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背后：宋代农劝制度的历史分析

一、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徐姣^[1]（2022）在《宋代的劝农教农活动管窥——以真德秀《劝农文》为中心》文中提出宋代劝农政策在前代基础上形成定制,中央表现为劝农令和农书的颁行,在地方则是劝农文的颁布与传播。在南宋理学大兴的背景下,劝农文书写也受此学术风气的影响。真德秀作为朱熹之后重要的理学大家,其劝农文既包含以促进农事生产为核心的农业技术和经验,也具有以风俗教化为目的的理学道德秩序内容,反映了承袭朱熹劝农文内容的特质。尽管劝农文的实际作用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业新技术的传播途径,在思想教化上也具有积极意义。

华雪^[2]（2021）在《清康熙瓷上风俗画“诙诡”风格研究》文中提出康熙年间,风俗画与制瓷工艺均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启风俗画与瓷器的共生局面。以青花、五彩制瓷工艺为基础的瓷上风俗画题材丰富,内容精妙,然而风格研究还存在短板。本文便以瓷上风俗画为论述客体,研究其在康熙朝所体现的“诙诡”风格。第一章主要作康熙社会背景与本文相关概念的梳理。本文重点借风俗、风俗画以及陶瓷绘画的概念,推导出瓷上风俗画的概念;接着结合实例辨析瓷上风俗画与瓷上风俗物象装饰图案的区别;最后界定“诙诡”的概念,钩沉其层次,分为“诙”之趣与“诡”之异;第二章述评康熙瓷上风俗画的流行题材并探究“诙诡”风格的样式来源。前者以劝农、戏曲以及婴戏等题材为重点讨论对象,后者则以商家指定画本与窑工仿制画本为视点,溯源样式的形成,得出主要与徽商、以萧云从为代表的徽籍画家群体、陈洪绶以及督陶官刘源有关的结论;第三章分析康熙瓷上风俗画“诙诡”风格的形式特点。依次体现在用线、配色、布局以及造境上。用线立形,即用线条勾勒出整个画面的轮廓,犹如钢筋一样,先支撑起整个画面的量感,靠线条塑造与现实相悖的比例、夸张的动势;色彩配置分别列举青花、五彩代表单色与复色,利用同色中的色阶差与不同纯度色彩的平涂组合,实现“诙诡”的色彩联觉;以圆器中的瓷瓶为例,风俗画借着与器型的互联关系,给图式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撑面,“诙诡”风格大多依赖“开光式”与“多层式”布局;情境营造在后期融西画透视和明暗光影,凸显空间,但整体看来,仍以国画中对情节的强调为主,整体呈现“诙诡”的艺术表现特点;第四章钩沉康熙瓷上风俗画“诙诡”风格的成因。《匋雅》曾载:“康窑人物诙诡似陈老莲”、“客货彩画则不嫌其诙诡也”,笔者结合案例分析“诙诡”风格的构成,由文人审美与大众趣味主导。萧云从、陈老莲通过“诙”之趣与“诡”之异组构文人审美,而“诙诡”风格的形成同样是大众趣味选择的结果;第五章总结市民阶层的兴盛,对绘画产生大量的审美需求,决定了瓷上风俗画的大众艺术性质。康熙瓷上风俗画通过文人审美与大众趣味建构“诙诡”语境,提出学习借鉴之思考。综上,论文通过对“诙诡”风格样式来源、形式特点以及成因的研究,厘定在康熙时代背景下,“诙诡”风格瓷上风俗画的特殊性与相对普遍性。

古宏韬^[3]（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提出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王洋^[4]（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研究说明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胡林燕^[5]（2020）在《宋代劝农诗研究》文中认为劝农诗歌的核心是“劝”,即鼓励农业生产。此类诗歌主要涉及宣扬重农思想、描写劝农场面、实施劝农措施等层面的内容,较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劝农制度及劝农礼俗。宋代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繁荣期,劝农诗的创作数量达到历史新高。这不仅得益于宋朝历代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建立完善的劝农制度保障农业生产。同时,宋代的大批诗人也对农事给予了高度关注,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特色的劝农诗。本文主要对宋代的劝农诗进行整体性研究。第一章对劝农诗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包括与劝农诗产生密切相关的劝农制度、劝农仪式、劝农习俗等内容,在论述宋代的劝农制度时运用比较研究法,与前代的劝农制度相比较,发现宋代劝农制度的新特色,旨在说明劝农诗创作在宋代达到高峰的重要历史原因。第二章对劝农诗的创作主体进行探究,宋代诗人多亲自参与劝农活动之中,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劝农诗的大量存在与诗人的仕途经历密切关联。通过分析诗人的仕途阶段与创作间的关系,可以获悉劝农诗创作的原因及内在动力,并发掘诗人在劝农诗创作中的共同情感趋向和心理特征。第三章就具体的文本出发,分析宋代劝农诗较前代诗歌的独特之处,包括数量、内容、体式等方面的差异。此外,两宋之间的劝农诗在创作中也存在着不同,这部分要结合宋室中兴特定历史时期的助农政策、社会风气等进行论述。第四章对劝农诗的社会功能及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与劝农文相联系,探讨劝农诗与劝农文之间的共通与补充。其次,突出劝农诗的美刺功能:一方面歌颂圣德,另一方面讽刺劝农弊端。劝农诗缺少审美特质,更多的表现实用价值,这是宋代时代精神之体现。最后,简要论述宋代劝农诗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杨林颖^[6]（2020）在《宋代台谏官员兼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兼职的含义为官员在本职之外兼任其它职务。宋代官员兼职现象非常普遍,上至宰相,下至县令,常会身兼一职或多职。在宋代政治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台谏官员,也会在本职之外兼任它职,其中有因循前朝惯例的兼职,也有统治者为适应政治经济发展需要而新开创的兼职。宋代台谏官员的兼职类型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北宋时期,台谏官先后兼任仪仗使、卤簿使等礼仪类职务;判吏部流内铨、知审官院、磨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课绩等铨选与考课类职务;正旦使、生辰使、祭奠使、接伴使、馆伴使等外交类职务;此外还兼任法典条文详定与编修官、理检使、判司农寺、判国子监等。南宋时期,台谏官主要兼任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等经筵类职务。为深入了解台谏官兼职时的具体表现,本文选取仁宗朝台官贾昌朝、神宗朝台谏官蔡确、理宗朝台官朱貔孙三位代表性人物进行个案考察。从中得知,台谏官兼职对其个人与政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且反映出了北宋中期、北宋后期与南宋时期的鲜明时代特点。与唐代台谏官多兼任临时差遣性使职相比,宋代台谏官兼任的职务都在中央官职体系范围之内,具有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官职体系较前代更为完善;与北宋台谏官兼任职务类型相比,南宋台谏官的兼职类型减少且呈现出单一化的特点,这与南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有着密切关系。从影响上来看,宋代台谏官通过在本职以外兼任它职,对提升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待遇、锻炼自身行政能力、提高相关机构的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御史台与谏院作为中央重要监察机构,保持独立性是其履行职权的前提,台谏官在其它行政机构中兼任职务,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本职的履行,对中央监察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王睿^[7]（2019）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而无德,行之不远”。道德对于国家生存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的根基在于养成,而道德养成之难以至于中外先贤都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以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道德养成思想与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奔流涌动的黄金时代。其中,宋代理学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养成思想是这一时代教育思想丰赡发展的成果和重要标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为宋代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主体思想与道德言说,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历史样态。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回顾、意义澄清和现代价值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本土创生、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新时代德育工作新要求的时代回应,是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理论话语权、坚定教育自信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在价值定位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常被冠以“以理杀人”的帽子,被当做中国文化难以现代转化的原罪;在研究视角方面,鲜见有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作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术语,没有获得准确定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独特性、时代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研究结论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如何从儒家学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转化成普罗大众普遍认同、易知易行的教育实践的这一中间环节阐述语焉不详,这些不足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研究,注重其整体性、独特性的同时聚焦其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的挖掘;二是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实施与传播是儒家思想从书斋到民间,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特性;三是以古鉴今,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合理转化,为当下德育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智慧,以回应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围绕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一反道德滑坡、势力浇漓之乱象,成功实现“尽人情之美”、风敦俗睦的同时汇聚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这些被广泛使用却含义不清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确定道德养成的特征与内涵。采用思想史、专题史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宋代理学家的道德养成思想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中发现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趋势。第二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的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进行分析,以期描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创生环境的宏大画卷,进而揭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其次,分析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对宋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其时代影响和历史意蕴。最后回答“新时期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问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仍然饱含立德树人智慧,为当今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关注人生根本问题的道德养成可以很好的解决和回答现今德育针对性不强、方法陈旧刻板等问题;德育应该兼顾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的双重功效;道德养成在倡导内省修身、道德践履的同时不应排斥以道德理想为价值导向的功利追求,而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道德养成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养成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与“实践的道德”之统一;道德养成必须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周世茂^[8]（2018）在《宋代榜文研究》文中提出宋代榜文是朝廷、官府发布的官方文书,是一种通过雕印或手写并广泛散发或张贴在相关场所的下行文,是官方下达政令的一种传播手段和方式。榜文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经汉唐的发展,至宋代,榜文成为当时官府传达政令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从榜文的传播角度为切入点,分析宋代榜文的发布机构与程序、传播过程以及在地方的具体运作过程,探讨其特点和繁荣发展的原因。宋代榜文制度建设方面,诸如发布主体、传播路径、传播内容方面日趋完善。在中央,榜文的发布主体主要为皇帝与朝廷,具体出榜机构则按照部门分工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当新的机构产生时,有需要亦可出榜;在地方,主要是路、州（府、军、监）、县各级长官负责。榜文作为一种下行公文,中央下发的榜文主要通过进奏院下发至全国,在传播过程中以逐级传播为主,在到达地方州县后则主要通过广泛张贴、父老宣讲进行传播。这种传播加强了官府与民众的联系,但是榜文在地方的具体执行情况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榜文自身的不完善、各级官员的违戾、传播对象自身的素质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对榜文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受到的制约因素的分析,能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作为制度层面的榜文是如何运转,是“活的制度史”,深化了我们对宋代制度史的认识。宋代榜文具有广泛性、时效性、权威性等特点,政令和信息的传播,加强了官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有效管理。

张雪葳^[9]（2018）在《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城乡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寻找身份与文化认同成为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中国古代千姿百态的“山—水—城”寄托着人们的家园情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智慧,是现代城市建设的得失参照与灵感来源。古代福州是公认的“山—水—城”典范。它代表着城市设计与自然系统的完美结合,也显示了百姓生活与山水环境的密切联系。本文基于风景园林的综合视角,重点探讨了传统山水文化影响下古代福州的城市发展与风景演变。文章简要分析了福州的地理区位与自然基础,以明确其城市发展的自然地理特征;概述了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城实践,以此作为福州古代城市发展的经验来源;从先秦、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历史阶段全面梳理了福州古代城市的发展历程,探讨了福州营城实践的影响因素,并总结了福州城市建设的主要成就。在此基础上,为了探讨物质空间与人文精神的互动关系,本文提出了山水风景体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为山水格局、世俗空间、艺术表达三个层次耦合叠加的结果。其中,山水格局包括自然天成的山形水势、因地制宜的农田水利、合形辅势的景观要素和雅俗共赏的风水模式;世俗空间包括政治空间、交通空间、生产空间和游赏空间;艺术表达包括时令风俗、诗画八景和跨时空对比。通过这三个层次的综合解析,以期全面、生动地展现福州山水风景体系中,山水科学、山水美学与山水空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进而从风景范式与地方山水的结合、全局视野与多重尺度的推敲,山水风景与人文情感的共通、自然变迁与城市发展的耦合等方面,归纳了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的重要特征。面对中国城乡发展中山水式微的普遍事实,文章尝试从传统经验与现代科学价值互补的角度,提出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的四个保护发展路径。分别是:情景相生——注重历史真实性,维护人地关系;价值重塑——转译历史经验,回应当代需求;传承发展——珍视地域特征,更新山水格局;群策群力——促进跨学科交流、倡导公众参与。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思路创新:基于风景园林的视角,聚焦山水文化与营城实践的互动关系,归纳古人因借山水、融于山水的空间实践与价值认知;（2）方法创新:借鉴并完善了乡土景观的层状叠加体系,用以探寻历史形态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内涵;（3）成果创新:整合历史、地理、文学、民俗等多方面研究成果,完善福州传统人地关系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庞勃^[10]（2017）在《明代国家劝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劝农传统。明代继宋元而立,在劝农政策与制度设计上延续了前代劝农的一些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因时制宜的发展。在文献整理与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对明代劝农官职、劝农仪式以及明代国家具体的劝课政策进行考察,旨在描述明代国家劝农的完整图景,进而对其思想内涵、特点及作用影响进行综合评价,以总结明代国家劝农的经验及其对当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在劝农官职的设置上,明代并未摆脱中国农官制度“人尽农官”的倾向。从中央到地方,劝农职责呈现出“弥散化”的现象。明代一度效仿宋元制度,尝试在地方设置专门的治农官与劝农官,并将劝农官职的设置具体到县一级。但明代劝农官的设置始终伴随着大量争议,地方劝农官的设置几兴几废,呈现出一种此起彼伏的变化。这表现出明代国家设官劝农在现实需要与自身局限中陷入的困境。在劝农仪式的制定与实践上,明代恢复了宋朝皇帝亲耕的传统,明太祖与明世宗尝试使亲耕礼成为每年定制,后者一度恢复亲蚕礼古制,但这些强化劝农仪式劝课功能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明代籍田礼多数仍只在新帝继位后执行,其政治功能逐渐压倒其原有的劝农功能。在具体的劝课政策与办法上,明代根据劝课对象的不同采取有所差异的劝课政策与办法。入籍良民是明代劝课的主要对象。对这部分劳动者的劝课要求与劝课办法都比较丰富,前者包括要求其守土务本、不误农时、栽种不同经济作物等,后者通过皇帝观农、轻傜薄赋、借给农资、解决土地问题等激励办法,以及官员巡游、耆老劝课等督促办法,保证其农业生产积极性。除此之外,明代还十分重视对流民、屯军等社会群体的劝课。对流明的劝课往往因事因地制宜,更有针对性,劝课力度也较大。对屯军的劝课主要依靠军屯管理制度,以行政督促为主,自成系统。明代国家劝农具有农本、民生与教化的丰富思想内涵,表现出宽严相济以及地方劝农规范、强化的特点。虽然明代国家劝农在制度化的努力上遭遇了失败,但其在促进农业生产、社会教化、宣示政治权威等方面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国家劝农具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体现了劝农作为封建国家治国策略所具有的多种功能,同时说明了明代国家治理中遇到的困境与取舍,以及为夯实其统治基础而在方法策略上的无所不用其极。明代国家劝农的经验对当代中国重建重农文化、推广农业技术以及建立现代劝农机制有着启示意义。

二、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的劝农教农活动管窥——以真德秀《劝农文》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清康熙瓷上风俗画“诙诡”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5）宋代劝农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宋代台谏官员兼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榜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国家劝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的劝农教农活动管窥——以真德秀《劝农文》为中心[J]. 徐姣. 惠州学院学报, 2022(01)
• [2]清康熙瓷上风俗画“诙诡”风格研究[D]. 华雪. 扬州大学, 2021(09)
• [3]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4]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5]宋代劝农诗研究[D]. 胡林燕.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宋代台谏官员兼职问题研究[D]. 杨林颖. 河北大学, 2020(08)
• [7]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D]. 王睿.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8]宋代榜文研究[D]. 周世茂. 南昌大学, 2018(01)
• [9]福州山水风景体系研究[D]. 张雪葳.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10]明代国家劝农研究[D]. 庞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11)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元代瓷器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宋代绘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