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鲁迅先生笔下寻找《子夜》的版本（论文文献综述）
连正[1]（2021）在《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解说”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2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译者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于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经典化的逐步递进性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了《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3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洋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译并被译者给予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固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于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窥视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谢小平[2]（2021）在《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绅”在现代文学是一种多元而复杂的存在。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乡绅形象因时空的区隔和作家独特的创作理念,而呈复杂样态。本文以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文本细读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着力探析乡绅在现代文学里的复杂样态是如何建构与流变的。在此基础上,由形象建构、话语模式推及叙事伦理。由前所述,本文认为,乡绅书写以多元而复杂的风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而就其文学史的意义而言,既在于它对“人”与人性内在的深度探寻,还在于它独特的美学品格给今日文学创作和研究以丰厚滋养。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绪论、论文主体五章以及结论。绪论部分首先陈述了选题来由及意义。其次,是对乡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类概述。最后,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界定。论文主体部分共五章。第一章立足于文本细读,从“关系”着手,分别从家庭、族群以及城乡三个维度出发,重点挖掘乡绅的多元面相及其身份复杂性。第二章重点从社会学与文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视野出发,着重探查乡绅与乡村秩序在政治、文化以及经济三个维度上的互动。较之于前两章的动态考察特征,第三章和第四章则试图沉静下来,从静态角度切入。通过不同创作视角的切近,探察乡绅的主体性身份与其背后精神空间、物质空间的关联;探察不同作家对乡土社会的整体感知,及其在乡绅形象差异化建构背后的个性化创作追求。在互文性参照中,探析现代乡绅形象书写的不同特征。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重在探析作家在文本创作里所持之叙事伦理。最后,我们结合前四章的研究内容,对现代文学的乡绅形象,及乡绅形象书写的社会意义,文学审美价值得失,作整体把握。为扩充研究的纵深视野,本文从文学史的纵向视野出发,爬梳文学发展脉络,进一步探讨了乡绅形象在当代文学中的变体——新乡贤。结语部分,本文从文学史的视野出发,就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的艺术特性和价值意义等作了一定的归纳总结。
肖迪[3]（2020）在《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与不安之中,政治形势混乱,经济遭受危机,整体危机四伏。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固守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对小镇的存在有意无意的忽略,然而这些中国内陆地区的小镇不仅经历了中国转型期的阵痛,也见证了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小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都市与乡村的中转站,茅盾塑造的小镇空间较之其他作家,更加具有开放性,小火轮和铁路连接起上海与小镇,工业化浪潮和商品经济也随之而入,我们能看到小镇涌现出很多新式物件,这些“风景”改变了古老小镇的面貌,一方面带来了文明的气息,另一方面,传统并未就此沉寂下去,传统与新潮在小镇空间里不断拉扯。风景有“常”也有“变”,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激烈的碰撞,给普通民众带去了灾难与欢欣。开放多元的小镇必然会带来极强的社会流动性,这也是茅盾小镇叙事的特点之一。作家主要塑造了几类人物,分别是小镇商人、知识分子、小市民阶层和乡绅,这些人物在都市、小镇与农村之间来回穿梭流动,以小镇为轴心,辐射影响着都市与农村。他们的流动不仅包括水平的空间流动,更包括垂直的阶层流动。茅盾非常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关系,农村经济破产之时,除了对农民施以关切之外,茅盾更加关注小镇商人群体的出路,小镇商人既包括吴荪甫、唐子嘉这样的商业大亨,也包括林老板这样的普通小镇商人群体,面对经济危机、纷乱的战争局势和买办阶层,他们最终都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结局。知识分子是茅盾作品中的重点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镇青年走入都市接受新式教育,他们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知识分子处在返乡与离乡夹缝中艰难生存,他们的社会流动也并不成功。小市民阶层要么固守原地,要么就是因为逃难和谋求职业发展进入都市,但因为个人力量太过于微薄,他们往往依附于从小镇走出来的企业家。对乡绅的态度茅盾是一分为二的,对像吴荪甫或者钱良材,他的态度是褒奖的;对土豪劣绅,茅盾则一律予以批判,这些人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利益,但他们的算盘最终仍会落空。茅盾的小镇叙事显示出极强的政治色彩,在作家看来,革命既是造成社会流动性不断提高的原因,更是作者探索的解决失败问题的途径。革命的小镇中弥散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政治局势混乱不堪,保卫团、县政府、县党部、土匪以及共产党同时存在于基层社会,农民极易受到煽动发起革命或者暴动,革命青年有满腔斗志、新式的做派和坚韧的信仰,然而他们软弱、缺少机智、犹豫不决,终于让革命成为了部分投机者的幌子,带来了社会更深重的灾难,革命事业也因此大受打击。面对理想主义的破灭和革命的信仰,小镇在高潮与低徊之间来回穿梭,作家因此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和动摇之中,并最后确定了革命的信念。茅盾为中国现代小镇文学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既继承了前辈们的传统,同时也别有新意,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构筑的小镇世界勾连起都市和乡村,不管是在革命发展还是经济联通上都扮演着先觉者的角色,反映出江浙小镇的特点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艰难转型,更融汇了作家对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考,承载了茅盾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
韩璐楠[4]（2020）在《陶渊明《闲情赋》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诗文百余首存于《陶渊明集》。《闲情赋》作为陶集中一篇较为独特的辞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将《闲情赋》作为研究对象,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在汉魏六朝情赋中审视《闲情赋》。全文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以历家的评点接受为中心,以对后世诗文创作的影响为重点,全面展现陶渊明《闲情赋》的研究价值与文学意义。陶渊明《闲情赋》作为六朝赋作中一篇颇有争议的作品,诸家各持己见,展开多元讨论,其接受内容主要存于陶集校本、文人诗话与词话、历家诗文集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闲情赋》的接受历程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历代文人《闲情赋》的评点,主要体现在以萧统“白璧微瑕”说为中心,以苏轼“比兴寄托说,”为重点,以其他文人的评点为补充,构建《闲情赋》接受的丰富体系。《闲情赋》接受的主要两大阵营,一是萧统提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批判赋文“卒无讽谏”,开启了《闲情赋》接受与批评的先河;一是苏轼反对萧统之见,提出“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何异。”指出此赋别有寄托,内涵丰富,逐渐成为接受主流;此外,一些文士不赞同萧、苏之见,提出不同见解,进一步深化了《闲情赋》的阐释与评论。后世对《闲情赋》的接受还体现对该赋的模拟、化用典故、对比研究等多个方面,各家的丰富解读,显示出《闲情赋》对文学创作的多重影响。其一,《闲情赋》作为汉魏情类赋作中的一篇佳作,后世文人对此创作手法与内容进行整体与局部模拟,体现其赋作对于后世的影响力;其二,诸多文人化用《闲情赋》中的意象与典故,从多个视角加以剪裁与重新构造,借此抒发细微繁富的情思;其三,历代诗人诗评此赋时,立足多篇作品相互比较,在多个角度的对比解读中,洞悉《闲情赋》的内涵,呈现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而陶渊明《闲情赋》一文,在后世诗文创作中多次被模拟与化用,也一定程度上展现出《闲情赋》的文学价值与深远影响。《闲情赋》对于其他文艺作品,如书画作品,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渗透。此外,在陶渊明《闲情赋》接受过程中,不仅加深世人对于陶渊明形象的理解,扩充其诗文题材的影响力,同时也成为一个文学话题,在后世文人的评点与文学创作中彰显出《闲情赋》接受的多元文化价值。综上所述,无论是对《闲情赋》的文本解读与主旨探析,还是历代文人的阐释与评论,或是对《闲情赋》的模拟与化用,都体现了世人对《闲情赋》艺术价值的认可。虽时有争议,颇有微词,却正可体现《闲情赋》独特价值,客观上推动了《闲情赋》接受的蓬勃发展,为世人深入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提供了参照。
王僡蘐[5]（2020）在《作家专论·文学现象·文学史建构 ——论孙中田的现代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孙中田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人物,从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在茅盾研究、鲁迅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色彩的诗学研究、文学史编纂等领域有突出的学术贡献。目前,学界对孙先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掘。本文通过对孙先生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细读,以及对孙先生与其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比较,将孙先生放置在现代文学学术史中评析孙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同时,本文通过对孙先生进行的个案研究来以点窥面,对现代文学研究几十年来在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化加以探讨。论文主体共分为五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阐明论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论题的研究现状、论题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论文在论题的研究现状一节对论文的研究框架进行了说明,将孙先生的学术研究分为作家论、文学现象研究、文学史建构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紧密相连,层层递进,由点及面至体构成孙先生的学术研究世界。第一部分,“孙中田先生的学术历程”。本部分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简要介绍了孙先生的生平。“少年宏志:时代纷繁里潜心学业（1928-1950）”叙述孙先生的少年时代;“响应呼唤:百废待兴中重任在肩（1950-1980）”叙述孙先生在八十年代前的学术经历;“兼容并蓄:学术转型时融汇中西（1980-2000）”叙述孙先生在八十年代后到新世纪前的学术经历;“多元一体:学科交叉启学术新篇（2000-2015）”叙述孙先生晚年的工作与生活。论文的第二、三、四部分是论文的重点,从点、面、体三个角度完成对孙先生文学研究框架的建构。第二部分,“作家论: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基点”。本部分首先概述作家论的概念内涵与文学史意义,然后论述孙先生的作家论,认为作家论是孙先生的研究基点。其中,茅盾研究是孙先生作家论的核心,经历了从革命意识形态向历史与审美视角转换的过程;鲁迅研究是与孙先生的茅盾研究形成对照的重要维度。在八十年代前,孙先生的鲁迅研究与他同时期革命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茅盾研究风格迥异,专注于审美品评。八十年代后,两者的研究方式变得相近,这从侧面体现出了时代社会背景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本部分还论述了孙先生对沈从文、戴望舒、穆木天等作家进行的研究,最后总结了孙先生的作家论从革命意识形态到审美视角解读的范式转换。第三部分,“文学现象研究: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面’”,论述孙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与色彩的诗学研究。孙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体现了亲历者的学术还乡倾向,孙先生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引领者与开拓者;孙先生的色彩的诗学研究则体现了孙先生强烈的学术个性,站在色彩学的角度回望文学,本质还是落在文学的审美特点上。第四部分,“文学史建构:孙中田先生独特的文学史观”,论述孙先生的文学史书写与孙先生的文学史观。受限于种种因素,孙先生参与编写的四套文学史都没有跳脱出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他理想中的“心灵史”有一定的距离。而从孙先生整体的文学研究来看,孙先生抱持着在多元互补的文学世界中从作家心理的视角去发掘文学价值的文学史观。另外,孙先生的研究风格偏向理性,孙先生心中的文学价值不仅包含审美价值,还包括着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价值。第五部分,“孙中田先生的学术贡献”,对孙先生在学科建设、史料研究、学术方法三个方面的学术贡献进行了总结。论文结语评述了孙先生在与其他学者的对比中彰显出的学术研究个性与共性,总结了孙先生文学研究整体上的稳健风格。论文附录列出了孙先生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与孙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名单及学术状况简介。
赵京强[6]（2020）在《孔孚山水诗新论》文中指出孔孚从1979年回归诗坛到1997年去世,演绎了一段虽不长久但精彩而完整的“山水人生”。其诗专写山水,也以此闻名,其诗论、散文、书法也都与山水紧密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位独特而优秀的诗人在各种文学史着作中却声名不显,四十年来的孔孚研究成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深度挖掘孔孚山水诗被文学史忽略的巨大价值为目标,在与前人对话基础上展开创新性研究,首先对孔孚诗歌的文学史意义进行重新厘定,对孔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补充、辨正。然后用全新的“山水整体观”视角,论证孔孚各类创作与其诗歌不可分割的山水共性,研究其诗艺探索的思想流变和得失,进而揭示其可观的创作成就、可贵的试验性质及其带给诗坛的有益启示。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理由、孔孚其人、研究综述、以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说明,主要展现问题意识,表明研究思路。核心内容是综述中的研究述评部分,对孔孚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向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确立本文相关研究的核心价值、对话目标和创新起点。第一章是孔孚山水诗的历史溯源和时代呈现。前人研究对孔孚山水诗的源流问题多在“儒与道”的继承性上做文章,本文除了对此进行重新论证以外更注重揭示孔孚诗歌表现出的创新性。在文学史价值的确立上辨正过于简单化的“接线说”,突破“热爱祖国河山”与“附会审美性”的常规视角,指出孔孚为新诗寻找另一种出路的诗学理想以及赋予古老题材以青春活力的诗性特质。第二章就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问题与前人研究展开对话,做出新的探索。前人对孔孚诗歌“隐藏”、“布虚”、“减法”的论述太依赖孔孚诗论中自己的说法。本章从具体作品出发,围绕孔孚山水诗关于诗歌体裁、读者创造性、诗人游戏性的独特理念打开新的研究视角,以典型作品论证孔孚诗歌“越减越大”的美学空间、读者“寻径探幽”的审美路径和诗人“设幽布径”的隐藏原则。第三章是论述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孔孚在创作实践中尝试从多个角度掌控审美的“距离原则”,但纵观孔孚自己的诗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所谓的“距离”仍然仅限于“平远、高远、深远”的空间距离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距离,而且过多溢美之词。本章将拓展“距离原则”概念的范围,揭示“科技入诗”、“用典”等手法的时间距离本质。论述孔孚山水诗创作中表现出的对时空距离、心理距离、诗与“道”的距离、真与假的距离等问题的处理技巧,对其成败得失做出判断,最后据此探究其距离原则的标准。第四章研究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过程。孔孚笔下一首诗生成的具体过程、同一首诗版本的不断变更、十几年创作中审美追求的前后差异等都是重要研究领域。本章依托孔孚原作、现有研究成果和珍贵的透视本手稿等资料对相关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解析创作过程中的“唤情”、“语言软化”、“创象”、“意象组接”技巧,对前人的“戏景说”等进行去魅。最后阐明孔孚创作过程中比类型化更为明晰的阶段性特点,以对纵向流变的揭示突破前人类型化的横向研究。第五章是整体观的新视角。本章从孔孚诗、诗论、散文、书法显示共同的山水特质、遵循统一的创作理念入手,揭示其研究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填补前人研究空白。先指出现有研究视角对孔孚实际创作的背离,继而从“诗者自论”的角度探究孔孚的诗与论的关系。揭示在孔孚山水创作体系中“诗和书法外显于艺”、“诗论与散文内辅于思”的深层联系,指明作整体研究的必要性——“整体观”既合于作家研究之道,以便从整体的诗性气质上解读孔孚相同艺术诉求下的不同文体形式;又合于作品研究之道,以便从相似的生成路径上探究孔孚不同文体形式下的同源山水作品。第六章是揭示孔孚创作中可贵的试验性。前人研究一直习惯于把孔孚的诗歌当作完成时来看待。本章所要揭示的是与此相反的孔孚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未完成态和试验性质。这种探索性试验既表示了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诗人对命运的不屈反抗,也是他对人生经验和惯性写作的突破,以及对中国新诗走向的独特思考。这彰显了一位“归来者诗人”的勇气、活力、持久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本章将揭示孔孚诗歌在语言模糊性、诗歌文体拓展、建构“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探索中国新诗别样出路等方面显示出的试验性质,发掘孔孚山水诗写作的成功带给中国诗坛的启示性意义。
童敏[7]（2020）在《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空间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切危机的源头,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是空间危机的重要表征。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最先西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伴随着租界的设立,西人开始实施针对上海的城市空间改造计划。兴修街道、完善街道网是城市空间改造的首要任务。随着现代街道在上海的成型,街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上海城市空间的传统状态逐渐消失。如此来看,现代街道的修建触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空间变动,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手段,它显示了上海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上海开始以一种“现代”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上海街道是对西方城市街道的模仿。首先,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人将其本国的街道建设经验移植到中国。型态完善的租界街道满足着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良好的感官体验,并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源”。在当时旅沪人员的相关记载中,“街道体验”成了他们判断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租界街道的对比之下,老城街道成了“负面”的存在。因此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老城街道又开始了对租界街道的模仿。空间上的危机会触发社会整体秩序的崩塌。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有多种功能。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组合,而是凝聚了深厚文化记忆的场所。上海街道由传统向现代地转型在深层次上意味着空间文化记忆的扭转。在直观层面上,现代街道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原有的水乡秩序,都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由慢走向快,由静走向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动改变着都市人的感知结构,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街道被反复书写,尤其是四马路、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等街道。它们表明以满足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为目的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同。在上海,街道给予人们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体验,即异域情调。当人们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异国。然而,这异域情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危机。上海街道是一个西化的空间,更是一个殖民的空间。殖民暴力虽化身为异域情调,却无法掩饰它的殖民野心。因此,走在南京路上的上海人,在感受异域情调的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直接宰制的对象。尤为独特的是,在现代上海,修建街道并不只是市政事务,它还体现为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华界当局亦通过修建街道来表达自我的民族主义诉求。街道作为城市的外部空间,从性别角度来说,它还关涉着传统的两性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如若发生颠倒、错乱,那么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在上海,走在街上的女性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格局。女性以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实践着自我的性别诉求和政治诉求。现代上海的街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暧昧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失序的同时又建立新秩序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空间”与“秩序”可以看作是理解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关键词。街道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嬗变的空间。这嬗变首先发生在物质空间层面。本论文的第一章,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和文学文本,考察了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以及转型后的现代街道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在上海,街道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一些实际的障碍,如河浜、城墙。填浜筑路、拆城筑路是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上海,河浜、城墙既是街头景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且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清末民初因拆除城墙而引发的争论,便可见一斑。河浜、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这预示着上海逐渐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秩序,开始适应专属现代都市的新秩序。此外,越界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越界筑路在租界当局主导下进行。然而,“筑路”并不是这一措施的目的,“越界”才是本质。现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城市,空间上的越界正是租界对华界权力的侵犯。所以说,越界筑路是租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手段,由此而形成的街道则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外部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现代型态的上海街道不仅是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文本空间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古代城市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未能成为文本空间的构成因素,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街道往往被忽略。现代街道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文本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街道在空间上的嬗变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视的、可触的,可以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街道所赋予的经验揉进创作之中。这样说来,现代街道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和书写技巧。本论文的第二章阐释现代街道如何影响都市日常生活秩序。街道是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时刻与街道发生联系。上海街道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新时空。与传统街道的日常时空秩序相比,这一新时空是变形的,是被权力所规训的。街灯、车辆是现代街道最重要的附属品,是街道文明的物质表征。但同时,它们的存在让街道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形变。街灯延长了人们在街道上停留的时间,它的存在让街道成了昼夜颠倒的时空。车辆以速度为媒介让街道成了压缩的、流动的、叠加的时空。街灯、车辆让都市日常生活获得了现代化的传奇色彩。巡警是现代街道的重要配置,这预示着作为市民空间的街道开始接受权力的规训,都市日常生活被裹挟在一张巨大的权力网中。现代街道改变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现代都市是物质聚集的场所,人的欲望在物质的刺激下摆脱了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开始寻求正常的表达方式。因此,街道成了市民日常生活欲望的表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上海兴起了一种依托于街道的日常休闲运动,即“荡马路”。所谓“荡马路”也即是散步。“荡马路”是市民大众理解现代上海的重要手段,是人与城市的互动。人既接受了现代城市时空秩序的约束,也在通过行走的方式去改变这一秩序。上海正是在市民大众的脚部下才获得了意义。摩登与革命是理解现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关键词。本论文的第三章从摩登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摩登”一词词义丰富,它在30年代的上海与现代物质消费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因此,由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现代街道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摩登的空间。左翼文人行走在这摩登的空间中,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但阶级意识却阻止他们进一步沉迷于其中。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城市贫民、无产者处于殖民者和上层阶级的压迫中,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充满摩登情调的空间之外。左翼文人的上海街道叙事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识。为了寻求空间正义,上海街道被挪用为革命的实践空间。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上海街头的革命活动是对既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否定,同时也是改写城市空间记忆的手段。本论文的第四章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女性是如何利用现代街道的空间特质来颠覆传统性别秩序。街道是城市的外部空间,因而在性别视角下,它亦是男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街道是拒绝女性的。具体说来,拒绝女性其实是拒绝她们的身体。而现代上海的街道却成为女性身体的展示空间,从晚清的妓女到30年代的摩登女郎和革命女性,上海街头因她们的存在而更加异彩纷呈。走在街上的女性一方面无法避免被男性凝视和被物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女性的城市经验。为了调整自我身体、街道（公共空间）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诉求之下,女性主动接受革命的编码,将自我的女性气质隐藏起来,试图以一个政治的身体、革命的身体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缝。晚清以来,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剧烈的空间嬗变过程,本论文从“空间”与“秩序”入手,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分别从都市日常、左翼和性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阐释在一个嬗变的空间中,旧有的秩序如何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如何被建立的过程。
黄金[8]（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李丰源[9]（2019）在《师陀乡土文学整体观（1931-1951）》文中指出本文运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方法,利用《师陀全集》、《师陀全集续编》、师陀作品单行本的初版本及其研究资料,结合新发现的师陀小说（如“一二·九”三部曲）和研究资料,兼采社会史研究成果,对师陀1931-1951年的乡土写作作一整体性观照。对师陀乡土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澄清仅聚焦于其一两部代表作时容易产生的矛盾、冲突和困惑,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师陀的文学创作,理解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及其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复杂关系。本文以“革命面临乡土”这一师陀小说创作中的主要关怀（亦即本文的问题意识）切入师陀乡土文学整体观的研究,指出师陀1931-1951年的乡土文学创作一直在回应革命与乡土间的紧张关系,力图再现其中的复杂性。但他的努力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个中原因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文体探索的困境。本文以革命与乡土在师陀小说中再现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察为主线,辅以对其文体成熟的考察,从而试图对师陀呈现的革命与乡土互动关系的发生演变过程进行解读和研究。第一章首先指出,在师陀以抗战前社会图景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已然开始关注革命与乡土间的关系。但是,其所塑造的左翼知识分子与农民这两支中国革命的主力之间的接触既不顺利也不深入（自《鸟》至《马兰》,自《谷》至《无望村的馆主》）,两者均遭遇了挫折。如此结局的造成,既有乡土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也有作家独特的文体风格等原因。接续第一章《无望村的馆主》等对文体形式的讨论,第二章对师陀小说的文体流变予以专门探讨。本章研究指出,兼容抒情、启蒙与革命的“小城”文学,因其“系列小说”自由灵活的结构特征,依托小城书写着革命与家国,在书写革命的旨趣上发生了转变,与早期讽刺、嘲弄的写作倾向大异其趣;当师陀赋予长篇小说以抒情气息,处理复杂的大都会或史诗性革命题材时,则显得不敷所用。第三章接着指出,学者们新发现的师陀的“一二·九”三部曲（实际只创作了《争斗》与《雪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师陀在抗战爆发以来创作与思想视野中的革命与乡土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中介,它有机地连接了师陀19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与《果园城记》。如果说《争斗》带出的是对《马兰》的革命知识分子命题的重新思考,《雪原》则通过描写知识分子下乡的故事,将师陀以抗战前社会图景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和乡土两个分离的部分连接了起来,从而实现了对早期《谷》和《里门拾记》的启蒙乡土的超越,开启了《果园城记》这一1940年代“乡土中国”文学想象的先声。最后,第四章通过分析《果园城记》和由之扩充、延伸而来的长篇《历史无情》这两部作品,以见出师陀创作后期如何回应“革命面临乡土”议题。《果园城记》处理了一幅“乡土中国”的行事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小城生活图景,而《历史无情》展现了革命者对《果园城记》所建构的“乡土中国”秩序的挑战。这革命者的主要来源,是师陀文学想象世界中自《谷》和《马兰》等作品一直延续下来的农民与知识分子群体。以《历史无情》中炮轰小城这一结局为标志,师陀为其探索革命与乡土关系的文学想象不得不划上了句号。总之,通观师陀1931-1951年间的乡土文学创作如何处理“革命面临乡土”这一问题,可见师陀并未简单停留在对乡土的纯审美性观照之中,而是将自己的主体性与社会难题紧紧熔铸在一起,以文学的方式回应了社会难题。就此而言,师陀1931-1951年的文学创作不仅表现出向革命展开的趋向,同时也更关怀革命遭遇乡土时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其文体惯性与抒情气息等,导致其成就未达到其应有的高度。这是一次远非完美的探索,也许可以说,成也形式败也形式,师陀的文体形式和思想观念尚未达到融汇贯通的境界,而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与研究中对此问题的讨论尚嫌不足,师陀的“问题与文体”仍值得我们再行探究。
郭燕立[10]（2018）在《作家与学者身份兼具的时代并行者 ——公兰谷论》文中研究指明公兰谷先生是一位在抗战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兼具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不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文章试图通过文本分析与探究,一方面探讨公兰谷的文学写作在抗战时期尤其是大后方抗战文艺中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挖掘和呈现其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对于当下学术研究的借鉴意义。本文在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起、相关问题的研究概述、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重难点及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与分析公兰谷在20世纪40年代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语境中,战时苦难与流亡体验成为公兰谷书写的重要主题选择,充满国恨家仇、羁旅漂泊、爱国怀乡的丰富复杂的情感表达及在现实与自我磨砺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其文学作品中的显着特征,体现了公兰谷的底层生命体验和忧国忧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丰富了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表达内容,拓宽了大后方抗战文艺的表现空间。第二章主要探讨公兰谷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及其体现出的独特的学术风格、可贵的学术精神及研究行为本身都有其重要的价值意义。第三章重点阐述公兰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在“十七年”时期特殊的政治历史语境中,公兰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学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现代作品论集》和《中国现代文学》两部着述,虽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却从整体上奠定了公兰谷在学术界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且对于当下的学术界,仍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意义。
二、在鲁迅先生笔下寻找《子夜》的版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鲁迅先生笔下寻找《子夜》的版本（论文提纲范文）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关于“简介概述日本茅盾研究概况”的研究现状 |
| 1.3.2 关于“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的研究现状 |
| 1.3.3 前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茅盾小说日译单行本的滥觞之作——《蚀》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史论 |
| 2.1 昭和前期(1926-1945)日本对《蚀》的翻译和研究 |
| 2.1.1 《幻灭》的译介: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接受的滥觞 |
| 2.1.2 《大过渡期》:茅盾作品日译单行本的先河 |
| 2.1.3 《大过渡期》发表后日本学界的多种评价 |
| 2.1.4 昭和前期日本接受和研究《蚀》的社会文化背景 |
| 2.2 昭和中期(1945-1966)《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概况综述 |
| 2.2.1 “审美”的突破与回旋:佐藤一郎与高田昭二对《蚀》的研究 |
| 2.2.2 特殊历史语境下中日对《蚀》研究的异同 |
| 2.3 东瀛学界的多部声:1970 年代至今《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2.3.1 茅盾作为“作家”的起点:《幻灭》文学价值在日本的重估 |
| 2.3.2 对《蚀》的“女性解放”、“性描写”及版本流变的研究 |
| 2.3.3 21 世纪《蚀》在日本研究的新坐标:白井重范的“《蚀》论” |
| 2.3.4 异文化语境下中日对《蚀》接受与研究的异同 |
| 第三章 永不磨灭的经典—《子夜》各日译本的问世、流变与研究考论 |
| 3.1 “恶文”评价与完整译本的缺席:《子夜》在二战前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3.1.1 增田涉的评价与未实现的约定 |
| 3.1.2 到底是“恶文”还是“杰作”?——对竹内好《茅盾论》的再解读 |
| 3.2 二战后(1945-2013)多个《子夜》日译版本的问世、流变与评介 |
| 3.2.1 首部《子夜》日译单行本的诞生及其意义和价值 |
| 3.2.2 1960 年代的再译:小野忍与高田昭二的合译单行本 |
| 3.2.3 作为“杰作说”的铁证:竹内好的译介与评价 |
| 3.3 《子夜》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3.3.1 译者的再度评介:尾坂德司与高田昭二的《子夜》研究 |
| 3.3.2 昭和后期(1966-1989)是永骏、中野美代子、筱田一士的《子夜》研究 |
| 3.3.3 平成时期(1989-2019)桑岛由美子、白井重范的《子夜》研究 |
| 3.3.4 《子夜》在日本接受研究的多元化与递进性 |
| 第四章 “梅女士”于日本之再现—《虹》日译单行本的生成与接受 |
| 4.1 《虹》日译单行本的问世及其前后学界的解读评价 |
| 4.1.1 一部未完成的译着:武田泰淳对《虹》的翻译和解读 |
| 4.1.2 对“梅女士”的人物形象分析:藤井冠次与武田泰淳的对话 |
| 4.2 《虹》与武田泰淳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互文性 |
| 4.2.1 中国式侠义的精神符号:“梅女士”于二战后日本之再现 |
| 4.2.2 追求女性解放的使者:关于玛利亚的原型室伏克拉拉 |
| 4.3 二战后《虹》在日本的研究综述 |
| 4.3.1 搁笔缘由的探究:三宝政美对《虹》的研究 |
| 4.3.3 《虹》中的“虚”与“实”:是永骏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
| 第五章 茅盾40 年代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以《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为例 |
| 5.1 国民党政治黑幕小说的特殊意义:《腐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5.1.1 《腐蚀》各日译版本的生成及评介 |
| 5.1.2 《腐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5.1.3 “自我迷失”与“身份焦虑”:《腐蚀》对堀田善卫短篇小说《齿轮》的创作影响 |
| 5.2 《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梳考 |
| 5.2.1 一部现代版的《红楼梦》:《霜叶红似二月花》三个日译本的生成与评价 |
| 5.2.2 对“母性式包容”及“男性式无能”的解读:中日学者界的对话与争鸣 |
| 第六章 中国乡村景观的觅寻—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述论 |
| 6.1 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的一座桥梁:《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及研究述评 |
| 6.1.1 《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 |
| 6.1.2 《水藻行》发表前后日本报刊评论综述 |
| 6.2 茅盾其他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
| 6.2.1 《春蚕》《林家铺子》《小巫》等日译情况综述 |
| 6.2.2 《春蚕》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关系”场域下的乡绅 |
| 第一节 家庭“关系”中的乡绅 |
| 第二节 族群“关系”里的乡绅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间的乡绅 |
| 第二章 乡绅书写与乡村秩序变迁 |
| 第一节 乡绅身份递变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 |
| 第二节 乡绅文化嬗变与乡村文化秩序的变迁 |
| 第三节 乡绅功能转型与乡村秩序的变动 |
| 第三章 多重乡绅形象的建构与乡村图景 |
| 第一节 文化权威生活其间的凋敝乡土 |
| 第二节 “自在”个体栖居的诗性家园 |
| 第三节 土豪劣绅逼迫下的动荡乡村 |
| 第四章 乡绅书写的多维话语模式与叙事伦理 |
| 第一节 启蒙话语背负着的家国伦理 |
| 第二节 民间话语言说中的民间伦理 |
| 第三节 阶级视域下的革命伦理 |
| 第五章 乡绅书写的价值与美学反思 |
| 第一节 乡绅书写的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乡绅书写的文学史价值 |
| 第三节 乡绅书写的美学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3）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一、中国现代小城镇文学研究 |
| 二、茅盾“小镇叙事”作品研究史 |
| 第二节 “小镇”与茅盾“小镇叙事”的历史语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开放的小镇:风景中的“常”与“变” |
| 第一节 城乡间的中转站:小镇风景的多样性 |
| 第二节 难以破除的过去:固守的乡土风俗传统 |
| 第三节 家宅与茶馆:独特的地域人文景观 |
| 第二章 流动中的“动”与“思”:茅盾笔下的小镇人物群像 |
| 第一节 小镇商人:往来于城乡的中间者 |
| 第二节 走进都市与被迫返乡:小镇知识分子的“出走”与“回归” |
| 第三节 出路的无处追寻:小市民群体与乡绅阶级的抉择 |
| 第三章 茅盾小镇叙事中的革命书写 |
| 第一节 挣扎与无序:“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暴力中的城乡流动:小镇权力的更迭 |
| 第三节 动摇中的革命小镇:群氓之乱与知识分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茅盾小镇叙事小说作品出版简表 |
| 附录2:茅盾小镇叙事作品中人物流动情况简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4）陶渊明《闲情赋》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闲情赋》与汉魏六朝情赋概述 |
| 第一节 《闲情赋》之前“情赋”探源 |
| 一、汉代抒情小赋发展源流 |
| 二、汉魏六朝情赋作品探析 |
| 第二节 《闲情赋》对同类赋作的沿袭与创新 |
| 一、《闲情赋》对“定情”类赋作的继承 |
| 二、《闲情赋》对同类作品的超越 |
| 第二章 《闲情赋》的文本解读 |
| 第一节 “闲情”训解,溯本探源 |
| 一、训解赋题,以明意旨 |
| 二、考证渊源,探求作意 |
| 三、参考诸说,推测作年 |
| 第二节 考证异文,注解会意 |
| 一、考证异文,恢复原貌 |
| 二、刘氏赋注,细致周详 |
| 第三节 主旨探析,丰富多样 |
| 一、防闲守礼,求爱悼亡 |
| 二、比兴寄托,抒发怀抱 |
| 第三章 《闲情赋》的历代阐释与评论 |
| 第一节 以萧统“白璧微瑕”说为中心 |
| 一、白璧微瑕,千古论断 |
| 二、赞驳萧统,提出新见 |
| 第二节 以苏轼“比兴寄托”说为重点 |
| 一、苏轼“比兴寄托”说的提出 |
| 二、后世对“比兴寄托”说的评述 |
| 第三节 以不同于萧、苏的观点为扩展 |
| 一、言其意旨,赞扬《闲情》 |
| 二、对比阐述,视角广阔 |
| 三、疑赋作伪,戏话《闲情》 |
| 第四章 文艺作品对《闲情赋》的多元接受 |
| 第一节 历代赋作对《闲情赋》的拟化 |
| 一、直言模拟,亦步亦趋 |
| 二、直接化用,模仿句式 |
| 三、序言提及,批评论述 |
| 第二节 历代诗词作品对《闲情赋》的评骘及化用 |
| 一、赞渊明逸致,显一己之见 |
| 二、评《闲情》之赋,论萧苏之说 |
| 三、化“十愿”之典,铸经典之作 |
| 四、比相类之作,见文章之旨 |
| 第三节 其他作品对《闲情赋》的接受 |
| 一、小说文集对《闲情赋》的接受 |
| 二、书画作品对《闲情赋》的呈现 |
| 第五章 《闲情赋》接受研究的历程与影响 |
| 第一节 《闲情赋》接受历程与特点 |
| 一、《闲情赋》接受历程探析 |
| 二、《闲情赋》接受特点概述 |
| 第二节 《闲情赋》接受对陶渊明的影响 |
| 一、《闲情赋》接受对陶渊明形象的影响 |
| 二、《闲情赋》对陶渊明创作的拓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作家专论·文学现象·文学史建构 ——论孙中田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论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 1.孙中田先生的三个学术维度 |
| 2.研究孙中田先生的文献概况 |
| (三)论题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
| 1.论题的创新点 |
| 2.论题的研究方法 |
| 一、孙中田先生的学术历程 |
| (一)少年宏志:时代纷繁里潜心学业(1928-1950) |
| (二)响应呼唤:百废待兴中重任在肩(1950-1980) |
| (三)兼容并蓄:学术转型时融汇中西(1980-2000) |
| (四)多元一体:学科交叉启学术新篇(2000-2015) |
| 二、作家论: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基点 |
| (一)作家论的概念内涵及其文学史意义 |
| (二)孙中田先生作家论研究的核心:茅盾研究 |
| 1.革命意识形态下的茅盾研究 |
| 2.历史与审美视角下的茅盾研究 |
| (三)与茅盾研究形成对照的重要维度:鲁迅研究 |
| (四)对沈从文、戴望舒、穆木天等其他作家的研究 |
| (五)范式的继承与转换:从革命意识形态到审美视角解读 |
| 三、文学现象研究: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面” |
| (一)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亲经历史的在场阐释 |
| 1.地域文学研究的历史及文学史意义 |
| 2.孙中田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
| 3.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引领者与开拓者 |
| 4.文化还乡:孙中田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
| (二)色彩的诗学研究:张扬个性的双重奏唱 |
| 1.新世纪跨学科研究文学的历史及文学史意义 |
| 2.孙中田先生的色彩的诗学研究 |
| 3.对于跨学科研究文学的启示 |
| 4.大音希声:孙中田教授的色彩的诗学研究 |
| 四、文学史建构:孙中田先生独特的文学史观 |
| (一)时代浸染下的文学史书写 |
| (二)多元互补与作家中心的文学史观 |
| 五、孙中田先生的学术贡献 |
| (一)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 |
| (二)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先行者 |
| (三)学术方法与理念的探索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孙中田先生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
| (二)孙中田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名单及学术状况简介 |
| 后记 |
（6）孔孚山水诗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 |
| 二、孔孚其人 |
| 三、研究综述 |
| 四、本文其他有关问题 |
| 第一章 历史溯源与时代呈现 |
| 一、“源与流”的辨正 |
| 二、“失重期”的选择 |
| 三、孔孚留给诗坛的“财富” |
| 第二章 孔孚山水诗的“减法”与“隐现”新探 |
| 一、诗是骨感的文体 |
| 二、捕捉诗美,读者的乐趣 |
| 三、象现求隐,诗人的游戏 |
| 四:孔孚的加减辩证 |
| 五、《峨眉山月》的真美之境 |
| 六、减隐的极限 |
| 第三章 孔孚山水诗中的距离原则 |
| 一、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 |
| 二、诗与“道” |
| 三、心灵距离 |
| 四、诗是造假的艺术 |
| 五、距离的标准 |
| 第四章 孔孚山水诗的生成、修改与流变 |
| 一、“看山” |
| 二、山水诗的“创作层” |
| 三、透视本的秘密——孔孚诗的删改 |
| 四、孔孚诗歌创作流变 |
| 第五章 孔孚山水艺术整体观 |
| 一、错位的批评 |
| 二、理论自觉的诗人与身为诗人的论者 |
| 三、升华的艺:孔孚的诗与书 |
| 四、渊默的道:孔孚的论与文 |
| 五、山水艺术整体观 |
| 第六章 孔孚山水创作的试验性 |
| 一、东方神秘主义新秩序 |
| 二、作为诗语策略的模糊 |
| 三、文体试验:触壁 |
| 四、丝人茧行 |
| 后记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为什么是街道? |
| (二)为什么是上海的街道? |
| (三)文学书写的“街道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对“街道”的研究 |
| (二)对“现代上海街道”的研究 |
| 三、研究价值、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双重嬗变:街道转型与文本空间的建构 |
| 第一节 上海旅行与街道书写 |
| 一、引入旅行视角 |
| 二、旅行视角下的上海街道 |
| 三、街道差异体验的书写 |
| 第二节 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及其悖论 |
| 一、转型的前奏:街道政治的发生 |
| 二、转型的措施:填浜·拆城·越界 |
| 三、悖论的表征:空间殖民主义 |
| 第三节 街道与现代文本的空间构成 |
| 一、现代文本空间的生成 |
| 二、文本空间生成与更迭的文化机制 |
| 三、文本空间中的人物位移 |
| 第四节 文本叙事中的街道经验 |
| 一、身体在场与感官世界 |
| 二、街道速度与文本节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街道与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街道秩序与日常的逻辑 |
| 一、时空变形中的都市日常 |
| 二、权力下移与被规训的日常 |
| 第二节 日常之“变”:街道空间的欲望化表达 |
| 一、生活物欲化:街道的消费空间属性 |
| 二、狂欢审美:作为娱乐空间的街道 |
| 三、情感公开:两性关系的“街道叙述” |
| 第三节 荡马路:街道的日常实践和审美体验 |
| 一、日常实践 |
| 二、审美体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摩登与革命: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 |
| 第一节 北四川路与左翼文化中心的崛起 |
| 一、东洋风·平民气·“半租界” |
| 二、北四川路左翼文化空间的形成 |
| 三、改造与同化:左翼文化空间的巩固 |
| 第二节 左翼文人的双重街道体验 |
| 一、摩登街道与左翼“新感觉” |
| 二、底层书写与街道阶级化 |
| 第三节 街道挪用:左翼文人的街头革命 |
| 一、革命的准备:走向街头 |
| 二、革命的开始:“街上人”的革命启蒙 |
| 三、革命的形式: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
| 四、南京路:革命的记忆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间与身体:走在街上的女性 |
| 第一节 “见或不见”:女性身体与女性空间 |
| 一、“藏之不见”:传统女性空间的形成机制 |
| 二、看街:女性身体的“视觉突围” |
| 三、街道:“新”女性空间 |
| 第二节 街道与女性身体的再发现 |
| 一、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身体 |
| 二、女性身体的自我发现 |
| 三、性别共谋:革命化的女性身体 |
| 第三节 街道上消失的身体——对1936年妇女节游行的考察 |
| 一、游行、身体与街道的空间转变 |
| 二、女权还是国族? |
| 三、“为国献身”:女人还是中国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发表论文 |
（8）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未竟的现代 |
| 一、“现代”的内涵与外延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动机、方法与框架思路 |
| 第一章 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严肃文学的绝境逢生:资本规则下文学的发生与承续 |
| 第二节 文学转向的岔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并置 |
| 第三节 文化心理的自省:于中西“之间”及“之外”的本土 |
| 第二章 “边缘”状态的复杂呈现 |
| 第一节 一场悄然的中国“文学革命” |
| 第二节 香港的“边缘”之名 |
| 第三节 香港对上海的文化反思与超越 |
| 第四节 香港与台湾的文学互动与想象 |
|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与体认差异 |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呼喊:香港现代主义先驱的意识自省与欲望批判 |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建构:资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视与文化复归 |
| 第三节 个人化的另类书写:中生代作家的压抑经验与末世情结 |
| 第四节 重返存在的诘问:新生代作家的生存体悟与危机意识 |
| 第四章 抗争与认同:异化主题的基本架构与扩展延伸 |
| 第一节 书写的起点:异化的城与人 |
| 第二节 自我的指涉:从迷失到救赎 |
| 第三节 “物质”的美学:“物化”与“化物” |
| 第四节 历史的焦虑:从断裂到自适 |
| 第五章 求新立异:形式文体的先锋实验与跨界探索 |
| 第一节 理念的争论:写实与虚构的界限 |
| 第二节 技艺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险 |
| 第三节 与俗文学的融合:存在与写意的武侠世界 |
| 结语 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与重新书写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9）师陀乡土文学整体观（1931-195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问题意识、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其他 |
| 第一章 知识分子与乡土的困境 |
| 第一节 《马兰》:抗战前革命知识分子的困局 |
| 第二节 “卅年代北方的农村”与革命的可能 |
| 第三节 《无望村的馆主》:“共一共”方案及其文体探索 |
| 第二章 书写家国与革命的文体 |
| 第一节 从“鲁迅的杂文”到“情感记忆” |
| 第二节 《结婚》:“抒情诗”作为长篇文体 |
| 第三节 “诗化小说”中的家国与革命 |
| 第三章 超越启蒙与“乡土中国”想象的萌发 |
| 第一节 超越启蒙思维:抗战与师陀“我思”的转变 |
| 第二节 《雪原》:“乡土中国”想象的萌发 |
| 第四章 “果园世界”的建构及其崩塌 |
| 第一节 作为“乡土中国”的果园城及其革命者 |
| 第二节 《历史无情》:“果园世界”的崩塌 |
| 第三节 “复线历史”的可能及其限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作家与学者身份兼具的时代并行者 ——公兰谷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活动 |
| 第一节 书写抗战时代精神的小说创作 |
| 一、忧国忧民的人道主义情怀 |
| 二、多种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 |
| 三、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
| 第二节 言说战时生命体验的散文写作 |
| 一、流亡路上的见闻与感悟 |
| 二、现实与想象的交织中对“故园”的追忆与建构 |
| 第三节 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诗歌创作 |
| 一、抗战诗歌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文化认同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诗歌创作 |
| 第四节 与文学创作相辉映的外国文学翻译 |
| 一、作品翻译的选择性 |
| 二、文学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文 |
| 第二章 学术个性鲜明的古典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独具个性的汉魏六朝诗歌研究 |
| 一、学术研究中的作家身份体现 |
| 二、散文化学术风格 |
| 三、感性体验与理性逻辑的相互融合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诗经学”的最后总结——“诗经学”研究 |
| 一、科学的方法辩证的态度 |
| 二、“诗经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
| 第三节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品格 |
| 一、真诚的学术精神 |
| 二、注重文学社会功利性的批评风格 |
| 三、自觉的史学意识 |
| 第三章 顺应时代需求的现当代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文学研究的初步收获—《现代作品论集》 |
| 一、浓厚的“社会—历史”批评色彩 |
| 二、特殊时代下对独立批评意识的坚守 |
| 三、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的遗珠——《中国现代文学》 |
| 一、反映时代特色的文学史编纂风格 |
|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局限性 |
| 三、史着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中的重要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在鲁迅先生笔下寻找《子夜》的版本（论文参考文献）
- [1]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D]. 连正. 河北大学, 2021
- [2]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研究[D]. 谢小平.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D]. 肖迪.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4]陶渊明《闲情赋》接受研究[D]. 韩璐楠. 扬州大学, 2020(01)
- [5]作家专论·文学现象·文学史建构 ——论孙中田的现代文学研究[D]. 王僡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孔孚山水诗新论[D]. 赵京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7]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D]. 童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8]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9]师陀乡土文学整体观（1931-1951）[D]. 李丰源.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10]作家与学者身份兼具的时代并行者 ——公兰谷论[D]. 郭燕立.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