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一帆[1]（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熊栎天[2]（2021）在《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文中提出恐怖主义的治理视角体现了预防性路径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三个特点,即恐怖主义的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恐怖主义不是只有特定国家才面临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与全人类的共同挑战;除了主权国家,参与预防性反恐的治理主体还包括广泛的非政府国际行为体与社会单元。预防性反恐是通过预防性手段作用于恐怖主义发展的每一个节点,逐渐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抑制和减缓恐怖主义的发展从而降低恐怖主义对人类危害的治理过程。恐怖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因果链条以及国家政策对该因果链条的干预效果是预防性反恐成立的逻辑前提,以“反恐战争”为代表的应激式处置策略被证明效果不佳。恐怖主义暂时无法被直接消灭,人类还将继续与之共存的现实说明了预防性反恐的必要性。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构成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阶段;个体、组织、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体现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治理层次。预防个体“极端化”与推动“去极端化”、预防恐怖组织获取发展资源与要素、切断个体与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上的联结是预防性反恐发挥作用的关键。预防性反恐的开放性决定了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预防性反恐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行为体之外,社会单元与非国家国际行为体既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蔓延的薄弱环节,也能在国家行为体的引导和监督下发挥积极作用。各国都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治理外籍恐怖分子现象,预防性军事打击、预防性刑事司法模式以及“去极端化”项目与预防再次“极端化”是三种被广泛运用的代表性预防性反恐手段,对应着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三个阶段。对外籍恐怖分子行为模式的认识、恐怖主义活动的刺激以及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共同影响着政策偏好的生成。国际反恐的正当性并非是先验的,而是基于恐怖主义的非正当性、反恐对象的确定性以及反恐手段的合法性。美国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以及撤销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其本质对预防性反恐手段的滥用。美国将反恐议题“政治工具化”的做法将削弱国际反恐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赵远,余璇[3]（2020）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基于法益保护前置理念增设的一种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涉恐新罪名。本罪主观方面只能表现为直接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为实施恐怖活动而实行四类准备行为。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要从主观、客观、情节这三个方面来把握。本罪存在各种犯罪停止形态。本罪之行为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依重罪处断。本罪的法定刑设置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赵秉志[4]（2020）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反恐刑法要论(下)》文中研究指明研究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反恐刑法具有重要意义。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反恐刑法,迄今经历了刑法典创立反恐罪名、制定单行反恐刑事法律和修正单行刑事法律三个阶段。澳门特别行政区反恐刑法的基本内容,包括其对域外恐怖犯罪的管辖规则、多种恐怖犯罪之罪刑规范、附加刑暨法人涉恐犯罪的刑事责任,以及关于恐怖犯罪的预防性规定诸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反恐刑法在其立法动因、立法政策、立法模式和罪刑规范诸方面,表现出其特色和闪光点,并有若干需要完善之处。
赵秉志[5]（2019）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反恐刑法要论(上)》文中提出研究澳门特区的反恐刑法具有重要意义。澳门特区的反恐刑法,迄今为止经历了刑法典创立反恐罪名、制定单行反恐刑事法律和修正单行刑事法律三个阶段。澳门特区反恐刑法的基本内容,包括其对域外恐怖犯罪的管辖规则、多种恐怖犯罪之罪刑规范、附加刑暨法人涉恐犯罪的刑事责任,以及关于恐怖犯罪的预防性规定诸方面。澳门特区反恐刑法在其立法动因、立法政策、立法模式和罪刑规范诸方面,表现出其特色和闪光点,并有若干需要完善之处。
汤君[6]（2020）在《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文中提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刑法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结束了新中国长达30年没有刑法典的历史。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典）。受到历史条件和立法技术的限制,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完备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必然面对必要的修改补充,而刑法典的修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发展。1979年刑法典的修改补充主要采用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1997年刑法典在采用了唯一一次单行刑法的修改方式后,改为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并先后出台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使得刑法修正案成为此后修改刑法的唯一方式。本文以1997年刑法典的十个刑法修正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论证刑法修改应当坚持的模式,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特点,分析刑法修正案的发展趋势,提出刑法修正案应当秉承的理念以及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的重构。本文第一章对我国刑法修正案进行了总的概述。在法律修改概念的基础上,对刑法修改的内涵进行界定,考察了域外和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综合比较各类刑法修改方式,认为我国刑法修改应当坚持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介绍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首先,界定法律修改的内涵,考察域内外刑法修改的历史。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现行刑法通过增加、删除、替换等方式进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立法活动。法律修改的类型包括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法律修订是立法机关全面修改法律的一种方式,我国1997年刑法典就是在1979年刑法典基础上做出的全面修订。法律修正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主要是局部或者个别的修改。法律修正案也是法律修正的一种,我国出台的十部刑法修正案便属于此类型。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修改刑法部分条款和全面修订刑法典等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我国立法机关也先后通过制定24部单行刑法,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1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立法机关除了通过1部单行刑法外,主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陆续对1997年刑法典做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其次,论述了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刑法修改模式是指立法者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方式。单行刑法具有灵活简便、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存在随意性大,功利性明显的弊端,从而导致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存在适用协调性问题,会实际损伤刑法典的稳定。附属刑法具有协调性较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会导致刑法典同其他法律衔接不畅,缺乏体系性,缺乏监督制约等问题。笔者认为,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刑法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一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二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实现刑法任务,三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公民认知和司法适用,四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限制立法者权力。再次,总结和分析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笔者梳理了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情况,对修改的条文数、增设（废除）罪名数,犯罪构成的变化情况进行详尽的量化比较分析,逐个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得失,展示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和趋势。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总体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1）总则与分则、广泛与集中相结合。为了保证刑法典整体的价值统一和逻辑统一,形成修改的普适性,减少修改频次,扩大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从只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扩大到总则和分则相结合修改。另外,刑法修正案出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态变化等不同需求,对刑法分则十个类罪名皆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有重点、有主次,体现出了广泛而集中的特点。（2）积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一方面,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刑事立法积极开展对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积极呼应社会关切,积极贯彻刑事政策,体现出了刑法修正案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非常重视刑法典的稳定性。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模式,尽量坚守谦抑性原则,理性对待实践部门、理论学者和民众提出的修改刑法草案或建议。总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还是以稳定性为主。（3）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方面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国际刑法理念;加强恐怖活动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国际化,实现与国际条约相关条文的对接。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和立法、司法实践,在社区矫正和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上,设置了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的本土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本土化特征。第二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犯罪圈扩张化趋势。我国十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显示了犯罪圈扩张的主要导向,并主要从三种路径实现。（1）增设新罪,将原先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前五个刑法修正案是增设新罪的平稳期,增设新罪的条款相对较少。从《刑法修正案（六）》开始至今,增设罪名的高峰期到来,虽然《刑法修正案（十）》只增设1项罪名,但能否迎来增设罪名的拐点,有待后续的观察。（2）扩大犯罪主体。一是由特殊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犯罪主体,二是扩大特殊主体范围,三是在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四是将单位犯罪扩张至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3）降低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分别通过扩张行为方式,扩张犯罪对象范围,降低构成要件标准的方式降低了部分罪名的入罪门槛。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在犯罪圈扩张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域外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对涉及到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刑法条款都进行了修改补充,适当扩大了犯罪圈。传统刑法的“后置化”保护已不能满足需要,刑事立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前置化”。受到风险刑法理论的影响,法益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导致犯罪圈呈现了扩张化。（2）刑法结构转型的需要。1997刑法典因罪名体系不严密,罪状设计粗疏,立法技术局限,导致很多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长期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不能有效地及时惩治犯罪、保护法益。同时刑罚严苛导致刑罚重刑主义,忽视人权保障。只有适当扩张犯罪圈,严密刑事法网,将一定的轻微犯罪纳入刑法规制,在刑罚轻缓化的前提下,整体上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才能有效实现刑法目的。（3）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被犯罪化,刑法将部分“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纳入规制范围,犯罪圈的逐步扩张是弥补法律制裁漏洞的需要。针对刑法修正案中犯罪圈不断扩张的趋势,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1）理性回应民意。刑法修正案应当尊重和回应民意,但需理性对待非理性的民意。刑法修正需要尊重刑事立法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民意的回应应有限度,不能盲目满足民意表达,违背刑法谦抑原则,最终损害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刑法不应对非道德的行为过度介入,对道德刑法化应在一定的原则下有所限制,一是要限于普适的道德,二是要限于必要的道德,三是要坚持谦抑性原则,四是要限于以不法行为为基础,以侵害法益为结果。（3）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刑法修正案中预防性立法应当作为例外情况,应针对“危险行为”而非“风险行为”进行规制,应限于有“重大”危险的特定犯罪领域。第三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出民生化的趋势。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是立法实践强化对民生刑法保护的结果,是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应当肯定强化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深化对民生刑法观的理论研究。我国通过五个刑法修正案,分别从矜老恤幼、保护劳动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等五个方面完善了刑法典对民生权益的保障。首次涉及到刑法典总则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出于矜老恤幼的考虑,强化民生保护,完善了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矜老恤幼。《刑法修正案（八）》顺应了“矜老”刑法发展理念,一是增加了对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二是有条件地排除死刑适用。三是缓刑的宣告条件从宽。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排除累犯。二是缓刑的宣告条件放宽。三是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保护劳动权益。在劳动刑法发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也日益突出劳动权益的保护,先后三个修正案对刑法典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四）》增设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作出修改。《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劳动罪作出修改,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三个刑法修正案充分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进一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劳动关系。（3）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充分发挥刑法保护食品安全权益最后一道屏障作用,进一步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成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修改,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4）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进一步惩治危险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行为。（5）保护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注重加强对侵犯公民信息个人行为的刑法规制,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再次修改完善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修改了该罪的犯罪构成,提高了本罪的法定刑。第四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是法律修改国际化在刑法领域的展开,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是我国出于共同打击国际犯罪或保障人权的需要,根据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刑法发展理念,对国内刑法予以修改、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国际社会存在共同的法律文化。各个国家的刑法体现出蕴含在刑法中得以为各国所接受和承认的法律文化,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某些领域互相接近而彼此融合,形成一种互相借鉴、彼此联结的国际性刑法发展趋势。二是面临共同的犯罪问题。即出现了新的跨国犯罪形态,且呈现日趋严重的趋势,各类犯罪行为也展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三是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权保障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体,应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交往。需要各国在平等善意、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沟通与协作,并通过各国主权力量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以实现各国在国际法上的同等限制与保护。二是坚持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对于合法缔结的国际条约,缔约国在有效期内必须依法善意履行条约义务。从诚信、公正的角度,不仅限于遵守条约文字,更重要的是从立约精神的角度履行义务,不能以任何行为破坏条约宗旨,应全面履行条约。三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人权保护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责任主体是主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应成为国内刑法修正案国际化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立法路径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化。国际公约主要聚焦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限制。《刑法修正案（八）》分别从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缓刑制度和前科封存制度三个角度的修正落实了国际公约中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和要求。（2）生命权保护的国际化。国际条约主要聚焦在死刑的废除和限制使用。我国立法机关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延续改革的基本方向,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取消和限制死刑的人权保护理念。（3）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化。根据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和精神,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九）》全面修改与补充了1997年刑法典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条文。契合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要求和精神,将有关罪名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增设罪名,将以往作为共犯处理的犯罪行为单独作为正犯处理。犯罪圈进一步扩大,通过增设罪名或修改犯罪构成,将“结果犯”或“情节犯”的立法模式改为“行为犯”。（4）反腐败犯罪的国际化。我国通过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等,总体上实现了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对接,履行了反腐败的国际义务,但也存在一定的错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趋势。笔者认为,刑事制裁措施与刑罚并非一个概念,刑事制裁措施是使犯罪行为人得到刑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包含刑罚措施与非刑罚措施两种类型。不仅包括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还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等预防性措施以及终身监禁制度等措施。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多元化的刑事制裁措施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域外刑事制裁措施总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层次化。域外基本上采取了犯罪分层制裁设计,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从纵向上来对全部犯罪进行轻重分层,并针对轻罪和重罪采取不同制裁手段或方式。二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传统的4个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刑事制裁制定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对于每一类制裁措施的规定又较为细化,考虑到了不同的犯罪形态,力求做到罪刑适当。三是刑事制裁措施的轻缓化。各国广泛适用罚金刑,注重行为矫正,充分利用保安处分措施,显示了制裁的轻缓化。我国逐渐重视对刑事制裁措施的改革,并通过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制裁措施的相关立法,体现出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趋势。一是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二是创设终身监禁制度,三是增设社区矫正制度。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一是刑罚轻缓化的需要,我国刑法典中的刑事制裁措施基本以重刑为主,种类偏少,也未规定保安处分等措施,使得我国刑罚轻缓化的选择余地较小。二是发挥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立法机关不仅关注行为的危害性,还关注了对人身危险性的有效治理,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为发挥刑法功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2）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一是需要应对严密法网带来的挑战。二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针对犯罪轻重的不同,需要采取轻重不同的制裁措施。（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克服从宽处理刑事制裁措施单一化的弊端。第六章讨论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科学化完善。在刑法修改实践中,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刑法立法观,对刑法修改实践缺乏有力的引导。在如何界定刑事犯罪的边界,如何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和秩序维护机能的平衡,以及犯罪圈大小的划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在刑法修改过程中,因受到不同刑法立法观的影响,导致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呈现出不同的立法趋势。总体而言,一方秉持保守型、审慎型刑法立法观。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决反对刑法的过度犯罪化,反对犯罪圈的扩张。但该类立法观忽略了刑法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忽略了国内外对于犯罪认识的巨大差异。另一方秉持积极型、预防型的刑法立法观。以社会转型、风险社会和刑法国际化为由,主张采取积极型、预防型刑法立法观。但该类立法观模糊了立法总结与立法指导的界限,将立法短暂的趋势当成指导立法的理念并不可取。与传统刑法理念背道而驰,违背了刑法谦抑性,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错误认为刑法的积极介入为社会的刚性需求,而给不给其法律调整方式以机会。最终,不符合我国的依法治国现实国情与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本文认为应当坚持理性刑法观,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纠正刑法万能主义,纠正刑法过分工具化,纠正重刑主义。刑事立法要考虑刑法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刑罚宽缓化。二是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刑罚报应与预防目的的统一,有利于协调有限的刑罚资源,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根据我国现今的国情和刑法发展的方向,有必要长期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化,探索犯罪分层,以犯罪类型为标准适用宽严对象,持续推进刑罚的宽缓化和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三是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推进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化,进一步限制和废除死刑,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的宽缓制度,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针对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问题,本文提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围绕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唯一主体的“一元主体”,还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二元主体”?及在刑法修正案立法主体“二元主体”下,两个主体的位次和权限如何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了刑事立法的主体作用,大有架空全国人大基本法律立法权之势,并在刑法修改主体、修改限度和修改程度上存在失范的问题。一是修正案制定主体主次失序。作为刑法制定者的全国人大20年间11次刑法修改中,无一例外地被规避参与刑法的修改,全国人大的制定权意味着被虚置。二是修正案修改限度的失控。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罪名达97个之多,所占比例高达23.15%,修改罪名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且速度较快。三是修正案修改程度的失当。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涉及到了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再加上因历次刑法修正案从量变带来的质变,导致刑法修改出现了程度上的失范情况,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受到了挑战。域外刑法修改的经验表明,刑法修改有且只能有唯一的立法机关,即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修改权利,并力行严格的立法程序。在此经验启示下,有必要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本文认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二元主体”下的限权路径更为符合我国法律和现实国情的需要。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附条件的刑法修改权,即限制修改刑法总则,限制增设新罪。最终,确立全国人大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一般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例外情况的位次,对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修正案,只能限于在非常紧迫情况下对刑法分则的必要修改。
谈晨逸[7]（2020）在《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研究》文中认为1996年,印度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中递交了其草拟的《国际禁止恐怖主义公约草案》供各国讨论;2000年,第55届联合国大会开始审议印度订正后又递交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的工作文件。这一草案在第2（1）条对“恐怖主义犯罪”定义如下:“本公约所称的犯罪,是指任何人以任何手段,非法和故意:（a）致人死亡或重伤;或（b）致使公共或私人财产、公共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c）本条第1（b）款所提对财产、场所、设施或系统的破坏导致或很可能导致重大经济损失,而且根据行为的性质或背景,其目的是恐吓某一人口,或迫使某国政府或某一国际组织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对此,马来西亚在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集团提交的提案中提议分别定义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犯罪,并且建议在第2条中增加一款:“人民的斗争,包括按照国际法原则,为了获得解放和自决,反对外国占领、侵略、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武装斗争,不应视为恐怖主义罪行。”两年后,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又将其不同意见改为:“武装冲突中、包括外国占领情况下各方的活动,按照国际人道法所理解的意义,由该法加以规定,不由本公约规定。”由于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与其他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这部一般性的反恐条约至今仍未通过。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从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角度出发来解决民族解放运动中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问题,从而为《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这部一般性的反恐条约的通过扫除障碍。具体解决方法为:根据《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民族解放运动属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因而此种情形中的恐怖主义行为适用国际人道法;同时,《第一附加议定书》中规定有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的习惯法罪行,这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中以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构成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是国际习惯法规则,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由此可见,研究战时恐怖主义犯罪意义重大,相关法律问题可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前提性的问题,正如很多学者所提出的,战时恐怖主义行为以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即可处罚,是否还有必要以恐怖主义犯罪定罪量刑?如有必要,这一罪名在国际法上是否具备理论和实践依据?第二个层面是关于罪名本身的问题,即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问题,除了符合恐怖主义犯罪的一般构成要件外,它还因适用国际人道法而须满足若干特殊要求。第三个层面涉及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适用问题,包括:各国际刑事法庭是否存在以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作出判决的司法实践?如何将这一罪名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内?在适用过程中,如果此罪名与《罗马规约》中的现有罪名发生竞合应如何处理?基于此,本文采取递进结构,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依次讨论关于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理论基础、界定、以及适用问题。第一章“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与设立依据”的内容包括: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界定战时与平时恐怖主义犯罪适用法律的区别、禁止战时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法规则的形成过程、以及战时恐怖主义犯罪存在于国际法的依据。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介绍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并阐明将其与平时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区分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论证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存在既在国际法上具有理论依据,又具有现实必要性。战时恐怖主义犯罪是任何人出于恐怖目的和政治动机对无辜受害者实施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且不存在符合国际人道法的情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7年两项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的通过,禁止在武装冲突中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规则已在经历了大量的战后调查和审判之后,由草案条款发展为了一项正式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不仅如此,《第一附加议定书》还将恐怖主义行为规定为第85（3）条中的“严重违反行为”,从而暗含了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的罪名。但这一罪名却没有被明示规定于任何普遍性的国际条约中,大多数部门反恐条约则都排除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同时,恐怖主义犯罪向公众散布恐怖的特殊目的会造成长期恐惧的社会氛围,有着不同于一般犯罪的特别严重性。上述因素说明了将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作为一项单独罪名具有国际法依据和现实紧迫性。第二章“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要素”的内容包括:恐怖主义犯罪的一般构成要素（包括客观、主观和主体要素）、以及战时构成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要求。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阐明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在一般构成要素中着重分析和讨论了国家作为恐怖主义犯罪主体的问题,且根据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性提出了两项平时恐怖主义犯罪所不需要的特殊要求,即恐怖主义行为发生于武装冲突的情境中且与之存在联系,以及不存在符合国际人道法的情形。笔者首先在第一节中以国际法为依据逐项讨论了恐怖主义犯罪的客观要素、主观要素和主体要素,得出了这一概念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内涵:恐怖主义犯罪是指由个人、组织或国家实施的,以任何自然人、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运输系统、基础设施、公共场所、重要自然资源、环境、私人财产等无辜目标或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目标为攻击对象的暴力行为或威胁,并具有严重恐吓人群、制造社会恐惧的恐怖目的和不适当地迫使一国政府或一个国际组织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最终政治目的。其次,笔者结合国际人道法规则提出了构成战时恐怖主义犯罪还需满足的特殊要求。第一,恐怖主义行为应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在武装冲突的范围内,且与武装冲突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第二,当恐怖主义行为表现为针对人的攻击时,如果行为人以符合国际人道法的作战方法与手段攻击战斗员或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则不应将其认定为恐怖主义犯罪。第三,当恐怖主义行为表现为针对财产的攻击时,如果行为人以军事目标为攻击对象,且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和民用物体造成的附带损害,使之不超过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那么也不应将其认定为恐怖主义犯罪。第三章“战时恐怖主义犯罪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具体适用”的内容包括:各国支持和反对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认定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依据、恐怖主义犯罪与民族自决原则的关系、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的罪名解决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思路。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厘清主张将民族解放运动排除在恐怖主义犯罪定义之外的国家的理由,紧接着以国际法为依据考察这些理由的正当性,最后提出打破各国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僵局的解决方案。《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原本是一部用于全面制止恐怖主义的一般性多边条约,但由于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在谈判过程中坚持主张将民族解放运动排除在条约的适用范围之外,导致这部反恐条约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笔者在伊斯兰合作组织通过的决议中找到了其如此主张的理由,这些国家认为他们的人民为了反抗外国占领、争取本民族独立与解放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行使《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民族自决权,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对此,笔者指出了《友好关系宣言》和《侵略定义》对受压迫民族使用武力进行自决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而是规定有一项前提条件,即只有当以和平方式行使民族自决权受到有关国家强制行动的阻碍时才能使用武力;并且,自决过程中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尽管理论上如此,但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作为主权国家完全可以为保护本国利益而不签署包含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形的《全面公约草案》,从而使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受不到反恐条约的制裁。对于此种僵局,笔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第一附加议定书》一方面禁止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以恐吓平民居民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这类行为应被认定为“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而构成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另一方面,《第一附加议定书》还规定对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种族主义政权作战的民族解放运动属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因此也适用前述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则,也就是说,民族解放运动中实施以恐吓平民居民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的情形构成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这一结论属于国际习惯法规则,对所有国家都具有普遍拘束力,因而可以以此对抗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反对将恐怖主义犯罪适用于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张。第四章“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与类似犯罪的竞合”的内容包括: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与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关系、以及当同一行为触发多项犯罪时各国际刑事法庭处理累积定罪问题的标准。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引出并解决适用战时恐怖主义犯罪时可能会产生的犯罪竞合问题。由于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存在重合的情况,因此会衍生出当一个行为同时构成多项犯罪时该以一罪还是数罪惩罚的问题。对此,笔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大量判例为基础,阐述了目前被最广泛适用的“不同要素标准”,即只有当案件涉及的每项罪名包含与另一罪名有实质性区别的要素时,根据不同条款对同一行为累积判决多项罪名才被允许;如果一项要素要求证明另一要素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则这一要素便是有实质性区别的要素。不满足上述条件的,法庭应以更特殊的条款（即包含另一条款所不要求的、有实质性区别的要素的条款）下的罪名定罪。在此基础上,笔者还分析了在具体适用这一标准时是否应考虑犯罪的情境要素的问题。第五章“国际社会惩治战时恐怖主义犯罪机制的完善”的内容包括:联合国下的国际刑事法庭惩治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筹备委员会将恐怖主义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失败尝试、以及将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作为战争罪修订入《罗马规约》的建议。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适用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的司法实践,得出将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可行方案,进而总结和完善国际社会惩治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司法机制。目前,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内已存在大量以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的罪名作出判决的司法实践。然而,战时恐怖主义犯罪至今却未被写入《罗马规约》而成为国际刑事法院可管辖的犯罪。根据各国代表在罗马大会上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谈判记录,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1.恐怖主义犯罪尚未达到足够的严重性;2.恐怖主义犯罪属于条约罪行;3.恐怖主义犯罪缺乏明确的定义;4.恐怖主义犯罪的政治性将有损法院的作为一个司法机构的合法性与信用;5.扩大管辖权将导致国际刑事法院负担过重。笔者逐一分析了这些原因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以排除恐怖主义犯罪。在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后,笔者不但提出了关于增设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的条款草案与构成要件的建议文本,还详细分析了判断能否对相同行为所触发的战争罪之恐怖主义行为与《罗马规约》中的其他罪名进行累积定罪的方法、以及在不能累积定罪时应选取哪个罪名定罪的问题。
孙竹雨桐[8]（2020）在《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司法认定》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愈发猖獗,极大的威胁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犯罪活动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犯罪分子更多利用网络的高速传播性和受众群体的不特定性实施犯罪活动,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危害。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应运而生,新增了多个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罪名。因本罪设立时间较短,相关配套法律并未出台,现有的司法判例中也存有多个问题。为此,本文结合司法判例对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几个核心问题进行逐一论述。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对现有的32个判例进行综合分析,对判例中当事人的特点进行探究,对判例争议问题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从立法沿革入手,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法律概念做进一步明确认定。第三部分,对非法持有的认定。通过和刑法中其他持有型罪名对比,总结出合法持有和非法持有。结合时间、空间等要素并结合判例,对传统持有、虚拟空间持有分别予以阐述,而在如今,虚拟空间持有已成为持有的最主要形式,这也是本部分的主要论述焦点。第四部分,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认定。其一,结合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实体物加以认定;按照“易于显现并再现”的标准对涉本罪的可物化电子信息逐一说明。其二,结合“法轮功”的宣扬方式,对宣扬予以认定。其三,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标准及认定机关做出详细探讨。第五部分,对主体与明知的认定。就本罪而言,犯罪主体一般是自然人,其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重要主体之一,借助网络服务过程,对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信息提供者、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行为是否违法加以认定。第六部分,对情节严重的认定。结合司法判例并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其他罪名的加重情节,列举出笔者认为应列入加重情节的几种特殊情形,包括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数量与种类,持有行为的次数与时长,特殊主体持有的以及以其他目的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
张磊[9]（2020）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互联网大会上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随着新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者——恐怖主义,已从传统的网下威胁演变和发展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近年来,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不断增多,不仅威胁着各主权国家的国内安全,更对国际社会安全造成极大破坏。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也提出了新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之下,网络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从对象型向空间型转变,从单向型向交叉型转变,而且其专业化、智能化、分散化、隐蔽性特征更强。传统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无法起到有效的防控作用。在此种背景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应强调体系性与开放性的治理理念,也应从单一的治理思维向综合预防性战略转变。网络恐怖主义考验着国内法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战略等的体系化建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内涵和新战略,实现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防控已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当前我国与国际社会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国内来看,我国在防控网络恐怖主义问题上尚未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积极指导功能。国家安全内涵丰富,包括国家内外部安全,也包括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新诠释,提出了11种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从特征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多层次性、立体性、辩证性和动态性,这些特征使得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提供更加丰富的视角。目前,国内关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性立法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制度层面,也表现在实践层面;此外,还缺乏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包括金融、预警机制等的不健全,需要在新的安全理念下树立更综合性的防控理念,建立新的防控策略。从国际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需要世界各国的互助合作。但当前,世界各国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法律合作、技术合作与情报合作基础不牢,亟待构建网络反恐的国际化体系。在此种情势下,如何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指导功能?如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融合于具体的有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制度性举措之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机制的健全进行诠释。导论部分就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等作简要分析。第一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采用文献研究法,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目标追求和现实应用状况。文章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与特性对网络反恐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国家安全观背景下,首先要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现方式,进而深刻挖掘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国新的反恐战略的指导意义。第二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梳理和阐述了网络恐怖主义的内涵,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实状况与发展态势。文章分析了网络恐怖主义内涵及其阶段特征,指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主体复杂、对象广泛、成本低廉、组织隐蔽的特点;总结了当下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新趋势,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利用网络融资、传播思想、发展成员、联络和利用网络开展恐怖袭击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和新趋势对总体国家安全产生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策略和路径进行优化。第三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从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在立法融资机制、预警机制以及国际合作机制方面都有一些探索,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这些不足使得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存在薄弱环节,导致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对当前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进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对策建议奠定基础。本部分着重网络恐怖主义防控的预防性立法体系、预警机制、融资防控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问题深入剖析,检视我国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战略、防控体系、防控对策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第四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和政策定位。在价值立场方面,应全面优化网络反恐的价值理念,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反恐的价值引导,形成四位一体的网络反恐观,即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上,首先,应坚持科学的整体策略,以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兼顾非传统安全手段防控网络恐怖主义威胁,运用法律、金融等多种手段来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其次,应严格掌握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立场、整体定位和基本模式,使刑事政策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引导相契合,夯实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路径的价值基础。第五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应强调整体与互动的治理理念,构建多层次的防控路径。一是法治化反恐。进一步健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法律体系,不仅需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专门法律,还需要发挥部门法的规制作用,健全反恐预警立法和反恐融资立法。二是预防性反恐。宏观上,鉴于我国目前预防性反恐立法检视中发现的不足,应构建预防性反恐立法体系,强化预防性刑事立法,统筹法律之间在预防犯罪上的衔接机制。微观上,要完善法律机构体制、规范罪刑设置、调整财产刑处理、优化认定机制等,进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机制,既保证法律的预防性,还需要防止法律过度扩张,最终达到预防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三是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预警机制,创建高效的恐怖主义情报搜集和交流模式,确保预警机制精准有效。首先,健全网络反恐预警防控组织结构,通过立法明确各预警机构的职责内容;在实际预警中,通过提高预警意识等来发挥作用。其次,强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情报分析能力,建议要明确反恐预警情报内容,发挥人力情报分析核心作用,及时掌握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上的数据、信息,同时在建立信息数据库基础上,发挥网民在情报搜集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大情报覆盖范围和精准性。最后,还要确保预警机制的物质保障、技术保障,利用综合保障机制来实现预警机制职能发挥。四是金融性反恐。进一步完善网络反恐融资监管机制,通过完善立法和机制,为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融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另外,还要加强融资防控部门建设,加强融资监管和司法合作。五是全球性反恐。加强网络反恐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调整国家工作战略的前提下,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恐中心,深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综上,通过法律体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机制等的完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域下有效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张炜[10]（2020）在《帮助恐怖活动罪及其立法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更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我国立法机关在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中设立了资助恐怖活动罪,之后,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对该罪又做了进一步修改,确立了帮助恐怖活动罪,体现了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的立法特点。该罪的确立是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需要,有利于预防恐怖活动犯罪的发生,有利于我国特色反恐法律体系的建设,有利于解决司法困境。帮助恐怖活动罪侵犯复杂客体,包括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个人,或者资助恐怖活动培训,或者为恐怖活动的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本罪属于行为犯。准确把握该罪要注意它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洗钱罪的区别。本罪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国家机关和国家不能成为本罪主体。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毋庸置疑,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更为完备的预防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法网。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该罪在立法上仍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行为对象界定不清,帮助行为范围较窄,犯罪主观责任的类型模糊,刑罚配置尚存在不足。所以我们在今后的立法上应当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相关概念,界定清楚帮助恐怖活动罪的行为对象,拓展帮助行为的范围,明确犯罪主观责任要件,进一步完善刑罚配置。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 1.4.3 学术访谈法 |
| 1.5 相关理论 |
| 1.5.1 合作论 |
| 1.5.2 国家利益论 |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 1.6 研究框架 |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 2.1.1 起源阶段 |
| 2.1.2 探索阶段 |
| 2.1.3 发展阶段 |
| 2.1.4 深入阶段 |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 2.2.1 进程阶段性 |
| 2.2.2 立场反复性 |
| 2.2.3 合作复杂性 |
| 2.2.4 目标长期性 |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 4.1 国际环境 |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 4.2 国内环境 |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 5.3.1 美国因素 |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5.3.2 欧盟因素 |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研究局限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难点 |
| 五、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相关概念的再探究 |
| 一、学界对恐怖主义相关概念的讨论 |
| 二、国家对恐怖主义的界定 |
| 三、部分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的界定 |
| 第二节 恐怖主义治理的核心要素 |
| 一、恐怖主义治理的对象 |
| 二、恐怖主义治理的相关理论 |
| 三、恐怖主义治理的策略与预防性思想的酝酿 |
| 第三节 恐怖主义治理面临的挑战 |
| 一、外籍恐怖分子的治理困境 |
| 二、国际恐怖主义治理中的“双重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预防性反恐:恐怖主义治理的一种新路径 |
| 第一节 预防性路径在各领域的运用 |
| 一、犯罪学:犯罪预防与矫治 |
| 二、公共卫生:疾病预防与免疫 |
| 三、外交途径:预防性外交与冲突预防 |
| 第二节 预防性反恐的概念与功能 |
| 一、预防性反恐的定义与成立逻辑 |
| 二、预防性反恐三个阶段的划分 |
| 三、预防性反恐的政策工具 |
| 第三节 预防性反恐的治理层次与所遇困难 |
| 一、个体层次 |
| 二、组织层次 |
| 三、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 |
| 四、预防性反恐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预防性反恐的多元化参与主体 |
| 第一节 预防性反恐中的非国家国际行为体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以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为例 |
| 二、区域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以欧盟与东盟为例 |
| 三、大型跨国公司:以互联网科技公司为例 |
| 第二节 国家行为体:预防性反恐的核心主体 |
| 一、推动预防性反恐国际合作 |
| 二、推动跨国企业发挥建设性作用 |
| 三、增强预防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国家内部社会单元在预防性反恐中的作用 |
| 一、社区在预防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中的作用 |
| 二、家庭在预防“极端化”中的作用 |
| 三、学校:教育的“预防性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预防性反恐实践:对“伊斯兰国”外籍恐怖分子的治理 |
| 第一节 外籍恐怖分子现象回溯 |
| 一、外籍恐怖分子概念与中文翻译的再探究 |
| 二、“伊斯兰国”外籍恐怖分子的身份与背景信息 |
| 三、“伊斯兰国”外籍恐怖分子动机与行为模式的分析 |
| 第二节 外籍恐怖分子现象适用预防性反恐治理的特点 |
| 一、外籍恐怖分子的跨国流动性 |
| 二、外籍恐怖分子的多级治理层次 |
| 三、危害的不确定性:对“伊斯兰国”回流外籍恐怖分子威胁的认识 |
| 第三节 外籍恐怖分子治理:基于预防性反恐三个阶段的分析 |
| 一、根源预防:预防性军事打击 |
| 二、前置预防:预防性刑事司法措施 |
| 三、后置预防:“去极端化”项目与预防再次“极端化” |
| 四、对回流外籍恐怖分子治理偏好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预防性反恐中的问题:以美国的“政治工具化”反恐为例 |
| 第一节 问题的铺垫:美国预防性反恐中的概念与标准制定 |
| 一、美国恐怖主义治理中的概念创造 |
| 二、美国的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名单 |
| 三、分析与评价 |
| 第二节 滥用预防性打击:美国对苏莱曼尼的空袭 |
| 一、对苏莱曼尼恐怖分子身份的分析 |
| 二、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战争:对美国打击手段的分析 |
| 三、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滥用预防性司法措施:美国撤销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 |
| 一、美国对“东伊运”恐怖组织政策转变过程 |
| 二、中国的应对建议 |
| 三、对拜登政府反恐政策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对中国预防性反恐治理的借鉴意义 |
| 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刑法修正案概述 |
| 第一节 刑法修改的历史 |
| 一、法律修改的界定 |
| 二、域外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三、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 |
| 一、单行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二、附属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三、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确立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 |
| 一、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与成效 |
| 二、刑法修正案的特点 |
| 第二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圈扩张化体现 |
| 第一节 犯罪圈扩张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新罪 |
| 二、扩大犯罪主体 |
| 三、降低入罪门槛 |
| 第二节 犯罪圈扩张的必要性 |
| 一、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 |
| 二、刑法结构由“厉而不严”转型为“严而不厉”的需要 |
| 三、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 |
| 第三节 理性限定犯罪圈的扩张 |
| 一、理性回应民意 |
| 二、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 |
| 三、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 |
| 第三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体现 |
| 第一节 民生刑法的提出 |
| 一、民生刑法之历史渊源 |
| 二、民生刑法的概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 |
| 一、矜老恤幼 |
| 二、保护劳动权益 |
| 三、保护食品安全权益 |
| 四、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 |
| 五、保护个人信息 |
| 第四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缘起 |
| 一、法律国际化 |
| 二、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原则 |
| 一、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 |
| 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
|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
|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路径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国际化 |
| 二、生命权保护国际化 |
| 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 |
| 四、反腐败犯罪国际化 |
| 第五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中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事制裁措施立法的域外范式 |
| 一、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考察 |
| 二、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特点 |
| 第二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 |
| 二、创设终身监禁制度 |
| 三、增设社区矫正制度 |
| 第三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现实意义 |
| 一、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 |
| 二、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 |
| 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
| 第六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完善的科学化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问题 |
| 一、积极型、预防型刑法观之批判 |
| 二、保守型、审慎型刑法观之反思 |
| 三、确立理性刑法观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 |
| 一、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争 |
| 二、刑法修正案之失范 |
| 三、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与设立依据 |
| 第一节 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
| 一、国际条约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
| 二、战时与平时恐怖主义犯罪界定的区别 |
| 第二节 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溯源 |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萌芽时期 |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国际法的舞台 |
| 三、《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正式确立 |
| 第三节 设立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理论根源 |
| 一、现有国际法规则缺位 |
| 二、日内瓦体系隐含恐怖主义犯罪 |
| 三、恐怖主义犯罪具有特别严重性 |
| 第二章 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犯罪的一般构成要素 |
|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客观要素 |
|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观要素 |
| 三、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要素 |
| 第二节 战时构成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要求 |
| 一、符合国际人道法中的情境要素 |
| 二、攻击人员时的特殊要求 |
| 三、攻击财产时的特殊要求 |
| 第三章 战时恐怖主义犯罪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具体适用 |
| 第一节 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
| 一、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在条约中的分歧 |
| 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构成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依据 |
| 三、国际法对民族自决原则的限制 |
| 第二节 战时恐怖主义犯罪对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解决 |
| 一、民族解放运动属于国际性武装冲突 |
| 二、恐怖主义犯罪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有普遍拘束力 |
| 第四章 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与类似犯罪的竞合 |
| 第一节 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与类似犯罪的关系 |
| 一、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与战争罪的关系 |
| 二、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人类罪的关系 |
| 第二节 国际刑事法庭/院处理犯罪竞合的方法 |
| 一、不同要素标准的形成 |
| 二、不同要素标准的适用与分歧 |
| 第五章 国际社会惩治战时恐怖主义犯罪机制的完善 |
| 第一节 联合国下国际刑事法庭的现有实践 |
| 一、“特设”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实践 |
| 二、“混合”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实践 |
| 第二节 将恐怖主义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失败尝试 |
| 一、起草《罗马规约》时的各国交锋 |
| 二、《罗马规约》不纳入恐怖主义犯罪的原因探析 |
| 三、各国为使恐怖主义犯罪修订入《罗马规约》的后续努力 |
| 第三节 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建议 |
| 一、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作为战争罪修订入《罗马规约》 |
| 二、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与其他犯罪的累积定罪问题 |
| 三、战时恐怖主义犯罪修订入《罗马规约》的价值考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司法认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判例研读 |
| 一、判例探究 |
| 二、判例争议问题梳理 |
| (一)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定义 |
| (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认定 |
| (三)明知的认定 |
| (四)情节严重的认定 |
| 第二章 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概念厘定 |
| 一、恐怖主义概念厘定 |
| 二、极端主义概念厘定 |
| 第三章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非法持有的认定 |
| 一、持有与非法持有 |
| 二、持有的类型 |
| (一)传统持有 |
| (二)虚拟空间持有 |
| 第四章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认定 |
| 一、物品的认定 |
| (一)实体物的认定 |
| (二)网络虚拟物的认定 |
| 二、宣扬的认定 |
| 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认定 |
| (一)认定标准 |
| (二)认定机关 |
| 第五章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主体与明知的认定 |
| 一、主体的认定 |
| (一)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 |
| (二)网络信息提供者 |
| (三)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 |
| 二、“明知”的认定 |
| (一)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违法性的认识 |
| (二)对持有行为的认识 |
| 第六章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
| 一、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数量与种类 |
| 二、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行为的次数 |
| 三、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行为的时长 |
| 四、特殊主体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 |
| (一)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 |
| (二)未成年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和非法利用未成年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 |
| (三)少数民族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 |
| (四)曾因实施恐怖活动、极端主义违法犯罪受过刑罚或处罚的 |
| 五、以其他目的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 |
| (一)以牟利为目的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 |
| (二)以传播为目的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的内涵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产生背景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完善过程 |
| 第三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及特征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征 |
| 第四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中国反恐战略的导向意义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反恐实践的指导意义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反恐战略的优越性 |
| 第二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界定 |
| 一、恐怖主义 |
| 二、网络恐怖主义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 |
| 四、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况与态势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现况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态势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总体国家安全的危害和挑战 |
| 一、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
| 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
| 三、威胁人身财产安全 |
| 四、威胁社会公共安全 |
| 五、威胁网络安全 |
| 六、威胁国际社会安全 |
| 第三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法律体系的运行障碍 |
| 一、我国网络反恐立法概况 |
| 二、我国网络反恐立法存在缺陷 |
| 三、预防性网络反恐的立法困境 |
| 四、网络反恐的执法程序规范缺失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预警机制的制度疏漏 |
| 一、网络反恐预警机制立法的缺失 |
| 二、网络反恐预警的协调机制不足 |
| 三、网络反恐情报侦察体系不完备 |
| 四、网络反恐的社会预警意识不强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机制障碍 |
| 一、反恐融资立法及监管机制缺失 |
| 二、反恐融资的融资部门建设不足 |
| 三、非金融行业反恐融资监管缺失 |
| 第四节 我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存在的困境 |
| 一、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的法规范缺失 |
| 二、网络反恐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不足 |
| 三、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实践欠缺 |
| 第四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 |
| 一、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 |
| 二、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 |
| 三、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 |
| 四、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整体策略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 |
| 第五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 |
| 第一节 法治化反恐:健全网络反恐的法律法规体系 |
| 一、修订《反恐怖主义法》等现行法律法规 |
| 二、充分发挥现有部门法的规制作用 |
| 三、健全和完善反恐预警法律制度 |
| 四、立法中平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
| 第二节 预防性反恐:强化网络反恐的预防性机制建设 |
| 一、完善网络反恐法律的结构体例 |
| 二、调整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设置 |
| 三、加强“涉恐”财产的科学处置 |
| 四、强化刑事法与行政法衔接机制 |
| 五、健全预防性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
| 第三节 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反恐防控预警机制 |
| 一、网络反恐预警组织机制的建设 |
| 二、网络反恐情报搜集分析的强化 |
| 三、网络反恐预警保障机制的健全 |
| 第四节 金融性反恐:完善反网络恐怖主义融资制度 |
| 一、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立法和监管机制完善 |
| 二、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部门的科学设置 |
| 三、非金融行业的网络恐怖主义融资监管机制 |
| 四、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司法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全球化反恐:积极参与网络反恐国际合作 |
| 一、调整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工作战略 |
| 二、推动完善网络恐怖主义防控国际法律制度 |
| 三、聚力推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帮助恐怖活动罪及其立法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确立、立法特点及现实意义 |
| 1.1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确立 |
| 1.2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立法特点 |
| 1.3 帮助恐怖活动罪立法的现实意义 |
| 1.3.1 体现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 |
| 1.3.2 有利于预防恐怖活动犯罪的发生 |
| 1.3.3 有利于我国特色反恐法律体系的建设 |
| 1.3.4 有利于解决司法困境 |
| 第二章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
| 2.1 犯罪客体及犯罪对象 |
| 2.1.1 犯罪客体 |
| 2.1.2 犯罪对象 |
| 2.2 犯罪客观方面 |
| 2.2.1 行为方式 |
| 2.2.2 入罪标准 |
| 2.2.3 行为边界 |
| 2.3 犯罪主体 |
| 2.3.1 自然人与单位主体 |
| 2.3.2 国家主体问题 |
| 2.4 主观方面 |
| 第三章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措施 |
| 3.1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立法缺陷 |
| 3.1.1 行为对象界定不清 |
| 3.1.2 帮助行为的范围较窄 |
| 3.1.3 主观罪过形式模糊 |
| 3.1.4 刑罚配置存在不足 |
| 3.2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立法完善建议 |
| 3.2.1 明确帮助恐怖活动罪的行为对象 |
| 3.2.2 拓展帮助行为的范围 |
| 3.2.3 明确主观罪过形式 |
| 3.2.4 完善刑罚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2]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D]. 熊栎天. 外交学院, 2021(11)
- [3]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研究[J]. 赵远,余璇. 刑法论丛, 2020(02)
- [4]澳门特别行政区反恐刑法要论(下)[J]. 赵秉志. 刑法论丛, 2020(01)
- [5]澳门特别行政区反恐刑法要论(上)[J]. 赵秉志. 刑法论丛, 2019(04)
- [6]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D]. 汤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战时恐怖主义犯罪研究[D]. 谈晨逸. 华东政法大学, 2020
- [8]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司法认定[D]. 孙竹雨桐. 青岛大学, 2020(02)
- [9]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D]. 张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帮助恐怖活动罪及其立法完善研究[D]. 张炜. 河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