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天尧[1]（2021）在《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与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作为东北亚区域内的发达国家,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产业合作潜力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经贸关系虽然有所起伏,但近几年呈现出逐渐回暖的态势,在中美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日两国经贸投资合作的必要性愈发凸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中日两国合作面临全新向好形势之时,我国需要重新审视、规划并调整未来与日方的投资合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现有大多数文献都是从国际关系视角阐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产业结构、投资趋势等。本文以21世纪为时间切入点,分别从中日两个角度来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及其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的经济效应,最后总结出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本论文重点研究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影响。首先概括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与特点,分别将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六个理论进行阐述,为之后的章节做理论基础。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划分为四个阶段,集中分析了各个阶段日本对华投资发展过程。其次分析了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背景与影响因素,投资的背景从世界、日本、中国三个角度展开分析,投资的影响因素分别从中日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再次,重点分析了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以21世纪为时间点,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来看是波动变化并且经历了四次高潮。从中国利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外商总投资的比重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比重来看,投资将进一步趋向谨慎。然后分别从投资行业结构、投资区域、投资方式和目的等方面分析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最后,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对中日两国的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日贸易有着促进效应。然后总结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企业战略、技术转移、生产经营、投资环境等面临的问题,并对中国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提出对策和建议。
胡叶琳,余菁[2]（2021）在《“十四五”时期在华跨国公司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保障。一方面,跨国公司带来了大量的资本、技术等要素在我国市场集聚;另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日趋规范与完善,又进一步为在华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加富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两方面因素的良性互动,使得在华跨国公司克服了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活动的不利冲击,总体上保持了比较稳健的增长态势。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的全球疫情,给在华跨国公司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影响。展望"十四五"时期,如果我国政府政策应对得当,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加开放与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跨国公司更好地发挥其先进技术优势,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则在华跨国公司将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
方芮[3]（2020）在《文化距离、语言距离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致力于不断稳定外资、并吸引优质外资。因此,为了吸引和稳定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需要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有更深的认识。本文探究了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是否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有影响,以及影响机制是怎样的。本文将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分别用“文化距离”和“语言距离”进行量化,以OECD成员国和关键伙伴国（共36个国家）的2006-2018年对我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文化距离和语言距离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①文化距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呈较小距离削弱、较大距离促进的“正U型”,而语言距离对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大小,均为削弱作用;②文化距离和语言距离都会通过双边贸易额间接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但双边贸易对于文化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是进一步扩大,而对于语言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③孔子学院的设立会促进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且促进作用的大小与文化距离有关,与语言距离无关;④平均英语掌握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且这种促进作用的单位增量随着与英语的语言距离增加而增加。针对以上特点,本文的政策建议是:第一,我国政府作为东道国应在保护我国本土企业的同时,帮助外资企业更好地理解我国风土人情、更好地使其产品和服务融入我国市场。第二,通过先在与我国文化距离较小的国家建立孔子学院,并在与我国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逐步、有序地建立孔子学院,可以更加有效率地达到降低文化差异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负向影响的目的。第三,提高我国英语及其他通用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的平均掌握水平,更利于外商对华进行直接投资。
胡云莉[4]（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提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张赛赛[5]（2019）在《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和美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且也是在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等诸多领域存在最大差异的经济体。虽然中美两国分别为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但是目前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规模却远远低于这两个国家的体量,与每年6000多亿美元的双边贸易的规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理论上说,双边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双边贸易中长期存在的贸易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贸易冲突。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一直是短板。直至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流量才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由此可见,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非对称性。特朗普执政以来不仅承袭了其前任总统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实施的选择性投资保护主义政策,而且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即签署了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基于这一背景,对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通过研究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能够拓展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从而推动国内学术界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国内学术界对中美经济关系的走向即发展趋势进行客观、准确的预测和判断,从而为中国决策层如何更好地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企业如何在开展对美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更好地趋利避害提供决策参考。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即第1章）为绪论。通过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归纳,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即“中美双边直接投资规模为什么没有达到正常水平”、“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发展”以及“如何在中美双边经济关系跌宕起伏的背景下继续推动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发展”。第二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和第4章）首先对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主要特征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且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中美政治关系对双边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更具脆弱性。论文的第3章和第4章分别对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认为美国的党派政治是推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和发展的主要推手;而该委员会对外国投资实施的“国家安全”审查已经成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发展的“拦路虎”。为了防止中国获取高新技术,美国政府不仅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而且还采取出口管制政策与投资限制结合的手段限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美国政府实施的针对中国企业的选择性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已经成为阻碍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制度因素是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制度因素主要是通过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和东道国与美国的相对制度距离这两个途径,对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同时,中国的东、中、西部在吸引美国直接投资方面各有不同的优势,中国在制定引资政策时应该因地制宜,不宜“一刀切”。第三部分（包括第5章和第6章）首先分析了目前处于搁置状态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及其对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未能在奥巴马总统的任期内顺利完成,主要是因为双方在核心条款方面存在冲突,但谈判已经具备从冲突走向趋同的基础。本文认为,基于《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具有明显针对中国企业的意图,中国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重启;中国企业应该提前做好应对该法案对赴美投资不利影响的前瞻性举措。论文对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发展进行了展望,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中美两国经济的竞争性的增强,双边直接投资关系会面临一段艰难的调整期;而在这到来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美双边直接投资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的第3章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背后的美国党派政治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第二,对中国东、中、西部在吸引美国直接投资上的不同优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第三,基于制度的视角,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存在的冲突以及导致冲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谈判具有从冲突走向趋同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推进谈判进展的政策建议。
周金凯[6]（2019）在《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中提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经贸关系更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发展和失衡问题并存,但贸易失衡问题更为敏感突出。特朗普执政后,尤其对此问题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政策加以解决。中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共识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深入研究中美贸易失衡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但贸易竞争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恰恰正是产业竞争对一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逆差这个总量概念上,以两国间产业竞争为视角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以及美国单纯以贸易逆差的表象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忽略产业竞争因素,是否是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等等,这些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从产业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不仅扩展了贸易失衡的理论研究,为中美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贸易格局战略提供政策制定、评估和改进依据。本文从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参考美国产业就业率、选举政治、中美贸易逆差程度和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等因素选定代表性产业,包括纺织业、塑料和橡胶业、金属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接下来,文章对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代表性产业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与中国全球代表性产业的贸易差额同步变化,二者的比重整体保持平稳,中美贸易逆差变化是相对的。究其原因,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主要是美方贸易统计数据高估、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中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贸易与就业、贸易与产出、贸易与工资的回归模型,通过贸易与利润关系的经验分析,研判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及其分类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产业差异性,以正向影响为主,并未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对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为了佐证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232调查”的主要产品——钢铁和高新技术产品——苹果手机两个典型产业案例,详细剖析了中美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失衡的本质和中美钢铁贸易是否对美国钢铁产业构成竞争与冲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本文通过中美与日美对比分析,以历史事实阐释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客观事实,还是有意为之。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美国以日美贸易失衡冲击其产业为由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要求减少双方贸易差额。当前中国与日本面临的情形看似一样,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包括: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美与日美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日美产业结构以竞争为主,中美产业结构以互补为主;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涉及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主要是日本本土企业;日美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有意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结果表明: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主导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本质不同。因此,美国大肆宣扬中美贸易失衡对其构成“产业冲击”即存在夸大其词,又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论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夸大其词,还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都是为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服务。在中美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产业界不仅鼓吹中美贸易失衡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且直接游说政府和国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此,本文以美国产业界（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为联结,基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美国产业界的态度分析得出:一方面,在美国企业界中,传统“夕阳产业”企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受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较重,是“中国产业冲击”言论的主要制造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则很少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利益集团中,主要关注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如美国劳联-产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纺织产业委员会等。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商会、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等则很少提及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基于美国产业界的态度,本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交往”为主向以“遏制”为主的转变。其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以“交往”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倾向奉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一转变与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即长期以来,美国很难通过“贸易交往政策”全面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发展置于“美国规则”约束下。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改变现有局面,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话题正好成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托辞。综合本文分析,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以“产业冲击”为由,对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并非真的构筑在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基础上。美国有意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一方面为迎合利益集团的诉求,以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大肆炒作该问题,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多措并举应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防止中美金融战等建议。
李炫周[7]（2019）在《韩国海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效应分析》文中指出为了分析韩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韩国对投资东道国的进出口,回顾有关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的影响的现有研究,并提出了本研究的特点和独特性何在。本论文先考察韩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进出口的趋势,并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研究模型,对韩国海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进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本论文利用面板引力回归模型进行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时间序列数据不够充分,本论文使用了按区域、国家经济的发展程度、行业及企业规模分类的面板数据。本研究是以韩国连续五年进行直接投资的38个国家为对象,从1990年到2017年为研究时间,对投资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段时间是因为韩国从1990年正式积极展开海外直接投资。为了分析海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的影响,将取在现有研究的解释变量当中普遍使用的控制变量,分多样的群体来进行分析。本研究分别海外直接投资额和累计额进行分析,自变量采取母国（韩国）和东道国（38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母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分析结果显示,对全体38个国家而言,韩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和出口显示正的相关关系,如果韩国扩大海外直接投资,韩国向投资对象国的出口也会增加,由此会产生拉动出口的效果。并对进口产生的效果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累计海外直接投资额与进口具有正相关。按区域的进出口效应分析结果,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显示正的显着性关系,而在对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分析中,上一年及上上一年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口显示显着的关系。对欧洲地区而言,海外直接投资对进口产生正的显着性关系,但对出口在统计上显示不显着。随着在美洲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增加,韩国向美洲地区的出口也增加,而对进口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只有上一年的海外直接投资累计额显示显着的关系。从此分析结果可知,韩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对这个地区的进出口产生很大的影响。本论文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分为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对属于发达国家的OECD成员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只有与进口显示正的相关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非OECD成员国而言,只有与出口显示正的关系。从这个分析结果可以得知,韩国对发达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增加促使韩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增加,韩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会增加韩国的出口。按行业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对制造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显示正的关系。对服务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呈现不显着的关系。这是因为韩国对服务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不同大部分都是面向而针对当地市场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资。按企业规模分类的分析结果发现,大型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有着不显着的关系。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生正的关系,而对进口在上上一年的海外直接投资显示负的相关关系。
庞鹤[8]（2018）在《基于所有制差异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结构及其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额逐年攀升,通过贸易创造、技术外溢等途径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巨大,接近40%的对外贸易额由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创造,贸易结构也伴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贸易决策而发生变动。随着中国开放度的提高,90%以上的外商选择独资或合资的模式在华生产和经营,所创造的贸易额占全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总额98%。外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以及贸易方式结构,由独资和合资企业的贸易决策共同决定。然而,独资和合资企业形成的贸易结构及其选择机制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中国制定的引资的政策与贸易结构调整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论文选择对不同所有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贸易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既能基于中国现实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做有益的补充,也有助于中国制定引资政策时,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目标相协调。论文在总结相关跨国公司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宏观的国家、地区和行业数据及微观企业数据,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所有制选择与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的演进历程,重点分析了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市场、产品和贸易方式方面的贸易结构选择,发现独资和合资企业的贸易结构选择各具特征。论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基础上,分析认为所有制选择差异所引起外资企业对国内外资源控制效率差异影响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分布变化。正是两大效率变动,促使外资企业做出了自利性的贸易结构选择,而中国市场环境的不完善正不断强化外资企业在贸易结构方面做出与中国利益相悖的选择。为进一步检验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论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计量模型,运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海量面板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效应估计法逐步检验企业因素、行业因素和投资地区因素,与外资企业的国内外市场结构、出口产品质量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因果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1）所有制差异引起企业异质性变化在企业贸易结构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较高的合资企业做出的贸易结构选择,更符合中国利益;（2）低效率独资企业集聚限制了外资在中国水平一体化的发展。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较低的独资企业大量积聚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是该行业和地区转型升级难度加大的重要原因。（3）独资企业固定投入效率较低限制了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升级。独资企业由于母公司的技术无私反馈,研发投入不足,推动固定投入效率提高缓慢,倾向以价格竞争优势占领国际市场;（4）高效率合资企业集聚更有助于外资沿全球价值链攀升。合资企业整合国内资源的能力强于独资企业,生产效率越高的合资企业越能以一般贸易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力更强。为推动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论文建议在进一步引资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国要考虑外资企业因所有制选择而引起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的变动,引导和调整不同所有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相关行业和地区的集聚水平,进而促进外资企业与中国贸易结构的协同发展。
季宏,平力群[9]（2017）在《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调整及其原因》文中研究指明从2013年开始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中国作为日本跨国公司所构建的亚洲生产网络的重要一环及海外市场之一,分析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调整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中日两国的政治条件变化下的双边关系,而是有必要把这一分析放在世界经济形势走势与技术进步的大背景之下。从世界经济形式、要素价格、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四个方面分析了日本跨国公司调整对华直接投资的原因。
龚丽丽[10]（2016）在《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与发展,跨国公司为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地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以拓宽国外市场,增强全球竞争力。2014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资流入国,通过探究影响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因素,可以发现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规律,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价值。文章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成果入手,假设影响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验证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因素,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分析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与特点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 2.2.2 市场内部化理论 |
| 2.2.3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5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2.6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第3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
| 3.1 探索启动阶段(1979-1990) |
| 3.2 加速增长阶段(1991-2000) |
| 3.3 持续深化阶段(2001-2010) |
| 3.4 转型调整阶段(2011-至今) |
| 第4章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背景与影响因素 |
| 4.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背景 |
| 4.1.1 全球经济发展为日本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环境和广阔平台 |
| 4.1.2 应对贸易摩擦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日本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
| 4.1.3 日本日益严峻经济压力加快生产和资本国际化浪潮 |
| 4.1.4 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和良好的引资环境具有强大吸引力 |
| 4.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影响因素 |
| 4.2.1 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中国因素 |
| 4.2.2 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日本因素 |
| 第5章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 |
| 5.1 投资规模与比重的变化 |
| 5.1.1 投资规模波动变化 |
| 5.1.2 中国利用日本直接投资的比重变化 |
| 5.2 投资行业结构的变化 |
| 5.2.1 投资行业布局表现 |
| 5.2.2 投资仍以制造业为主 |
| 5.2.3 非制造业投资有所增加 |
| 5.2.4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潜力巨大 |
| 5.3 投资区域的变化 |
| 5.3.1 投资区域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 |
| 5.3.2 投资由南向北和由沿海向内陆转移 |
| 5.4 投资方式和目的的变化 |
| 5.4.1 投资方式向多元化发展 |
| 5.4.2 投资目的地向获取中国市场转变 |
| 第6章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分析 |
| 6.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经济的影响 |
| 6.1.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 6.1.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6.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影响 |
| 6.2.1 模型建立与数据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7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问题及对我国促进日本对华投资的对策建议 |
| 7.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问题 |
| 7.1.1 日本企业战略调整中投资出现波动 |
| 7.1.2 日本企业在技术转移上较为保守 |
| 7.1.3 日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上面临成本提高和人才短缺等问题 |
| 7.1.4 日资企业在华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越来越大 |
| 7.2 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
| 7.2.1 继续完善营商环境 |
| 7.2.2 优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
| 7.2.3 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解决实际困难 |
| 7.2.4 重视日本中小企业对华直接投资 |
| 7.2.5 把握日资企业在华结成经营联盟的动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十四五”时期在华跨国公司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概况 |
| 1.历程与现状 |
| 2.在华跨国公司来源构成与变化态势 |
| 三、需要关注的三个实践问题 |
| 1.跨国公司撤资现象 |
| 2.跨国公司的技术贡献趋弱 |
| 3.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部分缺失 |
| 四、“十四五”时期跨国公司发展面临的形势 |
| 1.全球疫情延续,将影响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规模与布局结构 |
| 2.保障供应稳定,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管控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因素 |
| 3.各国规制竞争,始终是影响跨国公司全球布局调整的重要因素 |
| 五、政策建议 |
| 1.持续优化对外开放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 2.发挥跨国企业对产业技术升级的带动作用 |
| 3.提升跨国公司的社会声誉与强化其社会责任 |
（3）文化距离、语言距离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化距离及其相关文献 |
| 2.1.1 文化距离 |
| 2.1.2 文化距离悖论 |
| 2.1.3 文化距离如何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
| 2.2 语言距离及其相关文献 |
| 2.2.1 语言经济学的由来 |
| 2.2.2 语言距离及其测度 |
| 2.2.3 语言距离如何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
| 第三章 文化距离和语言距离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 |
| 3.1 文化距离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 |
| 3.1.1 各国文化差异现状 |
| 3.1.2 文化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的路径分析 |
| 3.2 语言距离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 |
| 3.2.1 各国语言差异现状 |
| 3.2.2 语言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的路径分析 |
| 3.3 理论分析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检验 |
|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说明 |
| 4.1.1 样本选取 |
| 4.1.2 解释变量 |
| 4.1.3 控制变量 |
| 4.1.4 各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检验 |
| 4.2 构建计量模型 |
| 4.2.1 基本模型 |
| 4.2.2 对于“U型曲线”假说的检验模型 |
| 4.2.3 对于双边贸易额作为中间变量的检验模型 |
| 4.2.4 对于孔子学院作为中间变量的检验模型 |
| 4.3 回归结果与实证检验 |
| 4.3.1 基本模型 |
| 4.3.2 “U型曲线”检验 |
| 4.3.3 中间变量“双边贸易额”的检验 |
| 4.3.4 中间变量“孔子学院”的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 |
| (三)国家利益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与OFDI |
| 二、OFDI的分类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一、经济学视野 |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 |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政经互动的一般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
| 一、OFDI与母国经济 |
| 二、OFDI与经济全球化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 |
| 一、OFDI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二、OFDI与地缘政治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与外交策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一、平稳安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OFDI |
| 二、政治冲突对OFDI产生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日本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从国家利益角度回顾日本OFDI的历史变迁 |
| 一、经济效益优先,OFDI促进日本复苏为经济大国 |
| 二、谋求政治大国,外交战略转型与对外投资调整:OFDI的停滞和调整阶段(1991-1999) |
| 三、OFDI新时期:OFDI的新衰退和恢复发展阶段(2000-至今) |
| 第二节 日本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 “美日同盟”与日本OFDI |
| 二、中日关系曲折中的OFDI波动 |
| 三、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投资 |
| 四、重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东南亚直接投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中国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OFDI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OFDI的规模发展 |
| 二、中国OFDI主要行业现状 |
| 三、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 |
| 四、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 |
| 二、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中国OFDI |
| 三、外交活动影响中国OFDI |
| 四、国际政治环境与OFDI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OFDI格局的政治考量 |
| 一、投资周边:通过经济外交,稳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安全 |
| 二、投资欧美:强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投资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当前中国OFDI面临的新挑战 |
| 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阻碍增多 |
| 二、多边投资框架仍未有效建立 |
| 三、OFDI回报率逐年下降 |
| 四、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OFDI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背景及战略意义 |
| 一、产生背景 |
| 二、战略意义 |
| 三、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现状 |
| 一、“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发展与现状 |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外交 |
| 第三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外交的重要支撑 |
| 一、亚投行成立背景 |
| 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投资外交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以OFDI带动经济外交,进而促进全面外交,服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 (二)围绕外交总体布局,主动完善经济外交,促进OFDI,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
| 1.2.2 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
| 1.2.3 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
| 1.2.4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冲突与趋同 |
| 1.2.5 《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 1.2.6 对相关文献的总结与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第2章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历史发展 |
| 2.1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发展历程 |
| 2.1.1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 |
| 2.1.2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 |
| 2.1.3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 |
| 2.1.4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发展的第四阶段 |
| 2.2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主要特征 |
| 2.2.1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规模较小 |
| 2.2.2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 |
| 2.2.3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存在差异 |
| 2.2.4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其它差异 |
| 2.3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意义 |
| 2.3.1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创造的就业效果显着 |
| 2.3.2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
| 2.4 中美政治关系与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 |
| 2.4.1 中美双边政治关系对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影响机制 |
| 2.4.2 实证检验 |
| 2.4.3 实证结果分析 |
| 2.5 对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发展的展望 |
| 2.6 本章小结 第3章 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1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概况 |
| 3.1.1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现状 |
| 3.1.2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遇阻 |
| 3.2 美国的党派政治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 |
| 3.2.1 “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选择性投资保护主义 |
| 3.2.2 美国选择性投资保护主义背后的党派政治 |
| 3.2.3 “外国投资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加强 |
| 3.2.4 党派政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 |
| 3.3 华人网络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 |
| 3.4 实证检验 |
| 3.4.1 变量及模型设定 |
| 3.4.2 实证结果分析 |
| 3.5 中国企业如何拓展对美直接投资 |
| 3.6 本章小结 第4章 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 |
| 4.1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特征 |
| 4.1.1 存量占比较低 |
| 4.1.2 地理分布不均衡 |
| 4.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存量占比较低的原因：基于制度因素视角的分析 |
| 4.2.2 存量占比较低的原因：基于保护主义视角的分析 |
| 4.2.3 地理分布不均衡的成因：基于区位选择视角的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如何推进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发展 |
| 5.1 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协定谈判的冲突与趋同 |
| 5.1.1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意义及发展历程 |
| 5.1.2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冲突 |
| 5.1.3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如何从冲突走向趋同 |
| 5.2 《2017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逻辑及影响. |
| 5.2.1 《2017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由来 |
| 5.2.2 《2017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改革的“国家安全”逻辑以及针对中国的意图 |
| 5.2.3 《2017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对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影响 |
| 5.3 关于推进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若干思考 |
| 5.3.1 探讨重新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
| 5.3.2 积极应对《2017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不利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展望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致谢 |
（6）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研究 |
| 1.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
| 1.3.3 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研究 |
| 1.3.4 现有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 1.6 拟创新点 |
| 第2章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 2.1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 |
| 2.1.1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来自制造业 |
| 2.1.2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依据 |
| 2.2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 |
| 2.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差额整体呈上升态势 |
| 2.2.2 中美产业贸易差额占中国全球同类贸易差额的比重保持平稳 |
| 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
| 2.3.1 美方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存在严重高估 |
|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 |
| 2.3.3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美国逐步下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结构性冲击的分析 |
| 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影响 |
| 3.1.1 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现状 |
| 3.1.2 贸易与产出模型 |
| 3.1.3 实证分析 |
| 3.2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影响 |
| 3.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变化分析 |
| 3.2.2 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变化分析 |
| 3.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与产出利润的关系 |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影响 |
| 3.3.1 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现状 |
| 3.3.2 贸易与就业模型 |
| 3.3.3 实证分析 |
| 3.4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影响 |
| 3.4.1 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现状 |
| 3.4.2 贸易与工资模型 |
| 3.4.3 实证分析 |
| 3.5 中美贸易中的典型产业案例分析 |
| 3.5.1 中美钢铁贸易与产业竞争 |
| 3.5.2 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失衡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冲击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与日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 |
| 4.1 日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回顾 |
| 4.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 4.2.1 日美汽车贸易差额是双方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 |
| 4.2.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以直接竞争为主 |
| 4.2.3 日美汽车产业竞争与“自愿出口限制” |
| 4.3 日美半导体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 4.3.1 日美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 4.3.2 日美半导体协定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 |
| 4.4 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异于日美贸易失衡 |
| 4.4.1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日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 |
| 4.4.2 中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同 |
| 4.4.3 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
| 4.4.4 美国对于中日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
| 4.4.5 美国对中日的出口管制程度不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 5.1 美国产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1.1 美国企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1.2 产业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 5.2 美国产业界态度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 5.2.1 美国产业界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路径 |
| 5.2.2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2.3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2.4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 6.1.2 美国宣扬的“产业冲击”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 |
| 6.1.3 日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本质异于中美 |
| 6.1.4 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托辞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 6.2.2 积极应对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为由制造的摩擦 |
| 6.2.3 做好应对美国金融战的准备 |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韩国海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目的 |
| 1.2 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结构安排和内容 |
| 第2章 关于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基础 |
| 2.1 海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替代关系理论 |
| 2.1.1 贸易投资替代理论 |
| 2.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2 海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互补关系理论 |
| 2.2.1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2.2 贸易与投资互补理论 |
| 2.3 海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互动关系理论 |
| 2.3.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3.2 新贸易理论 |
| 2.4 文献综述 |
| 2.4.1 影响海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 |
| 2.4.2 海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
| 2.4.3 海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影响 |
| 2.4.4 韩国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 |
| 第3章 海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现状 |
| 3.1 韩国海外直接投资政策及制度变化 |
| 3.2 韩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 |
| 3.2.1 按区域海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 |
| 3.2.2 按照行业和类型的海外直接投资现状和特征 |
| 3.3 韩国进出口的现状和特征 |
| 3.3.1 韩国的出口现状 |
| 3.3.2 韩国的进口现状 |
| 3.4 韩国海外直接投资和进口以及出口的关系 |
| 3.4.1 韩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
| 3.4.2 海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 |
| 第4章 韩国海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的效应分析 |
| 4.1 韩国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影响效应分析 |
| 4.1.1 海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效应 |
| 4.1.2 海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 |
| 4.1.3 海外直接投资类型以及分阶段进出口效应 |
| 4.2 影响贸易规模的作用因素 |
| 4.2.1 贸易政策 |
| 4.2.2 汇率 |
| 4.2.3 产品生命周期 |
| 4.2.4 知识技术水平 |
| 4.2.5 产业特征 |
| 4.2.6 要素禀赋与价格 |
| 4.2.7 市场规模 |
| 4.3 投资-贸易规模模型的构建 |
| 4.4 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 |
| 4.5 面板数据模型 |
| 4.6 面板回归分析结果 |
| 4.6.1 对全体国家进行的分析结果 |
| 4.6.2 按区域分析的结果 |
| 4.6.3 按国家发展程度的分析结果 |
| 4.6.4 按行业进行分析的结果 |
| 4.6.5 按企业规模的分析结果 |
| 第5章 结论 |
| 附录A 图次序 |
| 附录B 图次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基于所有制差异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结构及其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及相关概念界定 |
| 2.1 跨国公司FDI模式选择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 |
| 2.1.1 水平FDI与出口关系 |
| 2.1.2 垂直FDI与产业内贸易关系 |
| 2.1.3 混合一体化与公司内贸易的关系 |
| 2.2 跨国公司子公司经营模式选择研究 |
| 2.2.1 外部决定论 |
| 2.2.2 内部驱动论 |
| 2.3 企业贸易结构选择研究 |
| 2.3.1 企业出口市场结构选择研究 |
| 2.3.2 企业出口产品结构选择研究 |
| 2.3.3 企业贸易方式结构选择研究 |
| 2.4 简要评论和本文研究基础 |
| 2.5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所有制选择与贸易结构的演进 |
| 3.1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所有制选择与对外贸易演进 |
| 3.1.1 不同所有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投资规模、行业和地区变化 |
| 3.1.2 不同所有制外资企业对外贸易变化 |
| 3.1.3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所有制选择和对外贸易演进特征 |
| 3.2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结构演进 |
| 3.2.1 市场结构 |
| 3.2.2 产品结构 |
| 3.2.3 贸易方式结构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所有制差异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结构及其选择影响机理 |
| 4.1 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所有制选择的因素 |
| 4.1.1 中国制度环境因素 |
| 4.1.2 中国行业发展因素 |
| 4.1.3 中国地区发展因素 |
| 4.1.4 中国要素质量结构因素 |
| 4.2 所有制差异对外资企业异质性的影响 |
| 4.2.1 对企业生产效率分布的影响 |
| 4.2.2 对固定投入效率分布的影响 |
| 4.3 外资企业异质性变化对企业贸易结构选择的影响 |
| 4.3.1 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
| 4.3.2 对产品结构的影响 |
| 4.3.3 对贸易方式结构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所有制差异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结构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说明 |
| 5.1.1 计量模型构建 |
| 5.1.2 数据来源说明 |
| 5.2 检验过程及实证结果 |
| 5.2.1 所有制差异、企业异质性与企业贸易结构选择 |
| 5.2.2 行业属性与企业贸易结构选择 |
| 5.2.3 投资地区属性与企业贸易结构选择 |
| 5.2.4 实证结果有效性的相关检验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所有制差异引起的企业异质性变化是其贸易结构选择的决定因素 |
| 5.3.2 低效率独资企业集聚限制了外资在中国水平一体化发展 |
| 5.3.3 独资企业固定投入效率偏低限制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升级 |
| 5.3.4 高效率合资企业集聚更有助于外资企业沿全球价值链攀升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加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与中国贸易结构的协同发展 |
| 6.1 积极协调外资平衡中国出口贸易与内需发展 |
| 6.1.1 优化市场和制度环境改变外资企业所有制选择 |
| 6.1.2 引导外资以扩大内需促进出口贸易结构 |
| 6.1.3 引导外向型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进出口增长 |
| 6.2 合理引导外资促进中国贸易产品结构升级 |
| 6.2.1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外资提高技术创新投入 |
| 6.2.2 打破行业限制和垄断提升外资资源配置效率 |
| 6.3 强化外资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带动作用 |
| 6.3.1 引导本土企业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加强与外资合作 |
| 6.3.2 提升国内要素质量促进高效率外资企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 |
| 6.3.3 借助独资全球垂直化分工加速中西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调整及其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 一、在世界经济技术变动的大背景下分析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调整 |
| 二、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调整 |
| 三、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调整的经济技术因素 |
| 1. 世界经济形势:持续低迷预期下对华直接投资的减少 |
| 2. 中国要素价格: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动因变化下的调整 |
| 3. 日本产业结构:日本跨国公司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下的调整 |
| 4. 技术进步:日本跨国公司优化亚洲生产网络配置下的调整 |
| 四、结语 |
（10）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一)市场规模 |
| (二)汇率 |
| (三)贸易开放度 |
| (四)贸易壁垒 |
| (五)劳动力成本 |
| (六)城市建设 |
| 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设计 |
| (二)模型检验 |
| 1. 平稳性检验 |
| 2. 协整检验 |
| 3. 回归分析 |
| 三、政策建议 |
| 1.提高劳动者素质 |
| 2.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 3.不断扩大市场规模 |
| 4.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
| 5.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
四、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与影响研究[D]. 王天尧. 吉林大学, 2021(01)
- [2]“十四五”时期在华跨国公司发展研究[J]. 胡叶琳,余菁. 经济体制改革, 2021(01)
- [3]文化距离、语言距离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D]. 方芮. 山东大学, 2020(02)
- [4]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5]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影响因素[D]. 张赛赛. 吉林大学, 2019(10)
- [6]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D]. 周金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韩国海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效应分析[D]. 李炫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8]基于所有制差异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结构及其选择研究[D]. 庞鹤. 西北大学, 2018(02)
- [9]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调整及其原因[J]. 季宏,平力群. 日本问题研究, 2017(06)
- [10]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龚丽丽.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