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必须走在整个地区的前面

一、拉萨一定要走在全区的前面（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提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邱蕊^[2]（2019）在《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研究 ——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时就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三年内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社会实现稳定、人民政权得到巩固。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新想法,改变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过渡构想。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首次作了比较完整地表述,但是对过渡时期的起止时间没有做具体说明。1953年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宣部拟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最终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为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指明了方向。为了使广大社会民众广泛深入地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和全体人民群众中进行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基本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民众的意识塑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中一次成功的实践。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强调:“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热烈拥护,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内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使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1）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中一次较为成功的范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今天我们党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北京市为中心进行考察,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这一主题展开论述,主要分为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正文内容共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相关问题及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中国社会民众的心态。一是介绍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二是分析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三是梳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过程及其提出的理论依据。最后,分析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工人、农民、资本家这三部分主要社会阶层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同心态。第二章主要是研究对工人、农民、资本家这三部分主要社会阶层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过程。第一部分是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农村的宣传教育。首先是介绍过渡时期北京市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概况,然后分析对农村党员干部、团员和农民群众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进行哪些内容的宣传教育,最后总结宣传教育取得的效果。第二部分是研究在工矿企业中如何对工人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包括对工人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方法以及最后取得的效果。第三部分研究的是对资本家的宣传教育,这一部分主要是按照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进程研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对资本家展开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过程中运用的主要媒介和方式方法。包括报纸、书籍的出版发行及对“一化三改”的宣传,广播电台在过渡时期的建立和完善及在总路线宣传教育中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还介绍了各种文艺形式、典型示范以及回忆对比算账的方式方法在整个宣传教育过程中的作用。第四章主要是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组织保障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有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工、青、妇群众组织的积极配合。本章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研究的是过渡时期党的宣传机构及宣传网的建立和完善。第二个问题研究的是过渡时期党组织和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巩固和完善以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第三个问题研究的是党员干部如何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五章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第一部分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二部分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现实启示。

杨于卓^[3]（2018）在《阿吉拉姆变迁研究 ——以拉萨觉木隆藏戏团为例》文中认为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加速的今天,传统藏戏和我国其他传统戏曲一样面临着观众群逐渐萎缩、传承人青黄不接、技艺失传、民间戏团生存艰难等诸多难题,但藏戏和那些戏曲艺术又不一样,她至今仍然是藏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是:传统藏戏阿吉拉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如何走下去?解决这一问题可能有多种途径,比如立足于非遗保护理论结合阿吉拉姆的特殊性进行逻辑思辨,抑或借鉴其他传统戏曲现代转换的成功经验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选择了一条更为踏实的路径,将阿吉拉姆放回她原本所在的社区,观察她在当代社会中是如何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她发生了哪些变迁以及这些变迁的细节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并深究这些变迁的动力来自哪里?又是如何作用于阿吉拉姆的?相信随着以上问题的解决,我们将知道,如何合理地利用一些有利因素,又如何避开一些不利因素而推动实现阿吉拉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发展。论文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贾热村觉木隆藏戏团为主要田野点,考察演剧形式和内容,戏团经营模式,拉姆娃的生活境遇和观念,戏团与村落关系等各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变迁现象,结合其他田野点观察到的不同现象的对比总结,探寻阿吉拉姆变迁的支配力量和原动力。除对田野点的共时性考察,还从阿吉拉姆产生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它的不断变化的痕迹,这种历史探寻有利于通过前后对比,更好地揭示出那些变化的影响因素或变化的作用方式,力图从社会文化表象发掘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本文的结论在于阿吉拉姆不是藏区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遗存,她一直在随着藏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迁发展的支配力量来自社会结构,原动力则来自于不断变化的人的观念和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影响阿吉拉姆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力量、市场经济、文化互动与人的观念,当然在不同地域,各股力量的大小和作用方式有别,但正是在这些力量的博弈、弥合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阿吉拉姆得以不断地自身再创造。本文最主要的贡献在于通过田野调查,在一个具体可资的个案的基础上得出以上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阿吉拉姆的未来发展可能有多种走向,笔者认为,各种走向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它们本身就是变动不居的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的“传统”的那一部分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变”才是永恒的主题!

杜文娟^[4]（2017）在《红雪莲》文中指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作品国家电网公司重点选题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品李敬泽阿来刘醒龙贾平凹联袂推荐一、热血青年柳渡江并非孤儿,也不是穷得穿不起裤子的人家出身。他的父母高呼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随大部队挥师南下。父亲的部队在渡江战役中所向披靡,顺风顺水先期到达南方,急着接收并管理南方的大中等城市。他随母亲和保育

李燕^[5]（2016）在《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决策。2008年3月,在西藏拉萨等地先后发生了一些骚乱行为,西方媒体也急忙将焦点对准了拉萨和达赖集团,对中国妄加批评;与此同时,奥运火炬传递中受到国外“藏独”分子的破坏与阻挠。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这个人们印象中神秘、圣洁、几乎与世隔绝的地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什么西方势力对西藏问题表示出如此大的兴趣?为什么藏独势力如此猖狂?如何看待新时期的西藏问题?这些不但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西藏的政治地位也日益突显。习近平指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的和谐发展、社会稳定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如何统一认识,加快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增强其吸引力与感召力,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相比较其他民族地区,西藏地区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值得关注和研究,论文从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作为出发点,梳理了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了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2015年西藏第六次工作座谈会之前的四个阶段,通过此过程中我党关于西藏地区各项方针政策的践行情况,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取得的主要经验,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借鉴。为了充分了解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状,论文主要采用了访谈和调查问卷等方式,对西藏群众、党员、大学生群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度、社会现状的满意度、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的认知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状况进行了详细调研。总体上看,西藏地区群众、党员、大学生对当前社会状况比较满意,赞同党和国家在西藏的各项方针政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认知但了解不深、不够全面;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多元化对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日益突出,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集团分裂势力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另外伴随着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党中央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的搭建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制约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经济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社会转型期矛盾增多,以及落后风俗习惯和封建农奴思想残余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不容忽视。论文特别分析了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特殊困难,有宗教因素的影响;国外“西化”、“分化”势力的干扰;达赖分裂势力的捣乱等,并以此为依据,深入探讨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策略。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长效机制,必须准确把握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引导藏传佛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运用多种传播手段推进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刘子云^[6]（2015）在《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民族团结教育”因与社会政治议题存在密切关联,通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权力再生产的工具、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实质上,民族团结教育及其模式,是在时代需要的背景下和复杂环境的孕育中,由政治话语的建构、历史主体的实践、制度伦理的规范等多重环境要素共同作用而生成与建构的概念、行动和运行方式。其宗旨是教青年和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以及地球共同体中所有个体所具有的相似性与彼此关联的命运。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但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进程中,鉴于人们的文化符号、文化归属认同以及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不平等、歧视、分离主义、极端势力”等破坏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力量在学校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事实性存在,威胁着个体的生存、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同时受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增强、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影响,各族人民在交流、交换和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的传统的民族问题与民族矛盾,或持续存在或转换为经济纠纷、文化差异等产生的新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个体与他者的共同安危,民族团结教育致力于用平等、民主、正义与和谐的教育理念、实践方法,培养青年及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以消除民族歧视、抵制破坏、修复分离主义导致的情感裂痕、避免暴力冲突引致的伤害,以维护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平等地位和尊严,维护中华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秩序。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的“主体、理念、方式、过程、效果”等5个要素纳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范畴,从历史、政策、实践和理论反思的层面,对我国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秉持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理解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考察民族团结教育现象,及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并进行尝试性的理论建构。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之缘由、意义、内容与方法,从多学科和中外比较的视野审视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状况。第二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意义。其中主要是从人类学视野中的族群认同理论、民族学中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民族政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理论、社会学中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以及象征人类学中的象征理论等为民族团结教育提供新的阐释,理解和反思民族团结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关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第三章具体分析了“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和“民族团结教育”等概念,从政治论、利益论、工具论、价值论等不同的论说,以及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再审视,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认同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之间的交迭与差异,确立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基本内涵。重点分析了民族团结教育的生成逻辑,即对民族团结教育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并从工具论和价值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民族团结教育生成的价值。第四章从宏观上阐释了我国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的基本样态。历史地审视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和目标,分别简述了主体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团结教育理念。两者民族团结教育理念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文化相互交融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理念。虽然我国民族团结的理念早已蕴藏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但作为教育实践却是近代之事。本文将民族团结教育实践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萌生阶段（18401949年）；伴生阶段（1949—-1978年）；独立阶段（1978—至今）,不同阶段,其目标、主体、方式、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为避免研究的主观偏见,对广西、北京和湖南的中小学校进行了调查研究。由此形成了第五章内容,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的实地调查研究。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坚持主位研究,主要以团结模范省区的广西作为研究背景,对南宁市五所中学的143名教师和78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及对百色市、来宾市等各地民宗局、民委的民族教育管理者,那良镇中心小学、滩散小学、新兴民族学校等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及对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等进行深度访谈。在使用调查资料时,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以还原民族团结教育的“真实”,并呈现了广西生态视阈下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状况,包括各族师生等不同主体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的必要性、对象、课程教学、教材、师资、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态度和看法,总结了广西整体的民族团结教育经验。第六章对我国与以色列、马来西亚、美国的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描述性总结。各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团结教育所采取的具体理念、目标和行动方式有所不同,但在促进国家统一、消除民族歧视和促进社会民主、公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效果。我国与外国的民族团结教育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上具有相同之处,在目标、方式和实践上有一定差异,从总结的经验来看,民族团结教育需要注重理念上的包容性和实践上的灵活性。第七章对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遭遇的困境进行了反思。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理念、主体认识、实践过程、方式选择、质量效果和评价等存在认识上和操作层面的困惑,尤其是不同范式主导下人们对于民族团结教育理念的认识存在的偏差较大。第八章探讨了如何解决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中关于理念、主体等要素的认识困境,以及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的方法探讨和路径分析。根据广西、北京、西藏等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实践,可以将经验归纳为课程、活动、文化、情感等四种民族团结教育模式。第九章从人类学视角对民族团结教育进行了理论反思。根据民族团结教育形式特点,将民族团结教育分成权力、理性和文化支配等三种类型。不同民族团结教育类型各有优劣,其中文化支配型民族团结教育是最适合当下社会所需要的类型。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应将学校视为一个类社会的公共场域,充分利用学校的民族文化符号,挖掘其象征意义,通过精心的教育选择,为各族学生建构一个富有中华民族文化隐喻的共同学习和生活的公共领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形塑各族学生的民族认同感、爱国情怀,促进彼此的尊重、理解和沟通,达至民族团结与和谐的理想。

赵靖茹^[7]（2012）在《我国藏族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基于“内地西藏班”的实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民族国家如何对待和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一直是当今世界的研究热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全球经济竞争的需求还是社会凝聚力的需要,教育都是民族国家制定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民族国家运用教育手段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是世界民族国家保证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发展的一般规律。西藏是我国最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单一的藏民族高度聚居、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残留痕迹、全体藏民笃信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一直活跃,西藏因此成为一个斗争繁杂、举世注目、非常敏感的地区。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西藏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从根本上依靠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培养新西藏建设人才,是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人才保证。作为未来西藏建设人才的藏族中学生,借助1984年制定的内地西藏班政策,在内地获得了富有内涵的成长。该政策创造了少数民族教育最独特的异地办学方式,在藏族学生成长的最关键时期施加影响,以同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影响和带动藏族群众,在内地营造民族教育的自然成长环境,有效促进了汉藏民族交流,藏族中学生毕业后返回西藏工作,成为建设新西藏的优质人力资源。内地西藏班政策是中央针对特殊的西藏采取的独创性尝试,成为藏族等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成功借鉴。本研究根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策略,运用教育公平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构筑理论框架,重点研究内地西藏班政策,围绕该政策的起源、目标、实施、结果、评价,通过对藏族中学生的内地适应性研究和内地西藏班政策实施过程与效果研究,探寻内地西藏班办学模式效果、藏族中学生跨地域跨文化成长、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藏族民族教育政策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立足于三个研究层面：宏观上从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内涵与发展,深入到西藏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变化的研究；中观上从内地若干西藏民族中学的办学研究,深入到藏族中学生的内地适应性评价研究；微观上从上海共康中学的历史与特色研究,深入到共康中学学生个体的成长效果研究。三个层面的研究运用了以下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梳理了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和最新研究成果；通过问卷研究法,对全国一届近50%的内地西藏班藏族中学生进行调查问卷,并做了数据分析；通过访谈研究法,了解内地西藏班政策的实施,笔者赴武汉、重庆、上海、绍兴、常州、南通、北京、天津、郑州等地的11所西藏民族中学访谈校长、德育教导、班主任、学生；通过实地考察法,进行内地西藏班政策的效果和价值研究,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本人赴西藏调研,深入到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那曲五个地市,走访西藏地市级和乡村学校10所,了解西藏中小学教育发展情况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到内地西藏班在校学生的家中向其家长了解对该政策的看法和建议,向现在藏工作的内地西藏班毕业生了解其求学感受和政策评价。技术手段上借助因子分析法,选取了“对中学生提升文化知识的质量评价、对中学生认识世界和了解社会的效果评价、对中学生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对学习中国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联系评价、对传递的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联系评价、对拓展文化视野的评价、对认同本民族文化的评价”等十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通过确定相应的评分标准,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将十个实测变量转换为学习、文化、民族三个主成分因子,并对参加问卷调查的上海共康中学94名学生的三个主成分因子的计算得分进行分析,按照综合评价得分数据左偏分布特征,获得了对内地西藏班政策效果较高评价的结论。根据因子分析法结论、问卷数据结果,结合访谈观点,得出以下结论：综合得分左偏分布证明内地西藏班政策整体效果良好；学习、文化、民族是影响内地西藏班政策效果评价的三大因子。政策执行方面：生源的质量保证了内地西藏班政策的高起点与可持续发展；限定的西藏领导干部子女的入学率,保证该政策的严格执行和教育发展的公正公平。藏族学生培养和选拔制度的分离,保证了对藏族学生评价的客观公正,以及人才培养明确的目标和民族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藏族中学生内地适应性方面：藏族厨师内地支教可以提高政策效果评价；藏族中学生在内地的藏语学习难度超过汉语。政策评价方面：内地西藏班政策全面带动了汉藏文化交流；大量的内地西藏班毕业生成为西藏基层干部,维护国家政权,保证民族团结,体现鲜明的政治功效；内地西藏班政策带动中央在藏其它政策的落实和执行。政策建议方面：实施了26年的内地西藏班政策需要适当的调整,以“民居制”代替封闭式学校管理,以“助学金”方式支持学生回家探望,用市场理念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内地西藏班教学质量,注重内地西藏班政策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与西藏人才政策的一体化衔接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内地西藏班政策独特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于促进藏汉民族相互认同、保证国家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为世界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选题新颖独特。从国家、区域、学校、个体四个层面,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客观评价了政策效果,方法科学准确。在宏观、中观、微观等层次都获得富有意义的成果,对国家层面藏族等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区域层面教育政策的执行、对个体层而藏族等少数民族学生的成长都具有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内地西藏班的独特政策,体现了中央更强的统筹性、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性、民族地区与内地省市更融洽的协调性、学校自主办学的灵活性、培养人才更鲜明的适用性,是最独特、最有效的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该政策的成功实践对我国藏族等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建立完善具有积极的策略意义：通过教育带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是最有效的手段；按照“积极差别对待”的原则,保证藏族等少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少数民族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承担民族团结的使命；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优先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力度；加强政策宏观调控,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

杨志军^[8]（2012）在《西藏的战争Ⅱ》文中认为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梦想:让我的河床流淌出世界的期待与未来——西藏,冰川雪域,正是这种流淌的源泉。第十章审问上帝1从则利拉山艰难穿过葫芦形的大洼地,刚走上朗热高地,西甲喇嘛就听有人叫他。他抬头一看,发现是沱美活佛,一下就软倒在地。沱美嘿嘿笑着,过去扶他起来,又在他的前胸后背上

杨志军^[9]（2011）在《西藏的战争（Ⅰ）》文中提出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梦想:让我的河床流淌出世界的期待与未来——西藏,冰川雪域,正是这种流淌的源泉。第一章边警1慈悲的施舍出现在雨过天晴。江孜颇阿勒庄园的女主人一走出碉楼院落大门,就见从年楚河边的青稞地里走来一个云游僧。那僧瘦得

宁肯^[10]（2011）在《天·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0雪白色。午后。沉思者。加持。谷地。冬天沉降的河流。草。沙洲。对岸。长发。牛仔裤。吸烟。腕上戴着佛珠。吸烟的样子与佛珠不太相称。空间关系。记忆。我的朋友王摩看到马丁格的时候,雪已飘过那个午后。那时漫山皆白,视野干净,空无一物。

二、拉萨一定要走在全区的前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拉萨一定要走在全区的前面（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研究 ——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阿吉拉姆变迁研究 ——以拉萨觉木隆藏戏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藏族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基于“内地西藏班”的实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拉萨一定要走在全区的前面（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研究 ——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D]. 邱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阿吉拉姆变迁研究 ——以拉萨觉木隆藏戏团为例[D]. 杨于卓. 西南民族大学, 2018(03)
• [4]红雪莲[J]. 杜文娟. 红豆, 2017(05)
• [5]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问题研究[D]. 李燕. 兰州大学, 2016(06)
• [6]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D]. 刘子云.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1)
• [7]我国藏族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基于“内地西藏班”的实例分析[D]. 赵靖茹. 复旦大学, 2012(03)
• [8]西藏的战争Ⅱ[J]. 杨志军. 当代, 2012(01)
• [9]西藏的战争（Ⅰ）[J]. 杨志军. 当代, 2011(06)
• [10]天·藏[J]. 宁肯. 长篇小说选刊, 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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