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行业将继续进行战略重组

一、棉纺业将继续战略重组（论文文献综述）

汪瑞霞^[1]（2020）在《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化背景下江南村镇景观出现趋同化、表象化和空心化等异化现象,催生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集体“乡愁”。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设计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的研究对象聚焦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以期通过基于文化记忆的景观情境重构,将全民普遍存在的乡愁情感凝聚成促进当代村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驱力,来处理好村镇保护与乡建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意义深远。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综合运用了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建筑类型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从社会维度、时间维度、媒介维度、功能维度这四个层面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性研究框架。首先,社会维度,阐释了乡愁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强调当代江南村镇空间文化记忆建构的社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价值取向,分析了文化记忆与景观设计之间融合共生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的系统框架。其次,时空维度,深层研究水岸共生的自然环境、集社合一的经济社会和诗性融通的文化观念等多元要素对传统江南村镇景观形态生成的影响,从空间形态的视觉思维转向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的特殊语境和地域性规律。再次,媒介维度,研究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之间的设计转化方式,选择、分解和提取江南村镇文化记忆符号要素,组建一个具有地域感知的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系统,凝练具有江南文脉精神内核的延续性和凝聚性结构。最后,功能维度,阐述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融合共生”的内在逻辑,以文化记忆为导向,针对生态型景观、生产型景观和生活型景观三大类型空间,提出指定类比式、象征隐喻式、语境约定式等多元融合的情境重构互通方式,完成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策略体系的建构。江南村镇空间的文化记忆与景观情境“融合共生”,这既是记忆建构的价值目标,又是一套具有生成性和未来指向性的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对当前江南乃至全国的村镇建设具有一定的学理支撑和实践参照价值。

许天成,瞿商^[2]（2020）在《迈入5G时代的“半工业化”》文中研究指明半工业化是传统手工业与近现代大机器工业的桥梁和纽带。当代半工业化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经济逻辑,并对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仍在深化、完成的过程中。"劳动替代资本和技术"这个半工业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并没有改变,但由于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经济结构性变迁等阶段性的现实影响,劳动已经显现出量价失衡。在5G通信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冲击下,新时代劳动替代资本和技术的方式以及其适应性演化中展现的新特征值得密切关注。5G时代半工业化仍将继续存在,并将影响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化进程后半段的适应性演化方向。展望半工业化在5G时代的存续与发展,有助于认识中国工业化后半程的内涵与可能路径,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对策选择。

夏正华^[3]（2019）在《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及启示》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旨在分析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作者认为,这条路径分别从政治、法律、文化、经济这四个维度铺陈开来,法国通过推进多位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对内巩固实力,对外展现并优化国家形象,维护其国际地位。作者从政治、法律、文化、经济这四个维度系统阐述现代法国从强化民族凝聚力、到对外输出价值观与制度（法律）建设意识、到巩固政经影响力并参与（乃至主导）全球新型格局建构的大国发展轨迹,研究该国以兑现大国目标为导向的国家战略实践的成效与得失。在当前呼唤国际治理的全球化环境中,法国在博弈的同时,倡导国家个体融入合作机制与多边法规,为构建新型规范的国际秩序和增强国际法实施效率贡献了智慧---这些在国际法语境中提供让全球不同国家受益的理念、制度与体系的创举,的确是扞卫本国话语权、刷出一流大国“存在感”的有效举措,个中经验（亦包括教训）值得分析。本论文围绕国别案例展开分析。作者认为:法国基于一套文化自醒与自信的思维脉络,前瞻性地把法律、文化优势纳入国家战略实践的核心资源之中,在国际社会发挥精神与道义引领力,这有利于在处理与他国交往的问题时施加自身意愿,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调整与他国的关系（即减轻对外交往的阻力）,同时又有助于引领国际规范与机制的创设进程,提升国际社会对本国政治主张、利益诉求、文化传播的认可度与支持度。当然,有着“文化终极归宿”之美誉的法国,确实把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本理念传递至国际社会各个角落,在倡导“国际社会网络构建及各国在该网络中互动需要规则”这一共识的达成上兑现了一个“大国”的承诺与责任,在推动国际法规则构建与实施中提供了方案与智慧,其中不乏独辟蹊径的创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法国范式。法国如何把强国战略放在国际多边合作舞台上去推进,特别是她如何在参与国际组织---一种特殊的国际法主体---的制度建设与运作中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话语平台、为本国谋求发展机遇、增强博弈能力,这是本论文论证的核心。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尝试将文化、国家战略、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多个领域衔接起来,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这是本论文的创新点。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法国从强化政治影响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述法国如何强化自身地位、依托外交展现国家政治影响力。第二章:法国从实现法律感召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数部有传世影响的法律文献,论述法国法律意识与制度建设的前瞻性,以及法国通过影响国际社会制度构建来巩固自身利益与价值观的强国路径。第三章:法国从巩固文化吸引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巩固语言优势、展示文教活力、输出价值观,论述法国利用文化资源实现强国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第四章:法国从扞卫经济竞争力的路径维护国家话语权。通过分析法国在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论述法国对于建设有序、公平的国际经贸环境的贡献,以及搭建能够切实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平台的意识与努力。第五章:将法国营造优势地位与优良形象、把自身话语（观点与立场）通过制度外化的方式影响他者的经验,纳入到对我国新时代大国发展的思考中,总结有助于中国制定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启示,促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地位的上升。

刘新^[4]（2018）在《金融支持新疆纺织业发展的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国内外关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近年来,国内金融“脱实向虚”现象严重,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工信部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逐步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新疆成为我国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的“窗口”,新疆如何结合自身优势更好更快地发展地方经济也尤为重要。新疆是产棉大省,基于此资源优势,将纺织业定位为新疆地区发展的战略性产业,纵观纺织业在新疆发展的60余年,对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但仍存在产业链不完善,发展不均衡等问题。纺织企业在这种大布局下也面临着挑战,诸如融资困难等问题,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以何种金融支持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新疆纺织业,是十分值得研究的。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应用了金融支持相关理论作为金融支持新疆纺织业发展研究的理论依据,通过分析新疆纺织业的发展现状及优势,说明了新疆发展纺织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通过对金融支持新疆纺织业的现状描述,分析得出金融支持新疆纺织业存在的几大问题。基于此,进一步对比探究了国内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并结合新疆纺织业的实际情况,探索性的提出了金融支持新疆纺织业的模式:即政策性金融与市场性金融并举的支持模式,通过政策引导强化比较优势,通过发挥市场化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打造优势产能从而实现供给侧改革、进而形成产业内生增长动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了保证纺织企业金融支持模式的有效执行,本文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促使金融支持模式能在疆纺织企业的转型升级中发挥巨大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首先,本文选择新疆纺织业及金融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新疆属于欠发达地区,另一方面新疆纺织业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因此本文对于研究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以及对亟需产业调整的行业金融支持都具有参考意义;其次是研究结论的创新。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仅是解决新疆纺织业金融支持模式的选择问题,同时对欠发达地区及亟需产业调整的行业的金融支持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吴攀^[5]（2017）在《我国供销系统企业并购重组研究》文中提出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在《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一兼并》中提出为成长为大型企业,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现象是企业通过兼并竞争对手的方式实现;在美国,没有依靠企业内部扩张起来的企业,所有大公司都是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成长起来的。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年以服务农业为出发点。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委也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用于支持农业发展。我国经济贸易体系像一座高楼,供销系统企业就是高楼最重要最牢靠的地基,它立基在农村,与“三农”联系十分紧密,供销系统企业像桥梁联结着党和政府与农民,推动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着重对我国供销系统企业在现阶段改革中并购重组问题进行研究,寻找一条适合供销合作社体制下的改革模式,从而带动供销系统企业生产经营结构的调整,使企业经营管理得到改变,达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供销合作社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本文作者在供销系统企业工作,对供销系统企业并购重组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供销系统企业的特点、并购重组的特点,阐述了供销系统企业并购的动因及必要性、分析了供销系统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结合所在企业并购重组案例分析,提出了推进供销系统企业并购重组的对策建议,为我国供销系统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陈为忠^[6]（2014）在《转型与重构：上海产业区的形成与演化研究（1843-1941）》文中提出学界前辈曾“寄希望于上海史与江南史的联动,开出区域史研究的新局面”。作者认同近代时期上海江南发展一体论的观点,但也认为开出新局面不仅需要区域联动,也需要新的理论视角,来揭示经济和空间增长的机理。论文研究表明近代的商埠区、产棉区、产丝区城市在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网络、地方根植性与非地方根植性、大宗生产与柔性生产方式交织下,已经形成新的具有地区生产专业化性质的工业空间——产业区。上海产业区在1895年之前局限于商埠区、产丝区：1895年之后随着棉纺织工业投资高潮的来临,又蔓延到棉产区；192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进入调整期,空间扩张止步。总之,该区域核心区已经由明清时期“七郡一州”的江南,进一步外延到通海平原、宁绍平原地区。论文对近代商埠区、产丝区、产棉区城市产业转型和地域分工的研究显示：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通过集聚与扩散效应,不仅实现自身经济增长,而且也支配着周边产丝区、产棉区城市的产业转型。近代上海及其周边城镇的产业转型主要发生在棉纺织业、缫丝与丝织业、面粉业、烟草业、碾米业、造船业和机器制造业等领域。机器生产在面粉业、卷烟业、碾米业、新式造船、化工与制药等行业的普及较为顺利。大规模机器生产在上述领域的普及预示着转型的成功。相对而言,缫丝与丝织业、棉纺织业是地区传统优势主导产业,攸关国计民生,面临诸多利益纠葛,转型过程较为曲折、复杂。机器纺纱和机器缫丝优势明显,到清末民初,缫丝业和棉纺业基本实现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但丝织业和棉织业转型更为复杂。民国初年江南丝织行业开始引进普及龙头手拉机,一战期间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的丝织厂又引进电力织机,手拉机迅速向电力织机过渡；1920年代中期以后,电力织机开始普及,到抗战前夕电力织机数量已经超过手拉机。棉织业转型明显要慢于丝织业。棉纺行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引进手拉机,但直到1925年前后才基本普及；铁木机在20世纪初就已引进,但直到1920年代才开始为布厂大规模使用。上海、无锡、常州等城市织布厂普及率较高,甚至开始改用电力铁轮机。通海、常熟等土布中心的手工生产也开始普及铁木机,但是仍处在分散的手工副业状态,转型不够彻底。总之,抗战前夕江南城市的缫丝与丝织业、棉纺织业领域机器大工业对手工业生产的优势已经非常突出,转型几近成功,但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的统制经济和内战环境所打断。论文研究显示由于都市工业的发展,区域城镇体系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上海为该区域最大的综合性工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宁波、苏州、镇江、杭州为次金融中心和次贸易中心。上海、无锡、常州、南通为棉纺织工业城市,上海、杭州、苏州、湖州为缫丝与丝织工业城市。此外,都市工业主要在县城以上的城市区位、集聚,从而弱化了传统时期的丝、棉、粮商业集散中心与手工业中心市镇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也改变了原有的市镇发展格局。区域产业的分工与合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机制。原有的苏州、杭州两个中控型城市体系转变为以上海为中心的聚合型城镇体系,逐渐出现上海为中心、周边城市为外围的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使得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规模初具。该都市连绵区存在一个经济地理横轴和两个成长三角：横轴为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翼三角为上海、杭州、宁波,北翼三角为上海、镇江、南通。从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机制看,近代时期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在地方性网络与全球性网络的对接后,国际市场竞争迫使该区域主导产业摒弃落后的生产工具、生产工艺转向机器大工业,从而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致区域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发生几何级数的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在各具比较优势的商埠区、产棉区、产丝区三区联动的机制下实现的。

郑春勇^[7]（2012）在《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文中指出区域产业转移，是当前国内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也是一个为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所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研究的核心旨趣在于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政府在国内产业转移中的作用，总结其规律性，探讨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政府如何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业转移的建议。自建国伊始，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现象就一直存在。比较典型的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和转轨时期的“东锭西移”。这两次区域产业转移，虽然时代背景不同、政府干预的方式不同，但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效果不甚理想。而当前国内正在发生的产业转移与以前的区域产业转移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因为，现在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在逐步转型，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正在付诸实践，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破解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等难题也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已经着手的重点工作。但从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形势来看，我国面临的处境并不乐观：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再造和产业回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开始凸显，不仅发达国家争相到印度、越南等国进行投资，就连我国沿海省市的产业也纷纷向这些地区转移。由此导致我国陷入了东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总量减少、中西部地区可能错失发展机遇的困境。就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现状而言，呈现出北上、西进和区域整合的基本态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产业转移，并采取了不少干预措施。在中央政府层面，从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和工信部的相关举措来看，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层次分明的立体式干预特点。同时，在干预方式上，注重树立典型；在干预手段上，偏重政策引导；在领域选择上，突出国计民生重点行业和特殊领域；在产业布局上，突出重点、错位发展；在方向顺序上，从东到西，中部试验、西部推行，中西并举。此外，在中央政府推动区域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政策传导路径的差异还形成了三种作用机制，大致为：中央政府——央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中央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在地方政府层面，产业转出地政府、产业承接地政府的表现区别较大，即使同为转出地或同为承接地，政府介入产业转移的力度也各不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四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主动调整、被动适应、积极引进、消极承接。其中，前两种是产业转出地政府的行为模式，后两种是产业承接地政府的行为模式。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又是在动态变化的。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转出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会相互转化，承接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也会相互转化，甚至转出地政府的行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会转化成承接地政府的行为模式。政府干预对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在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国政府推动本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做法。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应该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体来讲就是要分层定位各级政府的职能、促进部际协作、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加强省部合作、发展良性互动的政企关系。在操作层面，应该根据产业转移成熟度来选择政府干预的时机，在区域产业转移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政府作用，同时，要加强转出地政府与承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另外，为了更好地实施区域产业转移战略，还应该适当满足企业和企业家的合理诉求。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合理限度。

杜鹏^[8]（2012）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后发大国的视角》文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其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的纵向分离，将重心集中在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与此同时将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了某一产品不同工序或环节在空间上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格局，全球价值链成为推动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在以利益分配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纵向压榨，获得了大部分的分工和贸易利得。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轨迹似乎验证了这个规律：从产业的空间变迁到产品的空间变迁，再从产品空间变迁到同一产品不同工序的空间变迁。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推动着分工进入到某一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和环节；分工则开始进入到产品内部的分工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制造业依赖在规模和成本上的优势，通过承接全球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产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迅速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大国。一直以来，常见观点是坚持以比较优势进入全球价值链低端，中国可以借鉴韩国、新加坡等成功经验，沿着“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的路径实现产业升级。然而，单纯依靠以出口为导向的比较优势或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思路无法解决我国制造业难以摆脱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困境。现有产业升级研究之所以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指导性，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国家规模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比较优势不能自动转化为竞争优势，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一直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因为在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技术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资源、劳动力等传统比较优势的范畴，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如果这种竞争优势具有可持续性，才可能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因此，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企业战略以及相应的产业发展思路，以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谋取更大的利益。充分发挥后发大国的各方面优势，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吸收，依靠国内市场对技术引进和创新的强大推动作用，实施技术本地化战略、应该是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一条可行途径。本文在上述背景和研究思路下，探讨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在这一部分中明确了本文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对产业升级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与评论，进而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逻辑框架和研究方法，总结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构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部分，相关概念和理论简述。在这一部分中对本文研究的基础概念：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后发大国进行了定义；对后发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和后发大国产业发展主要涉及到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生产力理论和大国综合优势等理论作一个简要的归纳、总结和介绍，为全文的研究进行理论铺垫。第三部分，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在这一部分中总结了发达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后发大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制造业发展的经验，世界各国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成功经验是充分、适度的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而技术进步是各国制造业发展升级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资源的优势并不是制造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些经验从历史和现实角度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模式和路径选择提供了帮助。第四部分，“后发大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框架构建。一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需要顾及产业升级的原则、方式、机制和路径。当前成功的制造业业发展模式有以下两种：传统发达国家的大国模式、新兴发达国家的小国模式。然而，由于所处环境、国情的不同，上述模式对后发大国并不适用。后发大国的产业升级应该选用开放自主的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以培育、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为目标。产业升级的本质在于产业内企业依据国内外市场机会和自身资源和能力状况进行动态的适应性调整。后发大国的产业升级应该提倡的是建立在本国市场基础上的多样化技术能力的提升。在上述前提下，后发大国的产业升级路径如下：引进国外技术（代工）→依托本土市场发展壮大，构建国内价值链→针对本土市场技术创新→国内外市场技术创新。第五部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与障碍。通过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产品附加值低，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从国际、国内角度看，现有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重新认识、国家政策的不足、国内市场的缺陷和国内技术创新能力落后对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造成不利影响。第六部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针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存在的障碍，从国家政策、国内大市场构建和国内技术创新的培养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第七部分，本文结论及研究展望。对全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同时对产业升级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

赵伟^[9]（2011）在《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1937） ——以近代中国企业战略史为视角的探讨》文中提出19世纪末,世界工业企业掀起了一体化战略发展的潮流,大型企业集团纷纷出现。此时,中国的民营工业企业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苏南地区出现了八个重要的企业集团,即无锡的荣氏集团、周氏集团、杨氏集团、唐蔡集团、丽新纺织印染集团、永泰缫丝集团,常州的大成纺织印染集团和苏州的光裕集团。企业一体化发展的意识已经在近代中国产生。对此,企业实践者和理论者都有思考和认识,在企业家的发展构想和公司章程中也都有体现。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1895年至1937年,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蓄力准备阶段,从1895年到20世纪初;第二阶段,从1914年左右到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是以实施横向一体化战略为主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1937年,为第三阶段,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进入了生产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战略并重的阶段。近代苏南企业集团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可以分为横向一体化战略和纵向一体化战略两种类型。横向一体化战略有三种模式,即一元横向一体化战略、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和多元横向一体化战略。永泰缫丝集团实施的是对缫丝生产的一元横向一体化战略,经历了分别由薛南溟和薛寿萱主持的两次横向一体化战略高潮。拥有较完善的原料供应体系和跨国外销机构是其能实现缫丝生产区域垄断的重要原因。荣氏集团实施的是棉粉联营的二元横向一体化战略。自建、租办、并购是其实现战略的三种主要方式。较大规模供销部门的建立也是支持其横向扩张战略的重要纵向配合行动。荣氏集团的战略实施具有三大特点,即以无限公司作为战略组织形式,大举外债作为实施战略的主要资金来源,棉纺织生产和面粉生产部门实现关联经营。周氏集团、杨氏集团和唐蔡集团则都实施的是多元横向一体化战略。多元化战略的成效虽然有所显现,但总体来看完成质量不高,也不够成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纵向一体化战略有两种模式,即生产纵向一体化战略和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抵制日货对日纱垄断下细纱交易的冲击,民族纱厂细纱产能有限,以及细纱交易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造成了近代中国细纱交易成本居高,从而促使了部分有实力的民族染织厂联营纺纱生产。由此,大成纺织印染集团和丽新纺织印染集团实施了纺织染联营的生产纵向一体化战略。比较大成和庆丰纺织漂染厂,纺织染联营的实现有两种不同的战略路径,即往返延伸和单向推进。当时棉纺织业环境下,往返延伸的路径更适合后发小资本的发展。光裕集团实施的是铁棉联营的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即棉纺织机器修造与棉纺织生产的一体化,并且其横向上兼营的房地产业起到了资金支持的作用。铁棉联营的产用纵向一体化战略挽救了大隆机器厂和苏纶纱厂,但其内部战略结构安排不当使整个企业集团存在隐患。一体化战略给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发展带来了正向和负向的效应。横向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内部协同互助、规避萎缩与分散风险以及改善和运用市场五个方面;纵向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包括,节省交易成本、防止机会主义、缓解供产销矛盾、获得高利润率、提高差别化能力和产生防御效应六个方面。在获得正向效应的同时,负向效应也是客观存在的。横向一体化战略的负向效应有,管理成本增加、过度资源投入和不经济互助行为三个方面;纵向一体化战略的负向效应有,生产管理成本问题和生产平衡问题两个方面。面对负向效应,近代苏南企业集团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加以减弱甚至化解。一体化战略的正向效应是主要方面。总体来看,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具有追赶性、自主性、多样性的特点。追赶性体现了晚发落后弱小的中国民营企业积极进取的精神。自主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进步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多样性展示了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在困境中取得的显着成果。总之,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推动了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迅速发展。

王利中^[10]（201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工业变迁的历史是新疆工业化建设的真实写照,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通过研究这段历史,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疆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所存在的不足,可以从中汲取经验,为更好地建设新疆提供帮助。新疆工业发展的资源基础雄厚,但历史起点低。1949年以前,新疆工业发展水平低下,主要以传统手工业为主,机器工业发展缓慢。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带领新疆各族群众,在新疆创建了一大批现代工矿企业,并形成了新疆现代工业体系。新疆传统手工业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疆轻工业的组成部分。1978年后,改革成为了新疆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的主线。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的发展,使新疆工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不仅有了巨大的发展,新疆地区的工业布局也发生了从南至北的转变,形成了以首府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工业分布。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新疆工业逐渐成为了新疆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新疆地区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新疆地区工业化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新疆的现代工业是由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创办,在中央政府以及内地省市的支援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新疆工业逐渐形成了中央企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企业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企业三大主体。这些都是不同于其他地区之处。虽然新疆工业发展成果斐然,但仍存在技术水平低、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新疆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的变迁,可以认识到,中央以及新疆地方政府在新疆工业变迁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新疆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是政府行为的结果。由于新疆工业基础薄弱,只能以政府为主来选择工业发展模式,中央以及新疆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主导产业投资、规划工业项目,来推动新疆工业的发展。但是,市场的作用并没有被排斥,在满足新疆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市场依旧对新疆工业发挥着作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在新疆工业发展中的关系,将是未来新疆工业发展所要面临的问题。

二、棉纺业将继续战略重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棉纺业将继续战略重组（论文提纲范文）

（1）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迈入5G时代的“半工业化”（论文提纲范文）

（3）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4）金融支持新疆纺织业发展的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供销系统企业并购重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转型与重构：上海产业区的形成与演化研究（1843-1941）（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后发大国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1937） ——以近代中国企业战略史为视角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棉纺业将继续战略重组（论文参考文献）

• [1]空间记忆与情境重构 ——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研究[D]. 汪瑞霞.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6)
• [2]迈入5G时代的“半工业化”[J]. 许天成,瞿商. 探索与争鸣, 2020(03)
• [3]法国维护大国话语权的路径研究及启示[D]. 夏正华. 武汉大学, 2019(06)
• [4]金融支持新疆纺织业发展的模式研究[D]. 刘新.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1)
• [5]我国供销系统企业并购重组研究[D]. 吴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02)
• [6]转型与重构：上海产业区的形成与演化研究（1843-1941）[D]. 陈为忠. 复旦大学, 2014(12)
• [7]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郑春勇. 南开大学, 2012(07)
• [8]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后发大国的视角[D]. 杜鹏. 武汉大学, 2012(02)
• [9]近代苏南企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1937） ——以近代中国企业战略史为视角的探讨[D]. 赵伟. 苏州大学, 2011(06)
• [10]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D]. 王利中. 西北大学,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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