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元代文人心态的象征——论《杂剧谢天祥》中刘庸形象的处理

一、演绎元代文人心态的一个符号——杂剧《谢天香》柳永形象处理摭谈（论文文献综述）

张金^[1]（2021）在《浅论元杂剧《谢天香》的科举文化》文中认为元人杂剧既是一种文学样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蕴藏着元代剧作家们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关汉卿的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以下简称《谢天香》）述说的是风流才子柳永与青楼女子谢天香的爱情故事。我们透过这一爱情故事,咀嚼蕴含其中的科举文化元素,可以实现对剧作文本的超越,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进而解读元代文人生存状态。

乔国恒^[2]（2018）在《宋词与宋代文人生活习尚》文中指出作为文本的宋词,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属品,更是历史社会和文化风俗中所产生的独立文学体式。词的创作主体多为文人士子,其成长经历、生命体验是多样化、多层面的,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精神信仰等方面的体验最终构成了具有集体共性的习尚,它包含了这一群体所独具的情感取向、文化特质、审美趋向。他们所书写的词作中,就有数量众多的篇章,对当时的文人习尚进行了透射与再现,通过这一途径所展现出的文人精神世界、生命形态,有血有肉,生动鲜明,富含研究价值。据此,本文以“宋词与文人生活习尚”为研究对象,试图以文化学和文学相参照的复合视角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文人生活习尚与宋词创作的关系。第一节论述科举与宋词的关系。科举新形势极大地激发了天下书生的参与热情,亦直接促成了词苑中人的书生化、进士化这一新的人才格局。一方面,宋词成为士子们抒发与举业相关之活动和情感的极佳载体:负笈游学的艰辛与坚持,及第前的情绪纾解,及第后的游赏玩乐,对状元的崇拜,重读书胜于致富贵的信念,新进士子的新政治观念、婚恋态度等,都在宋词中有着生动真切地描绘和反映。另一方面,及第士子又以其创作实践引领着词坛时尚的发展方向:科场文体改革影响下,经学在考试内容中占据了主导,儒家思想文化极大影响了书生词人的词心、词貌与词风,更多的诗文艺术手法如议论、说理、铺排等被移用于词,更宽阔的情感世界、生活习尚、政治伦理走进词人的视野,这些都促使脱化于俗文学的词体逐渐由妩媚流丽趋于趋于雅正庄重。第二节论述礼乐对宋词的影响。赵宋王朝欲借礼乐治天下,儒学遂呈复兴之势。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儒家所尊崇的礼乐便成为赵宋王朝统治者推行集权政治的思想文化保障。严格意义上讲,见诸史册的大部分礼乐活动,皆为赵宋皇室的上层政治行为。但活动过程中,朝廷为主导、文人为主体的格局,使得文人士子们真切地感受到帝王的威仪和复兴礼乐的决心,使得他们特别是高层次的词人对于王朝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群体文化活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养成,对词的内涵亦有着直接影响,如对明堂形制的探讨、对南郊大礼的记录、对观礼盛况的描写、观礼过程所激发的忠于君国的感情,诸如此类,相关词作皆有详备描写。与之相关的是朝廷对雅乐的重视。特别是宋徽宗时期,朝廷鼓励内外臣工习大晟新乐,制谱填词。受此感召,词曲形式出现新变——词调以婉转为宗、词风以精雅为美、歌唱和美协律;词作内容亦出现服务于社会现实和政治宣传的新取向。大晟乐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宋代中后期词曲的风格样貌,加快了宋词格律规范化和内容雅正化的进程。第二章重点论述文人的游息习尚与宋词的关系。第一节论述文人游览习尚如游赏、题壁等与宋词的关系。宋代文人雅集游赏、拄杖游赏的活动十分风行,展现出了他们浓郁的人文情怀和正直的政治操守。当时题壁习俗亦蔚然兴起,其中题壁词文辞精雅超脱、内容丰赡、情义深厚,淋漓墨迹中饱含着文人深邃的情感,展现了文人游息生活的细节和旨趣,成为了新的人文与民俗景观。第二节论述文人交游习尚与宋词的关系。相比较其他社会阶层,文人的群体自觉意识分外明晰,对交际对象的选择更为严谨。他们的交际舞台生动地展现了其精神风貌和处世智慧:投献干谒、谀颂祝寿、寻觅知音,以长于言情之词来传达真切的心志与情谊;谈笑戏谑、俳谐游戏,借戏谑之言以消磨岁月、长歌当哭、讥邪讽恶,多角度地折射出他们内心的块垒和时代的积弊;歧路惜别、祖席离歌,折柳相赠,无尽情意也融化入词,令读者于千载之下,依然感同身受。第三节论述文人居家习尚与宋词。文人雅士休憩的庭园居室是他们安顿身心、颐养情志的重要场域。对园林和宅邸的精心营构透露出他们幽静清雅的审美意趣;听雨、种竹、莳花等闲居雅习亦充满闲适的诗意;插花、屏风、悬画等居室布置更尽显宋人在艺术上的独特品位。静谧的书斋里,青灯黄卷,文人们孜孜不倦、伏案苦读的身影犹在目前。这些场景历经千年,尚栩栩如生,与宋词忠实而细腻的记录密不可分。第三章论述信仰习尚与宋词的关系。第一节论述佛禅习尚与宋词的关系。佛禅陌生新奇的言语特色,不合逻辑的表达习惯,“不二”无差别与一切皆空幻的思维惯式,放生、饮茶、食素、焚香等行修习好,以己心体悟、于日用常行而求之的探求“佛性”的惯用方式,对观音、维摩诘等佛禅人物的信仰风尚等都极大地感染了浸润在儒学中的士大夫,当他们以禅学领悟来激发词学灵感时,林林总总的佛禅习语便自然流溢于笔墨之间,以佛禅入词之风亦由此而兴,这样一种清新之风给本是佐酒娱欢的词体带来更大的生存、成长空间。第二节论述道教信仰习尚与宋词的关系。主要着眼于:特殊人物信仰,如吕洞宾等;道教融入自然和弃名远利的价值导向;炼内丹、重长生、养生的行修习好,以及以上习尚在宋词中的生动记录和体现。词体之长短纵横的本色与道教的超脱气韵相契合,彰显出信仰习俗对词体表现力的深度扩容。第四章主要论述娱乐生活习尚与宋词的关系。第一节论述宴饮习尚与宋词的关系。崇文国策下的宴饮风尚对宋词的成就之功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朝廷对宴饮娱乐的提倡、鼓励及经济支持成为词体发展的后盾;酒肆及酒文化的兴盛是士人们宴饮纵乐、浅斟低唱的催化剂,为词体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推动,无数吟风弄月、赠别遥寄的言情词作由此产生。而宋词的流行,也推动了宴饮习尚更趋兴盛,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极富探讨的意趣。在宴席酒筵间,词体成为宾主交流情感的首选媒介,歌妓奉命唱词、索词等现象极为普遍,而席前歌妓们的婉丽柔歌亦铸就了宋词繁丽柔媚的特色,席间的酒、茶、乐器、曲子词亦满足了与宴饮者身体和心灵的颐养需求。第二节论述赏剧习尚对宋词的影响。宋代京都和地方戏剧艺术都呈勃兴繁盛之态,词人们也积极投身于戏剧的观赏、创作与评议活动中。因而当他们回归到词的书写领域时,戏剧元素便自然渗透于字里行间:戏剧各具异彩的演员角色、生动的演出情景、经典的故事、诙谐的优语,都丰富了词的创作素材;新颖的戏剧体式如演、唱、念、做、打、口号、致语等,皆启发了词在谋篇布局等方面的新变;戏剧嬉笑怒骂、寓讽于谐的精神开拓了词的精神境界。观剧风习拂过词坛,为其留下一片别具风貌的新境。第三节论述游园习尚与宋词的关系。游园活动向上可追溯到殷商时的帝王之游与东汉建安时期的西园雅集。至宋代,由于游园与宋代皇室崇文享乐的政治导向相合、与宋代文人追求闲适安逸的生命状态相符,并契合了他们养生保健之道,因此空前兴盛。无论是及第士子的游园还是士女日常游春,都被词体生动地记录下来,形成了词苑中春意盎然的一道风景线。第四节论述观潮习俗与宋词的关系。宋时观潮之风的盛行根源于政治、经济、娱乐活动的繁盛。宋词中的观潮书写是文人观潮习尚在词体中的具体表现,包括了月与潮的共生、弄潮人与潮的互动等精彩场景的描述,以及物、怪、仙、神故事等民俗学要素,从多角度描绘了文人眼中的钱塘潮和他们所欣赏到的民俗异象,具有别样的美感和气势,展现了一种新的词风。其中,又以对钱塘江潮的描写最具规模。两宋时期,钱塘成为国家水运贸易枢纽以及赏玩娱乐之都,钱塘江弄潮活动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体育活动,更是一种极富地域、民族特色与深厚历史渊源的文化现象,这一活动与吴越之人健举的体魄与锐兵任死的心性、坚久深牢的信仰崇拜和勇于征服挑战的历史传统精神都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弄潮活动被纳入词体,无疑为词体带来了更为生新健举的特质。

刘翠翠^[3]（2012）在《柳永故事流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柳永是宋代历史上杰出的词人，他一生坎坷，却风流自赏，备受后人关注。以柳永为主人公，以他的生平、经历为框架创编的各类柳永故事，自宋代起历经金、元、明、清，源源不绝，数量繁多，风格各异。后人在建构柳永故事、重塑柳永形象时，往往将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文人心态融入其中，从而赋予其新的韵味和旨趣。也正因为如此，柳永故事才能够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与文化积淀中延续下来，而其形象也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柳永故事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迷人的魅力，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本文从故事流变角度，着重探讨柳永故事从宋代至清代的衍化历程，包括小说戏曲等各种类型的作品。文章分为三部分：首章分析柳永故事在小说文本中的流变情况，梳理宋代各类笔记中搜集的柳永故事，并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对宋元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与明代话本《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进行研究；第二章探讨柳永故事在戏曲文本中的流变历程，着重分析宋元南戏、元杂剧及明清戏曲着作中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故事，并对元杂剧《谢天香》和清杂剧《风流塚》进行文本解读；第三章从柳永形象及其文化内涵、市井文学对柳永故事的建构、文人文学对柳永故事的建构这三方面深入剖析柳永故事流变的原因，并尝试对不同时代的柳永故事所呈现出来的特征进行文化解析。

李建明^[4]（2010）在《包公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包公故事的丰富,在通俗文学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包拯的故事北宋时期就在民间流传,宋元明清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难以统计。这说明,包公文学是一种显着的历史存在。包公文学是指涉及包公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包公文学体裁有戏曲、小说、传说故事、宝卷等。本篇包公文学的研究以戏曲、小说为主,对包公文学的考察时限止于清末。本研究的内容以清官文化的产生为背景,研究包公文学的产生、发展和包公形象的演变,着重探讨清官文化为什么会在宋朝兴起,宋元以来的清官文学为什么会以包公为代表,并且以文本的演变来探讨包公文学的发展变化。同时,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包公文学意蕴作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包公文学可以体会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与精神。中国古代注意法与情、法与理的关系,重礼教,法顺人情、息讼止争是古代的司法精神。包公文学虽然积淀着封建政治文化成分,是皇权制度的产物。但是执法如山的包公,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包公文学关注的是平民的日常生活并揭露了统治阶级残民以逞的罪行。这是一种真正的民间立场,不同于文人对民众居高临下的同情。包公文学中的清官意义是一种为官之道与从政之德,具体表现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体恤民情等方面,这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包公文学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研究包公文学已远远超过包拯这一历史人物本身,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宋朝之前的着名的廉吏,也有不少。在同时代的官僚中,包公的地位远不及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显赫,才情也比不上欧阳修、苏东坡等人的出类拔萃;政治上的建树,更无法与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包公为什么会作为清官文学的代表在通俗文学中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从包拯所处的宋朝——清官文化兴起的时代谈起。清官文化在宋朝的兴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宋朝革除五代弊政,建立廉洁的政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而宋朝的法律对私有权的保护和重典治盗贼,也加强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对清官的诉求。宋代,清廉是官员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准则。不少官员自觉以儒家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清官品格。宋代出现了一大批砥砺名节的士大夫,这是宋朝清官文化产生的一个标志。而民间文艺中的公案文学则是清官文化生动的体现,是清官意识流行的重要标志。民间对清官持久和广泛的传播,充分说明了传统的清官意识基本上是一种民间信仰。清官是百姓用心灵供奉的神。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包拯有幸走进了通俗文学,从而成为清官的典型。只有从清官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包公文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包公文学在各个朝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期。包公形象,在宋代市井文艺家那里,包公只是一个判官形象。包公在通俗文学中成为判官形象,则与正史与文人文集对他审案个性的描写有关。宋人的历史和文人的文集中,记载包公判案的有十多处,并表现了包拯峭直、清廉、明察、忠恕爱民的个性,包公在审案中注重法律与情理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为后世包公文学所本。到了元代,包公被塑造成有智谋的斗士形象。主持正义又充满智慧的包公,体现了作家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期待。同时,这也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元代百姓的呼声。平民呼唤包公,实际上是对黑暗现实的极度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心理幻想。元剧作中的包拯,既维护皇权,又刚正不阿,替民众伸冤,显示了一个清官所具有的正直品质和内在魅力。在明代,他有智有刚,是日断阳夜断阴的星主。与宋元逐渐神化的包公相比,明代的包公神通广大,上至玉帝,下到阎罗,对包公有求必应,有的地方神,更受他驱使。清代他又成了侠客的首领。在清代,他除了集精察、神明于一身外,更是忠心耿耿的国家栋梁。总之,包公是民众理想的化身。古代通俗小说的作者,大多数是身处下层的文人,他们在现实中经受过太多的痛苦和压抑,仕进无门。他们便把自己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寄托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身上。这种人物形象往往有至高无上的伦理规范。他们创造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白日梦。包公文学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从对关汉卿的包公戏与莎士比亚“案情剧”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同样是面对善与恶,中国的小人物只能靠外力——鬼魂或清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莎士比亚对于善与恶,既借助于法律来解决,又充分表现人的本质。在他看来,悲剧的原因根源于人自身,人的自由意志往往陷入到罪恶之中。中国人相信天理,所以代表正义的一方都有好结局,很少西方悲剧那种恐怖、悲惨、神秘等成分。中国悲剧着重表现主人公的正义性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可以看成是采用正剧形式的悲剧。包公文学自宋朝诞生以来,包公故事如滚雪球一样,出现了难以数计的包公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一种重写或改编。从包公文学中小说、戏曲故事情节相互移植和因袭化用的情况,可以考察包公文学题材流变的迹象及相关文学形象。学者们对包公故事的源流花了很大力气去做,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有两种偏向:一是把小说史研究降为纯粹的故事考辨,二是把作家创作看成简单的故事汇编。因此,以文本的演变（进步）来探讨包公文学的发展,也就是历史演变法,是有必要的。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在文本的演变中找出变化中的新质,从中发现新的理论问题,并加以分析。在研究中发现:包公文学故事的因袭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取自前人笔记,二是包公文学故事内部的演变。包公文学的因袭不仅仅存在于相同体裁的文学形式之间,如《龙图公案》对《百家公案》的抄袭、改编,而且也表现在说唱文学与小说之间的互动。一般情况下,当小说被改编成表演艺术（戏曲）时,往往容易成功。因为,从小说形态转化为戏曲形态容易,戏曲形态也往往内含着小说叙事的方式。比如,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是对宋话本《合同文字记》的重写,从叙事的同一性、抒情的主观性和主题的强化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杂剧在对小说重写过程中的创造性。在这创造性的重写过程中,叙事速度有快慢详略之分,在小说的简单的介绍地方,戏剧往往充实一些细节和场面,以便刻画人物心理、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这样,表现的主题也更鲜明。包公文学在演变过程中,如果说戏曲因袭小说易取得成功,那么,戏曲演变成小说,则难以成功。因为小说失去了戏曲的抒情写意功能,必须通过人物、情节设置来表现世态百象。而包公文学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成功之作。比如《百家公案》不少故事是对前人戏曲的改编,在改编过程中往往大量移植、删改,篇幅大幅度的缩减,作品的情节事件简缩,描述粗略,较少大段场景化铺叙,缺少对人物的描摹刻画。小说显得简略而粗枯。然而,另一方面《百家公案》的主题的单一性又很好地实现了叙事者普及法律的意图。包公文学在演变过程中,故事情节一般越来越合理。仁宗认母故事最早的是元杂剧《金水桥抱妆盒》,但无包公出场,且情节太荒唐。其后明传奇《金丸记》、清前期小说《万花楼演义》等,都对这个故事作了进一步改编,但情节仍有疏漏。《三侠五义》改编后更符合情理,堵塞了情节的漏洞。包公文学中有一种改编值得注意,主题发生演变。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从崇尚血气之勇到追求忠义,从轻生死重然诺墨家精神到兼济天下儒家情怀的人格转变。《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作出的一种修正。另外,在《水浒传》里表现的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至《三侠五义》终于成熟。为什么包公文学不断被重写?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冤案丛生,也必然出现“情同”,于是出现了包公文学的因袭现象。这种“事以感生”、“兴从境起”的创作动机在包公文学中不断产生,于是,包公文学的文本在演变过程中,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主题等都会发生变化。在研究方法上,还注意运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包公文学意蕴作深入细致的探讨。包公文学对昏聩吏治的讽刺,对凶党恶徒的揭露,对家庭道德问题的忧虑,都表现了一种批判现实、关怀人间的情怀。清官包公是通俗文学塑造的理想形象,包公崇拜既是民众的诉求,也是统治者需要“教化之吏”的一种表现。他作为教化之吏,必然具备孝亲、忠勇等政治伦理思想。清官既然是统治者的需要,他也会表现为封建文化本身的缺陷,如靠直觉判案,运用酷刑维持风化等行为。虽然如此,包公作为公正的象征,将永远为人民崇拜,包公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包公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大多为复仇型和果报型。这两者都表现了一种惩恶扬善的主题。包公文学中受害者的鬼魂复仇或还魂故事,其实也寄托了弱小者的深重的悲哀与不幸。从创作角度看,大团圆结局是对现实的一种遮蔽,这种乌托邦式的圆满是瞒和骗造就的一条奇妙的逃路,虽然它是艺术上一种中和雅正的追求。

张媛^[5]（2010）在《元明戏曲小说中的文人形象研究 ——以陶渊明、李白、苏轼、柳永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元明戏曲、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的文人形象,这些文人形象与历史上的记载有一定差别。在《陶渊明东篱赏菊》等三部作品中,作家着重刻画了陶渊明卓尔不群的高洁品格、闲适淡雅的文人意趣,并再现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等五部作品中把李白刻画成为了才华横溢的文士、蔑视权贵的狂士、针砭时弊的志士、仗义疏财的侠士、志高意远的逸士和嗜酒如命的酒中仙等形象;在《苏子瞻风雪贬黄州》等六部作品中凸现了苏轼辛酸落魄、放浪疏狂、冷静旷达和耿直敢言等个性特征;在《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等四部作品中将柳永刻画成为沉溺而不知振拔的情痴、疏放而不知俭约的狂士、重义而不图回报的义士、潇洒而不重名利的逸士。在结合历史记载塑造前代文人的同时,元明文人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并加入逸闻、传说等丰富作品情节。对前代文人的接受与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文学风潮有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元明文人对前代文人人格价值及文学创作的崇拜使得他们不断追忆前代文人。

明智^[6]（2008）在《近几年柳永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近几年柳永及其词的研究做简要的回顾,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柳永生平、思想性格、悲剧心态、悲剧成因研究;（2）柳永词研究;（3）柳永与其他作家及柳永词与其他文体比较研究;（4）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及其在文学史上如何定位的研究。

施正荣^[7]（2004）在《演绎元代文人心态的一个符号——杂剧《谢天香》柳永形象处理摭谈》文中研究指明在诸多柳永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关汉卿的杂剧《谢天香》独出心裁。落魄一生的北宋词人柳永在关汉卿的 笔下居然成了春风得意的新科状元,这一有意为之的艺术处理,实际上折射出包括关汉卿在内的元代失意丈人的一个 普遍心态--对科举取士制度的深深怀念。

张维娟^[8]（2004）在《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文中提出元杂剧作家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下意识地把良家妇女分成了未婚少女与已婚妇女两种类型。对前一种类型，强调婚姻及时，对后一种类型，突出“从一而终”。婚姻及时与“从一而终”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前者是后者的先在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的。这与在妓女类作品中渲染妓女坚贞的品质一样，目的是把女性全部纳入男权制家庭中。在男女两性权力结构关系中，元杂剧作家大多倾向于强调女性的依附地位，突出男性的主体性位置。 本文第一章着力于探寻元杂剧作品中未婚女性的年龄与儒家思想中女性理想婚龄及现实中实际婚龄的差异。儒家关于女性理想婚龄为十五岁，理论上的最高婚龄为十八岁，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结婚年龄更低。但在元杂剧的婚姻及时戏中，未婚女性普遍到了十八岁（实为十九岁）还婚姻无着，最大的甚至已经到了二十一岁，她们的父母或是无力或是疏于操作她们的婚姻问题，由此导致了未婚女性对婚姻及时的追求。但她们对婚姻的追求，既与爱情无关，又与女性的自我意识无关，只是男性作家虚构的一场女性自发的维护男性权力的运动。 本文第二章论述元杂剧作家对于已婚妇女的“从一而终”的贞节愿望。元杂剧作家强调女性家居状态的三从四德，寡居状态下的坚贞自持，遇暴状态下的贞烈抵御，强烈谴责偷情妇女的邪恶愿望。这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元代异族统治的特定时代背景有关，与理学对社会的逐步渗透有关。 本文第三章主要考察了元杂剧作家对于妓女形象的塑造。元杂剧作家对妓女生活的描绘与抨击，并不着眼于妓女制度的不合理，而是通过描写迎来送往的生活与妓女心目中的贞节向往相悖，来塑造坚贞的妓女形象。在这类作品中，儒生总是独占花魁，即使他们是无赖的形象，也总能获得正面的道德评价，被认为是“伦理”的代名词，与他们处于三角关系的商人被作为非伦理的象征，永远处于道德评判的劣势。这一方面体现了元杂剧作家的特权阶层观念，一方面暴露了他们被儒家文化规范的狭隘的思想格局。 在第四章中，笔者主要论述了元杂剧中一些常见情节模式的文化意义，探讨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元代杂剧作家的影响。在元杂剧作家看来，婚约与婚姻是神圣而永远的，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元杂剧作家高唱“天下喜事无过夫妻父子团圆”的高调，从单方面的男性利益出发，要求家庭的完整与家庭人伦关系的和谐与整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儒家家庭和睦观念的继承。 第五章笔者把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与功名意识进行了对比，发现了元杂剧作家以功名意识凌驾于女性意识之上，以此凸显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为此，元杂剧作家为男主人公创造了三官合一的模式，其结局往往以时来运转高中榜首，为女人带来世俗的荣耀来体现元代杂剧作家在男女关系中的一种终极支配意识。 本论文主要从文本细读入手，希望通过对元杂剧作家女性意识的系统把握，结合元代特定的时代背景及文化机制，打破政治经济革命决定文化革命的传统文学史观点，客观认识元杂剧作品的思想意义。本论文只是作者三年内初步研究的结果，其中尚有不少欠成熟完满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黄大宏^[9]（2003）在《唐代小说重写研究》文中认为唐宋之际是古代文化雅俗分野的关捩，这一变化反映在文学领域内，是文学的总体结构——包括作者、接受者的政治、社会地位与文化层次，以及文学的体裁与文化品味——发生了由雅文学主体向俗文学主体的转化，以小说、戏曲为主要样式的叙事文学获得了巨大发展，与正统雅文学的禁脔——诗歌、散文等并驾齐驱，形成了自宋代以来文学发展的新局面。这一发展转化的契机与唐代小说的文体独立，以及大批原创性、典范性作品的产生密切相关，它们是推动叙事文学发展的重要条件。具体而言，唐代小说的主题、题材、体制、美学风范及语言风格为后世作家一再追步，在叙事文学领域引起了绵延千年的重写热潮。作家们在这一过程中继承着前代丰厚的文学积累，从中获取基本素材、艺术经验与文学想像力，形成了集文学接受、创作与传播诸环节，以及文学的接受者、创作者与传播者于一体的良性循环，由此加强着历代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所形成的大量派生文本也多为各自时代、各个文体领域的杰作。透过这一现象，使我们在层峦叠嶂的文学群峰之间，看到了绵亘无尽，神情相属的演进脉络。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以鲁迅、郑振铎、孙楷第、谭正璧、赵景深、庄一拂、钱南扬等为代表的大批小说、戏曲学者们将毕生精力倾注在这一领域，以勾沉本事为基本方法，从发掘作品题材来源的角度，为探究唐代小说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的、描述性的工作，形成了大批具有目录学、文献学性质的成果。但是，对这一悠久创作传统的理论探索却至今有未尽人意之感。因此，立足于前辈学者的成就，沿着他们所开创的途径，以重写为认识视角，在文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从创作论、接受论与传播论角度，揭示重写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接受方式与传播手段的意义，深入探讨其复杂的理论内涵，以揭示唐代小说影响后世文学的途径、方法与手段，探索历代文学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具体过程，为正确理解这一文学现象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阐释体系与批评视野，就成为本论题的任务。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整理、总结重写唐代小说的成绩，探讨因重写的特殊性而形成的种种理论问题，并通过个案研究，在追溯题材演变的过程中实践并检验本文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命题。 对后世重写唐代小说成绩的整理与总结在第二章及相关附录。首先对小说、戏曲类文本与唐代小说题材有关者分别进行了抽样式与总量式调查，在衡量唐代小说影响后代文学的普遍性（从作家角度看）与深广度（从文本角度看）二项指标上得到了一系列定量分析结果。这些结果不但反映了唐代小说影响后代文学的总体特征，也反映了这一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面貌。虽然对两个文体领域的统计范围不同，但所得结果基本吻合，足以显示这一影响的持久性、稳定性与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影响较大的唐代小说篇目进行了考辑，并总结了主要的题材类型，以揭示后代作家接受与传播唐代小说的倾向。换言之，这也显示出了唐代小说影响后代文学的主要范围。 第一、三、四、五、六章集中探讨了重写的理论问题。主要涉及有关重写的对象、基本概念、定义；重写的性质；推动重写发展的中介因素；影响与决定重写形成的主客观原因等一系列问题，力图为探讨这一现象提供一个对话平台，揭示重写作为一种特殊创作方式的基本内涵。 最后，第七章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为分析个案，探讨了中国猿窃妇人型题材的演变过程。通过追溯这一题材的源起，确定了《补江总白猿传》在该题材发展过程中的典范地位，然后在宋元明清小说、戏曲范围内探讨了重写该篇的具体情况。 本论文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 l、唐代及唐代小说是影响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成熟与发展的重要阶段与媒介。后世对于唐代小说的接受与传播先在宋代经过了长期的积淀，然后于元明时期在小说、戏曲领域获得重大突破。文言小说领域的拟唐之风主要继承与发展的是唐代传奇与志怪的题材、美学风范与文体特征，二者关系是模拟大于因袭；在通俗小说领域，题材因袭特点更为突出，在文体方面则兼取唐代小说的多种类型，发展了其中的讲唱特点，是话本体、章回体小说样式形成的重要来源，结合看来，通俗小说是以俗文学形式对雅文学成就的转化；而戏曲、就规模与成就而言，是重写唐代小说的主要领域。唐代小说题材在宋元戏剧中的比例一度接近20％，有近50％的剧作家利用唐代小说题材进行创作。嗣后，这种影响在各代戏剧中的表现非常稳定，题材比例大致稳定在10％左右，具有这种创作方式的剧作家比例则在20％上下。因此，唐代小说构成古典戏曲题材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此类题材创作的剧目是传统剧目的主体。重写原因则与中国文化的重史传统、唐代小说的成就与创作方式、宋代小说理论的重写观念、叙事文学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文学史背景、全社会对文学的接受热情与接受倾向，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种种心态有着内在的联系。旧故事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类的共同情感、理想，不但与个人的遭遇、理想产生共鸣，也与新的时代文化精神不断碰撞，经由

二、演绎元代文人心态的一个符号——杂剧《谢天香》柳永形象处理摭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演绎元代文人心态的一个符号——杂剧《谢天香》柳永形象处理摭谈（论文提纲范文）

（1）浅论元杂剧《谢天香》的科举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2）宋词与宋代文人生活习尚（论文提纲范文）

（3）柳永故事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包公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元明戏曲小说中的文人形象研究 ——以陶渊明、李白、苏轼、柳永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近几年柳永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7）演绎元代文人心态的一个符号——杂剧《谢天香》柳永形象处理摭谈（论文提纲范文）

（8）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9）唐代小说重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演绎元代文人心态的一个符号——杂剧《谢天香》柳永形象处理摭谈（论文参考文献）

• [1]浅论元杂剧《谢天香》的科举文化[J]. 张金. 汉字文化, 2021(04)
• [2]宋词与宋代文人生活习尚[D]. 乔国恒. 山东大学, 2018(02)
• [3]柳永故事流变研究[D]. 刘翠翠. 江苏师范大学, 2012(05)
• [4]包公文学研究[D]. 李建明. 扬州大学, 2010(11)
• [5]元明戏曲小说中的文人形象研究 ——以陶渊明、李白、苏轼、柳永为中心[D]. 张媛. 陕西理工学院, 2010(03)
• [6]近几年柳永研究综述[J]. 明智.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02)
• [7]演绎元代文人心态的一个符号——杂剧《谢天香》柳永形象处理摭谈[J]. 施正荣.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04)
• [8]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D]. 张维娟. 首都师范大学, 2004(04)
• [9]唐代小说重写研究[D]. 黄大宏. 陕西师范大学, 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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