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农村消费

一、从健全社保制度入手启动农村消费（论文文献综述）

刘中海^[1]（2018）在《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的福利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9年9月,国务院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制度试点,到2012年基本实现了全覆盖。2014年2月,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新农保制度的基础上,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农居保）制度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从制度设计来看,农居保基本沿用了新农保的制度框架,因此,也沿袭了财政补贴这一核心与特色。农居保财政补贴政策是从国家层面、政府层面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对农居保的推行和持续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农村老年人口而言既具有保障基本生活、激励其参保缴费的直接作用,也起到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农村消费,从而提升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间接作用,意义重大。当前农居保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产生了哪些具体的福利效应?财政补贴发挥其福利效应的机理是什么?如何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补贴政策使其发挥更好的福利效应?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关乎农居保制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此,在充分考虑我国农村养老环境的前提下,本文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对农居保财政补贴的福利效应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与农居保财政补贴政策的演进与现状分析,以福利效应理论、底线公平理论、行为选择理论等为支撑,分析农居保财政补贴保障农民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农村消费、激励农民参保缴费的作用机理,搭建农居保福利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运用CHARLS全国微观调查数据以及实证调研数据,构建缴费、收益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增量贴现效用模型等对农居保财政补贴保障农民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农村消费、激励农民参保缴费的主要福利效应进行测算与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农居保财政补贴具有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福利效应,但实际保障水平严重偏低。基于长沙市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与供需平衡视角的养老金适度水平测算分析,目前农居保实际保障水平严重偏低。在现行制度的合理假设下,直至2030年,长沙市农居保制度平均水平不能实现“保基本”的政策初衷。设定在8%的基础养老金系数上,引入5%的个人缴费增长率,提高5%的基金收益率的假设下,至2030年可以实现较低层次的“保基本”目标;引入5%的缴费补贴率,提高10%的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至2030年能够实现中等层次的“保基本”目标;提高参数为:r=5.5%,f=12%,g=5.5%,k=5.5%时,到2030年,能够实现较高层次的“保基本”目标。2.农居保财政补贴政策具有调节地区间收入分配和代际间收入分配的福利效应,但转移效应不平衡。农居保中央财政补贴有利于缩小东中西部收入差距,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具有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地方财政补贴的地区间收入分配调节效应并不明显,并且如果农居保的养老金待遇水平长期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地区调节效应的影响会变小。农居保的代际收入分配调节效应不平衡,参保农民越早参加农居保,养老金纯收益额越高,而转移率呈现出现先增加后减小的情形。对于同年龄的参保人来说,不同的缴费档次会带来不同的纯收入,参保农民选择的缴费档次越高,获得的收益也会不断增加,但是转移率却不断降低。3.农居保财政补贴对促进农民消费的时间趋势较弱,地区表现也不同。对领取养老金的农村家庭,基础养老金直接增加农村老人当期收入,也增加了农民未来收益预期,从而促进消费。随着农居保政策运行时间的增加,使得其缴费与收益的关系会日渐明确,对消费意愿的刺激作用消失,对未领取养老金的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制约农民的消费。农居保财政补贴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消费均有促进作用,而且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更大,但是对东部地区的农民的消费来说,其影响效应是不显着的。4.农居保财政补贴对农民参保缴费行为的激励效应有限,参保者绝大部分选择最低年缴费额缴费是一种理性选择。选择最低年缴费额缴费是多数农民参保的一种理性选择。相较于女性农民而言,男性农民缴费意愿较低;相较于较高收入的农民而言,收入较低农民选择的社保缴费额较低;相较于年龄较大的农民而言,较年轻农民并不会多缴费,年轻人的缴费意愿较低;虽然贫困地区的农民比富裕地区的农民存在着更高的参保意愿,可由于有限的缴费能力,贫困地区的农民更愿选择较低的缴费额。针对以上分析和通过实证研究反映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优化农居保财政补贴的政策建议:一要加大财政补贴支持力度,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二要平衡财政补贴地区差距,加强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三要加强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提高参保农民消费能力,四要增强财政补贴激励作用,促进农民积极参保缴费。

李志强^[2]（2016）在《法律影响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认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只有对法律法规进行有效评估,预测与衡量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具体影响,保证利益群体的受益和受损程度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才能获得良法。而要对法律进行科学的评估,就需要一套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指标体系成为法律影响评估的关键要素。它旨在通过建立一套容纳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测度指标,测算法律可能产生的收益与成本,从而使得法律影响评估更具操作性、客观性与精确性。法律影响评估是指对现行法律或拟议中的法律草案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影响进行系统分析、预测与评价,评估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测算相关成本和收益,进而提供立法与不立法、选择一种方案或者放弃另一种方案的科学依据。法律影响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法律影响评估实施过程中的基本测量工具,它将法律法规共同的影响因素作出一般性的概括和总结,并对这些影响因素予以指数化的塑造,以期揭示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整体效用。法律影响评估指标体系的适用贯穿于整个立法过程,包括立法前、立法中与立法后的三个阶段。其中,指标体系在立法前的应用属于一种预评估,其评估效果具有预测性。指标体系在立法中的运用直接关系到立法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立法博弈。指标体系在立法后的使用,则是未来修法的重要前提,关系到法律修改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应遵循合法性、合理性以及系统优化等构建原则。当前国外法律影响评估指标体系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一为美国和加拿大采用的成本收益模式。此种模式不再具体细分法律影响的不同领域与内容,直接对相关后果进行成本收益测算和评估。其二是欧盟模式。此种模式先将法律的影响区分为社会、经济、环境等不同类型,甚至进一步区分为更为细致的子类型,这些具体类型与子类型就成为不同层级的评估指标；最后对这些指标进行具体的成本收益测算与度量,从而形成评估结果。两种模式最终都是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努力通过货币化来进行客观的比较与衡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省略掉区分法律不同面向影响这一环节,当然这一省略仅仅是指标建构和表述层面的。具体评估过程中,肯定要测算相关法律在不同面向上带来的成本收益。如此一来,从技术上看,欧盟的指标方式应该更具明晰性与操作性,有助于人们首先注意法律在多个面向的影响,进而进行全面的成本收益衡量,避免遗漏某些层面。而且也有助于相关指标在不同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排列组合,增强指标的实用性。结合国外的评估经验以及我国相关情况,追求评估指标技术上的模块化,价值目标上服务于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借鉴欧盟模式,将法律影响区分为：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将我国法律影响评估指标体系区分为社会影响评估指标、经济影响评估指标和环境影响评估指标三大一级指标。在此一级指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化为不同层级的子指标体系,从而构建起科学、系统、模块化、多层级的有效的通用型指标体系。法律的社会影响评估指标科学测度法律的社会的影响。法律的社会影响主要包括对人口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政治的影响、道德影响等内容。依据社会影响的基本范围,我们选择社会生活影响、社会就业影响、公共服务影响、社会基本价值影响以及社会保障影响等,作为主要的测度指标。其中,社会生活影响指标测度和评价法律实施对人们生活领域的影响,诸如生育、住房、交通等方面的效果。社会就业影响指标测度法律出台对就业影响的状况,包括就业质量、就业数量、就业环境等因素。公共服务影响指标衡量和测度法律实施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响效果,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社会基本价值影响指标测评法律实施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影响效果,如社会道德水平、社会秩序、社会公平正义等的影响。社会保障影响指标主要测度法律实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具体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等影响效果。对于社会影响评估指标,我们也要首先追求货币化与定量化分析。但基于社会影响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有些指标难以定量测算的情况下,则依靠定性分析进行评估。对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关键的,而现代社会法律又是最主要的制度形式。法律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良法”的供给。法律经济影响评估指标旨在科学有效的测度法律对经济的具体影响。法律的经济影响评估指标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容,宏观经济影响指标、市场机制影响指标、企业发展影响指标、消费者影响指标。其中,宏观经济影响指标具体衡量和评价法律实施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效果,包括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劳动就业水平等方面的内容。市场机制影响指标主要测度法律规制对市场的影响效果,包括市场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等的变化。企业发展影响指标法律实施会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包括企业的设立、决策、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消费者影响指标具体测度法律出台对消费者带来的具体影响,包括收入水平的影响、投资选择的影响、消费水平的影响。当然,这四个指标在具体应用中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层级的子指标。法律的环境影响评估指标设计主要依据环境影响评价中的要素识别对象。按照主要的环境组成要素,环境影响评价可分为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水环境影响评价、噪声环境影响评价、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生物环境影响评价等。因而我们将法律测度环境影响的评估指标具体划分为土壤资源影响指标、大气环境影响指标、水资源影响指标、固体废物影响指标、声环境影响指标、动植物资源影响指标、矿物资源影响指标以及生态保护影响指标,其中大气环境影响指标可再细分为气候影响指标和空气质量影响指标。同时,上述每个评估指标又进一步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子指标,从而形成逻辑清晰、内容完整的指标体系。法律影响评估指标体系框架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在内的3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以及78个三级指标,这些影响指标既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也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但它们都是具体的、典型的而不是抽象的。由于法律影响评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法律对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的影响作用千变万化,法律影响评估指标难以穷尽,指标体系难以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影响内容。因此,指标体系具体选择这些最为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因素作为评估指标,努力做到指标设计上的模块化与通用性。指标的量化是法律影响评估的有效手段,评估过程中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相关指标尽量予以量化与货币化分析,并通过成本收益的方法获得最终的数量结果。当然,对于无法量化测度的指标,仍需定性分析。通过评估指标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提高法律影响评估的可靠性、准确性与客观性,推动法律评估由粗放转向精密、规范与科学,从而为法律制定与修改提供决策依据,改进立法质量,实现善治目标。一部法律通常会有多个面向的影响,相关评估会涉及多个不同指标。科学设置不同指标的权重就成为评估成败的关键。依据客观、准确、便于操作的原则,我们选择适合的权重设置方法赋予指标权重,应对法律影响评估指标复杂、多样性的要求,减少指标测量的误差,有效保障评估的科学性。评估的有效性还取决于相关数据的客观与准确。指标的信度和效度也要运用统计学的工具与模型进行审查,借助计算机工具运算,从而保证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最后,通过将相关指标应用到对X市《供水规定》的评估中,具体展现该指标体系如何应用操作,其对评估质量的贡献,及其不足与局限。

康永超^[3]（2016）在《城乡双向开放与农村二次改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30多年前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第一次改革促成了城市对农村的单向开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面临着以实施城乡双向开放为核心的农村第二次改革。停留于单向开放水平上推行城乡一体化会导致"反城乡一体化"。发达地区已具备实施城乡双向开放的条件,农村二次改革可从发达地区率先启动。应遵循梯次推进原则,引导发达地区率先探索和实施土地制度改革,在要素双向流动基础上转向双向城乡一体化,开辟一条具有内生动力的农村发展之路。

吴开明^[4]（2015）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养老保险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养老保险公平问题却日益突出。其中,人为地以职业、户籍、劳动关系等为条件划分不同参保群体并设立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再分别适用不同的缴费、养老待遇和参保补助规则,由此造成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是其根本成因。因此,从制度的视角对我国养老保险公平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主要开展了以下方面的研究:首先,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工具,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以及“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因,并总结了其变迁规律。主要包括:变迁方式上,由强制型变迁转向诱致型变迁;变迁原因上,潜在收益明显大于成本;变迁成本上,意识形态有效降低变迁的成本;变迁强度上,需求和成本的变化导致变迁频率上升。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趋势。其次,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保障公平观为指导,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社会保障公平理论及其实践经验,沿着“经济学理论的社会保障公平观-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公平实践经验-我国现实国情-我国养老保险应该遵循的公平原则-我国养老保险公平衡量指标体系”的逻辑路径,研究提出了“资格公平”、“底线公平”、“偏向照顾弱者”、“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等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公平原则,设计了诸如制度统一率、险种自主选择率、个体缴费自主选择率、全体缴费自主选择率、区域基本生活保障率、缴费超额回报率、缴费超额补助率、消费超额补助率等一系列考察我国养老保险公平性的衡量指标,创建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超额回报率计算模型（Rate of Return for Excess Contribution Computable Model,RREC-EM）”,从而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公平理论体系,有利于突破照搬国外养老保险公平理论的研究路径,为评价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公平现状、探索增强我国养老保险公平性的对策提供依据。再次,根据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公平衡量指标体系,以机关事业、企业和城乡居民分设的“三轨制”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国务院关于养老金“并轨”方案预计于2015年10月正式启动,目前在操作层面仍按原办法执行）,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公平现状进行了定量分析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近些年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人员资格、保费缴纳、待遇计发和补助分配方面均存在比较突出的非公平问题。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可知,这种“碎片化”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引发社会不公、阻碍人员流动、影响持续发展等方面,其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制度的整合。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代表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反两方面经验,例证了“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和并轨的必要性。然后,围绕增强我国养老保险公平性,提出了建立全民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并着重从筹资模式、基金平衡机制、参数设置原则和基本规则等方面探讨了这一制度模式的建构。筹资模式方面,创建了与全民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相适应的“即时全额名义个人账户制（Instant Sum Nominal Defined Contribution,ISNDC）”;基金平衡方面,明确了参保者终生基金平衡机制和养老保险基金总平衡机制,并在提出“参保基准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参保者初次缴费时?补助现值?计算模型（Insured Persons?Present Value of Subsidy for Initial Contribution Computing,IPPVSICC）”和“参保者终生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模型（Insured Persons?Lifetime Pension Insurance Fund Equilibrium,IPLPIFE）”;参数设置原则方面,明确了理想状态下的参数设置原则和现实国情下的参数设置原则;基本规则方面,以公平为导向,根据全民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要求,创建了缴费、待遇和补助规则,并逐一明晰了其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以湖南省澧县为例,实证分析了本文提出的全民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和可行性。最后,围绕全民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付诸实施,具体提出了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合理整合现有资源、确保数据有效供给、提高基金支付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将国外经济学理论的社会保障公平观以及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公平实践经验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公平理论体系。（2）比较系统地构建了我国养老保险公平衡量指标体系,有利于突破目前局限于定性分析的研究路径,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全面考察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公平状况。（3）开辟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研究的新视角。现有研究仅以单一养老保险制度或机关事业、企业分设的“双轨制”为视角。本文从制度演进、成因分析、现状评估和解决路径等方面,从“三轨制”以及“多轨制”的新视角研究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公平问题。（4）在增强我国养老保险公平性的路径探索方面实现了新突破。现有关于增强我国养老保险公平性的研究文献中,虽有少部分提出了建立全民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但大多数只是将其作为一条原则性的对策提出,均未深入探讨其制度模式和实施路径。本文在提出建立全民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之后,着重从筹资模式、基金平衡机制、参数设置原则和基本规则等方面探讨了这一制度模式的建构,突破了构建全民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大难点。

段军利^[5]（2014）在《新时期农民增收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只有增加农民收入，农业才有发展，农村才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才有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基本迈上了小康水平。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诸种原因，不平衡性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偏低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本文在对我国农民增收工作的历史、现状、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分别从四个方面对我国农民增收工作进行了阐述，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阐述。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说明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解决了为什么要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对于我国当前及今后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深入剖析了制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第四部分别针对当前农民增收中存在的问题，从提高农民收入的实际出发，分别从加大政策性投入力度、提高经营性收入水平、拓宽工资性收入渠道、探索财产性收入途径、乡镇机构改革创新、人才兴农、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民生工程实施力度、实施各项惠民政策、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度分析，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杨孝祯^[6]（2014）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日本政府于1960年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定下1961—1970年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的经济目标。该计划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充实社会资本、培训人才、促进对外贸易与国际合作等方面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日本政府更加注重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包括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缩小地区间所得差距、纠正各收入阶层级差、完善财政政策与社保机制等，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改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计划实施后，日本大部分经济指标都超额完成，国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实现了国富民强，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成为发达国家中的领跑者。目前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都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的长期存在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在自然条件、国家政策等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异，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使得行业收入差距日益显着，“灰色”收入的存在扭曲了收入分配结构。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不仅抑制了国内需求进而制约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贫困人口将不断增加，由贫困现象导致的社会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我国应借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尤其是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如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劳动力流动、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局面，由“国富“向”民富“转变。但与日本相比，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更加严峻和复杂，因此，文章认为借鉴日本经验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应结合我国的国情，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收入分配改革道路，主要措施有：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健全工会组织进而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打破二元户籍制度，推进城镇化进程；深化税制改革，调节收入再分配机制；改革社会保险制度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杨柳青^[7]（2014）在《我国消费信贷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贡献了极大的力量,但是,现阶段,我国主要出口国受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经济低迷,出口和投资这两支拉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受到重创。如何发挥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目标而言,发展消费信贷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消费信贷不但可以通过向有消费需求而无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提供信贷,缓解消费者受到的流动性约束,减少不确定性引起的预防性储蓄,把消费者从货币积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直接增加消费需求。还可以通过消费信贷中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及以消费信贷为工具的货币政策、改善银行经营结构和资产结构等三种间接手段增加消费需求。同时,发达国家用其发展成熟的消费信贷体系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很高的贡献率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尤其在现阶段,居民消费结构亟待升级,若能抓好这一机遇来发展消费信贷,我国的消费需求将会有不同的局面。所以,研究消费信贷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发现我国消费信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促进消费信贷进一步发展、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主要围绕我国消费信贷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展开,除绪论外分成五个部分:依次介绍消费信贷的概念和分类,简述消费信贷的发展历史;再用现代消费理论全面分析消费信贷促进消费需求的机理和渠道,阐明消费信贷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意义;第三部分用数据实证模型检验消费信贷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然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证的基础上剖析我国消费信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消费信贷促进消费增加作用不显着的原因;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王丽英^[8]（2013）在《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审计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使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09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各地开始逐步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那么,在新农保实践过程中,新农保基金的筹集、运营和支付等阶段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审计该如何介入新农保基金的监督管理呢?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国新农保基金审计监督的历史非常短暂,尚未形成完善的审计监督体系,但新农保基金审计监督在基金监督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保障新农保基金的正常运行,审计监督至关重要,市计监督的及时到位,能更加有效地保障新农保基金的安全与完整。然而,我国的新农保基金审计监督仍存在审计内容不全面、缺乏法律依据、审计方法落后等诸多问题。所以,完善新农保基金审计监督,加强审计监督的研究对促进我国新农保政策的落实,保证基金的安全运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本文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审计的三个本质功能,即制约功能、促进功能和证明功能,从而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实际上阐明了对新农保基金审计监督的必要性。其次,通过回顾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验,为本文对新农保基金审计监督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再次,本文以我国新农保基金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我国新农保基金及其审计监督的现状基础上,找出其中存在的不足,探讨完善我国新农保基金及其审计监督的方法和对策,确保新农保基金安全有效地运行。最后,本文站在政府审计的角度,通过对新农保基金运行全过程的审计监督,即识别基金筹资阶段、运营阶段和支付阶段的风险,来完善我国新农保基金审计监督。具体从新农保基金筹集阶段、运营阶段、支付阶段三方面入手,分析参保缴费、运营和支付流程,识别各阶段的主要风险,寻找各阶段的审计切入点,最后进行审计报告制度和结果公告制度的研究,实现审计成果的有效运用,以期加强政府审计机关对新农保基金审计监督能力,完善新农保基金审计监督,确保新农保基金的安全性、合法性、效益性和及时性。

崔宇^[9]（2012）在《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对GDP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是由出口和投资进行拉动的。但是,近年来,在世界性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欧美消费市场陷入衰退,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日益减少,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和相关产业的投资水平。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从扩大内需入手来维持增长。我国的消费主要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两大部分,相比较而言,居民消费规模更大,也更具效率。本文首先讨论了消费、投资、出口和产业结构对GDP的贡献,进而从总体和家庭支出两方面对比分析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并主要对如何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进行了详细讨论。文章的主要内容：利用H-P滤波法来研究投资、消费、出口的周期变动与经济增长周期变动之间的关系；把政府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相结合,利用偏最小二乘法研究投资、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出口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反映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各主要因素从国家整体上、四大地域以及不同收入组的方面进行了统计性描述,这些因素包括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等等；把城乡居民消费分为八大类消费支出进行了对比；运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对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从各类消费产品的基本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弹性方面剖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方面的特点,重点找出制约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环节；对当前国家对农村居民的各种补贴、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养老、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居住以及农民工现状等扶持政策进行综述,讨论了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说明了增加农民收入才能真正提高消费水平,提出了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相应对策。通过以上研究,有利于弄清影响促进我国消费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不和谐因素；有利于制定科学的消费政策,对居民消费进行正确引导,合理调整居民消费结构；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培植绿色环保产业；有利于加强企业在农村的销售和服务渠道的建设,弥补自身的不足；有利于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升服务水平,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合理的消费结构,真正带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孙迪亮^[10]（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物质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首要内容和主要组成部分，其测度指标具有多元性，其中最常用、最主要的指标是生活水平指标，一般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增K率来苻代。具体到农民的物质利益，一般也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改芊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W改革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对农民物质利益问题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既蕴含着许多基于新的实践而生成的新理念、新观点，从而体现出其现实创新性，也承接了古今中外许多有价值的相关思想理论，从而体现出其历史继承性。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理论渊源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物质利益理论，主要包括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实现;r农结合与城乡协调的理论、H家对农民予以经济资助的理论、促进农民合作化的理论等；二是国外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与经验，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传统农民、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是R趋深化、与时俱进的：为了解除广大农民生活上的严重困苦，屮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以保障农民温饱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随着农村脱贫目标的基本完成和农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以实现农民小康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鉴于农民小康总体实现后农民贫富差距的空前凸现，中国共产党自本世纪以来形成了以ia求农民共富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在每一时段，中国共产党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相应举措。中M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值的思想，解答了"为什么"实现农民物质利益的问题；二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路径的思想，解答了"怎么样"实现农民物顶利益的问题。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iff，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视之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维护全H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环节和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铬径，屮国共产党的基本思路是"加减并用"。所谓"加"，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总量，这主要依赖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三个途径：所谓"减"，即减轻农^负担。对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评析应恪守求真务实的基本原则、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地进行，既不应为之涂脂抹粉，更不应对之无端指责，而是应当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与局限，并就此进行善意而中肯的建言献策。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创新，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良好效应。但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农民大国里，彻底解决九亿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确非易事，因而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上，也总是闪露出一些不足与缺憾，主要是：从思想的生成上看，应急性有汆而前瞻性不足；从思想的内涵上着，针对性有余而系统性不足：从思想的践行上看，宣示性有余而实效性不足。鉴于此，在末来的发展完善中，理应重点强化三个环节，即：及时体察农民的利益关切，增强思想的前瞻性；全面应答农民的利益诉求，增强思想的系统性；强力构筑农民的利益保障，增强思想的实效性。

二、从健全社保制度入手启动农村消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健全社保制度入手启动农村消费（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的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法律影响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城乡双向开放与农村二次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期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消费信贷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审计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对GDP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健全社保制度入手启动农村消费（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的福利效应研究[D]. 刘中海. 湖南大学, 2018(06)
• [2]法律影响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 李志强. 山东大学, 2016(09)
• [3]城乡双向开放与农村二次改革[J]. 康永超. 农业经济, 2016(05)
• [4]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研究[D]. 吴开明. 湖南大学, 2015(02)
• [5]新时期农民增收问题研究[D]. 段军利. 长安大学, 2014(02)
• [6]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D]. 杨孝祯.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7]我国消费信贷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研究[D]. 杨柳青. 山西财经大学, 2014(05)
• [8]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审计监督研究[D]. 王丽英. 浙江工商大学, 2013(09)
• [9]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对GDP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D]. 崔宇. 山东大学, 2012(02)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D]. 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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