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就可以不计成本吗?——与“一言”同志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杨批额[1]（2021）在《袁嘉谷年谱全编》文中研究表明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五,别字树圃,晚自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求学于经正书院,得到许印芳、陈荣昌、朱庭珍等滇中名家的教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应“经济特科”试,大魁天下,是为“经济特元”;次年,东游日本考察学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归国,与高步瀛、王国维、缪荃孙等共事于学部图书局,发起抢救敦煌遗书;宣统元年（1909年）出任浙江提学使,推动浙江教育和民风民俗的改良;辛亥革命起,袁嘉谷倡改“中华国”,次年回滇寓居。民国改元,历任清史馆协修、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任云南图书馆副馆长,辑刻《滇诗丛录》等,保存一方文献,褒奖先贤;并出任东陆大学教授,培育英才,提携后辈。一生勤于学问,其所着的《滇绎》《云南大事记》《石屏县志》《卧雪堂文集》《卧雪诗话》等,具有丰富的文史价值。云南地处边陲,而为文献名邦,但历经“回纥变兴”、“蒙诏徙民”、“沐英一烬”和“李湖奉诏搜书而藏私室”等书厄,使得云南文献散乱蒙尘,面对这种情况,袁嘉谷与赵藩、秦光玉等文献名家一起整理辑刻了《云南丛书》等云南地方文献,为云南地域文学与文献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清末民初易代之际的士人,其身份虽经历了清朝官员向民国文人的转变,依然怀有表彰节烈妇女的思想之温情,也肯定女子之才情,支持女性之解放。在清末“西学东渐”的风潮下,面对中西文化的碰撞,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折射出特殊时代士人的际遇和生存状况,其人生与事功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和启示意义。在袁丕元、林景泰、李士厚、佘孟良、张维等多个《袁嘉谷年谱》编撰等基础上,我们汲取了前人研究成果,并参考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中收录的袁嘉谷《钦命四书经义题》,以及上海图书馆和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所发现的《袁氏家谱》,结合对《天津益世报》《申报》等近代报刊杂志所作的考察,走进具体的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以谱主的交游、唱酬等文学活动为重点,考订其诗文着述的刊刻和传播情况,完成了《袁嘉谷年谱全编》的编撰,展现其事功、学术与文化贡献。
向倩[2]（2021）在《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江南地区,它的经济与文化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经济的昌盛带来文化上的长足进步。上海地区归属于江南,因此它成为士林之渊薮。不论是鼎盛不衰的以诗礼文章传家的世家望族,还是布衣文人的交游唱和,都留下大量的诗文作品集。这些诗文集中的序跋,往往能从侧面表现出文人的诗文风格、家风家学传承、文学价值观、交游结社等情况,对补充上海地区诗文集研究,完善文人群体和家族地域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本论文题目为《清代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它立足于清代中晚期上海地区的文人诗文集,通过整理这些诗文集序跋,进行文本细读与研究,进一步发掘诗文集序跋中所反映的文学价值观念,家族文化、文人交游结社、文集刊刻等方面情况。本论文除了“绪论”、“附录”和“结语”之外,共分五章,从不同的方面去论述清中晚期上海地区的诗文集序跋。绪论主要写了三个方面,首先对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进行地域范围的界定,其次从当时的上海地区整个文学史研究和序跋相关研究两方面入手,着手梳理与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有关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最后论述本论文研究价值与意义以及笔者研究思路。该论文第一章论述了文人群体,并将其分为官宦群体与布衣群体。在中国古代,中国的文人并不是都能通过科举走进政治系统。笔者从文人的社会身份的角度对文人群体进行划分,能更全面的考察出文人们的创作背景。论文的第二章主要是写家族群体,特别是文化家族,序跋中所反映的家族地域文学是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清中晚期上海地区科举的兴盛从而为文化世家地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清代上海地区的文化大族大多数鼎盛不衰,他们以诗礼传家,十分重视家学、家风的传承,这些在文化家族所刊刻的诗文集以及其家谱当中都有所表现,除此之外,序跋者的评价也不容忽视,本章列举袁氏家族和顾氏家族,以此来体现序跋中所反映的文化家族的精神风貌。论文的第三章主要考察序跋中反映的文人思想内涵,清代上海地区文学作家们大多强调诗歌要本乎性情,要发言者心之声;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合一;注重诗歌抒情功能的阐发;并且在序跋的写作中,文人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现出其重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价值观。论文第四章主要涉及到序跋中的交游结社,清代上海地区文学流派众多,文人间的交往相当频繁,因此文人间唱和交游和诗会结社不断,从文人们的交往中,能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文人们的诗学观念、精神价值以及审美取向。论文第五章则通过整理分析序跋中的文集刊刻情况,得出更多关于清中晚期诗文集序跋的传播留存情况,以及明清时期文人热衷诗文刊刻以传世不朽的追求。目前学界对于序跋这一文体的研究并不是十分充分,本文是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企望对于序跋研究这一领域作出一点点贡献。
鲍隆轩[3]（2020）在《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研究隋代与唐初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策,利用中央政权的地方治理与区域社会力量的互动为渠道,来讨论隋唐之际新王朝国家的统一进程。本文共分为四章,以时间为基本顺序并不同的区域进行分别讨论。第一章以隋王朝的两次政治改革为切入点,探讨隋王朝在完成与维持统一过程中推行的区域控制策略。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地方治理活动对政治认同的争取及效果,进一步探讨隋王朝区域政策的核心精神及其对隋唐帝国统治的影响。第二章则着眼于隋唐之际的地方社会力量,通过观察其权力来源以及在乡里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来讨论隋唐之际的基层社会政治动向。同时,本章通过对不同社会力量权力来源、地域以及政治经验的分析,探讨社会力量对统一的态度以及对新王朝国家的政治诉求。第三章以不同区域的割据政权为研究对象,透过割据政权在不同区域的政权化、割据化进程,一方面可以探究不同政权所处的不同区域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割据政权内部的政治事件观察不同区域政治经验交锋、融合的过程。第四章以李唐政权的区域政策为中心,通过不同的材料来讨论李唐政权区域策略的转变、完善过程以及策略形成的政治经验来源。同时也对李唐区域政策与隋王朝的继承关系进行考察。总体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是军事统一进程背后的政治认同建立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共同完成的,隋王朝“背靠关中,东、南行政”的轴心式策略由于政治认同的缺失而没能长久维持,在隋唐之际的割据争霸过程中,不同的地方社会力量与割据政权相互争衡博弈的过程也是区域社会间政治经验交流融合的过程。最终,吸取了不同政治经验的李唐政权以其“爱之如一”的区域开放策略脱颖而出,建立了新的王朝国家所需的政治认同。
董政[4]（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胡慧娥[5]（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陈龙[6]（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提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肖新平[7]（2019）在《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文中指出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与考核实效之间的偏差问题或曰考核制度为何难以全面落实和取得预期或理想的效果。针对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进行实地研究与组织文化的分析,结合政府组织发展趋势及基层公务员自身的时代特征及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提出提升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有关资料,以X市政务中心及该市N部门的考核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叙事分析、文本分析、个案分析、跨学科研究以及比较、归纳等。缘起于美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主要借用与学习了西方企业管理的经验做法,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改革公共部门与重塑政府。诚然,这种做法有其现实的效用与价值,然而这一理论源于企业管理、产生自美国而本身无法摆脱固有的企业文化与美国文化特质。由于公私部门性质与中美国家文化的差异,以重塑政府与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应用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重的“组织文化不适应”,即与公共部门组织文化及国家宏观组织文化的不匹配、不契合,并产生经验借鉴、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与误读等认知偏差,从而导致考核制度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的实效。本研究从公私部门的组织文化差异与中西国家宏观组织文化即国家文化差异两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于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进行比较客观、全面、系统、深入的组织文化解读与阐释。研究价值: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整合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并将其变通作为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问题存在从组织文化的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同时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工具与理论来源即新公共管理及绩效管理进行分析;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以个案分析为视角考察2007-2017年十年间X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发展、演变及其问题的根源,提出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的对策建议,如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总体设计、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的认知、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价值导向、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的知情参与及自我管理、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组织文化建设等,这些建议有助于深化各方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认知,并为今后各地基层公务员的考核管理提供启示、经验借鉴以及具体的改进举措,更好促进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效的提升。研究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鉴于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组织文化理论彼此的相似相容与互补性,将他们加以整合、变通应用,沙因组织文化三个层次基础上,将潜在基本假设层面与国家文化维度对应,并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基础上人际关系对于考核的重要影响,将性别维度替换为特殊主义维度,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2.阐释创新。公共部门组织文化的特质在于其任务与职责的公共性,这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信念与价值观;同时,论证了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核心是中和思想。3.考核理念的创新。提出人性向善的管理假设与四类人性假设及“去考核”、“考核替代”、“公务员自我管理”等。4.考核举措创新。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三级分类管理;德能勤绩廉考核指标具体内容的细化;考核中公务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救济;讨论领导与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的规范管理;X市考核经验与启示。研究结论:本文研究了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实践及问题,得出考核制度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实效的原因在于:借鉴企业管理做法的外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公务员考核时遭遇了双重的文化不适应,即公私部门组织文化与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本质差异导致的对于该理论的理念与考核工具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误读与认知偏差。公共部门工作职责与任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所信奉的信念与价值观与新公共管理主张的竞争、效率、成本、收益、顾客导向等价值理念及理性经济人假设等共享文化假设的不匹配;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中国国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集体主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与劳作需要家族成员协作与家长的统领,产生了尊卑与亲疏的差序格局,进而形成高权力距离、特殊主义以及长期导向等国家文化特点。
吕姝焱[8]（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苏雷[9]（2019）在《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及其以前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表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扎根并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随着《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和《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的相继出台,“基督教中国化”正得到中国学界、宗教界和政界三方的共同关注和推动。本文在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以“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为研究起点,从“思想的初步形成”、“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和“历史影响与意义”等层面,对这位民国时期基督教的着名文字传道人和本色神学家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展开个案研究,力图在全景式呈现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特色的同时,亦对其历史影响与地位做出客观评价,并以此为契机,为当代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重要的启发借鉴。并在指出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还需用辩证的态度客观地指出其思想上的历史局限,因为正反两方面的理论积累,对于当下和未来的研究工作而言,都是宝贵而有益的。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在充分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对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及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影响进行拓展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具体的写作思路和内容。第二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对在华基督教构成的种种负面刺激以及基督教对此做出的回应等入手,分析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并初步分析其“本色神学思想”和“本色教会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色。第三章从“文字传道思想”、“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儒家、道家、佛教、墨家的关系”等层面,系统探究了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既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基督教“创造”、“更新”和“救赎”的基本原则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文字传道需要本色化、普适性的白话文字和效法耶稣与中国文化中“因时因地因人”的“无限”传道策略;虽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理性分析与“取舍”,并希望用基督教中有益的成分对其加以改造和更新,但同时也承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存在“逻辑自洽”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强调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作为,基督教应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中去。第四章从“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等层面,探究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张亦镜以中国人所能理解或乐于接受的道家言道、儒家言仁的文化言语方式,通过对于“上帝国”、“上帝屋”的譬喻和诠释,初步提出了其本色教会思想,而“自立”是达到“本色”的必由之路,并由此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的“本色化”方案,其本色教会思想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亦表明张亦镜希望通过教会自立和本色教会的创建以达到基督教中国化和国富民强的目的。第五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首先,基于张亦镜与他所处时代的广泛文字交流和当时社会各界对他的评议,探究他对于民国时期本色教会思想和本色神学思想的历史影响。然后,探讨了他对于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启发当代基督教应主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对话与调适,以摆脱长久以来“洋教的丑号”和凸显基督教的“自我文化调适能力”;启发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爱国与爱教相辅相成、本质统一的观念和在实际行动中自觉践履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原则;启发在当代本色神学的架构中注意吸收和借鉴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中的“互具原则、白话文布道原则、爱国主义原则和改造国民性原则”。最后,分析指出张亦镜在文字布道上过于偏重“宣道与护教”以及在教会本身问题上缺乏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历史局限,以及他以“《圣经》的权威无讹”为原则来评断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基要主义立场。
冯正强[10]（2018）在《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研究》文中提出围绕“何谓友善”这一根本问题,本项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展开深入细致探讨,以逐步廓清“友善”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思想内涵和丰富践行路径,进一步拓宽人们理解友善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视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入脑入心,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行动自觉。对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涵反思,主要从概念反思、理论溯源、传统底蕴及其当代彰显等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本项研究不仅从日常层面、美德层面、至善层面、制度层面等维度对友善概念进行了反思,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体系维度出发,深入探讨了友善价值观与其他核心价值观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本项研究对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进行了理论溯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中有着丰富的友善价值观蕴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为友善价值观的“核心”之路做好了铺垫。再次,本项研究还从中西方传统哲学、伦理学的学科视野出发,对友善价值观的中西传统文化底蕴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本项研究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重点论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当代彰显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路径问题,我们认为,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从根本上说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存在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个维度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对这一关键问题的探讨,力图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构建起一条立体路径,密织起一道友善之网。特别是在经济层面、生态层面,本文主要从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维度出发,探讨了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在人们的经济生活、生态保护方面的多元抓手,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培育践行友善价值观也应成为一种伦理自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唯有依靠良知与理性,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友善价值观才能真正内化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的精神灯塔,引领我们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改革就可以不计成本吗?——与“一言”同志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革就可以不计成本吗?——与“一言”同志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袁嘉谷年谱全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 |
| 二、袁嘉谷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与文史研究的成就 |
| (一)云南古籍四厄与袁嘉谷对云南文献整理辑刻的贡献 |
| (二)云南学术史之商量与地域文学之研究 |
| (三)“时无古今”观念下云南地方文史分期之探讨 |
| 三、女性解放视域下袁嘉谷传统人伦观的坚守与新女学的萌芽 |
| (一)对高、曾祖母守节行为的表彰与温情 |
| (二)对太夫人倡天足的书写与对缠足陋习的批判 |
| (三)对夫人才情的赞赏与对女性致用的肯定 |
| 四、袁嘉谷述作的时代意识与时代特点 |
| (一) 《钦命四书经义题》与袁嘉谷对于时代命题的回应与思考 |
| (二)《日本刀歌》《东游集》与袁嘉谷的认知困境与突围 |
| (三)故国与新朝下的身份抉择与袁嘉谷失落与振作 |
| (四)《卧雪诗话》的诗史观与袁嘉谷的诗学理想 |
| 袁嘉谷年谱全编 |
| 凡例 |
| 谱前 |
| 传记资料 |
| 袁嘉谷《例赠登仕佐郎晋赠文林郎占林公家传祖妣丁氏杜氏附传》 |
| 袁嘉谷《恩赐肉帛占云公传》 |
| 袁嘉谷《乡饮宾祖德公传》 |
| 袁嘉谷《例授登仕佐郎敕赠文林郎凝道公家传》 |
| 袁嘉谷《先伯兄雪樵公墓碑》 |
| 袁嘉谷《先四兄维彰公墓碑并铭》 |
| 陈荣昌《石屏袁封君墓碑》 |
| 陈荣昌《袁母徐太夫人墓志铭》 |
| 孙树礼《袁母徐太夫人诔》 |
| 陈荣昌《张夫人墓志铭》 |
| 周汝钊《石屏袁广文先生墓志铭》 |
| 陈荣昌《袁嘉端传》 |
| 李坤《袁嘉端传》 |
| 章太炎《袁百举墓志铭》 |
| 许钟奇《袁百举别传》 |
| 方树梅《袁丕钧传》 |
| 卷一 求知问学 |
| 清同治十一年 壬申 一八七二年 一岁 |
| 同治十二年 癸酉 一八七三年 二岁 |
| 同治十三年 甲戌 一八七四年 三岁 |
| 光绪元年 乙亥 一八七五年 四岁 |
| 光绪二年 丙子 一八七六年 五岁 |
| 光绪三年 丁丑 一八七七年 六岁 |
| 光绪四年 戊寅 一八七八年 七岁 |
| 光绪五年 己卯 一八七九年 八岁 |
| 光绪六年 庚辰 一八八○年 九岁 |
| 光绪七年 辛巳 一八八一年 十岁 |
| 光绪八年 壬午 一八八二年 十一岁 |
| 光绪九年 癸未 一八八三年 十二岁 |
| 光绪十年 甲申 一八八四年 十三岁 |
| 光绪十一年 乙酉 一八八五年 十四岁 |
| 光绪十二年 丙戌 一八八六年 十五岁 |
| 光绪十三年 丁亥 一八八七年 十六岁 |
| 光绪十四年 戊子 一八八八年 十七岁 |
| 光绪十五年 己丑 一八八九年 十八岁 |
| 光绪十六年 庚寅 一八九○年 十九岁 |
| 光绪十七年 辛卯 一八九一年 二十岁 |
| 光绪十八年 壬辰 一八九二年 二十一岁 |
| 光绪十九年 癸巳 一八九三年 二十二岁 |
| 光绪二十年 甲午 一八九四年 二十三岁 |
| 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一八九五年 二十四岁 |
| 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一八九六年 二十五岁 |
| 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一八九七年 二十六岁 |
| 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一八九八年 二十七岁 |
| 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一八九九年 二十八岁 |
| 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一九○○年 二十九岁 |
| 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一九○一年 三十岁 |
| 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一九○二年 三十一岁 |
| 卷二 经济特元 |
| 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一九○三年 三十二岁 |
| 卷三 东游日本 |
| 光绪三十年 甲辰 一九○四年 三十三岁 |
| 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一九○五年 三十四岁 |
| 卷四 执掌学部 |
| 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一九○六年 三十五岁 |
| 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一九○七年 三十六岁 |
|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一九○八年 三十七岁 |
| 卷五 提学浙江 |
| 宣统元年 己酉 一九○九年 三十八岁 |
| 宣统二年 庚戌 一九一○年 三十九岁 |
| 宣统三年 辛亥 一九一一年 四十岁 |
| 卷六 旧邦新命 |
| 民国元年 壬子 一九一二年 四十一岁 |
| 民国二年 癸丑 一九一三年 四十二岁 |
| 民国三年 甲寅 一九一四年 四十三岁 |
| 民国四年 乙卯 一九一五年 四十四岁 |
| 卷七 烟土谤伤 |
| 民国五年 丙辰 一九一六年 四十五岁 |
| 卷八 林泉小隐 |
| 民国六年 丁巳 一九一七年 四十六岁 |
| 民国七年 戊午 一九一八年 四十七岁 |
| 民国八年 己未 一九一九年 四十八岁 |
| 民国九年 庚申 一九二○年 四十九岁 |
| 民国十年 辛酉 一九二一年 五十岁 |
| 民国十一年 壬戌 一九二二年 五十一岁 |
| 卷九 执教东陆 |
| 民国十二年 癸亥一九二三年 五十二岁 |
| 民国十三年 甲子一九二四年 五十三岁 |
| 民国十四年 乙丑一九二五年 五十四岁 |
| 民国十五年 丙寅一九二六年 五十五岁 |
| 民国十六年 丁卯一九二七年 五十六岁 |
| 民国十七年 戊辰一九二八年 五十七岁 |
| 民国十八年 己巳一九二九年 五十八岁 |
| 卷十 辑刻着述 |
| 民国十九年 庚午 一九三〇年 五十九岁 |
| 民国二十年 辛未 一九三一年 六十岁 |
| 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一九三二年 六十一岁 |
| 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一九三三年 六十二岁 |
| 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一九三四年 六十三岁 |
| 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一九三五年 六十四岁 |
| 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一九三六年 六十五岁 |
| 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一九三七年 六十六岁 |
| 附录 |
| 《袁氏家谱》诰封 |
| 袁嘉谷《钦命四书经义题》师承表 |
| 袁嘉谷《钦命四书经义题》各科次第 |
| 袁嘉谷《钦命四书经义题》会试卷及批语 |
| 袁嘉谷《钦命四书经义题》乡试卷批语 |
| 袁嘉谷《钦命四书经义题》优贡卷及批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 研究现状及成果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序跋中的文人群体 |
| 第一节 官宦群体 |
| 一 泖东七子之冠——顾夔 |
| 二 风雅之遗——赵秉渊 |
| 三 造境求澹、言情贵真——袁翼 |
| 四 其他 |
| 第二节 布衣群体 |
| 一 中行独复——姚椿 |
| 二 西樵村里的“国士”——邵玘 |
| 三 述不辩,咏无讽——徐廷玑 |
| 四 其他 |
| 第二章 序跋中的家族文学 |
| 第一节 宝山袁氏 |
| 一 家族主要成员 |
| 二 家风、家学传承 |
| 第二节 华亭顾氏 |
| 一 家族主要成员 |
| 二 家风、家学传承 |
| 三 华亭顾思照世家——顾作球 |
| 第三节 金山高氏 |
| 一 家族主要成员 |
| 二 家风、家学传承 |
| 第三章 序跋中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文人价值观 |
| 一 立德 |
| 二 立言 |
| 三 立功 |
| 第二节 文人的文学观念 |
| 一 务为折中——性情与学问合一 |
| 二 词之中兴——抒情功能的充分发展 |
| 三 理文兼至——义理、考据、辞章三合一 |
| 第四章 序跋中的交游结社 |
| 第一节 上海地域内的交游结社 |
| 第二节 全国范围内的交游结社 |
| 第五章 序跋中诗文集刊刻情况 |
| 结语 |
| 第一节 序跋文的写作风格 |
| 一 奇崛峭拔 |
| 二 淡雅浅近 |
| 三 雄健简练 |
| 第二节 题词的写作风格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隋唐易代 |
| (二)隋末割据问题的研究 |
| (三)隋唐易代的政治史研究 |
| (四)隋唐之际的相关专门史研究 |
| (五)海外学者相关研究 |
| 三、资料情况 |
| 四、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隋帝国的区域政治策略与统一破裂 |
| 第一节 隋帝国区域控制策略与地方认同获取——以《启法寺碑》为线索 |
| 一、山南道行台与隋帝国的支点战略 |
| 二、地方治理中的政治认同建设 |
| 三、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中的佛教因素 |
| 第二节 炀帝巡行活动中的区域控制与权力关系 |
| 一、中央机构改制对巡行政治的适应 |
| 二、巡行中的政治空间与权力关系 |
| 三、地方治理与区域统筹的新模式 |
| 第三节 大业军事改革中的地方权力与基层社会 |
| 一、大业年间行军改革和权力变动 |
| 二、地方改革与军事动员的变化 |
| 三、平叛策略与通守及大使的设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割据与统一进程中的社会力量 |
| 第一节 隋末地方整合中的武力因素——以任侠为中心的研究 |
| 一、任侠的构成及活动 |
| 二、任侠的武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
| 三、隋末任侠与地方社会的整合 |
| 第二节 隋唐之际地方精英的区域性活动和政治选择 |
| 一、士族的政治选择与区域政治现实 |
| 二、客游活动与士人个体的政治活跃 |
| 三、士族与士人的区域性和全局性影响 |
| 第三节 隋廷故吏的流动与隋唐之际的区域整合 |
| 一、隋廷故吏的流动与关中政治经验的再扩散 |
| 二、基层权力体系中的隋廷故吏 |
| 三、隋廷故吏与新旧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生政权与区域整合的尝试 |
| 第一节 李密与瓦岗军的政权化尝试 |
| 一、战略转变与瓦岗军的权力模式 |
| 二、魏公政权的军事建制 |
| 三、东都与魏公的区域政治意义 |
| 第二节 王郑、窦夏政权与隋末山东的地域政治差异 |
| 一、王郑与窦夏的天命失措 |
| 二、河南地域社会与王郑政权的政治道路 |
| 三、窦夏政权化进程的得与失 |
| 第三节 隋末江南地域社会与割据化进程 |
| 一、江南割据政权的两次地方整合 |
| 二、三王庙与隋末江南割据的南朝因素 |
| 三、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与政治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初的统一策略与区域整合尝试 |
| 第一节唐初区域政策的规划与实践——以高祖诏令为线索 |
| 一、臣僚合议体系的重建与拓展 |
| 二、统一战略与区域和解的尝试 |
| 三、地方治理的因循与创造 |
| 第二节 武德年间招抚战略的执行——兼论唐初地方治理的重建 |
| 一、安抚大使的选设与职能 |
| 二、招抚行动与军事统一的关系与影响 |
| 三、招抚行动与地方治理的互动 |
| 第三节 贞观七寺碑与唐初政治认同的建立——以《昭仁寺碑》、《等慈寺碑》为中心 |
| 一、碑中战史:李唐统一战争的多重面向 |
| 二、碑主寺从:空间构成与政治意涵 |
| 三、碑因人立:政治行为与区域认同 |
| 余论:纪念性建筑中的正统塑造与政治理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A:《启法寺》碑录文 |
| 附录B 隋炀帝巡行时间表 |
| 附录C:李密魏公政权组织结构 |
| 附录D:《昭仁寺碑》、《等慈寺碑》录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4）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 1.1.1 缘起 |
| 1.1.2 题旨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1 魏源生平 |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 3.1.1 天命观 |
| 3.1.2 幽明观 |
| 3.1.3 忧患观 |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 3.3.1 法之功用 |
| 3.3.2 法之实行 |
| 3.4 民本思想 |
| 3.4.1 重民思想 |
| 3.4.2 富民思想 |
| 3.5 人才观 |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 4.1.1 《默觚》概述 |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 4.3.2 大一统观念 |
| 4.3.3 地理世界观 |
| 4.3.4 外交观 |
| 4.3.5 “师夷”说 |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目的、价值及方法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已有文献研究统计分析 |
| 二、我国公务员考核的作用与成效 |
| 三、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存在问题的研究 |
| 四、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原因的研究 |
| 五、改进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建议及其问题 |
| 六、古今中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组织文化相关理论 |
| 一、文化与组织文化的概念 |
| 二、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 |
| 三、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 |
| 四、应用理论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
| 五、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个案 |
| 第一节 X市政务服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政务中心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政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三、X市政务中心考核过程诸要素 |
| 四、X市政务中心考核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
| 第二节 X市N局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N局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N局的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 |
| 三、X市N局的晋升考核 |
| 四、X市的其他考核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中的问责 |
| 一、四类问责的案例 |
| 二、对不负责任现象的态度的调查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中的矛盾性 |
| 第三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效果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 三、基层公务员考核规定与考核实践的差距 |
| 第二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 |
| 一、考核制度的持续改进至关重要 |
| 二、考核奖惩与问责的得当公正至关重要 |
| 三、行政审批局的模式需辩证全面看待 |
| 四、人事绩效考核管理需审慎引入第三方评估 |
| 五、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其他启示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整体设计的思考 |
| 第四章 公私比较:信念与价值观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新公共管理考核管理理念的认知与接受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观念与理论的来源 |
| 二、如何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工具 |
| 三、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差异与联系 |
| 四、中国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考核工具的接受与认知偏差 |
| 第二节 公私部门考核管理价值理念追求的差异 |
| 一、强调竞争与协作协同的差异 |
| 二、顾客导向与公共治理导向的差异 |
| 三、效率、成本、收益与多重价值目标的差异 |
| 四、绩效结果导向与公共事务的被动性、延续性的差异 |
| 五、领导者及奖惩激励的权限、结果差异 |
| 小结:绩效考核问题存在有其必然性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原则要求与具体操作间的偏差 |
| 一、考核要素的客观公正与有效合理问题 |
| 二、考核实施中的公平与合理问题 |
| 三、业绩评比的可测量性与可比性问题 |
| 四、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
| 五、小结:应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的“表现主义” |
| 第四节 公私部门组织文化的本质差异:公共性及其体现 |
| 一、公务员任务职责的多样性与公共责任问责之难 |
| 二、公务员社会角色与自我形象的公共性 |
| 三、公共部门内部人际关系的公共性 |
| 四、公务员管理经验与领导艺术的必要性 |
| 五、公私部门组织文化差异的根源 |
| 本章小结: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公共部门价值追寻的貌合神离 |
| 第五章 中西比较:共享文化假设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的国家文化阐释 |
| 一、集体主义倾向与考核的竞争评比 |
| 二、特殊主义的中和与考核的客观公正 |
| 三、长期导向与人际关系的克制隐忍 |
| 四、高权力距离倾向与领导的重要作用 |
| 五、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与考核结果的测评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新公共管理理论传播与接受的变异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适用的“美国情境” |
| 二、管理者与理论家自带的文化特性 |
| 三、理论在中国接受的文化土壤 |
| 四、变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实际效果 |
| 第三节 问题根源:考核指导理念与国家文化的不匹配 |
| 一、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比较 |
| 二、中西方国家文化差异的根源 |
| 三、中国国家文化的特质:集体主义文化 |
| 本章小结:共享潜在基本假设对于民族认知模式的塑造 |
| 第六章 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 |
| 第一节 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总体设计 |
| 一、客观辩证认识考核的作用与功能 |
| 二、整体全面认识考核的宗旨与价值 |
| 三、科学规范考核分类 |
| 四、系统设计考核指标各要素 |
| 第二节 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与理念的认知 |
| 一、人性的复杂与变化 |
| 二、人性层次与比例的差异和人性假设 |
| 三、应有的管理潜在假设:人性可变与人性向善 |
| 四、人性假设与灰度管理 |
| 第三节 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的价值与观念 |
| 一、现代管理要求以人为本的赋能型组织 |
| 二、组织成员期待以人为本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
| 三、基层公务员权益维护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的强力支持 |
| 四、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制度的精细化与人性化 |
| 第四节 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管理的知情、参与和自我管理 |
| 一、职工主动建言及其实效 |
| 二、适度适时授权职工参与 |
| 三、自我管理与自我效能感 |
| 四、基层公务员的需求特性与考核激励效果的有限性 |
| 第五节 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政府组织文化建设 |
| 一、客观认识传统文化与基层公务员考核的关系 |
| 二、行政组织文化的特征与重要作用 |
| 三、传统优秀文化的契合传承与转化应用 |
| 本章小结:提升考核管理有效性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公务员考核实效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合力 |
| 第二节 组织文化对公务员考核实效的双重影响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问题存在的原因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的组织文化阐释 |
| 三、理论的传播——接受与阐释——变异 |
| 四、结论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未来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 |
| 一、未来我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 |
| 二、未来公务员个体职业发展的需求 |
| 三、中国公共行政组织文化发展的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 一、文学夫妻 |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 二、汪佑南 |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 二、张定鋆 |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主要创新点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本文研究起点和创新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
| 一、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全景式呈现 |
| 二、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地位的评价 |
| 三、为当代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历史借鉴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和内容 |
| 一、中心问题与总体思路 |
| 二、基本内容与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中国基督教及其面临的挑战 |
| 一、清末反洋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 二、民初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 三、民初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冲击 |
| 四、民国基督徒学者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 |
| 第二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体验 |
| 二、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历史的反思 |
| 三、张亦镜的文字传道和文字卫道工作 |
| 第三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神学思想 |
| 第一节 张亦镜的文字传道思想 |
| 一、论开展文字传道的必要与目的 |
| 二、论文字传道与本色神学的建立 |
| 三、论文字传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
| 四、张亦镜对白话文的态度问题 |
| 第二节 论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的关系 |
| 一、张亦镜对中国民俗的基本态度 |
| 1.人有“新”“旧”之别——中国民俗宜“去旧迎新” |
| 2.民俗有关“国运兴衰”——中国社会宜“移风易俗” |
| 二、论基督教对中国民俗的吸收与改造 |
| 第三节 论本色神学同儒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儒之辨的时代背景 |
| 1.晚清时期的激烈碰撞 |
| 2.二十世纪初对话的开始 |
| 二、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互异性 |
| 三、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相通性 |
| 第四节 论本色神学同道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道比较研究的前提和态度 |
| 1.以澄清老子其人其事为前提 |
| 2.以分别道家与道教为前提 |
| 二、《道德经》与《圣经》的比勘互证 |
| 1.道元始与上帝同在 |
| 2.在“道性”上的相通 |
| 3.在“修性培德”上的相通 |
| 第五节 论本色神学同佛教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对耶佛关系的基本态度 |
| 1.对“扬佛抑耶论”的回应 |
| 2.基督教比之佛教更值信靠 |
| 二、论观世音信仰与基督教的分歧 |
| 1.在时空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 2.在性别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 3.在佛经逻辑上的批判与分歧 |
| 三、对“佛化基督教”思想的否定 |
| 第六节 论本色神学同墨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墨比较研究的思想缘起 |
| 1.西学墨源说 |
| 2.基督教墨源说 |
| 二、耶墨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
| 1.为墨学正名和平反 |
| 2.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
| 三、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的契合 |
| 1.在最高思想范畴上的契合 |
| 2.在社会政治伦理上的契合 |
| 3.在人际人伦理想上的契合 |
| 四、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之间的互异 |
| 第四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教会思想 |
| 第一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 |
| 一、论上帝国存在的中国化诠释 |
| 二、论上帝观之于中国人的意义 |
| 三、论中国人之于上帝屋的信修 |
| 第二节 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 |
| 一、对中国社会进步事业的推动 |
| 二、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促进 |
| 三、对宗教理性的弘扬和对中国宗教末流的批评 |
| 四、对中国社会恶习的改造 |
| 第三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 |
| 一、论民族独立与教会独立的关系 |
| 二、论建立本色教会的方法与途径 |
| 三、论教会趋势与中国教会的自立 |
| 第四节 论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 |
| 一、论张亦镜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
| 二、论张亦镜在孔教问题上的态度 |
| 三、论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关系 |
| 四、对“党教合一”思想的批判 |
| 五、论基督徒的爱国与救国的关系 |
| 第五章 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一节 对民国时期基督教中国化思潮的影响 |
| 一、对民国时期本色教会运动的影响 |
| 二、对民国时期本色神学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 |
| 一、对促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启发 |
| 二、对如何处理爱国与爱教之间关系的启发 |
| 三、对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启发 |
| 第三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在文字布道事工及其本色教会思想上的局限 |
| 二、在基要主义立场及其本色神学思想上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概念审视 |
| 2.1 “友善”概念分析 |
| 2.1.1 友善的日常层面语义 |
| 2.1.2 作为美德范畴的友善概念反思 |
| 2.1.3 作为客观存在之善的友善概念反思 |
| 2.1.4 作为制度层面的友善概念简析 |
| 2.1.5 友善的近义词 |
|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中的友善价值观 |
| 2.2.1 富强与文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厚实地基 |
| 2.2.2 民主与法治: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制度保障 |
| 2.2.3 平等与公正: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基本准则 |
| 2.2.4 自由与和谐: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终极向往 |
| 2.2.5 爱国、敬业与诚信: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重要表现 |
| 第3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理论溯源 |
| 3.1 马克思恩格斯论友善价值观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博爱价值观的批判 |
| 3.1.2 马克思恩格斯对友善价值观的直接阐述 |
| 3.1.3 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涵 |
| 3.1.4 团结合作:通向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3.1.5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终极归宿 |
| 3.2 列宁论友善价值观 |
| 3.2.1 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中的友善蕴涵 |
| 3.2.2 列宁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中的友善蕴涵 |
| 3.2.3 列宁友善思想的其他表达 |
| 3.3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的友善价值观 |
| 3.3.1 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
| 3.3.2 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
| 3.3.3 江泽民、胡锦涛论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 |
| 第4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继承借鉴 |
| 4.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善价值观继承 |
| 4.1.1 中国传统友善价值观的仁爱本质 |
| 4.1.2 中国传统友善价值观的良心本体 |
| 4.1.3 中国传统友善价值观的涵养途径 |
| 4.2 西方思想视野中的友善价值观批判借鉴 |
| 4.2.1 善的追求:西方传统友善观的德性本质 |
| 4.2.2 爱与友爱:西方传统友善观的直接表达 |
| 4.2.3 “无家可归”:现代性视域下的非友善症候 |
| 4.2.4 路在何方:通达友善之途的哲学解释学维度 |
| 第5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当代彰显 |
| 5.1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时代困境 |
| 5.1.1 看待友善价值观的辩证视野 |
| 5.1.2 友善价值观的社会背景之一: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
| 5.1.3 友善价值观的社会背景之二: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蕴涵 |
| 5.2.1 友善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底蕴 |
| 5.2.2 党性修养论述中的友善蕴涵 |
| 5.2.3 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的友善情怀 |
| 5.2.4 生态建设思想中的友善价值观彰显 |
| 5.2.5 合作共赢外交战略中的友善价值观彰显 |
| 5.3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制度保障 |
| 5.3.1 筑牢友善价值观的制度“堤坝” |
| 5.3.2 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增强敬畏感 |
| 5.3.3 全面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第6章 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践行路径 |
| 6.1 政治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6.2 经济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6.3 社会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6.4 文化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6.5 生态层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路径 |
| 结语:让友善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改革就可以不计成本吗?——与“一言”同志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袁嘉谷年谱全编[D]. 杨批额.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D]. 向倩.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整合与认同：隋唐之际的地方治理与区域政治[D]. 鲍隆轩. 南开大学, 2020(04)
- [4]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5]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7]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D]. 肖新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9]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D]. 苏雷. 武汉大学, 2019(06)
- [10]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研究[D]. 冯正强. 西南交通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