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向往自由的历史

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向往自由的历史（论文文献综述）

李唐^[1]（2021）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纳撒尼尔·韦斯特是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是集中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四部小说,但在30年代,他的小说或是主流评论家眼中的粗鄙、拙劣之作,或一经问世便被淹没在时代主潮中。20世纪50年代之后,韦斯特文名大起。他的小说被视为“完美的艺术品,胜过他那代人留下的任何东西”。他本人被认为是20世纪前期“被忽视的才华横溢的主要作家”,是堪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文坛翘楚比肩的一流作家。美国的韦斯特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出现两次热潮,期间不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但韦斯特研究在我国并未形成规模,与之相关的评论文章寥寥可数,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在过往的韦斯特研究中,未曾有人就韦斯特创作的独特之处,充分阐释他的小说何以在30年代屡遭责难,而在其作古后的后现代时期备受推崇。本文以分析韦斯特四部小说与美国30年代文坛主旋律相悖的文学特征为主线,同时以韦斯特小说连带其精神生活原型,分析其思想特质。在明、暗两条线索的交织中,解读韦斯特独具感知力和尖刻性的小说创作,开掘韦斯特小说的独特价值。《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是韦斯特的第一部小说。早期评论家普遍谴责这部小说,将它盖棺定论为一本没有价值的小册子。时至今日,即便是在韦斯特研究成果相对丰硕的美国学界,也少有人论及这部作品。韦斯特在小说中借主人公鲍尔索之口恶意嘲弄宗教、艺术和生活。鲍尔索是一个颇具自传色彩的形象,他对犹太教的嘲辱态度派生于韦斯特对自身犹太血统的憎恨情绪;他在揶揄天主教和基督教神话时表现出的矛盾心理派生于韦斯特模糊的文化身份认知。正是基于身份感的撕裂和矛盾的文化心理,韦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忧郁悲观而又惯于嬉笑怒骂的文化气质。他在嘲弄艺术的过程中,泛用令人作呕的文饰和意象,甚至将描写丑陋污秽的艺术世界发展成为一种兴致。他在嘲弄生活的过程中,频繁运用超现实的笔法将生活写得荒唐、痛苦,却又屡屡否定超现实主义以精神渴望的力量对世界的修复和再创造。这部小说透视出韦斯特在创作之初矛盾、阴郁的心理特征和精神气质,透视出他达达般的艺术态度和生活感受。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韦斯特小说悲观、消极的基本论调。也正因此,这部小说在30年代的美国文坛迥然独异,且难于被评论界所接受。《孤心小姐》是韦斯特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清晰地呈现出韦斯特文学的核心主题:现代人的执着追求与追求无果后的精神幻灭。小说中的世界被一张由暴力和色情交织而成的网笼罩着,其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在苦难之中。他们所遭受的是一种染有愤懑感和绝望感的精神疾苦。尽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寻苦难的出口,但殊途同归,所有的精神探索都以幻灭告终,没有人能够获得救赎,这就使他们从根本上质疑生活的意义和人之存在的目的。这些人物多以人格破碎的意象派特征见于文本,他们派生于韦斯特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独特理解。韦斯特深切地感知到彼时的美国已然沦为一座精神荒岛,因而他竭力刻画一个紊乱、破碎而又弥漫着苦难的世界,侧重表现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精神文化危机。与同时期主流文学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非出自对历史的真实描摹,但却更加明确而尖刻地书写出时代危机之下的病态社会。因而,尽管它在彼时的美国文坛尤显独步,却同样是时代的忠实缩影。《难圆发财梦》是韦斯特笔下招致诟病最多的作品,评论界关于这部小说的谴责之辞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上:这是一部模仿阿尔杰小说的拙劣之作;这部小说毫无价值可言。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基于部分评论家对韦斯特创作意图的误解。韦斯特固然摹写阿尔杰英雄,模仿阿尔杰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但这是他以戏仿技法改写阿尔杰小说的结果,其目的在于颠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念。这部小说在反映美国恐怖氛围方面百无禁忌。韦斯特塑造出颇具政治色彩的可怖形象,让其频频制造社会恐慌,并以美国理想为口实,实现独裁统治。韦斯特以此暗示美国社会弥漫着法西斯政治恐惧,这种恐惧更像藏匿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恐怖幽灵,终将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分崩离析。彼时的美国作家普遍关注时代危机之中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他们在书写美国梦的时候往往注重表现其在精神层面的升华。韦斯特则竭力说明,美国梦是将美国推向末路的噩梦。这部小说不仅颇为尖刻地解构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念,它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呼吁人们警觉本国法西斯主义的作品。《蝗灾之日》是韦斯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描写好莱坞最好的作品之一。韦斯特在这部小说中以描绘好莱坞艺术世界为契机,完成了对美国现代文明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终极书写。韦斯特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出一个怪诞离奇的好莱坞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将自己在好莱坞的所见所感作以艺术加工之后的结果,他旨在以此影射花哨而虚假的美国现代文明。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好莱坞边缘人,他们是病态文化的符号,也是人类痛苦的缩影。当他们被生活逼到绝境,在他们的绝望中衍生出一种可怕的混乱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毁掉好莱坞,也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韦斯特以此隐喻大萧条时期美国大众心底的绝望一旦被触动,转而将变成一种不可抑制的毁灭性力量。与此同时,韦斯特在这部小说中营造出一种末世般的狂暴氛围,并在这种氛围中将他一以贯之的悲观、绝望情绪推向了极致。彼时的美国正努力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韦斯特却着意宣告,精神文化危机所带来的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衰落,更是人类史上的灭顶之灾;美国已处在末路,整个世界正濒临毁灭。韦斯特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根源于他罕见的感知力和尖刻性,他不仅洞悉到同时代人不曾察觉的、潜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绝望,更在创作中一以贯之地深度刻画这种绝望。黑色不是杂糅进韦斯特某一部小说的色彩,而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调。他的小说就像一股暗流,悄然涌动在30年代文坛主流之下。那一时期的人们普遍关注外化的剧烈社会冲突,他们的社会心理尚未察觉到这股暗流的存在,他们所看到的只是韦斯特小说粗鄙、拙劣的外观,因而他们不喜欢,更不理解韦斯特小说。时至50年代,韦斯特悲观、绝望的精神气质成为二战之后人们的普遍心理情绪,他小说中那股静静流淌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暗流,成为澎湃于后现代时期主流文坛之上的浊流。韦斯特小说的价值也正在于这种独特的感知力和尖刻性,他笔下的黑色世界包孕着他所掘示出的社会本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小说史上,韦斯特是对现代人精神世界认知尤深的作家,也是最早感知到美国社会中的某些症结并将其公之于众的作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颇具社会良知的作家。从被谴责、被排斥到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韦斯特小说不仅是30年代美国社会的透视镜,透过他的小说也可以看到现代人社会心理的嬗变。

王妍^[2]（2021）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国家政策和影视制作行业的影响,我国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制作水平、内容创作和主题表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巨变的思想主题和一系列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能体现时代思想和艺术变革的是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其具有多元的意识嬗变和形象创新。从二十世纪三十代开始,乡村女性形象在中国影视艺术中是一个常见的形象。与中国乡村社会传统观念和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义思想相纠葛,乡村女性形象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意识。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文化冲突、思想冲突以及大环境的变迁,都是女性形象变迁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题材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在新时期同类题材创作的基础上,再次肩负起了反映社会变革和变革中的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历史重任,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风貌和乡村女性群像。她们是传统文化的现实载体,更是思想解放的主体。我们在梳理和评价这些形象鲜明的乡村女性形象时,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她们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们与新时期姊妹们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她们的形象塑造具有哪些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为观众和研究者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诠释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及其塑造方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努力在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中去寻找相关答案。从社会学和影视创作理论的角度分析并阐述新世纪以来乡村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和呈现方式,以表现对乡村女性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注。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的惯性影响下,新世纪影视剧中乡村女性的形象也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以此其形象的变迁来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并从中看到了乡村女性在人生价值观、道德取向、情感诉求等方面的变化。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女性的社会处境也发生进一步变化乃至分化。在市场化、都市化和网络化等浪潮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道德伦理、人生行为和家庭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其中乡村女性的身份、价值和命运的变化最为显着。以乡土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能够充分表征这种时代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够最适宜表达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对于当下的深层影响。不同于以往或从电影或从电视的单一形式和单部作品的角度分析乡村女性形象的常见方式,本文以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为起点进行纵向梳理、以作品中女性形象类型及其特征横向比较的全方位视角,力求从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演变和乡村女性形象谱系的延续中,去溯源乡村题材影视剧对乡土和乡村女性的重新审视和再塑造,同时从中探索新世纪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革及其引发的乡村女性社会地位、生活方式、职业身份、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通过梳理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女性形象谱系及其人生历程,发现当下乡村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大系列:一类是更加趋于开放和现代的乡村女性形象。她们接受了当代文明的洗礼,也留下了当代文明的伤疤。这类女性通过现实和网络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并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勇于挑战传统宗法观念和女性道德,争取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这类女性形象包括乡村女干部、女性创业者和某些大学生女村官等。同时,在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的负面影响下,乡村女性形象也发生了现代性的畸变。她们从社会底层冲杀出来寻找自己新的人生之路,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需求。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将人性良知、自然身体和个人尊严都变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本,金钱至上、自我中心、纵欲享乐成为其追求的价值观。当代乡村题材影视剧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堕落或复杂女性的形象,其中包括乡村女贪官、风尘女和留守情妇等。另一类是受传统道德影响和宗法观念迫害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普遍和最持久的保守者,往往也是最终的受害者。由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文明的自然间隔,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女性的影响源远流长。这种影响培养和保留了中国乡村女性的传统美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征,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和审美价值。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大量出现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其中的代表,她们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和好邻居。在商品化大潮中,这类形象和这种思想性格成为现实生活的东方女性的楷模,也成为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审美价值中最诱人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贤妻良母式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往往是建构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坚忍性格之上的,她们往往是传统道德的崇高者,又是封建道德的殉葬者。因此,除去正常的贤妻良母之外,在传统乡村女性中还有传统道德的牺牲品。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抛家舍业辛勤劳作,为城市建设和城里人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支队伍在新时期是人数寥寥的,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壮大,同时也就在乡村社会产生出另外一支数量众多的队伍—留守妇女。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塑造了许多留守妇女这一新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们的人生处境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过去寡妇和弱女的命运。作品在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时,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但同时也表现出将其与贤妻良母形象融合的模糊认识。当然,不能简单地将是否走出家庭或乡村作为新旧女性和觉醒蒙昧女性形象的划分依据,因为从新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家庭主妇或者全职太太也可能是一种新女性的形象。但是,在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这类的形象和观念还十分鲜见,可能就是因为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农民意识制约所致。论文在比较全面的对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类型进行了归类、界定的基础上,对于“留守妇女”“风尘女”等形象及其评价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这些问题与困惑不仅仅在影视作品创作中会遇到,而且还是“女性形象”在社会变革中必然面临的困惑。因此,以女性形象为理论出发点,将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创作为背景,探讨未来女性形象塑造的发展新途径,试图为影视剧中的女乡村性形象的创作及批评提出一点有价值的参考。在这两大类乡村女性形象系列之间,还有两种跨界性的女性形象,那就是靠近现代文明的大学生女村官和靠近乡村民间文化的农村“泼妇”形象。大学生女村官严格来说不属于乡村社会中人,但是其中扎根农村就业的女村官从身份和生活来说,具有了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新女性形象特质;而“泼妇”形象既有传统乡村民间文化的源流,又有现代文化的自我意识张扬。应该说,乡村现代女性中的这两类形象大多并不是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才新出现的人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新时期文艺中已经登场,但是,在新世纪同类题材影视剧中这些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和鲜明,而且这其中有的是新出现的女性形象。不同于二十世纪的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新世纪同类题材的创作者具有了新的人学思想和美学理念,对于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更加多样,特别是受当代影视艺术观念和技巧的影响,在思想内涵上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元性,显示出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而在艺术手法上更加注意融会新的视听语言表现方式,特别是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与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相结合,运用色彩、声音、构图和音乐等多种方式的不同变化来刻画各种女性形象,创造了比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更加丰富的乡村女性形象。本文力图从个案研究和文本细读中梳理总结出乡村女性形象并全面地分析其影像作品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结合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将所研究的影视作品放置在新世纪市场化、城市化的叙事语境下,对其进行全景式的解读和阐释,并努力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电影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方法,以尽量扩展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中专门从视听语言的角度,对于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不同艺术手法进行细致的分区,努力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女性形象建构进行艺术本体分析。新世纪以来的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用艺术形式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乡村的新风貌,也引起了全社会对乡村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注。当然,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女性意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特别是在表达女性内在精神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进而塑造出具有文艺史价值的典型形象。

肖玉元^[3]（2021）在《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好生活”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民生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围绕民生的内涵、价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途径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依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话语。从话语分析视角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历史变迁,并从中获得规律性认识,不仅可以将中国民生建设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能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系列表达。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演进,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系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改善和保障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路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民生话语演进于中国共产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当中。从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外部条件看,近代以来中国基本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对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在这四种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主题分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且在话语形式上呈现出由革命型民生话语向发展型民生话语,再到品质型民生话语的转换。梳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呈现出话语思维日趋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趋人文化、话语方式日趋生活化、话语传播日趋国际化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经验总结为:在坚守初心使命中坚定话语方向、在坚持问题导向中明确话语主题、在注重中国元素中塑造话语风格、在拓宽话语传播中扩大话语影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干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的主要挑战,但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也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构建应该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批判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夯实理论、针对问题、多元形式、世界表达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杜颖^[4]（2021）在《《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文中研究表明薄伽丘的《十日谈》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不仅在它问世之初就风靡欧洲,为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且在历经六百多年之后,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性,被历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视为新时代的开篇之作,深刻地体现了十四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十日谈》中作者以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多变的文风,构建了层次分明又相互勾连的多层叙事结构,使得不同层面中不同的故事和人物看似充满了矛盾,实际上则是薄伽丘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一体多面的体现。因而本篇论文将《十日谈》的结构与薄伽丘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达结合起来,透过它复杂的表象,探寻其思想的核心。在意大利,薄伽丘及《十日谈》的研究成果丰硕,这部作品拥有“人间喜剧”“商人史诗”“商业世界的圣骑士”等等各种头衔,薄伽丘也被誉为可见研究范围之广。欧美国家也一样,每年都有各种的主题研讨会,学术活动十分丰富,常常对一个故事提出不同的解读方式,并从语文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去进行探究。目前国内对《十日谈》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不同的汉语译本或英文译本,在语言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这本书又是语言风格多变,融嬉笑怒骂于一体,而且不同版本的译文多有差异,也会影响到对文本细节的理解。人文主义思想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多数是从宗教、女性等某一方面进行探究,没有从文本整体进行归类整理,多数是寻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故事为例证,忽视了思想意识内涵不一样的故事,也鲜见对一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去进行解读。本文将以《十日谈》的框架结构中作者的叙事角度作为切入点,以上个世纪意大利《十日谈》研究专家布兰卡（Branca V）勘定主编的原本为研究对象,关注全文序言、跋,以及每一天的引言、结语与一百篇故事,从文本的全景入手,并且通过与但丁的《神曲》进行比较,再结合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及那不勒斯的社会历史背景,探究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两性关系和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三个现实生活中主要方面的表现。“人文主义”一词应用很广,但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又有较大不同,本文将通过具体故事和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既要找到统领全书的思想内核,又要将抽象而宽泛的概念落到具体领域,观其表现,以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十日谈》在嬉笑怒骂之间所传递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人文主义思想。《十日谈》是一本有阅读门槛的书,但作者通过自己的巧妙安排,可以让每个读者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不同的阅读体验。论文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十日谈》的叙事结构及其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达,第二章为《十日谈》的人文主义宗教观,第三章《十日谈》的人文主义两性观,第四章是新兴商人阶层的人文主义精神。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将《十日谈》的叙事结构与人文主义思想表达相结合,从更全面、更立体的多个角度去探究人文主义思想在不同层面的表达,在纷繁复杂、看似相异的现象中找到一致的统领思想。也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让《十日谈》在国内的研究也能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发展。2.将《十日谈》与《神曲》进行文本比较考证,本文的比较考证不同于已有的对二者的叙事方法在宏观层面上的比较,而是从字词、语段等不同角度对两个文本进行关联印证,利用《神曲》结构清晰的优势,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十日谈》中隐含的叙事结构。3.将一百个故事按照十天的主题和内容分为四组,分别从:天性的力量、时运的影响、狂欢化的市井生活和悲剧与崇高四个方面来反映整部作品各部分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让《十日谈》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一个现实的有机整体。

李辰洋^[5]（2021）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二字一直是贯穿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关键词。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强调党员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再到要求全党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等等,习近平的这些论述都始终围绕“人民”展开,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本文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概括、归纳、总结,并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进行剖析阐释。论文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导论。本章分为五节,主要论述了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缘由和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研判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介绍了文章预期的创新点并对研究的基础概念进行了概括界定,从整体上奠定了文章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相关阐释。本章分为四节,主要论析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同时,从思想渊源和思想直接来源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借鉴。第三章至第七章,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的论述。这是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纵向展开,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论述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归纳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而深刻剖析其中展现的重要价值和时代内涵,最后根据习近平相关论述总结提出坚持人民主体、站稳人民立场、保障人民利益、推进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幸福的路径措施。第八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要意义。以前述章节的分析和论述为基础,深刻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展现出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第九章,结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性转化和现实性内需的紧密结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需要。

刘广利^[6]（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田兆臣^[7]（2021）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原始社会开始,伴随人的劳动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原始社会不同种族、部落的习俗和约定等也逐渐形成,产生了最早的“制度”萌芽,规范着原始氏族成员之间的行为与交往。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更加完善与健全,制度的规范性也不断增强,并在对行为的指引与约束中推动人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受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范围的分工与合作逐步形成,制度的范围与效力也更加凸显,制度发挥约束力的同时更强化了惩罚与警示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制度规范的提升,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制度在原有规范性和约束性功能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强的感召力和引领力,不断凸显制度的权威,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制度权威是制度内在功能的体现,是人对制度认同和信服的结果。从制度权威的形成与显现来看,制度权威是人对制度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内化,是制度功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外显,更是人们对制度敬畏和信服的必然结果。制度在规范和约束社会行为中展现着制度的功能和力量,并逐步内化为人们内心的一种信服与认可,成为人们外在行为与实践的客观标准和遵循,最终将制度权威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在马克思看来,制度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事物内在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制度权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制度权威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和“威严”。当社会秩序的平衡状态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外在因素打破时,制度作为一种客观约束机制就会启动规范、惩罚和救济机制,实现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或对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平衡和维护。伴随制度内在平衡功能的不断发挥,人们逐渐对制度形成一种力量的共识,将制度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和依据,彰显着制度权威的内在力量。马克思是制度理论的导师,更是制度权威思想的创始人。在马克思的所有思想中,制度权威思想是马克思关于制度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载体与武器。唯物主义哲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奠定了认知基础,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则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指明了发展方向。无论是原始社会的习俗约定还是现代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制度的载体与形式,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外在行为的逻辑认知结果。在这一逻辑演变过程中,制度功能不断增强,由最初的指引规范到硬性命令再到强制执行等,都展现着制度内在的、客观的规范性与约束性。在马克思看来,制度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会伴随人们认识的提升,而逐步内化为人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素养,并以制度权威的形式指引人们在社会实践和交往中主动遵循与践行。探寻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是全面认识和了解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前提与基础。从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大机器生产的发展、社会交往失范和阶级矛盾对抗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和背景。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产权制度与分工理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思想,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启发马克思进行制度权威研究的思想起点。马克思通过探索启蒙运动以来人对自由的追求,认识到了制度权威蕴含的人性诉求;通过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研究,认识到了制度权威的社会期盼;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全面阐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基于这些认识,看到了制度权威的价值,进一步坚定了开展制度权威研究的信心和决心。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及逻辑体系是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依据。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制度和制度权威的相关论述的文本梳理与研究,进一步系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及演变的看法和思考,以确保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起点、思想内涵和逻辑体系,从而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纵深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相关经典着作、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的查阅和梳理发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都蕴含着其关于制度及制度权威的分析和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等的认识与思考,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也是制度权威显现的力量源泉。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制度权威也会不断发展和演变,由人最初的被迫性接受逐渐转变为人的主动性遵循。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要探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内涵、特征及演变等,还要积极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及启示。制度权威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和体现,决定了制度权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保障功能,也对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有着基础性的助推作用。当前,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全球各国的国家治理相结合,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引领和指导各国的法治建设,将会不断凸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确保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的全面发展。立足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相结合,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系统研究,既能让我们看到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制度权威思想,更能让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内涵、本质和特征等理论品质,为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系统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形式特征及演变等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意义,能够不断推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同时,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更能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制度权威的力量。

刘佳临^[8]（2021）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三重逻辑及其实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从毛泽东思想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理论中的“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无不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本文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内在逻辑为主题,着重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继承与发展,深入剖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进程中继续坚持和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现实路径。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分析与综合的研究方法,收集并分析现有的文献、资料,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论述,并且收集与归纳学界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相关研究,对已有积极成果进行充分归纳、借鉴并吸收,以前人的研究作为写作的重要依据。并从经典论述、历史经验、理论演变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加以分析、确证,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通过剖析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历史表现,梳理其背后蕴含的理论逻辑。最后通过综合归纳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并基于时代背景提出符合历史规律与理论要求的实现路径。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视角、方法、内容三个方面。从视角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从方法上看,本文采用的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分析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展开论述,全面分析“人民性”的具体表现,并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从整体上把握“人民性”的特征。从内容上看,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其党性与人民性历来都是统一的,学界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将理论、政党与人民三者统一起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首先,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属性,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是争取人类解放的学说,无产阶级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锋队以及人民解放伟业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历史逻辑体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形成与发展符合社会历史规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再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理论逻辑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逻辑起点,既要恪守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又要坚持理论、政党和人民的内在统一,不断坚持理论底色与理论创新,保持理论活力与人民特性,不断地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新境界;再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实践逻辑体现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带领人民完成了一项项伟大的社会变革,一步步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实现“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开启“强起来”新时代的实践中;最后,要使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得到更充分彰显,就要回答“如何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继续坚持和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要使“人民性”体现在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过程中,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进程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张慧儒^[9]（2021）在《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成吉思汗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世界上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的功业绝不仅仅在于他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帝国,更在于他对蒙古民族、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讲述成吉思汗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成吉思汗已经与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分析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在古今中外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成吉思汗形象这一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扩大国际影响力。首先,对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进行了历史和理论溯源。成吉思汗在绝境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传播过程中,积极因素都得到了表现,而争议之处却让创作者为难,如何全面展示成吉思汗形象向创作者们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这些争议之处往往是创作能够出现新思路的契机,随着人们对成吉思汗评价越来越客观,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这些争议因素,无疑会给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注入新的活力。在新历史主义理论视域下,历史文本与文学、文化文本没有严格的界限,都是一种话语实践,是某一特定时代或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学与文化文本不是历史的传声筒,而是与历史一起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符号体系。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出发,不同国家、民族所创造的成吉思汗形象文本处在不同的符号域中,这些符号域间的互动、交流、“翻译”又使成吉思汗形象产生了新的意义。这也正是文化交流的实质,不同符号域之间打破边界的交流,更可以促进文化创新。成吉思汗形象在西方一直备受关注,通过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化间的差异,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成吉思汗与中国文化。其次,从文本细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成吉思汗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一个受长生天庇护的英雄;在17、18世纪历史文学作品中,他的形象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一些蒙古民间故事的加入也让成吉思汗形象有了更多人性化色彩;《青史演义》的作者将成吉思汗塑造成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也强化了他蒙古民族英雄的形象。对外国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国文化,进而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外国作品塑造成吉思汗形象时角度多样,内容丰富,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解读。在我国当代作品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依然带有演义小说的色彩,追求宏大叙事,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则开始从更多的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与文化文本看成是文化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本身与历史书写一样,也是对社会文化的塑造。文学文本所描述的成吉思汗形象,一方面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种“可能的”的形象,具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不同时期成吉思汗形象的文学叙事,更为历史叙事提供了一种参照。再次,对成吉思汗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了分析。不论是展现成吉思汗一生功绩的纪录片还是表现成吉思汗成长历史的电影,近年来国外影视作品对成吉思汗的评价都比较客观,虽然其中也有对成吉思汗和中国文化的误读,但人们都在力求塑造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系统和价值系统要求的成吉思汗形象。在我国,成吉思汗题材影视剧数量不算多,但质量都很高。如今,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优秀影视剧需求热度持续不减,这正是我们创作的大好契机。21世纪以来,网络迅速发展,人们观看影视剧的形式和媒介也发生着变化,如何利用这一契机,紧跟时代的步伐,加大对成吉思汗题材电影电视剧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深挖成吉思汗这一文化资源,是我们当前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最后,论述了成吉思汗陵祭祀情况和成吉思汗的旅游文化形象。由于蒙古人的秘藏习俗,人们至今不知道成吉思汗的真身到底埋葬何方。根据传说,成吉思汗的灵魂留在了伊金霍洛,人们将他的一些遗物放在这里,建立宫帐进行祭祀,几经变迁形成了今天的成吉思汗陵。在成陵祭祀中,成吉思汗是中心,也是文化符号,成陵祭祀有其神圣庄严的特点,在发展历程中也渐渐融入了蒙古民族特色。近年来文化旅游成为热点,以成吉思汗形象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商业活动都得到了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应该认清现状,看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成吉思汗形象是我们珍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对其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应该在当下,成吉思汗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形象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强化成吉思汗形象塑造和成吉思汗精神的传播,将其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对内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新力,对外可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形象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是我们民族文化共同体伟大精神和思想的一部分,对这一形象进行研究和塑造,可以增强民族团结,更可以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创作出紧跟时代步伐的优秀作品。成吉思汗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部分,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是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一部分,讲好他的故事是我们向世界全面展现中国的一个途径,在这里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介绍中国思想和中国主张。

高祎博^[10]（2021）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试图对“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发生入手,对小城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也关注其小城镇叙事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即“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的文学呈现、记录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复杂多样的人文体验、美学特征。第一章,着重考察“70后”作家成长背景。小城镇是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小城镇和“70后”作家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是“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先天性优势。“70后”作家对小城镇书写多是从日常生活切入,以商街和工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城市化不断拓进的当代社会,小城镇正在成为都市的模仿者,但有限的生活区域增强了对于外部世界无限的想象。第二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即小城镇青年群体。徐则臣、石一枫、阿乙等作家塑造出一批漂泊的“城市异乡人”形象;田耳、张楚等作家塑造了那些不曾离开故乡的“在地者”形象。小城镇青年群体中有命运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而起落的青年工人,也有坚持文学梦想不曾放弃的写作者,他们以火车、地图、星空、望远镜为象征符号展开想象,他们的身与心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不定。第三章,主要探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在“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性的消费主义对小城镇人际关系的冲击。对父子、夫妻关系的影响、塑造,对边缘群体的叙事隐含着“70后”作家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伦理关系带来的精神束缚,又呼唤传统伦理秩序回归。第四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是面向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学书写。“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以社会事件作为切入点,站在底层视角,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人生痛点与精神疑难,用细密的笔法描绘出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变化: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乃至思维观念的骚动、渐变。以房伟和马笑泉的作品为例,透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企改革、城镇化建设等大的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理想化的人文情怀。第五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的关系。70后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忠实读者与文学精神的继承者,在城镇叙事中,他们用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叙事策略,营造出小城镇作为闭合环境的荒诞氛围。本章以金仁顺、黄孝阳、瓦当等作家为例,分析“70后”作家设置的超越常理的人物关系,在那些离奇乃至诡谲的情节背后,叙事的主旨仍在于揭示和描绘世界与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变幻莫测。

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向往自由的历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向往自由的历史（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三重逻辑及其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四、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向往自由的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D]. 李唐.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D]. 王妍.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演进研究[D]. 肖玉元.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D]. 杜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5]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D]. 李辰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6]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7]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D]. 田兆臣.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三重逻辑及其实现研究[D]. 刘佳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9]成吉思汗文化形象塑造研究[D]. 张慧儒. 吉林大学, 2021(02)
• [10]“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D]. 高祎博. 吉林大学,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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