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职业教育

一、德国职业教育拾零（论文文献综述）

赵琳琳^[1]（2020）在《《新动向》与汪伪政权的青年宣传研究》文中指出1941年2月,汪伪政府统一了沦陷区以民间组织为名义的诸多东亚联盟团体,并将合并而成的东亚联盟运动称为伪“国民党”领导的“国民运动”,南京地区的东亚联盟协会转而成为东亚联盟运动下的南京分会。4月,南京分会的《新动向》以“指导青年思想与行动”的名义创刊,成为汪伪东亚联盟运动内惟一以沦陷区青年为对象的刊物。本文的论述由此展开。1941年的东亚联盟运动如火如荼,《新动向》也因势进入火热的宣传之中。创刊之初的《新动向》首先构建东亚联盟运动与青年之间的紧密关系,关注沦陷区青年的生活、学习及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以排解沦陷区广泛的苦闷情愫。试图“拉近”与青年间距离的同时,引入德意日的青年训练经验,以备控制沦陷区青年群体。1942年前后,新国民运动以精神与物质建设共存的“国民运动”形象出现,与东亚联盟这一“国民运动”之间关系模糊,分工不明。新国民运动开展之后,东亚联盟的运动声势逐渐低沉,《新动向》转而参与到为新国民运动造势的舆论宣传之中。同年7月汪伪将两运动的关系进行“一内一外”的厘定,将东亚联盟运动定性为“对外之团结”。但这一定义看似明确,实则仍旧模糊。以《新动向》的视角来看,东亚联盟运动虽不以“国民运动”为名,却行“国民运动”之实。两运动最终未能实现一元化,反而增添了汪伪集结民心的难度。把握五四运动的纪念权,是汪伪政权笼络青年的重要方式之一。《新动向》与沦陷区广泛的舆论群体共同炮制了这一五四纪念活动。1939年大民会以“救国不当,亡国有余”为题拉开五四纪念的帷幕,汪伪还都后这一纪念逐渐升温,将五四所涵盖的政治符号进行剥离、添新与重塑。1942年纪念遭遇爆冷,1943年汪伪转而切断“青年节”与“五四”之间的关联,赋予青年节新的内涵,这一做法不仅暗示伪政权对五四话语权的放弃,对五四纪念符号争夺的失败,也体现《新动向》对沦陷区青年控制之难。纵观《新动向》的整个生命历程,作为一份自1941年坚持至战争结束的刊物,《新动向》不仅是呈现汪伪青年宣传这一过程的极佳映射,同时也重现了汪伪东亚联盟跌宕起伏的运动过程。

和二晴^[2]（2019）在《《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妇女界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宋美龄召开庐山妇女工作座谈会,改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领导战时妇女工作的总机构,标志着国统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国统区妇女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广大中国女性都积极投身于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我解放的浪潮中,文章将通过《妇女新运》重温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发展轨迹。妇女刊物的出现,成为宣传妇女运动的前沿阵地,同时也为近代妇女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角度。《妇女新运》作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会刊,1938年12月于重庆创刊,致力于提高各界妇女的思想觉悟,引导妇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通过探究其创刊与出版情况、分析其刊物栏目及主要内容,呈现全面抗战时期的妇女救亡活动:在动员妇女参战过程中,结合抗战局势,依托全国性妇女组织,加强妇女动员的宣传形式,借用妇女纪念日动员妇女,创作大量文艺作品、歌曲、戏剧等,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激励国人抗战热情,鼓舞广大军民的抗战勇气及必胜的信心;在自我解放方面,国统区进步妇女力量先后组织妇女宪政运动、妇女职业运动,同时提倡妇女接受教育,并积极开展禁娼运动,从妇女参政、职业平等、女子教育及废除封建习俗等方面探讨妇女自我解放的途径,深入探析抗战时期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深层次关系。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基本实现了支援抗战、保家卫国的目标,并且在追求妇女解放过程中付出了相当的努力。虽然这一时期的自我解放让位于民族解放、个人权利服从于国家利益,但毕竟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迈出了重要一步,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而《妇女新运》作为战时重要的妇女期刊,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因此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史料价值。

高尔豪^[3]（2019）在《苏州职业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有效路径研究》文中认为“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政策,在此背景影响下,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而苏州职业教育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深化既有合作关系,拓展新的合作关系,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的交流格局。在此大环境下,本文肯定了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也简单介绍了目前苏州职业教育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但是面对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各项政策出台后,苏州职业教育拓展了很多继续发展上升的空间,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经验告诉我们往往在遇到瓶颈期时需要改革和创新,改革就需要开放。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可以助推苏州职业教育突破发展瓶颈。本文通过梳理苏州职业教育发展历史进程探索职业学校发展的规律,总结苏州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以及发展道路上的教训。为其他相关职业教育学校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合目前“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政策,分析苏州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所有拥有的诸多优势,得出结论即苏州职业教育必将迎来历史上发展的最大机遇。但是面对机遇的同时,探索苏州职业教育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有效路径方面有两大困难:一是从开展国际交流的广度和交流合作的深度来说看,苏州职业教育合作交流还存在一些不足。背后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格局的复杂不稳定、社会认可度还不高、校企合作浅层融合、职业学校自身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个困难是如何改变目前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存在的单一性问题,暨“引进来”远远大于“走出去”。本文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后,相对应地提出了五点关于苏州职业学校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的路径,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向:首先,凭借“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政策,加强和上海职业教育的合作,借助上海的丰富国际资源,努力在探索多校多企合作模式和人才引进和培养以及团队教科研工作上下功夫。其次,通过集团化办学,普职融通建设,项目式驱动教学评价体系,鼓励境外办学以及加强信息化网络建设拓宽交流新模式等方法创建苏式职业教育对外合作交流模式。

邓海燕^[4]（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赵昂^[5]（2018）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国际联盟文化合作组织的互动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国际联盟文化合作组织的诞生是以1922年5月11日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为标志。随后在国联各成员国的努力下,世界文化合作院、教育电影国际协会、各国文化合作协会相继成立。由国联主持的文化交流活动开始逐步走向繁荣。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对国际文化知识合作颇感兴趣,正式加入了由世界文化合作院所制定的国际交换出版品公约,并由教育部设立出版品交换局,负责与缔约国交换出版品事宜。此时,中国已认识到国际文化合作的重要性及自身能在国际文化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遂积极争取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席位,经过多年努力,此目标终于在南京政府时期有了结果。随着吴稚晖出任世界文化合作会会员一职,国联文化合作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互动也逐步开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国联文化合作组织和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文化教育合作最频繁的时期,在南京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的一再向国联秘书处提出具体的合作建议,获得了国联的积极回应。援华教授在中国的授课和工作成果都受到中国各界极高的赞扬;双方互派的教育考察团,积极寻找改进中国教育的方法;在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拍摄了一批优秀的本土教育电影,并积极参与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的影片交换,使得中国电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世界文化中国协会和中国国际图书馆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国联文化合作组织构筑的合作框架下,积极展现自身文化教育成果,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世文委其建议和帮助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建立,服务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与海外留学群体;这一时期内,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高度关注与中国的文化合作成果的反馈,并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以期能增加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文化合作组织的互动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化”与“西方化”的辩论开始成为教育界与文化界所关注的主题。而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依据国联专家的建议开始对各级教育政策、方针、内容及组织形式加以整改,应该说,双方的交流互动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国各级教育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文化合作组织的互动,既促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世界教育运动和文化合作运动的发展,它向世界积极的、全面的展示了中国教育、文化情况,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应有贡献。这对于现在中国如何与国际教育组织对话,能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朱柏霖^[6]（2017）在《茂名市农业中职教育以需求为导向的转型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2014年6月,我国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这为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培养技能型人才,造就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面临的新任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文以茂名市农业中职教育为对象,对茂名市农业中职教育的需求状况与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进行了探讨,旨在为本地区的农业中职教育的又好又快转型发展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当前茂名农业中职教育在发展中取得一定成绩,但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办学经费不足;（2）生源数量不足、质量偏低;（3）涉农专业开设范围偏窄;（4）教学、培训质量与企业对人才规格要求脱节。本研究认为,茂名市中职学校涉农专业必须适应农民对多样化教育、培训产品的市场需求,适应农业中职教育从“供给驱动发展”向“需求驱动发展”转型的新常态。针对茂名市农业中职教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需求,提出一列发展对策,包括:（1）构建灵活化办学机制,扩大规模,提高效益;（2）实施科学化教学、培训模式和方法,提高质量;（3）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4）培养学生工匠精神;（5）完善政府统筹型政策供给体制,加大投入。

乔金霞^[7]（2015）在《电化教育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学科建构》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发展史,教育与技术一直如影随形。历次教育变革均为新技术在教育中运用的结果,反过来,教育改革又推动了教育新技术的发明与创新。这种教育与技术之间的融合与互动,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前进与发展。时至近代,西方数百种新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推动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其中,一些媒体技术如幻灯、电影、广播等在改变人们休闲文明的同时,也悄然进入教育领域,改变着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凝聚着西方近代科技文明与智慧的幻灯、电影,跟随传教士播撒基督教义的征途一路东进到中国,由最初传扬基督教义的工具转变为辅助教育发展的物件,并逐渐被国人接受和运用。由于其独有的科技特质与便捷的教育优势,被时人称为中国教育发展的利器,特称为“电化教育”,广泛运用于中国社会及学校教育领域,并在此基础上促发了中国电化教育学科的诞生。正是电化教育的引入,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平民化与普及化,在成为中国传统教学手段的有益补充、引起中国教育方式变革以及促发中国教育手段现代化的同时,还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进力量。电化教育传入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教育界追求教育手段现代化的奋斗求索史。由是可见,研究电化教育的传入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推进作用、电化教育学科的建构以及电化教育理论中国化过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无疑对信息化环境下利用媒体网络技术与通信技术发展中国教育、促进信息化教育良性发展以及实现教育强国梦想,有着重要的历史总结意义与现实借鉴价值。那么,新兴的媒介技术如何传入中国,又如何与中国的教育耦合在一起,如何被中国教育界接纳与吸收,电化教育学科又是如何创建的?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充当传播者角色的是哪类群体,传播的载体又是什么?这些传播者与传播载体在不同时段内传播了什么,对中国教育有何影响?中国电化教育学科是如何构建的,电化教育的传入与学科构建有何关联?基于对此类问题的思考,本题研究以传播学理论中的拉斯韦尔模式为基本分析框架,对电化教育整个传入过程中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效应也即实践表征、中国教育界的接纳与吸收以及由此构建电化教育学科的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同时,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电化教育传入中国植根并得到生发与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其时中国社会之动荡起伏与时代的变迁更迭,电化教育在中国的引入过程中,其引介主体与传播载体在传播内涵上均随之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呈现出极为明显的时代面貌与阶段特征。缘此,结合传播学5w传播模式与电化教育传入中国的实情,将研究内容做出如下章节安排：首先为导论部分,主要陈述了选择本论题的学术缘由、现实原因以及研究意义；对电化教育、传播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交代了选题的范围；对选题所处领域的既有成果进行梳理,阐明了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观点,并对现阶段的研究现状予以分析；介绍了与选题比较契合的理论与方法。第一章分析了电化教育传入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包括近代西方各国电化教育的萌生与发展；近代中西教育与科技发展上的势差；电化教育在近代中国传入的早期宗教基础、文化背景及时代要求。第二章梳理了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社会主体,即传播者。包括分析电化教育传入的中西群体如传教士及其外围组织——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出洋的国人、教育考察者、留学生以及外国来华的教育人士等对电化教育的介绍与传引,阐明电化教育传入过程中不同传播主体的地位与作用。第三章阐述了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纸媒载体,即传播渠道。包括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报纸——《申报》,教育类杂志的主要代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以及综合类杂志《东方杂志》等纸质媒体,分析这些纸媒载体对电化教育的宣传,以期勾画此期丰富、多维的电化教育传入渠道。第四章解析了近代电化教育传入的实践表征。包括新式学校的试办及拓展、社会教育领域的运用以及电化教育运动的兴起,从而呈现国人在不同教育领域运用电化手段及其发挥教育功能的实况,借此论证电化教育学科创建的实践基础。第五章介绍了电化教育在中国的接受与吸纳情况。主要分析中国社会对电化教育认识的心理转化过程,中国学者对国外电化教育着作的翻译,一些教育家如陶行知、舒新城、雷沛鸿、陈友松等人的电化教育实践与思想,揭示电化教育手段被接受与被应用,电化教育理论被吸纳与中国化的历程,借此论证电化教育学科创建的思想基础。第六章阐释了近代中国电化教育学科建构的历程与内涵。从学科建构的基本要素出发,论述了电化教育系科创建与人才培养问题、论文与着作的发表情况与中国电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专业学会与期刊的创办历程等中国电化教育学科建构中的基本问题。文章结语部分主要是对电化教育在中国传入及学科构建中的主要特点加以总结,并对近代电化教育的引介及学科建构明示作者的认识与看法：电化教育在中国的传入是教育手段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电化教育不仅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电化教育在近代中国的接受与吸纳,既需要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电化教育的传入催生了电化教育学科的创建。

李银慧^[8]（2013）在《中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清末颁布“壬寅学制”到新中国成立前的40多年里,我国中学教育从萌生、发展到变革不断地演进。在这个进程中,我国的教育家尤其是中学教育家对学制改革、教育目的、分科与选课以及训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实践中积极地探索。他们的努力加快了中学教育的发展,使得中学教育制度渐趋完善,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中学教育思想。为了更好地继承我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的遗产,充分挖掘其蕴含的时代价值,有必要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阐释、分析和总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当下中学教育问题的症结和矛盾之所在,对于深化和巩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改革应当有所裨益。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五章以及结语部分。导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缘由、基本术语界定、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论述了我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产生的前奏。我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的演进流变,既是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借鉴与融合,又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扬弃与继承。这个过程是不断地进行甄别、选择、调适以及变化的。西学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传统教育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早期教会中学的设立为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元素,传统教育的转型为中学教育思想产生提供了土壤,普通中学在中国的萌生使中学教育的确立最终得以制度化。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按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论述了民初至“五四”运动前夕、“五四”运动至国民政府成立前、国民政府前期以及国民政府后期的中学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中学教育史上,教育界人士围绕中学教育的目的与宗旨、中学分科选科制、中学学制年限、中学训育目的、中学训育标准、中学训教合一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细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学教育目的与宗旨,即关于民初中学校设立旨趣、国民政府时期中学教育是否兼顾升学与就业、以及战时中学教育的目标和特质等问题的讨论；二是中学学制改革问题,学制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纲领,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的组织编制、课程设置以及其他学校制度,因而也是整个学校系统得以展开的旨归,我国自从清末壬寅学制实施以来,中学制度几度变迁,年限长短也时有伸缩,课程内容实行文理分科或两科合设,因此,在整个近代中学教育史上,学术界和思想界围绕中学分科与选科制、中学学制年限、战后中学学制民主化等问题的论争迭起；三是中学训育基本理论以及训教合一的问题。上世纪20年代初对中学训育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对中学训育基本理论有了一些普遍的认识,如对中学训育的目的、中学训育的原则、中学训育的方法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国民政府时期,训育讨论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即“训教合一”与“训教分离”的论争,虽然在国民政府前期训育研究相对淡化,对训育问题的讨论有过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一主题的讨论,从理论上讲,在国民政府前期乃至到国民政府后期,“训教合一”一直是中学教育界面临破解的一个难题,虽然对“训教合一”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其在实施过程当中,往往会因为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偏于狭义和消极,使得训育实施的效果并不显着,这也就是为什么对“训教合一”虽已了有一致认识,但却从未停止对其的讨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部分,在通观全文内容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我国近代中学教育的发展演变历程,从中挖掘我国近代教育思想遗产的时代价值。

周凤华^[9]（2009）在《德澳美三国行业组织与职业教育》文中提出本文介绍了德国、澳大利亚、美国三国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状况与模式,以期对我国的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有所启示。

张延辉^[10]（2008）在《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残疾人事业是中国时代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而努力为残疾人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无疑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是,在现阶段,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偏低难以满足广大残疾人日益增长的保障需求。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审视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逐步建立比较健全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广大残疾人的基本生活权益与社会发展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残疾人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给予残疾人物质帮助和公共服务,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的一种制度安排。首先,本文在对残疾人社会保障基础理论研究和国内外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回顾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进而从就业、生活、康复、教育和服务等几个方面分析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其次,在对残疾人社会保障绩效和评价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科学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从生存环境、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康复保障、教育保障和服务保障等六个方面对我国现行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评价。最后,充分借鉴国际经验,针对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绩效的评价结果,提出了提升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绩效的可行的对策建议。

二、德国职业教育拾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职业教育拾零（论文提纲范文）

（1）《新动向》与汪伪政权的青年宣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3）苏州职业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有效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5）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国际联盟文化合作组织的互动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茂名市农业中职教育以需求为导向的转型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电化教育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学科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德澳美三国行业组织与职业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德国职业教育拾零（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动向》与汪伪政权的青年宣传研究[D]. 赵琳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妇女新运》与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D]. 和二晴. 河南大学, 2019(01)
• [3]苏州职业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有效路径研究[D]. 高尔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4]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5]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国际联盟文化合作组织的互动及其影响[D]. 赵昂.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6]茂名市农业中职教育以需求为导向的转型发展研究[D]. 朱柏霖.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7]电化教育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学科建构[D]. 乔金霞.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8]中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研究[D]. 李银慧. 西南大学, 2013(11)
• [9]德澳美三国行业组织与职业教育[J]. 周凤华.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9(25)
• [10]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绩效评价研究[D]. 张延辉. 吉林大学, 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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