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生厅关于调整充实自治区防疫组和预防专家组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郎杰燕[1](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苏青松[2](2018)在《多源决策—多元治理: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过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畜牧养殖业快速发展,畜禽产品流通加快,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形势日趋复杂,各级政府陷入政策困境,摆在政府面前的是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演化与防控政策调整的“赛跑”。如何快速有效地解决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中的政策问题,增强政府回应性,提高防控政策效果,不仅关系畜牧产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同时也直接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核心问题。本文着眼于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过程。首先,运用多源流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多源决策—多元治理”政策过程模型,模型侧重于从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结果四个方面来解释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过程的发生机制。然后,对中国禽流感疫情暴发的时空特征和疫情公共危机演化特征进行概括分析,并运用渐进决策理论阐释了防控政策的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选取了浙江省禽流感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休市”政策和“杀白上市”政策——为关键案例,应用“多源决策—多元治理”政策过程模型重点对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执行过程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公共危机事件是促使防控政策问题被界定的关键因素;防控政策制定过程中多源流作用存在先后次序;防控政策执行过程中遭遇多重阻力;防控政策执行结果受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策略选择影响。本文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过程的四条优化路径:加强疫病科学研究,提升政策问题识别能力;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优化防控政策制定过程;营造良性互动环境,促使公众达成政策共识;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稳步提升防控政策效果。
谢晗[3](2018)在《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49-1958)》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逐步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血吸虫病防治运动。浙江省属于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地区,血防工作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在开展之初,血防工作面临着多重困难。一方面,血吸虫病作为一种地方性疾病,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类社会活动,都能导致其传染面积的扩大化,尤其在当时医疗水平低,缺乏相关防疫经验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对血吸虫病传播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地方民众缺乏对血吸虫病的正确认知,导致在血防工作推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科学与迷信的碰撞、生产与血防的矛盾、血防措施与群众生活习惯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一度使血防人员与地方民众之间的关系紧张化。随着自上而下的血防领导体系的建立,血防运动的政治性增强,在统一的规划与指导下,各项措施得以有效执行。在具体实践中,浙江省从设立试点、摸索经验,到全面开展,及至1958年形成群众性运动的高潮,依托于血防运动的开展,逐渐将防疫工作发展成一项全民参与的日常性工作,不仅成功推进了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还进一步整合了社会资源,实现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在社会动员方面,“诉苦”等权力技术的运用,不仅有效发动群众参与到血防运动中,更成为了引导民众提高对新政权认可度的有力政治手段。随着疫区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整治,民众亲身感受到血防工作前所未有的成效,进一步加强了对血防工作的认识、配合和参与,同时也加深了对新政权的认同、信任和支持。
田孟[4](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提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张勇[5](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万心[6](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张敏[7](2016)在《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逻辑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文中提出人感染禽流感是我国高发的人兽共患病,对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给家禽业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危及着食品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为有效应对人感染禽流感疫情而积极出台防控政策。本文以广东省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访谈法,分析人感染禽流感疫情的流行特征和危害性,梳理归纳出广东省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经历了“扑杀”、“休市”、“生鲜”三个政策演化阶段,运用林德布洛布姆的渐进决策模式和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分别对整体政策演化过程和关键阶段政策过程进行演化逻辑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过程在防控对象、防控内容和防控效果三方面凸显渐进决策模式的特色;当“问题之窗”开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的推动下实现问题、政治、政策、经济、技术五源流的有序耦合,促进防控政策的演化。
李帅锋[8](2016)在《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国内外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实践证明,军地疾控应急力量采取统一指挥、军地协调、步调联动、信息共享等联防联控措施,最大限度发挥军地合力,是成功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关键。为充分发挥和利用军队与地方的资源优势,推动军地疾控应急力量的同步协调统筹发展,提高国家疾控应急整体能力和水平,本研究拟在总结得出军队和地方疾控应急体系建设现状和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推动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发展策略,启示我国应推动军民融合疾控应急建设。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文献研究、专家咨询、案例研究、对比研究、逻辑归纳等方法,开展军民融合基本理论研究、军民融合国外模式比较研究、军民联合救援实践案例研究、军民融合现状与问题研究、军民融合建设策略研究。研究表明:(1)疾控应急工作的突然性、风险性、组织协调复杂、后勤保障难、处置效果社会影响大等特点,要求推动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具备提高组织指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后勤保障能力、专业救援能力等优势。(2)“统筹规划、统一管理、常态运转、权威高效、法律保障、联储共济”是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应急体系发展建设的趋势。(3)汶川抗震救灾中军地密切协同,军队力量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在军地协调、组织指挥、力量协同、后勤保障、信息共享等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4)军地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管理体系没有常态运转,权威性不高,针对疾控体系建设,缺乏长效性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和使用;其次,力量体系建设存在救援人员心理适应性有待提高、体能素质有待加强、专业技能不平衡、装备列装与维护更新不到位、军地人员相互交流了解缺乏、军地防疫队伍融合建设不够紧密等问题;其三,在法规建设方面,法律法规原则性太强、法律体系不够完整、法律体系同步更新不足;其四,在预案建设方面,存在缺乏针对性、有机衔接不够、操作性不强、修订不及时、平时应用不足等问题;其五,在信息融合方面,存在思想观念落后、政策配套不全、技术标准缺位等问题。其六,在联合训练方面,存在缺乏顶层设计筹划、缺乏场地、经费、标准等训练保障、参训机构与人员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最后,在物资储备方面,存在药材联合储备标准体系有待建立、物资储备资金没有专项保障、物资储备应急调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借鉴国外做法,针对国内现实问题,研究提出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发展策略:(1)军民融合疾控应急管理体系整体化建设;(2)军民融合疾控应急力量体系模块化建设(3)军民融合疾控应急法规体系层次化建设;(4)军民融合疾控应急预案体系操作化建设;(5)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信息体系共享化建设;(6)军民融合疾控应急训练体系联合化建设;(7)军民融合疾控应急储备体系共济化建设。
孙江,王利军,李军波[9](2012)在《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 第一编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显现其文明程度。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积淀了中华民族博大而精深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的动物保护思想让我国早在黄帝时期就已有了明确的保护野生动物和森林资源的思想,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古代动物保护法的制定与实施。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开始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而奋斗,我国的法制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60余年的不懈努力,已建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
张义[10](201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管理研究 ——基于吉林省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已进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期,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水平和能力已成为中国政府迫切面对的严峻课题。政府能否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健康福祉,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政权的稳定。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和反映政府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现代政府应主动承担起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所以,对这个问题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全球和中国甲型H1N1流感暴发的背景下,本文综合运用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危机管理学、预防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从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角度出发,对政府如何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应对能力提升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并以吉林省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为实证对象,在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评估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现状提出:中国各级政府必须保持清醒认识,要认真评估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中的经验、成效和问题,并为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能力,改进政府卫生应急体制机制,履行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责任。
二、卫生厅关于调整充实自治区防疫组和预防专家组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卫生厅关于调整充实自治区防疫组和预防专家组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一)问题提出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一)总体思路 |
(二)结构安排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小结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小结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小结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小结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小结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小结 |
结论与讨论 |
一、主要结论 |
二、进一步讨论 |
(一)研究不足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多源决策—多元治理: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防控政策体系研究 |
1.2.2 防控政策效果研究 |
1.2.3 防控政策过程研究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框架结构与内容简介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2.1.2 防控政策 |
2.1.3 政策过程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渐进决策理论 |
2.2.2 多源流理论 |
2.2.3 演化博弈理论 |
第3章 “多源决策—多元治理”政策过程模型的构建 |
3.1 “多源决策—多元治理”政策过程模型的架构 |
3.2 危机事件影响下的问题选择 |
3.3 “多源决策”情景下的政策制定 |
3.3.1 问题源流:疫情自身演变的内化 |
3.3.2 政治源流:上级政府、网络媒体、公众的干预 |
3.3.3 政策源流:聚焦寻求政策“满意解”的过程 |
3.3.4 经济源流:为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保障 |
3.3.5 科技源流:政策制定科学性的必要支撑 |
3.4 “多元治理”视角下政策执行 |
3.4.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3.4.2 省级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
3.4.3 地方政府、养殖农户和企业的动态博弈 |
3.5 产生不确定的政策执行结果 |
第4章 中国禽流感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背景及演变 |
4.1 中国禽流感疫情暴发特征分析 |
4.1.1 中国禽流感疫情暴发概况 |
4.1.2 中国禽流感暴发的时间特征分析 |
4.1.3 中国禽流感暴发的空间特征分析 |
4.2 中国禽流感疫情公共危机演化特征 |
4.2.1 禽流感疫情暴发对家禽产业造成惨重打击 |
4.2.2 人感染禽流感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
4.2.3 禽流感病毒基因重组加大活禽交易疫情风险 |
4.3 中国禽流感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演变历程 |
4.3.1 生产环节:强制免疫政策 |
4.3.2 疫情发生环节:扑杀补偿政策 |
4.3.3 交易环节:“休市”政策 |
4.3.4 全产业链卫生:“杀白上市”政策 |
4.3.5 渐进决策理论下防控政策演变分析 |
第5章 禽流感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过程的案例分析 |
5.1 浙江省禽流感防控政策的演变梗概 |
5.1.1 “扑杀”政策到“休市”政策 |
5.1.2 “休市”政策到“杀白上市”政策 |
5.2 “多源决策—多元治理”政策过程分析 |
5.2.1 政策问题如何被界定 |
5.2.2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多源决策” |
5.2.3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元治理” |
5.2.4 政策执行结果为何是不确定的 |
第6章 研究总结 |
6.1 主要结论 |
6.1.1 疫情公共危机事件是促使防控政策问题被界定的关键因素 |
6.1.2 防控政策制定过程中多源流作用存在先后次序 |
6.1.3 防控政策执行过程中遭遇多重阻力 |
6.1.4 防控政策执行结果受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策略选择影响 |
6.2 政策建议 |
6.2.1 加强疫病科学研究,提升政策问题识别能力 |
6.2.2 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优化防控政策制定过程 |
6.2.3 营造良性互动环境,促使公众达成政策共识 |
6.2.4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稳步提升防控政策效果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3)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49-1958)(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文献综述 |
1.3 概念说明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2 浙江省血吸虫病的流行及其成因 |
2.1 疫病流行情况 |
2.2 疫病成因分析 |
2.3 疫病危害与传统应对 |
3 浙江省血防政策措施与组织体系 |
3.1 血防政策措施 |
3.2 血防组织体系 |
3.3 血防专业队伍 |
4 浙江省血防实践及其成效分析 |
4.1 血防实践 |
4.2 社会动员 |
4.3 血防成效分析 |
5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4)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4.4 本章小结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5.4 本章小结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6.6 本章小结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点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一) 研究对象 |
(二) 概念说明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小结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一、新省府工程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小结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小结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小结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小结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小结 |
结语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附录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6)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五、资料来源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四、流行史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一、政府“缺位” |
二、医疗界无奈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一、调查摸底 |
二、制定规划 |
三、全面防治 |
四、巩固成果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三、吃苦耐劳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1 |
附录2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逻辑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2 人感染禽流感疫情演变及其防控政策历程 |
2.1 禽流感疫情演变及其防控政策 |
2.2 人感染H5N1禽流感疫情演变及其防控政策升级 |
2.3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演变及其防控政策再升级 |
3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整体演化过程分析 |
3.1 渐进决策模式与多源流理论综合分析框架 |
3.2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渐进调整分析 |
3.3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
4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关键阶段政策过程分析 |
4.1“休市”政策阶段过程分析 |
4.2“生鲜”政策阶段过程分析 |
5 结论: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的演化逻辑 |
5.1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过程凸显渐进决策的特色 |
5.2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是中国特色多源流耦合过程 |
5.3 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趋势与展望 |
注释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专着 |
二、中文期刊文献 |
三、英文文献 |
附录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说明 |
致谢 |
(8)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表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文献回顾 |
第一章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基本理论研究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
第三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发展基本原则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国外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发展比较研究 |
第一节 美国 |
第二节 俄罗斯 |
第三节 日本 |
第四节 比较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实践案例研究 |
第一节 组织指挥 |
第二节 力量部署 |
第三节 物资保障 |
第四节 恢复共建 |
第五节 效果与问题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发展现状研究 |
第一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现状 |
第二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力量体系建设现状 |
第三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法规体系建设现状 |
第四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现状 |
第五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信息体系建设现状 |
第六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训练体系建设现状 |
第七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储备体系建设现状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发展策略研究 |
第一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管理体系一体化建设 |
第二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力量体系模块化建设 |
第三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法规体系层次化建设 |
第四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预案体系操作化建设 |
第五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信息体系共享化建设 |
第六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训练体系联合化建设 |
第七节 军民融合疾控应急储备体系共济化建设 |
本章小结 |
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历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9)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 第一编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部分中国大陆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 |
第一章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第一节起步发展期(1949~1977) |
第二节全面建设期(1978~1999) |
一、有关非法狩猎、走私的规定 |
二、《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条例中的规定 |
三、有关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规定 |
第三节繁荣创新期(2000~至今) |
一、打击非法捕猎、走私野生动物力度增加 |
二、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繁荣发展 |
三、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全面建设 |
(一)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的重要通知 |
(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
(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有关规定 |
四、其他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 |
(一)关于肇事野生动物补偿工作 |
(二)关于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及网络救助 |
(三)关于自然灾害中的野生动物保护 |
(四)关于禁食野生动物的规定 |
第二章农场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第一节起步恢复期(1949~1965) |
一、农场动物保育的有关规定 |
二、发展农场动物养殖的有关规定 |
三、农场动物屠宰、防疫的有关规定 |
四、关于农场动物的其他规定 |
第二节曲折停滞期(1966~1976) |
第三节全面建设期(1978~1989) |
一、农场动物养殖发展的有关规定 |
二、农场动物生存发展基本问题的有关规定 |
三、农场动物防疫的有关规定 |
四、农场动物用药管理的有关规定 |
第四节迅猛发展期(1990~1999) |
一、农场动物种畜禽管理的有关规定 |
二、农场动物防疫检疫的有关规定 |
三、农场动物屠宰管理的有关规定 |
第五节繁荣创新期(2000~至今) |
一、农场动物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的有关规定 |
(一)《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
(二)《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二、农场动物用药管理的有关规定 |
三、农场动物防疫免疫管理的有关规定 |
四、《畜牧法》的有关规定 |
(一)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有关规定 |
(二)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的有关规定 |
(三)畜禽养殖的有关规定 |
(四)畜禽运输的有关规定 |
(五)质量安全保障的有关规定 |
五、其他涉及农场动物福利的有关规定 |
第三章实验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第一节起步发展期(1979~1982) |
第二节全面建设期(1983~2005) |
一、实验动物立法体系全面建设 |
(一)专门规范实验动物管理的立法出台 |
(二)实验动物管理地方立法全面建设 |
(五)其他立法中的对于实验动物管理的相关规定 |
二、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制度的建立 |
(一)七部委共同制定的部门规章——《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的出台 |
(二)地方性立法中关于实验动物许可证的有关规定 |
(三)其他地方性立法中的实验动物相关规定 |
四、《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GB 14925-2001)》的发布 |
第四节繁荣创新期(2006~至今) |
一、有关实验动物福利立法的提出 |
二、实验动物的地方性立法繁荣发展 |
第四章伴侣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第一节快速发展期(1980~1999) |
一、伴侣动物传染病防治的有关规定 |
二、伴侣动物的出入境检疫的有关规定 |
三、伴侣动物的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 |
四、伴侣动物限制管理的有关规定 |
第二节全面繁荣期(2000~至今) |
一、伴侣动物的饲料管理的有关规定 |
(一)国务院各部委相关公告中的有关规定 |
(二)对伴侣动物饲料质量安全情况进行监管和通报 |
二、伴侣动物的诊疗、用药管理的相关规定 |
(一)《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二)地方性立法中动物诊疗的有关规定 |
(三)伴侣动物用药管理的有关规定 |
三、伴侣动物防疫检疫的有关规定 |
(一)狂犬病防治的有关规定 |
(二)伴侣动物进出口检疫的有关规定 |
四、地方立法中关于伴侣动物管理的有关规定 |
第五章工作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第一节起步发展期(1949~1977) |
第二节全面建设期(1978~1999) |
一、工作动物的饲料方面 |
二、工作动物防疫、检疫的相关规定 |
三、工作动物管理的相关规定 |
四、工作动物运输的相关规定 |
第三节繁荣创新期(2000~至今) |
一、导盲犬的相关规定 |
二、检疫犬的相关规定 |
三、搜救犬的相关规定 |
第六章娱乐动物保护立法进程 |
第一节观赏动物保护的立法简述 |
第二节演艺动物保护的立法进程 |
第二部分中国港澳台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20 |
第一章中国香港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 |
第一节中国香港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进程概述 |
一、香港动物保护法制建设进程概述 |
二、动物保护立法中最核心的一部法律——《防止残忍对待动物条例》的相关规定 |
(一)防止残忍对待动物的一般性规定 |
(二)残忍对待动物的法律责任 |
第二节中国香港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建设进程 |
一、《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
二、《动植物(濒危物种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 |
三、《渔业保护条例》的主要内容 |
四、《捕鲸业(规管)条例》的相关规定 |
五、其他法律中有关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 |
第三节中国香港地区驯养动物的法制建设进程 |
一、香港地区农场动物福利的法律规定 |
二、香港动物运输保护的法律规定 |
三、香港动物屠宰保护的法律规定 |
四、香港实验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 |
第二章中国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 |
第一节中国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法制建设进程概述 |
第二节中国台湾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建设进程 |
第三节中国台湾地区驯养动物保护的法制建设进程 |
一、中国台湾地区动物福利保护法制概述 |
二、中国台湾地区农场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 |
三、中国台湾地区实验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 |
四、中国台湾地区动物运输保护的法律规定 |
五、中国台湾地区动物屠宰的法律规定 |
(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管理研究 ——基于吉林省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 全球面临的突发事件形势 |
(二) 中国面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势 |
二、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提高中国政府执政管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
(二) 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世界各国与政府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 |
(三) 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提高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能力的要求 |
三、相关文献述评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三) 分析与评价 |
四、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一) 研究方法 |
(二) 论文结构 |
五、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一) 可能的创新 |
(二)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应急管理的理论与体系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涵与特点 |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涵 |
(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 |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卫生应急管理的理论 |
(一) 政府卫生应急管理的内涵 |
(二) 政府卫生应急管理的主要理论 |
三、中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体系构成 |
四、中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总体现状 |
第三章 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和防控的背景与过程 |
一、全球流感大流行与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防控历程及策略 |
(一) 全球流感大流行 |
(二) 2009 年全球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历程 |
二、中国甲型H1N1 流感疫情概述 |
(一) 流行过程 |
(二) 防控阶段划分 |
(三) 中国内地各防控阶段的政策和措施 |
第四章 吉林省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和防控工作实证分析 |
一、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分析 |
(一)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病例时间分布 |
(二)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病例年龄分布 |
(三)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病例职业分布 |
(四)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病例地区分布 |
(五)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死亡病例分析 |
二、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防控阶段划分 |
三、吉林省防控甲型H1N1 流感工作策略 |
(一)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防控预警阶段 |
(二)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输入初期 |
(三)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学校流行期 |
(四)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社区流行期 |
(五) 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疫情流行后期 |
四、吉林省防控甲型H1N1 流感典型案例分析 |
(一) 吉林省首例美国输入性甲型H1N1 流感疫情案例 |
(二) 某大学返程学生暴发甲型H1N1 流感疫情案例 |
(三) 对25 名加拿大留学人员比照医学观察案例 |
(四) 省内学校聚集性疫情防控案例 |
第五章 吉林省甲型 H1N1 流感中政府应急能力评估 |
一、评估目标 |
(一) 全面开展吉林省甲型H1N1 流感防控评估,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
(二) 及时总结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防控经验和教训,提高传染病防治能力 |
(三) 为改进吉林省今后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对策和机制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 |
二、评估内容 |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基础能力 |
(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控制策略措施评价 |
(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及控制效果评估 |
三、评估发现 |
(一) 评估情况 |
(二) 主要成效 |
(三) 主要经验 |
(四) 表现的问题 |
(五) 存有的争议 |
第六章 改善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政策建议 |
一、创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流程管理理念 |
二、坚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 |
三、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制 |
(一) 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构建设 |
(二) 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队伍建设 |
四、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机制 |
(一) 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决策互动机制 |
(二) 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统计机制 |
(三) 建立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的应急决策机制 |
(四) 完善区域间、部门间的联防联控机制 |
(五) 明确界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响应”机制和“平战结合”转换机制 |
(六) 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补偿机制 |
五、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与应急预案建设 |
(一)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建设 |
(二) 完善流感大流行和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应急预案建设 |
六、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卫生应急保障能力 |
(一) 进一步加大突发公共卫生室事件应急工作经费投入 |
(二) 进一步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 |
(三) 进一步提升基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
(四) 进一步加强各级传染病医院建设 |
(五) 进一步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 |
(六) 注重加强其他非卫生关键领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建设 |
(七) 进一步加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学研究力度 |
七、坚持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和风险沟通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后记 |
四、卫生厅关于调整充实自治区防疫组和预防专家组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2]多源决策—多元治理: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政策过程研究[D]. 苏青松. 湖南农业大学, 2018(09)
- [3]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49-1958)[D]. 谢晗. 浙江大学, 2018(05)
- [4]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6]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7]政府应对人感染禽流感防控政策演化逻辑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D]. 张敏. 暨南大学, 2016(12)
- [8]军民融合疾控应急体系建设发展研究[D]. 李帅锋. 第四军医大学, 2016(03)
- [9]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 第一编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立法进程[A]. 孙江,王利军,李军波.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白皮书, 2012
- [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管理研究 ——基于吉林省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实证分析[D]. 张义. 吉林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