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资本投资过程中的契约研究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孙玉国[1]（2021）在《基于契约关系双重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需要新的发展动能,在这种条件下,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其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学术界加强对PPP模式的研究。实践表明,虽然有诸多潜在优势,但PPP项目在中国持续发展需要以绩效为保证,而提高PPP项目治理绩效则需要相应治理模式来保证。通过对国内外与本文具有相同主题,即包括本文6个理论关键词的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关于PPP项目治理模式,包括契约治理模式和关系治理模式与其项目治理绩效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这就为本文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主题和具有可创新性的研究空间。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假设法、模型法和案例法这五种研究方法,以PPP模式相关理论、项目治理相关理论、项目治理绩效相关理论、契约治理相关理论和关系治理相关理论这五种相关理论作为基础理论,以问卷设计方法,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契约关系双重治理模式对PPP项目治理绩效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文共计八章,分别是引言、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PPP项目治理绩效指标构建、契约治理与PPP项目治理绩效、关系治理与PPP项目治理绩效、案例分析、对策与建议、结论与展望。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四项结论。第一,基于文献梳理构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与PPP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均细化到二级指标。第二,基于模型分析和案例分析证明了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及其一级指标对PPP项目治理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第三,基于模型分析证明了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一级指标之间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第四,通过对PPP项目治理绩效进行指标分解,构建了PPP项目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5个方面,具体说明如下。第一,全面解构了PPP项目绩效、PPP项目契约治理和PPP项目关系治理的细分内容。第二,构建了1套囊括PPP项目、项目治理、治理绩效、二重治理模式的整体研究框架。第三,对PPP项目绩效、契约治理模式、关系治理模式的所有细分内容全部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第四,开展了理论梳理、模型验证、案例分析和对策建议设计的全面的研究。第五,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对策和建议。针对中国PPP项目中的社会资本,本文提出了3条基本对策,包括:提升PPP项目契约治理水平、提升PPP项目关系治理水平、综合运用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这3条基本对策又展开为13条具体对策。对于中国PPP项目中的政府机构,本文提出了3条基本建议,包括:完善PPP项目契约治理机制、完善PPP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综合运用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这3条基本建议又展开为12条具体建议。本文研究主题及其研究成果,对于中国PPP项目提升项目治理绩效,完善项目治理模式均有着比较重大的指导作用,对于PPP模式的理论研究,特别是PPP项目治理理论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深化意义。
管立杰[2]（2020）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下文简称PPP模式）,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与传统公共事业提供方式相比,PPP模式具有经济节约、提高效率等明显优势,能够解决财力不足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实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优势融合,因此,被各国广泛地应用于基础设施领域。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大力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PPP模式。在中央的积极推动下,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日渐兴起,虽然还处于探索期,但发展较为迅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涵盖农村道路、农村环境治理、农田水利、农业园区建设等多个方面,优势逐渐显现。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累计在库PPP项目9626个,投资额14.8万亿元,其中农村基础设施领域的PPP项目共计664个,投资金额达5784亿。2014年以来有510个贫困县（其中绝大部分目前已脱贫摘帽）已探索应用PPP模式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投资额达1.2万亿元。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在实践应用中还面临诸多困境,在实践中政府部门、合作企业、农户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合作不协调、运行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效率低下、问题频出,使得很多公私合作项目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不但无法发挥各自优势,而且额外增加了交易费用,损害了公共利益,这在实践中有大量的事实佐证。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是什么,存在哪些利益冲突?相互之间是如何博弈的?怎样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破解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困境,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改进合作关系、改善投资效果,实现多方共赢,避免项目失败、农户利益受损的局面,对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研究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为目标,着重探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及协调问题,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博弈分析、激励模型、扎根理论等多种方法,基于多个案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运行实践开展分析,深入考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利益冲突和决策依据,在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包括:（1）分析我国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资状况和产生的效应,剖析合作过程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基于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推广和应用的主导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良好的政策引导下,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较为迅速,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取得了积极效应。但实践显示诸多农村基础设施公私合作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效率低下、利益分配及风险分担不合理、农户参与不足、项目脱离当地现状和农户需求等问题比较突出,政府部门、企业、农户之间因缺乏协调导致冲突不断和效率低下。项目收益情况、政策支持力度、资金可获得性、专业人才充足性、平等合作意识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推广和应用有较大影响。（2）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及职责,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当前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基于项目治理理论,提出化解冲突的分析框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社会资本方和农户是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存在着差异性和冲突性,基于利益分配、风险分担、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利益相关者之间易于因机会主义行为引发纠纷、因缺乏沟通造成冲突、因忽视农民需求和农户参与造成民众质疑、反对或产生信任危机。产生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动力不足、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与信息共享。基于项目治理理论可从利益分配、激励约束、关系治理等维度化解冲突。（3）构建博弈模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开展分析,着重探讨主体行为协调的选择机理,掌握考虑利益风险分配下主体行为协调的演化路径与稳定策略。研究表明,收益分配、风险分配、监管力度和奖惩额是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主体选择协同策略的重要因素,决定主体行为协调的演化方向。地方政府和合作企业都存在因片面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愿积极履约的可能性,在合理范围内增加风险承担系数、提高激励水平、提高外部监管力度、加大惩处力度可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地方政府和合作企业的主体行为协调。农户参与行为与其参与成本和收益密切相关,增加政府奖励、农户获得感以及因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收益,可促使农户积极参与。（4）构建激励模型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问题开展分析,对不同条件下的激励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相关案例,提出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激励约束机制的优化思路。研究表明与单纯的显性激励模型相比,引入声誉效应后,社会资本方的努力程度得到提高,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充分运用声誉效应的隐性激励作用,能使政府方获得更高的收入。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受到动机、激励、信息的多重因素影响,适当的监管方式和激励措施有利于提高主体积极性、提高合作绩效,促进利益相关者协调。（5）从关系治理角度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问题开展分析。首先应用扎根理论对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分析表明主体因素、合作因素、制度因素、环境因素4个主范畴是主要影响因素,主体间存在的合作因素（由沟通交流及利益分配因子决定）,是影响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伙伴关系的直接因素,合作障碍越大,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合作协调的可能越小,伙伴关系的稳定性越差。案例分析表明,构建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协作关系,必须提高协同意识,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建立平等合作关系。（6）最后,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应用实践的基础上,以服务农村发展和满足农户需求为宗旨,从提升利益风险分配合理性、完善激励约束框架、构筑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三方面为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协调提供可操作性的对策。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视角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如何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进行系统分析和诊断,研究视角有一定独特性;研究内容上,深入考察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冲突、行为方式和决策依据,基于多个维度探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协调问题,在内容上丰富现有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深化和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的内容体系;在方法的组合运用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张建锋[3]（2020）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步入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以土地承包、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营制度如何创新以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立足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农业劳动力资源弱质化、粮食供给总量紧平衡等现实,着力推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与此同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我国农业专业化分工呈现深化趋势,但在区域、产业、具体农事活动方面存在不协调不充分问题。立足我国小规模农户将长期存在并处于基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国情,在深化专业化分工过程中,探究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保障,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必要性。本文以农机服务为例,探究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回答“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为什么要以合作的方式完成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以保障农事活动的有效实现?”问题,并将“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分解为“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选择相应的合作方式?”“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匹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等子问题。文章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农户家庭决策模型、合作及合作行为理论、外包理论、交易成本与交易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交易效率-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合作治理”的基本框架。基于此分析框架,从稻农家庭微观决策出发分析了稻农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关系、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合作机制、稻农农事活动合作方式选择及合作治理匹配的影响因素;随后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演化历程及现实状况,并基于2004-2017年全国主要稻产区数据、采用FGLS方法验证了技术经济结构变迁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影响,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内生次序probit模型模型、multi-logit模型分别验证了稻农农机技术使用与否、农机技术使用程度、农机服务合作与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多案例分析专业化分工和稻农合作实现逻辑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单独均无法相对全面解释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缘由,应从合作意愿形成与强化、合作行为实现与开展、合作持续等三个层面具体分析稻农合作的缘由。稻农合作嵌入外部技术经济、制度演化与变迁过程中,是稻农以综合成本最小化、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权衡合作的预期收益增加或预期成本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主体与群体的行为能力及合作能力、主观与客观规范与控制等因素,并与内外部诸多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结果。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都是以合作的预期绩效为出发点,只强调了合作预期绩效中的某一方面,未将合作发生置于综合系统中考量,且四个观点间也存在相应的联系。生产要素稀缺引致的生产实现与生产成本降低诉求、生产经营组织制度不均衡诱致的交易成本降低诉求、小农户综合收益最大化导向下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诉求、交易效率提升与合作的经济可行性得以保障、稻农行为能力与合作能力的提升、强有力外部推力与助力的存在、新型水稻经营主体的存在与引领、合作分配机制的激励效应与分配的公平性、合作组织的存续发展与合作组织绩效的提升等方面构成了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多维缘由。（2）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对农业专业化分工演进以及农户合作行为选择具有显着的直接、间接影响。（1）制度及制度变革围绕宏观产权制度、产业保护与扶持制度、微观规范与控制制度三个维度,通过影响宏观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合作的微观交易效率,通过改变水稻生产经营主体的资源、资本与要素禀赋结构,直接、间接影响农事活动分工与合作;（2）技术及技术演化围绕生产型技术、交易型技术两个维度,通过改变农事活动的技术经济结构、影响合作的交易效率,进而影响稻农合作动机、合作行为与合作方式的选择;（3）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形塑了“小农户家庭内部合作为主与关系型换工合作为辅→农户被动卷入同公社化与合作化生产合作为主→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逐渐深化→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为主”的稻农合作与合作方式演进历程。水稻农事活动中稻农合作治理演进围绕交易属性演化、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两个维度展开。交易属性演变嵌入水稻生产技术、制度与政策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的演化影响技术选择、农事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进而影响农事活动的实现方式,最终影响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及治理机制的选择。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维度的治理演化主要从“交易效率演进嵌入、经营主体选择”、“混合治理结构嵌入、经营主体选择”两个角度发挥作用。（3）技术经济结构变迁是水稻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核心诱致因素,四种水稻种属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分异。水稻生产经营农事活动合作与合作方式选择嵌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中。影响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水稻生产经营资源与要素相对稀缺状况、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革、非农就业市场成长与非农就业比较收益状况、农业生产经营公共制度与产业政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嵌入的农村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网络等。基于2004-2017年中国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四个主要属种及主要种植省份的宏观数据,采用FGLS模型实证发现:（1）农机专用性指标、农地折租成本代表农地租种机会成本、农户自有劳动力价格代表的机会成本、雇工成本等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台均拖拉机动力代表的农机专用性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负向影响。（2）水稻种植现金成本收益率代表的比较收益指标、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可得性、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等三个指标影响出现了分异,现金成本收益率在粳稻、中籼稻种植区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和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服务可得性在粳稻产区、晚籼稻产区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中籼稻产区呈负向影响。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在早籼稻、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在粳稻、中籼稻产区呈现正向影响。粳稻、中籼稻的个体效应在省域间存在分异性。（4）农户户主特征、农户社会与经营特征、村域技术经济结构等因素对农户农机选择、农机化程度、农机服务合作、农机服务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均会产生显着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分别采用probit与工具变量probit模型、次序probit模型与内生次序probit模型、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户户主年龄、留家人员健康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对数值、农忙时雇工价格、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业机械采用具有显着影响,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显着提升农户农机采用。（2）农业收入占比、主事者年龄、家庭外出劳动力占比、留家人口受教育程度、役畜拥有与否、家庭耕地面积、支农惠农服务可获得程度对农户农机化程度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3）役畜的拥有情况、农户耕地面积、农忙时的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对农户农机及农机合作行为的选择具有显着的影响。（4）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等对农户实现合作程度产生显着影响。（5）基于不同的参照组,农业收入占比、户主的性别、户主年龄、女性劳动力占比、役畜的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值、农地产权改革颁证与否、村域人均劳动力耕地面积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县城最近的距离对数、农户间关系的和谐程度、村域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获得补贴的金额对数对合作方式产生显着影响。但不同参照组内,显着性有差异。（5）水稻农机服务合作交易治理结构、交易治理机制选择主要受役畜拥有状况、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关系和谐程度、村域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等因素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采用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忙时雇工价格对数、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离最近县城的距离、从事农业生产3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人数、村域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户选择市场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正向影响。（2）农业收入占比、是否拥有役畜、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等对农户不同参照组条件下选择混合治理结构的几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3）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状况对不同参照组间农户选择关系治理结构具有显着促进作用。（4）拥有役畜的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获得补贴金额的对数值、支农惠农服务获得性等在不同参照组条件下农户选择一体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5）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是农户农机购置与作业合作治理机制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6）确权颁证实现情况、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等对农户选择关系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关联。（7）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的关系和谐程度、超过3个月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选择契约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8）农业收入占比、拥有役畜的状况、家庭农户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等对农户选择混合治理具有显着影响。推进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优化合作方式与合作治理,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1）调整合作规制的着力点,将着力点置于外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交易效率的提升、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结构的变革、农业创业与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育成长等方面;（2）优化与完善相应的规制政策:（1）改善水稻产业发展的宏观技术与制度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水稻行业技术效率提升、组织制度创新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一方面强化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农业（水稻）”进程,降低组织创新与市场型交易的交易成本。（2）优化水稻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经济结构。一方面着力推进水稻农事活动技术变革,提高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标准化;一方面着力推进农地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的组织与治理创新,进一步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的职业化、专业化、规模经营。（3）推进农业创新创业与新型主体发育成长。一方面着眼于优化水稻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制度与产业政策体系,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成本、风险成本和初创成本;一方面着眼于从供给端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成长,为水稻规模经营主体的发育成长提供技术经济支撑。（4）推进农村协同治理与社会关系网络重塑。一方面着眼于推进农村治理的主体与机制创新,构建主要利益相关者间协同、多元机制协调与共生的治理体系,将水稻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嵌入农村治理创新过程中;另一方面着眼于重塑农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农村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优化、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契约与法治文化的培育,实现农村传统优秀文化同现代市场经济契约与法治文化的有效衔接,降低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交易成本。
林明灯[4]（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马津润[5]（2020）在《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文中研究说明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的内涵要从经济与伦理两种维度去理解。从经济层面看,全球金融资源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而共享金融以所有权让渡的方式,使得民众可以通过低门槛的方式参与到金融活动中,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经济效率的意义讲,在共享金融模式下,处于闲置的资源所有者通过有偿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获得了利息收入的同时,资金使用者也通过他人的限制金融资源获得了收益,大大提升了经济效率。从伦理层面看,共享金融提升了人们生活自由度,促进了金融大众化目标的实现,促进了金融领域中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卢德之先生认为社会共享的本质是多数人原则与社会公平,决定因素则来自一定的社会目的和制度。而在《共享金融—金融新形态》一书中,对于共享金融是这样理解的:共享金融就是通过信息与网络时代的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构建以资源、要素、功能、利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发展模式努力实现金融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从而在促使现代金融均衡发展和彰显金融消费者主权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型发展。共享金融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与伦理意义。从实践上看,目前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和规模效应明显,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共享金融的蓬勃发展时期。共享经济催生的共享金融模式正在改变现有的和传统的金融模式。新的金融生态系统已经开始形成。包括增加和提升传统金融机构的共享服务业务,建立新的共享金融平台和机构。与以往以大客户、高资本群体为服务主体的金融机构不同,共享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广泛的消费群体。一般来说,由于缺乏金融资源、缺乏金融知识、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普通消费者无法安全、便捷地参与金融活动。共享金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降低了金融参与门槛,让普通消费者轻松享受共享金融服务,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途径。从伦理上看,共享金融的发展不仅是金融与伦理原则融合创新的结果,更是基于伦理视角对金融异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从诞生之初就有深刻的伦理基础。共享金融真正实现了金融活动内容与形式的共享性统一,无论是共享金融合约本身,还是共享金融活动所要达成的结果,都符合着共享性价值目标。共享金融的发展也是当下社会对经济正义原则呼唤的回应。在利益分配中,共享金融秉持着“利益共享”的理念,真正做到每一个参与金融活动的主体都能平等公正合法合理的享有自己应有的回报,这体现了经济正义中的分配正义。此外,共享金融的发展还促进了整个共享经济的正义发展,共享金融的出现加速了共享产业链的完善,在整个共享经济的大背景下,各式各样的共享平台开始出现,竞争在趋于合理化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公平的诉求。最后,共享金融的伦理性还体现在对经济金融活动的责权意识培养中。共享金融淡化了以往金融活动“嫌贫爱富”的特性,强化了每一个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责权意识,每个人既是金融活动权利的享有者,同时也是责任的承担者。然而,共享金融依旧是金融的一种现代理性形式的显现,其金融理性中利己秉性与资本专属性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虽然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归正,但是单纯依靠外部性的法律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隐藏在共享金融内部的资本垄断性和独断性问题。同时,共享金融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传统的金融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如目标悖论、公正悖论和权利悖论。受金融资本的侵略性和垄断性的影响,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最初的目标发生偏离,真正的共享性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因此,我们必须以辩证头脑来看待当下共享金融的发展,通过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中得到启示,深挖造成共享金融与目标发生偏离的金融资本独断性本质,通过对信用异化与虚拟经济异化的发现,认识造成共享金融一系列悖论的深刻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悖论问题,在加强法律监管的同时,必须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深刻的伦理反思与哲学追问。对于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不仅要从伦理视角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进行认知,更要从实践方面解决这一发展问题。在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伦理精神支撑和制度优势。从传统的儒家“义利统一”文化价值观到现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从古代钱庄票号金融体系的建立到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为共享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不仅要从共享金融存在的正当性进行追问,更要从制度、政策、伦理和哲学视角中予以回答。作为人类在金融领域追求自由意志的结果,共享金融的发展首先要做到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即发展共享金融,要维护金融政策制定的基本道德观——正确财富观和利益观,客观公正、公平和诚信的行为准则,富有社会责权的社会制度以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统一的道德理性等等。其次,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导向,坚决杜绝资本主义“自利”“自私”价值观的盛行,防止共享金融出现“脱实向虚”走向。正确看待资本增殖本质,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导引下,使金融资本增殖导向金融的共享服务。最后,对共享金融伦理情操进行呼唤,做到共享金融工具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统一,把握共享金融发展的平衡性,兼顾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普惠大众的理念融合在一起。
贺子聪[6]（2019）在《私募股权投资、MD&A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小企业的融资决策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内部融资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外部融资中的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难度又很大的情况下,银行借款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大量的利用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研究证明,中小企业存在借款融资渠道不畅和借款成本高于大型企业的情况,而创新型中小企业由于“轻资产,重创新”而缺乏抵押品,其借款难的问题比其他类型中小企业更严重。如何缓解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借款难问题是我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开展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大量财务学领域的研究文献考察了银行借款的影响因素,而结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特点,治理因素中的股权结构因素、董事会治理因素和信息因素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简称MD&A）信息因素均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十分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控股股东对公司控制程度非常深。私募股权投资（简称PE）机构作为积极型监督者,在投资企业后,成为非控股股东,并对控股股东、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而且提供专业的增值服务,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非控股股东,PE具有更强的制衡控股股东的能力。另外,PE非控股股东委派董事是保障其利益的重要途径,能够增强非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削弱控股股东在董事会安排中的影响力,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本文从PE是否投资以及PE是否派遣人员进入董事会两个角度,研究PE是否影响创新型中小企业银行借款契约,全方面考察PE这一重要的非控股股东发挥的作用。另外,MD&A信息能够全面的向投资者展示企业有关未来发展的信息,已有的证据显示股票市场投资者能够感知到企业对外披露的MD&A信息的不同,从而改变自己的投资决策。银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应该受到MD&A信息的影响。同时PE作为股东会直接和间接影响企业对外披露的MD&A信息。PE投资企业后,通过投后管理机制在企业未来战略规划、未来风险识别及应对中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并且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对外披露的MD&A信息质量。本文研究PE是否投资及PE是否派遣人员进入公司董事会对MD&A信息的影响,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PE机构对被投资企业的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最后,综合PE、MD&A信息与银行借款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的逻辑可以表示为“PE股东→MD&A信息披露→银行借款”,即除PE机构直接影响创新型中小企业银行借款融资外,PE机构可以通过影响创新型中小企业披露的MD&A信息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的借款,也就是说MD&A信息能够在PE影响银行借款时起到中介作用。这样才能深入了解PE通过哪些路径影响银行借款契约,才能有利于分析当前创新型中小企业借款难问题的关键点,帮助银行更加合理的评估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贷款违约风险,从而为缓解创新型中小企业信贷约束和优化银行信贷资源在创新型中小企业中的配置效率提供经验支持。本文主要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信贷配给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得到本文的研究结论。首先,对私募股权投资与银行借款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相比无PE参与的企业,有PE参与企业的银行借款规模更大、成本更低、期限结构更合理,并且PE介入企业的董事会时这种影响更显着,说明PE的介入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与银行在签订借款契约时的宽松程度;然后,进一步分析PE特征的作用发现,不同特征PE对银行借款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具有外资和国有背景、声誉越高、持股比例越大、投资期限越长、联合投资等特征的私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企业借款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最后,进一步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PE通过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对银行借款契约产生影响。然后,对MD&A信息与借款融资关系展开研究。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大量依靠金融机构借款进行间接融资,本文使用更加客观、高效的文本向量化研究方法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披露的MD&A信息有用性进行度量,并利用得到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MD&A信息含量与银行借款规模显着正相关、与银行借款成本显着负相关、与银行借款期限结构显着正相关,证明MD&A信息能够向债权人传递公司层面的信息,有助于银行在进行放贷决策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并且前瞻信息与风险信息的信息含量对银行放贷决策的影响较大,因为这两类信息能够帮助信息使用者预测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并且提示可能面对的风险,有利于银行等债权人更加清晰全面的评估公司未来发展机遇和潜在风险,提高银行对公司的违约风险评估的准确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且通过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MD&A信息在企业处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的情况下,对银行借款契约的影响越显着,证明MD&A信息通过缓解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帮助企业获得更宽松的借款契约。最后是PE对MD&A的影响以及MD&A的中介效应研究。研究结果显示,PE能够帮助企业提高MD&A信息含量,尤其是前瞻信息的信息含量,并且这种影响在PE介入公司董事会后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PE机构的外资和国有背景、声誉越大,PE投资的持股比例越大、联合投资正向影响被投资企业对外披露的MD&A含量。此后,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验证了MD&A信息在PE影响银行借款契约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PE通过帮助企业在经营管理、战略管理、风险管理方面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向外部债权人传递更具有信息含量的有关企业经营情况的分析、未来发展规划、风险的应对等信息,PE在银行评估企业违约风险时的能够帮助创新型中小企业降低违约风险,并且当PE介入公司董事会后起到的作用更加明显。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从宏观政策制定者角度,政策制定者应鼓励商业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对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适当放宽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贷款条件;制定有利于PE/VC和商业银行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的投贷联动政策;尽快出台更为明确的MD&A信息披露方法,并尽快制定MD&A相关法律条款和审计准则。从微观企业角度,PE机构更应重视对被投资其企业的投后管理,并积极派遣人员进入企业董事会,也可适当引入外资、国有背景的合伙人,提高自身声誉,与其他PE机构进行联合投资,注重投资后长期管理、适当提到投资持股比例;创新型中小企业积极与PE机构合作,不必排斥PE机构介入董事会,并且更应该关注MD&A信息的披露,积极与银行沟通,向银行传递积极信号;银行应该积极开发创新型中小企业客户,更应该关注企业的前瞻信息和风险信息等重要的非财务信息,提高贷款资源配置效率。
董屹宇[7]（2019）在《风险资本、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技术变革和新兴业务不断兴起,我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的阶段,技术创新已成为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项高度依赖于资本的投资过程,寻找与其相匹配的资本形态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风险资本能够在企业早期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并为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然而,如何更为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发挥我国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不断研究和探索的目标。以往文献在分析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时大多是基于整体行业或某类行业,忽视了不同类型行业间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此外,现有研究对于风险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具体作用机制考察也不够充分,特别是由于风险资本投资具有高风险性和难退出性,除了直接提供资金之外,它更有动机作为积极的投资者参与被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进而减少投资风险。但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在风险资本和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作用的行业间差异。那么,在考虑了行业特征和性质的差异后,我国风险资本对于不同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否均能有效发挥促进作用?风险资本进入企业后是否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公司治理进而实现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效果?不同行业中具体的治理安排在风险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传导效应是否有所差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回答有助于厘清风险资本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促进风险资本充分发挥积极股东的治理效应,也对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以2007-2015年中小板与创业板中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样本企业按照所处行业要素密集的差异性进行划分,即将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在此基础上,本文同时考虑创新投入以及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产出,对不同行业中风险资本能否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两类创新产出水平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进一步地,本文探讨公司治理是否是上述影响关系背后有效的作用机理。具体而言,先从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方面进行分析,具体从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维度选择评价指标,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指数和分类指数来衡量企业公司治理的整体水平和各维度的治理安排;再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各行业中风险资本能否通过影响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进而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或两类产出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此外,为了进一步分析和揭示在不同行业中风险资本为促进技术创新而选择的具体治理安排的差异性,本文利用公司治理各分类指数,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各维度的治理安排是否在风险资本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对处于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而言,风险资本对被投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突破式创新产出和渐进式创新产出发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着差异。具体而言,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风险资本仅能够对渐进式创新产出水平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风险资本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水平以及突破式创新产出水平;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风险资本同样对创新投入和突破式创新产出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对渐进式创新产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上市后的产出水平的影响。（2）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风险资本均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公司治理综合水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即公司治理能够在风险资本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但是具体到创新投入以及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产出方面,公司治理在上述关系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3）将公司治理细分为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部分,并分别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上述治理部分是否在风险资本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将公司治理分类之后,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业中,不同治理部分发挥的中介效应有所差异。（4）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治理部分中,风险资本对于企业渐进式创新产出的支持作用仅能通过提高企业股权治理水平来实现。对比三个行业,该行业中,风险资本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通过的治理维度数量最少。（5）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在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治理部分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可以通过提升企业股权治理水平和经理层治理水平实现。对比三个行业,该行业中,风险资本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通过的治理维度数量居中。（6）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在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以及信息披露五个治理部分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可以通过提升企业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水平实现。对比三个行业,该行业中,风险资本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通过的治理维度数量最多。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文分析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时,从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视角展开研究。首先按照要素密集度对被投资企业所处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并对每类企业的技术创新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风险资本对不同行业被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这拓展了现有对风险资本相关研究的研究视角。（2）本文对技术创新进行细分,区分为创新投入、突破式创新产出和渐进式创新产出。先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两类创新产出的特征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研究风险资本在各行业中对上述创新的细分是否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这丰富了风险资本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内容。（3）在对不同行业中公司治理的中介传导效应进行分析时,本文将公司治理细分为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以及经理层治理和信息披露五个维度。并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各维度的治理安排是否在风险资本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这丰富了不同行业中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内容。（4）本文在构建公司治理综合评价指数时,采用熵权法对各层级指标权重进行分配。从而保证在不损失有关指标变量的基础上,克服人为因素的干扰,减少主观判断对公司治理综合水平和各维度治理水平的影响。这优化了公司治理指数的构建方法。
史开瑕[8]（2019）在《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与实施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业绩指标是企业估值的基础,会计收益的分类及其披露,不仅影响企业内外部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与资本流向。面对国际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创新背景,企业经营活动日趋复杂化,非传统的新型收益来源不断产生,“其他综合收益”（OCI）已成为企业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8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 No.8）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10年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确定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的重要变化,以及我国2014年《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以下简称“CAS 30（2014）”）的制定与实施,资产负债观下损益表的内容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对其他综合收益概念界定与列报制度提出了新的理论和实践要求。根据这种现实环境变化,本文对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变革进行梳理,分析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的历史变革及列报内容、列报方式变化的现实情形,进一步探究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实施效应的影响机理与路径,并从会计信息质量、股权资本成本和投资效率三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企业内外部相关利益主体更好地理解其他综合收益的相关理论,推动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的实施与监督,为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优化投资决策、资金配置与业绩评价提供经验支持,同时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与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在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及不断国际趋同的现实背景下,一些核心问题尚待厘清:第一,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趋同的制度背景;第二,CAS 30（2014）对其他综合收益列报调整的实施效应如何,是否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是否对投资人、管理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产生影响;第三,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制度变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以及是否缩小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差距,是否以及在哪些方面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完善。根据以上现实背景与理论上的要求,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其他综合收益列报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出发,梳理国内外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成果,探寻其发展动因与趋势,并得出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变化的总体趋势,以及分项内容列报及披露的现状,剖析其他综合收益列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梳理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实施效应的影响机理与路径。第二,基于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制度变革,运用经济后果理论,研究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的实施效应,实证检验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股权资本成本与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变革——其他综合收益分类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股权资本成本”和“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变革——其他综合收益分类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路径,实证检验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是否会间接地降低股权资本成本并提高投资效率。第三,根据以上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比较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的预期效果与实际效果的差异:一是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差异;二是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的预期效应与实际实施效应的差异。通过以上分析,总结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取得的效果,剖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企业及利益相关方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从发展历程看,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学中的收益成本理论相一致,虽然其更能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本质,但其实际运用还取决于现实宏观与微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具体而言,我国会计准则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改革进程为依托,对于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要求大致经历了从不列报到表外披露,再到表内分类列报的发展过程。对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持续改进和完善说明其在现今国内外财务报告体系中地位越发重要。第二,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制度变革提高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同时,这个效应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呈现明显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的实施使得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提高程度大于非国有企业,本文认为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不同,导致非国有企业在日常管理中更需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质量。另外,当企业的公司治理环境较差时,或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较高时,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更强。第三,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制度变革降低了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这个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并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显着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资本成本的减少可能是因为其他综合收益分类列报带来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由此降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会计信息质量的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有显着体现。第四,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制度变革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这个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效率的增加可能是因为其他综合收益分类列报带来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由此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会计信息质量的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有显着体现。无论融资约束程度是否升高,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制度变革都可以显着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对我国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现状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实证研究,并显示出研究的系统性。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首次列报其他综合收益之日起,至2017年截止,从这9年的长期及短期两个时空界域分别研究了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及披露的总体趋势与波动性。本文通过手工查阅上市公司年报,整理其他综合收益列报或披露的分项数据,从信息披露数量、波动性和重分类转回等角度,阐述其他综合收益分项内容列报的现状,这一点在以往同类研究中鲜见。第二,采用新维度对其他综合收益制度变革的实施效应进行了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价值相关性和盈余管理角度展开,关注其他综合收益列报是否提高了与股价或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分析其他综合收益列报透明度增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相对忽视列报变更对管理者等利益相关主体可能的影响。本文从股权资本成本和投资效率两个角度研究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投资人及内部管理者行为可能的影响,探究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内外部治理效应,横向拓展了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实施效应的相关文献,丰富了相关经验研究,有利于加深对其他综合收益的理解。第三,利用新数据检验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的实施效应。现有其他综合收益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基于成熟的资本市场,如美国、英国和欧盟,缺乏来自新兴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制度背景、经济环境与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同欧美等国存在较大差异,且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本文以中国数据为基础,以CAS 30（2014）的实施为自然事件,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的实施效应。结果发现其他综合收益分类列报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并对股权资本成本和投资效率有显着影响。验证了CAS 30（2014）的实施效应,也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提供来自新兴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
严丽娜[9]（2019）在《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不同维度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单纯依靠企业拥有的有限资源已无法满足企业生存发展的要求。在全球化经济大潮中,企业是否能够在竞争中胜出越来越多地与其是否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和联系紧密相关。企业及企业中的人不断地与企业利益相关者长期重复交互中建立起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着大量的企业所没有的稀缺资源。企业由于融入了这样的网络,具有了某种“网络成员资格”,从而拥有了动用这些网络中的资源服务于企业生存、发展目标的能力,因而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企业对这些资源的动员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与企业的人力资本、资金资本一样,一旦能够进入生产经营环节,就能给企业带来价值。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交往与联系如与政府、行业协会、银行、客户、供应商、大学、科研机构甚至竞争对手等建立良好的联系,企业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机遇及稀缺的资源,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例如从政府处获得政策扶植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资源,从银行处获得长期、短期贷款缓解融资约束,从大学或科研机构获取技术支持、技术诀窍等。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具有较大的作用空间。然而,现有文献对于企业社会资本以及经济后果的实质探索与规律总结并不充分,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与维度划分意见还很不统一。在现有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资本客观、科学的度量还存在较大分歧,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只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问题,普适性方面有待进一步验证,因而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经济后果的讨论目前主要限于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与企业绩效影响方面的理论与实证考量,极少有文献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企业成长性问题。因此,本研究主要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上市公司成长性问题,在资源依赖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成长理论等经济学、管理学、实证会计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理论指导下,采用逻辑分析、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充分把握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成长性研究领域内相关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转轨时期及中国关系文化特殊背景下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作用关系的理论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资本与成长性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上市公司成长性提供一些经验与借鉴。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政治社会资本、金融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具有促进作用,证明了企业社会资本在促进企业成长性中的“资源效应”与“信息效应”。具体来说较高的企业政治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提前获知关键性宏观政策信息,提前合理规划与科学制定企业战略,获得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如税收优惠,面临宽松的政府管制,克服行业壁垒,以及直接获取政府补助等特有资源。企业具有较高的金融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企业和银行之间为获得交易机会而发生的信息搜集成本,在交易达成后银行和企业的监督和执行成本,以及通过使交易双方都期望对方在未来予以回报而更具有让步的灵活性以降低协商成本。企业金融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银行对企业道德风险的甄别能力,从而可能放松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要求,银行的贷款审批决策也更为宽松,从而提高银行信贷决策效率,大大增加了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最终促进企业成长性。企业较高的技术社会资本意味着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企业从高校与科研院所获取信息与技术诀窍、创新知识及技术的共享,甚至直接提高企业研发员工的技术吸收能力及运用能力,从而提升研发的效率,增进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企业成长性。科研网络能够有效促进产学研的结合,提高知识和技术利用效率。此外,企业通过科研网络也能获得管理及技术支持,有力保证企业的管理创新及技术创新。第二,企业不同类别社会资本中蕴含了不同的资源与信息,因而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同,其作用机理也不同。鉴于度量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及数据可得性,本研究验证了政府补助在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中的中介效应,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中的调节效应,以及研发投入在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中的中介效应。较高的企业政治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政府补助能够直接有效弥补企业的资金缺口,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改善资产质量、抵御债务风险、促进经营增长,缓解融资约束,弥补企业投资不足,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证效应”和“光环效应”有助于企业信誉认证与传递,吸引更多投资者,最终促进企业成长性。较高的金融社会资本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影响企业的出口能力,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对企业成长性造成不利影响,而企业金融社会资本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了企业成长性。较高的技术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发能够促进企业生产发展,提企业高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等,从而促企业成长性。第三,无论何种资源对企业成长来说都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企业拥有的资源越丰富、越多元化越有利于其持续、健康成长。尽管不同维度（类别）的企业社会资本具有较大的差异,在现实中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也是相互联系的,并非完全独立存在,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社会资本相互作用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同。企业政治社会资本与企业金融社会资本存在替代效应,两者同时存在时,企业金融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作用被削弱,这与企业金融社会资本的作用有部分可能受到了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影响有关。企业政治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同时存在时,两者的显着性均降低,两者之间没有替代效应。金融资本与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同时存在时,两者的显着性均降低,两者之间存在补充效应。第四,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在不同属性企业中不同。无论是企业政治社会资本、金融社会资本还是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显着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各类社会资源,如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补助,更容易获得资金（更弱的融资约束）等。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创新点:第一,有关企业社会资本的类别或维度划分方面,本文综合了社会网络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契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按照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的类别不同以及跟企业签订的契约不同,分成了企业政治社会资本、企业商业社会资本、企业金融社会资本及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其中企业商业社会资本因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度量的可行性的原因在本研究中没有进行探讨。鉴于创新对企业成长性的重要作用,本文专门将企业的技术社会资本纳入本文研究的范畴,更好的揭示不同性质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性质企业社会资本相互作用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这在现有文献中鲜有讨论。第二,在有关企业社会资本度量方面有所创新。现有文献多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等同于企业社会资本,即直接将企业法人代表或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的社会资本等同于整个企业的社会资本,具体度量时多采用设计测量题项,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采集相关数据进行度量,这种情况下若研究对象为中小企业或家族企业,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若对包含了更为多样化的企业类型的样本来说未免欠妥,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科学性、说服力较为欠缺。本文用企业的核心层董事会的社会资本来度量企业的社会资本,相比仅用企业法人代表或企业家社会资本度量企业社会资本有所进步。同时在具体度量时,利用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公开的客观数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众多主观因素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影响。第三,根据本文对企业成长性的定义,企业成长性是企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在“量”还是“质”上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现有文献在度量企业成长性时往往采用三到五年年样本数据,而本文研究企业成长性的度量的窗口期更长,采用2007-2018十二年的数据来计算企业的成长性主成分,并得出反映企业成长性的综合指标,所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更具解释力。第四,现有文献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性问题主要以中小企业、家族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而本文以沪深股市上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更为广泛,因而得出的研究结论更有概括意义及普适性,特别是对我国的上市公司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董晓伟[10]（2019）在《政府与社会资本行为对PPP项目效率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PPP模式得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政府采用PPP模式的目的是多重的,表现为获取私人部门的融资、创新和专业技能,实现风险转移和成本节约;及时的项目交付等。健康可持续的PPP发展对于实施“一带一路”,推进城镇化进程,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许多延期交付、成本超支等低效率的PPP项目。本文研究政府与社会资本行为对PPP项目效率的影响,以期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行为治理来提升项目效率,并实现PPP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研究这一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政府与社会资本行为影响PPP项目效率的理论框架。它包含一个由配置效率、过程效率、个体效率和交易成本构成的PPP项目效率体系,一个由效率优势来源和激励构成的PPP模式提升公共项目效率的机制,一条政府行为影响PPP项目效率的路径和一条社会资本行为影响PPP项目效率的路径。并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为该理论框架提供经验支撑,明确了PPP模式效率优势来源、激励和项目效率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开展了如下研究:（1）政府行为对PPP项目效率的影响。该研究基于调查数据,使用以激励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2型（SEM）,对项目招投标阶段和项目实施阶段分别建模。招投标阶段的政府行为概括为事前区别对待和有倾向性评标,涉及的效率变量是配置效率、个体效率和交易成本。研究表明,事前区别对待与配置效率负相关,与个体效率也是负相关,与交易成本的关系不显着,该行为应该尽可能的予以规避;有倾向性评标与配置效率正相关,与个体效率正相关,与交易成本亦是正相关,政府因此面临两难的权衡取舍——选择低的交易成本需要负担低的配置效率和低的个体效率,选择高配置效率和高个体效率则需要承担高交易成本。项目实施阶段的政府行为集中表现为包含介入融资、介入设计和追踪项目进展的政府介入项目行为,涉及的效率变量是过程效率、个体效率和交易成本。研究表明,介入融资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且没有发现它与过程效率或个体效率的联系,应该规避政府的介入融资行为;介入设计与交易成本的关系并不显着,但它同时通过间接作用机制和直接作用途径影响项目的过程效率和个体效率,且它们的作用方向相反,政府部门会面临两难选择;追踪项目进展导致交易成本增加,通过影响激励的间接作用机制导致过程效率和个体效率提升,直接作用途径导致过程效率降低,政府面临双重的权衡取舍。（2）社会资本行为对PPP项目效率的影响。该研究基于典型案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矩阵回归的方法,以社会资本的属性作为探究其行为的切入点,探明了社会资本的自利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合作与PPP项目过程效率的因果联系。回归结果表明,在社会资本主导的PPP项目中,合作与项目过程效率正相关,自利行为、机会主义行为与过程效率的关系不显着;在政府部门主导的PPP项目中,自利行为与过程效率负相关,机会主义行为与过程效率负相关,合作与过程效率正相关。（3）政府与社会资本行为对PPP项目效率的叠加影响。本研究采用委托代理模型和典型案例相结合的策略,对前两项实证研究中识别和检验的政府行为与社会资本行为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政府部门作为主要的项目发起人,首先应该规避掉所有的能引起社会资本逆向选择的行为,比如事前区别对待行为;其次政府在设计项目契约时,应该把社会资本从政府部门获得的支付与其投入的努力水平、或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绑定,同时还应该尽量使得社会资本的利益诉求与项目目标相一致,它们都是最优契约的基本原则;最后,最优契约仅存在于理论层面,在PPP实践中,还需要必要的项目监管,而项目监管离不开一定程度的项目进展追踪。分工与专业化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根本途径。综合全文的研究,PPP模式赋予政府部门的职责是为项目选择出能够胜任的社会资本、为项目设计出最优契约、监管社会资本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它们是政府部门的专业化方向;赋予社会资本的职责是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与之对应的专业化要求是先进的技术、专业的管理、以及有效的全周期项目管理技能等。因此,效率导向的行为治理是以不破坏合理分工为基本准则,以实现合理的分工与专业化为更高要求。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1）拓宽了 PPP项目效率概念的外延,并检验了政府与社会资本行为对项目效率的差异化影响。现有文献中PPP项目效率主要包含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两个概念,配置效率是对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结果的评价,生产效率是对社会资本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结果的评价。作为一个结果意义的概念,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不存在一个确定的高效率或低效率的标准,只能通过不同项目相对成本的大小来判断。对PPP项目而言,结果固然重要,但项目实施过程的效率同样重要。为了更好的评价PPP项目实施过程的效率,将过程效率概念引入PPP项目效率体系;与此同时,为了在研究PPP项目效率时能够覆盖最基本的决策单位——PPP中的个体,也将个体效率纳入PPP项目效率体系。交易成本研究是PPP研究中相对独立的部分,本文将之视为项目效率的减项。因此,本文将PPP项目效率拓展为包含配置效率、过程效率、个体效率和交易成本的体系。（2）提出了 PPP项目治理的新路径。一方面,实现了从关注参与方利益到关注参与方行为的跨越;另一方面,实现了从强调参与方的被动性和客观性到偏重其主动性和主观性的改变。与PPP项目治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项目契约（合同）管理、风险管理、所有权与控制权等方面,本文以更接近参与方人格原点的行为作为研究切入点,关注PPP项目中参与方的行为治理,通过行为治理提升项目治理,最终实现更高的项目效率。因此,行为治理有可能成为项目管理的一个新领域,也可以为PPP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二、风险资本投资过程中的契约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风险资本投资过程中的契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契约关系双重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主题 |
| 1.2.1 理论视角下本文研究主题的内在逻辑 |
| 1.2.2 实践视角下本文研究主题的结构体系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内容综述 |
| 1.4.2 各章内容 |
| 1.4.3 逻辑结构 |
| 2 文献综述、基本理论与核心方法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文献综述与基本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1.2 英语文献综述 |
| 2.1.3 中文文献综述 |
| 2.1.4 本节小结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PPP模式相关理论 |
| 2.2.2 项目治理相关理论 |
| 2.2.3 项目治理绩效相关理论 |
| 2.2.4 契约治理相关理论 |
| 2.2.5 关系治理相关理论 |
| 2.2.6 五种基础理论在本文研究中的作用分析 |
| 2.3 国内外学者关于上述五种理论的综合运用研究成果及其评述 |
| 2.3.1 关于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关系的研究 |
| 2.3.2 关于PPP项目、项目治理与项目绩效关系的复合研究 |
| 2.3.3 国内外学者关于上述五种理论的综合运用研究成果评述 |
| 2.4 方法说明 |
| 2.4.1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 |
| 2.4.2 调查问卷方法 |
| 2.4.3 两种方法在本文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分析与体系设计 |
| 3.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理论分析 |
| 3.1.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内涵 |
| 3.1.2 本文关于PPP项目绩效的理论分析 |
| 3.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指标构建方法 |
| 3.2.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维度 |
| 3.2.2 项目治理绩效指标提取方法 |
| 3.3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各阶段项目治理绩效指标 |
| 3.3.1 前期项目治理绩效指标分析 |
| 3.3.2 中期项目治理绩效指标分析 |
| 3.3.3 后期项目治理绩效指标分析 |
| 3.4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指标体系及其意义 |
| 3.4.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指标体系 |
| 3.4.2 这一指标体系对PPP项目持续发展的意义 |
| 3.5 本章研究内容与后续两章研究内容的关系 |
| 3.5.1 本章研究方式对后续两章研究方式的启发 |
| 3.5.2 本章研究成果是后续两章研究的前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契约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4.1 契约治理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中应用 |
| 4.1.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契约治理机制 |
| 4.1.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契约治理维度 |
| 4.1.3 契约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关系 |
| 4.2 基于契约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变量模型 |
| 4.3 基于契约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分析的具体假设 |
| 4.3.1 缔约全面性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4.3.2 变更合理性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4.3.3 履约规范性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4.3.4 契约治理内部关系分析 |
| 4.3.5 综合分析 |
| 4.4 契约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实证分析 |
| 4.4.1 契约治理二级指标筛选 |
| 4.4.2 数据搜集 |
| 4.4.3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4.4.4 理论模型检验 |
| 4.4.5 实证结果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关系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5.1 关系治理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中应用 |
| 5.1.1 关系治理功能 |
| 5.1.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关系治理维度 |
| 5.1.3 关系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关系 |
| 5.2 基于关系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变量模型 |
| 5.3 基于关系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分析的具体假设 |
| 5.3.1 双方彼此信任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5.3.2 双方有效沟通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5.3.3 双方通力合作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5.3.4 关系治理内部关系分析 |
| 5.3.5 综合分析 |
| 5.4 关系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实证分析 |
| 5.4.1 关系治理二级指标筛选 |
| 5.4.2 数据搜集与处理 |
| 5.4.3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4.4 理论模型的检验 |
| 5.4.5 实证结果的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双重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6.1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2者关系的理论分析 |
| 6.2 契约关系双重治理在中国实施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
| 6.2.1 契约关系双重治理在中国PPP项目中实施的必然性 |
| 6.2.2 契约关系双重治理在中国PPP项目中实施的可行性 |
| 6.3 基于双重治理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6.3.1 实证相关事项说明 |
| 6.3.2 双重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变量汇总 |
| 6.3.3 双重治理的基本假设 |
| 6.3.4 双重治理内部关系分析 |
| 6.3.5 本章假设汇总 |
| 6.4 双重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实证分析 |
| 6.4.1 理论模型的检验 |
| 6.4.2 实证结果的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案例分析 |
| 7.1 案例概况 |
| 7.1.1 项目基本信息 |
| 7.1.2 项目前期工作情况 |
| 7.2 案例契约治理分析 |
| 7.2.1 相关各方在契约谈判中的主要冲突和分歧 |
| 7.2.2 DDX项目的缔约全面性 |
| 7.2.3 DDX项目的契约的变更合理性 |
| 7.2.4 DDX项目的履约规范性 |
| 7.3 案例关系治理分析 |
| 7.3.1 DDX项目双方彼此的信任 |
| 7.3.2 DDX项目双方有效的沟通 |
| 7.3.3 DDX项目双方通力的合作 |
| 7.4 案例项目双重治理分析 |
| 7.4.1 案例项目双重治理的必然性 |
| 7.4.2 案例项目双重治理的合理性 |
| 7.4.3 案例项目双重治理的成功经验 |
| 7.5 案例项目治理绩效分析 |
| 7.5.1 DDX项目的经济效益绩效 |
| 7.5.2 DDX项目的时间效率绩效 |
| 7.5.3 DDX项目的功能成果绩效 |
| 7.6 基于案例的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者关系进一步分析 |
| 7.6.1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的不可或缺性 |
| 7.6.2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的相互促进性 |
| 7.6.3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的潜在冲突性 |
| 7.6.4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关系的动态变化 |
| 7.7 本章小结 |
| 8 对策与建议 |
| 8.1 总体思路 |
| 8.1.1 总体思路有效性的问卷证明 |
| 8.1.2 总体思路有效性的简要理论分析 |
| 8.2 完善PPP项目治理模式的对策 |
| 8.2.1 提升PPP项目契约治理水平的对策 |
| 8.2.2 提升PPP项目关系治理水平的对策 |
| 8.2.3 综合运用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的对策 |
| 8.3 完善PPP项目治理模式的建议 |
| 8.3.1 完善PPP项目契约治理机制的建议 |
| 8.3.2 完善PPP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的建议 |
| 8.3.3 综合运用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的建议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本文结论与主要创新 |
| 9.1.1 本文结论 |
| 9.1.2 主要创新 |
| 9.2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9.2.1 研究局限 |
| 9.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调查问卷部分内容反馈 |
| 附录C DDX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目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1 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相关研究 |
| 1.3.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应用的相关研究 |
| 1.3.3 PPP模式中多元主体合作的相关研究 |
| 1.3.4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多元主体合作的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范围界定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5 研究方法与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PPP模式 |
| 2.1.2 农村基础设施 |
| 2.1.3 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 |
| 2.2 PPP模式的相关理论 |
| 2.2.1 PPP模式特征及分类 |
| 2.2.2 PPP模式的基本运作 |
| 2.2.3 PPP模式的风险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项目治理理论 |
| 2.3.4 博弈论 |
| 2.3.5 激励理论 |
| 3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现状 |
| 3.1.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发展背景 |
| 3.1.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发展情况 |
| 3.1.3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效应分析 |
| 3.1.4 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3.2 推广和应用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影响因素辨析 |
| 3.2.1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指标权重计算 |
| 3.2.3 结果与分析 |
| 3.3 小结 |
| 4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分析 |
| 4.1 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及职责 |
| 4.1.1 政府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1.2 社会资本方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1.3 农户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1.4 其他主体的利益诉求及职责 |
| 4.2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冲突的表现 |
| 4.2.1 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的冲突 |
| 4.2.2 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冲突 |
| 4.2.3 社会资本方与农户之间的冲突 |
| 4.3 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冲突的根源 |
| 4.3.1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动力不足 |
| 4.3.2 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
| 4.3.3 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与信息共享 |
| 4.4 化解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冲突的分析框架 |
| 4.5 小结 |
| 5 基于博弈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5.1 实现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必要性 |
| 5.2 考虑利益风险分配的公私双方协调策略分析 |
| 5.2.1 基本假定 |
| 5.2.2 分析与讨论 |
| 5.2.3 仿真分析 |
| 5.2.4 启示 |
| 5.3 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利益协调的博弈分析 |
| 5.3.1 农户参与的必要性 |
| 5.3.2 农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PPP项目的实践 |
| 5.3.3 模型假设 |
| 5.3.4 分析与讨论 |
| 5.3.5 启示 |
| 5.4 利益风险分配机制的完善思路 |
| 5.5 小结 |
| 6 基于激励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6.1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激励约束机制 |
| 6.1.1 激励约束机制对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促进作用 |
| 6.1.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的激励约束措施 |
| 6.1.3 案例分析—激励和监管方式对合作效果的影响 |
| 6.2 基于激励模型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6.2.1 PPP模式下激励机制的效应分析 |
| 6.2.2 仅考虑显性激励下的模型 |
| 6.2.3 考虑声誉效应的PPP激励模型 |
| 6.2.4 模型分析及数据算例 |
| 6.3 考虑农户感知的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激励约束分析 |
| 6.3.1 考虑农户感知的必要性 |
| 6.3.2 农户感知的评价指标 |
| 6.4 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思路及要点 |
| 6.4.2 激励约束机制的完善思路 |
| 6.4.3 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施要点 |
| 6.5 小结 |
| 7 基于关系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
| 7.1 关系治理对利益相关者协调的促进作用 |
| 7.2 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公私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2.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7.2.2 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
| 7.2.3 影响机理解析 |
| 7.3 案例分析—关系改进对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影响 |
| 7.3.1 案例基本情况 |
| 7.3.2 案例分析 |
| 7.3.3 经验启示 |
| 7.4 小结 |
| 8 促进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利益相关者协调的对策建议 |
| 8.1 提升利益风险分配的合理性 |
| 8.1.1 优化利益分配 |
| 8.1.2 健全风险管理 |
| 8.1.3 增强利益保障 |
| 8.1.4 提高扶持力度 |
| 8.2 完善PPP项目的激励约束机制 |
| 8.2.1 建立切实可行的激励约束机制 |
| 8.2.2 构建科学的监管体系 |
| 8.2.3 加强对主体的行为约束 |
| 8.3 构筑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
| 8.3.1 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意识 |
| 8.3.2 增强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能力 |
| 8.3.3 注重多方良性互动 |
| 8.3.4 积极引导农户参与 |
| 8.4 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3）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研究及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5 研究数据与论文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假定 |
| 3.2 稻农合作的缘由 |
| 3.3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的关系 |
| 3.4 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
| 3.5 稻农合作治理及影响因素 |
| 第4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考察 |
| 4.1 技术与制度演化嵌入的水稻农事活动服务专业化分工状况 |
| 4.2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演进与现状 |
| 4.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演进与现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影响因素—基于水稻主产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稻农合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5.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 |
| 5.4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农机服务合作选择的宏观模型 |
| 5.5 宏观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现有相关的研究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 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相关研究的现状 |
| 7.3 稻农合作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 |
| 7.4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影响因素实证 |
| 7.5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实证 |
| 7.6 小结 |
| 第8章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基于多案例的比较 |
| 8.1 问题提出 |
| 8.2 相关的研究现状 |
| 8.3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模式的主要案例 |
| 8.4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主要模式的比较 |
| 8.5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 |
| 8.6 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推进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政策含义 |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一览表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5）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共享金融伦理意义 |
| 三、共享金融伦理研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综合评述 |
| 四、共享金融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目的和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 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 一、世界金融演变逻辑中的共享 |
| 二、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现代性演绎 |
| 一、当代金融的模式转型创新 |
| 二、共享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共享金融内在逻辑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对人类历史时间的延续 |
| 一、共享属性对人类未来时间价值的发现 |
| 二、金融创新对人类自然进化时间的突破 |
| 第三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共享金融价值目标 |
| 一、共享金融的共享性目标要求 |
| 二、共享金融契约的共享性 |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经济正义属性 |
| 一、共享金融的分配正义要求 |
| 二、共享金融对经济发展有益推动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责权意识 |
| 一、责权意识对金融不确定性的抑制 |
| 二、信用契约对共享责权意识的巩固 |
| 第四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 第一节 共享金融的目标悖论 |
| 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共享目标的偏离 |
| 二、金融资本的垄断导致共享目标扭曲 |
|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共享大众性目标的异化 |
| 四、信息不对称导致共享目标失衡 |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公正悖论 |
| 一、金融资本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 二、金融资源的不均衡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 三、风险转移不平等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权利悖论 |
| 一、金融资本秉性对共享权利的剥夺 |
| 二、金融资本权力造成的共享失权现象 |
| 第五章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成因及解决 |
| 第一节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看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 一、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不公正性的批判 |
| 二、马克思对信用与虚拟资本异化的批判 |
| 三、马克思资本批判对共享金融发展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共享金融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分析 |
| 一、共享金融市场中自律体系的不完善 |
| 二、共享金融政府监管的不严格 |
| 三、共享金融平台建设的制度缺失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解决 |
| 一、金融市场自律体系对共享性的维护 |
| 二、政府权力与执行力对公正性的确保 |
| 三、经济金融制度设计对正义性的呼唤 |
| 第六章 中国共享金融伦理目标的实现 |
| 第一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正当性追问 |
| 一、共享金融对中国金融市场伦理价值观的传承 |
| 二、共享发展与大众需求的正当性 |
| 三、共享金融发展的中国化道路 |
| 第二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哲学追问 |
| 一、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共享金融 |
| 二、共享视域下金融的哲学人文发展理念 |
| 三、共享金融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融合反思 |
| 第三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理念探索 |
| 一、共享金融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 |
| 二、共享金融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向 |
| 三、共享金融伦理情操呼唤 |
| 第四节 共享金融发展下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跨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私募股权投资、MD&A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关键概念界定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2 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
| 3.1 私募股权投资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
| 3.2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
| 3.3 创新型中小企业银行借款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PE对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MD&A对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PE对 MD&A的影响及MD&A的中介效应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进一步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风险资本、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 |
| 1.2.1 技术创新 |
| 1.2.2 风险资本 |
| 1.2.3 公司治理 |
| 1.2.4 生产要素以及要素密集度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综述 |
| 2.1.1 风险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综述 |
| 2.1.2 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研究综述 |
| 2.2 风险资本影响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综述 |
| 2.2.1 风险资本影响企业公司治理的动因研究 |
| 2.2.2 风险资本对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 |
| 2.3 公司治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综述 |
| 2.3.1 所有权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3.2 董事会结构与运行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3.3 经理层激励制度设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4 有关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综述 |
| 2.4.1 行业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2.4.2 有关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 |
| 2.5 研究述评 |
| 第3章 制度背景、理论基础与现状分析 |
| 3.1 技术创新制度背景、理论基础与现状分析 |
| 3.1.1 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制度背景 |
| 3.1.2 企业技术创新基础理论 |
| 3.1.3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 风险资本制度背景、理论基础与现状分析 |
| 3.2.1 我国风险资本产生的制度背景 |
| 3.2.2 风险资本理论基础 |
| 3.2.3 我国风险资本发展现状 |
| 3.3 公司治理制度背景、理论基础与现状分析 |
| 3.3.1 我国企业开展公司治理的制度背景 |
| 3.3.2 公司治理理论基础 |
| 3.3.3 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现状 |
| 3.4 小结 |
| 第4章 行业差异性视角下风险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4.1.2 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4.1.3 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风险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主要变量选择 |
| 4.2.2 模型设计 |
| 4.2.3 样本与数据 |
| 4.3 实证检验结果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小结 |
| 第5章 公司治理发挥中介效应的分行业有效性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风险资本对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 |
| 5.1.2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 5.1.3 风险资本、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公司治理指数构建 |
| 5.2.2 中介效应及检验方法 |
| 5.2.3 模型设计 |
| 5.2.4 样本与数据 |
| 5.3 实证检验结果 |
| 5.3.1 劳动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3.2 资本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3.3 技术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小结 |
| 第6章 公司治理细分维度的中介效应行业差异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设计 |
| 6.2.2 样本与数据 |
| 6.3 实证检验结果 |
| 6.3.1 劳动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3.2 资本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3.3 技术密集型行业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对被投资企业的政策建议 |
| 7.2.2 对风险资本机构的政策建议 |
| 7.2.3 对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建议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8）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与实施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 |
| 三、基本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本理论 |
| 一、马克思的收益理论 |
| 二、产权经济学理论 |
| 第二节 专业理论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财务报告目标理论 |
| 三、收益的经济学与会计学理论 |
| 四、经济后果理论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一、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必要性与列报方式研究 |
| 二、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的实施效应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制度变革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制度变革 |
| 一、美国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 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相关规定 |
| 三、中国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 四、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
| 第二节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项目内容 |
| 一、美国会计准则规定的其他综合收益列报项目 |
| 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定的其他综合收益列报项目 |
| 三、中国会计准则规定的其他综合收益列报项目 |
| 第三节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国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
| 二、中国上市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描述性分析 |
| 三、中国上市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分项内容列报的描述性分析 |
| 四、中国上市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问题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的实施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实施效应的机理分析 |
| 一、会计的内涵本质研究:经济后果的根源 |
| 二、会计准则变革的效果:经济后果的演化路径 |
| 第二节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实施效应的路径分析 |
| 一、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
| 二、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
| 三、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
| 二、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三、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 |
| 四、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基础回归 |
| 四、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
| 二、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三、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基础回归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五、进一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
| 二、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基础回归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五、进一步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可能创新 |
| 四、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不同维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相关研究 |
| 一、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概念与内涵 |
|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功效 |
| 三、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维度划分与度量 |
| 四、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及绩效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业成长性相关研究 |
| 一、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因素 |
| 二、企业成长性的度量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性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社会资本理论 |
| 二、资源依赖理论 |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 四、企业成长理论 |
| 第二节 本研究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企业社会资本相关概念 |
| 二、企业成长性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机制与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制度背景 |
| 一、转型经济背景为企业社会资本提供空间 |
| 二、企业成长的时代特点及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发挥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机制分析 |
| 一、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资源机制 |
| 二、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信息机制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作用路径分析 |
| 一、企业政治社会资本通过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性的促进 |
| 二、企业金融社会资本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性的促进 |
| 三、企业技术社会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性的促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
| 二、企业金融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
| 三、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
| 四、不同维度社会资本相互作用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Pearson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四、企业社会资本在不同属性企业中的作用差异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稳健性检验:改变因变量的衡量 |
| 二、稳健性检验:改变自变量的衡量 |
| 三、稳健性检验:PSM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作用路径检验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作用路径 |
| 二、企业金融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作用路径 |
| 三、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作用路径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政府补助作为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三、融资约束作为企业金融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
| 四、研发投入作为企业技术社会资本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稳健性检验:改变因变量的衡量 |
| 二、稳健性检验:改变自变量的衡量 |
| 三、稳健性检验:PSM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与实践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政府与社会资本行为对PPP项目效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政府行为与社会资本行为 |
| 1.2.2 激励 |
| 1.2.3 参与方行为网络 |
| 1.2.4 效率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述评 |
| 2.1 PPP及其经济特征 |
| 2.2 现有PPP项目效率架构 |
| 2.3 PPP的效率优势及其质疑 |
| 2.3.1 理论研究文献 |
| 2.3.2 实证研究文献 |
| 2.4 PPP的交易成本 |
| 2.5 现有PPP文献的研究焦点 |
| 2.6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框架 |
| 3.2.1 PPP项目效率体系 |
| 3.2.2 效率优势来源和效率函数 |
| 3.2.3 政府行为与社会资本行为的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4 PPP项目的效率来源 |
| 4.1 理论分析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收集 |
| 4.2.2 变量及其处理 |
| 4.2.3 实证结果 |
| 4.2.4 效率构型讨论 |
| 4.3 本章小结 |
| 5 政府行为对PPP项目效率的影响 |
| 5.1 招投标阶段的政府行为 |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2 研究设计 |
| 5.1.3 模型估计与选择 |
| 5.1.4 实证结果讨论 |
| 5.2 项目实施阶段的政府行为 |
| 5.2.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5.2.2 变量的测量 |
| 5.2.3 模型估计与选择 |
| 5.2.4 实证结果讨论 |
| 5.3 本章小结 |
| 6 社会资本行为对PPP项目效率的影响 |
| 6.1 研究路径 |
| 6.1.1 相关变量 |
| 6.1.2 比较研究 |
| 6.1.3 网络指标选取 |
| 6.2 案例背景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自利行为的网络特征 |
| 6.3.2 合作的网络特征 |
| 6.3.3 机会主义行为的网络特征 |
| 6.3.4 两个项目的行为网络特征比较 |
| 6.3.5 社会资本行为与项目效率的关系 |
| 6.4 相关讨论 |
| 6.4.1 社会资本的自利行为 |
| 6.4.2 社会资本的机会主义行为 |
| 6.4.3 合作 |
| 6.4.4 社会资本行为与过程效率的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府与社会资本行为对PPP项目效率的叠加影响 |
| 7.1 PPP项目的委托代理 |
| 7.2 逆向选择模型 |
| 7.2.1 模型求解 |
| 7.2.2 相关讨论 |
| 7.3 道德风险模型 |
| 7.3.1 模型求解 |
| 7.3.2 相关讨论 |
| 7.4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混合 |
| 7.4.1 模型的解 |
| 7.4.2 相关讨论 |
| 7.4.3 综合讨论 |
| 7.5 案例研究 |
| 7.6 本章小节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风险资本投资过程中的契约研究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契约关系双重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研究[D]. 孙玉国.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2]农村基础设施PPP模式中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与协调研究[D]. 管立杰.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3)
- [3]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D]. 张建锋. 西南大学, 2020(04)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5]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D]. 马津润.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私募股权投资、MD&A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的影响研究[D]. 贺子聪. 吉林大学, 2019(02)
- [7]风险资本、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要素密集度行业差异性的研究[D]. 董屹宇. 山西财经大学, 2019(02)
- [8]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革与实施效应研究[D]. 史开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9]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不同维度的分析[D]. 严丽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10]政府与社会资本行为对PPP项目效率影响研究[D]. 董晓伟.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标签：风险资本论文; 投资论文;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