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俪的复活：从“文革”到重生

一、孙犁的复活──从“文革”到再生（论文文献综述）

王珊珊^[1]（2020）在《坚守与发展 ——论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拥有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孙犁因多数作品的“诗意”风格而屡次遭遇被浪漫化、被边缘化,这一现象值得思考。孙犁自20世纪30年代执笔从事文学创作以来,便始终信守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本文通过对孙犁步入文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观发展变化的历史的考察,关照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尝试论证孙犁的文学创作不是“边缘化”的个性抒情,而是作家顺应时代潮流,用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指导和规范文学创作实践的自觉选择和反复适配的产物。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包括文学本质论、文学真实论、文学典型观、文学风格论、文学形式论、文学批判精神六部分,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鲁迅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自孙犁加入抗战至进入天津（1938-1949）,是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积累形成时期,此时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带有理想色彩。孙犁身负抗日宣传和现实主义文学阐释的双重任务,乐观、优美、从容的写作风格是作家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清醒认识和思考的结果,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本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观理想色彩的主要依托方式。孙犁进入天津后至“文革”爆发（1949-1966）,是其现实主义文学观成熟发展时期,强烈的现实性取代理想色彩。孙犁放弃“轻骑”式文学形式,开始书写“问题”式小说,视角从抗战队伍转向广阔社会,典型形象的塑造成为孙犁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成熟的艺术呈现。“文革”爆发以来直至孙犁封笔（1966-1995）,是其现实主义文学观深化坚守时期,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逐渐凸显。“文革”期间孙犁以“书衣文录”表达对现实和本心的求实与守真;新时期以来,孙犁以犀利冷峻的杂文对现实予以暴露和批判,坚定地为现实主义文学振臂高呼。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经历了从积累形成时期的理想性过渡到发展成熟期的现实性,最终实现深化时期批判性这一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孙犁现实主义文学观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互相提高,无论是前期作品中的诗意书写或晚年文字的冷峻风格,都并不是作家个性、自由的彰显,而是孙犁结合不同时代背景、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规范实践与训练的结晶,孙犁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身份不容忽视。

马阳阳^[2]（2019）在《孙犁小说语言风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孙犁作为具有独特风格的革命文学家,一生创作颇多,着述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杂论等。就研究现状而言,研究孙犁的学者虽然很多,成果也颇为丰硕;但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孙犁作品的人物形象、艺术特点和文论思想等方面,而对孙犁小说语言研究颇少;仅有部分作品的语言分析,如对《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的语言解读;还有2篇关于孙犁小说方言的研究成果。总之,目前学界对孙犁不同创作阶段小说语言风格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因而,研究孙犁小说不同时期的语言风格,既可以拓宽孙犁研究领域,又可以让更多读者读懂孙犁,并传承孙犁小说语言的创作经验。当前,一些作家游戏语言,或注重华丽词语的堆砌,或选用诘屈聱牙的词语,或热衷晦涩难懂的语句,以至于读者不能够欣赏到文学价值相对较高的作品。因而,研究孙犁不同创作阶段小说语言的风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总结其在不同时期的语言应用经验,既可以给作家创作提供借鉴,也有利于文学研究宽度的拓展与深度的开掘。细读孙犁小说和相关研究着作,依据其小说语言材料呈现格调,再辅助以孙犁人生经历、时代变迁和政治思潮等资料,可以将孙犁小说创作分为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小说语言具有不同的风貌,且小说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也不同。孙犁早期（1930年-1950年）小说语言风格特征为简练与明朗。简练是指简明扼要、言约意丰的语言风格,总体感到文辞峻洁、干净利索的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意味。明朗,是一种直接了当、明白清爽的语言风格。孙犁早期小说语言简练与明朗的特征与其个人性格气质、冀中生活经历、五四启蒙思想、抗日救国时代诉求等因素密切相关,也与词语、句法和修辞等语言物质因素有关。孙犁中期（1951年-1980年）小说语言风格特征为缜密与含蓄。缜密是指语言风格严谨绵密,从头至尾字斟句酌,高度锤炼文学语言,从而使人感到谨慎严密。孙犁中期小说缜密的语言风格与其使用的词语、句式和修辞密切相关。含蓄指含而不露、耐人寻味、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语言风格。孙犁中期小说语言缜密与含蓄的风格特征与其所处的特殊时代、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也与其句法、辞格等语言物质因素相关。孙犁晚期（1981年-1991年）小说语言风格特征是沉郁与典雅。沉郁,是一种深沉郁积的语言风格。典雅,是指通过对书面语词汇和文言词汇进行加工提炼、创造性使用,从而使创作具有了较强的书面色彩的文学语言风格。孙犁晚期小说语言沉郁与典雅风格特征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个人经历等密切关联,也与书面用语和古语词等语言物质因素相关。当下,学者对孙犁小说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语言的表层浅显分析;期间,因时代局限,研究成果不够深入新颖系统。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国内外文学语言研究成果的影响,学者研究孙犁小说语言的成果日益增多,研究视角也更为丰富独特。孙犁一生创作成果颇多,其小说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对现当代文学语言具有重要影响,值得更多学者深入研究。

李振刚^[3]（2019）在《孙梨《芸斋小说》研究》文中指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孙犁以真实的笔法陆续写成了一组以《芸斋小说》为总题的短篇小说。在作品中,孙犁回忆了自己在抗日战争、十年大病以及“文革”期间发生在自己以及身边亲人和友人之间的人和事。其中既有民间艺人对艺术的执着与热情,也有造反派对善良人们的打压与欺辱;既有专注于做买卖的独特当权者,也有大发国难之财的女相士。故事的内容稍显繁杂,但小说始终围绕着对生命的哲思与对人性的深深思考。除了对哲学、历史等学科营养的积极汲取,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痛苦的死亡体验使得孙犁不断构建着自己的人生哲学,这种对生命和艺术的哲思则贯穿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并表现在芸斋小说的创作中。坎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文革”中痛苦的生命体验使孙犁对人性的认知更加深刻,晚年孙犁更以独特的视角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与思考。芸斋小说作为晚年孙犁唯一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更实践着其“真善美”的文学理念。而小说对作者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以及在文体方面的特点,更是传承着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文学传统。同时,作为回忆性质的创作,芸斋小说与同样是对生活和情感真实记录的“书衣文录”、怀人散文相比较,在理性追求以及结构体例等形式方面具有相通性。本论文共分五章,前有绪论,后有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结论部分是对本论文的小结。第一章论述芸斋小说所体现的孙犁人生哲学思想,紧扣其哲学思想形成的条件以及人生哲学的几个思想维度,重点阐释芸斋小说所蕴含的人生哲学,从而深入理解作者如此重视此部小说的缘由。第二章在阐释孙犁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细致解析芸斋小说所体现的文艺思想。第三章从新时期“文革”叙事入手,考察芸斋小说与“文革”叙事的关系,重点剖析小说独特的文革叙事。第四章从文体方面论述芸斋小说所具备的中国笔记小说的特征与内涵,并具体阐释其新思想与新内涵。第五章细致阐述芸斋小说与书衣文录、怀人散文在思想、情感与形式体例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更加全面的阐释和理解芸斋小说。第一章,芸斋小说与孙犁人生哲学思想。本章从作家孙犁人生哲学思想形成的条件以及具体内涵入手,重点阐释芸斋小说所具备和体现的人生哲学。从中学开始,孙犁便主动地接触并学习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多学科的丰富营养夯实了其人生哲学的理论根基。建国后一系列政治与文艺运动则在客观上提供了其人生哲学构建的现实因素。而其人生哲学主要体现在对名利与交友,作家与命运以及启蒙与人道主义等方面,芸斋小说作为孙犁其晚年创作的重要收获,在叙述自己真实生活经历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作者对命运及启蒙等思想主题的理解与思考。第二章,芸斋小说与孙犁的文艺思想。本章从孙犁的文艺思想以及芸斋小说对其重要文艺思想的体现两个方面入手,在全面分析其一系列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细致阐释其对小说文本的影响。作家兼文论家的孙犁,其文艺理论创作贯穿其整个文学创作的始终,而其核心的思想即是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学观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等文论思想既包含在其理论着作中,同时又在芸斋小说等创作中予以具体的实践和体现。具有浓郁纪实色彩的芸斋小说,是作者生命历程的真实再现,折射出作者快乐与忧伤,痛苦与矛盾的情感心理,而这些都是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第三章,芸斋小说与新时期文革叙事。本章着力论述芸斋小说对文革的独特叙事。作为从解放区走来的老作家,孙犁格外重视自己生命与文学历程中的两个阶段,即抗日战争与文革,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其深刻而复杂的生命体验,孙犁将这种体验融于小说创作中。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文学理念使得作家们对文革这段特殊岁月的理解与认识不尽相同,在芸斋小说中,孙犁以独特的大院视角以及乡村社会现实的描绘,反映了文革对人们生活与情感的影响,深刻表达了对人性与道德的忧思。第四章,芸斋小说与笔记小说传统。在文体方面,芸斋小说具备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诸多特征,既表现在对生活的实录精神以及作品的理性追求,又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体例等方面。这与孙犁主动学习和借鉴笔记小说等古代文学是分不开的。但芸斋小说在借鉴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上,对其进行了突破,它在记录生活事件的同时,融入了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困境的探析,更表达了对社会历史的审视以及对民族现实的思考。同时小说创造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表达方式。第五章,芸斋小说与书衣文录、怀人散文的比较。晚年孙犁在历经“文革”等人生坎坷与磨难之后,以惊人的创造力创作了数以百万字的文字作品,其中既有小说也有散文,更有写在书衣上的书衣文录等,这些作品写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作背景和写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对现实的实录精神、理性追求等内容旨趣方面,还是在文本的结构、人物以及语言运用等形式方面,三者都存在很多的相似性。分析研究这些不同类型作品的相似点对整体把握晚年孙犁的创作思想以及人生观念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本文是芸斋小说研究的第一个长篇文本,在全面而具体的剖析小说内容与文本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地探析作者深邃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哲思,以及深刻而辩证的文艺思想。透过芸斋小说,我们既可以领悟并体验作者高尚的人文情怀,又可以窥见历史的真实风貌;既可以理解并学习作者深刻的文艺思想,亦可以了解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及优秀的文化传统,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而孙犁本人的“大道低回,大味必淡”的做人与创作准则,更为当代社会尤其是作家、学者等树立了标杆与典范。

王姗姗^[4]（2018）在《论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文中提出孙犁是我国现当代着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被公认为“20世纪文学大师”。和许多文学家一样,他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也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了一定数量的文学批评作品,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批评家的个人独具的风格。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作为文学家的孙犁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孙犁往往不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文界对孙犁批评家身份的重视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有了提高,但是研究者或者重视对孙犁文学批评中的思想理论内涵进行总结,或者把孙犁作为当时时代背景下众多批评家的一员加以定位,而忽视了对其作为一个个体的特色、风格的深入研究。本论文以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为研究对象,其原因主要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文学思想观念都必然会越来越落伍,但是一种独具的风格却会越来越呈现出其永久的魅力,因为风格呈现着优良的品质。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阐述其文学批评总是选取社会领域和艺术领域的现实问题加以论析,不务空谈,在批评文风上呈现出平实率直与古朴自然的风貌,在批评文体上没有论文、专着式的长篇大论,多采取“序”、“书信”、“评传”、“书话”、“云斋曰”、“耕堂曰”等文体,以适应于其讨论的实际问题,具有体多制短而灵活自由的特色。第二部分考察孙犁的文学实践活动与其文学批评风格的关系。孙犁的文学批评是同他的文学创作和报刊编辑活动密切联系的。作家和编辑的身份使得孙犁在进行文学批评时,能够始终秉持了解同情的态度和公正客观的原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前后转变,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和良师益友的编辑形象都在塑造着他的文学批评风格。第三部分对孙犁文学批评风格的形成考镜源流。一方面,孙犁的批评文字不仅在外在形制上具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形”,更在深层次上与中国古代道德文章传统神合。另一方面,孙犁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始终遵循历史-美学的批评原则与方法。在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中,其文学批评呈现了独特的孙氏风格。第四部分总结孙犁文学批评给予当下文艺批评界的启示。孙犁的文学批评风格引导我们在进行文学作品评论时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张晓亚^[5]（2017）在《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与叙事伦理》文中指出风景的发生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人类的认知型得到了革新,在小说领域中,一方面成就了现代小说之自由伦理叙事的品性;另一方面促使了风景书写的兴起。在这种风景书写中,本文发现了“作为风景之人物书写”的现代性品性,即人物成为一种风景必不可少的一种质素就是小说叙事的“内面化”转向。由此,作为一种症候,在孙犁的小说中,本文具体阐释了这种人物风景对孙犁小说整体美学风格,及其与内在伦理取位之对话关系。而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作为风景的女性人物书写在中国现代小说之先锋者鲁迅那里还并未出现,这其中就至少表露出了从鲁迅时代到孙犁时代之女性历史生存处境变动的真实细节。从人物形貌描写到人物风景书写这一转变背后,本文所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之革新,更是现代社会中,人之个体自我获得的动态伦理进程。正是在这种内面化的审美观察中,作为乡土“他者”的孙犁得以发现了关于冀中平原和阜平山地之北方乡土乌托邦,由此,风景进入“地方”,米切尔意义上的“象征域”进入了“现实域”,风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塑了人类的现实生活空间,当然也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人们的生活信念、伦理态度。但不容忽视的是,风景的建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自然化的过程,这就容易造成生活境遇中我们对风景的视而不见,在这个意义上,发现风景就需要不断地进行“颠倒”。而对中国现代性思想及其规划来说实现“风景的自然化”即为其最终的归旨。孙犁对乡土风景的书写本质上是一种诗学幸福乌托邦建构,“意境”所成就的诗化品格使得风景书写成为了慰藉人类心灵的精神家园,并在时代背景下以其自身的幸福品格积极参与了现代民族家国之共同体想象。需要强调的是,孙犁作为一个守持的知识分子,在此是其“诗性智慧”流露,而非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机械图释。孙犁关于风景政治的书写主要是通过“私人性”风景和“物恋性”风景实现的。在拉康镜像理论的观照下,风景书写就是一种“他者风景镜像”,即一个“文化的大他者”,通过语言的换喻与隐喻机制,主体自我在风景“幻象”中确认自我。这种“物恋性”风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意境”美学之伦理向度的存在,并且透露了动词性风景权力之具体操作进程。出于对叙事者是一种“间性”存在的考虑,本文提出了“间性风景”这一理论认识,由此解释并处理孙犁小说文本中所呈现出的“裂痕”。作为一种症候出现在其“十七年”时期的风景书写中:“回忆”色彩的风景书写、女性人物风景之发现以及声势浩大的崇高风景之出现。在叙述伦理层面,风景书写之视角可分为:非聚焦型风景、内聚焦型风景及外聚焦型风景。外聚焦型风景书写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要求叙事者以严格的客观化态度再现风景事实,这是与孙犁小说创作之诗性思维相悖的,因此几乎不见于其小说叙事。类似于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之观看法则的非聚焦型风景书写则与小说“意境”的生成密切相联,在孙犁的小说中就成就了其诗学幸福乌托邦之建构,从中透露出了孙犁对时代政治之有意或无意的附和,而人物“视点转换”的运用又表征了其现代性追求的一面:通过视点转换以造成伦理张力。内聚焦型的风景视点则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最突出的成就——风景书写“内面化”倾向的外现,自然风景由此具有了人格化的特点。总之,风景书写之视角选择不仅是叙事者进行“距离控制”的叙述性问题,其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时代意识形态之选择问题。时空体验建构了人类关于自身的行为准则与价值秩序,风景书写作为一种时间叙事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向度的问题。基于叙事学中对时间因素的分析,在风景的时长方面存在着五种情形,即暂停、省略、场景、概要和扩述。叙事者正是通过对风景书写时长的调控来造成不同的叙事节奏,并由此控制小说的总体美学风格,表达其伦理倾向的。另外,小说叙事的时间质素必须通过其空间向度才能被考察,风景作为空间的叙事主要有两大功能:静态性的风景书写,以风景书写来营造情感基调;动态性的风景书写,除了具有静态风景之描写的功能外,还具有叙述功能,可以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不同的时空体验在风景书写中的表呈不仅外现为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与革新,更是一种“间性”伦理的表征,在文本虚构空间中探索风景的伦理表达。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当风景走向“风景奇观”,并走向后现代意义上的“媒介奇观”,那么,在文艺领域中,我们应该警惕什么?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都必须确保风景之进入艺术的“属人性”。

赵慧^[6]（2016）在《论晚年孙犁文学创作中的忧思意识》文中认为晚年孙犁的文学创作大多收录在《孙犁全集》（5—9卷）中,共计十部,又称为《耕堂文录十种》。书中记录着晚年孙犁的忧思意识,书写着对故土的追忆,对士人的哀惋,对艺术的坚守。晚年孙犁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在《乡里旧闻》系列中勾画了半百之数的乡民影像。在为故土作百年（自晚清至文革）乡民史传的同时,孙犁忧思百年乡土的贫困,忧思百年乡土伦理的崩塌,他思索着如何教化乡民,重塑乡魂。孙犁晚年浸淫古籍,通读中国士人史传,忧思千百年来士人生存境遇之残酷,忧思社会环境的恶劣。他探寻古今“士之非正命”的缘由,为改善士人的生存境况,孙犁思索着士人应注重以“修身为本”,培养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尊严,再者劝勉士人追求人格与文格的统一。“文革”结束后,“四人帮”炮制的虚假历史仍旧存在,孙犁有感于当时文学创作的虚假文风,自身推崇并践行“信史实录”的写作原则；“扫四旧”的余毒犹存,人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孙犁身体力行,继承并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学文体,自成一格；孙犁忧思于当时“古文已是古玩,应当扫除”的言论,他坚信古人历史智慧的现实价值,坚信古人所创造的语言文字的现实价值,汲取古文言中依旧具有生命力的成分。这既是晚年孙犁对于当时几乎被破坏殆尽的优秀传统文化刻意守护的一种姿态和文化立场的抉择,也是晚年孙犁有意地促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能够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晚年孙犁在追忆乡土、哀惋士人、坚守艺术的忧思意识中承担着总结经验,留存记忆,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责任,这份忧思时常以亡者之失劝谏生者,它带有显而易见的现实关怀。本文将利用新批评的细读法,在精读文本的基础上,力图做到知人论世。采取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并举,历时和共时两条线索并行的逻辑结构,对孙犁晚年创作进行多维度的解析和阐释。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检验论述的可行性,并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和建议。针对现在的研究状况,本文的研究将进行必要的继承与创新,以晚年孙犁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合理论证晚年孙犁文学创作中在追忆乡土,哀惋士人和坚守艺术方面的忧思意识。

许雅莉^[7]（2014）在《孙犁晚年散文的审美取向》文中提出孙犁晚年的创作,无论是文体的选择,还是言说的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孙犁在追忆故乡、童年和革命战争年代的人和事的同时,也对城市生活渐渐表现出诸多不适应,在情感层面明显偏向于乡村,并在晚年散文中诉说着关乎他生命体验中几乎所有的美好。十年浩劫,是促成孙犁转变的重要契机,其言说方式由歌颂真美善转向批判假丑恶,言说内容也伸展到广阔的历史空间,转而对当下的现实发言。“五四”精神的继承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陶染,则是他批判现实的思想锐器；加之晚年的孙犁,有着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这使得他在文体上偏向了杂文,显示出他非凡的思想家气质。

刘一秀^[8]（2012）在《传统与现代的纠结 ——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史上，贾平凹是为数不多持续创作、影响巨大且独具个性的作家之一，受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界的格外青睐。贾平凹从上世纪70年代末登上当代文坛，他于1978年在《上海文学》第3期发表了小说《满月儿》，同年该小说就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声名鹊起。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198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直到2011年初出版《古炉》，新作不断，佳作连连。持续的长篇小说创作，其作品数量之多、写作密度之高、畅销之巨、所受批评与评论之热、文学与社会影响力之经久不衰，将贾平凹塑造成了一个着名、专业、高产且又充满争议的长篇小说作家。这在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新时期作家行列里，是极其罕见的。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贯穿了新时期以来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作家。他的创作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早期的《满月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鸡窝洼的人家》等受到文坛热烈欢迎，到《废都》引起激烈的争议；从《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到《秦腔》获得中国“茅盾文学奖”，再到最新出版的煌煌巨制的《古炉》，他总是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紧密且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说，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对于贾平凹而言，真正反映并代表其文学创作活动实力、价值与意义的，是他的长篇小说的写作。这其中，以《浮躁》《废都》《高老庄》《白夜》《病相报告》《秦腔》《高兴》《古炉》等为标志。伴随着贾平凹的创作，对他创作的个案或整体的研究一刻都没停止过。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从对贾平凹早期的短篇小说创作研究开始，学术界对于贾平凹小说文化本质的考察更多的是侧重于对其传统性——诸如文人气息、佛道色彩、乡土文化、旧小说的痕迹等的认定，而对于其现代性则普遍认识不足。而无论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真正抵达贾平凹长篇小说写作的真正本质、价值与意义。本论文认为，贾平凹长篇小说不仅存在着极强的传统性，同时也存在极强的现代性，二者在文本上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即在贾平凹的长篇创作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呈现出纠结状态。有鉴于此，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通过对贾平凹长篇小说的研究，把握其创作的文化特质和创作主体面对传统与现代所呈现的复杂的伦理形态。关键问题在于：把握在传统向现代迈进的文明进程中作家是如何感受这一矛盾的，社会文化的内涵如何转化为作家创作中心里的内涵，又如何转化为文学文本与文学形象的。具体来说，本论文首先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对贾平凹到目前为止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把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社会历史批评与比较研究等结合起来，既深入研究各个创作阶段的具体状况，又力图找到其创作发展的内在线索；主要展现贾平凹长篇小说在叙事和意蕴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上的传统与现代的纠结，以及这一纠结状态在其长篇创作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力图对贾平凹的创作做出具有新意的评价。这是一个由树木到森林、再由森林到树木的过程。假如把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看作是他自己生命意识的一个过程的话，他的创作存在着一个由《浮躁》到《古炉》的演变。在这种演变中，其传统性和现代性一直以多种方式呈现出纠结的特性，有的时候是无意识地呈现，有的时候则是有意识地书写；而大多数的时候，则表现为现代语境和传统精神相互映照而形成的叠印效果。虽然如此，考察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话语，我们还是会发现，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纠结状态中，现代性很多时候是暧昧的，甚至是透过语境而表达或实现的。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贾平凹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传统性，其传统性压倒了现代性。同时，贾平凹是新时期以来最为重要的作家，他的创作不仅是个人性的，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坛或社会的普遍的精神状况，我们在对贾平凹做个案分析的时候，时刻紧密联系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普遍状况，这对更好更准确地把握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特质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论述内容的设计上，考虑到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流变，论述中，一方面显示出其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内涵和叙述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将贾平凹长篇小说有特色的文化特质和叙述特质相对集中地进行论述，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章节中展现那个阶段贾平凹创作中重点的文化内涵与文学意义。本论文分八个部分：绪论，正文六章，结语。绪论部分综述贾平凹小说、尤其是其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状况，概括性介绍对其小说的研究面貌和格局，同时对本论文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的确立和目的等进行了描述。第一章以小说《浮躁》为代表，论述贾平凹小说创作的现代启蒙意识与宗法制乡土叙事的杂糅，以及在其早期乡土文学创作中的现代启蒙意识和乡土宗法意识的纠结状态。第二章以《废都》《白夜》等为代表，论述贾平凹小说的知识话语形态，主要观照其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表现和对人类存在的现代主义追问。第三章论述贾平凹小说的神秘主义叙事。主要观照贾平凹小说的灵异叙事的神秘性，以及这种叙事的对于现实的指涉，尤其是这种叙事所传达的信仰意义。第四章论述贾平凹小说的自然生命观念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以及它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第五章论述贾平凹小说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新时代的回归及在《高兴》之后所出现的新变。第六章论述贾平凹小说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式表现，及在《秦腔》《古炉》之后所呈现出的鸡零狗碎式的“破碎化”生活叙事，以及贾平凹据此而对现实主义的最新探索与诠释。结语部分是对本论文观点的最终提取与总结。

张谦芬^[9]（2012）在《异质空间下小说民族化的多元追求 ——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与延安解放区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民族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相互缠绕着的双重渴求,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核心的深层主题。现代性的追求与民族性的表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错综的关系。作为新文学最重要的体裁,小说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是民族化、现代化复杂关系的表征。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形式、民族化、中国气派等成为文坛的热点话题,文学创作表现出回归传统的明显倾向。这一民族化的取向并非完全是民族战争背景下时代要求的功利回应,而是新文学创作惯性的一次被动停顿,也是本土立场下文学现代性追求的调整深化。抗战后特殊的时代背景、地域环境为小说发展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文学空间,考察民族危机中小说民族化追求的背景过程、形态特点、趣味选择,可以就民族文学的建构作深层思考,以期对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获得新的认识。本论文选择民族化追求处于不同向度的两个异质空间：一是1941年-1945年前后的上海沦陷区,主要考察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抗日战争胜利日伪统治上海时期的小说状况；二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的解放区,主要考察新文艺政策规范下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小说景观。两个政治性质迥异、话语空间不同的区域,其文学风貌的差异不言而喻。然而,上海沦陷区、延安解放区小说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空间环境中都呈现出民族化追求的共同取向；对民族生存或隐或显的展示、对民族文学传统的不同借鉴、对民间文化角度不同的倚重,又体现出异质空间下多元的民族化表达路向。本论文首先考察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催生,指出五四小说的西方化追求与大众化接受期望之间潜伏着民族化追求的悖论。由于本土文化立场的缺乏,三十年代数次文学大众化讨论和形式语言上的不同实验一直未能开创民族化创作的新局面。民族战争的血雨腥风激化了转型时代的社会问题,推进了民族出路的普遍思考,改变了作家的生活状态和文学观念。文学活动空间的重置,促成了五四话语与民族命运、日常生活、地域文化的历史性相遇。本论文接着指出打开民间生活空间、深入底层文化生态促进了民族化论争与创作的纵深开掘。两地小说分别确立了市民、农民的文学主体地位,各自在商业和政治力量的推助之下走进了民众的生活、民间的文化、民族的传统,使民族国家的思考、现代性的探索具有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品格。本论文然后选择几个侧面剖析了两地小说内容和形式上民族化探索的具体呈现。内容方面剖析了民族化倾向对两地小说家庭书写和日常生活书写的不同影响,形式方面分析了两地小说对章回体式和传奇形式的继承革新。本论文最后指出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变异中的重要作用。民族危机中两地小说的绚烂成果、短暂辉煌提醒我们重新认识现代化与民族化并非对立的辩证关系,重新思考从五四到抗战启蒙与救亡的变奏、重新评价四十年代民族化过程与五四传统内在的承续关系。现代中国一直处于现代化滞后与民族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之中,上海沦陷区与延安解放区小说在民族灾难中融合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资源,以民族化的明显趋向进行了本土化的现代性探索。这份难得的文学经验启发身处全球化的我们：坚守民族文化之根,融入民间、对话世界,以民族精神的独特表达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赵振学^[10]（2011）在《故乡·童年·女性 ——孙犁前期小说创作情结论》文中认为孙犁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显着的文学成就。在孙犁前期小说的创作中,他将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对童年的回忆与憧憬、对女性的爱恋与崇拜常常地浸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去,从而使其作品呈现出明显的故乡情结、童年情结和女性情结。孙犁前期小说中呈现出的这些情结首先源自于作家内在情感经验的表达,同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其次,冀中地区特别的地理环境与风云突变的时代氛围也对孙犁情结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等潜移默化的影响亦是孙犁情结形成的重要动因。本文以荣格的情结理论为切入点,从文本呈现与成因探源等两个方面来探讨孙犁前期小说创作中的故乡、童年和女性等情结,进而揭示出孙犁前期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

二、孙犁的复活──从“文革”到再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孙犁的复活──从“文革”到再生（论文提纲范文）

（1）坚守与发展 ——论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2）孙犁小说语言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孙梨《芸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论文提纲范文）

（5）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与叙事伦理（论文提纲范文）

（6）论晚年孙犁文学创作中的忧思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7）孙犁晚年散文的审美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8）传统与现代的纠结 ——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异质空间下小说民族化的多元追求 ——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与延安解放区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故乡·童年·女性 ——孙犁前期小说创作情结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孙犁的复活──从“文革”到再生（论文参考文献）

• [1]坚守与发展 ——论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D]. 王珊珊. 河北大学, 2020(08)
• [2]孙犁小说语言风格研究[D]. 马阳阳. 延安大学, 2019(12)
• [3]孙梨《芸斋小说》研究[D]. 李振刚. 天津师范大学, 2019(12)
• [4]论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D]. 王姗姗. 辽宁大学, 2018(01)
• [5]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与叙事伦理[D]. 张晓亚. 河南大学, 2017(06)
• [6]论晚年孙犁文学创作中的忧思意识[D]. 赵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7]孙犁晚年散文的审美取向[D]. 许雅莉.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8]传统与现代的纠结 ——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研究[D]. 刘一秀. 吉林大学, 2012(09)
• [9]异质空间下小说民族化的多元追求 ——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与延安解放区小说研究[D]. 张谦芬. 南京师范大学, 2012(07)
• [10]故乡·童年·女性 ——孙犁前期小说创作情结论[D]. 赵振学. 暨南大学,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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