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9卷(2003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沙涛[1]（2021）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文中指出刑法需要被解释。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体系化方法,构建以犯罪论体系为核心的刑法解释体系,因为体系化有助于保障解释结论的合逻辑性和安定性,进而保障相同案件相同处理这一法律公正原则的实现。然而,被体系化思维与方法宰制的刑法解释存在封闭、僵化进而脱离社会实际的危险,所以要从社会现实出发构建科学的刑法解释体系。近现代刑法传统上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分离,刑法被认为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认识虽有利于刑法的安定性,但忽视了刑法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有损于刑法的适应性。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命题便是对刑法体系与社会需求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如今已渐成共识的看法是,一方面刑法体系不应排斥刑事政策的诉求,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的影响应受到限制。于是,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以刑法功能为导向,建构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体系是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正确路径。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一方面具有实践基础、方法论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具有超越形式/实质解释与主观/客观解释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对刑法功能的理解直接关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传统的刑法功能理论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存在诸多弊端,不适合指导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刑法功能研究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卢曼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在社会理论传统脉络的基础上吸收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学、生物学等,因而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上不仅具有优越的科学性,而且与刑事政策法治化命题相契合,所以应作为研究刑法功能以及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性与偶在性快速增长的社会,为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维持社会的存续,社会出现了功能分化,社会系统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理论本身预设了功能/效果的区分和系统/环境的区分。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要解决的关于社会存续的某些问题,且该问题只能由该功能的发挥得以解决。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是输入/输出关系,而是结构耦合关系。系统是自创生的,一方面系统根据自身的符码和纲要实现自我指涉,另一方面系统对环境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实现开放。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激扰的关系,一方面法律系统闭合运作,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不能直接干涉法律系统的运作;另一方面法律系统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结构耦合关系,其他社会子系统的需求给法律系统带来压力,法律系统经选择将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纳入法律系统。按照系统/环境的区分范式,法律系统进一步分化为宪法系统、行政法系统、刑法系统、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刑法系统一方面与法律系统外的环境之间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间亦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社会交往的规范性预期。一种形态社会的存续以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正常开展为前提。于是,预期的稳定对社会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稳定预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调整认知以形成新的预期,二是确证既有预期的效力,也即确证规范性预期的效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法律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特点,所以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规范性预期,而这一功能是道德系统和宗教系统等不能替代的。刑法系统在整个法律系统中居于保障法地位,刑法系统的功能既不是法益保护或人权保障也不是行为规制,而是确证包括刑法在内的全部法律规范的效力。刑法系统确证法规范效力的工具是刑罚,刑罚作为物理性暴力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性质,能够有效实现对破坏规范效力行为的否定。法律规范的效力得到确证,法律系统稳定社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才能实现。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说理需要借助利益衡量。利益衡量是刑法系统实现认知开放的重要管道。为确保刑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利益衡量要以法律条文为前提,并依托于以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的犯罪论体系。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需要运用体系化方法,首要之事便是建构一个功能性的犯罪论体系。在既有的犯罪论体系理论资源中,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在思考方法上具有一致性。所以,经济的做法是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对既有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法益是刑法系统与其环境的连接点,刑法系统对社会环境需求的纳入需要通过利益衡量进行转译。首先,要进行利益识别,也即识别出属于法律系统的利益。识别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标准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刑事政策等社会需求层面的利益应通过法益概念的转译进入刑法系统,利益衡量不应将不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纳入考量。其次,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也即在诸多法律利益中权衡选择有助于法规范确证功能实现的利益。归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需进行划分和层级设定,异质利益之间的衡量需在具有共识性的制度利益下展开。最后,利益衡量还应遵循比例原则,合宪性解释能起到对利益衡量的限制作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科学的解释立场和方法,能够为具体的法律适用提供方法论支持。例如在正当防卫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适用中,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便体现出其优越性。既有关于正当防卫原理的学说略显零散和乏力,个人利益保全说独力难当,传统法秩序维护说欠缺理论根基,利益衡量说存在诸多缺陷。正当防卫原理应在与刑法系统功能的关联中探寻,正当防卫的原理应是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以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为基础对正当防卫要件进行功能主义解释,是精准认定正当防卫的科学方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规定,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指引,兼顾信息主体个人利益与信息流通利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应限缩解释为信息自决权,且在新技术环境下宜将个人的社会交往利益作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内容,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的信息保护义务。刑法没有限缩个人信息范围的必要,个人信息的范围应依《民法典》等前置法确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不法要件,“知情同意”的违反是判断不法的核心要素。为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划定,应通过“情节严重”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实现犯罪圈调节。“知情同意”的认定规则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取决于在法规范确证功能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许伟[2]（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郝常见[3]（2020）在《当代中西历史编撰比较研究 ——以《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分别是集中20世纪后期中西秦汉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合着而成,两书在组织编撰、作者构成、历史思想、文本呈现方式、编撰成就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中国通史·秦汉时期》侧重对史事的呈现,问题意识较薄弱。编撰思想和原则较为统一,各部分内容之间少有歧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编作者的学术个性。历史思想方面,对秦汉王朝横向世界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较多的论述。注重考察中央集权和皇权加强的过程。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注意对思想形成背后的社会状况和背景的分析。认为“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和民族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是秦汉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发展趋势。重视对秦汉人物的性格品行和主要事迹的描述。其历史思想整体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在秦汉历史中的物质基础作用,注意辩证地观察和评价秦汉历史上的各种现象,少做史料以外的推论,注重通过全球视野对秦汉历史进行考察。在体裁上采用白寿彝首创的“新综合体”,全书内容详赡,浑然一体,但也存在内容重复的问题。史料上重视材料引证,充分利用史料对秦汉历史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挖掘和分析。叙事风格上,强调表述的确切、凝练和生动。而《剑桥中国秦汉史》则侧重对西方汉学界秦汉史研究现状的总结,问题意识较强。作者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但也使得各部分内容间的统一性较差。历史思想方面,重视从纵向对秦汉历史地位以及社会经济的承上启下性进行分析。侧重对秦汉政治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发展能力的探析。重视对秦汉社会上至精英下至普通民众精神文化状况的全面探究,尤其重视从“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对秦汉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解读。民族关系上,侧重对民族间政治、军事关系的论述,粗暴地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当作“中国”与“外国”间的关系来看待,强调双方的矛盾与斗争。不重视对具体秦汉人物形象的描述,对传统史书中关于相关人物品行的记载多有质疑,否认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强调历史变动的非人力因素。其历史思想整体上侧重于思想文化研究,重视计量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注重以法律的眼光审视历史证据,重视对秦汉人物群体特性的研究。在体裁上采取剑桥系列丛书一贯的类似专题论文的形式。特别关注史料形成的背景和动机,重视对史料的文本考辨。历史叙事简略,注重分析和推论,叙述形式较为灵活,追求表述的生动、活泼、通俗。基于对两部着作的成书过程、历史思想及文本形式的分析、比较,本文最后对两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反思了当代中西历史编撰之优长得失,以此探究和推动双方的借鉴、交流。
邹淋[4]（2020）在《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铨文学思想和戏剧创作多为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多聚焦于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陈铨的研究尽管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仍然还是比较零散的,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缺乏整体性。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拟从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兼以文化哲学的维度,以他的“力”的文学思想为聚焦点来展开整体研究,探讨他的文学思想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质和主要表现形态。论文分共为八个部分。在绪论中,也即第1部分,论文将从界定“力”的概念出发,梳理其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并结合陈铨的思想发展,初步勾勒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点,同时对有关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述,阐释论文的写作目的,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创新之处。第2部分将着重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力”的文学思潮产生的原因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创构情况、类型形态等,进行学理性和学术史的梳理。第3部分将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意识结构进行论述,重点是其中的“自由的意志”、“精神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三个方面,目的在于探讨陈铨是如何理解“力”的,他的文学思想是如何以“力”为内核的,以及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如何通过“力”的文学思想来观照现实与人生的。第4部分将侧重探析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揭示他是如何将“力”以美的方式和形态呈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力”的美学存在形态与美学价值形态两部分,前者主要表现出“摒弃中和”、推崇“对立”和“崇高”两个特征,后者则体现着求真、寓理、主情三种独有的特质。第5部分将认真厘清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体现的,也是要探析陈铨通过文学方式来展示人生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形式的真正用意,主要包含“存在的叩问”、“灵魂的拷问”、“本体的透视”等三个部分的内容。第6部分将认真总结、归纳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三个艺术特点,即“冲力性”、“浪漫性”与“超越性”,由此探讨他是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运用独特的艺术方式来展示“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第7部分将认真探讨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及其内在原由,并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结语部分,也即第8个部分,将从文学史的维度论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文学价值,对其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意义进行客观评价。本文的创作新点主要有:以“力”为论述的基点和主导线索,将陈铨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进行整体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审视,厘清“力”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所产生与发挥的内在机制及其功能作用。从人生哲学（生命哲学）维度审视陈铨“力”的文学思想,在本质上,可以说,“力”是他用以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得以全面的发展,能够真正地摆脱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让生命（人生）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超验的证明。因此,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进行认真探讨,从中也就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的文学形态中,其间是如何关注和思考现代中国人新的生命（人生）意志和价值意义的确立和完善的,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确立现代性价值的一个重要原由,是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精神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红薇[5]（2019）在《郭沫若金文着作的文献学研究 ——以《两周金文辞大系》爲中心》文中研究指明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方面贡献卓荦,其代表作《两周金文辞大系》依年代与国别科学系统地整理了两周金文,开创了“标准器”断代法,奠定了现代金文研究的范式。该书是郭沫若所有学术着作中修改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久的一部,是其金文研究最重要的着作。本文以《两周金文辞大系》爲中心,参照郭沫若历史考古着作中相关意见,从文献学角度对郭沫若金文研究进行整理与研究,梳理其观点演变脉络。钩沉书信、日记等相关史料,着重探求作者观点变更的背景及原因,尽可能还原郭沫若学术研究历程。本文主体由六部分组成。一、绪论。简要介绍古文字学术史研究概况、郭沫若古文字学的研究现状,分析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叙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二、《两周金文辞大系》成书史及其版本概述。从文献学角度厘清《大系》成书过程、版本源流及嬗变情况。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研究。对所收器图、铭文逐一溯宗考源,辑录诸版差异,从学术史的角度认识其价值。四、《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研究。利用校勘学方法核对诸版差异,参以郭沫若其他论着,梳理观点演变脉络,最後探讨郭沫若金文学着作的版本问题。五、专题研究。该部分包括《郭沫若全集》金文着作相关问题的考订;新见日藏郭沫若手批《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介绍研究;订正关於《大系》版本信息的错误记载并分析产生的原因;以《臣辰盍铭考释》爲例从文献学角度解剖郭沫若论文写作、出版环节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并阐释成因。最後,论文写作过程中间有所得裒爲“读书脞录”一节。六、附录。包括《大系》器名异称表、郭沫若历史考古类着作版本综览、郭沫若金文着作编年、着录简称表四部分。
车兰兰[6]（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研究表明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贺团卫[7]（2018）在《《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主要版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哥达纲领批判》成书于1875年4、5月间,公开发表于1891年。《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一部纲领性文献。这部着作中马克思彻底批判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经济、政治观点和策略思想,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产生过重大作用。本选题通过《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摘译、片段、全译本的形成为轨迹,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哥达纲领批判》零星传播进行重点梳理,全面系统地对《哥达纲领批判》几个主要全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对于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对于深化经典着作研究、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对1899年以来与《哥达纲领批判》有关的多达22种文本或译者对《哥达纲领批判》译介文献的详细查阅、梳理,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1995年版、2012年版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传播过程中“左倾”意识形态逐渐扭转,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译法逐渐回归原文。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正文分为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究《哥达纲领批判》形成、发表的历史过程,总结其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意义。《哥达纲领批判》形成和发表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准确地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和特征做出了判断,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整阐述了共产主义阶段的分配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理论。第二章对《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早期零星传播的梳理。清末民初,《译书汇编》拉开了《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开始零星传播的序幕。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哥达纲领批判》被连续以摘译、释译、评析等传播模式出现,再次表明了《哥达纲领批判》这一重要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影响的影响日益笃厚。第三章梳理和考察1922年至1925年主要全译本及刊布情形。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真正传播。1922年至1925年,《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译介达到了高潮。革命人士熊得山、李达、柯柏年等人在国内主要刊物对《哥达纲领批判》进行了全译。四大全译本所收录的《哥达纲领批判》内容逐渐丰富、结构安排趋于合理,符合了中国政治斗争的需要,也为中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提供了理论武器,极大促进了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第四章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版本变迁情况。全译本通过对几个主要文本精细的对读,概括出有以下几个特点: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着作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达到了一个高潮,特别是1939年何思敬、徐冰译本,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片段、零星传播、再到全译本;文本的转换经过了日译本为主,到英译本、法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等平分秋色时期,再到俄译本为主,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着作原始文字的回归;从早期的期刊杂志露面,到单行本的出现、专题言论集、笔记、摘要、手稿,再到大部头马克思、恩斯全集、选集、文集的编译出版,标志着中国人自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争取话语权的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被某些人将其理论阉割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扭曲的意识形态被教条化和狂热化所代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些人“左倾”的口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倾”意识形态逐渐扭转,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核心概念译法逐渐回归原文第五章对《哥达纲领批判》不同版本中核心概念的变迁研究。《哥达纲领批判》不同版本中“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权利”“高级阶段”“过渡时期”的核心概念的变迁,表明了概念变化受译本来源、内容选择、政治、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译者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在翻译过程中被歪曲、误解、误读等情况的发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在理解和实践上不断得到深化和提高。
张凌云[8]（2018）在《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1899年前后,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与日俄战争日本获胜的中间点上。在这一中日关系、东亚格局发生转折与变化的时期,为数众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前往中国游历,留下了大量纪行文或笔记等文字记录,其中不仅阐述了他们踏访中国的动机和目的,也通过基于亲身体验的书写为日本人树立起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形象,这为近代日本将中国视为一个文化他者,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文化意识提供了一大契机。本论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以日本近代中国学奠基者之一内藤湖南的第一次中国考察、即1899年的中国考察为研究对象,结合《内藤湖南全集》所收录的关涉中国考察、中国研究的系列文献史料,以内藤的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为核心,通过梳理内藤踏访中国之际其眼中所呈现出来的风土、人物、都市三大视域,采取文本解读、文化比较的方法,探讨其笔下的中国体验与中国认识,以及由此而构筑起来的中国形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这样的中国形象所产生的作用或后果:一方面,它为近代日本“蔑视型”的中国认识提供了实证体验与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则是构建起了将中国作为镜像来反观日本的思维模式或行动模式,带有“为了日本”的潜在目的,从而也就遮蔽了中国自身生发出变革力量的可能性。不言而喻,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日本的中国认识的内在逻辑,但是同时也将为我们就近代日本乃至当下日本树立的中国形象展开思索与批评,为中国当前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构建自身形象提供启示与借鉴。本论共分为六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论以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燕山楚水》这一文本作为分析材料的选题缘由和问题意识,尝试在整体性地概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考察中国状况这一背景之下来把握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而梳理日本、中国、欧美的内藤湖南“前期研究”,尤其是围绕中国游记的研究与探讨,以此为基础确定了本论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二章,“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记者、史学者、政论者这样几个不同角色造就了内藤湖南的多重身份,这一身份的多重性与内藤的学问体系及其现实关注相互映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显示出内藤关注中国背后所隐藏的日本立场;通过分析也可以明确,内藤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旅行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日本国力逐渐强盛这一背景下,带着观察中国现状,寻找与西方对抗的可能性,思考日本的战略雄图等多种动机与目的下的一次中国考察。第三章,“中国风土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中国体验之中具有“符号性”意义的“南画”、“寺观”、“长城”几个概念或范畴来解读内藤笔下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这些概念或范畴,不仅出现在内藤的中国游记文本中,也曾在其他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叙述中多次出现。通过对这几个对象的分析呈现出内藤由此而构建的中国风土形象的内涵:南画——体现了内藤游历中国之前的“模式固见”（Stereo-Type）、寺观——表现出内藤考察中国之际的“直接体验”、长城——呈现出内藤感知中国之后的“行动指南”。换言之,内藤的中国风土考察,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强调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提示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与思考日本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涵盖了其踏访中国之前的想象、踏访期间的体验、踏访之后的思想、认识与行动,内藤湖南的中国想象、中国体验、中国认识在此构成了一个整体,成为内藤湖南审视与思索中国的一大基础。第四章,“中国人物考察”:本章选取内藤湖南重点关注的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人物,借助内藤的笔谈记录、历史材料来展开解读与比较。内藤湖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与对民众的极低评价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两极化特征,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他的中国人物认识又显现出分化的特点。在内藤的笔下,批判了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一批改良派,呈现出他们作为错失了改革时机的“失败者”形象;推赞了其眼中既具有东方传统学识素养又兼具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以严复、王修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树立其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未来的“希望者”形象;褒扬了他与之进行诗歌酬唱、学问切磋的以文廷式、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深厚汉学素养、博学多识之人,呈现出他们作为中国推进传统学问转型的“学问者”形象。失败者意味着过去的、落伍的;希望者意味着可能的、未来的;学问者意味着手段的、工具的。但是在这种多样化“类型”的中国人物形象的背后,在更深的层次上,内藤认为“希望者”、“学问者”不被人识、不受重用,对他们能否引领中国的改革持以悲观态度。内藤正是在这样两极化、否定性的判断基础上去把握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而显露出他在观察中国人物方面的局限性。第五章,“中国都市考察”:本章选取了内藤湖南停留时间较长、重点关注的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作为分析对象,借助《燕山楚水》的文本解读,细致剖析了内藤笔下构建起来的中国都市形象。即以北京为代表的“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以上海为代表的“转型的现实中国”形象、以苏杭为代表的“未来的希望中国”形象。北京虽然“没落”,但内藤并未忽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对上海,内藤则发现了它的“特殊性”,以其为日本在苏杭设立专管租界的参考范例;在苏杭,内藤关注到了它的富庶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租界现状和“教育事业”的开展情况,视其为“希望”之所在。这一复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思考日本可能性的延长线上的,因而这一影像也就难以避免陷入失真的危险。第六章,“结论”:即“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所谓“批判”,是指带有反思与重塑意义下的“批判”。具体来说,一是整理文献资料,推动思想反思,结合内藤的中国研究来展开实证性的探讨,揭示出内藤的第一次中国考察给予内藤自身的中国研究以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一是回归时代语境,重塑中国形象,站在跨文化形象学的立场来就内藤的中国考察进行理论批评与现实思索。就此而言,内藤通过中国考察而树立的中国形象,是日本基于谋求自我确认、想象操纵中国、试图支配中国这样的目的之下而衍生出来的,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镜像、作为日本的工具、作为日本的他者而存在的中国,基于这样前提与目的之下的中国观察必然阻碍了对于中国的准确认识与定位。总体而言,通过中国考察,尤其是1899年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内藤湖南树立了具有独特性格的中国形象,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自身的中国研究,日本民众的中国认识,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想象。这样一个极为复杂、不断演绎的中国形象,就呈现在内藤切身体验的中国“壮游”之下,也浮现在内藤构思与想象中国的独特“眼光”之中,更体现在内藤试图主张、极力宣扬的“战略雄图”之后。
吴慧鋆[9]（2018）在《近代楚辞学研究》文中认为近代楚辞学主要以道光至五四前后的楚辞学者、专着、专论为研究对象,属于断代史、专题史研究。本论题以近代着述为纲,以学者、论点为纬,以近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演变为背景,采用文本研读和文献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勾勒近代楚辞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及成因,分析其总体特色、成就地位与历史局限,考察近代楚辞研究对楚辞学史的推动与影响。为叙述方便,将近代楚辞着述分为七类,每类先概述总貌,后选取代表性学者进行个案研究。名物训诂、史实考证类楚辞着述体现了乾嘉汉学的余绪。此类着述坚守传统朴学的治学宗旨与研究方法,着力于名物训诂、校雠文字与楚辞作品的内部、外部考证。俞樾《读楚辞》《楚辞人名考》用因声求义、通古释今、因形求义等方法训诂并考证楚辞人名。孙诒让《札迻》卷十二《楚辞王逸注》用寻文究义、引证古籍法等训诂字词,分析楚辞异文。王树枏《离骚注》广引书证,训诂楚辞名物、进行字词阐释。审定音韵、考释方言类楚辞着述一方面延续古音理论,另一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主要包括直接注音、分析韵式、考察方言等。朱骏声《离骚赋补注》运用古音理论对《离骚》注音与句式归纳,对双声叠韵等连绵词进行补说。徐昂《楚辞音》研究间隔协韵、声韵隔协、声韵远协等3种韵式。李翘《屈宋方言考》从方言角度阐释楚辞音义,溯及方言源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分别段落、阐释义理类楚辞着述从篇章结构入手,注重把握作品微意与诗人情感。颜锡名《屈骚求志》分《离骚》为五大节三十一小节,把握楚辞结构,考订楚辞篇目次第,用“以意逆志”法突出屈原的忠君之情与强邦之才。傅熊湘《离骚章义》分《离骚》为九章二十二节,驳斥以其他学说附会楚辞的做法,力求“纲举目张、词旨明豁”。毕大琛《离骚九歌释》将《离骚》分为十四节,通过创作背景与创作主旨的分析,探求屈子之志。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分全文为十七段,分析“求女”意象与次数,“宓妃”、“退修初服”所代表的意象。诗话、词话中的楚辞评论重在发掘楚辞的“慷慨悲歌”之气与艺术特质,主要包括《楚辞》与《诗经》的关系、文体辨析、艺术手法、文学影响等。方东树《昭昧詹言》探索楚辞产生的文化历史原因,将其纳入儒家诗教范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沉郁说”提倡“词为尊体”,以诗骚为标准评判历代词作。刘熙载《艺概》辨析楚辞文体,分析语言、句式、结构、意境等方面的特色。“公羊”学派影响下的楚辞着述体现了“经世”与“疑古”思潮,虽有纠枉过正之弊,却是近代楚辞研究方法变革的前奏。曹耀湘《读骚论世》考订屈子生平与创作顺序,用“知人论世”法分析《天问》创作主旨,大量比附历史史实。王闿运《楚辞释》以“六经注我”法解读楚辞创作背景、创作主旨,突出屈原的政治作用,寄予自己的军事政治理想。廖平用“六变”理论附会楚辞,渗透尊经尊孔之论,否定屈原对楚辞作品的归属权。综合融通类着述既有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训诂考据,又有以宋学为特征的义理阐发,亦涉及关乎文学理论的品评分析。郭焯莹的《读骚大例》提出“意由声音证入”等读骚六例,涵盖考证、训诂、音韵、校勘、义理、语法等。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长,既注音训诂,又对楚国史实进行比附。郑知同《楚辞考辨》对楚辞相关内容的考证兼及对楚辞艺术手法的辨析,在训诂与文学评论之间寻求汇通。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楚辞着述以开放心态接受西学,把现代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体现楚辞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转型。梁启超考证作品篇目与编纂过程,分析楚辞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考察屈原思想渊源与主要行历,肯定屈原“独立不迁”的斗争精神。王国维进一步发展梁启超、节的“文分南北”论,将屈原的斗争精神概括为“欧穆亚”精神,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天问》中的相关人名与史实。刘师培确立“宗骚”的文学研究视角,援引西方文学地理论阐释楚辞,立足传统考订楚辞异文。综上,近代楚辞学历经继承传统、全面总结,革故鼎新、求新求变,援引西学、别开瑰境3个阶段,实现了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真正革新,完成了楚辞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云凤[10]（2017）在《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公平问题在中西方的历史上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了对公平问题的探究,从对“公”、“平”、“正”、“义”的阐释到对大同社会的美好憧憬,展示了人们对于公正平等社会的向往。西方对公平问题的探究在古埃及就有文字记载,表明公平最初是同人们的劳动实践及分配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西方的公平思想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中西方历代先贤们的公平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和解决公平问题仍然具有启发意义。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运行程序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特别是非市场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改革中各种矛盾的阶段性和集中性爆发,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显现,使得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国家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公平问题,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显示了政府解决公平问题的过程与决心。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梳理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探析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总结归纳其中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的公平问题可以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采用历史学方法、政治学方法、传播学方法等,对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论文内容包括绪论及六章内容。论文在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方法与结构、基本概念的界定。在基本概念的界定部分,阐述了“公平”、“公正”、“正义”的异同,介绍了公平的类型等,指出了平等是衡量公平的重要指标。论文梳理了西方历史上的公平思想,筛选出了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契约论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也是产生于西方的公平思想,但在性质上与西方其他公平思想截然不同,所以在分类上单独列出。分析了上述公平思想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这些公平思想进行概括、归纳、提炼。西方公平思想随着列强的侵略涌入中国。基督教神学早在唐朝时期就传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圣经》完整译本在中国的出现,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主体,通过直接讲道、写作或翻译书籍、创办教会学校、发行报刊等方式进行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内容上具有麻醉性、消极性,鸦片战争后被列强利用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奴化和驯顺中国人民,以利于列强的殖民侵略;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客观上冲击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成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来源之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是西方平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契约论公平思想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入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天赋人权思想、三权分立思想等逐渐传入中国。契约论公平思想源自霍布斯、洛克、卢梭,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较早地接触到或传播了天赋人权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间接或直接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杨廷栋、邹容、刘光汉、陈天华、孙中山也传播了契约论公平思想。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促使了民众国民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但也由于救亡图存的工具性,在传播过程中疏离了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本意,从而导致了影响的变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社会的热潮促使了公平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社会的热潮中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开始传入与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也得到了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达、陈独秀、陈望道、毛泽东等通过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书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进行了传播;一些国民党人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即铲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对经济公平也有一些探讨。胡适、高一涵等在知识界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影响主要在理论层面,是五四时期“民主”的思想资源,“科学”的重要内容,是改造国民性、增强国民个人权利意识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指出了公平社会的新方向,其影响在不断扩大,并且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与其他公平思想展开博弈。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专制主义在制度公平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博弈。李达、李一氓、吴亮平（吴黎平）、郭大力、王亚南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主社会主义,主要传播者是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施复亮等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所谓“计划化民主国家”的公平社会难以实现。新专制主义覆亡、自由主义式微、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胜利,这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践行中出现了曲折,在建立相对公平的基本制度之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出现了波折,由最初的追求平等到陷入了平均主义的误区。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分配公平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公平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权利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按需分配原则。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解读与实践,使之附着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平均主义的色彩。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平思想的传出现了新气象,因此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对公平正义思想的吁求,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方面透析西方公平思想的影响。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可批判借鉴西方其他流派的公平思想,以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平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历程启示我们在当今时代应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各类传播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掘各类传统传播媒介和新媒介的功能,还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中国化实践,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传播力,巩固其主导地位。
二、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9卷(2003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9卷(2003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刑事政策概念的诞生与演变 |
| (二)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变迁 |
| (三)功能主义刑法学的发展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既往研究方法的缺陷 |
| (二)社会系统论方法的科学性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刑法解释的功能主义取向之确立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厘清与界定 |
| 一、功能概念的厘清 |
| 二、功能主义概念的厘清 |
| 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术语交代 |
| 四、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品格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基础 |
| 一、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实践基础 |
| (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
| (二)刑法解释的实质化趋向 |
| (三)司法裁判的后果考量 |
| 二、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方法论基础 |
| (一)概念法学与功能主义解释龃龉 |
| (二)目的法学与功能主义解释契合 |
| (三)利益法学、评价法学促成功能主义解释 |
| 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基础 |
| (一)功能主义解释内含罪刑法定需求 |
| (二)功能主义解释兼顾合理性与合法性 |
| 第三节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其他解释立场的超越 |
|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立场袪魅 |
| 二、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缺陷 |
| 三、功能主义解释的超越性 |
| 第二章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理论框架——基于卢曼社会系统论的尝试 |
| 第一节 社会系统论与刑法解释学的耦合 |
| 一、社会系统论的概念工具:自创生社会系统理论 |
| (一)自创生系统理论与社会理论的耦合 |
| (二)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 |
| (三)系统与环境的关系:闭合运作与认知开放 |
| 二、刑法系统经由自我指涉的闭合运作 |
| 三、刑法系统经由结构耦合的认知开放 |
| 第二节 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 |
| 一、法益作为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 |
| (一)既有若干观点检思 |
| (二)法益概念作为结构耦合媒介之证成 |
| 二、法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法益、利益与权利三者的关系辨析 |
| (二)法益衡量与利益衡量的关系辨析 |
| 第三章 社会系统论视域下的刑法功能定位 |
| 第一节 传统刑法功能观述评 |
| 一、刑法功能与刑罚的关系 |
| 二、刑法功能观的分歧与反思 |
| 第二节 法益保护或行为规制作为刑法系统的附随效果 |
| 一、刑法系统功能与效果的区分 |
| (一)功能与效果的混淆及其弊端 |
| (二)功能与效果的区分标准 |
| 二、刑法系统的功能不是法益保护 |
| (一)刑法在保护利益上的不周全性和可替代性 |
| (二)法益保护不具有独立地位 |
| 三、刑法系统的功能不是行为规制 |
| (一)社会系统与心理系统的区分与耦合 |
| (二)从自然人到社会人:刑法视域下的人类图像 |
| (三)从行为强制到行为预期强制:刑法功能的当代转变 |
| 第三节 刑法系统的功能是法规范确证 |
| 一、刑法系统功能的初步证成 |
| 二、法规范确证为何要通过刑罚来实现 |
| (一)刑罚的正当性追问 |
| (二)刑罚的象征性及其功能 |
| 三、法规范确证与正义的关系 |
| (一)正义标准的社会化转变 |
| (二)法规范确证与正义的内在一致性 |
| 第四章 利益衡量作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方法 |
| 第一节 利益衡量的必要性与需限制性 |
| 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
| 二、利益衡量方法需被限制 |
| 第二节 利益衡量需依托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 |
| 一、刑法解释应兼顾体系思考与问题思考 |
| 二、利益衡量与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的契合性 |
| (一)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是功能性体系 |
| (二)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为利益衡量提供思考框架 |
| (三)利益衡量的主要应用场景 |
| 第三节 利益衡量的具体方法 |
| 一、利益识别:被考量的利益范围 |
| (一)法外利益如何进入刑法系统 |
| (二)不应被考量的利益 |
| 二、利益衡量的标准与操作 |
| (一)利益衡量的标准 |
| (二)异质性利益之间如何衡量 |
| 三、合宪性解释对利益衡量的约束 |
| 第五章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 |
| 第一节 正当防卫原理与要件的功能主义解释 |
| 一、正当防卫原理的功能主义探寻 |
| (一)正当防卫原理检讨 |
| (二)正当防卫原理的研究进路反思 |
| (三)法规范确证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
| 二、正当防卫要件的功能主义解释 |
| (一)不法侵害的范围 |
| (二)防卫过当的判断标准 |
| (三)防卫意识的认定 |
| 第二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功能主义解释 |
|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 |
| (一)本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 |
| (二)个人信息权的限缩解释 |
| 二、“个人信息”的功能主义解释 |
| (一)“个人信息”的范围 |
| (二)“个人信息”的合理分类 |
|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功能主义解释 |
| 四、“情节严重”的功能主义解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当代中西历史编撰比较研究 ——以《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的研究 |
| 1.2.2 关于20 世纪中外秦汉史的研究 |
| 1.2.3 关于《中国通史·秦汉时期》的研究 |
| 1.2.4 关于《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与《剑桥中国秦汉史》成书过程之比较 |
| 2.1 两书的编撰 |
| 2.1.1 编撰缘起及研究旨趣 |
| 2.1.2 编撰过程 |
| 2.2 两书的作者构成及其分工原则 |
| 2.2.1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的作者构成及其分工原则 |
| 2.2.2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构成及其分工原则 |
| 第三章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历史思想之比较 |
| 3.1 对于秦汉历史地位的论述 |
| 3.2 对于秦汉政治制度的论述 |
| 3.3 对于秦汉社会经济的论述 |
| 3.4 对于秦汉思想文化的论述 |
| 3.5 对于秦汉民族关系的论述 |
| 3.6 对于秦汉历史人物的评价 |
| 3.7 两书历史思想之特色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文本特色之比较 |
| 4.1 编纂体裁之比较 |
| 4.1.1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编纂体裁的特点 |
| 4.1.2 《剑桥中国秦汉史》编纂体裁的特点 |
| 4.1.3 两书编纂体裁之比较 |
| 4.2 史料采用和解读之比较 |
| 4.2.1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对史料的使用和解读 |
| 4.2.2 《剑桥中国秦汉史》对史料的使用和解读 |
| 4.2.3 两书使用及解读史料特点之比较 |
| 4.3 叙述风格之比较 |
| 4.3.1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的叙述风格 |
| 4.3.2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叙述风格 |
| 4.3.3 两书叙述风格之比较 |
| 第五章 《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 总体成就之比较 |
| 5.1 对于两部着作学术价值的评述 |
| 5.2 对于两部着作现实意义的评述 |
| 5.3 中西历史编撰优劣性比较及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绪论 |
| 1.1 概念提出:“力”的定义及哲学涵义演化 |
| 1.2 意识关联: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聚焦 |
| 1.3 文献综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研究概述 |
| 1.4 研究设想:写作目的和理论依据 |
| 2.吐故纳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生成 |
| 2.1 背景概述:“力”的思潮之勃兴与影响 |
| 2.2 主旨归纳:“力”的美学涵义与文学表征 |
| 2.3 理论特质:“力”的文学思想的认识与建构 |
| 3.聚焦主体: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意识结构 |
| 3.1 “保持生命的自由” |
| 3.2 营造“高尚的人格” |
| 3.3 做“超世界的主体” |
| 4.审美显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美学特征 |
| 4.1 冲破“中和”的束缚 |
| 4.2 推崇“对立”与“崇高” |
| 4.3 “崇高”美的价值形态 |
| 5.文本设计: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创作实践 |
| 5.1 叩问存在 |
| 5.2 审视灵魂 |
| 5.3 透视本体 |
| 6.风格独创: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艺术特质 |
| 6.1 活力性:生命潜流与冲力勃发 |
| 6.2 抒情性:浪漫情怀与自我袒露 |
| 6.3 超越性:艺术冥想与灵性显现 |
| 7.时代印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限度 |
| 7.1 文学理念的偏颇 |
| 7.2 创作手法的缺陷 |
| 7.3 艺术价值的减损 |
| 8.结语 |
| 参考书目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5）郭沫若金文着作的文献学研究 ——以《两周金文辞大系》爲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两周金文辞大系》成书史及其版本 |
| 第一节 革命经历与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史学研究 |
| 第二节 《大系》成书过程及体例 |
| 第三节 《大系》版本递嬗 |
| 第二章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研究 |
| 第一节 《两周金文辞大系目录表》研究 |
| 第二节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研究 |
| 一、《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器影来源考 |
| 二、诸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差异 |
| 第三节 《两周金文辞大系录编》研究 |
| 一、《两周金文辞大系录编》铭文来源考 |
| 二、诸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录编》差异 |
| 第四节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印章研究 |
| 第三章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研究 |
| 第一节 57版与35版《大系考释》差异对照表 |
| 第二节 02版与57版《大系考释》差异对照表 |
| 第三节 诸版《大系》观点变动1考 |
| 第四节 02版《大系考释》从何而来 |
| 第四章 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谈谈《郭沫若全集·考古编》金文着作的编1问题 |
| 第二节 新见日藏郭沫若手批《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录 |
| 第三节 一处误读牵出的连环错 |
| 第四节 臣辰盉研究史 |
| 附录 |
| 一、《大系》器名异称表 |
| 二、郭沫若历史考古类着作版本综览 |
| 三、郭沫若金文着作编年 |
| 四、着录简称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6）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的界说 |
| 三、前贤研究概况 |
| (一)黄人着述整理 |
| (二)黄人生平研究 |
| (三)黄人《中国文学史》研究 |
| (四)黄人文学理论研究 |
| (五)黄人文学编纂研究 |
| (六)黄人文学创作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意义 |
| 第一章 黄人与近代新型文学史的书写 |
| 第一节 从“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再到“中国文学史” |
| 一、文苑传:为文学家立传 |
| 二、艺文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 三、书目提要:指示门径 |
| 四、“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文学史”的区别 |
| 第二节 从国外的“中国文学史”到国人自着文学史 |
| 一、早期西方、日本学者所撰“中国文学史” |
| 二、国人自着文学史的发生 |
| 第三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独创性和开创性 |
| 一、思想上的开拓性 |
| 二、观念上的开创性 |
| 三、内容上的创新之处 |
| 四、体例上的创新之处 |
| 五、方法上的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矛盾与局限 |
| 一、《中国文学史》的矛盾 |
| 二、《中国文学史》的局限 |
| 第五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之影响 |
| 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
| 二、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小说理论 |
| 一、古、近代小说理论之衍变 |
| 二、黄人小说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小说理论的局限 |
| 四、黄人小说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三节 黄人的戏曲理论 |
| 一、晚清戏曲理论批评概况 |
| 二、黄人戏曲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元、明戏曲的批评 |
| 四、黄人戏曲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四节 黄人的诗学理论 |
| 一、晚清诗坛之概况 |
| 二、黄人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唐、清两代诗人的评价 |
| 四、黄人诗学理论评价 |
| 第五节 黄人的词学理论 |
| 一、晚清词学概况 |
| 二、黄人词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词论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黄人文学创作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的诗歌创作 |
| 一、黄人诗歌创作的主题 |
| 二、黄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
| 三、“诗界革命”背景下的黄人诗歌 |
| 第三节 黄人的词创作 |
| 一、黄人词题材 |
| 二、黄人词的特点 |
| 三、晚清词学视野中之黄人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科教育的转型 |
| 第一节 书院制度的近代化与新式学校的产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求学活动 |
| 一、私塾教育的“旁听生” |
| 二、博览群书,广涉诸学 |
| 第三节 黄人的教育活动 |
| 一、黄人早期的教育活动 |
| 二、黄人与东吴大学 |
| 第四节 黄人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
| 一、思想启蒙方面 |
| 二、文科教育方面 |
| 三、培养人才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出版之转型 |
| 第一节 晚清出版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创办的报刊 |
| 第三节 黄人与小说林社 |
| 一、黄人与小说林社的关系 |
| 二、黄人在小说林的编辑、出版活动 |
| 三、黄人与小说林社同人的交游 |
| 四、黄人对小说林社的影响 |
| 第四节 黄人与国学扶轮社 |
| 一、国学扶轮社创办的背景与时间 |
| 二、黄人与国学扶轮社的关系 |
| 三、黄人在国学扶轮社的文学史、辞书编纂与古籍刊印活动 |
| 四、黄人与“国学扶轮社”同人的交游 |
| 五、黄人对国学扶轮社的影响与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社团之转型 |
| 第一节 近代社团的发展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黄人与三千剑气社 |
| 第三节 黄人与南社 |
| 一、黄人入南社之缘由 |
| 二、黄人入南社后活动概述 |
| 三、《南社丛刻》所选黄人之诗文 |
| 四、黄人与龚自珍诗风之比较 |
| 五、黄人与南社同人的交游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主要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哥达纲领批判》国内研究 |
| 二、《哥达纲领批判》国外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重点、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 一、重点和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哥达纲领批判》的形成和发表 |
| 第一节 《哥达纲领批判》的形成 |
| 一、19世纪6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与拉萨尔主义的形成 |
| 二、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合并 |
| 三、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主义的原则分歧 |
| 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和哥达纲领大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 |
| 一、《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 |
| 二、恩格斯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 |
| 第三节 《哥达纲领批判》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意义 |
| 一、《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准确地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和特征作出了判断 |
| 二、《哥达纲领批判》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 第二章 《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早期零星传播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译书汇编》对《哥达纲领批判》的零星介绍 |
| 一、《译书汇编》转译《近世政治史》 |
| 二、《社会党镇压及社会政策》与《哥达纲领批判》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传播 |
| 一、蔡和森《共产党之重要讨论》中“无产阶级专政”与“过渡时期”的思想 |
| 二、李达在《新青年》连续撰文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与“政治过渡时期”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哥达纲领批判》的翻译和传播 |
| 一、陈独秀对《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
| 二、施存统对《哥达纲领批判》传播的贡献 |
| 三、周佛海对《哥达纲领批判》内容的部分引用 |
| 四、郑振铎对《哥达纲领批判》中重要思想的论述 |
| 五、赭选译《马克思学说之两节》中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引用 |
| 六、胡南湖撰文《马克思传》对《哥达纲领批判》的介绍 |
| 七、邓中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哥达纲领批判》段落的摘译 |
| 八、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翻译的贡献 |
| 九、吕一鸣在《新民意报副刊》中摘译《哥达纲领批判》 |
| 第四节 大革命时期《哥达纲领批判》在国内的传播(1924-1927) |
| 一、《孤军》和《哥达纲领批判》的关系 |
| 二、王首春《近世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区别》一文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引用 |
| 第五节 土地革命时期《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传播(1927-1937) |
| 一、费觉天着作《阶级斗争原理》中引用《哥达纲领批判》 |
| 二、熊得山着《社会问题》一书对《哥达纲领批判》内容的评析 |
| 三、着作《大众政治经济学》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译述 |
| 四、罗敦伟着《马克思主义评论之评论》对《哥达纲领批判》内容的释译 |
| 第三章 1922年—1925年间《哥达纲领批判》的主要版本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的主要全译本 |
| 一、熊得山第一个全译《哥达纲领批判》 |
| 二、李达《哥达纲领批判》全译本 |
| 三、彭学霈全译《德意志劳动党党纲栏外批评》 |
| 四、柯柏年与《哥达纲领批判》 |
| 五、柯柏年译本在历史上的意义 |
| 第二节 20世纪2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各种译本的历史特点 |
| 一、20世纪2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四大全译本比较 |
| 二、20世纪2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全译本的历史特点 |
| 第四章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的版本变迁 |
| 第一节 1930年李一氓译本 |
| 一、李一氓译本结构 |
| 二、李一氓译本评价 |
| 第二节 1939年延安解放社译本 |
| 一、何思敬、徐冰《哥达纲领批判》译本 |
| 二、1939年何思敬、徐冰译本 |
| 三、1939年何思敬、徐冰译本的整体评价及影响 |
| 第三节 成仿吾重新校订《哥达纲领批判》 |
| 一、成仿吾重新校订《哥达纲领批判》 |
| 二、成仿吾小组校译本结构 |
| 第四节 20世纪30年代以来版本对读 |
| 一、20世纪30年代全译本结构方面异同 |
|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哥达纲领批判》文本变化 |
| 三、1972年版、1995年版、2012年版引文、注释删减、译文结构等变劝 |
| 四、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哥达纲领批判》版本变迁的特点 |
| 第五章 《哥达纲领批判》不同版本中核心概念的变迁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变迁 |
| 一、不同版本中的翻译 |
| 二、从“资产阶级法权”到“资产阶级权利”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不同翻译 |
| 一、不同全译本中对“高级阶段”“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不同译法 |
| 二、解释史视域下“高级阶段”的研究 |
| 第三节 “过渡时期”概念的变迁 |
| 一、列宁对“过渡时期”认识的深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对“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和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2.2 中国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2.3 欧美的内藤湖南研究现状 |
| 1.3 本研究的主旨、方法与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内藤湖南及其中国考察 |
| 2.1 多重身份下的内藤湖南 |
| 2.1.1 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 |
| 2.1.2 作为史学者的内藤湖南 |
| 2.1.3 作为政论者的内藤湖南 |
| 2.2 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 |
| 2.2.1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考察 |
| 2.2.2 内藤湖南的中国考察动机和目的 |
| 第三章 中国风土考察 |
| 3.1 南画与中国的风土 |
| 3.1.1 南画与第一眼中国印象 |
| 3.1.2 以南画为契机的中日风土比较 |
| 3.1.3 南画与日本文人批评 |
| 小结 |
| 3.2 寺观与中国的风土 |
| 3.2.1 宗教视角下的寺观 |
| 3.2.2 南北差异视角下的寺观 |
| 3.2.3 学术视角下的寺观 |
| 小结 |
| 3.3 长城与中国的风土 |
| 3.3.1 想象的印证:长城第一印象 |
| 3.3.2 现实的感慨:壮观与雄伟、颓败与荒凉 |
| 3.3.3 未来的想象:神往与雄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人物考察 |
| 4.1 对改良派的批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
| 4.1.1 对改良派的人品评论 |
| 4.1.2 对改良派识见的批评 |
| 4.1.3 对张之洞经营事业的批评 |
| 小结 |
| 4.2 对“有识之士”的推赞——以严复为中心 |
| 4.2.1 对“有识之士”的访求 |
| 4.2.2 与“有识之士”的问题接点 |
| 4.2.3 内藤湖南笔下的严复形象 |
| 小结 |
| 4.3 与“学问者”的切磋、唱和——以文廷式为中心 |
| 4.3.1 作为“南方人士中的佼佼者”的文廷式形象 |
| 4.3.2 作为“好学的中国人”之典范的文廷式形象 |
| 4.3.3 作为诗文酬唱、学问切磋之对象的文廷式形象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都市考察 |
| 5.1 没落的中华帝国——以北京为中心 |
| 5.1.1 没落景象之一:地力贫瘠与景物残破 |
| 5.1.2 没落景象之二:浮华虚饰与不求实用 |
| 5.1.3 没落景象之三:清政府的无力与民众的无序 |
| 小结 |
| 5.2 转型的现实中国——以上海为中心 |
| 5.2.1 非传统的新型都市 |
| 5.2.2 非一般的中国都市 |
| 5.2.3 非中国的独立都市 |
| 小结 |
| 5.3 未来的希望中国——以杭州、苏州为中心 |
| 5.3.1 杭州、苏州考察概况 |
| 5.3.2 发现未来的希望 |
| 5.3.3 如何实现希望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综述 |
| 6.1.1 中国风土的考察 |
| 6.1.2 中国人物的考察 |
| 6.1.3 中国都市的考察 |
| 6.2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以后的中国研究 |
| 6.2.1 内藤湖南的历史研究 |
| 6.2.2 内藤湖南的政治研究 |
| 6.2.3 内藤湖南的文化研究 |
| 6.3 批判视野下的内藤湖南中国考察 |
| 6.3.1 情感的剥离——从“汉学”到“支那学” |
| 6.3.2 视点的转换——从“文明叙述”到“文化叙述” |
| 6.3.3 主体的树立——从“依附西方”到“想象东方” |
| 附录 |
| 附录1 内藤湖南年谱 |
| 附录2 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行程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9）近代楚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综述与现状概览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名物训诂、史实考证——体现朴学特色的楚辞着述(一) |
| 第一节 名物训诂类楚辞着述概述 |
| 第二节 俞樾楚辞训诂的方法与特色 |
| 一、因声求义 |
| 二、通古义求训诂 |
| 三、因形求义 |
| 四、句法、文法释义 |
| 五、综合考释 |
| 六、实事求是的朴学特色 |
| 第三节 孙诒让楚辞训诂的内容与方法 |
| 一、训诂字词 |
| 二、异文校订 |
| 三、断句之法 |
| 第四节 王树枏《离骚注》的训诂内容与方法 |
| 一、名物训诂 |
| 二、人名考证 |
| 三、地名考证 |
| 四、字词释义 |
| 五、音韵训诂 |
| 第二章 审定音韵、考释方言——体现朴学特色的楚辞着述(二) |
| 第一节 审定音韵类楚辞着述概述 |
| 第二节 朱骏声《离骚赋补注》：补说音韵与文法 |
| 一、音韵补说 |
| 二、从语音角度考订异文 |
| 三、名物史实考证补说 |
| 四、词意句意补说 |
| 五、句法、文法补说 |
| 第三节 徐昂《楚辞音》：三种韵式、以音校文 |
| 一、《楚辞音》概貌 |
| 二、注音方法：新旧交融 |
| 三、三种韵式：间协、隔协、递协 |
| 四、划分层次：以韵为节 |
| 五、异文校勘：声学原理 |
| 第四节 李翘《屈宋方言考》：注释方言、溯源风物 |
| 一、指明《楚辞》中的楚地方言 |
| 二、注释方言兼补充王、洪之注 |
| 三、注释方言兼纠正王、洪之注 |
| 四、注释方言兼异文考订 |
| 五、兼释楚地文化 |
| 第三章 分别段落、阐释义理——体现理学特色的楚辞着述 |
| 第一节 阐释义理类楚辞着述概述 |
| 第二节 颜锡名《屈骚求志》：以骚解骚、以意逆志 |
| 一、把握结构：分节释义 |
| 二、字词训诂：关乎文理 |
| 三、前后呼应：注重文章脉络 |
| 四、解骚方法：“以意逆志” |
| 五、楚辞篇目次第考订：以屈原之志为核心 |
| 六、文学观：“文以载道” |
| 第三节 傅熊湘《离骚章义》：纲举目张、词旨明豁 |
| 一、纲举目张：划分《离骚》章节 |
| 二、承前启后：分析层次 |
| 三、脉络贯通：对《离骚》结构艺术的认识 |
| 四、词旨明豁：释义特点 |
| 第四节 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与毕大琛《离骚九歌释》 |
| 一、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虚实为界、阐释意象 |
| 二、毕大琛《离骚九歌释》：分析主旨、探析结构 |
| 第四章 风骚手法、诗教主旨——诗话、词话中的楚辞评论 |
| 第一节 诗话中的楚辞评论概述 |
| 第二节 方东树《昭昧詹言》：庄骚为天地至文 |
| 一、楚辞的产生 |
| 二、庄骚为天地至文 |
| 三、楚辞对后世的影响 |
| 四、学屈须得法 |
| 五、《招魂》《大招》主旨 |
| 第三节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词之本原乃诗骚精神 |
| 一、词之“本原”与楚辞之本 |
| 一、以风骚为标准的评价体系 |
| 三、继承与突破：以“沉郁”之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
| 第四节 刘熙载《艺概》：楚辞乃志士之赋 |
| 一、辨析文体：楚辞属于赋体 |
| 二、评定人格：楚辞乃志士之赋 |
| 三、分析艺术特征：综合多法 |
| 四、突破传统：肯定楚辞的辩证之美 |
| 第五章 革故鼎新、力求新说——“公羊”学派影响下的楚辞着述 |
| 第一节 力求新说类楚辞着述概述 |
| 第二节 曹耀湘《读骚论世》：知人论世与楚辞研究 |
| 一、屈原生平 |
| 二、《楚辞》编次考订 |
| 三、《天问疏证》 |
| 第三节 王闿运《楚辞释》：经世思潮与楚辞研究 |
| 一、政治化的阐释特点 |
| 二、“兴楚返王”的主体内容 |
| 三、毁誉参半的影响 |
| 第四节 廖平《楚辞新解》《楚辞讲义》：疑古思潮与楚辞研究 |
| 一、继承传统字词训诂 |
| 二、体现时代特色 |
| 三、附会“六变”思想 |
| 四、提出“屈原否定论”的猜测 |
| 五、“只论不证”的推理 |
| 第六章 融通汉宋、综合多家——体现综合融通特色的楚辞着述 |
| 第一节 综合融通类楚辞着述概述 |
| 第二节 郭焯莹《读骚大例》：读骚六例,融通汉宋 |
| 一、以朴学解骚 |
| 二、依经评骚 |
| 三、以史解骚 |
| 第三节 马其昶《屈赋微》：博采众长、经世致用 |
| 一、屈赋微的注释内容 |
| 二、屈赋微的注释特点 |
| 三、比附史实：经世致用的影响 |
| 四、突出死国精神：寄寓救国之慨 |
| 第四节 郑知同《楚辞考辨》：只论不辨、阐析艺术 |
| 一、《楚辞考辨》体例 |
| 二、考证屈原篇目次第 |
| 三、《离骚》作年 |
| 四、《九歌》篇数 |
| 五、《九歌》各篇所祭之神 |
| 六、《九章》篇次 |
| 七、对楚辞艺术性的分析 |
| 第七章 援引西学、变革传统——“新学”背景下的楚辞着述 |
| 第一节 中西融合类楚辞着述概述 |
| 第二节 梁启超楚辞研究的特点与贡献 |
| 一、屈原作品考订 |
| 二、突出楚辞的文学性 |
| 三、屈原思想渊源与主要行历 |
| 四、屈原“独立不迁”的个性 |
| 第三节 王国维楚辞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
| 一、楚辞对南北文学的继承与突破 |
| 二、屈原的“欧穆亚”精神 |
| 三、二重证据法 |
| 第四节 刘师培对传统楚辞研究的继承与突破 |
| 一、援引西学：推动楚辞“文学地理论”研究 |
| 二、打破传统：确立“宗骚”的文学研究视角 |
| 三、植根小学：校勘楚辞异文 |
| 第八章 近代楚辞学的演变轨迹、学术史地位与转型特征 |
| 第一节 近代楚辞学的演变轨迹 |
| (一)近代前期：继承传统、考辨周翔 |
| (二)近代中期：突破传统、求新求变 |
| (三)近代后期：综合融通、别开瑰境 |
| 第二节 近代楚辞学的学术史地位 |
| (一)对传统楚辞学的总结 |
| (二)对现当代楚辞学的全新开启 |
| 第三节 近代楚辞学的转型特征 |
| (一)近代楚辞学的内在矛盾 |
| (二)近代楚辞学的局限与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学术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与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公平的起源及语义 |
| 二、公平涵义的演变与实质 |
| 三、公平的类型 |
| 四、公平与平等 |
| 五、“西方公平思想”的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 |
| 第一节 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 |
| 一、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产生背景 |
| 二、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公平思想 |
| 一、契约论公平思想 |
| 二、西方功利主义公平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论渊源和主要特征 |
| 三、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西方现代公平思想 |
| 一、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公平思想 |
| 二、罗尔斯的公平思想:分配正义论 |
| 三、诺齐克的公平思想:权利正义论 |
| 四、德沃金的公平思想:资源平等论 |
| 五、沃尔泽、米勒的公平思想:多元正义论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列强侵略与西方公平思想的传入 |
| 第一节 鸦片战争与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 |
| 第二节 救亡图存与契约论公平思想的最初传入 |
| 一、契约论公平思想的传入契机 |
|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传播 |
|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传播 |
| 第三节 影响分析 |
| 一、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影响 |
| 二、契约论公平思想的影响 |
| 第三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社会与公平思想的广泛传播 |
| 第一节 历史巨变与公平思想传播背景的变换 |
| 一、国内: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 |
| 二、国际:西方文明的没落与苏俄社会主义的魅力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 |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传播的社会条件:政治环境、阶级基础、思想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列宁、斯大林公平思想的载体——苏俄社会主义 |
|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 |
| 四、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 |
| 第三节 功利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 |
| 一、陈独秀对功利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 |
| 二、胡适对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的传播 |
| 三、高一涵对功利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 |
| 第四节 其他公平思想的传播 |
| 第五节 影响分析 |
| 一、西方公平思想是民主的思想资源、科学的重要内容 |
| 二、改造不平等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方式之争 |
| 第四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制度抉择——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与其他公平思想的博弈 |
| 第一节 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 |
| 第三节 民主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 |
| 第四节 影响分析 |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方向:新民主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与其他公平思想的博弈及历史的抉择 |
| 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实践中的探索与曲折——从平等到平均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的翻译和出版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着作单行本的翻译出版 |
| 三、期刊论文 |
| 四、传播的主要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实践中的探索与曲折:从平等到平均 |
| 一、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误读及原因 |
| 二、消灭三大差别的目标与实践:人民公社——从平等到平均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公平思想传播的新气象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及特点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平问题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与其他公平思想的传播 |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研究、发展 |
| 二、西方现代公平思想的传播 |
| 第四节 影响分析 |
| 一、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影响 |
| 二、西方现代公平思想的影响 |
|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分析及启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分析 |
|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条件、特点分析 |
|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分析 |
| 第二节 启示 |
| 一、强化、壮大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传播主体 |
| 二、巩固、扩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传播渠道 |
| 三、充分发掘传统传播媒介和新媒介的传播功能,扩展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影响力 |
| 四、搞好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吸引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主持课题及获奖情况 |
四、苏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9卷(2003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D]. 沙涛. 吉林大学, 2021(01)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3]当代中西历史编撰比较研究 ——以《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中心[D]. 郝常见. 河北大学, 2020(08)
- [4]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D]. 邹淋. 浙江大学, 2020(01)
- [5]郭沫若金文着作的文献学研究 ——以《两周金文辞大系》爲中心[D]. 李红薇. 吉林大学, 2019(10)
- [6]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
- [7]《哥达纲领批判》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主要版本研究[D]. 贺团卫.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8]内藤湖南1899年中国考察的研究 ——以《燕山楚水》为中心[D]. 张凌云. 厦门大学, 2018(07)
- [9]近代楚辞学研究[D]. 吴慧鋆. 苏州大学, 2018(12)
- [10]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D]. 刘云凤. 扬州大学,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