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词学

一、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词学（论文文献综述）

陈龙^[1]（2020）在《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文中研究指明于右任（1879—1964）既是晚清民国重要诗家,也是此期诗坛风云人物,享有很高诗学声望。把于右任放在晚清民国诗坛中来考察,可以加强于右任诗人身份的体认,使之立体化、鲜活化。而通过于右任及其诗学活动问途晚清民国时期诗坛,也可以反映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诗坛的风云变化。于右任对其时诗坛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影响可以体现在诗学观念上,体现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更可以体现在于右任活跃而丰富的诗歌活动上。本文绪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的风云际会:于右任早年以一部《半哭半笑楼诗草》进军晚清诗坛,成为诗界革命骁将;辛亥前后创办四份革命报刊为推动南社发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于右任因此跻身资深社员行列;1918—1922年又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身份带领军中诗人吟唱,形成陕西近现代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群落——陕西靖国军诗群;抗战时期于右任领衔发起民族诗坛,实际成为国民党文坛盟主,也是扭转抗战诗风的关键人物;晚年寓居台湾发起诗体解放运动,影响了台湾当代诗坛的走向,这可以视作其在民国诗坛活动之余波。第二部分为近百年于右任诗歌研究述评,将百年于诗研究分为发轫期、创始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总结各期主要成就和不足。正文凡四章:第一章在辑录于右任早年诗话文献的基础上（见附录一、二、三）,考察《骚心丛谈》《独树斋诗话》这两部成体系的诗话。这些诗话既是研究于右任诗学的珍贵资料,也是晚清报刊诗话兴盛的个案呈现。其中,《骚心丛谈》是一部革命诗话,重点评介了晚近革命诗人,是20世纪初革命诗学兴起的体现。这部诗话提倡诗歌创作要出入古今、反映时代,这是于右任早年诗学观的主要内容。《独树斋诗话》具有传统诗话的特点,它主张“贵博崇实”,本身就是一部具有考据特点的诗话,在民国诗话中别具一格。第二章是于右任的诗歌创作论,凡两节。在辑录于右任集外诗作基础上,第二章第一节结合于右任的人生轨迹,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前期诗歌倡言革命、反清反帝,中期诗歌抒写山河沦落、民瘼之痛及革命的残酷漫长,后期诗歌写晚年的生活与心境,以闲情唱和、回顾革命人生为主,最具价值的是“望大陆”系列哀歌。第二节论于氏诗风演变,大体与其主题取向一致,前期诗歌慷慨悲愤,既而转向沉郁顿挫,至晚年寓居台湾后诗风又以悲凉感伤为主。第三章详论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的因缘际会,实质是对绪论第一部分的深入解读,也是论文的重点所在。第一节论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关系,考述了于氏四报为南社发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四报都是南社人聚首交流的园地,《神州日报》《民呼日报》记录了神交社诞生与南社筹备期的联谊吟唱活动,《民吁日报》记录了南社的诞生,而《民立报》更成为南社人的大本营之一,《南社丛刻》总发行所就设于该报馆中。第二节中,笔者提出“陕西靖国军诗群”的概念,并论诗群之崛起、诗人谱系之构建与诗群活动史。第三节考实民国文学史上一个语焉不详的诗社——民族诗坛,讨论它的“民国诗运动”。余论谈于右任走上台湾诗坛盟主之位的大致史程,和于氏晚年诗学观及台湾诗体解放运动。第四章共两节:首节论晚清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阶段特征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第二节论于右任对民国旧体诗现代化的贡献,及其旧新诗体共存发展的启示。因笔者学力不足,此章论证不充分,需待日后继续思考。

刘琰^[2]（2020）在《黄侃人际交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侃是辛亥革命先驱、民国着名学者。在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黄侃扮演了多种角色,如新式学生、革命斗士、章门弟子、文人、名教授等,无不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自身性格、人生际遇以及社会思潮的交相激荡中,黄侃与时人的关系趋向两极发展,如章太炎、汪东等对他持理解与欣赏的态度,而周作人、汤国梨等人常以鄙夷的态度看待他,这无疑增加了黄侃身上的传奇色彩。关于他与时人间的诗酒唱酬、一言不合就谩骂的情景,世人多以饭后谈资视之,并对他那名士风流、狂放不羁的个性充满向往,然对其行为实难有过多的追问与体察,黄侃的“狂士”、“疯子”形象也就植根于人们心中以致失之偏颇。鉴于此,本文采取黄侃人际交往的研究视角,贯穿黄侃一生,以期对他的整个人格风貌有较全面深刻的认识。第一章论述黄侃与亲人的交往,体现出他子孝、弟恭、父义的美德,是对儒家亲缘文化进行充分地继承与发扬。并对黄侃的四次婚姻进行解读,消除其身上“有文无行”的污名化。第二章论述黄侃与政界的交往,主要分析他如何从激进的革命斗士转向保守的国学大师,进而说明近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的两难选择中,内心无不充满痛苦的挣扎,而黄侃的“转变”是具有代表性以及独特性的。第三章论述黄侃与师生间的交往,展现黄侃尊师重道与传道授业的精神,并且阐释章黄学派治学的特点以及他们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学术的薪火相传。第四章论述黄侃与其他学人间的交往,从其辗转各地高校任教的情景中,可了解到当时“新旧之争”的复杂性以及学界派系之争的此消彼长,从而对于把握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图景大有裨益。第五章进行归纳总结,首先论述黄侃的家庭教育对其日后品德、才学、性格、爱好的养成具有深远影响;其次从黄侃性情、治学旨趣、人生境遇等因素来阐释他的交际圈趋向狭窄的特征;然后考其志行,可用一生为国故招魂来概括;最后探讨黄侃性情狂狷的由来,同时阐明其性格的矛盾处与内在冲突,进而对黄侃的言行多了几分理解。另外,近代中国一个显着的时代特征是古今中外新旧各种因素交相互存、错综复杂,加之面对中国与西方在国力与文化双重竞争中失败的现象,近代读书人无时不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纠结挣扎中。而黄侃的选择不啻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近代学人在大时代背景下如何自我突围与安身立命的一面相。

罗云婷^[3]（2019）在《浦江清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浦江清是一位并不为太多人所知的重量级学者。举凡文学史研究、中国诗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研究、文史考证等方面,浦江清皆留下诸多力作。然而因其早逝,学界一直关注无多。本文在梳理其一生学思历程的基础上,从文学史观、诗歌观、小说观、戏曲观、学术方法论五大方面入手,分析论述其文学思想,掘发其中隐含的学术经验、思想方法及研究价值。本文共分为六章,围绕浦江清“治中国文学必用中国间架”这一毕生治学的主导观念展开论述。第一章考察浦江清的问学经历及学术交往,纵观其一生学思历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第二章探讨浦江清的文学史观,了解其是如何“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的历史”。第三章分析浦江清的诗歌观,以“诗歌是一种音乐文学”为出发点,阐发其对“诗”之定义、诗词语言的理解以及诗歌审美倾向。第四章从“中国文学里的‘小说’”角度立论,来梳理浦江清的小说观,以见其对本民族小说传统的重视。第五章从曲律与剧本内容两方面入手,用“戏曲是综合性的艺术”这一理念来概括浦江清的戏曲观。第六章是对浦江清古典文学研究学术方法的总结,既有古今中外的纵向、横向比较,又有文史考证,真正做到了现代与传统的融会贯通。

王新立^[4]（2017）在《近代文学社团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对近代文学社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其发展状况作一通览式的描述,以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完整的了解和认识。尝试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考证近代主要文学社团的产生与发展状况,从文学史、社团史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文学社团与近代社会文化、近代文学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关注与其紧密相关的外在因素,如时代局势的动荡,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学革命和新文学思潮的影响等,也关注其内在的存在状态,如社团内部的构成、社团的条例规定、社团活动与发展的方式、社员的文学创作与作品的收集、整理与传播等,使文学社团研究更加立体化,更加丰富。文章思路方面,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近代文学社团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从近代社会的巨变,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革命,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方面,探究这些时代因素对传统文人与传统文学社团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论述从19世纪初开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120余年间文学社团的发展历程,依据该时期文学社团发展的具体状况,分为恢复期,复兴期,低落期,持续发展期四个阶段,对各个时期的文学社团进行详细梳理。对一些重要社团进行具体考证。第三章为近代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文学社团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其中台湾以诗钟为主要创作方式的文学社团活动,在近代,特别是在清末发展非常繁盛。东南亚作为中国海外华人数量最多、聚居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传统文化氛围较之其它地区,也更加浓厚。本章马来亚地区为中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社团在该地区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当地华文文学发展中的影响。第四章为近代文学社团的特征研究,主要包括:基于社团与社员的考察,一是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角度考察近代文学社团与社团成员的地理分布,二是对社团主要成员身份的考察,并进一步探究社团的性质与特征。此外,作为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科举制度在近代被废止之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文社,并没有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消亡,而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并继续存在着。第五章为几类特殊的文学性社团研究,在近代文学社团的发展中,既有一些和前代文学社团相似的社团,如怡老类社团,又出现了一些前代没有的社团类型,如诗钟社。现阶段这些社团在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也难以归类,同时又创作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学性特征。为完整体现近代文学社团发展的全貌。本章针对几类主要的文学性社团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怡老类文学社团、季节性文学社团、诗钟类文学社团、哀悼性质的文学社团,以及报刊类和校园文学社团等。

朱一帆^[5]（2017）在《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浮沉轨迹和艺术演变趋势与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嬗变密切相关。因此,为呈现出百年来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流变,本文特选取现代女性意识作为核心进行观照与统摄。通过揭示现代女性意识流变下,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在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表现,最终彰显百年来女性旧体诗词的历史浮沉与演变趋势。在本文的第一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转型期（1912-1936）,由于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历史语境的转型,造就现代中国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由传统的闺阁意识向现代女性意识转变。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促使她们一面向外观照,或书写着女性视域下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或以审美无功利视角审视大自然;一面向内审视自身,抒发现代女性友谊。现代女性意识觉醒、女性对公共空间的拥抱,也促使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突破了传统诗词题材的局限,拓展了现代女性旧体诗词题材在公共空间方面的表现。至于诗艺变革方面,她们或大胆用现代语言入旧体诗词、或“用旧瓶装新酒”激活古典意象,从容表达女性现代感受。在本文的第二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中兴期（1937-1949）,由于抗战现实政治时势的影响,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进一步深化。她们向外进一步拓展叙事视域,着重表达了女性视域下的抗日救亡理念;她们也向内进一步审视自身,或书写女性流亡体验、或书写现代爱情体验、或书写现代母女关系。在题材方面,现代女性意识的深化,促使她们不再满足于将视线放置在对旧体诗词空间的拓展上,她们开始将视线转向时间领域,通过以线性时间观念观照现代战争,她们书写了女性自身的成长历程、书写了现代战争的宏大叙事、抒发了对故乡“往事不可追”、现如今乡村生活“今日难停留”的苦涩。在诗艺取向方面,深化的现代女性意识,明晰的女性自我主体身份,促使她们在旧体诗词中以高频的疑问句式,醒目表达自身观点,或者直接以女性身体意象表现自身独立看法。在本文的第三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分流期（1949-1976）,大陆与海外华裔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出现了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与认同,形成了二水分流的女性诗词艺术景观。具体就中国大陆而言,“延安经验”在建国后的延续,促使大陆中国女性的现代女性意识异化。她们或书写“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政治豪情、或书写花木兰式女英雄、或书写被压抑的生命体验,这表现在艺术风格上,便是主流女性诗词的政治化写作特征与边缘女性诗词的个人化写作特征。具体就港澳台及海外地区而言,相对宽松的历史语境,使得她们多彰显出明晰的现代女性意识认同感。她们或书写漂泊困境与女性生命焦虑、或书写离散体验与中华文化认同、或书写异域风情与西方文化认同。在本文的第四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复兴期（1977年以来）,由于中国内地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尤其是新世纪进入网络文学时代以来,当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语言、意象、题材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而言,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过程,伴随着女性诗词创作主体重新探索由“人”向“女人”再向“个人”的女性意识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她们或书写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思、或书写对现代爱情的呼唤与反思、或书写对现代女性个体生命体验的感悟。这在题材方面的表现,便是突破了“毛泽东时代”单一化的旧体诗词题材局限,逐渐走向多样化。至于艺术特征方面,也呈现出诗歌语言的日常化以及古典意象重塑的特点。在本文的余论部分,着重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视角观照了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的创作,揭示了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创化”方面的成果,并以“天人合一”传统创化为代表集中进行阐释。最终指出,现代女性旧体诗词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现代中国小说、散文、诗歌一道,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而这一研究路径,同时也是重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

戴勇^[6]（2015）在《《中华诗词》与新时期旧体诗词的传播及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杂志—文体——文学”的理论思路,考察《中华诗词》杂志与旧体诗词文体的互文关系。通过分析《中华诗词》杂志的传播机制,讨论以《中华诗词》为代表的旧体诗词传播媒介,对于推动新时期旧体诗词文体发展的意义与作用。本文的主体部分以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分析民国以来旧体诗词传播媒介与旧体诗词创作的关系；《中华诗词》与中华诗词诗词学会创立的过程及宗旨；《中华诗词》杂志所刊载的不同类型旧体诗人诗作的创作特征；《中华诗词》杂志在新时期文学场中的传播机制以及民国《学衡》与岭南《当代诗词》对于《中华诗词》杂志运行发展的启示。具体而言,本文第一章从文体与媒介的关系,考察民国以来旧体诗词传播媒介与旧体诗词的命运关系。以新时期为界,民国初年至改革开放期间,旧体诗词传播主要以传统纸质媒介为主,其发展趋势是从遮蔽到疏离（1910-1920年代）、从复苏到初兴（1930-1940年代）、从压抑到抗争（1950-1970年代）。新时期以来随着电子媒介与传统媒介的互动,旧体诗词在新媒体时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状态,开始由抗争走向复苏。第二章讲述《中华诗词》杂志的创办对旧体诗词地位重中的意义。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1994年《中华诗词》杂志创刊,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促成了这一权威旧体诗词刊物的诞生。而《中华诗词》杂志的创办,又极大重中了旧体诗词的文体地位、社会地位及文学史地位。第三章研究以《中华诗词》杂志为中心的旧体诗人群体的旧体诗词创作。从《中华诗词》所刊载的诗人群体的年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诗坛耆老”、“吟坛百家”及“吟坛新人”三大类别。“诗坛耆老”诗人群的代表有夏承焘、唐玉虬、俞平伯等；“吟坛百家”诗人群的代表有叶嘉莹、林从龙、刘征、李汝伦等；“吟坛新人”诗人群的代表有尽心、熊东邀、程羽黑、王亚平等。这三大诗人群体基本上涵盖了20世纪旧体诗词诗人群的老、中、青三代。“诗坛耆老”旧体诗人群常常书写抗日救国相关的重大题材；“吟坛百家”诗人群亦以诗作记录历史的重大事件,及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而“吟坛新人”诗人群由于其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其诗作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及现代色彩。此外《中华诗词》杂志所载不乏“老干体”诗作,“老干体”诗作在内容上以反映时代主题为旨归,在艺术上有“官气化”、“口号化”之弊,种种弊端最终导致了诗歌意境的缺失。第四章透视《中华诗词》杂志的传播机制。《中华诗词》杂志在传播旧体诗词时,其运作方式有四。其一是政治化运作策略,具体表现是请名人做主编,利用名人的效应增加杂志的影响力度。其二是商业化运作策略,具体表现在举办各类旧体诗词大赛,开设各类中华诗词研修班,以发掘人才培养新人。开通中华诗词学会网,实现网络与纸媒的联姻。刊载广告,增加杂志收益。其三是社会化运作策略,具体表现是诗教走进校园,走向西部,走向大众。其四是文学化运作策略,具体表现在开辟专栏,培养新人。此外分析《中华诗词》杂志在传播旧体诗词时所形成的误区。第五章以纵向和横向的视角,分别以民国《学衡》与当代岭南《当代诗词》作为参照系,探讨这两本杂志对《中华诗词》杂志运营的启示。结语部分叙述旧体诗词暨《中华诗词》杂志在新时期的命运。由于国家权力部门的重视及民间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旧体诗词在新时期复苏姿态不容置疑,与此同时,《中华诗词》也将迎来杂志蓬勃发展的新的契机。

代婧烨^[7]（2014）在《胡适《词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词选》由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编订，自1923年开始编选至1927年出版，历经三年。《词选》自出版之初，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在词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词选》产生于新旧词学的交替时期和文学革命的背景之下，表现出了新时期的审美倾向，承载了宣扬白话文学运动的使命。这本《词选》是胡适词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胡适通过这本《词选》建立起了一套新的词学研究框架和词学认识观念，使词学研究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这本《词选》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和利用这本《词选》。通过对于它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新文化运动之后新的审美倾向和词学发展进程。本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通过研究胡适的学习经历和治词经历、《词选》的编选背景以及胡适编选词选的动机和《词选》的编选的过程，对《词选》的情况进行大致的梳理和认识。第二章是对《词选》编选体例和选词标准的研究。《词选》的全书书写均采用白话形式和新式标点，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它的注释不多，只是便于读者更好的阅读，注解了些许方言、文法和典故。胡适的选词标准也表现出了新时期的新特色：语言的明白清楚和情感的真挚是他选词的先决条件，词的意境和品格是他选词的最高标准，他还反对词作重音律、多用典以及堆砌，并且他选词多取小令而少取长调。第三章研究胡适的词学观。主要通过整理胡适的留学日记、演讲、发表的文章以及他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以及《国语文学史》等书所表现的词学观点和《词选》中所体现的词学观来研究。第四章研究《词选》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相继出版印行了四种版本的《词选》，为《词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关于《词选》的接受，可分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接受特点。

谢燕^[8]（2014）在《近世京津词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中的“京津”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具体指的是北京的宣南和天津的塘沽。这两个区域互为表里,在近代既是汉族士大夫的聚居地与交际场,也是诗社词社云集之所。京津两地词人都属于“京师”士人圈子。由此,京津文化中存在着地域族群和士人集团如何为中央服务,同时也受中央庇护与限制的文化特点。京津的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有时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学,更是一种“京师”的文化。其间的词社与雅集,既是“日下胜游”,又是“楚骚之遗”；既是风流清赏,又是互为朋党,其中折射出的文学与权力,文学与风会,文学与世变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议题。本论文以晚清以降京师政治与士风的变迁为背景,考察京津词坛词人群体面对近代学术思想与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其在词学上所作的种种革新与探索,及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复杂思想与世态。其中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从近世京师词学风尚的变迁看“百年词史”的沿革。本论文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考察了从嘉庆初年到民国中期京师词坛词学风尚的流变,并试图以此为个案,揭示在近代西学东渐、世变日亟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型。文中主要分析了这样四个断面：（一）嘉道年间京师词坛在浙西派词风笼罩下词学思想的新变——常州词派的“风雅来归”。（二）咸同之交京师词坛词风转变过程中的的三种取向——“风雅余韵”、“融浙入常”、“离合浙常”。（三）同光时期京师词坛在常州派词风笼罩下尚风骨、重内蕴的普遍倾向。（四）“新文化思潮”下的词体革新。二、对京津词坛样貌的考察。在词学的地域研究中,北方词坛的研究相对较为空白。由于传统词学研究以籍贯划分词人地域、流派归属,而近代词人具有“流寓性”,这造成以南方词人为主的京津词坛在研究中长期被遮蔽。本文对晚清民国京津词坛的基础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收集、整理,通过资料爬梳、相关考证,细致地考察了词人的交游唱和与词学活动,希望能初步还原晚清民国京津词坛的总体面貌。其中重点研究了这样几个词人群体：（一）“经世思潮”中京师的常州与吴中两个词人交游圈子。（二）“清流议政”中的“意园”词人群。（三）“维新思潮”中的“桂派”词人群。（四）晚清京师八旗词人群。（五）“新文化思潮”中的新旧词人群。三、晚清京师士林风会与常州词派之理论推衍。常州词派的理论研究,学界成果丰硕。但有关常州派词学思想形成、演变与流衍的问题则是当下常州词派研究中最为模糊也最为薄弱的环节。常州词派是如何从一个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地域性词派走向全国,其过程与路径是怎样的?近世词学另一重要分支“桂派”与常州词派的关系又是怎样,是余绪还是新变?这是本论文重点探讨的两个问题。常州词派理论体系虽早已形成,但在主流词坛形成风气,则与清季经世思潮的流布与京师士林风尚的变迁有莫大关系。研究者一般认为,常州词派是一个地域血缘传承的词派,囿于常州一隅,至后期才走出常州。此说不确。其实京师才是常州派词学思想形成、演变与流衍的主要场域。道光前期的京师词坛,普遍存在一种要求变革的风气。这种风气与维新思潮中踏上仕途的新兴士子之政治诉求相应和,使原先常州词派抽象的儒家政教词学观在特殊历史境遇下获得普遍共鸣。传统的常州派词学思想,随进京应试的常州派早期词家在京师士林的活动而广泛传播,中经潘祖荫为代表的潘氏词人群与龙启瑞、王拯等广西籍京官群体的改造,融合吴中词派之声律、浙西词派之清雅与桐城古文之“义理”而产生新变,最后通过“桂派”词人群体的活动流衍全国。此外,鉴于目前近世京津词坛的文献多半未经整理,很大一部分词人的生平经历,选集别集情况都不够明朗。我们梳理出近世京津词坛主流词人的名录,考证其生平交游,编成京津词坛词人活动年表；并寻访其别集,抄录词集序跋、目录等版本资料,编成京津词坛词集版本考录。通过这些基础文献整理,以期为今后的北方词坛研究提供一些更具价值的史料依据。

彭玉平^[9]（2013）在《王国维的词人批评与晚清词风之关系》文中指出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姜夔、周邦彦、吴文英的批评,与其建构以五代北宋词为典范的境界说密切相关。但王国维的这一初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史中,被朱光潜、唐圭璋等为代表的学者所忽略,而吴征铸则是少数能从清代词学的发展轨迹来体察其用心的学者之一。王国维的词学从破晚清模拟、雕琢的词风中建立起来,故极具反叛性,这种反叛特性与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不谋而合,王国维因此而在新文学中被视为重要的奠基人物。他的创作也大体呼应着理论,用普泛性的哲学之思与五代北宋词的自然神妙相结合,开创出填词之新途。其价值值得充分估量。

彭玉平^[10]（2013）在《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文中提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文化、学术界,王国维与胡适都是卓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不仅都大致有从倾慕西方学术文化到回归中国古典的经历,而且因为这种经历在时序上前后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关节。在两人的关系中,胡适一直保持着"请教"的姿态,这也使得他们在文学观念（特别是词学观念）上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追踪现代学术史,王国维与胡适的关系是值得考量的重要篇章之一。

二、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词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词学（论文提纲范文）

（1）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2）黄侃人际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浦江清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文学社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6）《中华诗词》与新时期旧体诗词的传播及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胡适《词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世京津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王国维的词人批评与晚清词风之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0）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四、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词学（论文参考文献）

• [1]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D]. 陈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2]黄侃人际交往研究[D]. 刘琰. 三峡大学, 2020(06)
• [3]浦江清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研究[D]. 罗云婷.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4]近代文学社团研究[D]. 王新立. 武汉大学, 2017(06)
• [5]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D]. 朱一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6]《中华诗词》与新时期旧体诗词的传播及创作研究[D]. 戴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7]胡适《词选》研究[D]. 代婧烨. 河北大学, 2014(11)
• [8]近世京津词坛研究[D]. 谢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2)
• [9]王国维的词人批评与晚清词风之关系[J]. 彭玉平.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6)
• [10]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J]. 彭玉平.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5)

标签：文学论文;  胡适论文;  中华诗词论文;  于右任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