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自由观的解读

一、对休谟自由观的一种解读（论文文献综述）

徐古祥^[1]（2021）在《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创新 ——严复的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严复是倡导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切中时弊,恢弘而敏锐。同时,他很早就有会通思想,认为文法有“大同者”和“专国者”,应该“举其所会通以为之谱。”严复曾以格义法会通古代经典与现代逻辑学,并指出《易》是本隐而之显,《春秋》是推见至隐,试图超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会通与创新、当与不当、救时与救世阐述教育之道。他还丰富和拓深了有关中西哲学会通和创新的内容,比如科学教育理念,民德、民智、民力协调发展理念,中外会通教育理念,意识到人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性诉求,而教育的现代化是建立现代社会的基本前提,并身体力行地推进从理念到效果等全方位的教育现代化。本研究先从严复教育哲学思想的界定入手,认为严复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并引以为教,以图增强民力、开发民智,更新民德。严复基于救亡图存的背景,以民力、民智、民德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阐发了独特的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教育方法论,开辟了中西哲学会通与创新的先河,奠定了现代教育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然后,以“知”与“言”、“经”与“法”、“变”与“常”这几对范畴分析严复教育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以及演变过程,创新性地形成了严复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早期的“多生于一”,中期的“多胜于一”,晚期的“多定于一”,并以会通与创新取舍中西哲学,以当与不当构建严复教育哲学思想的体系。严复的教育哲学思想,既以有所会通的方式探讨西方哲学,尤其是其中的进化论、经验论、实证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并进行借鉴和运用,又以“回照故林”的方式探究中国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儒家、道家和法家,同时还以启蒙与进化为标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遵天而演、即物穷理、循名责实、超越絜矩、正谊谋功的教育哲学思想,并产生了己轻群重、学益损道、开塞治群的教育哲学理念。本研究还以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为视角比较了严复与王国维、孙中山、蔡元培等代表人物的教育哲学思想,审视了他们对中国教育哲学思想转型的影响,进一步阐述了严复教育哲学思想的特色,分析困难,总结价值,并反思其中的限度。严复用心至真,思虑深远,其对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创新,一方面注重修整改良与敬谨使用,另一方面兼顾返本与开新,为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应奇,徐东舜^[2]（2021）在《休谟与分析性行动哲学的诞生——从“因果解释”视角看》文中认为休谟的因果观是"因果解释"方法的重要理论来源,相关的争论亦往往以此为理论基础而展开。在分析性行动哲学诞生之初,戴维森、冯·赖特与安斯康姆等人承接过往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在行动问题上的争斗,围绕意向可否成为行动的休谟式原因进行了多次讨论。这一争论不仅典型地例示了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行动问题的逻辑重心如何从对行动、理由与原因的关注转移到了规则、意向、合理性等概念之上,而且指明了这一范式转换背后的实质在于,亚里士多德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取代康德哲学成为行动哲学家们用以回应休谟问题的理论资源。

李恭胜^[3]（2020）在《康德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文中指出康德的自由观是其实践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体系的拱顶石,但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复杂的。康德在其不同文本中对自由有多种表述方式,如先验自由、实践自由等。学界倾向于对这多种表述进行分别阐明和澄清,而较少挖掘其统一性和内在一致性。近年来,将其自由归根于一种任意性或偶然性是两种流行的解读路径,但这两种路径既没有揭示康德自由观的精神实质,也无助于呈现其各种自由表述之间的内在融贯性。康德自由概念的本质是一种绝对自发的因果性能力,只有从这个视角进行解读才能勾连起其自由理论的思想整体。

黄各^[4]（2020）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观念研究》文中提出自律是康德实践哲学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基于此观念确立道德法则进而确证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乃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正是通过此观念,康德开辟出具有规范性的实践哲学视界,成为当代探询道德与政治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此意义上,深入阐明康德自律观念的基本内涵、证成路径及其实现的价值变革,乃是当前亟待推进的重大研究课题。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价值观念的理解却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诸多学者认为,康德式自律具有浓厚的形式性和义务性特征,由此所呈现的道德人格理想仅仅只是个体性的,缺乏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和质料内涵,进而也排除了承载价值的总体人格能力;另一方面,即使在认可此观念的康德学派内部,相关解读也莫衷一是。在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看来,康德式自律观念为人们设定了一种如何做出道德选择的程序,它以实践理性能力建构意志对象,并以程序性方式具体规范行动。而以伍德和阿默里克斯为代表的实在论者则认为,康德的自律观念只是一种理性理念,没有对应的经验客体,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来源于自在目的的客观价值,这是独立于任何人主观意愿的。除了这些争议以外,康德本人的相关表述也存在着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在证成定言命令公式的过程中,他所提出的“隐蔽的循环”、“理性的事实”、“本体自我”以及“自由任性”等概念和其推证就引发了学界持续至今的争议。在汲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直面有关论争和思想疑难,通过解读康德哲学文本,基于规范性视角对自律观念的思想主旨和推证方式进行融贯性阐释,呈现其中蕴含的独特道德人格理想、目的性价值旨趣和公共性向度,在此基础上回应学界的误解和诘难,进而为道德和政治论证的康德式进路辩护。本文首先梳理了康德之前的道德哲学观点,厘清自律观念的最初起源。这些观点包括:古希腊罗马时期（特别是柏拉图和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理念、近代自然法理论、情感主义、至善论和卢梭的“公意”学说。我们一方面指出这些道德理论为什么在康德看来都是他律的;另一方面,通过将这些观点与康德在其着作中有关道德规范来源和基础的讨论（从经验而来的道德原则、幸福原则等）对比,以此呈现出它们与自律观念的相关性及其重要思想价值。接下来,论文第二章具体分析和阐明了康德对于自律观念的规范性演绎过程。作为与纯然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意志能力,这一观念不仅具有独立于感性偏好的消极意旨,而且更强调确立普遍法则保障每个人的平等自由价值的积极意向,从而展现出康德式自律观念的独特思想内涵。同时,在其关于定言命令式具有普遍性、形式性特征的表述中,康德亦基于自律及其表征的道德人格目的使其呈现出规范性的价值取向,这一阐释方式乃是回应相关论争以及指责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方能更好地解决康德在定言命令式的证明中运用“交互性论题”所面临的困境。该阐释方式不仅分外关注自律观念在行动中与道德法则如何契合一致,同时彰显其普遍自由价值以及道德人格理想,这是定言命令式的康德式论证具备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在完成这一证明之后,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康德对于“自我立法”这一术语的使用和表达。在他看来,我们人类的意志是能够基于自身给予自己道德法则的。然而,此种阐释方式也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在一些学者看来,自我和立法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人们既然可以通过自身的意志将一个行动置于道德法则之中,那么反过来,人们也能够违反法则或者制定出一个他们所需要的法则。论文第三章将着重解决康德自律观念可能导致的这一悖论。在我们看来,此悖论可以运用规范性论证予以消除。道德法则的基本内容并不是由我的意志所创造的,或者说是自我建构程序的产物。自我立法的基础同样也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目的——即作为目的自身的理性本性的尊严之上,只有以此根本价值旨趣来理解并确立道德法则,人们才能够被宣称是自律或者自我立法的。如上三个部分主要从前提理念与证成展现自律观念的规范性价值内涵。接下来,我们着重于将此论证方式应用在对康德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整全性解读”之中。论文第四章主要分析了自律观念对法权原则的基础性和奠基性作用。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两个组成部分,康德的“法权论”和“德性论”虽截然有别,但却是出自于同一个道德最高原则。该原则以定言命令式的形式,确保每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任何人的自由能够在普遍法则的限制下得以保存和提升。然而,“独立性论题”的持有者却认为,法权原则所具有分析性、外在性和强制性等特征无法与定言命令式的规约性相融,因此独立于道德的最高原则,进而也远离了康德先前确立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此立场源于对定言命令式以及道德最高原则的狭隘理解,这不仅让法权学说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根基,而且也破坏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整全性形态,无法准确呈现康德自律观念的价值旨趣。论文最后将重点关注康德政治哲学所固有的道德基础性问题。这种基础同样也是由自律观念的规范性解读所提供的。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将康德式自律观念进行个体主义的解读,因而无法相容于公共的政治证成,罗尔斯也正是基于此开启了其着名的“政治转向”。因此,一些学者为了调和这两种解读的鸿沟,尝试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发现和寻觅出个人自律的相关要素。但在我们看来,他们所分析和证成的康德式个人自律仍然是不完善的。要想明晰此二者之间的真正关联,我们需要明确把握康德的意志（Wille）和任性（Willkur）两个概念,并通过对其进行层级性和优先性定位,探索出二者更进一步的联系。通过此层级性定位,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政治证成的康德式进路,走向具有“平等自由”、“道德责任”和“普遍立法意志”的公共自律理想图景。

胡玲^[5]（2020）在《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史及伦理学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贺麟翻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一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他在此书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斯宾诺莎的思想被誉为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世界观上的无神论因素和认识论上的辩证法因素。这两点对斯宾诺莎思想成就的总结反映出了学界在很久以前研究斯宾诺莎所达到的理解和评价。但是相对于我们近些年来对斯宾诺莎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研究来说,以上的理解和评价显然是极为简略而且也不够全面的,特别是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幸福论哲学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充分地揭示出来。而洪汉鼎在2012年出版的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的“译序”中指出,用知识来制约情感,以期达到最高、最完满的幸福,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最根本的宗旨。这段话表达出我们在最近时期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的幸福论视角。据此,本文的主题就是去阐释斯宾诺莎哲学幸福论的理论成就,同时批判性地考察他的这个理论的一些缺失的困境。本论文通过对斯宾诺莎重要文本的梳理解读,通过对新近的关于斯宾诺莎的研究成果的吸取和升华,进一步看到了,斯宾诺莎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欧洲的人文主义复兴和理性启蒙的时代闪烁出耀眼的光辉,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在那个时代,只有他的哲学思考真正把世俗的人生幸福问题主题化、世俗化和主体化了。第二,他把伦理学中的善归为福,并且在自然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把伦理学和人生哲学与世界观本体论和方法学认识论内在地统一起来,使他的哲学幸福论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和逻辑基础。这也是洪汉鼎和姚大志已经指明了的东西。第三、他还发扬了启蒙时代的科学精神,用理性主义和几何学方法来构建描述自己的幸福论哲学,用来抵制把幸福和自由问题情感化和庸俗化的倾向。然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斯宾诺莎思想中包含着自然化的神与超自然的神的理论矛盾、包含着把人世俗化和迷信人的心灵不死的矛盾,包含着否定自由然后又肯定自由的矛盾,特别是他刻意用“几何学”理论方法来构建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对幸福论哲学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却有很多不准不清,他的从公理到命题的逻辑推演也常有牵强。当代西方语义、逻辑分析哲学的成果则恰恰可以用来克服他的这些问题,并能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生幸福问题提供指引。本文由绪论、正文的四章、以及全文结语构成。在绪论中,我们分别论证了论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介绍和讨论分析了国内外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如何从这些成果中升华和提炼出更进一步的思考,然后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整体思路和论文的初步结论。在论文的第1章,我们从宏观上回顾了古希腊哲学家及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人的伦理学及幸福论思想,并指出这些理论的根本性缺失在于,他们或者没有看到伦理与幸福问题在哲学应该占有的中心位置,或者是把伦理幸福问题和世界观、认识论问题在理论逻辑上割裂开来,或者是把幸福的主体加以神化和非人化。在论文的第2章,我们通过对斯宾诺莎主要着作的文本介绍和分析,呈现出斯宾诺莎斯以“实体”理论为核心概念的世界观本体论思考和他以“真观念”为核心概念的认识论思考,并指出他的这两方面思考最终都是为其哲学的最高主题——人之自由与幸福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奠基,这就体现出斯宾诺莎从自然主义出发,把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内在地统一起来的理论逻辑。论文第3章集中探讨了斯宾诺莎怎样在人性论、伦理学、自由和幸福问题的思考上,一方面坚持自然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把自由观和幸福观理性化的意向。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论文的第4章揭示出,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法作为其方法论原则,虽然他对一些重要的概念界定不清,对一些重要命题的逻辑推论也不够严密,但这些问题可以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义、逻辑分析方法中得到解决,这就可以推进和深化我们对幸福问题的理解。在论文最后的全文结语部分,我们把整个论文的理论内容和研究性结论做了简要和鲜明的概括,同时对论文中论述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和反省,以便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找出方向。

王紫洋^[6]（2020）在《麦金太尔德性正义思想研究 ——基于《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文中指出麦金太尔的德性正义思想脉络复杂,内容深刻且丰富,在伦理学界影响深远。由于学界普遍将其德性思想的研究重心放在《德性之后》而对《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重视程度则稍显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一些努力。《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是一本以传统为线索针对西方伦理史的一次重新梳理与陈述,目的在于补充夯实《德性之后》中所疏漏的部分,其本质是一本“美德伦理发展简史”。该书通过对西方美德伦理史的重述,旨在指出德性与正义之间本是相互融洽的,当前社会中流通的相互对峙的关于规则与美德的争论,实际上是可以被解决的。本文在写作结构上一共分为三章,大体行文框架如下:本文第一章,通过现实与理论两个层面来解释麦金太尔德性正义思想的来源。其中,现实层面的原因有对资本主义经济下分配正义的不满,以及深受当时社会中各类正义运动的催化,再通过对社会当下的道德现状的危机经过审视与反思后,在现实层面促进了麦金太尔德性正义思想的产生;就理论层面而言,麦金太尔的德性正义思想来源极其复杂多样,这与他本人的学习环境以及博采众家之长的学术态度密不可分,笔者大致梳理分类整理出其深受四种思想的影响,分别是:亚里士多德、马克思、阿奎那、罗尔斯等四人的正义思想,其中,与罗尔斯是在争论中,使自身的德性正义思想得到发展。本文第二章,通过通读《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结合《德性之后》概括出麦金太尔德性正义思想的具体内容。主要侧重点放在德性与传统这一层面。首先,由于传统是麦金太尔在本书中最核心的概念,因此在这一章优先对传统概念作出解释;其次,再根据麦金太尔本人所描述的四大道德探究传统,分别进行了概括与解读,清晰的了解了德性与正义在历史时间中的传承与流变,以及不同合理性证明的方式;最后,将视野仍旧转回传统与麦金太尔德性正义思想上,得出,麦金太尔的德性正义思想实则是历史性的,也是在继承亚里士多德道德探究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本文第三章,通过对四大道德探究概述,试图理解麦金太尔对当前社会中存在有关正义与德性之间的对峙与争论的解决逻辑与手段。即是通过词源学以及历史传统的考究,发现德性与正义、美德与规则实际上都是同质的,都是为了人的善生活与社会优良运行发展,它们不应该处于激烈的对峙与冲突中,处于对峙与冲突的原因不过是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正义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出现了与其原始含义的偏差,导致正义与规则变成了不可通约的两个概念,要解决这一对峙与冲突,按照麦金太尔的观点,只需要真正了解正义的原始含义,即了解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正义概念,正义既关涉人的品格又包含社会规则,那么正义与德性就不再具有冲突,这也是麦金太尔德性正义思想中关键的一部分。

李飞翔^[7]（2019）在《康德先验自由研究》文中提出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康德考虑一切哲学问题所围绕的核心。依据康德哲学的逻辑发展轨迹,可以给康德所使用的自由概念作一个逻辑层次上的基本划分,以便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准确地把握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之所在。概要言之,康德的自由概念主要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自由感和至善自由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呈现为一个系统的、逻辑上合乎一贯的东西。具体说来,这个系统恰恰与思辨理性的模态范畴表中的三类范畴相对应,即依次对应于自由之可能性、自由之现实性和自由之必然性。至善自由是关于自由的至高境界,是在上帝护佑下实现尘世间德福一致的极致状态,也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以模态范畴表中的三大类范畴为引线,自由之精神基本上涵摄了理性认知的领域、道德实践的领域以及审美和目的论的领域,也即知、意、情三者的有机统一。基于此,关于康德自由思想的历史谱系也就初步被确立起来了。具体到康德本身,他在批判、继承前人（主要是经验论、唯理论以及法国启蒙思想等）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来了他的自由思想体系,即从先验自由出发经由意志自由、审美自由最终达至至善之境。在理论理性中,主体认知活动的顶点也就是以理性之最高原则对经验质料进行统摄,它在理论上诠释了设定先验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意味着自行开始一个因果系列的自主性,为一般实践的自由在理论上预留了空间,虽然本身由于缺乏经验质料是空的,却对于实践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此种意义上的自由之可能性一旦进一步转化为实践的（它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可能性的层面不动）,就渴求冲破它的单纯思想规定进而能够在现实之物中表征出来,这是它的必然要求。据此,先验自由必然需要过渡到实践自由阶段,实践活动就在于主体在客体中逐渐建立起自身的实在性,这样,它就会与经验质料相关联并以具体现实性的方式实现出来,经过这样的一个漫长历程,自由之可能性才能够得到落实。但是,自由之旅到此并未结束,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之间如何自然过渡,二者之间的鸿沟何以联结又成为了新的难题。据此,康德又提出了“审美判断力批判”来解决这一难题。在康德这里,他并没有把自由之必然性以客观的方式委托给形而上学,还是把它归结为人的审美活动本身,自由之旅从而暂时性地告一段落。在把握了康德自由思想的内部发展逻辑后,可以认为先验自由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个部分,它也是实践自由得以可能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康德哲学中最为晦涩难懂的一个部分。简而言之,自由在理论理性中的体现就是先验自由。先验自由是在宇宙论理念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在混淆了理性的主观运用和客观运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悖论,即把单纯观念性的东西误认在经验中也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理性的误用所导致的结果,其解决之道就在于认清理性起作用的范围,保持住理性概念的先验观念性,使其对现实经验仅仅只具有一种主观上的范导性就足够了。某种程度上,先验自由悖论的产生也是理性自身误用的结果。为了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康德有意识地选择了二分式的思维范式去进行阐发。具体说来,康德通过区分对立命题的两种情况,指出自由和必然、自然因果性与自由性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二者并不必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冲突状态;康德通过对“世界”这个主词概念的二重划分——物自体与现象之分,指出先验自由与自然因果性各自居于不同的位置、分别管辖不同的领域;接下来康德又通过“调节性原则”与“构成性原则”的区分,主要在于说明关于宇宙论的理念主要不是一种构造性的理念,而是一种调节性的理念,引导着知性原理不断地趋近于理性为自己设定的无限圆满的形而上目标;通过主体“经验性品格”与“智性品格”的二重区分,指出人具有现象和本体这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而这其实和对世界的二重区分依次相对应的;最后,康德通过对“数学性”的二律背反和“力学性”的二律背反之区分,分别把四组二律背反划分为不同的阵营,从而为妥善解决二律背反难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由此,自由和必然就都拥有了各自存在的合法理由和充分的根据。然而,由于康德主要还是在理性思辨的领域论证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其二分式思维范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性。基于此,康德之后的学者们依旧在他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着,黑格尔、马克思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完成了康德未竟的事业。一旦掌握了康德先验自由思想的核心精髓及其论证方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用先验思辨的致思方式去关照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观及其思想品格,从而用一种相对异质性的思维样态去促进我们自身思维层次的进化和提升,从而更好地实现中、西融会贯通基础上的文化复兴与繁荣。须知,一味地沉浸在自己固有的思维范式中很容易导致精神上的晦暗与蜕化,这对于整个民族而言也是危险的事情。有意识地进行纯粹理性训练、持续不断地接受专业化的教育熏陶和滋养、并愿意主动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先验自由及其背后的先验思辨的思考方式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所起到的价值则是无可估量的,理论研究的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一开始所设定的崇高目标。尽管,这还不是它的全部意义。

李艳峰^[8]（2018）在《康德自由思想的四个面相》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康德自由思想的面相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自由思想的奠基,主要对纯粹理性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因为它为探讨自由问题提供了基础,这种基础表现在建立在先天综合判断基础上的物自体和现象的两分,以及自然因果律的普遍必然性地确证,但同时也为康德求证先验自由造成了不小的困难,这种困难演变为纯粹理性批判中原因与结果的二律背反,而解决困难的关键在于证明自由如何作为无条件的序列开启者能够无碍的介入自然因果律的序列之中。第二部分对自由的面相之一,主体作为原因开启者的自由进行探讨,主要对导致二律背反的辩证欺骗进行分析,康德提出理性的调节性原则以公理的角色对自由的二律背反进行调解,并提出在因果序列中的对象允许一个异质性的对象介入其中的力学性范畴,这样一来主体作为单纯理知的序列之外的原因就成为一种可能,随后康德又对经验品格和理知品格进行区分,这样就使得自然和自由在完全的意义上,会在一些行动中没有任何冲突的同时被找到,如此主体作为原因序列开启者的自由就被证明,而自由对自然因果律的介入就表现为道德律令。第三部分对自由的面相之二,自由与道德律令进行探讨,在康德看来,对自由法则的持守者是具有的双向选择性的意志,这种双向选择性表现为自由的任意,善良意志是一种绝对的自主性的理性自由,道德邪恶则是被欲求或自然冲动所颠覆的任意。除此之外,意志还以“你应当”的道德律令对自由进行展现,在道德律令中,定言命令与假言命令、自律与他律等构成了相反相成的概念,并衍生了意志的三个表现自由的道德律令,但道德律令的最终指向在于实践理性。第四部分对自由的面相之三,自由与实践理性进行探讨,康德从意志的决定根据的分析入手,用理性的单纯立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志决定根据对自由提供了实在性证明,而实践法则普遍立法的资格只能在自由意志中才能得到保证。亦即“纯粹理性凭借这个事实宣布自己是源始地立法的,这是我的意志和命令,让我的意志为行为作保。”（1）从而认定实践法则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事实,并把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建构成自由范畴表。而作为自由意志的动力则以否定的方式出现,并衍生出诸种情感,而情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概念把我们引向自由美。第五部分对自由的面相之四,自由美进行探讨,康德认为,我们的愉悦可以分为审美判断愉悦、快适的愉悦、善的愉悦。而审美的愉悦是一种源自于无拘束的“自由情感”,而“自由的情感”中的“自由”的含义是没有感性及知性的束缚和限制,美的根据在于反思的判断力,而反思的判断力可以让自然的超感性基底取得某种以智性能力来规定的可能性,而理性通过先天的实践规律对这个自然的超感性基底也提供规定,反思的判断力因而成为自然概念领域和自由概念领域沟通的中介。

杨赟^[9]（2018）在《社群主义共同体思想研究 ——以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泰勒为中心》文中指出共同体,是近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至今已形成多个学术流派。其中,自由主义是当之无愧的理论霸主。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哲学,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凸显了西方社会的三大严重困境:个人主义泛滥、道德的缺失和国家中立的危机。这些问题刺激了社群主义的三位“主将”——桑德尔、麦金太尔、泰勒——分别从哲学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三方面对自由主义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可以说,社群主义发生与发展映射出自由主义理论所固有的局限性与盲点。桑德尔（Michael Sandel）版本的社群主义对当代自由主义之哲学基础的批判可谓刀刀见血。在他看来,这种自由主义在形上学、知识论和理论逻辑上都有严重的问题。从存在论看,道德主体必须是接受、认同共同体目的并实践共同善的“构成性自我”,而罗尔斯的自我却是先验和个体化的;而从规范论看,罗尔斯之道义论自由主义有关正义（权利）天然优先的观点是武断的,因为正义的优先性只能取决于它们所服务之目的的道德价值或内在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不断地从集体角度向个人角度转移,因而造成了“程序共和国的状况”。而在桑德尔看来,民主政体若要良好运转,就必需建基于个体公民对国家及共同体之信任之上的公共参与。由此,公共生活才有可能复兴,公益政治才有可能实现。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共同体就必须是构成性的,而国家则绝不能是中立的,如此,联结个体与集体的公民身份纽带才可能形成并稳固。麦金太尔（Alasdair Mac Intyre）版本的社群主义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对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的主体论、价值论、规范论展开了批判。他认为,首先,自由主义道德哲学之主体论不以共同体而以个体为基础来界定自我,由此导致了道德主体的个体化;其次,自由主义道德哲学把善理解为个人偏好的满足并且接纳不同个体对善之观念的歧见性。由是,善本身被私人化了。而善的私人化至少会导致三个价值论方面的严重后果:道德规则与善分离、国家的中立以及公域和私域的分离;最后,在规范论方面,自由主义道德哲学的错误在于:德性的边缘化。麦金太尔进而阐明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德性共同体,后者有别于现代国家和家庭,而具有许多古典主义特征:首先,它的规模较小,且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自足性;第二,它类似于各种宗教团体,以宗教情感为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第三,它以共和主义为其基本的政治属性,鼓励其成员参与政治性的公共生活并平等地追求共同善;第四,它通过公民教育建立一系列允许成员公开辩论的论坛,借此培养其成员的公共道德意识和对传统的尊重,由此,德性共同体的共和理想和政治属性得以延续。泰勒（Charles Taylor）版本的社群主义则重在批判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泰勒认为,自由主义的中立原则会加剧民主的内在排斥并导致一种表现为政治碎裂化状态的政治认同危机。作为一种可进行强评价的、自我解释的存在,人在面对多元文化时,必然产生“认同”与“承认”问题。鉴于个体认同事实上来自于他者承认,因此“承认的政治”可以成为尊严政治和差异政治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又与现代社会想象密不可分。泰勒指出,祛除现代性隐忧的关键方法是构建市民社会,后者仰赖现代道德秩序的产生。因此,它必需是源自洛克的“L—流”与源自孟德斯鸠之“M—流”的汇合。其中具有市场经济与公共领域两种重要的调节机制。于其内,人们借助多元媒介进行多样交流并凝聚成公众舆论,后者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正当性原则。而在这个市民社会中,宗教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泰勒之世俗时代的宗教观,乃是一幅由排它性的人文主义、内在的反启蒙思想和极具包容性的有神论所构成的复杂世界图景;于其内,人们可以为灵魂寻找一个舒适的慰安之所并为政治求得新的认同来源。自由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核心是权利（正当）优先于善,这点由其个人主义原则和普遍主义原则所支撑。而社群主义依据其共同体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权利至上的共同体观,就必然会对后者的个体主义与普遍主义基础展开批判。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对权利、正当、共同善等概念必须做出历史的和具体的理解,而不是抽象的建构。权利依赖于善,而善又依赖于共同体,故其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演绎逻辑是共同体——共同善——权利。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之共同体思想的批判是深刻有力的,这促使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其共同体学说,从而推动了西方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但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也有其软肋,其理论概念的模糊性削弱了其建构作用并使其具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这使其只能修正和补充却无法全面取代自由主义而成为西方社会理论的主流与行动纲领。尽管如此,对正在建设和谐公民社会的中国来说,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依然可以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

毛振阳^[10]（2018）在《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长久以来,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始终拘泥于德国古典哲学之中,然而仅仅从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批判与超越来解读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显然是片面的。这种研究路径的缺陷就在于,基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只是社会意识领域的批判而忽视了社会存在领域的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只是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而无法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提供现实依据。本文以“英国实践”作为切入点,将现代性问题置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之中加以审视,旨在还原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克服基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片面性,实现社会意识批判与社会存在批判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拓展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视域,彰显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整体性、科学性、实践性。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性社会批判既是对包括政治法律意识、道德、哲学等社会意识批判,也是对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批判。就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逻辑进路而言,其现代性社会批判经历了一个由社会意识批判到社会存在批判的逻辑转向,而“物质利益”是激发这一转向的内在根源。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始于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聚焦于法、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并不能作为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的现实依据,“物质利益”的困惑最终促使马克思跳出德国古典哲学的藩篱,到“英国实践”中探寻问题的答案。“英国实践”清晰的展现了现代性社会的历史生成、内在危机及其历史走向,客观的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是一个由自我肯定走向自我否定最终实现自我超越的历史发展过程。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不仅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而且奠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调。本文旨在通过马克思对“英国实践”的批判性分析,揭示现代性社会异化的物质根源,阐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实现对现代性社会的重建。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社会动力机制批判、社会运行机制批判、社会意识形态批判、新现代性社会的建构。工业文明与人的对立、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社会运行机制、自由主义的阶级意识都是现代性社会异化的集中体现。而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就是要通过对机器大工业、社会组织结构、自由主义的本质揭露,寻求克服现代性社会异化的现实途径,最终实现以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取缔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具体来说:首先,现代性社会的动力机制批判旨在通过对“英国实践”的剖析揭露现代性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即工业文明抑制人的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在创造出空前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异化的时代。而最先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是英国启蒙学者。但是,英国启蒙学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仅仅停留于经验层面,未能揭示工业社会异化的本质。而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大工业之所以造成工人阶级的生存危机、道德危机、家庭危机其主要根源不在于机器本身而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因此,变革社会制度是机器大工业回归人的本质力量的必由之路。其次,现代性社会的运行机制批判旨在从法律、民主、市场、殖民、资本五个方面深度剖析现代性社会的内在组织模式,全面揭露了现代性社会的一切制度设计都以实现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法律机制是英国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压迫的政治武器,其首要职责就在于保障资产阶级自由剥削工人阶级的合法性。民主机制在“英国实践”中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是建立在钱权交易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特权,其实质就是反民主。市场为资本的无限增殖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而市场机制导致资本集中使得现代性社会生产越发具有社会化生产的倾向,从而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殖民机制贯穿于整个现代性社会之中,是英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资本机制是现代性社会运行的主导机制,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是现代性社会运行的终极目标,而资本的内在矛盾性也将否定现代性社会自身。再次,现代性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旨在通过对个人意识、国家意识、道德意识的批判揭示自由主义阶级意识的本质,阐明自由主义形成的社会物质根源。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个人意识的本质体现,人不再作为现实的人而存在而是被异化为抽象的“原子化个人”,其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主义的国家意识集中表现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旨在弱化甚至消除国家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社会性职能而凸显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阶级性职能,其实质就是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保驾护航。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指出,国家的社会性复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消灭国家只是消灭国家的阶级性而保留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职能。自由平等的悖论是自由主义侵蚀社会道德的后果,而拜物教作为现代性社会文化的特质,充分暴露了现代性社会受物支配,以物为本的社会物化现实。最后,基于对技术、社会运行机制、意识形态的三重批判,马克思开出了根治现代性社会弊病的药方,即以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来实现对旧现代性社会的本质超越。就理论渊源而言,英国社会主义先驱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不仅借鉴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益成果,而且还批判性的吸收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关于现代性社会的超越,马克思认为,超越现代性社会的本质力量来自于现代性社会内部,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而非外力作用。因此,超越现代性社会旨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否定。而超越的现实路径就在于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即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借鉴,尤其是批判性的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为现代性社会批判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批判并不局限于社会意识批判,而是将关注的焦点转向社会现实,转向最具现代性特征的“英国实践”。唯有“英国实践”能为马克思的“物质利益”难题解惑,唯有“英国实践”能够全景展示现代性社会的历史生成与历史走向,唯有“英国实践”能为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提供现实依据。

二、对休谟自由观的一种解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休谟自由观的一种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创新 ——严复的教育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休谟与分析性行动哲学的诞生——从“因果解释”视角看（论文提纲范文）

（3）康德的自由究竟是什么?（论文提纲范文）

（4）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6）麦金太尔德性正义思想研究 ——基于《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论文提纲范文）

（7）康德先验自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康德自由思想的四个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9）社群主义共同体思想研究 ——以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泰勒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休谟自由观的一种解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西哲学的会通与创新 ——严复的教育哲学思想研究[D]. 徐古祥.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休谟与分析性行动哲学的诞生——从“因果解释”视角看[J]. 应奇,徐东舜. 天津社会科学, 2021(02)
• [3]康德的自由究竟是什么?[J]. 李恭胜.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6)
• [4]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律观念研究[D]. 黄各. 山东大学, 2020(01)
• [5]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D]. 胡玲. 吉林大学, 2020(12)
• [6]麦金太尔德性正义思想研究 ——基于《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D]. 王紫洋.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康德先验自由研究[D]. 李飞翔. 东南大学, 2019(01)
• [8]康德自由思想的四个面相[D]. 李艳峰.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9]社群主义共同体思想研究 ——以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泰勒为中心[D]. 杨赟. 浙江大学, 2018(01)
• [10]基于“英国实践”的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思想研究[D]. 毛振阳. 山西大学,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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