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经济与思维方式的变革（论文文献综述）
黄文武[1]（2021）在《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文中指出这是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发展都处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大变革时代需要对大学革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大学过去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没落、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统筹思考。基于对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为改革而改革”、“为政府政策背书而改革”以及“以排名为导向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大学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与推动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发展。论文选择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大学革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视野,重新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彰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解释力,进而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大学革新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在实践层面对大学革新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强调为了创造大学的未来需要特别重视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革新,唯有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以推动大学革新才能塑造大学的未来。研究首先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基于历史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于以革新求生存图发展的大学而言,企业家精神不是外在于大学这一组织的,而是其本身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特征和品质。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后,研究依据现实情景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革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立足时代变革的大环境,强调当下的大学革新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范式革命的重要性。在明确了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重要性,并对大学革新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加以阐述后,需要追问的是大学革新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则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横向上从大学革新的丰富事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说明这三种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即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学发展的未来,需要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在理论层面充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大学革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研究的重点在于凸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在组织结构、制度、管理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革新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既超越组织发展历史/传统的范畴,又突破校园的围墙。企业家精神引领和推动大学革新实践就体现在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以及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实践,分析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驱动,强调走向卓越的大学更应该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并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阐明了“企业家精神”之于“双一流”建设的作用。
王蕊[2]（2021）在《谦卑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常常被作为组织存活的关键。知识经济时代,在团队创新中基于知识的创新占有很重要的分量。在众多影响团队知识创新的外部影响因素中,团队领导行为常常被看成重要的情境变量,领导力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的探讨受到普遍关注。然而,随着信息越来越公开,市场越来越透明,领导者个体知识暴露出了诸多的局限性,以前“暴力式、专制式”的领导方式日渐失去了实施的土壤,谦卑型领导风格在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受到了广泛的推崇,被认为是更适合知识驱动的经济环境。已有研究中探讨了谦卑领导与团队任务绩效的关系,但对于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不足,特别是缺乏对团队层面作用过程的讨论,且研究机制多以静态心理机制为主,缺乏对团队创新中动态过程的把握,也缺少对团队知识、团队学习等重要变量的系统性研究。本文从社会互动和意义建构理论视角出发,旨在探讨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根据知识互动关系视角构建了“外部获取-内部分享”的双作用路径模型,并探索了组织目标清晰性在这一作用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谦卑领导理论的同时,为知识经济时代团队创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践路径。本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及创新点如下:（1）研究方法的创新:采用扎根理论从团队层面构建了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动态影响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往基于静态机制谦卑型领导和团队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均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提出假设建构理论模型,强调团队内部对存量知识的扩散。本文旨在挖掘谦卑领导和团队成员创新的行动过程,把握知识的从获取到利用的动态变化,为了摆脱半路叙事的研究范式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质的层面寻找关键变量和变量间的相互逻辑,关注团队内部知识增量的产生过程。通过理论抽样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抽取36个概念,进一步聚焦了清晰自我意识、欣赏下属、可教性上率身垂范等13个更为抽象的范畴;通过主轴编码形成以“互动”为核心的谦卑领导行为和团队创新绩效主范畴之间的有机逻辑关系;通过选择性编码,形成以“谦卑领导通过影响团队表层知识互动从而促进团队深层学习互动的链式影响路径”这一核心结构来统摄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2）作用路径的创新:根据知识互动关系过程的视角提出了“外部获取-内部分享”的双作用路径。以往关于谦卑型领导和团队创新绩效二者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社会认知和信息加工理论视角,强调通过塑造团队内在稳定的心理状态获得意义,没有考虑意义在关系中被创造。与这些研究视角不同,社会互动和社会意义建构都强调意义的非在体化,主张以“关系”取代“个体”作为意义产生的根源,强调意义是在社会活动中被创造,其潜能要通过互动实现。本文基于社会互动和意义建构理论视角对二者关系中团队知识生产过程和生成机制进行推演,解释了知识互动对于知识发展的潜能,将“心理过程”转化为“互动关系过程”,构建了“外部获取-内部分享”的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的双作用路径,并以来自64个团队、共计308名员工与其直接上级进行问卷调查的配对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终结果表明,谦卑领导对团队知识获取和团队知识分享两种不同的团队知识行为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团队知识获取/团队知识分享和团队学习行为的双链式中介在谦卑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着传导作用。本研究丰富了对于谦卑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作用机制的认知,揭示了从知识分享的表层互动到团队学习深层互动的内在联系,而这一内在联系恰恰是知识存量向知识增量的跃升过程。（3）边界条件的创新:根据社会构建理论提出并验证了组织目标清晰性在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路径中的边界作用。已有文献中没有充分考虑谦卑领导在团队创新实施过程中的边界条件,这可能缺乏对互动视角的探讨有关,本文基于社会意义建构理论（组织愿景与目标,不是由个人建立,而是被参与对话的所有成员共享）,得出了组织目标清晰性在谦卑领导-团队知识分享-团队学习行为-团队创新绩效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揭示了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团队成员,借助对目标的参与都会形成更清晰的目标,而受到目标驱动会产生更高意愿的知识分享和更高质量的团队学习行为,而这些行为的产生为发展共同意识和创新赋予了更高的合理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对于谦卑领导与团队创新所存在的边界条件的认知,对团队意义建构有一定启发性。
李青[3]（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田琳[4]（2020）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文中认为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 Universities,WCU）也被称为全球研究型大学（Global Research Univeristies）,这些大学有公认的、区别于其他（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包括:（1）人才汇聚;（2）资源丰富;（3）全球参与;（4）国际声誉;（5）良好治理。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在提升一国国家软实力、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关注只增不减,但是,没有研究从对比分析和国际比较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鉴于大学功能既是大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大学实践的出发点,且世界一流大学有着不同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及特征,那么,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探索能在加深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认识的同时,有助于充实学术理论,为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开辟新的视角。以结构功能主义为指导,采用混合研究法,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问卷法系统探索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具体而言,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本研究对比分析了43所世界一流大学和40所一般研究型大学四类官方文件的文本（校长寄语、使命宣言、愿景描述、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深入访谈了74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然后,研究者向世界一流大学校领导和国际（学术）专家发放了网络问卷（N=118）以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验证。本研究围绕四大研究问题展开:（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有何差异?（2）除三大基本功能外,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特有功能?（3）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其功能上有何不同?（4）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在未来会有哪些变化?有哪些因素将会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存在差异。在科学研究功能上,两类大学的差异最为明显,两类大学在科学研究的类型、内容、层次和规模上不同;在人才培养功能上,两类大学在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方法和途径上差异较大;在社会服务功能上,两类大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社会服务的范围不同。以上差异受到了大学的可用资源、理念、定位、视野等的影响,也与大学对不同外部需求的回应有关。（2）世界一流大学有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主要表现在服务全球共同利益和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两个方面,其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和全球合作。以上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及其全球性也被不断强化。通过对比分析后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与其三大基本功能密切相关但又存在差异,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全局性和深远性、其实践途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已超越了三大基本功能的范畴;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是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特有的作用和特殊的使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之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所特有与其独特优势密切相关,包括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和全球声誉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定义为全球化使命（GLOBALIZING）,即面对日趋复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世界一流大学凭借其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全球声誉等独特优势,服务全球共同利益、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并持续强化其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全球合作等。（3）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受到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和大学管理架构等的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千校一面”,不同大学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也因此在发挥各项功能上各有所长、有所差异。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性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和多样性的体现,这些大学共同构成了全球学术网络中的顶尖大学并利用自己的学术实力和影响力引领着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其所在国家以及全球社会做出贡献。（4）世界一流大学三大基本功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基本功能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在功能的发挥上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体现其国家和地区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将随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而被不断强化。但是,很难预测世界一流大学在未来是否会产生新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因素包括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其中,前三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各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下,还包含了一系列具体的影响因素,如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包含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1）首次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全球化使命;（2）系统揭示了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3）首次探索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阐释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大学管理架构等所带来的影响;（4）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进行了预测并揭示了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虽然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但本研究仍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因素,是较为系统、全面的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研究。
张玉坤[5]（2020）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的大数据属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社会正处于以数据为驱动的时代,大数据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已超乎想象,涉及的行业极为广泛,从金融、医疗、教育等传统行业到电子商务、智能设备等新兴产业背后都有大数据的影子。此时,大数据已从原初的计算机工程领域进入到哲学领域,引起了学界对于大数据属性的争论。从历史生成和现实应用上来看,大数据的实质是大数据技术,是作为认识主体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认识中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随着数据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大数据自身具有了潜在的巨大价值,并对人类生存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了生产力属性。就类型而言,生产力大体上可区分为具体、抽象、中介三种存在形态。自然生产力、个人生产力、生产部门的生产力是具体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是抽象的;科学技术生产力介于二者之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维度进行审视,大数据是作为中介形态而存在,是一种科学技术生产力,即“大数据生产力”,将自然生产力逐渐转变为社会生产力。大数据生产力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是由数据科学家、数据、数据公司、大数据技术以及关系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具有数据科学家的自主性、数据性生产资料的虚拟性、数据使用的永久性、数据自身的价值性等多个特征。与传统的物质劳动相比,大数据生产力的运行方式是“非物质劳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大数据生产力的功能具有两面性。大数据生产力对于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影响,主要包括生产力要素、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三个方面,同时,从主体、技术、对象与伦理方面引发了主体隐匿、算法歧视、隐私安全、视野“盲区”等多种伦理现实问题。为了保障大数据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创新科学技术、健全伦理规范与推进科学立法等对策,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与认识大数据生产力,更合理地看待大数据生产力的利弊,深入挖掘和发挥大数据生产力的潜能,从而使大数据生产力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李小丽[6]（2020）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专业博士学位是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型博士学位,具有和哲学博士学位同等的水平和地位,旨在通过群组形式的课程学习和对专业实践问题的研究,培养能够对专业知识和实践做出独创性贡献的高层次专业人员。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轫于1992年,至今历经了三代的转型发展,形成了以职业性为主导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传统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本文以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为研究对象,主要以教育史的学科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梳理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剖析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和动因,归纳其发展演进的主要特点,从而为改进和完善我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提供经验借鉴。英国最早的博士学位教育可追溯到13世纪,当时的博士学位教育是神学、医学、法学三科的专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1917年哲学博士学位制度的引入,标志着英国现代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哲学博士学位教育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主要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呈现出鲜明的学术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步伐加快,学术之外的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发展和哲学博士学位并行的应用型博士学位成为大势所趋。1992年,布里斯托尔大学设立了英国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博士,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一般把1992年至2000年的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称为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和哲学博士学位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学位命名方式的不同和模块化课程的引入。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因模仿哲学博士学位教育而与之大体趋同,其价值取向仍以学术性为主导,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进入21世纪,职业专业化的深入发展、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以及新工党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都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界对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也逐渐形成共识。2000年召开的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进行了构建,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至第二代。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其中“混合课程”的实施密切了大学、专业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联系,档案包式的成果组合使学习评价更为灵活而综合。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不再以研究训练为中心,而是更加关注职业生活和专业实践,其职业性、实践性明显增强,但也存在大学和工作场所结合不够紧密以及导师指导不足等问题。2004年召开的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英国“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达成肯定性共识,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迈向第三代。此后,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和工作场所的联系日益紧密,加之受“普职融合”理念、博洛尼亚进程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在实践中形成了“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重点关注学生在工作场所开展实践和研究,强调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批判性反思不断改进实践,进而解决复杂的专业实际问题。其主要特点为基于工作场所的实践、批判性反思贯穿始终以及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其价值取向呈现出鲜明的职业性为主导、学术性和职业性相融合的特征。目前,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主要存在内涵认识分歧、缺乏单列的评价标准以及专业设置过细过多等问题,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演进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革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市场和大学三方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二是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三是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在此基础上,就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权力博弈、价值取向、模式变迁等重大问题,运用高等教育学中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观、高等教育系统整合论等有关理论,作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借鉴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经验教训,我国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地位,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跨机构联合培养机制,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宋红岩[7]（2020）在《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微媒介是当下最具影响力和颠覆性的媒介形式,它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化、智能化,同时也使人们更依赖媒介,它全方位重构着人们的生活,并将人类的生存方式带入到数字化生存的新阶段。今天身处微媒介迅猛发展的时代,同时切身感受着微媒介强大影响力的我们,不能不以理性的姿态,去探究微媒介对我们的生存方式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和改变?我们只有直面所身处时代的媒介变革及其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才能更好的透视社会、反观自身,同时看清微媒介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并带给我们哪些利与弊。本论文围绕微媒介对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展开探讨,试图从微媒介对人的主体重构、微媒介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话语权方式、感知方式、审美方式等角度深入分析微媒介的变革力量和颠覆性的影响。第一章从媒介的演变历程和微媒介的崛起入手,主要介绍了媒介的变革历史及其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不同影响。继而对微媒介的界定、形态、产生的逻辑背景以及本文探讨的微媒介对人的生存方式重构的几个维度进行界定和概述。第二章主要围绕微媒介对人的主体重构进行分析,探讨了微媒介如何重塑电子媒介人,分别从哲学主体性构建、传播学的主体延伸、文化学的文化身份等层面的主体“自我”实现进行分析。继而探讨微媒介在重构主体的过程中,也包含着对主体的“非我”异化和对主体人格重塑的过程。第三章主要着眼于微媒介对生产方式的重构展开,微媒介时代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论文从微媒介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两方面进行分析。在当下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生产时代,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的智能化、集成化和柔性化。微媒介同样对文化生产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使得当代的文化生产方式迥异于传统的文化生产,产生参与性、互动性、生产与消费一体化、草根性、共享性等特点,同时大数据的产生使得文化生产的个性化、定制化成为可能。第四章主要从微媒介对人的消费方式的颠覆与变革入手,着眼于当前消费主义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重点论述电子经济、电商平台与网络购物等新消费方式的出现对人们生活和社会经济的颠覆性影响,探讨数字化经济在给人们带来全新消费方式的同时,也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同时让人们陷入过度消费的文化陷阱之中。第五章从微媒介对话语权力的重构入手,分析微媒介的出现对话语权力变迁的影响。微媒介的普及和广泛运用使得“微”政治应运而生,同时新型的社会控制方式也随之产生,权力和非权力在博弈之间寻求着微妙的平衡。微媒介的兴起,使得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不容忽视的声音,媒介的赋权作用在微媒介时代更加明显,同时微媒介的独特性也使得大众在某种程度上复归“沉默的螺旋”。第六章围绕微媒介对人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方式的重构展开论述。不同的媒介作用于人的不同感知方式,也会对人的审美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微媒介使人的感知方式产生媒介化、他者化、去时空化、感知偏向视觉化等特点;同时微媒介也使审美方式产生交互性、虚拟化、奇观化等特点,也出现审美泛化、审美体验浅表化和审美认知错位等审美困境。
杜文彬[8]（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徐中华[9]（2020）在《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建构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郊区型高铁站数量多、范围广。为提高郊区型高铁站的交通可达性,并充分利用高铁的带动效应,绝大多数的沿线城市都会选择在郊区型高铁站周边建设新城。目前高铁新城的开发模式较为单一,普遍采用金融或商务新城的定位。但对于绝大多数地县级城市而言,以商业或商务功能为主导的高铁新城并不具备很高的发展潜力。当下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当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当前世界经济疲软,欧美技术封锁紧迫,国内外疫情冲击严重的情况下,既要通过增加投入来拉动内需,同时又要保障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国家基建政策就要发挥好资源配置的导向性作用。本文研究的高铁科教新城模式,目的即在于探索引导国内资本进入第三循环的新路径,增加创新体系多样性,提高创新绩效,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国内外创新活跃地区分布的一般规律出发,首先研究了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的空间耦合现象和内在机制,并用经济学模型对其效应大小进行了测度,论证了高铁科教新城模式的可行性。然后,在深入解析创新场域建构模式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空间网络分析的方法,阐明了高铁科教新城内部各类创新空间协同运作的场域耦合机制。最后,在多智体仿真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阐述了高铁科教新城的主要功能空间类型、设计要求、空间布局规律以及用地比例结构,指明了开发过程中需要采取保障性政策的稀缺性空间资本内容,系统地提出了高铁科教新城开发各环节的实操方法。本文的实证研究、理论分析和量化论证,丰富了站域空间的“节点—场所”规划理论,并且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形成新的以政治经济学方法为基础的城市空间设计学研究思路,提出的创新场域多位一体循环机制、“社会+空间”网络分析法、多智体仿真模型方法、空间资本分析框架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性。本文从增加高铁新城空间设计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出发,在原理和实践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建构了高铁科教新城模式,具备相对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李冠男[10]（2020）在《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筑波大学是由日本政府于1973年创立的新型国立大学,它的前身是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采用新的办学理念,以教学与科研并重、注重实践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开放式大学”着称于世。尤其是,筑波大学作为一所跨学科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跨学科教育、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在世界大学之林中独树一帜。筑波大学进行的各项体制创新,与日本近年大学改革的方针,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并且,筑波大学的“开放式大学”办学理念,在日本的大学也很普及。筑波大学创设时的“新构想理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本研究针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这一核心问题,以筑波大学40多年的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为主线,以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为研究思路,以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和科研组织形式、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教学管理与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制度为研究内容,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展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问题,总结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经验。自1973年创立以来,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发挥作为日本政府制定大学改革政策的引领作用,筑波大学在学校自身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其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经历了“探索奠基”、“评估整改”和“深化改革”这三个历史时期。在探索奠基期（1973-1981年）,筑波大学基于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确立了学群这一新的教学组织形式,相继设立了第一学群、第二学群、第三学群、体育专门学群、医学专门学群和艺术专门学群。同时,筑波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组织相分离,建立了学系这一教师所属的新型科研组织,鼓励教师进行合作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将跨学科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此外,筑波大学还设立了教学和研究中心,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起到辅助作用。筑波大学重视学科间的相互联系与渗透,在本科阶段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开设文理融合的综合课程,注重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的跨学科应用能力,引导学生结合实际问题开展跨学科的科学研究。筑波大学在人才培养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实施了三学期制、班级制和“学生担当教官制度”等。在评估整改期（1982-2003年）,随着1981年第三学群的首批毕业生步入社会,各学群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均步入正轨,筑波大学对新构想理念下的组织运营、跨学科整合型的综合课程、学生自主选择的专业教育、教师教育意识与学生指导等涉及人才培养的各关键环节进行了自我评估。特别是筑波大学重点分析了学群制度,在肯定其在日本大学改革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诸如教学组织内外部之间的协调性不强、教师对本科课程教学的投入度不高等问题,对学群学类的重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由于1991年日本重新修订了大学设置基准,筑波大学也朝着强化大学教育职能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着力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这一时期,筑波大学主要对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实施了推进质量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在深化改革期（2004年以来）,由于2004年日本实行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国立大学法人筑波大学成立,筑波大学由“新构想大学”时代迈进法人化大学时代。这一时期,筑波大学基于《筑波大学的将来设计》报告,对其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科研机构、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重组学群、学系和教学研究中心,制定本科教育及通识教育标准,改革本科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在这些改革措施的驱动下,筑波大学以“未来构想大学”作为发展目标,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以及国际化大学的作用,培养能够解决全球性课题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筑波大学在40多年的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中,始终坚持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始终坚持组织建设与制度改革,始终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始终坚持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形成了“理念领先”、“体制创新”、“通专融合”、“追求卓越”的特点。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改革发展实践,为我国大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经验:统筹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路径,打造通专融合和跨界培养的育人模式,构建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综合课程体系,坚持特色发展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知识经济与思维方式的变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经济与思维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1. 关于创新创业时代大学转型发展的审视 |
| 2. 对高等教育整体改革的再思考 |
| 3. 对“双一流”建设的反思 |
| (二)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 |
| 1.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整体性概述 |
| 2. 关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内涵和类型研究的述评 |
| (二) 关于大学革新的相关研究 |
| 三、 基本概念 |
| (一)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
| (二) 大学革新 |
| 四、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五、 研究方法 |
| (一) 方法论基础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大学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中世纪大学的制度构建 |
| 二、 中世纪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 |
| 三、 作为社会性组织的中世纪大学 |
| 第二节 现代大学的创立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现代大学的早期发展 |
| 二、 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创建 |
| 三、 后洪堡时代现代大学的持续变革 |
| 第三节 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科研的兴盛与研究型大学典型模式的确立 |
| 二、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本科教育改革 |
| 三、 走向服务社会的研究型大学 |
| 第四节 创业型大学的繁荣与企业家精神 |
| 一、 创业型大学中的商业性企业家精神 |
| 二、 制度性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学革新为什么需要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技术变革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 |
| 二、 教育技术革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三、 外部技术环境变革与大学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二节 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企业家精神 |
| 二、 大学多重制度逻辑整合中的企业家精神 |
| 第三节 大学范式革命需要企业家精神 |
| 一、 范式与大学范式革命 |
| 二、 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
| 三、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范式革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学革新需要何种企业家精神 |
| 第一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哈珀的企业家精神与芝加哥大学的创建 |
| 二、 艾略特的企业家精神与哈佛大学的转型 |
| 三、 蔡元培的企业家精神与北京大学的再造 |
| 四、 特曼的企业家精神与斯坦福大学的崛起 |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型大学的兴起 |
| 二、 香港科技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组织企业家精神与“全球性知识企业”的塑造 |
| 第三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大学革新 |
| 一、 美国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积聚 |
| 二、 以色列的国家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国度中的大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家精神如何促进大学革新 |
| 第一节 以企业家精神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 |
| 一、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建设中“学术创业”的兴起 |
| 二、 学科建设中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的统筹 |
| 三、 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学科知识生产与学术创业整合 |
| 第二节 以企业家精神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 |
| 一、 企业家精神助推学科-专业-产业链创建 |
| 二、 企业家精神与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协同治理 |
| 三、 大学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以企业家精神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 |
| 一、 大学治理:从正当到绩效 |
| 二、 创新创业能力建设: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
| 三、 为创新创业而治理: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
| 第四节 以企业家精神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 一、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内涵及其演进 |
| 二、 大学创新创业社区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 |
| 三、 以企业家精神协同推进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双一流”建设 |
| 第一节 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提升政府政策运行效能:政策工具的动态整合 |
| 二、 掌舵而不是划桨:包容性治理理念下的“府-学”关系重塑 |
| 三、 建设创新创业型国家:创建以大学为中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
| 四、 重塑高等教育系统: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 五、 塑造企业家式政府角色:从官僚主义行为转向企业家行为 |
| 第二节 组织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
| 二、 以商业性企业家精神塑造新型“产-学”关系,增强大学资源创生能力 |
| 三、 社会性企业家精神助推社会创业实践,突出大学社会责任感意识 |
| 四、 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自我建构与革新,实现组织创新创业范式转型 |
| 第三节 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与“双一流”建设 |
| 一、 以企业家思维代替排名思维,促进大学从优秀走向卓越 |
| 二、 整合组织领导中的多重企业家角色,扩展大学社会关系网络 |
| 三、 创建组织特色发展模式,形成大学独特竞争优势 |
| 四、 科学制定组织战略规划,形塑大学未来发展愿景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一、 论文完成的主要工作 |
| 二、 创新之处、研究反思与展望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反思与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2）谦卑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2 相关概念与研究综述 |
| 2.1 谦卑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意蕴 |
| 2.1.1 谦卑于西方源起 |
| 2.1.2 谦卑与中国传统文化 |
| 2.2 谦卑领导研究综述 |
| 2.2.1 谦卑领导的学术基础与内涵 |
| 2.2.2 谦卑型领导的测量 |
| 2.2.3 谦卑领导影响因素 |
| 2.2.4 谦卑领导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 |
| 2.3 团队知识获取与分享研究综述 |
| 2.3.1 团队知识获取 |
| 2.3.2 团队知识分享 |
| 2.4 团队学习行为研究综述 |
| 2.4.1 团队学习与学习型组织 |
| 2.4.2 领导风格与团队学习行为 |
| 2.4.3 团队学习与团队创新 |
| 2.5 团队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
| 2.5.1 团队创新绩效概念和测量 |
| 2.5.2 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5.3 领导风格与团队创新绩效的研究 |
| 2.6 研究评述 |
| 3 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的模型构建及假设推演 |
| 3.1 基于质性研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1.1 质性研究设计 |
| 3.1.2 质性研究结果分析 |
| 3.2 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
| 3.2.1 社会互动理论 |
| 3.2.2 意义建构理论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假设 |
| 3.3.2 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外部获取”作用路径假设 |
| 3.3.3 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内部分享”作用路径假设 |
| 3.3.4 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效应假设 |
| 3.3.5 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假设 |
| 3.4 本章小结 |
| 4 实证研究设计与数据获取 |
|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获取过程 |
| 4.2 测量量表选择 |
| 4.2.1 谦卑型领导 |
| 4.2.2 团队知识获取 |
| 4.2.3 团队知识分享 |
| 4.2.4 团队学习行为 |
| 4.2.5 团队创新绩效 |
| 4.2.6 组织目标清晰度 |
| 4.2.7 控制变量 |
| 4.3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
| 4.3.1 数据分析策略 |
| 4.3.2 个体层次变量聚合检验标准确定 |
| 4.3.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标准确定 |
| 4.4 统计学差异检验 |
| 4.4.1 团队成员性别比例差异分析 |
| 4.4.2 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差异分析 |
| 4.4.3 团队成员平均教育程度差异分析 |
| 4.4.4 团队成员平均工龄差异分析 |
| 4.4.5 团队成员交换差异分析 |
| 4.4.6 差异分析总结 |
| 4.5 本章小结 |
| 5 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变量信效度与相关分析 |
| 5.1.1 谦卑领导量表效度检验 |
| 5.1.2 各量表信度分析 |
| 5.1.3 研究模型的效度分析 |
| 5.1.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5.2 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作用机制分析 |
| 5.2.1 谦卑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检验 |
| 5.2.2 团队知识获取和团队知识分享的中介效果检验 |
| 5.2.3 组织目标清晰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2.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 研究结果讨论 |
| 5.3.1 谦卑领导对创新绩效直接效应讨论 |
| 5.3.2 谦卑领导对团队知识获取和知识分享的直接效应讨论 |
| 5.3.3 团队知识获取、知识分享和团队学习的中介作用讨论 |
| 5.3.4 组织目标清晰性调节作用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管理启示与实践建议 |
| 6.1 培养谦卑领导行为技能 |
| 6.1.1 提升领导者的关系性思维能力 |
| 6.1.2 营造开放的互动氛围 |
| 6.2 推进创造型学习团队 |
| 6.2.1 鼓励团队成员之间的欣赏式沟通 |
| 6.2.2 构建“知识生产”的核心价值 |
| 6.2.3 完善创造型学习团队的保障机制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团队成员访谈提纲 |
| 附录B |
| 附录C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4）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型大学 |
| (二)世界一流大学 |
| (三)大学功能 |
| (四)大学的三大基本功能 |
| 三、理论基础 |
| (一)结构功能主义概述 |
| (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 |
| (三)基于AGIL模型的大学功能分析框架 |
| 四、研究问题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问题 |
| (二)分析框架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大学功能的历史演变 |
| (一)三大基本功能的演变过程 |
| (二)多视角的大学功能划分及演变过程 |
| 二、现代大学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 (一)人才培养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 (二)科学研究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 (三)社会服务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 (四)现代大学的新功能或其他功能的内涵与表现 |
|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与使命 |
|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 |
| 四、大学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 |
| (一)科学技术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 (二)全球化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 (三)知识经济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 五、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资料法 |
| (一)文献资料法的数据来源 |
| (二)文献资料法的数据分析 |
| 二、访谈法 |
| (一)访谈法的数据来源 |
| (二)访谈法的数据分析 |
| 三、问卷调查法 |
| (一)问卷调查法的数据来源 |
| (二)问卷调查法的数据分析 |
| 第四章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 |
| 一、两类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 二、两类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 三、两类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 四、两类大学三大基本功能差异的讨论 |
| (一)两类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差异的讨论 |
| (二)两类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差异的讨论 |
| (三)两类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差异的讨论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 |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研究结果 |
| (一)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 (二)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特征分析 |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本质特征 |
| (二)全球化进程与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本质特征 |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内涵界定 |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与基本功能的关系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源于其独特优势 |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定义 |
| (四)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案例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国家/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研究结果 |
| (一)发挥人才培养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 (二)发挥科学研究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 (三)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 (四)发挥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国家/地区差异 |
| 二、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 |
| (二)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 |
| 三、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讨论 |
| (一)历史文化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二)经费来源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三)国家/政治因素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四)国家发展水平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五)大学管理架构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及影响因素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预测的研究结果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的未来变化预测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未来变化预测 |
| 二、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
| (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 |
| (二)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程度 |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 |
| 三、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的讨论 |
| (一)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二)全球化和国际化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三)全球性议题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四)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五)渐增的全球合作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 一、论文的主要结论 |
| (一)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 |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 |
| (三)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国家/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
| (四)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及影响因素 |
| 二、论文的创新性 |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文献资料法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2 受访者详细情况及代号(N=74) |
| 附录3 中、英文访谈知情同意书 |
| 附录4 中、英文访谈提纲 |
| 附录5 问卷发放院校名单(N=112) |
| 附录6 中、英文问卷 |
| 附录7 有关人才培养功能的编码情况 |
| 附录8 有关科学研究功能的编码情况 |
| 附录9 有关社会服务功能的编码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5）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的大数据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 |
| 1.3 研究路径与方法 |
| 1.4 研究新意与难点 |
| 2 大数据属性辨析 |
| 2.1 大数据研究的兴起 |
| 2.2 哲学领域大数据属性的争论 |
| 2.3 大数据的实质 |
| 3 大数据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维度审视 |
| 3.1 生产力的历史演进 |
| 3.2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 |
| 3.3 大数据与生产力的关系 |
| 3.4 大数据的生产力属性 |
| 4 大数据生产力的内涵与特质 |
| 4.1 大数据生产力的内涵与要素 |
| 4.2 大数据生产力的特征 |
| 4.3 大数据生产力的特有属性 |
| 5 大数据生产力的影响、问题及发展对策 |
| 5.1 大数据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 5.2 大数据生产力的两面性 |
| 5.3 大数据生产力的问题 |
| 5.4 大数据生产力的发展对策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研究内容 |
| (一)主要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1992—2000) |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 一、英国传统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与困境 |
| 二、知识经济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驱动 |
|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倒逼英国博士学位教育多样化 |
| 四、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强力推动 |
| 五、对美、澳等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 一、英国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计划的探索 |
| 二、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布里斯托尔大学等四所大学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立 |
| 三、“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四、案例:金斯顿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博士项目 |
| 第三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勃兴 |
| 一、项目数量和学科领域快速增加 |
| 二、在教育等五个学科领域分布最为集中 |
| 三、新学科和子学科不断涌现 |
| 四、从主要由“老大学”开办向全国辐射 |
| 第四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 一、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二、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三、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 第二章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兴起(2000-2004) |
| 第一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 一、产业结构变迁和职业专业化的推动 |
|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影响 |
| 三、三螺旋理论的引入 |
| 四、新工党政府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
| 第二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 一、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的建构 |
| 二、伦敦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的率先转型 |
| 三、“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四、案例:利物浦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项目 |
| 第三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扩张 |
| 一、数量规模持续扩大 |
| 二、学科专业领域加速拓展 |
| 三、“新大学”直追“老大学” |
| 第四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 一、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二、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三、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 第三章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2004至今) |
| 第一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 一、工作场所学习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 |
| 二、“普职融合”理念的影响日益深刻 |
| 三、博洛尼亚进程的持续推动 |
| 四、2004年之后英国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 一、2004年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的召开 |
| 二、密德萨斯大学“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实践 |
| 三、“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四、案例:索尔福德大学建筑环境专业博士项目 |
| 第三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 |
| 一、数量规模从大幅扩张到平稳增加 |
| 二、学科专业领域更趋细化 |
| 三、学科领域分布明显不均衡 |
| 四、“新大学”专业博士项目数超过“老大学” |
| 五、入学和完成人数状况 |
| 第四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 一、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二、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三、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 第四章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演进特点及启示 |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演进特点 |
| 一、变革动力:三方主体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 |
| 二、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 |
| 三、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 |
| 第二节 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历史发展的追问与反思 |
| 一、哲学的视角: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 |
| 二、权力的博弈:基于高等教育系统整合理论的分析 |
| 三、探讨的中心: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
| 第三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地位 |
| 二、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 |
| 三、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 |
| 四、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 |
| 五、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媒介演变的历程与微媒介的崛起 |
| 一、媒介演变的历程 |
| (一)口传媒介 |
| (二)文字印刷媒介 |
| (三)电子媒介 |
| (四)网络媒介 |
| 二、微媒介的产生与发展 |
| (一)微媒介的界定 |
| (二)微媒介的主要形态 |
| (三)微媒介兴起的逻辑背景 |
| 三、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研究维度 |
| (一)生存方式内涵 |
| (二)媒介演变与人的生存方式变革关系 |
| (三)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研究维度 |
| 第二章 主体重构:微媒介重塑电子媒介人 |
| 一、电子媒介人的崛起 |
| (一)生存场域媒介化背景 |
| (二)电子媒介人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三)电子媒介人的三种形态 |
| 二、电子媒介人的主体性建构 |
| (一)主体功能的延伸性与解放性 |
| (二)主体交往的媒介性与虚拟性 |
| (三)主体身份的多重性与易变性 |
| 三、电子媒介人的主体异化图景 |
| (一)电子媒介人的“非我”异化 |
| (二)电子媒介人的人格重塑 |
| 第三章 文化生产方式重构:微媒介与文化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
| 一、文化生产方式转型的背景 |
| (一)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
| (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
| 二、文化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
| (一)文化生产的碎微化 |
| (二)文化生产的参与性与互动性 |
| (三)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共生性与共享性 |
| (四)大数据与文化生产的新内容革命 |
| 三、“微文化”时代的文化反思与批判 |
| (一)“微文化”的阅读与“反阅读” |
| (二)文化的平面化与去深度化 |
| (三)文化的泛娱乐化与商业逻辑 |
| 第四章 消费方式重构:微媒介与电子消费方式构建 |
| 一、微媒介与消费方式转型背景 |
| (一)电子商务的崛起 |
| (二)消费理念的转变 |
| (三)网络消费分层的出现 |
| 二、电商平台与“线上经济” |
| (一)购物模式的变迁 |
| (二)电商直播与网络购物 |
| (三)过度消费的文化陷阱 |
| 三、电子移动支付与数字经济 |
| (一)货币支付方式的发展历程 |
| (二)电子移动支付与消费行为影响机制 |
| (三)知识付费经济与文化教育消费新趋势 |
| 第五章 话语权力重构:微媒介与社会话语权力变迁 |
| 一、“微”政治的出现 |
| (一)“微”政治的内涵 |
| (二)微媒介与政务公开化 |
| (三)微媒介与公权力透明化 |
| 二、无处不在的“凝视”:新型社会控制方式 |
| (一)全景敞视机制 |
| (二)非权力与反权力监督 |
| (三)后真相时代与“无影灯效应” |
| 三、网络舆情与媒介赋权 |
| (一)网络舆情与大众信任危机 |
| (二)乌合之众与“羊群效应” |
| (三)“沉默的螺旋”的回归 |
| 第六章 审美方式重构:微媒介与审美方式的新拓展 |
| 一、微媒介与人的感知方式重构 |
| (一)感知方式的演变历程 |
| (二)感知方式的延伸与拓展 |
| 二、微媒介重构人的审美方式 |
| (一)审美过程的交互性 |
| (二)审美体验的虚拟化 |
| (三)审美效果的奇观化 |
| 三、微媒介时代的审美困境 |
| (一)审美泛化 |
| (二)审美体验浅表化 |
| (三)审美认知错位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问题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STEM教育的一般研究 |
| 二、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
| 三、已有研究审视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
| 三、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一、深化STEM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
| 二、为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经验 |
| 第二章 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 |
| 一、STEM教育发展矛盾的梳理 |
| 二、推动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基本解释 |
| 第二节 STEM教育发展的矛盾结构变化与阶段划分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孕育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二、工程教育的加入带动STEM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三、政府力量主导学校课程改革与STEM教育制度化建设 |
| 四、课程专家主导的STEM教育标准化课程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科学教育改革中的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面临转型课题 |
| 一、精英化科学教育难以满足大量技术型人才需求 |
| 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式微 |
| 第二节 科学教育新特征的出现 |
| 一、不同团体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试验 |
| 二、多重改革下科学教育呈现新特征 |
| 第三节 科工教育改革的实践火种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下的科学课程整合实践 |
| 二、前瞻性却举步维艰的工程教育项目发展 |
| 第四节 思想萌芽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 |
| 二、STEM教育的实践路径初见端倪 |
| 三、STEM概念发展尚未完善 |
| 第四章 工程教育推动的STEM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STEM人才预警与工程教育的纳入 |
| 一、硬科学专业选择持续遇冷引发STEM劳动力危机 |
| 二、STEM本土人才储备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 |
| 三、基础教育中纳入工程教育实现STEM专业准备 |
| 第二节 依托工程教育实现STEM教育完整拼图 |
| 一、以工程教育作为STEM整合的“催化剂” |
| 二、“术语”出现与STEM教育步入系统化发展 |
| 第三节 民间大型学术团体主导的STEM课程研究 |
| 一、STEM课程改革全国示范项目出现——以“项目引路计划”为例 |
| 二、《学生如何学习科学》发布与对探究式教学手段的重新思考 |
| 三、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引导的全国性STEM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研究 |
| 第四节 STEM课程体系的初建表现 |
| 一、STEM课程理念共识初步形成 |
| 二、STEM课程开发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 |
| 三、多方主体尚未形成发展合力 |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的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 |
| 第一节 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式发展需求 |
| 一、联邦政府的“风险投资” |
| 二、标准化运动下STEM教学质量堪忧 |
| 三、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上升进程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的STEM教育政策建设 |
| 一、大力度财政拨款为STEM教育改革提供保障 |
| 二、STEM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
| 三、以竞争性拨款项目调动各方STEM教育参与热情 |
| 四、立法以昭示发展STEM教育的国家意志 |
| 第三节 政府引领下STEM教育多主体发展合力形成 |
| 一、联邦主导下民间组织的STEM教育推动路径 |
| 二、“多元主体”STEM教育改革模式形成 |
| 第四节 制度化推进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点 |
| 一、为满足国家劳动力需求而发展的STEM教育 |
| 二、STEM教育价值唤醒研究的热潮 |
| 三、趋向多元的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 |
| 第六章 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 |
| 第一节 STEM教育发展面临内外困境 |
| 一、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升级带来STEM劳动力需求倍增 |
| 二、STEM教育实施出现形式主义危机 |
| 三、功利主义反噬STEM劳动力培养效率 |
| 第二节 迈向标准化的STEM课程建设 |
| 一、横纵衔接的STEM课程体系 |
| 二、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 |
| 三、内容性与表现性一致的STEM课程实施标准 |
| 第三节 标准化课程建设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课程专家成为STEM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二、纳入人文学科提升STEM教育育人价值 |
| 三、强化问责保障STEM教育发展质量 |
| 四、层次分明的课程实施体系实现STEM教育有效落地 |
| 第七章 STEM教育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机制解析 |
| 一、从外力推进到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 |
| 二、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 |
| 三、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课程实施机制 |
| 第二节 美国STEM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STEM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与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建构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课题来源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1.4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高铁科教新城 |
| 1.2.2 创新场域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高铁效应与高铁站区研究综述 |
| 2.1.1 高铁效应研究 |
| 2.1.2 高铁站区规划理论研究 |
| 2.2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视野 |
| 2.3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 |
| 2.3.1 概念缘起 |
| 2.3.2 概念内涵 |
| 2.3.3 应用领域 |
| 2.4 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视野 |
| 2.5 创新网络理论视野 |
| 2.5.1 基本概念 |
| 2.5.2 文化多样性与创新网络 |
| 2.5.3 大学与创新网络 |
| 2.6 空间经济学理论视野 |
| 2.6.1 区域协同发展研究 |
| 2.6.2 城市最优规模理论 |
| 2.6.3 科教增长极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的空间耦合效应研究 |
| 3.1 世界范围内科技园区、大学和客运枢纽的地理邻近性研究 |
| 3.2 国内外高铁网络对沿线科教集聚区积极影响的典型案例研究 |
| 3.2.1 法国南部的科技园案例 |
| 3.2.2 京都研究园、播磨、北九州科学公园都市和筑波科学城案例 |
| 3.2.3 韩国大德案例 |
| 3.2.4 中国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与珠海北站科技园区案例 |
| 3.3 我国高铁网络中资源流动的基本特征研究 |
| 3.3.1 我国高铁网络中资源流动的能级与尺度分析 |
| 3.3.2 我国高铁网络中资源流动的总体趋势分析 |
| 3.4 我国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之间的空间耦合作用机制分析 |
| 3.4.1 决定高铁网络中资源流向的动力类型分析 |
| 3.4.2 高铁科技客流对隐性知识扩散与合作网络重整的场效应分析 |
| 3.4.3 从网络势差到节点流量之间的复杂适应性机制分析 |
| 3.4.4 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空间耦合机制的实证研究 |
| 3.5 高铁站与科教集聚区之间的空间耦合效应评估 |
| 3.5.1 高铁知识可达性对科教集聚区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评估 |
| 3.5.2 科教集聚区对高铁站客流结构的影响效应评估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组合模式研究 |
| 4.1 科教资源集聚区的创新场域构型模式研究 |
| 4.1.1 技术人才流动、创新效率与创新博弈 |
| 4.1.2 科技人才循环流动链的构建 |
| 4.1.3 创新场域空间拓扑构型研究 |
| 4.1.4 国内外代表性科教创新集聚区的创新场域演进历程分析 |
| 4.2 创新场域视角下高铁科教新城的基础空间类型与设计原则解析 |
| 4.2.1 大学教育空间与知识社区空间 |
| 4.2.2 对外客运交通枢纽空间 |
| 4.2.3 研究园、孵化器、科技公司总部空间 |
| 4.2.4 风险投资空间 |
| 4.2.5 文化艺术空间 |
| 4.3 高铁科教新城的空间布局模式研究 |
| 4.3.1 创新空间组团展开尺度预测 |
| 4.3.2 空间布局权衡 |
| 4.3.3 理想的空间布局模式 |
| 4.4 高铁科教新城总体空间布局的多智体仿真模拟 |
| 4.4.1 多智体模型方法概述 |
| 4.4.2 模型建构 |
| 4.4.3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开发模式研究 |
| 5.1 高铁科教新城的用地比例结构与开发指标研究 |
| 5.1.1 用地比例结构研究 |
| 5.1.2 开发指标研究 |
| 5.2 高铁科教新城建设时序与每期用地配置组合探讨 |
| 5.2.1 开发时序探讨 |
| 5.2.2 基于投资与创新场域效率的分期用地配置组合研究 |
| 5.3 保障高铁科教新城核心功能的空间供给体制构想 |
| 5.3.1 城市空间商品化的限度 |
| 5.3.2 空间资本化与空间商品化的分析框架 |
| 5.3.3 我国城市空间供给模式的类型及其问题 |
| 5.3.4 高铁科教新城应当保障的稀缺性空间资本要素识别 |
| 5.3.5 高铁科教新城多样均衡的精细化空间供给体系建构研究 |
| 5.4 高铁新城开发模式的适用性探讨 |
| 5.4.1 适用于我国科教资源短缺地区 |
| 5.4.2 适用于大都市群的边缘圈层 |
| 5.4.3 适用于过度极化发展省份的低等级城市 |
| 5.4.4 不宜布置于超大城市的近郊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A-01 高铁乘客问卷调查 |
| 附表A-02 城市创新创业情况问卷调查 |
| 附表B-01 大学知识社会调查 |
| 附表B-02 空间感知调查 |
| 附表C 高科技企业问卷表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本科教育 |
| (二)人才培养模式 |
| (三)跨学科人才培养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 |
| (一)历史分期依据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六、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探索奠基期(1973-1981 年) |
| 第一节 筑波大学探索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背景 |
| 一、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要求 |
| 二、欧美国家大学改革对日本教育改革的影响 |
| 三、日本科技强国建设对创新性人才的需要 |
| 四、日本传统大学内部的学部讲座制的弊端 |
| 第二节 筑波大学教育理念及目标的提出 |
| 一、“新构想理念”的酝酿与形成 |
| 二、“开放式大学”办学理念的提出 |
| 三、跨学科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
| 第三节 筑波大学教学和科研组织的革新 |
| 一、建设发挥学科综合优势的学科群 |
| 二、创建教师所属的新型科研组织 |
| 三、建立教学研究中心与特别课题组 |
| 第四节 筑波大学综合化课程体系的构建 |
| 一、通专融合型教育的确立 |
| 二、特色公共课程群的建设 |
| 三、跨学科专业教育的实施 |
| 第五节 筑波大学人才培养管理制度建设 |
| 一、推进开放性办学的“三学期制” |
| 二、促进师生互动交流的“班级制” |
| 三、强化指导的“学生担当教官制度” |
| 第六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探索奠基期的成效与问题 |
| 一、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探索奠基期的成效 |
| 二、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探索奠基期的问题 |
| 第二章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评估整改期(1982-2003 年) |
| 第一节 筑波大学评估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背景 |
| 一、日本经济衰退和人口少子化 |
| 二、教育审议会主导的大学改革 |
| 三、筑波大学建校计划基本完成 |
| 第二节 筑波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自我评估 |
| 一、新构想理念下的组织运营 |
| 二、跨学科整合性的综合课程 |
| 三、学生自主选择的专业教育 |
| 四、教师教育意识与学生指导 |
| 第三节 筑波大学教学和科研组织的发展充实 |
| 一、教学组织的新设与调整 |
| 二、科研组织的稳定与发展 |
| 三、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创设 |
| 第四节 筑波大学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的完善 |
| 一、本科课程体系改革的特色化推进 |
| 二、通识课程实施现状的调查与改进 |
| 三、实践课程与毕业设计指导的重视 |
| 四、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有效运用 |
| 第五节 筑波大学推进质量文化建设的举措 |
| 一、全面推行和完善教学助理制度 |
| 二、实施学生评教与教师听课项目 |
| 三、建立和健全校内就业指导体制 |
| 第六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评估整改期的成效与问题 |
| 一、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评估整改期的成效 |
| 二、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评估整改期的问题 |
| 第三章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深化改革期(2004 年以来) |
| 第一节 筑波大学改革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背景 |
| 一、世界全面进入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 |
| 二、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 |
| 三、本科教育向“学士课程教育”转变 |
| 第二节 筑波大学教育理念与教育方针的细化 |
| 一、“学群教育标准”的制定 |
| 二、课程大纲编写方针的确定 |
| 三、教师行为规范的颁布实施 |
| 第三节 筑波大学教学和科研组织的全面性改革 |
| 一、兼顾跨学科和专业性的学群改组 |
| 二、作为教师新组织的“系”的建立 |
| 三、教学研究中心的改组与职能划分 |
| 第四节 筑波大学面向T型人才培养的课程改革 |
| 一、依托“教育GP”的通识教育重构 |
| 二、多样化与整合式的综合课程改革 |
| 三、文科生科学教育的示范课程建设 |
| 四、课程标准指导下的专业课程设置 |
| 第五节 筑波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的改革 |
| 一、“两学期、六分段”的学期制改革 |
| 二、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绩点制的实施 |
| 三、促进全面发展的学生支援项目建设 |
| 四、PDCA循环在教育质量管理的运用 |
| 第六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深化改革期的成效与问题 |
| 一、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深化改革期的成效 |
| 二、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深化改革期的问题 |
| 第四章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 |
| 一、理念领先:始终坚持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 |
| 二、体制创新:始终坚持组织建设与制度改革 |
| 三、通专融合:始终坚持通识与专业教育并举 |
| 四、追求卓越:始终坚持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
| 第二节 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经验 |
| 一、改革与创新:统筹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路径 |
| 二、通才与专才:打造通专融合和跨界培养的育人模式 |
| 三、分科与综合:构建多学科知识交叉的综合课程体系 |
| 四、特色与普适:坚持特色发展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知识经济与思维方式的变革（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D].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谦卑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D]. 王蕊.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4]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D]. 田琳.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5]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的大数据属性研究[D]. 张玉坤.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4)
- [6]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D]. 李小丽. 河北大学, 2020(02)
- [7]微媒介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重构[D]. 宋红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以创新场域为导向的高铁科教新城空间建构模式研究[D]. 徐中华. 天津大学, 2020(01)
- [10]筑波大学本科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发展研究[D]. 李冠男. 河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