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的税赋和培植税源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谢仿贤[1]（2021）在《苏轼税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文中研究表明苏轼民本思想是其税收思想的基石。他勤政爱民,关心民瘼,其税收思想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处处考虑"裕民","泽民"。苏轼主张"轻赋税"、"均户口,按地征赋役"、减免"积欠、"官榷与民",减免零售商赋税,安商利商,放水养鱼,发展工商业培植税源,同时还提倡"量入为出""节用以廉取"的理财原则。
高荣鑫[2]（2021）在《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王朝政治建构》文中认为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中期汉宣帝之际,在中国王朝政治的发展和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是经济上,一改早期王朝中让利于民、放任工商民营的传统观念,肯定和接受了新的经济思维,由中央垄断盐和铁等重要工商资源,把经济领域完全纳入到权力的支配之下,经济运行规律不再注重市场调节,而是通过政治权力,这种超经济强制的经济体系在盐铁会议后基本成型,并在其后两千年的王朝政治中一脉相承;其次是政治上,困扰中原王朝已久的外患被成功解决,为后世处理边患树立了“羁縻外交”的成功模板,但却在处理内患过程中,施行“以大贾为吏”,吸纳商人为官以顺利推行新政,导致官商勾结、权势阶层迅速膨胀,土地愈益向权势阶层集中,而流民四起,西汉最终亡于“萧墙之内”;最后是思想体系的建构,在盐铁会议儒法争锋的影响下,阳儒阴法的政教合一体系在会后得到贯彻施行,比之于早期王朝,提供了更加合理的政治合法性,树立了更加成熟的意识形态体系,为后世历朝历代所沿用。这些整合都为后世王朝奠有垂范之功,促进了中国王朝政治的转型发展。
张超[3]（2020）在《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柏拉图是古代希腊着名的经济思想家,其经济思想受到亚里士多德、斯密、马克思、斯皮格尔等人的重视。学界重视研究柏拉图的理念论、政治、正义等哲学、政治及伦理思想,较少研究其经济思想。本文以《理想国》和《法律篇》为依托,以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经济伦理及制度秩序为研究线索,以经济思想内容为截面,考察柏拉图经济思想产生的现实原因和理论渊源,厘清柏拉图对古代雅典经济现状的认知,揭示其构建理想城邦经济思想的本质、规律和特征。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哲学、政治经济学范式对柏拉图的经济思想进行阐述,涵盖正义、分工、所有、流通、消费及城邦、政制,构建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体系。在经济哲学范式下,对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秩序的伦理依据、道德规范进行阐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下,构建柏氏分工生产、所有制、交换流通、消费福利的思想体系;在新政治经济学范式下,探讨城邦的经济起源,不同城邦政制下的经济秩序,哲学王政制的城邦经济社会治理。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古典中后期的人类理想启蒙对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影响;运用阐述和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把柏拉图的经济思想与其它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进行比较,以把握柏拉图的经济思想的理论实质、特点。本文除绪论之外,共有八章三十三节,第一章主要是介绍柏拉图生平、着作及其经济思想,柏拉图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之所以介绍柏拉图的生平和着作,有助于更加客观理解他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和和他整体思想的哲学偏向;为本文从伦理哲学角度阐释他的经济思想做实证材料铺垫。第二章阐释了柏拉图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厘清前柏拉图学者对柏拉图正义理论影响的基础上,论证了柏拉图批判当时流行的功利正义观点,阐释了他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秩序的伦理依据、正义规范及实现途径。在阐释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阐释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社会秩序,重点分析和总结分工思想、所有制思想、交换思想、消费思想及治理理念。第三章讨论了柏拉图分工思想,重点阐释理想城邦的分工形态。论述了柏拉图分工思想的内涵,排斥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分工和绝对商品交换的经济分工,倡导有限的自然分工和商品经济分工,就分工与社会结构关系予以阐释。第四章研究了柏拉图所有制思想,重点论述理想城邦所有制的设计。柏拉图批判了绝对的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分配制度,倡导财产共有制和实行共妻共子制,笔者通过“公民均分土地的”财产所有方案揭示其所有制思想的实质。第五章研究了柏拉图交换流通思想,探讨了理想城邦商品经济秩序的设计。阐明了柏拉图的商业起源理念,论述了他批判不公正的、绝对的商品交换理念及行为,探讨了理想城邦的货币安排、市场秩序和限制商业等商品经济秩序。第六章研究了柏拉图消费福利思想,探讨正义引导下生活理念与秩序。柏拉图提出纯粹正义生活理念,倡导过节制的生活;论述柏拉图对理想城邦民众物质文化生活及民生福利的看法和要求,有公餐、文体、宗教、尊老养孤等。第七章研究了柏拉图城邦起源及经济社会治理思想,重点探讨城邦、政制与经济关系,阐释柏拉图城邦的经济起源论及其形态显现,讨论了城邦政制演变下的经济秩序演变,阐明了理想城邦王政下的经济社会治理理念。第八章阐明柏拉图经济思想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说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民国学者传播柏拉图的经济思想和新中国学者研究柏拉图的经济思想,寻找对解决中国面临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启示进行阐述。本文研究结论,柏拉图是一位伦理经济学家,是以正义伦理为基础、以思辨理性为思维范式,构建他理想城邦的伦理秩序和经济秩序,进而形成了他的经济思想体系。正义伦理是柏拉图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批判传统经济观念及经济秩序的标准,亦是构建理想城邦经济秩序的目标。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关注人的灵魂和谐,通过灵魂中品行规范实现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是一种德性正义观。在正义理论引导下,柏拉图探讨了城邦分工、交换、分配、消费和治理议题。柏拉图的分工经济思想重视哲学王、护卫者和生产者之间分工,是一种社会分工理论;其所有制思想强调在劳动者阶层实现有限制的私有制度、统治阶层实现共有财产制度,是一种等级社会的混合所有制思想;其交换思想探讨了货币媒介安排、强制市场秩序和限制商业的商品经济秩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交换思想;其消费思想倡导过节制的生活和摒弃私人生活,是一种集体消费思想;福利理念主张城邦全面提供福利服务,是一种绝对的城邦福利理念;治理思想极力强调城邦立法与法治,是一种高度管控的经济社会治理理念。本文通过探索,在理论上揭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文化传统,挖掘柏拉图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参考;在实践上,通过分析柏拉图推进经济改革实践的失败,揭示违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潮流的经济改革方案是有局限的,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杨化冰[4]（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贺天增[5]（2020）在《山东省J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优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放活经济、扩大就业、增强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进一步打破计划经济形成的资源配置固化僵局,招商引资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工作的主要手段,政府主导下的招商引资成为普遍现象。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尤其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招商引资活动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职能的重新思考。本文借鉴了公共选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结合公共管理相关知识,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对比研究法、访谈法对山东省J市政府招商引资情况进行了分析,重点从引导调控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监督管理职能三个方面剖析了政府招商引资职能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做了探索研究。在相关理论指导和外地经验借鉴启发下,本文对J市在招商引资中的引导调控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监督管理职能三个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即发挥产业规划引导作用、引导培育市场招商主体、转变政府主导招商理念;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强化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强化政府自我监管、优化政绩考核体系、加强法治宣传和司法规范。本文研究为地方政府优化自身职能,更好发挥市场、政府各自优势,进而提升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成效提供了借鉴。
张家豪[6]（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认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周新年[7]（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林光彬[8]（2016）在《我国是财政学理论的创始国》文中指出一般认为,财政学是随着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从国体与政体的组织形态演进分类提出,财政制度和理论经历了家族自治国家的财务财政、家族行政国家的政务财政、民族立宪国家的政治财政和民族民主国家的政党财政四个阶段,而后一个阶段理论是前一个阶段理论与时俱进的边际发展,可见,我国是财政学理论的创始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反思并重新认识古今的中西财政学理论,从而为丰富世界财政学理论贡献中国的原创思想。
林光彬[9]（2015）在《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文中指出一般认为,政治经济学形成于1718世纪的英法两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本文通过历史考察发现,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创始国和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创始国;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财政学、史学、道德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商业研究等紧密结合,形成独特的发展传统和研究路径,在国家经济理论、政府经济理论（尤其是财政理论、货币理论、宏观政策与政府专营理论）、家庭经济理论、分工与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制度理论、研究方法等领域,对世界政治经济学有原创性的贡献。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问题为研究导向,以民富国实为研究宗旨。
韩涛[10]（2015）在《先秦两汉分配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的课题。人类自从有了财富观念,便有了财富分配的意识。财富如何分配,反映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生产关系,也体现出某一特定的思想文化心理。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奠基成型时期,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考察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于分配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中国古代的分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初步形成了均平分配观、富民分配观、等级分配观、强权分配观、无为分配观等分配思想理念,并对后世分配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先秦时期思想家普遍重视均平分配。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古代均平思想的纲领,也是历来被误解为平均主义渊薮的重要依据。孔子所谓“均”是各得其分,各得其所应得,均平分配是等级差别前提下的均衡分配。富民思想是儒家一个重要理念,其核心是藏富于民,“利民而不与民争利,便民而不聚敛扰民”以及“制民之产”都是富民足民的具体思想。先秦儒家主张低税,反对聚敛,他们认为“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等级分配观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分配思想,体现出宗法关系、政治地位的差别,孔孟皆推崇以上下尊卑来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荀子指出“制礼义以分之”。在等级分配与均平分配之间存在一个分配正义的悖论,试图维持一个合理的有差别的分配秩序的理想总是不能得到实现。商鞅和韩非子是强权分配的代表人物,主张利出一孔,将财富分配的权力收归国家,弱民以强国,贫民以富国。老子则主张顺应天道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分配自然调节。这五种分配思想在汉代不断被实践、运用和整合。汉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形态和经济管理思想基本定型的时期。汉代在对于调节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以董仲舒、司马迁、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生,主张重农、低税、不与民争利的富民思想,“善者因之”的放任思想等等较为保守的办法进行调节;另一种观点是轻重论思想,采取“富能夺,贫能予”的予夺之术和操控货币、谷物和商品价格的轻重理论为代表的国家干涉、官办工商的聚敛办法进行调节。两种思想理念之间冲突不已,以至于在盐铁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东汉时期的思想家,对分配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在以前的论域框架下进行讨论,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东汉时期的奢侈消费和贫富分化大加批判,二是都认为东汉官员的俸禄收入过薄,容易滋生腐败,敏锐注意到官员群体的工资高低与行政效能以及与廉政之间的关系,较早地提出了高薪养廉的思想。先秦两汉时期的分配思想以既体现一定等级差别而又反对两极分化的均平分配观为主流,“均衡”是这种分配思想的要旨所在。这种分配思想以“政理均平”,能够使社会各个方面利益均衡,秩序协调为目标,以“各得其分”、“德位相配”为原则。既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也与法家商鞅韩非子所主张的强权分配理念迥异。它要求社会资源和财富利益的分配与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相一致,既体现一定等级差别而又反对两极分化。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均衡却并不能实现。因政治地位与身份作为要素参与分配,反而消散了分配的激励机制,致使读书做官成为一种唯一的上升通道。儒家为了实现均衡的分配目标,便要求藏富于民,反对与民争利的聚敛活动。从西汉时期盐铁会议开始,聚敛与反聚敛就成为财经官员与儒家士大夫经济思想论争的主要分歧,“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儒家反对与民争利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古代分配思想中关于藏富于民、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以及对古代专卖制度、政府官办工商业的批判都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对垄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孔子的税赋和培植税源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孔子的税赋和培植税源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2）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王朝政治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盐铁会议的历史记载 |
| 2.盐铁会议的经济研究 |
| 3.盐铁会议的政治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王朝政治的早期形态 |
| (一)先秦与秦代的政治转型 |
| 1.政治结构:分封制到郡县制 |
| 2.合法性:“神”“礼”与“法” |
| 3.经济控制:专营的起源 |
| (二)汉代初期的王朝架构 |
| 1.政治结构:郡国并行 |
| 2.合法性:道家思想 |
| 3.经济控制:专营的放任 |
| (三)早期王朝政治的问题 |
| 1.盐铁放任的危害 |
| 2.政治合法性危机 |
| 二、超经济强制:“盐铁会议”中的经济整合 |
| (一)笼天下盐铁 |
| 1.盐铁官营的中央集中 |
| 2.盐铁新策的争议 |
| (二)以本末并利 |
| 1.兼顾“本末” |
| 2.设立“均输平准” |
| (三)权力支配经济的定型和影响 |
| 1.超经济强制的定型 |
| 2.超经济强制的影响 |
| 三、大一统:“盐铁会议”中的政治整合 |
| (一)平外患:以武德并举 |
| 1.相视如仇,边患问题的由来 |
| 2.转变政策,边患问题的解决 |
| (二)定内忧:以大贾为吏 |
| 四、政教合一:“盐铁会议”中的意识形态整合 |
| (一)“盐铁会议”中的儒法之锋 |
| 1.“仁”与“利”之争 |
| 2.“礼”与“刑”之争 |
| (二)阳儒阴法:会后意识形态的融合 |
| (三)权力支配文化的完善和影响 |
| 1.政教合一的完善 |
| 2.政教合一的影响 |
| 尾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通考与述评 |
| 一、文献通考 |
| 二、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柏拉图生平、着作及其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柏拉图生平与着作 |
| 一、柏拉图生平 |
| 二、柏拉图着作 |
| 第二节 《理想国》、《法律篇》及其经济思想 |
| 一、《理想国》与《法律篇》简述 |
| 二、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形成 |
| 第三节 经济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 |
| 第四节 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雅典城邦衰败与苏格拉底之死 |
| 二、古代希腊学者拯救雅典城邦 |
| 第二章 正义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经济伦理核心——正义论 |
| 一、前柏拉图时期的正义思想 |
| 二、柏拉图正义观的基础—善 |
| 第二节 反对功利主义正义观 |
| 一、传统功利主义正义观实质 |
| 二、批判三种功利主义正义观 |
| 第三节 确立折中正义和德性正义 |
| 一、正义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 |
| 二、确立灵魂和谐正义观 |
| 三、构建城邦秩序正义观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分工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希腊分工产生 |
| 第二节 经济分工条件 |
| 一、自然条件 |
| 二、劳动论 |
| 三、技艺观 |
| 第三节 分工内涵与内容 |
| 一、分工本质及成因 |
| 二、批判绝对的自然分工与商品经济分工 |
| 三、倡导有限的自然分工和商品经济分工 |
| 四、经济部门之间分工与内部分工 |
| 第四节 分工与社会结构 |
| 一、生产者、护卫者与哲学王之间社会分工 |
| 二、生产者、护卫者与哲学王之间阶层流动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所有制思想 |
| 第一节 私有制起源理念 |
| 第二节 批判绝对私有财产制度 |
| 一、批判“有债照还”绝对私有财产制度 |
| 二、批判“强者利益”绝对阶级分配观念 |
| 第三节 理想城邦财产所有制度安排 |
| 一、倡导财产公有制度,限制财产私有制度 |
| 二、改革私有家庭制度,实行共妻共子制 |
| 第四节 一项财产所有方案:公民均分土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交换流通思想 |
| 第一节 商业起源理念 |
| 第二节 批判传统的商品交换 |
| 一、批判不公正的商品交换 |
| 二、批判绝对的商品交换 |
| 第三节 理想城邦商业秩序设计 |
| 一、货币媒介论 |
| 二、规范市场秩序 |
| 三、限制商业拓展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消费福祉思想 |
| 第一节 纯粹生活理念 |
| 一、倡导本真生活 |
| 二、摒弃私人生活 |
| 第二节 理想城邦消费秩序规范 |
| 一、公餐制度与饮酒规范 |
| 二、宗教信仰及社会习俗 |
| 第三节 理想城邦社会福祉供给 |
| 一、医疗与尊老养孤 |
| 二、文体生活与公共教育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城邦起源与经济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城邦起源与形态显现 |
| 一、分工与城邦起源 |
| 二、理想城邦形态显现 |
| 第二节 城邦政制演变及比较 |
| 一、城邦政制演变 |
| 二、不同城邦政制比较 |
| 第三节 城邦经济社会治理 |
| 一、城邦治理缘由及理念 |
| 二、立法、行政及法治 |
| 三、理想城邦经济治理 |
| 四、理想城邦社会治理 |
| 第四结小结 |
| 第八章 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影响、特点及启示 |
| 第一节 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历史影响 |
| 一、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 |
| 二、经济思想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影响 |
| 三、经济思想对西方乌托邦经济思想的影响 |
| 四、柏拉图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
| 第二节 柏拉图经济思想的特点 |
| 一、德性正义立场 |
| 二、极端城邦理性主义逻辑 |
| 三、转型阶段经济思想融合创新 |
| 第三节 柏拉图经济思想的启示 |
| 一、经济思想的历史启示 |
| 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
| 参考文献 |
| 指导老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 第三节 中间商 |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 附录三 :茶亭 |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5）山东省J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 |
| 一、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1.招商引资 |
| 2.政府职能 |
| 3.地方政府 |
| 4.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职能 |
| (二)理论基础 |
| 1.公共选择理论 |
| 2.市场失灵理论 |
| 3.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J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现状 |
| (一)J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引导调控职能 |
| 1.组建招商引资统一调度机构 |
| 2.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
| (二)J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公共服务职能 |
| 1.打造园区招商主平台 |
| 2.实施“放管服”改革 |
| 3.提升城市品质形象 |
| (三)J市政府招商引资的监督管理职能 |
| 1.建立招商引资考核问责制度 |
| 2.建立市场监督管理体系 |
| 三、J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J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存在的问题 |
| 1.引导调控职能过度倾斜于少数利益群体 |
| 2.公共服务职能缺乏高效性和实效性 |
| 3.监督管理职能存在空档和盲区 |
| (二)J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存在问题的原因 |
| 1.计划经济思维下的税收需求影响 |
| 2.过重招商考核下的政绩观偏差 |
| 3.市场加速转型下的法治理念缺失 |
| 四、国内先进地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职能借鉴 |
| (一)深圳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及启示 |
| 1.深圳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 |
| 2.深圳市政府招商引资启示 |
| (二)杭州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及启示 |
| 1.杭州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 |
| 2.杭州市政府招商引资启示 |
| (三)苏州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及启示 |
| 1.苏州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 |
| 2.苏州市政府招商引资启示 |
| 五、J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优化的建议 |
| (一)招商引资引导调控职能优化建议 |
| 1.发挥产业规划引导作用 |
| 2.引导培育市场化招商主体 |
| 3.转变政府主导招商理念 |
| (二)招商引资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建议 |
| 1.提升“放管服”改革成效 |
| 2.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 |
| 3.塑造有吸引力的城市形象 |
| (三)招商引资监督管理职能优化建议 |
| 1.强化监管市场经营主体 |
| 2.加强政府自我管控 |
| 3.科学设置招商考核指标 |
| 4.加强法治宣传和司法规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J 市招商引资工作访谈提纲 |
| 致谢 |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言:主流认识的思辨 |
| 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
| (一)中国的古典国家理论 |
| 1.家国天下观 |
| 2.民为邦本、民富国实的国家政治经济观 |
| (二)政府经济理论 |
| 1.古典财政制度与理论的创建 |
| (1)古典财政制度的创立与演进。 |
| (2)古典财政纯理论的创立与演进。 |
| 2.古典货币理论 |
| (1)关于货币的起源与功能。 |
| (2)关于货币形态的演化与制度。 |
| (3)关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交易与流通,货币与经济波动,货币的国家化。 |
| 3.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 |
| 4.政府专营理论 |
| (三)古典家庭经济理论 |
| (四)分工与市场经济理论3 |
| 1.分工与市场规律 |
| 2.民富国实论 |
| 3.经济政策优劣论 |
| 4.经济基础决定社会道德秩序 |
| (五)儒家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 |
| (六)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 |
| 三、结论 |
| (一)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于先秦时期,完善于汉唐,鼎盛于两宋 |
| (二)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实践科学,来源于实践,用于指导实践 |
| (三)我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主要由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做出 |
（10）先秦两汉分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理论解说 |
| 三、研究现状及回顾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先秦分配思想考论 |
| 第一节 均平分配思想 |
| 一、周代的“政均”思想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
| 三、其他思想家的均平分配思想 |
| 第二节 富民分配思想 |
| 一、“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
| 二、藏富于民 |
| 三、制民之产 |
| 第三节 等级分配思想 |
| 一、上古爵制与分配 |
| 二、制礼义以分之 |
| 第四节 强权分配思想 |
| 一、利出一孔 |
| 二、弱民强国 |
| 第五节 无为分配思想 |
| 第六节 先秦儒家分配思想之悖论 |
| 一、等级分配与均平分配的冲突 |
| 二、均衡的思想 |
| 第三章 西汉时期的分配思想(上) |
| 第一节 重农保民:汉初的分配思想 |
| 一、贾谊“富安天下论” |
| 二、晁错“贵粟归农论” |
| 三、《淮南子》“安民足用论” |
| 第二节 调均与限田:董仲舒的分配思想 |
| 一、度制:调均贫富 |
| 二、限民名田 |
| 第三节 调通民利:《管子》轻重篇的分配思想 |
| 一、对贫富悬殊原因的揭示 |
| 二、调通民利 |
| 三、“予夺”之术:《管子》轻重论小议 |
| 第四节 自然调节: 司马迁的分配思想 |
| 一、善因利导的分配思想 |
| 二、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
| 第四章 西汉时期的分配思想(下) |
| 第一节 利归于上:桑弘羊的分配思想 |
| 一、“制其有余,调其不足” |
| 二、“财物流通,有以均之” |
| 第二节 盐铁会议:与民争利的控诉 |
| 一、如何实现均平分配的分歧 |
| 二、利归于上还是利归于下 |
| 三、盐铁政策是否夺民之利 |
| 四、聚敛与反聚敛之交锋 |
|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分配思想 |
| 一、师丹、孔光、何武的限田方案 |
| 二、王莽“王田制”及其分配思想 |
| 第五章 东汉时期的分配思想 |
| 第一节 对富人奢靡之风的批判 |
| 一、王符对奢靡之风的批判 |
| 二、崔寔关于僭侈之三患的分析 |
| 第二节 东汉关于土地分配的解决方案 |
| 一、开垦土地、移民通财 |
| 二、荀悦“耕而勿有”论 |
| 三、仲长统“限以大家,勿令过制”的限田思想 |
| 第三节 东汉官俸分配思想 |
| 一、重其禄以防其贪欲 |
| 二、荀悦“禄必称位”的思想 |
| 三、增税以提高俸禄 |
| 余论: 先秦两汉分配思想的演进及其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孔子的税赋和培植税源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苏轼税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A]. 谢仿贤. 第24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思想文化卷）, 2021
- [2]西汉中期“盐铁会议”中的王朝政治建构[D]. 高荣鑫.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2021(08)
- [3]柏拉图经济思想研究[D]. 张超. 深圳大学, 2020(11)
- [4]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5]山东省J市政府招商引资职能优化研究[D]. 贺天增. 长安大学, 2020(06)
- [6]“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我国是财政学理论的创始国[J]. 林光彬. 人文杂志, 2016(02)
- [9]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J]. 林光彬.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5(05)
- [10]先秦两汉分配思想研究[D]. 韩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