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人缘何会发生心理障碍（论文文献综述）
赵建波[1]（2021）在《民族国家叙事下国家认同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陈南[2]（2021）在《教育生活中的身体呈现 ——中小学教师的身体社会学考察》文中提出
张雪飞[3]（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韩育林[4]（2020）在《娱乐服务场所的夜间治安防控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时代的变迁,黑夜不再是社会发展在时间连续性上的阻隔,方兴未艾的夜间经济已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与此同时,夜间的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案件警情高发,安全风险加大,防控难度陡增。在如何平衡夜间娱乐休闲与社会秩序维护的问题上,当前社会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何保障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秩序稳定成为一个应予重视的课题。本研究根据时空社会学理论、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死角理论,综合运用调查研究、文献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娱乐服务场所的夜间治安状况和防控措施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问题主要表现在更易受“黄赌毒”侵扰、侵害人身安全类警情集中多发、发生火灾和遭受暴恐袭击的风险隐患增大、夜间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和非法留宿问题严重等方面。目前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的现状主要表现为以公安机关为主导的夜间治安防控、“反应性警务”和“运动式整治”交替式的治安管控、以传统经验为主开展夜间治安检查、主要依靠视频监控的夜间安全技术防范。由于受到特殊时间空间的复杂交织、夜间治安秩序相关法律的缺乏、偏重管控打击的警务运行机制、未形成社会充分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场所岗位责任制的空间缺位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时段的治安防控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域外国家虽与我国国情不同,但仍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做法,通过对荷兰、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做法的探讨,归纳出设置维护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的专门力量、充分动员非警务力量参与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规制娱乐服务场所的夜间经营、重视场域日常安保和应急管理等经验举措。结合国外的经验做法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的完善路径,主要有完善娱乐场所治安监管的法律制度建设;构建适应娱乐服务场所夜间防控的警务运行体系;构筑群防群治的基层防线;强化娱乐服务场所自身的夜间防范;加强娱乐服务场所关联区域的防控。极具潜力的夜间经济、庞大的娱乐服务市场及与之伴生的娱乐服务场所治安问题,凸显构建全时空治安防控模式的重要意义。娱乐服务场所作为夜间治安问题多发场所,影响到社会风气,关乎整体社会治安,娱乐服务场所的夜间治安防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理应根据时代的变迁发展完善。
邱丹[5]（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指出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段永建[6]（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孙丹阳[7]（2019）在《20世纪以来心理治疗视域下信念修正的理论演变与实践发展》文中提出本文从心理治疗的视角出发,以信念修正为研究对象,基于对信念修正思想在20世纪以来心理治疗领域内演变路径的梳理,结合对个体信念与信念系统特征的探究,反思心理治疗领域内信念修正理论与实践的现状与出路,进而为心理异常个体的信念修正进行理论建构与操作设计。研究内容涉及两大部分,一是心理治疗视域下信念修正的思想演变研究,意在为信念修正在心理治疗实践中的可行性评估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在具体心理治疗理论下对信念修正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定位信念修正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角色,为信念修正的理论建构和操作设计提供策略导向。主要解决以下问题:1.厘清三大心理治疗流派中信念修正思想的孕育、发展过程;2.澄清信念在个体心理异常状态中所承担的角色;3.探讨信念修正在心理治疗整合趋向下的角色定位及作用模式;4.建构新的理论模型以完善信念修正的具体实践模式。利用文本分析与案例研究的方法,按照时间逻辑对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的代表性理论进行研究发现:信念修正在精神分析的治疗实践当中尚未被明确提出,一直作为一项改变指标隐含其中;存在主义关注个体存在状态,存在状态决定个体的经验累积,信念是经验的析出,依据这一关系,信念修正的系统特征和核心信念被勾勒出来,但并未形成具体的理论;认知行为治疗将信念作为心理治疗核心的致病因素,并明确提出了信念修正的主张,在实践中将信念修正作为一个治疗环节。信念修正的思想演变路径可概括为:理念广为应用,概念不断凸显,理论并未成型。个体的信念以信念系统的形式存在,具有多样性、流动性、层级性、稳固性等特征,对行为具有预测和指导功能,其确信度受证据影响。当前心理治疗领域实证研究泛滥,理论建设萧索;对信念修正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未能向心理治疗领域进行有效注入。在精神分析对潜意识信念的处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对信念系统的塑造以及认知行为疗法提供的具体干预手段之上,以信念修正作为心理治疗的共同因素,建构专属理论与操作模型,实现基于个体信念的理论构建与应用评估。多元信念整合修正模型将个体信念的多元特征与各心理治疗理念进行融合,既符合整体论哲学的要求,也遵从了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处理个体的不合理信念来改变或消除异常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在操作性上,覆盖心理干预的全程,并能够以短期治疗的形式进行临床实践,有效的节约经济成本和时间投入;从技术伦理学看,能够有效规避对个体主体性和同一性的损伤。
刘云飞[8]（2015）在《知青影视研究》文中指出知青影视是指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创作素材,表现知青在插队或返城之后的生活与情感的作品。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知青运动的爆发,知青影视也相应地出现在银幕之上,并在“文革”之后全面繁盛,直到新世纪以来,仍然久演不衰,几乎每年都有新作涌现。目前,知青影视作品已有100余部,但很多作品鲜为人知,而学界对它的研究也并不充分。从发展历程上来,知青影视创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前知青时期以回乡知青题材为主,旨在配合官方的政策宣传,动员现实中的知识青年下乡务农,扎根农村；“文革”时期知青电影数量较少,主要借鉴样板戏电影的创作经验而完成,旨在配合现实政治,宣传阶级斗争；新时期知青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涌现,在展露伤痕、诉说苦难的同时反思历史,宣扬理想主义精神；后新时期一度沉寂的知青影视借怀旧风潮再度崛起,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形态,多以成功者的话语立场宣扬“青春无悔”与劫后辉煌。上山下乡的经历既荒废了一代青年的大好青春也铸就了他们的精神品格,这股极具对抗的张力也渗进了影视创作之中。知青影视中最为凸显的莫过于对“青春无悔”、理想主义的呼唤与宣扬,前者已成为评判知青历史的话语逻辑,且与“忏悔”话题相纠缠,备受学界质疑,后者是前者的精神底色,被界定为知青群体最高的思想境界,一笔激励人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文化的维度来看,创作者始终站在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夹缝当中,以断裂的文化态度来表现知青生活,导致知青影视中的人物长期陷入一种逃离与回归的怪圈,以及在城乡文化认知上的矛盾态度。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创作者基本采用了一种疏离历史的创作态度,将知青历史界定为苦难史,并从“心史”的角度来诉说苦难,总体怀旧有余反思不足。在知青婚恋这个历史敏感话题的诠释方面,呈现在知青影像中的情感故事多是浪漫的,美好的,虽然有遗憾但仍让人无限怀念,总体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影像与现实存在明显的错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为了建立自我的想象认同,创作者多让知青群体占据银幕的中心位置,以理想自我的形象来重塑人物,因此呈现在知青镜像中的人物形象多是美好的,甚至是完美无暇的,包括乡村女性,她们身上寄托着创作者对乡村的诗意想象。
余枫霜[9]（2014）在《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研究》文中提出权利的生命在于救济、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在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典几经修订,日臻完善,但是,立法者精心设计的刑事程序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屡屡遭遇架空、搁置、违背和替代的尴尬命运。“纸面上的制度”在转向“运行中的制度”的过程中,已然产生不可忽视的罅隙。近年来,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现象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诉讼法学者也探析了个别程序制度失灵的成因,然而,国内对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且缺乏一定的体系。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有必要对刑事程序制度失灵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科学界定“刑事程序制度失灵”概念并对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现象进行类型化梳理,从法理层面揭示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特征和共性,全面透视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成因、剖析刑事程序制度在运行中面临的现实障碍,辩证地探讨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现象的正负效应。刑事程序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典所设计的,对一定范围内的刑事诉讼主体的行为进行规约的专门性制度安排。这一定义是在具体制度的层面上使用“制度”概念。立足这一概念,刑事程序制度失灵是指中国刑事诉讼法典所设计的具体刑事程序制度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遭遇架空、规避、替代、违背等有意识的不服从,致使制度执行力严重消解、制度功能发挥严重受阻的一种制度失灵现象。因此,“刑事程序制度失灵”这一否定性命题,并非指整个刑事诉讼制度陷入瘫痪,无法运转,而是作为刑事诉讼制度实现形式的具体程序制度在运作中走样、变形的现象。目前,学者使用了一些亲近概念来研究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现象,包括“司法潜规则”、“程序异化”、“刑事程序失灵”、“刑事诉讼法失灵”等,这些概念和“刑事程序制度失灵”概念之间存在着联系和区别。刑事程序制度失灵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发生的普遍性;二是行为的隐蔽性;三是主体的意识性;四是内容的异变性。立足刑事诉讼法的法定制度安排,以中国具体刑事程序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运作状态为讨论载体,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调查的方法,可以对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现象进行一种类型化梳理,将其分为下列七种主要类型:制度搁置、制度附加、制度替代、制度违背、制度投机、制度目标偏移、制度改造。人与制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制度的调整,是对人的行为的调整;制度的功能,是对人的利益的分配;制度的运作,也有赖于人的行动来完成,因此,有必要首先从“制度中的人”切入来探析制度失灵的成因。人性假设是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又是制度创制的基本前提。与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不同,立法者在设计刑事程序制度的过程中,按照角色分类的原则,对司法官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采用了差别化的人性假设:视司法官员为公而忘私的“道德人”,视当事人为私利至上的“经济人”,视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富有担当的“社会人”。刑事程序制度对司法官员人性假设的错位,即以“道德人”图谱掩盖司法官员的“经济人”本性,进而对司法官员的合理需求关注不够,对司法官员的道德风险防范不足,是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深层次原因。而司法实践中将司法官员的个人利益和案件处理结果直接绑定的绩效考评机制,更使得司法官员“经济人”本性和刑事程序制度“道德人”假设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放大。以具体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典型案例为载体,可以发现,司法官员的“经济人”本性与程序制度失灵现象的紧密关联性,司法官员作为“经济人”的天然惰性、搭便车倾向、机会主义行为和成本外在化选择等道德风险的存在,都容易引发刑事程序制度的失灵。以证人出庭制度为例证,指出了忽视其他诉讼参与人“经济人”本性的制度安排,同样无法克服制度失灵的宿命。制度运行的实效与制度本身的理性紧密相关。由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法典设计的正式制度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足甚至致命的缺陷,制度缺陷是制度诞生之初便具有的影响制度功能发挥、制约制度目标实现的重大不足。制度缺陷大体可以分为制度无效率（制度价值层面）、制度不完整（制度结构层面）、制度不自洽（制度内容层面）三大类。法律制度是现代生活中最常见的正式制度形式,就刑事程序制度而言,制度无效率引发失灵有三种主要表现:制度成本大于制度收益、制度设计无视效率原则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其次,任何制度的有效运行都需要具备制裁机制、救济机制和配套机制等实施机制,从制度功能实现的角度看,欠缺实施机制的制度,是不完整的制度,也是注定难以发挥实效的制度。制裁机制缺失、配套机制缺位和救济机制阙如是中国刑事程序制度不完整的三个典型表现,也是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重要结构性因素。第三,制度不自恰是指同一制度的不同规则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或者同一制度体系下的不同制度之间在内容上相互抵牾,它通常表现为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以及正式制度和司法潜规则之间的冲突。制度不自洽这一缺陷直接降低了拒绝服从制度的问责性和回应性,以不同的方式消解了程序制度的执行力,同样容易引发刑事程序制度的失灵。任何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组织场域中运行的,因此,对刑事程序制度失灵成因的剖析离不开对场域的审视。刑事程序制度的组织场域,就是指负责运行刑事程序制度的有关组织的集合,它是一个客观的、动态的关系系统。刑事程序制度的组织场域具有层次性,它包括组织之间的横向关系、组织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组织内部关系三个基本层次。制度运行和组织场域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形塑的关系,制度运行的状况影响着组织场域的形态,组织场域的形态又反过来制约着制度运行的效果。中国刑事程序制度组织场域的基本特征是司法的行政化,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组织成员属性的行政化;组织成员目标的行政化;组织纵向关系的行政化;组织内部关系的行政化和组织横向关系的竞争性和依赖性。从刑事程序制度组织场域的内部关系、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三个方面来考察,中国刑事程序制度组织场域的基本特征为刑事程序制度的失灵埋下了隐患。任何制度都生长在一定的文化环境里,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刑事程序制度也不例外。首先,从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关系入手,不管是宏观诉讼模式,还是微观具体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都面临的文化心理障碍。当现代程序制度所倡导的程序理念和民众文化心理指向一致并形成合力时,人们遵从程序制度的行为无疑会大大增强,但是,当这两者之间呈紧张关系并产生激烈拉锯时,自愿的服从将会减少,内在的抵制将会增强,法律制度就有可能走向失灵的一面。其次,中国长久以来程序文化的匮乏,“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严重影响着人们对程序制度的忠诚度和服从度。特别是程序文化匮乏致使执法者内心丧失了对于程序制度的内在认同和尊重,容易引发执法者带头抵制程序制度实施的失灵现象。最后,中央高层对“创新”的高度推崇和大力倡导下,我国各行各业包括司法领域形成了一股创新氛围。在探讨法律和创新的二律背反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司法机关长期盛行的创新氛围和鼓励创新的评价指标催生出制度改造型失灵。刑事程序制度失灵具有三个典型的负效应:一是违背程序正义;二是损害司法公信;三是消解法律权威。但是,针对具体制度而言,刑事程序制度失灵也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以普通程序审理制度和检察长审批制度的失灵为载体,可以看出,有时制度缺陷预示着制度失灵,制度失灵则是对某些制度缺陷的弥补,因此,刑事程序制度失灵具有弥补制度缺陷的正效应。再次,借助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方式、制度变迁的主体和制度变迁的装置,探讨了中国不起诉制度的变迁历程,并以此为依托分析制度变迁和制度失灵的辩证关系:制度失灵是制度变迁的动因,制度变迁是防范制度失灵的途径,从而肯定了刑事程序制度失灵具有促进具体制度变迁的正效应。当然,刑事程序制度的正效应是针对具体制度而言的、有限度的正效应,这种正效应的取得同样是以负效应的存在为代价。正负效应之间的博弈实质上是两种法律变迁和法律改良思路的博弈。刑事程序制度失灵无疑是一种严重危害法治国家建设的亟待矫正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到,在制度带有先天缺陷而制度资源又严重不足时,作为制度执行者的司法官员,也许有理由以一种失灵的方式在制度和现实之间寻求必要的妥协。
韩彬[10]（2013）在《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传是一个兼及文史的文类，中国虽然历来史传文学都很发达，但是自传文学则一直处于贬抑之境。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人的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西方自传的传入，具有现代意识的自传才发展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传写作出现了两次高潮。但是由于自传本身的难以界定、自传理论的匮乏，自传研究则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自传研究的专着和硕博士论文比较匮乏，尤其是从整体上论述20世纪中国作家自传的硕博士论文尚属空白，因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的作家自传进行整体研究，并将其纳入“现代中国”的学术视野。“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相对照，涵盖了我们通常文学史界定的“现代”和“当代”两个阶段。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论题“自传”和“现代中国”做出了界定。本文以勒热讷对自传的定义作为自传讨论的范围，并将侧重于个人书写的回忆录纳入研究视野，同时本文的论述还涉及了日记、交代材料等少量准自传文本，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被作为自传文本的参照。尤其是20世纪50到70年代，作家自传整体缺失的年代，对这些准自传的研究，有利于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发展历程的整体建构。绪论部分还对自传理论和创作的研究现状做出了分析，自传创作的繁荣和研究成果的匮乏，为自传研究既带来了难度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第一章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流变研究从整体上论述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发展历程，并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从1927年到1937年，标志着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勃兴，在这一节中主要论述了30年代自传热潮出现的原因及呈现的特点，1937年到1949年，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从兴盛走向了沉寂，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自传走向沉寂的时代原因，但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时期的自传并非毫无发展，虽然自传创作锐减，但是30年代出版的作家自传在这一时期仍在大量再版，这说明自传仍存在着稳定的阅读群体。另外这一时期男性和女性自传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一时期男性作家自传较为鲜明地表现了由“小我”走向“大我”的时代主题，但是女性作家自传则主要延续了30年代自传中的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个人化言说。1949年到1978年，这是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缺失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作家正式自传的出版，因此本文在这段时期的论述中加入了少量日记和交代材料的准自传文本进行探讨。将这一时期的自传分成了以《高玉宝》为例的历史正面认同的书写，以《牛棚日记》、《郭小川1957年日记》为例的历史背面的另类书写和罪感意识中的自虐表演——交代材料的书写。以此保证了自传历史建构的完整性。从1978年至今是自传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节中论述了自传重新崛起的原因、特点及不足。第二章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研究，这一章主要从传主身份预设的角度探讨了传主自我形象的建构和认同以及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的关系，传主身份预设与读者阅读期待的关系。身份指的是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所有自传都包含了一个自我阐释、探寻自我在他者和社会中价值的过程。因此自传不是一面平面镜，它不可能成为传主生命的自在再现，任何传主形象经过自传的折射都会出现形象的变形。而传者塑形的依据则是传主的身份预设。在这一章首先探讨了传主身份预设与寻求认同的关系。所谓的传主身份预设就是传主对自我独特性以及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的预想。一部自传可以说就是传主自我身份预设的具象化。作者通过传主身份的塑造以求得传主对个体、社会群体以及民族身份的认同，从而获得情感的依附和归属。当传主的自我预设与社会他人发生分歧之时，传主的自传文本就会表现出一定的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而这种身份焦虑既可能是一种自我身份焦虑也可能是一种民族身份焦虑。第二节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则从传主身份预设的角度探讨了自传中的隐讳、夸饰和辩解。自传真实性是自传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传统的真实性研究往往停留在对史料的考辨之上，本文则引入了身份的新视角，分析了传主的避讳、夸饰和辩解与传主自我身份建构的关系。当事实不利于传主身份建构时，传主自然会对之避而不谈，而当事实有利于传主身份建构时，传主则会对此大加夸饰，当然还有一种关涉他人或社会的历史事实，作者难以采取完全避讳的态度，此时作者为维护自我身份的建构则要对其加以辩解。因此作者在自传中讲什么，如何讲都与其对传主的身份预设密不可分。第三节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读者阅读期待，则主要从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读者对自传的满意度。通常自传的阅读者不可能对传主一无所知，他的认知情感的“前见”构成了他的阅读期待视野，当自传的作者基于传主身份预设和维护所讲的事实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时，读者就会对传主提出质询，而当作者的讲述与读者阅读视野发生遇合甚至超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此时读者就会因震撼和折服与传主形成亲密的信任关系。因此自传的好坏并不以现实的善恶为其判断的标准，而是与作者的坦率程度密切相关。第三章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叙事研究主要探讨了自传叙事的独特性。从自传叙事的不可靠性，自传叙事的对话性和自传叙事的故事性三个方面论述了自传的叙事特征。第一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不可靠叙述借鉴了布斯《小说修辞学》和许德金《自传叙事学》的理论成果，主要探讨了自传叙述的三种不可靠性：一是文本内的叙述间隙，二是文本间的叙述歧义，三是自传文类的叙述间隙。在自传文类的叙述间隙一部分中探讨了自传和小说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某些文本介于自传和小说，纪实和纪虚之间的两栖性特征。第二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对话性探讨了对话性对于自传的重要意义。并将自传中的对话进行了分类：一是自传中人物间的显在对话，它增强了自传叙述的场景性，增加了自传的真实感，而且自我和他者的对话还可以分别表达传主的不同意识。二是叙事主体与经验主体的对话，自传中的回顾性叙事决定了叙事主体和经验主体虽为同一自然人，然而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叙事主体往往在更加清明的状态下对经验主体展开质询，评价和反思。两者的认知差异使彼此产生一种张力，构成两者的对话。三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四是在口述自传中，采访者与受访者的对话。口述自传作为自传的特殊类型，其采访者和受访者构成双主体性，两者在口述文本中会因认知的差异产生对话性和叙述张力。故事性并非虚构文本所独有，自传叙事也需要故事性，不过自传中的故事是指实有其事，将偶然无序的事件加以铺排点染使其连贯有序，自传中的故事既包括自我的故事也包括他者的故事。尽管当代西方自传的创作取向是反故事，反意义化的，但是记忆一旦形诸于文字就已失去了本来之貌，因此试图完全还原记忆只能是一种徒劳，根据人生意义和身份建构的需要，来选择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是将过去形诸文字的必然，因此从实践的层面来说摒弃自传的故事性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的。第四章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主题研究，主要探讨了自传书写中的三个基本主题。一是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婚恋主题，在这一节中主要以自传文本为依托论述了现代中国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在爱情婚姻选择上的差异。与男性作家受母亲影响及自我历史中间物意识影响下对旧式婚姻的屈从相比，女性作家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了反抗的决绝性，当然在成功组建的自由婚姻中女性作家又面临了从父权到夫权的新的困惑。第二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反思主题主要探讨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中几种不同的反思，一是指向个体的反思，这其中既包含了纠缠于具体人事的对他者的反思，也包含了指向忏悔的自我反思，自我反思是最接近于西方忏悔精神的。二是指向群体的反思，在这一部分中重点探讨了“五七反右—文革受难者”的群体反思和“红卫兵—知青”群体的反思，由此透视了知识分子对体制和权势的依附，自我独立性的丧失，以及混迹于群氓中的暴力和残忍。第三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励志主题这一节主要探讨自传作为一种催人向上，导向乐观的文类，传主的励志奋斗历程及其作为人生表率的重要意义。结语部分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一是现代中国作家的自传观，这一部分主要是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探讨了三种不同的自传观，包括和盘托出，无条件坦露事实；虽然尊重事实，但是更加尊重他人的隐私权，认为真实抵不过隐私；三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有选择说与不说的权利。二是论述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文史价值，首先探讨了自传的史料价值：为作家生平研究提供背景资料，与作家作品构成互文性，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佐证，为评价他人提供旁证。其次探讨了自传的文学价值，包括自传所塑造的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风景情致的书写和对文学想象的加入，小说笔法的运用。三是探讨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创作的缺失，包括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中性爱书写的缺失、反思中主体力度的孱弱和反思主体情感的缺失。尽管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创作和研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方面，但是自传无疑是一个具有生存和发展潜力的现代性文体，随着中国自传理论的建构和发展，自传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二、当代人缘何会发生心理障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人缘何会发生心理障碍（论文提纲范文）
（3）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娱乐服务场所的夜间治安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娱乐服务场所 |
| 1.2.2 夜间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时空社会学理论 |
| 1.4.2 情境犯罪预防理论 |
| 1.4.3 死角理论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调查研究法 |
| 1.5.2 文献研究法 |
| 1.5.3 比较研究法 |
| 2 娱乐服务场所夜间的主要治安问题 |
| 2.1 更易受“黄赌毒”侵扰 |
| 2.1.1 难以根治的卖淫嫖娼问题 |
| 2.1.2 “变幻多端”的赌博问题 |
| 2.1.3 日益严峻的吸贩毒问题 |
| 2.2 侵害人身安全类违法犯罪案件集中多发 |
| 2.2.1 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类警情居高不下 |
| 2.2.2 易发生“捡尸”类性侵犯罪 |
| 2.3 发生火灾事故和遭受暴恐袭击的风险隐患增大 |
| 2.3.1 发生火灾事故的安全隐患大 |
| 2.3.2 遭受暴恐袭击的潜在风险高 |
| 2.4 夜间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和非法留宿问题严重 |
| 2.4.1 夜间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屡禁不止 |
| 2.4.2 非法留宿问题日趋严重 |
| 3 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
| 3.1 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的现状 |
| 3.1.1 以公安机关为主导的夜间治安防控 |
| 3.1.2 “反应性警务”和“运动式整治”交替式的治安管控 |
| 3.1.3 以传统经验为主开展夜间治安检查 |
| 3.1.4 主要依靠视频监控的夜间安全技术防范 |
| 3.2 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的制约因素 |
| 3.2.1 特殊时间空间的复杂交织 |
| 3.2.2 夜间治安秩序相关法律的缺乏 |
| 3.2.2.1 娱乐休闲的相关规定未能及时跟进场所夜防形势 |
| 3.2.2.2 管理主体的职责义务不明确 |
| 3.2.2.3 对场所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 |
| 3.2.3 偏重管控打击的警务运行机制 |
| 3.2.3.1 秩序与自由权衡中治安控制力度选择的矛盾 |
| 3.2.3.2 受制于“重打轻防”的惯性思维定势 |
| 3.2.4 未形成社会充分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 |
| 3.2.4.1 缺乏社会动员的动力机制 |
| 3.2.4.2 群众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不足 |
| 3.2.5 场所岗位责任制的空间缺位 |
| 4 国外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的经验借鉴 |
| 4.1 设置维护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的专门力量 |
| 4.1.1 荷兰的“夜间市长”制 |
| 4.1.2 德国的“风纪警察”制 |
| 4.1.3 英国的“夜皇”制 |
| 4.2 充分动员非警务力量参与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 |
| 4.2.1 澳大利亚的“绅士协议” |
| 4.2.2 美国的商业性警务 |
| 4.2.3 新加坡的邻里社会动员 |
| 4.3 规制娱乐服务场所夜间经营 |
| 4.3.1 对营业时间的限制 |
| 4.3.2 对酒精饮料售卖与饮用的限制 |
| 4.3.3 对来场所娱乐休闲人员的限制 |
| 4.4 重视娱乐服务场所及其相关场域的日常安保和应急管理 |
| 4.4.1 专业化的场所安保方式 |
| 4.4.2 扩大至场所周边的夜间巡逻防护 |
| 4.4.3 构建场所遭受暴恐袭击的应急机制 |
| 4.5 国外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经验的辩证认识 |
| 5 完善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防控的具体路径 |
| 5.1 完善娱乐服务场所治安监管的法律制度建设 |
| 5.1.1 突出防控娱乐服务场所夜间治安问题的专门立法 |
| 5.1.2 明确娱乐服务场所管理主体的职责与义务 |
| 5.1.3 加大对娱乐服务场所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
| 5.2 构建适应娱乐服务场所夜间防控的警务运行体系 |
| 5.2.1 基于智慧警务织密夜间信息防控网 |
| 5.2.2 形成常态化夜间警务运作模式 |
| 5.2.3 增设维护场所秩序的专职警务人员 |
| 5.2.4 提升警察夜间执法执勤能力 |
| 5.3 构筑群防群治的基层防线 |
| 5.3.1 完善场所从业人员和消费人员的举报激励机制 |
| 5.3.2 发动周边群众参与场所巡防工作 |
| 5.4 强化娱乐服务场所自身的夜间防范 |
| 5.4.1 合理设置场所内部布局 |
| 5.4.2 规范从业人员的身份识别登记 |
| 5.4.3 严格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拒进义务 |
| 5.4.4 强化场所内部的隐性安保力量 |
| 5.4.5 健全场所内部的应急处置预案 |
| 5.5 加强娱乐服务场所关联区域防控 |
| 5.5.1 增加夜间周边地区“见警”的覆盖面 |
| 5.5.2 强化场所周边街面照明及监控 |
| 5.5.3 加强场所周边区域巡逻守护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一、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二、 在学期间参编的学术专着 |
| 致谢 |
（5）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2 研究现状与问题求索 |
| 1.2.1 先锋小说研究综述 |
| 1.2.2 论文相关问题探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 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2章 中西视域:“先锋”“先锋派”及“中国先锋小说”的理论阐释 |
| 2.1 概念与内涵:“先锋”“先锋派”的理论界定 |
| 2.1.1 多义与复杂:先锋词义的历时演绎 |
| 2.1.2 激进与叛逆:先锋派的现代主义本质 |
| 2.1.3 断裂与有限: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中国先锋派 |
| 2.2 转化与消融: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生成、发展及特质 |
| 2.2.1 语境与场域:中国先锋文学发生的历史契机 |
| 2.2.2 潮流与动向:中国先锋文学发展的动态建构 |
| 2.2.3 有限的创新:中国先锋文学的特质 |
| 2.3 含混与剥离:中国先锋小说的整体指认 |
| 2.3.1 先锋小说的释义:从形式先锋到精神先锋的历史迁移 |
| 2.3.2 先锋作家的指认:不断扩容的先锋群体 |
| 2.3.3 先锋小说的划定:思想突围与形式实验 |
| 第3章 反叛与超越: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多重变革 |
| 3.1 传统的认知:“传统”相关命题的理论阐释与辨析 |
| 3.1.1 传统:“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 |
| 3.1.2 传统文学: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 |
| 3.1.3 传统文学观念:传统文学的理性现实与社会功能 |
| 3.2 精神诉求: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叛 |
| 3.2.1 理性与非理性:拒绝宏大的非理性叙事 |
| 3.2.2 真实与虚构:拆解经验现实的心灵真实 |
| 3.2.3 反叛与逃离:规避意识形态话语的个性化叙述 |
| 3.3 主题变革: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主题的现代阐释 |
| 3.3.1 放逐与归宿:逃离“父法”的精神流放与还乡 |
| 3.3.2 欲望与死亡:探究人性深处的罪恶与肮脏 |
| 3.3.3 苦难与存在:勘探生命存在的苦难与缺失 |
| 3.4 叙事策略:先锋小说对传统叙事成规的颠覆 |
| 3.4.1 故事“似真性”的打破与故事的感觉化 |
| 3.4.2 形象“社会性”的脱离与形象的符号化 |
| 3.4.3 时间“线性”的断裂与时间的敞开 |
| 第4章 困境与转机:先锋与传统融合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原因 |
| 4.1 传统本身:传统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
| 4.1.1 叙事传统:丰富的题材类型与多样化的叙事技巧 |
| 4.1.2 抒情传统:抒情言志与意蕴深厚的诗词意象 |
| 4.2 先锋本身:形式实验的创作困境 |
| 4.2.1 叙事限度:有限意义的形式探索 |
| 4.2.2 自我重复:超越自身的艰难跋涉 |
| 4.2.3 晦涩难懂:审美大众的接受阻隔 |
| 4.3 外在语境:语境变化下先锋作家的写作焦虑 |
| 4.3.1 语境变更:先锋小说的边缘化境遇 |
| 4.3.2 心态调整:先锋作家创作心态的转换 |
| 第5章 继承与转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题材与母题的借鉴与革新 |
| 5.1 题材的碰撞:对传统文学题材类型的吸纳与新解 |
| 5.1.1 侠义公案题材的承继与突破 |
| 5.1.2 才子佳人题材的汲取与化用 |
| 5.1.3 武侠题材的整合与改造 |
| 5.1.4 家族题材的借鉴与更新 |
| 5.1.5 历史题材的吸收与转化 |
| 5.2 主题的遇合:对传统文学母题的延揽与升华 |
| 5.2.1 宿命循环构成的命运魅惑 |
| 5.2.2 荒诞悬疑促成的神秘世界 |
| 5.2.3 地域色彩透露的乡土情怀 |
| 第6章 择取与拓新: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改造 |
| 6.1 故事:对传统文学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 |
| 6.1.1 故事讲述:“故事套故事”与“旧瓶新酒” |
| 6.1.2 故事新编:“借笔墨拈出”与“以虚构补充” |
| 6.1.3 故事寓意:“故事新编”的延承与新义生成 |
| 6.2 传奇:对传奇叙事传统的选取与新构 |
| 6.2.1 传奇文体:“传奇”传统及其后世影响 |
| 6.2.2 传奇人物:人物形象的增魅书写 |
| 6.2.3 文奇则传:传奇情节的拓新处理 |
| 6.2.4 异端境界:超现实世界的传奇建构 |
| 6.3 语言:对传统文学语言的运用与变异 |
| 6.3.1 语言资源:传统文学语言革新及其审美特点 |
| 6.3.2 词语运用:景物词汇与情境题蕴的呼应 |
| 6.3.3 语义变化:经典意象的复制与新变 |
| 6.3.4 语言风格:诗词歌赋与抒情语言 |
| 第7章 悖论与思辩:先锋小说资源转化过程中的问题性求解 |
| 7.1 先锋与传统:先锋与传统之间悖论式的辩诘关系 |
| 7.1.1 割裂与依赖:反叛传统与传统的惯性制约 |
| 7.1.2 变动与迁移:相互背离与相互转化的美学足迹 |
| 7.1.3 沉潜与显现:传统在文学创作中的呈现形态 |
| 7.2 反叛与继承:先锋小说资源转化的审美突围 |
| 7.2.1 西方资源与中国传统资源的汲取调整 |
| 7.2.2 现代形式与中国经验的有机结合 |
| 7.2.3 反叛超越与继承转化的共时性存在 |
| 7.3 审慎与沉思:现AI写作作与多重资源的并存互补 |
| 7.3.1 面向“现在”与“未来”的传统考量 |
| 7.3.2 文学多种创作手法融合的美学张力 |
| 7.3.3 中西多种资源相互碰撞的持久力量 |
| 第8章 体认与反思: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意义及思考 |
| 8.1 文化价值:传统文化的再生与当代文学的世界交流 |
| 8.1.1 经验情感与本土记忆的无限延伸 |
| 8.1.2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寻找建立 |
| 8.1.3 多元文化生态领地的建构与传播 |
| 8.2 文学价值:文学多重审美表现领域的开拓与探索 |
| 8.2.1 先锋书写与古典文学融汇的“审美向度” |
| 8.2.2 历史意识与现实体验重叠的“历史向度” |
| 8.2.3 本土意识与地域情结交融的“民族向度” |
| 8.3 审美缺憾:反叛与继承传统文学中存在的不足 |
| 8.3.1 “影响的焦虑”之下“精神深度”的漂浮 |
| 8.3.2 “同质化”创作下“创意精神”的失度 |
| 8.3.3 “传统资源”转化下“纵深探索”的缺乏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概念厘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五、创新价值 |
| 上篇 |
| 第一章 灾难母题生成的“中原场域” |
| 第一节 灾难母题的自然成因 |
| 第二节 灾难母题生成的人文环境 |
| 第三节 灾难母题的文学传统 |
| 第四节 灾难母题与创作主体的互文指涉 |
| 第二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 |
| 第一节 1949—1978：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 |
| 第二节 1978—2000：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 |
| 第三节 2000—2015：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 |
| 第三章 灾难母题的主题向度 |
|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 |
| 第二节 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 |
| 第三节 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 |
| 第四节 中原文化的反思主题 |
| 第四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模式 |
| 第一节 写实型叙事模式 |
| 第二节 象征型叙事模式 |
| 第三节 荒诞型叙事模式 |
| 下篇 |
| 第五章 天灾母题 |
| 第一节 天灾母题的现实向度 |
| 第二节 天灾母题的“饥饿”表征 |
| 第三节 “人祸”的推波助澜 |
| 第六章 战争母题 |
| 第一节 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 |
| 第二节 战争母题的U型结构 |
| 第三节 战争母题的英雄原型 |
| 第四节 战争母题的诗学阐释 |
| 第七章 疾病母题 |
| 第一节 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 |
| 第二节 疾病母题的隐喻 |
| 第三节 疾病母题的诗学价值 |
| 第八章 矿难母题 |
| 第一节 矿难母题的生成追溯 |
| 第二节 矿难母题的欲望叙事 |
| 第三节 矿难母题的悲情与崇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7）20世纪以来心理治疗视域下信念修正的理论演变与实践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心理健康是个体、家庭、社会的共同追求 |
| 1.1.2 心理异常应对的范式转化拓宽心理治疗技术的作用领域 |
| 1.1.3 心理治疗技术的范式整合趋向 |
| 1.1.4 哲学咨询的方法论困境推动信念修正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取向 |
| 1.1.5 心理治疗技术中的“信念修正”具有研究空间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当前心理治疗领域研究内容概述 |
| 1.2.2 “信念修正”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视角、方法与目标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范围、内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4.2 文章架构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
| 1.4.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信念与信念修正 |
| 2.1 信念的本质 |
| 2.1.1 信念的解释 |
| 2.1.2 信念的来源 |
| 2.1.3 信念形成的途径 |
| 2.1.4 信念的特性 |
| 2.1.5 信念的功能 |
| 2.2 信念系统的基本问题 |
| 2.2.1 内隐信念与外显信念 |
| 2.2.2 信念系统的解释模型:“中心-外周”模型 |
| 2.2.3 信念系统的解释模型:“真-善-美”模型 |
| 2.2.4 信念在系统中的存在形式 |
| 2.3 信念修正的科学基础 |
| 2.3.1 “4E+S”理论模型 |
| 2.3.2 神经可塑性 |
| 2.3.3 镜像神经元 |
| 2.4 信念修正的原则与策略 |
| 2.4.1 一致性维护 |
| 2.4.2 信息经济原则 |
| 2.4.3 置信度消减 |
| 2.4.4 稀释与降低权重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信念修正的精神分析进路(1900-1950 年) |
| 3.1 精神分析的思想内核 |
| 3.1.1 心理地形学说 |
| 3.1.2 人格结构理论 |
| 3.1.3 防御机制 |
| 3.1.4 心理动力 |
| 3.2 精神分析对“信念”的关涉 |
| 3.2.1 早期经验与信念塑造 |
| 3.2.2 记忆缺失与潜意识信念 |
| 3.2.3 病理性观念与不合理信念 |
| 3.2.4 情感负载与情绪性信念 |
| 3.2.5 过度联想与信念的衍生 |
| 3.3 精神分析治疗实践对信念修正的启示 |
| 3.3.1 破除象征与转换:不合理信念的识别 |
| 3.3.2 宣泄:信念的情感卸载 |
| 3.3.3 移情:信念传递的基础 |
| 3.3.4 暗示:信念修正的方式 |
| 3.4 案例分析:精神分析对强迫症的信念修正 |
| 3.4.1 强迫症的界定及其特征 |
| 3.4.2 强迫症的潜意识内容解析 |
| 3.4.3 基于信念修正对强迫症的治疗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信念修正的存在主义进路(1940-1980 年) |
| 4.1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思想基础 |
| 4.2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 |
| 4.2.1 罗洛·梅的存在分析治疗 |
| 4.2.2 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 |
| 4.2.3 欧文·亚隆存在主义心理动力学 |
| 4.3 存在主义对个体信念系统的构建 |
| 4.3.1 “自我-人际-外周”模型的基本特征 |
| 4.3.2 “自我-人际-外周”模型在实践中的价值 |
| 4.4 案例分析:信念系统重塑对厌倦的应对 |
| 4.4.1 厌倦的产生与界定 |
| 4.4.2 存在主义哲学对厌倦的研究 |
| 4.4.3 异化实存下的信念系统特征 |
| 4.4.4 存在主义进路下对厌倦患者的信念修正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信念修正的认知行为进路(1960-2000 年) |
| 5.1 认知行为治疗的理论与应用 |
| 5.1.1 核心预设与特征 |
| 5.1.2 认知行为治疗的行为主义基础 |
| 5.1.3 认知行为治疗的认知理论支撑 |
| 5.1.4 临床适用性及其应用 |
| 5.2 认知行为治疗中的“信念修正”研究 |
| 5.2.1 艾利斯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
| 5.2.2 贝克的标准认知治疗 |
| 5.2.3 认知行为治疗下的信念加工与表征 |
| 5.3 案例分析:信念修正与抑郁症治疗 |
| 5.3.1 抑郁症的产生、界定与治疗实践 |
| 5.3.2 基于信念修正AGM理论对抑郁症的治疗 |
| 5.3.3 抑郁症的行为激活与反向信念修正 |
| 5.4 案例分析:从幻觉干预看信念修正 |
| 5.4.1 幻觉的界定及其特征 |
| 5.4.2 幻觉的解释与表征问题 |
| 5.4.3 信念修正对幻觉的干预要点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整合范式下的信念修正模型构建 |
| 6.1 心理障碍应对的整合趋势 |
| 6.2 心理治疗的整合取向 |
| 6.2.1 治疗理论的整合 |
| 6.2.2 技术折衷主义 |
| 6.2.3 共同因素研究 |
| 6.3 多元信念整合修正模型 |
| 6.3.1 MBIRM的核心理念 |
| 6.3.2 MBIRM的基本要件 |
| 6.3.3 MBIRM的操作流程 |
| 6.4 多元信念整合修正模型的可行性评估 |
| 6.4.1 心理治疗技术的评估要点 |
| 6.4.2 MBIRM的技术可操作性 |
| 6.4.3 MBIRM的经济可行性 |
| 6.4.4 MBIRM的伦理可行性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思想到技术:心理治疗视域下信念修正的发展路径 |
| 7.2 对立向整合:信念修正作为共同因素的角色定位 |
| 7.3 技术与心灵:信念修正的效用价值 |
| 7.4 科学与社会:心理治疗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 |
（8）知青影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
| 一、选题理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概念厘定 |
| 第一章 知青影视的发展历程 |
| 一、前知青时期：做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
| 二、“文革”时期的知青电影：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 三、新时期知青电影：伤痕与反思 |
| 四、后新时期的知青影视：“青春无悔”与劫后辉煌 |
| 第二章 知青影视的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青春无悔”的宣扬 |
| 一、“青春无悔”的记忆建构 |
| 二、“青春无悔”的意义 |
| 第二节 理想主义的颂歌 |
| 一、理想主义的内涵 |
| 二、理想主义的演变 |
| 第三章 知青影视的文化反思 |
| 第一节 文化焦虑：城市与乡村的二元选择 |
| 一、城市与乡村的文化想象 |
| 二、逃离与回归：寻找精神原乡 |
| 第二节 文化困惑：城乡文化的对立冲撞 |
| 一、启蒙与反思 |
| 二、反叛与自省 |
| 第四章 知青影视的历史叙事 |
| 第一节 知青影视的历史性 |
| 一、怀旧氛围的营造 |
| 二、历史事件的穿插 |
| 第二节 诉说苦难 |
| 一、双重苦难 |
| 二、苦难崇拜 |
| 第三节 “心史”的向度 |
| 一、争议的焦点 |
| 二、个体记忆的传达 |
| 第五章 知青影视的情恋演绎 |
| 第一节 知青与农民的婚恋类型及文本差异探寻 |
| 一、青年与农民的婚恋类型 |
| 二、现实与影像的错位 |
| 第二节 双知青的爱情心理及悲剧原因探寻 |
| 一、双知青的爱情心理 |
| 二、悲剧原因探寻 |
| 第三节 情恋叙述的艺术特征 |
| 一、浪漫化的审美倾向 |
| 二、情节剧的叙事模式 |
| 第六章 知青影视中的形象塑造 |
| 第一节 理想自我的投射：男知青 |
| 一、理想化的男知青 |
| 二、自恋式的想象认同 |
| 第二节 沦为受难者的女知青 |
| 一、女性：国家/民族苦难的隐喻 |
| 二、身体：权力与命运交易的筹码 |
| 第三节 作为“政治道具”的“先进知青” |
| 一、争相做“先进知青” |
| 二、极左时代的牺牲品 |
| 第四节 诗意的乡村想象：乡村女性 |
| 一、城市内外“小芳”的命运 |
| 二、诗意的乡村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知青电影作品一览表 |
| 附录二：知青电视剧作品一览表 |
| 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9）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概念、特征和表现 |
| 第一节 刑事程序制度的概念 |
| 一、刑事诉讼法中的“制度” |
| 二、刑事程序制度的界定 |
| 三、刑事程序制度的构成要素 |
| 第二节 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界定 |
| 一、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内涵 |
| 二、刑事程序制度失灵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第三节 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特点 |
| 一、发生的普遍性 |
| 二、行为的隐蔽性 |
| 三、主体的意识性 |
| 四、内容的异变性 |
| 第四节 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表现类型 |
| 一、制度搁置 |
| 二、制度附加 |
| 三、制度替代 |
| 四、制度违背 |
| 五、制度投机 |
| 六、制度改造 |
| 七、制度目标偏移 |
| 第二章 制度中的“人”和制度失灵 |
| 第一节 刑事程序制度的人性假设 |
| 一、制度中的“人” |
| 二、法律制度中的“人” |
| 三、中国刑事程序制度的人性假设 |
| 第二节 刑事程序制度人性假设的偏差 |
| 一、司法官员——“道德人”假设和“经济人”本性的冲突 |
| 二、冲突的放大——绩效考核机制 |
| 三、其他诉讼参与人—“社会人”假设和“经济人”本性的冲突 |
| 第三节 司法官员的“经济人”本性和刑事程序制度失灵 |
| 一、搭便车引发的失灵 |
| 二、惰性引发的失灵 |
| 三、成本外在化倾向引发的失灵 |
| 四、投机选择引发的失灵 |
| 第四节 证人的“经济人”本性和证人出庭制度的失灵 |
| 一、证人出庭制度的失灵——对“经济人”本性的忽视 |
| 二、证人出庭制度的修订——对“经济人”本性的回应 |
| 第三章 制度缺陷和制度失灵 |
| 第一节 制度缺陷的内涵和分类 |
| 一、制度缺陷的内涵 |
| 二、制度缺陷的主要分类 |
| 第二节 制度无效率引发失灵的表现 |
| 一、制度设计无视效率原则 |
| 二、制度成本大于制度收益 |
| 三、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
| 第三节 制度不完整引发失灵的表现 |
| 一、制度制裁机制缺失 |
| 二、制度配套机制缺位 |
| 三、制度救济机制阙如 |
| 第四节 制度不自洽引发失灵的表现 |
| 一、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 |
| 二、正式制度和司法潜规则之间的冲突 |
| 第四章 组织场域和制度失灵 |
| 第一节 刑事程序制度的组织场域 |
| 一、组织场域的含义 |
| 二、刑事程序制度的组织场域 |
| 第二节 刑事程序制度组织场域的基本特征——司法行政化 |
| 一、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不同运作方式 |
| 二、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全面审视 |
| 三、司法行政化——刑事程序制度组织场域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组织场域和制度失灵的关系 |
| 一、内部关系考察 |
| 二、纵向关系考察 |
| 三、横向关系考察 |
| 第五章 文化环境与制度失灵 |
| 第一节 文化心理的障碍引发失灵 |
| 一、制度运行的文化心理基础 |
| 二、宏观层面——当事人主义模式面临的文化心理障碍 |
| 三、微观层面——具体程序制度面临的文化心理障碍 |
| 第二节 程序文化的匮乏引发失灵 |
| 一、程序文化的内涵 |
| 二、我国程序文化的匮乏 |
| 三、制度失灵——程序文化匮乏的产物 |
| 第三节 创新氛围的激励引发失灵 |
| 一、创新和创新文化 |
| 二、法律制度的创新 |
| 三、制度失灵——创新氛围激励的产物 |
| 第六章 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效应 |
| 第一节 有关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评价 |
| 第二节 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的负效应 |
| 一、违背程序正义 |
| 二、损害司法公信 |
| 三、消解法律权威 |
| 第三节 对具体制度的正效应——弥补制度缺陷 |
| 一、普通程序审理制度的失灵 |
| 二、检察长审批制度的失灵 |
| 三、制度失灵和制度缺陷的关系 |
| 第四节 对具体制度的正效应——促进制度变迁 |
| 一、不起诉制度的失灵 |
| 二、不起诉制度的变迁 |
| 三、制度失灵和制度变迁的关系 |
| 第五节 对正负效应的反思 |
| 一、正负效应的关系 |
| 二、正效应与负效应的博弈 |
| 三、延伸思考——矫正抑或妥协?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一、承担的课题 |
| 二、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流变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勃兴（1927 年—1937 年）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沉寂（1937 年—1949 年）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缺失（1949 年—1978 年） |
| 第四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又一个黄金时代（1978 年—） |
| 第二章 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寻求认同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读者阅读期待 |
| 第三章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叙事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不可靠叙述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对话性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故事性 |
| 第四章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婚恋主题 |
| 第二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反思主题 |
| 第三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励志主题 |
| 结语 |
| 注释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当代人缘何会发生心理障碍（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国家叙事下国家认同问题研究[D]. 赵建波. 山东大学, 2021
- [2]教育生活中的身体呈现 ——中小学教师的身体社会学考察[D]. 陈南.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4]娱乐服务场所的夜间治安防控研究[D]. 韩育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02)
- [5]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6]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20世纪以来心理治疗视域下信念修正的理论演变与实践发展[D]. 孙丹阳.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8]知青影视研究[D]. 刘云飞. 武汉大学, 2015(06)
- [9]刑事程序制度失灵研究[D]. 余枫霜. 南京大学, 2014(05)
- [10]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D]. 韩彬. 山东师范大学, 2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