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与国家(续)──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论文文献综述）
董伟燕[1]（2019）在《新时期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民族干部政策是我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任用少数民族干部解决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承袭的优良传统。党的民族政策体系是在与民族、国家核心概念之间的互动中呈现的,它的发展深受客观的民族、国家二因素所影响,单纯地从政策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民族政策会显得片面,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分析民族政策的变化、走向是正确认识我国民族与国家关系以及民族政策本身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试图做出尝试性探索。新时期以来,我国民族问题的发展在民族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上有所突显,民族政策的发展面临着依然较为严峻的形势,故本文以民族、国家相关的理论和视角,考察共产党的民族干部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借以发扬党和国家的中国特色民族政策话语方式。思考民族干部整合少数民族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功能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新时期民族干部政策的建议,为进一步促进当前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工作提供一点思路。民族干部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总结民族工作实践经验、解决国内复杂民族问题的智慧结晶,开展本项研究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保障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稳定格局;有利于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大团结,增强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话语权;有利于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实践,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平稳推进。本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选题缘由和意义、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可能的创新等内容;正文五章分别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民族干部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情况、特点与成就、主要问题与完善建议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结语部分做出一定总结。正文第一章: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的阐释。首先叙述了我国民族政策话语方式中民族干部的主要内涵。其次厘清了民族、族群、国家、民族精英等基础概念,阐述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理论,指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二者关系的核心所在并存在二元张力。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理论为更好地理解共产党民族干部政策的诞生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从民族政治精英的身份视角,本章阐述了民族政治精英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为后文论述民族干部政策的主要功能以及民族干部自身的认同冲突问题进行理论铺垫。第二章:我国民族干部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回答了民族干部政策为什么建立的问题。本章首先陈述了封建王朝时期,历代统治者在中央集权统治下实行的民族政策手段基本情况和特点,以及这些民族政策对传统民族精英的流动产生的主要影响。其次论述了共产党认识和把握“族”与“国”关系问题的思想基础是共产党民族干部政策诞生的逻辑依据。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主张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发动了“国家民族主义”式的革命运动,从而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引起广泛的社会动员,共产党关于民族自治的思想使少数民族社会的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在此基础上,论文归纳和总结了共产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初创时期的主要特点、功能和贡献。对本章内容的探讨,主要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引下,形成了如何处理民主革命时期国内民族关系、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思路,坚持一条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实现革命需要、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并为后续的民族干部政策发展奠定稳固基础。培养使用民族干部是共产党在革命特殊时期应对国际国内民族关系、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果,因此,民族干部政策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第三章:建国后民族干部政策的发展情况,主要回答了民族干部政策如何发展的问题。本章主要叙述了新中国的成立标志我国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为巩固国家政权,根据国内民族历史与现实状况,中国共产党重新对整合我国的民族-国家关系问题,做出科学性、深入性、重大性的部署和安排,最终形成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的处理民族问题模式,确立了丰富的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体系。由此,我国“族”与“国”的关系格局基本确立,这种关系格局与民族政策系统之间产生互动,二者相互影响。共产党的民族问题治理方案维系了我国长期稳定、和谐的民族-国家关系格局,其中民族干部政策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建国70年来,民族干部政策随着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事业不断调整、完善,趋向制度化、科学化、系统化,它为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统一、民族团结和发展事业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我国的民族干部队伍带动了少数民族地方的全面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社会与党和国家的政治联系,提升了少数民族社会的整体国家认同。第四章: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主要问题,主要论述在新时期以后,面临我国社会“族”与“国”关系格局出现的微妙变化,民族问题的复杂化使民族干部队伍承担的责任愈加艰巨,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完善任务,如何正视民族干部队伍自身的问题,切实发挥民族干部队伍的功能是政策完善过程中应考察的问题。新时期以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波及民族问题领域,我国“族”与“国”的关系出现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当代民族意识的发展对民族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产生不利影响,民族问题的发展渐趋复杂化、敏感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遭遇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因而客观上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继续推进提出严峻挑战,民族干部政策亦是面临诸如境遇。首先,从身份视角看,民族干部具有双重身份,其在身份认同选择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冲突,这是民族干部政策工作需正视的本质问题。建国以后,受现代行政体制的影响,民族干部成为少数民族精英代表中的一批特殊群体,不同精英群体的权威度是不同的,从传统民族精英到国家精英的身份转换,使少数民族社会出现多元权威并存的现实困境,这在客观上对民族干部群体发挥有效的整合功能造成一定限制。其次,少数民族干部是连接少数民族社会与执政党、国家关系的关键一环,新时期以后,我国的民族干部队伍整体上存在一定的代际更替现象,可以说新一代民族干部队伍与毛泽东时代的民族干部队伍相比,其所展现的整合功能有所下降。就今天而言,客观民族意识的发展对当代民族干部队伍产生不同程度的直接影响,因此引导和教育民族干部构建强有力的国家认同意识成为当前民族干部政策需解决的根本问题。最后,从政策机制的角度来说,民族干部政策对应对客观变化的国际、国内民族实际形势存在滞后性,自身仍然存在一定的机制缺陷和不足。因此,新时期民族干部政策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工作不仅要结合民族干部群体的身份特征,结合民族干部队伍发展的自然规律,还要全面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形势,不断使政策机制更加规范、系统、科学。第五章:进一步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建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指引下,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背景下,党和国家开展民族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将我国民族国家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对科学解决国内复杂民族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提出新的客观要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系统必须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推进发展思路的科学性、阶段性。在党和国家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党、政府成为治理我国民族问题越来越重要的一支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新时期民族问题,干部是关键,他提出了20字的好干部标准以及“三个特别”的民族地区干部标准,探索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新发展对处理新时期的复杂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章主要结合前文叙述的基本观点,从民族干部政策的制度化、法制化和基层民族干部队伍的角度进行详细的阐述,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合理建议。民族干部政策的制度化体现在选拔、培养、教育、监督一系列环节上,尤其在民族干部教育制度上应以认同教育和治理教育为核心。民族干部政策的法制化主要是促进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化进程。基层民族干部队伍的选拔和培养应配备更为科学、完备的政策机制。可能的创新之处:首先体现在选题方面,单纯进行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系统研究较少,结合一定理论视角的相关研究甚少,因此本文试图做出基础研究的一点创新。其次,体现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综合运用民族、国家、民族精英的三方视角,阐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运用了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力图突破以往对民族干部政策的零碎、微观研究,把党的单一民族政策研究扩展到共产党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运用多学科领域交叉方式,使研究范围不仅包括民族政策领域,还试图拓展到政治领域、大众领域,以此把握对民族干部政策的研究体现出时代性、整体性、深入性。
温天琪[2]（2019）在《吴文藻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文中指出吴文藻是第一位向国人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科学的中国学者。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人类学学科得到迅速的发展。他注重引用泰勒的文化定义,介绍和解释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思想,并且从整体文化理论出发,倡导一种结合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模型。他重视社区,重视实地调查,关注中国国情,关注我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吴文藻在促进我国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主要影响人之一,吴文藻对我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指路人的作用。吴文藻是主张人类学中国化的第一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人类学发展正处于萌芽阶段,急需有正确的理论方法来进行引导。由于他的回归,西方人类学思想得以在中国扎根,并为中国人类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吴文藻在国内最早系统地引入西方社会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他使得西方的先进成果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而构建出人类学中国化的理论方法。吴文藻还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中国人类学的人才,并且还为传播中国人类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彦,唐荣德[3]（2016）在《在民族与国家之间——边境民族地区教师的文化认同与教育变革关系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文化认同方面,边境学校因其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属性,导致边境民族地区教师在民族与国家间的文化认同方面存在差异;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受到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民族文化认同状况的制约。教师年龄不同,其文化认同的内涵表现也不同。从教师在教育系统中的位置来看,教育变革与社会变革紧密联系,教师作为教育的实施主体,始终处在教育变革的中心地位。教师在文化认同方面存在差异,会影响其在教育变革格局中的不同位置,不同的生存环境,教师也会出现不同的行为选择,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
高隽[4]（2016）在《“中国”概念的历史演进》文中认为重新梳理"中国"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借助这种历史性的梳理重新回顾历史上的"中国"究竟是怎么样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演变的,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一个历史基础。
高媛[5]（2015）在《民族村落生计模式与文化传承关系研究 ——以雷山县控拜村为例》文中认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村落生计模式。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推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过程,“城市生计模式”取代“乡村生计模式”,将“传统农业社会”改造成“现代城市社会”也成为普遍认同的现代发展的经典路径,也是后发展国家与地区定位的“发展”未来。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和生态难题,使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发展潮流。贵州省雷山县控拜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村落,生计模式的变迁对控拜的传承民族村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外来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摩擦和碰撞。从以传统的苗族稻田养鱼为代表的农耕生计作为主要生计模式,到以农耕生计和手工艺生计相结合的生计模式,再到以农耕生计、手工艺生计、打工生计、经营性生计兼存在的生计模式变迁,使传统苗族村落文化的传承方式也由家庭传承,到家庭传承、村落传承、地缘传承和学校传承相结合的传承方式。不同的生计模式对村落传统农耕文化、传统节日文化、传统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手工艺文化、歌舞文化、民居文化等文化要素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控拜村的田野调查获取资料,对民族村落生计模式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文章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意义、目标、研究方法与框架,并阐述了本研究所涉及关键词的研究现状,从生计模式及传承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阐述;第二章介绍了研究的理论基础,重点对生计模式和文化传承相联系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讨论,作为指导研究工作开展的基础。主要包括:文化变迁理论、生计模式理论、人地关系协调理论、文化涵化理论、社区发展理论等。第三章对民族村落生计模式类型和文化传承模式进行梳理,构建民族村落生计模式变迁与文化传承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的生计变迁与文化变迁关系调查表;第四章以控拜村作为实证研究案例,通过村落整体调查与案例分析,研究控拜村生计模式变迁对村落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确定各种生计模式对文化事项变迁影响的程度。第五章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结合当前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面临的的现实问题,提出民族村落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对策建议;第六章是对研究的总结,并提出在这一领域的展望。
彭池[6]（2015）在《傅斯年国家建构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意义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问题,近400年来一直为学者及政治家所注目。大体言之,欧美的国家建构学说形成两大流派,一是社会契约派,较多关注“社会”体系；二是国家建构派,则对“国家”体系倾注更多心血,“统治”是其探究的中心点。中国现代学者和政治家有丰富的国家建构思想,但提出系统构架的人不多,而傅斯年是少有的从学术层面阐发国家建构思想体系的学人。傅斯年“国家建构思想”围绕着社会主体结构、中华大民族、国家、文化、政党、经济、国际观等逐一展开,描绘了一幅中国现代国家文明秩序的基本图像,他的“国家建构思想”、国家的功能性制度设计及其建设,在近代学者中显得十分突出,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傅斯年自认一生都推崇社会主义,而他认同的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自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是他的思想发明。在这一社会结构的思想主体中,他年青时曾传播以平等为标识的苏俄社会主义,中年后赞扬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将英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称之为温和的社会主义。他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与经济平等。他认为斯大林之后的苏俄因逐渐丧失平等与自由,走向了反社会主义,而民国政权更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社会目标。傅斯年自由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带有空想成分,而他的国家观却十分现实。他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上着力尤深。他的大一统思想和正统观念构成其基本的国家观,在强调中央控制（即威权统治）的同时,也在国家治理上希望分权和制约,并视家族政治和权贵资本为国家之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民族存亡之际,他以历史学家的深度论证“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形成其国家建构思想中的大民族观,深刻地影响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他的民族观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家政纲,并为后来中国特有的民族思想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理论的基本素材。“国家建构思想”中的国民及其文化是基本的元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角之一,傅斯年提出新国民、新文化、新道德、新教育等社会改革（或改造）思想。终其一生,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社会国家的改造均矢志不渝。他个人在文学、语言文字、民族学、历史学、科学、教育等众多社会文化领域均作出重要贡献。“国家建构思想”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思想。傅斯年长期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他推崇工本主义,支持工业化,精准预测中国工业化的重点地域；肯定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大趋势有清晰的认识；主张经济平等,发展国营经济,鼓励民营经济,铲除“豪门资本”；提出积极而有效的战时经济对策；就业问题的阐论等。他的经济思想在其国家建构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近现代国家关系的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在逐步加剧,任何近现代国家均存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而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国际观常常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性元素之一。傅斯年的国际观在那个时代显得十分突出。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命运与世界局势紧密相关,他对列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极为敏感,提出一系列精辟论断,准确预测到中国抗日战争最终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坚持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傅斯年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他对苏美对峙、苏俄发展趋势、日本战后状态均有精当的论述,其务实和现代的国际观念,成为现代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遗产。与此同时,随着他对苏俄社会的深入了解,以及苏俄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严重侵害,傅斯年对苏俄社会主义展开了严厉批判,其阐论深邃。在“国家建构”的思想界面上,傅斯年是一位标杆性人物,在民国年间的思想家中很难找到这么完整的人物标本。本文对傅斯年与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比较研究还未能展开,理论性的掘进还远远不足,有待未来再论述。我们也期待着有学者关注中国近现代“国家建构思想”这一宏大主题,汇总一百多年来此专题的基本历史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和探索。
杨清媚[7]（2015）在《“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比较了吴文藻、费孝通和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与消化,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基于此尝试论证三人分别开拓了三种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路径。吴氏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主要依据,主张知识与知识人受限于社会本体论,走向实践改造社会的国家主义。费氏一直到1950年代之前似乎在曼海姆与韦伯之间摇摆;到晚年则尝试从新儒家出发,提出社会科学应借鉴诠释学,关注"心"的问题,从而重新接近张东荪的知识社会学。李氏原先引介曼海姆最积极,后来转向吸收张东荪的思想而走向韦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考察整个知识系统在社会中沉淀的不同层面。通过上述比较,文章尝试指出,社区研究可能需要与知识社会学结合,才能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推至更深处。
刘波儿[8]（2013）在《困顿与前行：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学家》文中研究表明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宣布今后的中国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国家,从而一扫辛亥之前几十年间反满革命宣传中革命派的激烈汉种族主义,为多民族的中国描绘了一个多族和谐发展的未来。但是,在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在“汉民族”意识经过反满革命的洗礼而形成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群的基本族类认同的20世纪初期,多族“共和”的政治体制既无理论支撑,也无内外环境。因而我们既可以读到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影响下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也可以看到孙中山不断提到的民族融合、同化,特别是将各族同化为汉族的言论。孙中山之后的国民政府在20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不仅忙于应对军阀势力、派系力量的挑战和共产党的成长,而且不得不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直至全面入侵,在国家一体化追求的面前,特别是在国家存亡的危机中,所谓的多族共和的宣示到底应该如何解说并转化为行政措施,成为国民政府上下内外,甚至其对立面共产党,无法回避的大议题。对于这一大议题,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术界中的民族学学者是如何回答的呢?本文以杨成志、凌纯声、芮逸夫等着名民族学学者为个案,试图再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学学者的思想观念与社会活动。本文尝试从学术与时代背景互动的视角出发,以民族学家的活动为中心点,观察民族学参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过程,力图揭示时代大潮中民族学家的努力与贡献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彷徨与选择,通过他们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种种设想及实践活动,思考多民族国家的内部组织形态问题。正文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题为《统一国家内的“民族”安排——杨成志及其同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考》。本章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的提出入手,指出民族史学界与民族学界在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考证了杨成志对“民族”一词的使用情况,指出杨成志及民族学界对国家团结统一内在机理的解释,并分析了民族学界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提出后陷入沉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杨成志等民族学家已朦胧认识到“民族”的提法并不一定意味着分裂国家,但是爱国心的驱使、学术地位的弱小等原因使他们难以发出既符合政治需要又不扭曲学理的声音,可以说,在此时的民族学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组织方式尚没有成熟的看法。第二章题为《国家体制内论证“国族”之努力——以凌纯声、芮逸夫为中心的考察》。1933年的湘西苗族调查是中国民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田野调查,芮逸夫在对苗族祭祀仪式上演唱的《洪水歌》进行文本分析后,得出了伏羲女娲系苗人先祖,后传入汉地的结论。凌纯声在考察苗族的起源后,作出了他们原本生活在今天汉人地区,后迁移至西南的结论。笔者以芮逸夫对苗族祖先的考证和凌纯声的苗族起源叙述为切入点,引入对凌,芮二人学术环境的考察,指出民族学家在官方学术体制中的特殊生态,反映民族学艰难发展的曲折道路。第三章题为《边政研究构想与西南民族文化精英之因应》。本章以抗战爆发后边政学兴起为时间起点,分析民族学家在边政实践中逐渐成熟的民族理念,即希望通过民族学指导下的边疆教育向边疆人群施加“现代化”的影响力,使他们在保留本民族特征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现代化国家公民身份认同,从而建立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国家,并与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实践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其不完善与不可行。在结语中,笔者指出,民族学家的民族理念在较大程度上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即便意识到国家应给予少数民族平等的待遇,也提出了“自治”的主张,但是在理论基础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实质是在“文化中心主义”思路的指导下探寻新型国家组织形式,最终无法脱离“同化”与“汉化”的老路。但是,他们试图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愿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他们所表现出的国家主体意识是值得彰显的。这段将学科发展融入国家建设的历史,其本身已然勾勒出民族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提供了观察中国民族学史的另一个视角。
左宏愿[9]（2013）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群冲突与制度调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一些国家和地区族群冲突的现实表明,族群冲突依然是很多国家还无法破解的难题,而由此带来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失序使很多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并使经济衰退,整个社会难以走向繁荣昌盛。族群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一种类别划分,如果冲突的双方沿着族裔界限展开,或者有一方可以用族群的类别加以界定并基于族群认同来动员其成员,那么这类冲突就属于族群冲突。族群冲突的前提是族群多元化。然而,族群多元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族群冲突。族群冲突基于族群认同,但也源于现代国家构建中更为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结构性诱因。论文在对国内外族群冲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族群冲突研究的核心概念作出了界定,分析了族群冲突的特征、类型。在此基础上,对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族裔民族主义引发的冲突、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资源竞争型族群冲突、以及国家民主化转型中的族群政治冲突进行了综合性的政治分析,并详细和深入地比较分析了遏制族群冲突的理论思路和制度建设方案。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族裔民族主义导致的冲突是族群冲突中高度政治化的一种族群冲突类型,也是民族国家框架下最难治理的族群冲突类型。在一个有着聚居型族群的多族群社会中,从长期来看,国家的政治建设如果难以构建一种包容性、可调适的政治体制,则很容易激发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并导致族群政治冲突的发生。第二,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民族整合,主要在于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整合和社会整合的有效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资源竞争也成为了导致族群冲突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之一,如果族群间的经济竞争激化,族群差异与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相互叠加,就具有发生族群冲突的结构性可能。其中,族裔地域性移民引起的族群冲突更为普遍。第三,族群多元化国家民主化转型中易于出现族群冲突。一个国家特定的族群政治形态实际上是族际政治力量对比的一种动态平衡的表现。民主化转型的过程包含一系列次级政治变迁以及政治过程的开放,在此过程中,原先的族群政治结构的平衡可能随着打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新的政治机会结构和族群政治精英的鼓动,利用原先存在的族际紧张关系,有可能引发族群冲突而致使民主化转型失败。第四,如果族群冲突是特定政治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产物,那么其发展方向必然也受到政治制度的调节和控制。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国家的族群多样性,有着不同的治理路径,有的国家试图通过消除差异来治理族群冲突问题,有的国家试图通过治理差异来遏制族群冲突。鉴于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发展,消除差异的方法不仅不具有道德上的可辩护性,也可能落后于多元化本身产生的速度。治理差异的路径和思路有很多,但不外乎整合主义主张和调适主义主张两个大的路径。虽然很多学者提出了很多遏制族群冲突、治理族群多元化的制度方案,但是,基于一些国家的族群结构现实,如果不破除“族国同构”的同质化迷思,建立适合于自己国家族群结构的治理形态,将很难遏制族群冲突。
张莉[10]（2013）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中的话语实践及变迁研究 ——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的文本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这个过程与话语得以产生的特殊的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相关联,因而是社会性的,不仅如此,因为文本生产和解释的认识过程建立在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的基础之上,所以,文本的生产和消费也具有社会认识性。与此同时,话语建构来自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根植并定向于真实的社会结构,因而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有建构性,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在费尔克拉夫建立的这个文本、话语实践与社会变迁的话语分析框架中,借助于对文本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分析,即特定的话语实践的分析,可以在文本与社会变迁中建立联系,有效的呈现与解释社会变迁。本文采纳了这样的分析框架,通过建国后不同历史时期库尔班·吐鲁木文本的生产过程、分配和消费方式,来呈现特定历史时期中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特征与变迁,并尽可能的回答这种特征何以产生与呈现,以及主流国家话语如何塑造与想象民族与国家关系。具体而言,文章分析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民族与国家关系领域,主流国家话语如何借用库尔班·吐鲁木的故事将感恩主题确立下来,进入60年代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感恩主题又如何转变为神话表述继而抹消民族存在与差别,模糊民族与国家关系界限,以及到90年代,在民族分裂主义的刺激与地方应对策略的共同推动下,库尔班·吐鲁木如何退出神话抒写,在意义扩展后的民族团结话语的统摄之下,成为热爱国家反对分裂的符号与象征。自库尔班·吐鲁木登上历史舞台,在他的文本生产和意义的附加、重新解释以及挪用改造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库尔班·吐鲁木始终以一种符号手段参与到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建构中。建国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历程与发展,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塑造所取得的认识、经验、教训、反思,都能在具体的文本生产与话语实践中体现出来,国家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塑造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自我建构与想象的持续性过程,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有关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具体反映、协商与调合。
二、民族与国家(续)──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族与国家(续)──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研究 |
| (二)关于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研究 |
| (三)相关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和理论基础阐释 |
| 第一节 我国话语体系中的民族干部政策 |
| 一、民族干部政策的内容 |
| 二、民族干部政策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逻辑关系 |
| 三、苏联民族干部政策对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族与国家关系理论 |
| 一、“民族”与“国家”的概念内涵 |
| (一)民族的概念 |
| (二)国家的概念 |
| 二、民族与国家在利益层面的关系 |
| (一)对立 |
| (二)统一依存 |
| 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涵和关系 |
| (一)认同的含义和原因 |
|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涵 |
| (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
| 第三节 民族精英理论 |
| 一、民族政治精英的特征和功能 |
| 二、民族精英和草根群众的关系 |
| 第二章 民族干部政策产生的背景、特点和功能 |
| 第一节 我国古代社会民族政策的特点和影响 |
| 一、“一体”、“多元”的思想和“因俗而治”的特点 |
| 二、民族政策对民族精英流动的影响 |
| (一)传统民族精英的流动方式 |
| (二)清末民国时期民族精英流动的变化 |
| 第二节 共产党民族干部政策产生的背景 |
| 一、“民族平等”思想指导开展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 |
| (一)“民族平等”思想的内涵 |
| (二)“民族平等”对少数民族社会的意义 |
| 二、“中华民族”思想指导构建民族国家的客观需求 |
| 三、“自治”思想指导解决民族问题的内在要求 |
| (一)从“联邦制”到“民族自治”的转变 |
| (二)民族自治思想促进民族干部培养工作 |
| 第三节 共产党早期民族干部政策的特点 |
| 一、共产党选拔任用民族干部的源流 |
| 二、共产党早期选拔培养民族干部的主要方式 |
| (一)组织发展 |
| (二)革命锻炼 |
| (三)专门的培训机构 |
| 第四节 共产党早期民族干部政策的主要功能 |
| 一、革命动员功能 |
| 二、宣传教育功能 |
| 三、政治纽带功能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国后民族干部政策发展的特点和意义 |
| 第一节 我国“族”与“国”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我国“族”与“国”关系格局的形成 |
| 二、“族”与“国”关系格局发展的主要手段 |
| 三、“族”与“国”关系格局发展的重心 |
| 四、民族干部政策对“族”与“国”关系格局的意义 |
| 第二节 建国后民族干部政策的特点 |
| 一、民族干部政策的需求转变 |
| 二、民族干部政策获得基本法保障 |
| 三、民族干部政策不断规范化、多样化 |
| (一)培养标准不断丰富 |
| (二)培养机制的规范化 |
| (三)培养实践方式的多样化 |
| 第三节 建国70年来民族干部政策发展的意义 |
| (一)保障民族区域自治运行和我国统一多民族格局稳定 |
| (二)推动各项民族工作开展和民族地区稳定发展 |
| (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
| 第四章 民族干部政策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
| 第一节 民族干部的身份问题 |
| 一、从“民族精英”到“国家精英”的身份转换及冲突 |
| (一)共产党的精英话语方式 |
| (二)作为“民族”与“国家”的中介 |
| (三)两种身份的冲突 |
| 二、身份转换导致的民族精英权威变化 |
| (一)权威理论 |
| (二)少数民族社会权威的变化 |
| (三)多元权威主体中的困境 |
| 第二节 民族干部队伍的代际更替问题 |
| 一、代际更替的含义 |
| 二、民族干部队伍的代际更替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之前的民族干部队伍 |
| (二)新时期以后的民族干部队伍 |
|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我国“族”与“国”关系的变化 |
| 一、民族主义的恢复和发展对我国产生影响 |
| (一)民族主义的内涵 |
| (二)新时期以来我国民族意识有所增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产生影响 |
| 三、影响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外部因素逐渐增多 |
| 第四节 新时期以来民族干部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机制僵化和不健全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依赖 |
| 三、民族干部队伍的数量和结构 |
| 四、民族干部的认同观 |
| 五、民族干部队伍的现代化水平 |
| 第五章 新时期完善民族干部政策的建议 |
| 第一节 推进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制度化 |
| 一、建立科学的选拔制度,突出民族干部队伍“标准化” |
| (一)建立“标准化”的选拔制度 |
| (二)建立人才输送保障制度 |
| 二、优化培养制度,弥补“内循环”缺陷 |
| (一)培养方式的“内循环”及不利影响 |
| (二)完善各族干部交流合作机制 |
| 三、建立认同教育、治理教育为主导的教育制度 |
| (一)建立认同观教育模式,提升民族干部的理论认识 |
| (二)建立治理教育模式,提升民族干部的服务意识和治理能力 |
| 四、建立科学、完备的考核评价和监督制度 |
| 第二节 加快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法制化 |
| 一、正确处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干部政策的互动关系 |
| 二、进一步促进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的法制化 |
| 三、进一步创新完善公务员制度 |
| 第三节 重视基层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与建设 |
| 一、基层民族干部队伍培养和建设工作的意义 |
| 二、基层民族干部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基层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与建设路径 |
| (一)优化基层民族干部的选拔方式 |
| (二)着力加大基层民族干部的教育力度 |
| (三)进一步增强基层民族干部的交流与合作机制 |
| 第四节 民族干部政策调整应注意的主要关系 |
|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
| 二、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
|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吴文藻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作为中国人类学学科奠基人的吴文藻 |
| 第一节 早年求学经历与回国执教历程 |
| 一、求学经历 |
| 二、回归执教历程 |
| 第二节 相关人类学着作介绍 |
| 一、相关理论与作品 |
| 二、吴文藻在实地调查的成果 |
| 第三节 对中国人类学人才的培养 |
| 一、传授教学知识 |
| 二、重点培养人才 |
| 三、注重深入田野 |
| 第四节 吴文藻与中国人类学“北派”的形成 |
| 一、吴文藻与中国人类学“北派”的形成的学术背景 |
| 二、“北派”的由来与发展 |
| 三、吴文藻与中国人类学“北派”对我国人类学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章 吴文藻对西方人类学学说的引进与评判 |
|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 |
| 一、中国文化人类学产生的背景 |
| 二、文化人类学发展概况 |
| 三、文化人类学的引进对我国人类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功能派社会人类学 |
| 一、吴文藻对引进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贡献 |
| 二、吴文藻对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 |
| 三、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
| 第三节 西方人类学说的“本土化”研究 |
| 一、西方人类学本土化研究产生的背景 |
| 二、西方本土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西方人类学本土化对人类学的影响和意义 |
| 第三章 吴文藻的中国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族与国家 |
| 一、民族与国家思想产生的由来 |
| 二、民族与国家对人类学的影响 |
| 三、民族与国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
| 第二节 社区研究 |
| 一、社区的意义 |
| 二、西方社区研究的趋势 |
| 三、中国社区研究的国内现状以及西方对我国社区的影响 |
| 第三节 边政学 |
| 一、研究边政学的目的以及观点 |
| 二、边政学的性质 |
| 三、边政学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吴文藻中国人类学研究之评价 |
| 第一节 学者个性与学术特点 |
| 一、学者个性 |
| 二、学术特点 |
| 第二节 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构的重要意义 |
| 一、指导了我国人类学发展的理论方向 |
| 二、建构以社区研究的理论为人类学调查的方法 |
| 三、创新了我国对于人类学研究的方法 |
| 第三节 后世影响 |
| 一、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 |
| 二、对研究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在民族与国家之间——边境民族地区教师的文化认同与教育变革关系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边境民族地区教师的文化认同与教育变革关系研究的意义、方法 |
| (一)边境民族地区教师存在着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双重认同现实 |
| (二)边境民族地区教师的文化认同与教育变革关系研究的意义 |
| (三)边境民族地区教师的文化认同与教育变革关系研究的方法 |
| 二、边境民族地区的教师的文化认同状况 |
| (一)边境学校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属性导致教师文化认同的具体内容存在明显的差异 |
| 1. 广西边境地区教师的民族认同等同于国家认同 |
| 2. 云南部分边境地区教师的民族认同优先于国家认同 |
| 3. 边境地区老年教师的民族认同优先于国家认同,青年教师则反之 |
| (二)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民族文化认同状况的影响 |
| 1. 国家认同优先时,更关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变革中的渗透 |
| 2. 文化认同优先时,更关注特定民族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变革中的渗透 |
| (三)教师年龄制约教师文化认同的内涵 |
| 三、边境学校教师的文化认同对学校教育变革的影响 |
| (一)教师在教育变革中的位置 |
| (二)教师在文化认同与教育变革关系中的位置 |
| (三)教师在教育变革面前可能的行为选择 |
| 四、本研究的初步结论 |
（4）“中国”概念的历史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近代的“中国”观念流变———由“国都”到“华夏”再到“天下” |
| 二、近现代“中国”观念的种种观点———从“天下”到“民族-国家” |
| (一)由“天下”到“世界”以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
| (二)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排满主义”及其扬弃 |
| (三)“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理论化过程 |
| 结语 |
（5）民族村落生计模式与文化传承关系研究 ——以雷山县控拜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1.1 村落文化变迁 |
| 1.1.2 村落传统生计复兴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文献获取与结论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的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特色与创新 |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文化变迁理论 |
| 2.2 生计模式理论 |
| 2.3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
| 2.4 文化涵化理论 |
| 2.5 社区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框架设计 |
| 3.1 民族村落的生计类型 |
| 3.1.1 农耕生计 |
| 3.1.2 手工生计 |
| 3.1.3 打工生计 |
| 3.1.4 经营性生计 |
| 3.2 民族村落文化传承模式 |
| 3.2.1 家庭传承 |
| 3.2.2 村落传承 |
| 3.2.3 地缘传承 |
| 3.2.4 学校传承 |
| 3.3 村落生计与文化变迁关系调查表表构建 |
| 3.3.1 村落文化的主要内容 |
| 3.3.2 生计模式改变对村落文化的影响 |
| 3.3.3 传承方式对村落文化的重要性 |
| 3.3.4 民族村落生计模式与文化传承问卷调查表构建 |
| 3.4 实证村落的选择 |
| 第四章 控拜村落研究实证 |
| 4.1 研究村落概况 |
| 4.1.1 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4.1.2 村落自然环境 |
| 4.1.3 村落经济 |
| 4.2 控拜村生计模式变迁 |
| 4.2.1 农耕生计的变迁 |
| 4.2.2 手工生计变迁 |
| 4.2.3 经营性生计类型多样 |
| 4.2.4 打工生计比重小 |
| 4.2.5 小结 |
| 4.3 文化传承的变迁 |
| 4.3.1 家庭传承的变迁 |
| 4.3.2 村落传承的变迁 |
| 4.3.3 地域传承的变迁 |
| 4.3.4 学校传承的影响 |
| 4.4 控拜村落文化变迁 |
| 4.4.1“绣·银”文化的变迁 |
| 4.4.2 控拜制度文化变迁 |
| 4.4.3 节日文化变迁 |
| 4.4.4 歌舞文化变迁 |
| 4.4.5 服饰文化变迁 |
| 4.4.6 民居文化变迁 |
| 4.4.7 饮食文化 |
| 4.5 调查问卷分析 |
| 4.5.1 不同生计模式对控拜村落文化影响程度分析 |
| 4.5.2 不同传承方式对控拜村落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分析 |
| 4.5.3 调查结果 |
| 第五章 民族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对策 |
| 5.1 将学校作为村落文化传承的主要场所 |
| 5.2 保育以节日和歌舞为重点的村落集体传承 |
| 5.3 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服饰文化传承机制 |
| 5.4 尝试在务工地开展民族文化异地传承试点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存在的问题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一 控拜村农户经济活动类型调查表 |
| 附表二 典型农户家庭调查表 |
| 附表三 控拜村生计模式与文化传承关系调查表 |
| 主要科研情况 |
| 后记 |
（6）傅斯年国家建构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范畴 |
| 三、傅斯年研究成果综述 |
| 四、傅斯年研究的盲点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思想鸟瞰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思想碰撞 |
| 一、梁启超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观 |
| 二、孙中山的单一大民族——“国族”一统的民族国家观 |
| 三、“认同”中的碰撞与困惑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中的艰难抉择 |
| 一、“向西看”的突进：五四时期的西方主题 |
| 二、“向中看”的折中：五四时期的贤能政治主张 |
| 三、新式独裁：“救亡”的苦药 |
| 第二章 “自由与社会主义的融合”：国家建构思想的核心理念 |
| 第一节 傅斯年早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
| 一、“人类社会无穷的希望都要靠苏俄革命进行引导” |
| 二、苏式社会革命中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不是相背的 |
| 三、日本作为社会革命的希望 |
| 四、反对中国走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 |
| 五、“世界是一个大共和国” |
| 六、“社会主义是去困穷 而不是去财富”论 |
| 第二节 傅斯年自由主义思想 |
| 一、“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 |
| 二、人道的自由主义精神之体现 |
| 三、践行自由主义信念,傅斯年议政而不从政 |
| 四、对苏式社会主义缺乏自由的认识 |
| 五、台湾自由主义之殇 |
| 六、傅斯年自由主义的学源 |
| 第三节 “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傅斯年1945年的主张 |
| 一、自由与社会主义的融合 |
| 二、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
| 三、自由主义是温和的社会主义 |
| 四、自由社会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
| 第四节 “自由与平等不可偏废,不可偏重” |
| 一、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其他的平等都是假的 |
| 二、极端反对权贵资本 |
| 三、非议中共,批判国民党独裁专制 |
| 四、反对人治,主张政治制度改革 |
| 第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国家观与政府观 |
| 第一节 对国家、国民、个人权威的体认 |
| 一、“秦政到了现在,直可缩短为一天看” |
| 二、《中国现在要有政府》开启民国新式开明权威政治舆论之先河 |
| 三、权威与后发的现代国家 |
| 第二节 从历史观中成长和丰富的国家观 |
| 一、泛国家思想 |
| 二、国家统一高于一切 |
| 三、单一民族国家的探求 |
| 第三节 国家建构的模式选择 |
| 一、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 |
| 二、关于政治体制模式的设计思想 |
| 第四章 国家建构中的大民族观 |
| 第一节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民族观的基石 |
| 一、汉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 二、汉满蒙回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 |
| 三、统一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的民族思想和政策体系成型 |
| 一、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的探究 |
| 二、傅斯年现代民族思想和政策的建构 |
| 第三节 民族观的世界性释义 |
| 一、美国民族政策与傅斯年的主张 |
| 二、苏联解体后的俄联民族政策释义 |
| 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印度宪法 |
| 第四节 历史观与民族观及其他 |
| 一、“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历史学根源 |
| 二、“九·一八”事变后,以历史学启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思想 |
| 第五节 傅斯年民族观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
| 一、鼓舞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 |
| 二、“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家政纲 |
| 三、民族观念的若干忧思 |
| 第五章 国家建构中的国民观 |
| 第一节 现代国民观：社会契约论 |
| 第二节 对中国国民性优点的肯定与赞扬 |
| 第三节 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
| 一、缺乏信仰,没有主义；好行小慧,关切应酬 |
| 二、一盘散沙,缺乏责任心,麻木 |
| 三、爱国心的淡漠 |
| 四、好说大话 |
| 五、文弱 |
| 第四节 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途径 |
| 一、“唤起公众责任心” |
| 二、“造有见识的社会” |
| 三、国民应从改造自我做起 |
| 四、加强学校教育 |
| 五、对青年的军事训练,也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途径 |
| 六、“先立人,后立国”,从“国民观”上根除皇权与专制 |
| 第六章 国家建构中的文化观 |
| 第一节 近代文化概念与傅斯年的文化观 |
| 一、韦伯的文化现代性 |
| 二、“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观 |
| 三、傅斯年的文化观简释 |
| 第二节 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 |
| 一、“新”的文化追求与国家建构 |
| 二、“新文学”思想论 |
| 三、新语言文字主张 |
| 第三节 新国学论 |
| 一、清代学问比较接近科学论 |
| 二、反对过度重视经学 |
| 三、赞成整理国故 |
| 四、反对国粹论,反全盘西化论 |
| 五、极端的“反中医”论 |
| 第四节 科学观 |
| 一、“精神的科学观” |
| 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
| 三、反“太极图”论 |
| 第五节 历史学论 |
| 一、史料及史学,只“求实”不为致用 |
| 二、人类历史发展的“抛物线”论 |
| 三、对中国上古史的反思和求证 |
| 四、通过历史对国民进行训练 |
| 第六节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教育 |
| 一、“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 |
| 二、强调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
| 三、对大学教育制度的思考 |
| 四、傅斯年对台湾大学教育的贡献 |
| 第七章 国家建构中的经济观 |
| 第一节 工本主义论：劳动及公平地占有世界 |
| 第二节 支持工业化与国家经济重心区域论 |
| 一、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
| 二、东部经济“新渊源”论和“创新实业”论 |
| 三、“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 |
| 第三节 对经济全球化的初步认识：“协调商战本比协调兵战尤难” |
| 第四节 战时经济政策论 |
| 一、1932年提出彻底地布置“华北的军财情形”,“以便成立长久的有效抵抗” |
| 二、“中日经济提携”：中国灭亡之速路的经济学解释 |
| 三、“善理财者当予增税、发公债、节约、借外债四项”积极的抗日财政政策和救急的难民政策 |
| 四、抗日时期交通政策与建议 |
| 五、抗战时期的“自给自足”经济论和平抑物价论 |
| 六、“拒绝以伪币为交易之媒介”：战后反对掠夺性币制兑换 |
| 七、建议实行“战时利得税” |
| 第五节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
| 一、民国末期国家经济结构及豪门资本的形态 |
| 二、批判豪门资本 |
| 三、针对豪门资本膨胀的解决方案 |
| 第六节 遗落的珍珠：傅斯年经济思想的价值 |
| 第八章 国家建构的参照：对苏联制度从赞扬到抨击 |
| 第一节 “俄国式革命是社会革命”：1930年代前对苏俄的赞扬 |
| 一、思想自由、社会革命及其“世界共和国”理想,是傅斯年赞扬苏俄的思想基础 |
| 二、苏俄对中华民国的相对友好态度,是傅斯年支持苏俄的现实理由 |
| 第二节 1930年之后对苏俄认识的转变 |
| 一、不赞成苏俄“将整个世界进展视作直线过程”的历史观 |
| 二、“中国不能走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由” |
| 三、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形势分析及俄国的抵抗 |
| 四、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合作,开创近代光明的出路 |
| 第三节 1943年之后对苏俄的抨击 |
| 一、1943年后开始对苏俄的高度警惕 |
| 二、1945年后,傅斯年“帝俄之暴”的愤慨与“必须和好”的委曲 |
| 三、1948年底之后,对苏俄展开全面批判,认为苏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帝国主义和“独占式国家资本主义” |
| 第九章 国家建构中的国际观 |
| 第一节 世界共和国与“蓝色国际” |
| 一、思想自由的近代精神和非暴力革命论 |
| 二、“世界共和国”论 |
| 三、国民政府应建立“蓝色国际” |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外关系及世界局势的认识 |
| 一、法国宰割导致德国迅速右倾,“法德问题恰是世界最大的墓地” |
| 二、“东北之大变关系世界大局者过于巴尔干”,英美与日本在东亚的矛盾不可调和 |
| 三、“历来的英国政府是不可靠的”,英国“既靠天,又随人,虽努力,而鬼混”,其绥靖政策危害世界 |
| 四、对日俄形势的分析,认为日俄矛盾必将激化 |
| 五、中国必须依靠国联 |
| 第三节 二战胜利前后的国际观 |
| 一、1943年在《战后建都问题》中预测苏俄对中国的威胁 |
| 二、对1944年至1945年二战欧洲战场的预测 |
| 第四节 国际观中的预见性 |
| 一、“世界成了一大分工”：近代新经济局势论 |
| 二、国际社会中“社会组织的文明进步远赶不上科学成就的文明进步” |
| 三、“以多元代替一个重心之新的国际政治合作机用”论 |
| 四、傅斯年对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世纪格局的认识 |
| 五、“接壤”论与“接触”论 |
| 六、“极端的语言分国界是很困难的” |
| 七、对战后日本的认识：“二三十年后必又来生衅”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基本文献资料 |
| 二、傅斯年研究文献 |
| 三、傅斯年研究的外文资料 |
| 四、课题相关着作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7）“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燕京学派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过程 |
| 二、吴文藻的知识社会学:文化与国家 |
| 三、费孝通的知识社会学:知识与知识人 |
| (一)基于知识分化的乡土社会与绅士 |
| (二)不同的现代性:中国作为开放的知识体系之可能 |
| (三)礼教与宗教对话:作为双重知识体系的文明 |
| 四、李安宅的知识社会学:知识与政教关系 |
| 五、比较与继承———知识社会学是否可以开启中国研究的新问题? |
（8）困顿与前行：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学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角度及主旨述评 |
| 二、先行研究述略 |
| 三、要义及篇章结构安排 |
| 四、相关创新 |
| 第一章 统一国家内的“民族”安排——杨成志及其同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考 |
|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与民族学界的困惑 |
|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的提出 |
| (二)、民族学界的困惑 |
| 二、探索民族与国家关系: 杨成志对“民族”一词的使用 |
| (一)、含糊地混用 |
| (二)、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政治化的表达 |
| (三)、刻意地混用 |
| 三、纷乱的身份界说: 杨成志民族学同人对“民族”用法的讨论 |
| 四、民族学界回避争论的原因 |
| (一)、救亡与爱国 |
| (二)、边缘小众的学科地位 |
| (三)、理论道路的茫然 |
| 五、探寻国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杨成志等民族学家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设想 |
| (一)、坚持民族学研究的必要性 |
| (二)、大中华文化集团的提出: 杨成志的设想 |
| (三)、民族学界的整体情况 |
| 第二章 国家体制内论证“国族”之努力——以凌纯声、芮逸夫为中心的考察 |
| 一、芮逸夫、凌纯声的苗族研究 |
| (一)、芮逸夫的苗族祖先研究 |
| (二)、凌纯声的苗族起源叙述 |
| (三)、对凌、芮二人的批评 |
| 二、民族危机下的民族史书写 |
| (一)、中国人种西来说与苗族族源问题的凸显 |
| (二)、危机中的民族史书写与苗族史话语 |
| 三、三、四十年代中研院学术研究的国家取向 |
| (一)、与国家政治的互动 |
| (二)、史语所的学术环境 |
| 四、凌纯声、芮逸夫对国家一体化的论述 |
| (一)、趋同于主流话语的凌纯声 |
| (二)、芮逸夫论证“多元同流”的努力 |
| 五、余论 |
| 第三章 边政研究构想与西南民族文化精英之因应 |
| 一、边政研究——民族学家“民族观”的实践 |
| (一)、边政研究热潮与民族学的主要角色 |
| (二)、边政之道:同化、现代化与汉化 |
| (三)、边疆教育:国家需要与学术追求的融合 |
| (四)、同化下的自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现途径 |
| 二、西南民族文化精英的因应 |
| (一)、求同:西南知识精英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 |
| (二)、存异:西南知识精英对边疆教育的因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史料 |
| 着作 |
| 论文 |
| 史料集与工具书 |
| 后记 |
（9）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群冲突与制度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族群冲突：世界范围内的难题 |
| 二、遏制族群冲突与政治发展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简评 |
| 一、国外族群冲突研究的兴起与现状 |
| 二、国内族群冲突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架构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架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限度 |
| 第一章 族群冲突的界定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族群与族群多元化 |
| 一、如何认识族群 |
| 二、族群多元化的形成 |
| 第二节 族群认同的理论分析 |
| 一、原生论者的族群认同理论 |
| 二、建构论者的族群认同理论 |
| 三、理解族群认同：综合的视角 |
| 第三节 族群冲突的界定 |
| 一、冲突与社会冲突 |
| 二、几种族群冲突界定的比较分析 |
| 三、族群冲突的界定 |
| 第四节 族群冲突的类型学分析 |
| 一、几种族群冲突的类型划分 |
| 二、基于政治化程度的族群冲突类型划分 |
| 第二章 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裔民族主义冲突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与民族构建 |
| 一、现代国家的兴起与发展 |
| 二、现代国家的民族构建过程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民族构建的张力与困境 |
| 一、现代国家民族构建的张力 |
| 二、国家的民族构建与少数族群的回应 |
| 第三节 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冲突 |
| 一、发达国家的族裔民族主义 |
| 二、后殖民国家的族裔民族主义 |
| 第三章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源竞争型族群冲突 |
|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中族群不平等结构 |
| 一、资源竞争与族群冲突 |
| 二、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分层与不平等 |
| 三、权力、支配与结构性排斥 |
| 第二节 族裔地域型人口迁移与地区性族群竞争 |
|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迁移 |
| 二、族裔地域型移民引起族际资源竞争 |
| 三、族群竞争对于族群认同的强化 |
| 第三节 资源竞争中的族群冲突问题 |
| 一、族群竞争加剧诱发族群冲突 |
| 二、相对剥夺、族群动员与族群暴力 |
| 三、国家能力与资源竞争型族群冲突的演化 |
| 第四章 国家民主化转型中的族群政治冲突 |
| 第一节 民主与民主化转型 |
| 一、民主的不同理解 |
| 二、民主化及其过程 |
| 第二节 族群多元化国家的民主化转型 |
| 一、民主与族群多元化 |
| 二、族群分殊化国家民主转型的困境 |
| 第三节 民主化转型引起族群政治冲突的因素 |
| 一、民主化转型产生新的政治机会结构 |
| 二、族群精英的政治动员与族群冲突 |
| 第五章 遏制族群冲突：理论思路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消除差异与治理差异的政治实践 |
| 一、消除差异的政治实践 |
| 二、治理差异的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整合与调适：遏制族群冲突的思路与制度方案 |
| 一、整合主义及其思想 |
| 二、调适主义的思路与制度方案 |
| 三、整合还是调适——进一步的思考 |
| 第三节 多元复合治理：族群冲突治理的应然选择 |
| 一、破除同质化的“族国同构”迷思 |
| 二、族群冲突治理路径的多样性 |
| 三、多元复合治理对族群冲突的遏制 |
| 结语：基本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一、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基本结论 |
|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民族与国家关系中的话语实践及变迁研究 ——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库尔班引发的思考 |
| 二、民族与国家关系研究的学术视野 |
| (一) 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在冲突 |
| (二) 民族与国家关系研究的现状 |
| (三) 多元一体观下的民族与国家关系研究框架 |
| 三、理论资源及脉络 |
| (一) 语言学的转向----福柯的话语 |
| (二) 从话语到话语实践 |
| (三) 作为话语分析的文本分析 |
| 四、本研究的意义、方法与要解决的问题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问题 |
| 注释 |
| 第一章 骑着毛驴上北京：库尔班的感恩主题呈现(1952-1966) |
| 第一节 库尔班·吐鲁木的故事 |
| 第二节 《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文本生产、分配与消费 |
| 一、《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文本生产 |
| 二、文本的全国分配：步步紧跟毛主席的集体效应 |
| 三、学校：特殊的文本消费场所 |
| 第三节 《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的文本分析 |
| 一、《人民日报》塑造心怀感恩的库尔班·吐鲁木 |
| 二、照片与握手的表征 |
| 第四节 感恩主题的扩展与实践 |
| 一、文类：感恩报道模式 |
| 二、干群关系：感恩主题的话语实践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录 |
| 注释 |
| 第二章 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代表库尔班(1966-1976) |
| 第一节 文本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主题呈现 |
| 一、库尔班的身份转变与对走资派的批判 |
| 二、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 |
| 第二节 文本分析：人民日报塑造领袖崇拜神话 |
| 一、从个人崇拜到领袖神话塑造 |
| 二、崇拜神话库尔班 |
| 三、库尔班神话的多重表述 |
| 四、库尔班·吐鲁木的无产阶级代表身份表征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录 |
| 注释 |
| 第三章 缺席与在场：作为民族团结代言人的库尔班(1993-2003) |
| 第一节 民族团结概念的再生产 |
| 第二节 地方策略与库尔班文本的再生产 |
| 一、小学生课本事件引发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风波 |
| 二、暴力活动刺激下的地方文本生产 |
| 第三节 空间文本分析 |
| 一、团结广场：仪式、国家的在场与空间共享关系的建构 |
| 二、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以社会记忆形塑爱国主义 |
| 三、雕像：隐喻中的历史与现在 |
| 第四节 电影《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的文本生产与地方性消费 |
| 第五节 现代化与分裂：民族团结的内在冲突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相关结论 |
| 一、文本变迁何以呈现民族与国家关系 |
| 二、理论与实践：如何看待民族与国家关系 |
| 三、民族与国家关系如何建构 |
| 二、本研究的不足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民族与国家(续)──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完善我国民族干部政策研究[D]. 董伟燕.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吴文藻的中国人类学研究[D]. 温天琪.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3]在民族与国家之间——边境民族地区教师的文化认同与教育变革关系之研究[J]. 王彦,唐荣德.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5)
- [4]“中国”概念的历史演进[J]. 高隽.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01)
- [5]民族村落生计模式与文化传承关系研究 ——以雷山县控拜村为例[D]. 高媛. 贵州师范大学, 2015(10)
- [6]傅斯年国家建构思想研究[D]. 彭池. 武汉大学, 2015(03)
- [7]“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J]. 杨清媚. 社会, 2015(04)
- [8]困顿与前行：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学家[D]. 刘波儿. 南京大学, 2013(05)
- [9]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群冲突与制度调控研究[D]. 左宏愿. 南开大学, 2013(07)
- [10]民族与国家关系中的话语实践及变迁研究 ——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的文本分析[D]. 张莉. 复旦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