.1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 |
| 5.1.2 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的建立 |
| 5.1.3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的建立 |
| 5.2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地产权分析 |
| 5.3 人民公社农地产权产生的问题 |
| 5.3.1 "一平二调"的兴起 |
| 5.3.2 "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和特殊化作风盛行 |
| 5.3.3 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 |
| 5.3.4 农民以多种方式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抵制 |
| 第6章 家庭责任制时期的农地产权特征及其绩效 |
| 6.1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
| 6.1.1 联产到组责任制的推行 |
| 6.1.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及迅速发展 |
| 6.1.3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普及 |
| 6.2 家庭承包制下的农地产权制度特征 |
| 6.3 家庭承包制下的农地产权绩效 |
| 第7章 土地家庭承包制存在的缺陷 |
| 7.1 从铅山县的农地流转看土地家庭承包制存在的缺陷 |
| 7.1.1 土地承包者自耕及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
| 7.1.2 土地使用权流转制的创设及其对铅山县的影响 |
| 7.1.3 80年代中后期铅山县的土地流转 |
| 7.2 从铅山县的农民负担看土地家庭承包制存在的缺陷 |
| 7.2.1 1984年陈坊、福惠两乡五个村的农民负担情况 |
| 7.2.2 80年代中后期至2002年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负担情况 |
| 7.2.3 2002年税费改革后的农民负担情况 |
| 7.2.4 农民负担问题原因分析 |
| 7.3 从铅山县二轮承包中的土地调整看土地家庭承包制存在的缺陷 |
| 7.3.1 "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土地调整 |
| 7.3.2 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的农民心态调查 |
| 7.3.3 土地频繁调整的原因 |
| 7.4 从铅山县的土地征用看土地家庭承包制存在的缺陷 |
| 7.4.1 铅山县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 |
| 7.4.2 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造成耕地锐减和资源闲置 |
| 7.4.3 征地实际操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8章 多元化与农民意愿的尊重:铅山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与选择 |
| 8.1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缺陷 |
| 8.1.1.农地所有权主体模糊和行政权力的介入 |
| 8.1.2.土地所有权效力不完全,产权权能缺失 |
| 8.1.3.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社区性和土地承包权的非排他性 |
| 8.2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观点的比较与选择 |
| 8.2.1 有关农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观点的比较与选择 |
| 8.2.2 有关土地经营权改革思路的比较与选择 |
| 8.3 多元化与农民意愿的尊重:铅山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与选择 |
| 8.3.1 铅山县农村实施土地产权制度创新面临的外部环境 |
| 8.3.2 铅山县农村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地功能差异分析 |
| 8.3.3 多元化与农民意愿的尊重:铅山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与选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中国血吸虫病控制策略的演变和管理变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质量控制 |
| 研究内容 |
| 第一部分 中国血吸虫病控制成就 |
| 第二部分 不同经济体制血防政策、策略、措施的演变和控制效果 |
| 第三部分 不同经济体制血防机构的变化和作用 |
| 第四部分 新世纪血吸虫病流行现状、控制政策、策略机构、队伍、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 |
| 第五部分 我国血吸虫病防治机构和人员的现状及其思考 |
| 第六部分 讨论和小结 |
| 附件一: 文献综述 |
| 附件二: 研究生期间公开发表与论文相关的文章 |
| 致谢 |
| 附件三: 调查表 |
四、江西省政府紧急部署移民建镇扫尾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徽州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51～1978）[D]. 辜柔.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D]. 曾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4]中国移民运动与城市化研究（1955-1980） ——以上海为中心[D]. 陈熙. 复旦大学, 2014(12)
- [5]困境与解困：20世纪60年代新安江移民入赣问题研究[D]. 王康敏. 江西师范大学, 2013(03)
- [6]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D]. 焦双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3(S2)
- [7]准确报道 理性引导 稳步提升——2010年江西抗洪救灾报道特色和原因分析[J]. 陈道生. 声屏世界, 2010(08)
- [8]以夺取大灾之年的新胜利向贫困群众和水库移民交一份满意答卷[J]. 刘永思. 老区建设, 2010(13)
- [9]1949年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创新选择 ——以江西省铅山县为例[D]. 王安春. 福建师范大学, 2008(12)
- [10]中国血吸虫病控制策略的演变和管理变革的研究[D]. 陈贤义. 复旦大学, 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