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站过渡期相关人居环境分析研究

一、水力发电厂转型期相关生存环境剖析与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顾典^[1]（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于跃^[2]（2021）在《中国电力行业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是当今环境领域面临的两大挑战。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对气候条件和大气环境带来了重大负面影响,正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中国当前面临温室气体排放与空气污染的双重叠加压力。而中国电力行业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和生产结构,导致其生产过程中大量排放CO2和大气污染物,进而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CO2和大气污染物是共根同源的关系,其人为排放均来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控制CO2和大气污染物的实现途径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将CO2和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作为一个整体问题进行考虑,并结合能源禀赋、经济发展、环境变化、政策导向等多种外部因素,从协同减排角度开展减排措施的优化组合研究,能够更高效地解决CO2和大气污染物的控制问题,并大幅降低减排成本。因此,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可以将电力行业中的CO2和大气污染物减排目标进行协调统一,通过减排措施的有效组合,从而用最少的成本将减排效果最大化,进而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和降低大气污染程度的发展目标。这种综合协同减排的防治措施可以满足目前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全球电力生产系统优化调整的必然方向。本论文根据中国电力行业实际发展状况,构建了适合国情的电力行业能源系统优化模型体系,并建立了减排技术清单。通过使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创建了电力行业CO2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LMDI模型,分别对CO2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影响因子及驱动效果进行分析,归纳获得了影响排放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等,并通过计算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揭示其对排放的影响规律。根据LMDI分解结果,设定经济-社会基本假设,并将2015年作为基准年,分别设置了4种包含不同约束条件的能源消费情景,对中国电力行业2020-2050年期间能源消费结构、电力消费需求及生产构成进行了预测分析,对CO2和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特性、减排潜力进行了量化分析。同时基于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所获得的协同减排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对CO2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交叉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三种减排情景的协同减排作用,并对不同情景下的协同减排费用-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进而获得了实现中国电力行业CO2与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的发展路径。本论文的主要特点是将CO2和多种大气污染物的减排问题合而为一,统一进行考虑。相比现阶段国内外类似研究,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创新性:（1）研究方法方面,构建了中国电力行业能源系统优化模型体系并评估了节能减排技术的协同减排效果;（2）研究思路方面,明晰了CO2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定量预测研究体系;（3）研究结果方面,获得了CO2与大气污染物的差异性排放特性并揭示了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在协同减排中发挥的作用。本论文获得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中国电力行业CO2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为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其中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对CO2排放呈现正效应,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对CO2排放呈现负效应。同时,五种影响因素对大气污染物排放也有类似影响。（2）未来中国电力行业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生产构成也将向多元化发展,电力消费需求量也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终端部门的电力消费构成也将产生较大变化,电力需求量的重心逐渐从工业转移到交通和建筑。（3）如果未来发展继续保持当前所实施的政策,节能减排措施针对性不强或者执行力度较小,2050年时中国电力行业将无法实现各阶段的节能和减排目标,进而会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及排放控制产生极大压力。（4）电力行业可以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同时引入并最大化应用最优控制技术,在能源节约的同时可以实现中国电力行业CO2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其中,在综合减排情景下,CO2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将同时于2030年达到峰值,且所对应的协同减排费用较低,能够产生降低生产能耗和防止温室效应等附加效果。（5）实现CO2与污染物的协同治理是今后中国电力行业实现低碳减排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全球电力生产系统优化调整的必然方向。其中,通过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可以实现CO2与大气污染物之间较好的协同减排效果,而仅通过最优污染物控制技术的应用则较难实现两者之间高效的协同减排。（6）电力行业在CO2排放达到峰值后,针对CO2自身治理的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是减少CO2排放的主要途径,其中能源结构调整在减排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仅通过实施和推广非化石能源的结构减排措施的促进作用有限。（7）实现CO2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应从加强污染防治、推广节能技术,推动清洁利用、优化能源结构和调整电力需求、强化政策扶持三个方面推动,从而优化提升电力发电技术和终端脱除技术,并积极发展新能源,最终全方位、多层次促进中国电力行业实现低碳低污染的绿色发展。

吴洋^[3]（2020）在《西安城市雾霾演进与治理研究（1912-2019年） ——兼与英国伦敦雾霾的历史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工业发展带来技术革新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城市雾霾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产物,英国伦敦雾霾与西安城市雾霾都具有工业化进程中雾霾城市的典型特征,通过比较分析两地雾霾的历史演进特征、空间区域分布、污染源、危害性、民众认知态度、治理措施及取得成效等,找寻工业作为城市雾霾的主要驱动因素,以期为我国城市雾霾的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镜鉴,为铸就与工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必要的学术探索。本文首先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分别对伦敦和西安两地特殊的地形地貌及气候条件进行了分析,包括西安所在的风成黄土、风场作用、季风条件、盆地地形、降水量等因素以及伦敦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等,并概述了中外其他爆发雾霾的典型城市所具有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阐述了自然环境对雾霾生成的重要作用。雾霾的爆发除了特殊的自然因素作用之外,人为因素是重要的环节。西安与伦敦均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雾霾问题,在以煤炭为能源基础的前提下,两地工业发展迅猛发展,城市雾霾相伴而生。伦敦雾霾从初现期、持续期到爆发期的历史演进及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特征,针对雾霾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其成功经验表明政府监管力度、民众参与程度、科学技术投入是英国城市雾霾治理的三要素。煤炭资源的动力保障及清末民国时期政府出台政策、实地考察、工业西迁等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成为西安近代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建国以来煤炭运输条件的提升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便利,西安市工业经济从过渡期、奠基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西安城市雾霾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古代以沙尘为主的“风霾”、“灰霾”现象到建国以来以煤烟型污染为主的城市雾霾,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西安市工业及家庭燃煤量的攀升,城市雾霾表现出空间区域分布及年代季节变化的特征,针对这一时期的城市雾霾问题,西安市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包括政府层面的综合治理及企业层面如发电厂作为重污染企业的减排措施等。近三十年来西安城市雾霾呈现出复合型污染以及范围扩大、程度加剧的新特征,城市空气污染源的复杂多样性、空气质量的年度及季节变化、雾霾空间分布及主要污染行业等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针对西安市近三十年来城市雾霾的新特征,一系列治霾新措施相继出台,通过对我国雾霾治理路径及英国提升空气质量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雾霾治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雾霾是一种空气污染现象,存在严重的危害性。伦敦与西安雾霾爆发后对人类生命与健康、城市交通运行、动植物与农作物生长、建筑物外观、全球气候及经济发展等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性,中外其他典型城市在雾霾发生后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城市雾霾这一空气污染问题,民众对其也产生了一定的认知度。伦敦社会对雾霾的认知经历了从曲解到了解的转变过程,西安民众对雾霾则是从盲从转向清晰,可以看出两地民众对雾霾的认知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纵观两地的城市雾霾问题,存在众多异同点。在经济结构与环境问题的辩证关系、污染源与雾霾高发季、人与环境的互动作用以及科学技术与城市雾霾的双重关系这四个方面两地存在一定相似性;民众的认知度与参与度、雾霾引发的社会问题、所处自然地理环境、雾霾发生的经过及后果、两地雾霾发生时间段均有所差异。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以高耗能的工业经济为主导,煤炭依然是现在及未来我国主要燃料来源,因此雾霾的治理任重而道远;从自然地理、燃料结构、群体意识、人地关系四个方面文末对西安雾霾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对未来西安市雾霾治理的自身优势做了分析,并提出雾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例如推动科技进步与产品研发、提升民众环保理念等。在环境保护成为人类共同使命的今天,在“建设美丽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们期待“繁荣”与“清洁”和谐共生,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会更加美丽。

刘淑萍^[4]（2019）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急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更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的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不断总结与革新,更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马克思指出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决定了现实财富的创造,是历史的革命性推动力量。随着大步迈向数字社会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技术的创新衍生出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今最为炙热的话题,并深深地刻画着新时代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一切”的时代。随着制造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发达国家再次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先后制定出与新技术相关联的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坐标定位。2015年全国两会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同年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均指出要大力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协同一体化制造技术,突破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强国建设;2019年,十三届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互联网+”,积极广泛的运用新技术和新模式。根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互联网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二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市场主体,4G用户渗透率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在2019年春晚实现5G网络4K超高清直播后,5G商用已经进入制造业并将大规模推广。截止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为8.02亿,手机网民规模7.88亿,占比98.3%,互联网普及率为57.7%。1IDC公司预测2019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可达到486亿美元。2根据42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1到5月,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收入就突破1164亿元,同比增长39%。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我国已经具备抓住新机遇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需求市场以及政策支持,“互联网+”已经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推动产业优化的新引擎。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四次工业革命、各国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相关发展战略进行梳理,立足当前及未来“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情况,深入剖析“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遇和升级的必然性;以制造业结构升级规律以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规律探索为主线,在系统梳理前沿文献基础上,利用历史分析与对比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研究“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理与路径,试图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身制造业强国提供决策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工具选择。本文围绕“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为主题,从三方面开展研究。第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第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和作用机理是什么?第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路径是什么?本文在导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评述、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加以概括。第一章是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理清,对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逻辑关系以及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间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为本文开展研究打好理论基础。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必然性,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熊彼特指出如果不掌握历史,不具备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3故第二章首先通过对历次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总结出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新工业革命争论与制造业范式演化过程的梳理,总结出历史维度中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机遇与面临的挑战。第三章主要对德、美、日三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进行梳理和对比,总结出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发展的共性及关键;并通过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分析,总结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和关键;在此基础上,对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面临挑战进行分析。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第四章首先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机理进行理论分析;根据第二章历史维度总结出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五个要素,结合马克思理论、佩蕾丝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模型、罗默经济增长四要素模型以及技术创新动力三元论模型,确定“互联网+”技术驱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政策支撑力所形成的聚合力;其中技术驱动力部分包括“互联网+”技术基础驱动力以及融合驱动力,“互联网+”市场拉动力包括市场规模拉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产生的拉动力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以及淘汰机制产生的拉动力,“互联网+”政策支撑力包括互联网+政务能力以及“互联网+”相关政策的支撑力。其次,通过对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结合产业内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特征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分别从制造业产业结构视角和制造业价值链视角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第五章,首先构建“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1个省“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类。其次,在理论分析“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计量方法对中国2006-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显着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升级。本文的第六章主要探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以及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最后是结论及展望,通过对本文研究结论的总结,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设计。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补充和完善“互联网+”相关概念和认识,明晰“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本文结合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作为历史发展新机遇予以分析,指出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对“互联网+”认识不足和认识不清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本文通过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理论的指导建立“互联网+”技术基础模型和“互联网+”技术融合模型,提出“互联网+”三要素聚合力,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和认识进行补充和完善。第二,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框架。本文在理清“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基础之上,通过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研究框架,通过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制造业结构和制造业价值链作用机理的研究提出三驱动链条升级路径,对相关理论基础、作用机理、动力结构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对我国“互联网+”发展以及制造业发展提出参考。第三,补充和完善“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的内生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检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途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随后采用系统GMM方法尽可能减少“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二者之间的内生性来考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陈巧妹^[5]（2017）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 ——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虽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趋势,但与之伴生的生态与文化问题更让人无法轻视,实现发展方式从掠夺性、资源消耗型到可持续性、生态型的转向迫在眉睫。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大量高素质、本土化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也是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认,当下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难堪重任,其面前横亘着的诸多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也成为决定其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胜负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民族地区人多样化发展的教育诉求没有得到回应;专业技术与民族文化失调,经济与人文价值愈益彰显的民族文化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涉;一般化与本土化的偏废,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照搬中东部模式,过分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性与弱化地方性、民族性特征两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民族性,是一民族在特定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生成且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综合特性,表征在民族人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植根于民族社会的一种教育形态,必须要符合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实际发展之“潜在规定性”。基于此,从民族地区青少年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探讨职业教育民族性的“回归之路”便显得意义重大,而这也是本研究的归旨。本研究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典型案例,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探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的现实表现,呈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所导致的人才供需错位、职业教育“亲和度”低、学生“双重不适”等诸多不利影响,并剖析其根源。继而,结合大量的文献工作,探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补偿的教育机理,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策略。通过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的补偿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之为“民族”教育,在于其区别于“非民族”教育的典型特征,即“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体现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该地区文化生态以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互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只有真正面向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民族地区,合理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充分观照民族地区人的特殊性及发展需求,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并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竞争优势,促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的补偿也具有现实可能性。主要原因有三:其一,通过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及其生成路径的阐释、民族性欠缺的实然状态及原因的准确把握,可为民族性补偿标定明确方向。其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补偿之教育机理的建构,即“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服务”培养目标的确立、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扶持相结合的专业设置、涵盖“民族性”与“职业性”的教育资源准备等,能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补偿提供“理论可能”。其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实践策略的完善,诸如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体系、经费保障体制、就业政策的打造,民族社区的实习实训、文化涵养等功能发挥,落实“以民族人为本”的理念、协调“社区——人”之间的发展关系、形成“社区——学校——家庭”教育合力等,可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补偿搭建“实践的通途”。

鲁志慧^[6]（2016）在《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类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事件的多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的精髓,近年来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对于政府所制定的环境类政策,公民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从开启我国环境抗争运动源头的厦门PX事件起,到番禺垃圾焚烧事件,最近的昆明PX事件以及更早的三峡水利工程事件、怒江大坝事件、圆明园防渗漏事件等,面对政府的决策,出于自身利益及环境保护意识的考虑,民众积极通过环保组织或集体行动来向政府表达自己的看法,促进政府重新考虑政策。一些项目被取消,一些项目在官民商讨之后进行迁址,也有另外一些项目政府暂时停工,待抗议消减之后再悄悄上马。在这种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试图回答：中国环境政策领域的公民参与有哪些类型?不同类型的公民参与是否产生相对应的政策结果?为什么不同的参与类型会产生不同的政策结果?其逻辑线索如何?围绕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解释了政策过程、公民参与、环境政策等基本概念。其次根据阿恩斯坦的参与阶梯理论将自变量我国环境政策中的公民参与划分为象征主义的参与和民众实质抗争的参与两种类型,解释每种类型的含义和具体的参与方式。并界定因变量政策结果的具体内涵。再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在案例搜集整理的前提下,描述以环境事件为代表的环境政策中不同参与类型案例的总体情况,然后根据研究设计选择典型案例,对典型案例详细剖析,揭示公民参与类型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最后,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公民参与会对政府环境政策结果产生影响,但是结果与参与类型并不是必然对应的。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方式及公民的参与能力和理性沟通态度也是参与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

梅颖^[7]（2016）在《水电开发立项决策中的利益冲突与消解路径研究 ——以小南海水电项目为例》文中认为在当前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背景下,水力资源的开发价值与潜力是极大的。水电开发不仅能够缓解电力压力,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还会在防洪、航运、供水、灌溉等方面产生较好的社会综合效益,因此得到国家的极大重视。但也有反对者认为,水电开发活动会产生较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负外部性问题,极力阻止水电开发立项决策的通过。可见,水电开发活动中牵涉到诸多利益相关者,在立项决策过程中也存在较为复杂的利益冲突与博弈现象,如何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也有较大难度。怒江水坝和金沙江水电站失败的案例较为明显地反映出我国水电开发立项决策中日益凸显的利益冲突问题,体现了水电开发立项决策的一些新特征。修建小南海水电站作为重庆重点推进的水电工程,是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和热议的水电开发项目,决策过程中交织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水电巨头、当地居民、环保组织、大众媒体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本文选取小南海水电站作为案例,分析了立项决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厘清了水电开发立项决策中的利益冲突表征及原因。本文认为,水电开发立项决策中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利益关联的不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利益联盟与居民、社会组织、大众媒体之间。而造成以上利益冲突的原因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利益主体多元化,决策系统缺乏对冲突昀回应机制；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妨碍公民知情权；决策机制中权力结构缺乏制衡,公民社会发育有限；作为“有限理性人”的政府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决策机制和环评制度尚不够完善,存在制度性约束。针对以上利益冲突关系和原因,本文从前提要件、制度保障、行动策略、关键举措四个维度提出了化解水电开发立项决策中利益冲突的路径对策。首先,要正确看待利益关系,树立竞合理念；其次,进一步建立健全环评制度、公共决策机制、信息公开制度等；再者,遵循协商性决策策略,搭建沟通对话平台；最后,构建和完善利益机制,促进利益平衡、共享。

顾晶^[8]（2015）在《台湾地区民意对公共政策影响研究 ——以“核四”个案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民意如流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意是观测公权力部门推行的各项公共政策是否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满意的指标。公权力部门在运行公共政策时充分重视民意的参与,有利于效能提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巩固执政基础。反之若罔顾民意,将会导致民怨积聚、执政效能低下、社会发展迟滞、政权不稳。台湾地区民主化后,公共政策制定更多受到民意的监督和制约。“核四”计划是早期被公权力部门视作“提升台湾能源自主性”的利好政策,但自1980年提出至今35年来,经历2次政党轮替、4位“总统”主政,一次次上演民意抗争、政策反复无常的戏码。在冻结预算、停建、复建、追加预算之后,关于“核四”的最新说法是“一号机完工后封存,二号机停工”,未来某一天会不会又“咸鱼翻身”,现在没人敢打包票。学术界对民意的概念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民意可以理解为所有人或大部分人对公共事务意见或愿望的总和;从狭义上看,民意仅指那些对公共事务表现出较大热忱,对社会政治生活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的人们的一般意见和看法。民意调查和利益团体是民意表达的不同媒介。本研究以团体理论为基础,结合“核四”案例,剖析在政治环境、核能政策、环保运动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在国际核能安全事故、岛内选举因素、媒体舆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主要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又译为利益集团,下同）,如拥核、反核团体、政党、邻避民众等如何相互争斗;各利益团体对决策者,如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门政策产出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其中第一章绪论部分,开宗明义地阐明研究目的、意义、框架和方法。第二章说明本文的理论基础及所涉及的重要概念,重点梳理“团体理论”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模型,包括“团体理论”中最核心的要素利益团体的概念和分类,以及本文在提出理论修正的建议中将会涉及的显性民意表达与隐性民意表达等相关概念。第三章讨论“核四政策”及争议的背景,阐述“核四政策”推行以来,台湾地区政治环境的变化、能源政策的成形和“核四政策”的演进。第四章阐述台湾地区民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概况。根据台湾现行代议民主制度,分析民意表达方式、利益团体的主要活动方式和网路时代民意表达的特征,指出民意对公共政策产生正面影响的同时,其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第五章从团体理论的视角,考察利益团体对“核四政策”的影响。基于团体理论模型的视角,围绕“核四政策”过程中主要的4次停复建政策变动,分析主要利益团体的诉求及表达方式、外部附加因素对民意的影响、民意与政策的主要冲突、各利益团体之间力量消长及其对“核四政策”的制约。第六章思考与建议部分,通过对现状的研究,尝试找出团体理论尚存在的不足,对营造和谐的公共管理氛围提出建议。

晁晖^[9]（2015）在《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能能源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和实施的一项重要战略。目前,我国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公认的警戒线,能源安全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加快推进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发展新能源已成为最终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在目前条件下,如何发展我国的新能源,我国发展新能源面临着怎样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应当遵循怎样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与路径,亦即我国应当制定怎样的新能源发展战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而又至关紧要的一个突出问题。本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有关理论,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国外发展新能源的有关经验,在深入剖析我国当前能源发展战略和新能源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对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探讨。全文分为如下八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对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等进行了阐述,指出在中国能源生产和使用逆向分布的不利背景下实施能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尽管暂时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成绩,但大量的能源消耗产生的环境恶化问题导致经济难以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能源安全已经成为迫切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因而研究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第二章阐述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模型。首先,论文在界定新能源发展战略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包括能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以及现代管理学中的战略管理理论等,通过这些理论的梳理从而为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论文阐述了新能源发展战略的现代应用模型,提出了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综合模型和技术模型。综合模型一般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国家的新能源发展政策、社会发展环境、经济运行水平、新能源设备进出口情况、能源需求情况等建立数学模型;技术模型一般从电网实际出发,通过详细了解新能源设备实际物理特性,对新能源设备进行一系列的试验以获得其并网运行特性和控制系统重要参数,并加以仿真建模及比对,形成电网管理部门需要的新能源技术模型。两个模型从宏观层面和技术层面为新能源发展战略的绩效评估与实际操作提供了基本标准与重要参数。第三章对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新能源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中国的新能源战略是中国整个能源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文首先分析了中国目前实施的能源发展战略,包括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与实施过程及其效果。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新能源的状况展开分析,回顾了中国新能源发展的历史,重点分析了中国新能源的现有水平,包括其总体水平及结构状况以及发展的基本态势,指出了中国新能源发展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装备制造业过剩且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大规模新能源电力输送消纳渠道不畅造成的弃风、弃光问题;分布式新能源存在融资和资源不能完全市场化问题等。现状分析是制定和实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第四章为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国际经验借鉴与SWOT分析。首先,论文描述了世界各国在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的一些基本做法、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总结了他们可资借鉴的经验及教训。其次,论文重点分析了中国新能源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及面临风险与机遇,认为中国新能源发展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前期发展的制度优势、资源地域优势、后发的经济发展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制造业优势、发展中的需求优势;中国新能源发展的劣势主要是地域分布不均匀、资源与需求逆分布、电网输送存在瓶颈、体制和管理制约因素、成本高;中国新能源发展面临的机遇主要是环境压力、产业转移、新技术发展;中国新能源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廉价常规能源的价格竞争、新能源财政补贴额度枯竭、制造业来自外部竞争压力、经济发展放缓的经济压力等。这些分析为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依据。第五章探讨中国新能源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章和下章所探讨的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实现路径是本文重点。本章在阐述选择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包括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的定位;接着对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进行了顶层设计,进行了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体系建构,包括政策法规体系的构建和技术规范体系的构建;然后重点探讨了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战略的模式选择,从资源配置、市场开发、政府规章、技术支撑等方面设计了一套彼此相联、互为支撑的“四位一体模式”,即多品种的系统配置模式、多元化的市场开发模式、鼓励性的政府规制模式及智能化的技术支撑模式。第六章探讨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实现路径。在前章已确定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及模式选择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探讨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实现路径的必要性,重点探讨了如何实施“四位一体模式”的问题。多品种的系统优化配置首先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是如何打破利益集团小团体约束,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宏观政策调控问题,是如何实现转变发展模式,向制度改革要红利的问题;其次才是各种新能源间优化配置的问题,包括不同区域风电互补、光伏与风电白天和夜晚互补、光热及各种储能方式互补、主动配电网和能源互联网智能互补、不同区域能源煤、油、气、电、热、交通供应和消纳互补问题。多元化的市场开发模式是要求新能源产业链贯穿到社会的所有产业中去,是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新能源产业链市场化开发的有效路径,中国新能源开发主体应该多元化,在新能源发展的后期国企应逐步减少并退出竞争性行业,应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新能源产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效率,降低我国新能源产业成本,使其具有与常规能源相当或更低的竞争力价格,加速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鼓励性政府规制模式是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初期最为重要的部分,政府应从能源发展战略高度出发制定发展规划、管理规制,引导新能源的有序发展,明确鼓励政策的内容与措施,通过政府宏观调节使新能源在不同发展阶段能够平稳发展,在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同时加强经济管制,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模式。智能化技术支撑体系是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基础,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能源互联网是智能化技术支撑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智能化技术支撑体系的实现路径从技术层面上是实现新能源与互联网结合。智能化技术支撑标准体系建设是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促使随机性很强的新能源供需达到协调配合,这是新能源与常规能源不同的更重要的需求。标准体系的建设包括政策法规层面的体系建设和新能源产业链中不同行业的技术性能指标体系的建设。第七章以甘肃酒泉新能源基地为案例分析了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介绍甘肃酒泉新能源基地现状与发展战略,阐述了甘肃酒泉新能源基地发展的意义、范围和内容以及新能源发展战略的模式选择、优劣势分析、目标定位、特高压交直流外送战略研究等问题。论文还从酒泉新能源发展市场规制、新能源开发电力消纳和外送经验借鉴、酒泉新能源发展多品种系统配置的最优化措施、智能化技术支撑体系建立的技术手段与方法、酒泉新能源发展的绩效等方面介绍了酒泉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实现路径。论文最后对酒泉新能源基地的发展成果进行了评价,对酒泉新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方松林^[10]（2016）在《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研究》文中提出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地处北方生态脆弱区,该区域是我国北方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带,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当地能源资源的富集和大量开采以及当地人群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生态环保意识的落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大量生产耕地被毁坏,耕地面积受淹、土地盐渍化、农田荒芜,原有农业生态系统完全被破坏,而且损坏了地面村庄等众多建筑物,严重威胁着当地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本论文通过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的研究,期望达到有效降低资源过度开采对城乡区域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效果,进一步提高社区人居环境质量。本文侧重于探讨在该地区能源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结合当地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特色产业的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步骤的对当地社区进行适宜的绿色产业扶持,是实施“以工补农”的有效措施,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社区人居环境。本论文深入分析了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五类基本要素,系统归纳总结了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的营建原则与对策以及营建模式,同时在制度层面上进行了一定的设计和创新,希望能够丰富能源富集地区绿色社区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为我国其它能源富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论文研究的创新之处概括如下:（1）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针对当前国内社区研究中过于注重微观层面分析、注重技术层面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尝试从系统观、人本观和社会观的整体综合视角对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因地制宜的从该地区自然环境要素、经济技术要素、产业结构要素、社会文化要素和制度政策要素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探究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问题。本文认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社区生态环境问题上,而是应当积极拓展思路,充分结合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特点,从整体系统的观点出发,揭示出区域人居环境发展的整体脉络与阶段特征;其次,对于绿色宜居社区的营建不仅仅依靠技术就能解决,它还涉及到地区的社会、经济、产业、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本文更多的通过社会学角度探讨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的营建。（2）在研究层面上,综合探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营建研究,进一步将多学科进行有机融合,结合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的环境特点和产业特点,提出了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三类主要模式,拓展了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的研究思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理论学习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3）在制度创新上,本文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实现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包容性增长的路径选择。破解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经济难题要用好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收益,促进地区绿色产业多样化发展;破解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生态环境难题要建立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多中心生态治理模式,通过专门的生态环境治理委员会来组织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企业是当地生态环境补偿和修复的主体,要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考评机制,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保障包括:全面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政府规制体系,促进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开展地区生态环境的补偿与修复,完善社区居民参与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保障。

二、水力发电厂转型期相关生存环境剖析与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水力发电厂转型期相关生存环境剖析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电力行业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安城市雾霾演进与治理研究（1912-2019年） ——兼与英国伦敦雾霾的历史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4）“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 ——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类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事件的多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水电开发立项决策中的利益冲突与消解路径研究 ——以小南海水电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台湾地区民意对公共政策影响研究 ——以“核四”个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水力发电厂转型期相关生存环境剖析与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国电力行业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的发展路径研究[D]. 于跃. 太原理工大学, 2021(01)
• [3]西安城市雾霾演进与治理研究（1912-2019年） ——兼与英国伦敦雾霾的历史比较[D]. 吴洋.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4]“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D]. 刘淑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 ——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D]. 陈巧妹. 西南大学, 2017(04)
• [6]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类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事件的多案例分析[D]. 鲁志慧. 南京大学, 2016(10)
• [7]水电开发立项决策中的利益冲突与消解路径研究 ——以小南海水电项目为例[D]. 梅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8]台湾地区民意对公共政策影响研究 ——以“核四”个案为例[D]. 顾晶. 上海交通大学, 2015(08)
• [9]中国新能源发展战略研究[D]. 晁晖. 武汉大学, 2015(07)
• [10]陕甘宁能源富集地区绿色宜居社区营建研究[D]. 方松林.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05)

标签：大气污染物论文;  新能源技术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雾霾治理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