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文明的尊严——关于敦煌文物的归还

一、为了文明的尊严──关于敦煌文物的归还（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郑希^[2]（2021）在《21世纪以来国际文物返还政策变化趋势研究》文中提出

曲晓燕^[3]（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张承志^[4]（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黄隆瑛^[5]（2020）在《离散档案的回归研究》文中指出离散档案是非法、被迫从原属国流失的档案。离散档案是档案原属国国家文化财产的重要一部分,记录着每一个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记忆,依附于国家主权之下,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当前,世界各国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对于流失国外档案的追索工作较为重视。无论是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还是国力稍逊的国家,都重视保障本国的档案所有权,传承文化遗产。基于离散档案回归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进行学术探讨的必要性,本文从离散档案的流失原因入手,通过具体的档案流失案例,分析档案的流失原因,归纳离散档案回归的具体方式。此外,通过阐述几种离散档案回归方式的特点,总结离散档案回归的难易程度,进一步推进离散档案回归的可行性分析。本文结合当前学界关于离散档案回归的理论,分析离散档案回归的原则,进一步探讨关于离散档案回归路径的新型思维。为了能具体形象探讨新时代档案回归的新理念与新路径,本文引入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一些国家的离散档案实践案例,分析“离散档案信息征集机制”“政府职责定位”等对策所具备的特点,进一步归纳离散档案回归的实践特色以及潜在的对他国档案离散档案归还工作的启示。

赵雅辞^[6]（2020）在《飞来峰造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飞来峰造像毗邻浙江省杭州市灵隐寺,是我国东南地区最大的佛教造像遗存,其开凿年代为五代至明代,其中以元代造像最具特色。飞来峰造像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初,多年来,学界对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粉本来源争议颇多,尤以21世纪初开始的西夏说与西天梵相说最具影响力。通过造像宝冠、发髻、服装、璎珞、台座等的具体分析,可以得出观点——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粉本来源不隶属与西夏和西天梵相,它有自身的特色,分别是:空间塑造中的中国园林美感;避免过多的细节刻画;雕凿边界线的模糊性。概言之,飞来峰元代造像并未沿袭前代风格,它更多是具有自身的特色,创造了一种新风格,并对明代永宣造像产生影响。在飞来峰元代造像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同时,毋宁说也是一个新时代造就了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独特风格。飞来峰元代造像独特的风格并非横空出世,它背后隐含着君主忽必烈的意志和有元一代的政策。包括:民族一统的政治局面;推崇汉法治国;兼容并包、莫不崇奉的宗教政策。元代君主对长寿的渴求和对下一代君主的期许,也在造像题记中有所展现。又,一直困扰学界的第99龛造像独特组合形式的问题,也可以结合当时的背景和造像题记来解释。与此同时,《大元至元辨伪录》所记载的佛道之争,与飞来峰开凿的时间接近,从中可以窥见飞来峰造像汉藏并存式布局的意义。无论是从造像风格,还是从造像背后的历史情境来看,飞来峰造像均体现出佛教的中国化。正是宋代以来佛教的本土化逐渐完成、忽必烈对汉法的重视与海纳百川的胸怀、西藏自元代以来的归附促成了汉藏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等原因,促成了中国化的飞来峰造像的形成。指出飞来峰造像中国化的特色,对飞来峰造像的整体认识,以及佛教中国化进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个案价值。

韩树伟^[7]（2020）在《西北出土契约文书所见习惯法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西北出土了大量的契约类文书,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书写,除汉文外尚有佉卢文、粟特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章从法律社会史、经济学的角度,比较这些不同文字书写的契约之间的异同,并与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作一对比,探寻其习惯法的异同,有助于明了历史上丝路东段国家和地区的人文风貌和社会背景,彰显西北地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冲突、交往与互动、借鉴与调适。契约文书所显示的习惯法内容丰富,从大的方面讲,主要包括契约的本体内容、违约纳罚、担保与契约书写格式等四个方面。契约本体主要包括借贷、租佃、买卖、雇佣等内容,首章研究主要以借贷为例进行探讨。契约文书所显示的借贷利息是有较大差异的。就汉文契约、西夏文契约、回鹘文契约而论,回鹘契约利息显得要高出许多,以至于出现了形容这一现象的“羊羔利”一语。为了保证契约的运行,对违约行为也给予了严格的纳罚规定,或平价补偿,或双倍补偿,也有的通过出力抵押、房屋等财产抵押、体罚等多种方式进行处罚,不同民族间各有异同,其中吐蕃文契约、西夏文契约出力抵押相似,吐蕃文契约财产抵押显着,回鹘文契约罚金、“罚贡”现象引人关注,尤其是回鹘违约纳罚入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而佉卢文契约、吐蕃文契约所见刑事处罚,也具有独特性。佉卢文、吐蕃文、西夏文罚交物多以粮食进行,粮食、布匹充当货币的功能。至于契约之担保人,不同民族内容较为接近,一般身份多为债务人的家属,起着见证、督促、替代偿还债务的作用,只要债务人无力偿还,不论是脱逃、还是死亡,担保人都负有连带责任。尽管如此,具体担保的签名与画押之类,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汉文契约以签名居多,吐蕃文契约画押居多,回鹘文契约签名与画押情况都十分常见。契约格式对探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对不同民族契约文书间以及与汉文契约文书格式的异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汉文契约形成时代最早,其他民族,如吐蕃、回鹘、西夏诸族契约的格式都受到汉文契约的深刻影响。与汉文契约相比,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胡族契约格式又各具特色,如回鹘文契约、蒙古契约有第一人称的称谓,西夏文契约有“本心服”的说明,粟特文契约开头既有王的年号,又有十二生肖纪年,还有粟特历,而佉卢文契约的开头往往是对当时王的赞美语句,吐蕃文、回鹘文契约采用十二生肖纪年,西夏文、汉文采用年号与干支纪年,等等。通过比较西北出土诸民族契约文书,我们从中看到诸如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习惯法的存在,反映了契约精神始终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由此可见,文明、文化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而诸民族契约文书在很大程度上受汉文契约的影响较深,又体现了汉文化对丝路沿线地区较深的影响。

靳力^[8]（2020）在《中国非法流失文物追索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文载于物,族髓附间。运脉牵连,兴者襄见。文物承载国运,牵连民心。不可计数的中国文物展现的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上下求索之路,其整体性、原真性、独特性,在全世界绝无仅有。由于多重原因,我国成为世界文物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对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进行追索,不仅关乎我国的国家尊严和文化主权,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要之举,极有实践意义。中国文物流失的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数量庞大且流失方式不尽相同,因此,我国的非法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极具复杂性,其困难程度不言而喻。自建国初期,我国就对追索流失文物予以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迅猛发展和国力逐年提升,我国正依据国际法加快对流失文物追索的步伐,在政府与民间的不懈努力下,文物回归的消息屡见报端。目前我国已加入一系列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公约,并陆续与一些国家达成文物返还领域的双边协定,但这些公约和协定都是仅对我国加入或批准之后流失的中国文物有效。换言之,在当前的国际和国内法律框架下,仅有很少部分中国流失文物有追索的明确法律依据或支撑,对于绝大多数流失海外的我国文物而言,并不符合国际公约或双边协定的追索标准,从而使整个追索过程面临诸多法律困境。这些法律困境,既包括公约无溯及力、执行力有限等国际公法问题,也包括诸如诉讼主体资格、识别、公共秩序保留等私法层面的问题。在现有国际条约体系在短时间内不能实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探索、开拓多种文物追索途径显得尤为重要。国际执法合作、国际民事诉讼、谈判与协商以及回赠与回购是目前国际上运用较为广泛的四种文物追索途径,这四种途径在非法文物追索过程中各有利弊,需根据具体的文物追索实践具体分析选择适用。追索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在完善我国文物保护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细致且全面的分析,并着眼中国法律实际,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方法,做到有目标、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文物追索工作,迎更多珍贵文物回家,让民族文化历史成为我国文化自信不竭的源泉。

穆永强,朱晶松^[9]（2020）在《文化语境下文物返还的法理基础与法律困境》文中指出从文化视角看,文物返还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文物返还包括主权国家均享有文化主权、原属国国民享有本国文化权以及文化国际主义理论不合理等法理基础。尽管文物返还仍存在诸多法律困境,但国际社会中大国权威逐渐解体,尊重和理解别国文化正在取代文化霸权,相关国际组织、民间机构和个人对文物返还机制进行了多元化尝试,促进了文物归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陈光文^[10]（2016）在《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敦煌位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汉唐时期一直是中西经济、文化往来的交通枢纽。特别是隋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户口滋盛,文化繁荣,商贾行旅往来不绝,达到其历史发展的最顶峰。北宋皇佑五年（1053）以后,西夏取代沙州回鹘并开始了在敦煌的统治。自此,敦煌又进入了其历史上的西夏至清代统治时期。1036年,党项军队攻克沙州（敦煌）、瓜州,但次年沙州回鹘势力又将党项军队逐出沙州,并建立短暂统治沙州的回鹘政权;瓜州在破城后一直处在西夏的统治之下。1053年以后,西夏军队击溃沙州回鹘政权,并开始对沙州的统治。西夏前期瓜、沙地区的统治中心在瓜州,1097年以后西夏在沙州设立了监军司,瓜、沙地区的统治中心又移至沙州。西夏在敦煌设立有监军司、转运司、经制司等机构,建立起完备的行政建置与职官体系,敦煌的农业、畜牧业等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227年,蒙古军攻克沙州、瓜州,沙州先后属拔都和察合台势力范围。至元十七年（1280）,元代设立沙州路总管府,瓜州为其属州,同时任命出伯家族进行镇戍。元代时期,敦煌的农业、畜牧业等经济有所发展,敦煌也成为元朝至西域站赤交通的重要节点。西夏、元时期,敦煌佛教氛围浓厚。尽管敦煌石窟艺术已接近尾声,但其中的西夏、元代壁画仍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1368年明军攻克沙州,但明朝并未在当地建立统治,而是先后设立了沙州卫和罕东左卫,以蒙古族首领担任都督、指挥使等官职实行羁縻统治。但明中期以后由于西北边疆形势的恶化,明代最终将七卫部众全部内迁,闭关绝贡,彻底放弃关西土地。清朝康熙后期,以平定西域准噶尔之乱为契机,开始经理关西地区。雍正三年（1725）设立沙州所、四年（1726）升为沙州卫,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式设立敦煌县。雍正、乾隆时期,通过设所置卫改县及建城移民屯田等举措,敦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均得到了恢复性发展。总体而言,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发展,敦煌在中西交通上的枢纽地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西夏、蒙元时期敦煌汉人数量减少,汉唐时期形成的以汉文化为主体、参之以少数民族文化的敦煌文化已逐渐衰弱。明代敦煌更是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最低谷时期。清代时期进行了积极经营,使敦煌的社会面貌和经济发展迅速恢复,但由于敦煌人口全为甘肃各地移民发展而来,其文化、信仰已非昔日之状。

二、为了文明的尊严──关于敦煌文物的归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了文明的尊严──关于敦煌文物的归还（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5）离散档案的回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飞来峰造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北出土契约文书所见习惯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非法流失文物追索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化语境下文物返还的法理基础与法律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10）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为了文明的尊严──关于敦煌文物的归还（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21世纪以来国际文物返还政策变化趋势研究[D]. 郑希. 上海大学, 2021
• [3]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5]离散档案的回归研究[D]. 黄隆瑛.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6]飞来峰造像研究[D]. 赵雅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7]西北出土契约文书所见习惯法比较研究[D]. 韩树伟. 兰州大学, 2020(01)
• [8]中国非法流失文物追索法律问题研究[D]. 靳力. 郑州大学, 2020(03)
• [9]文化语境下文物返还的法理基础与法律困境[J]. 穆永强,朱晶松.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0(01)
• [10]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D]. 陈光文. 兰州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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