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农业生物科学第20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张光润[1]（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提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孙丹丹[2]（2015）在《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我国进入现代辞书出版时期。自此以来，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发展走过了百年历程，出版了汉语知识辞书11080多部。如果加上汉语语文辞书和外语辞书，已达2万多部。从出版规模看，我们可以算得上辞书大国了。然而，我国还不是辞书强国。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及文化建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辞书强国梦”。因此关于汉语辞书编纂出版问题和发展对策的研究越来越迫切。为了探讨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对策，需要回顾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现代化演进过程，总结我国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并藉此分析我国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汉语知识辞书研究的意义，知识辞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二章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主要阐述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现状、理论材料以及研究方法。第三章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在引进国内外主要的知识辞书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参照已有辞书理论和知识辞书信息库中的知识辞书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现代汉语知识辞书简约分类体系。第四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我们把进入现代出版时期的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步期（1912-1948），转折期（1949-1977），繁荣期（1978-2000），新世纪（2001-2012）。第五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辞书内部世界、语言世界、辞书外部世界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我国知识辞书经历了由起步期草创既成、随着建国后辞书出版政策的变化而转折、逐步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的。汉语知识辞书理念由朦胧到清晰、类型从无到有、品种由少到多、理论由粗浅到成熟、体例由略到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第七章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本文主要从学术界、出版社、教育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刘敏[3]（2013）在《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个民族的科学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总与该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认识到在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过程中，杂志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知识人自清末开始创办科学杂志，如《科学世界》（1903）、《科学一斑》（1907）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杂志均遭遇昙花一现，未能延续发展的厄运。但中华民族从未间断过追求创办科学杂志的梦想。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杨铨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创办了《科学》，1918年随着科学社的回国，《科学》也在国内生根成长，直至今天。《科学》是民国时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科学期刊。它在极其艰苦、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以“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理念诞生并发展，这体现了当时热血知识青年奋发图强、救国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展现了他们的勇敢和才智。《科学》作为传递最新科学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先进科学思想和方法、刊载国人研究成果和弘扬科学精神的阵地，为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它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通过《科学》这一窗口，能够回眸和反思民国时期学人对科学的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从而温故知新，继往开来。通过《科学》管窥民国时期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水平，为研究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科学》虽为留美学生创办发行，但因其创办者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经历等原因，办刊之初就受到世界科学界的关注，它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同时大量翻译刊登欧美和日本学者的论着。就这一层面而言，《科学》不仅记录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史，也记录了世界科学的发展史，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科学》从战火纷争中一路走来，杂志发行的背后，是强有力的编辑、作者群体的支撑，充分体现了一支有组织的团队的力量。它启示我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团队理念和团结精神，有组织地发挥一个团队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刊载的文章范围宽泛，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包括对科学的性质、作用、历史、教育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以《科学》中文章为第一手资料，宏观上对民国《科学》的办刊历程、栏目设置和主编的办刊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新的时空观审视民国《科学》所折射的科学观，包括其作者群对科学本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认识。从时间上，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结合近现代科学思想，纵向回顾《科学》中科学观的发展历程；从空间上，结合同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横向审视这一科学观，从而对其有较全面的认识。以《科学》为中心，论述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状况，分析这一时期科学史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明确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思路，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发展概述。介绍《科学》的创刊缘起，通过对1915-1949年间《科学》办刊历程地详细梳理，厘清其办刊宗旨和栏目设置的变迁情况，总结在不同主编时期杂志办刊风格的变化。第3章，《科学》中关于科学的讨论。包括：1.何谓科学。论述国人思维中的“科学”以及《科学》中对科学内涵的讨论。2.科学精神。讨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科学精神”和“科学家与科学精神”。3.科学的分类。以汤姆生《科学之分类》和任鸿隽《智识的分类及科学的范围》两篇文章为基础，解读前人提出的科学分类的观点。4.科学方法。通过对比《科学》中涉及的科学方法，总结出演绎法和归纳法在当时颇受科学研究者的重视。第4章，科学与文明。包括：1.科学与和平。讨论了科学与和平的辩证关系。2.科学与工业。《科学》中对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科学为工业之母”，另一种认为科学与工业之间是理论与实践、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3.科学与农业。介绍科学兴农的观点和科学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4.科学与社会。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健全又可促进科学的研究。第5章，《科学》中的科学教育。包括：1.科学教育。《科学》的作者们认为科学教育的内容既包括对科学知识的教授，又包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的传播；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存在诸如科学图书和仪器的缺乏、教师的数量和素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中小学科学教育中不足之处的讨论，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介绍了贤妻良母式的女子科学教育，其目的是使女子在家庭生活中更好地相夫教子。2.科学教育方法。包括科学教学法和数学、地理、植物学等学科教学法。3.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导向。应当切实改进“生活化”的科学教育，努力推进“大众化”的科学教育，迅速建立“中国化”的科学教育。第6章，《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包括：1.数学史研究。对《科学》中数学史类文章进行了概述，总结了数学史研究具有注重史料和通过书信进行学术交流等特点。2.天文学史研究。对《科学》中天文学史方面的文章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3.化学史研究。阐述了《科学》中化学史的研究状况，重点对曾昭抡、丁旭贤、王琎的化学史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4.科学史研究特点。第7章，结语。阐述了《科学》对当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对今天科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交代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楠[4]（2012）在《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1873-1937）》文中认为1859年,《物种起源》在英国出版,其作者英国着名博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以其严谨刻苦的科学精神、坚韧不拔的科学意志以及贝格尔号的艰苦航行等也成为科学史上着名的事件。由此创立的生物进化论为生物学科及人类文明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世纪下半叶,生物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迅速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思想变革不仅涉及了生物学界,更是深刻影响了社会学等非自然科学领域。本研究运用文献梳理法、科学史分析与考证法对1873—1937年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作了全面的历史考察,以期从生命科学的立场出发,也从社会发展的立场出发,科学、公正地重新审视和勾勒1937年以前生物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和传播意义。全面调查了1949年以前的3000余种科技期刊,从中选择了1873—1937年对生物进化论进行传播的18种科技期刊共213篇文章以及这期间的代表性图书,作为研究生物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依据。并从中进一步选取《格致汇编》、《国闻汇编》、《科学》、《新青年》、《汇报》、《民铎》等代表性期刊以及《西学考略》、《物种原始》等图书进行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严复《天演论》传播进化论之前,1873年,《申报》第404号以《西博士新着<人本>一书》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这是达尔文的名字及其着作在中国的首次出现。1877年《格致汇编》第7卷上发表傅兰雅撰写《混沌说》一文,介绍了生物由简至繁的渐进过程,并首次论及人猿同祖论和生物进化。188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版《西学考略》一书,正式对达尔文及其进化论进行评论介绍,据考证此书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最系统地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介绍。2)1897年,《国闻汇编》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宣传了变革和发展的观点,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起到了深刻启蒙作用,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严复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中国晚清社会形态相结合,并异化为社会进化论的传播策略,是造成空前影响最主要的原因。1906年,李扶撰文《天演论驳议》发表于第9年54号《汇报》,作为对生物进化论提出批判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份传教士期刊,从侧面展现出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的曲折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3)五四时期,以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期刊为传播媒介,陈独秀（1879—1942）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对进化论进行了大力的整合与广泛宣传,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新青年》传播的生物进化论,最初尚且接近其科学本质,但不久即在陈独秀等人的笔下异化为社会进化论,并成为试图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一理论由自然科学上的新理论发展成为深刻影响国人的思想洗礼,促进了思想启蒙运动的深远发展。于是,在1919年前后,掀起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第三次高潮。4)1915年由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期刊出版,这一份在美国编辑而在上海出版的期刊向中国积极传播生物学知识和思想,特别是生物进化论。1927年《科学》发行“生物进化论专号”,该刊从达尔文其人、进化思想源流和影响、遗传、突变、物种形成、适应性进化、人类进化与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引进生物进化论,而且也系统引进了作为生物进化论基础的整个现代生物学。同时,中国科学社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所。1922年出版的《民铎》之《进化论专号》深入从进化之历史、进化的方法、进化的证据、达尔文年谱等各个方面解读生物进化论,并指出进化论发展之趋势。研究结论如下：1)首次从科学传播的新视角勾勒了1873—1937年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轨迹。生物进化论并非如学界通常认为的是1897年通过严复的《天演论》传入中国,将其传入时间提前至1873年。相比较图书和报纸,期刊一直是生物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媒介。从形态上来看,传播生物进化论的期刊经历了从文理综合性期刊到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再细化为分支学科期刊的过程,从文章体裁来看,晚清时期多为新闻报道、短评消息形式的文章体裁,以此介绍达尔文其人其事,民初时期文章体裁则演变成为较为专业的学术论文,这也标志着《博物学会杂志》、《博物学杂志》、《博物杂志》等生物学专业期刊传播科学知识的专业性进一步增强。2)首次从期刊传播的视角深刻剖析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严复、陈独秀等人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中国晚清社会形态相结合,并异化为社会进化论的传播策略,是造成空前影响最主要的原因。从报纸形态的《国闻报》到期刊形态的《国闻汇编》的嬗变和共存现象,既是报纸为中文期刊诞生的源流之一的证明,也是严复熟练规避报纸和期刊各自劣势和熟练运用各自优势的一个典型案例。一年以后,又将《国闻汇编》连载的部分《天演论》修订完善后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在其中：规避了报纸知识性、学术性较欠缺的劣势,充分利用了报纸新闻报道短平快的优势,传播西学中的进化论等科学消息,实现一次传播；规避期刊出版周期比报纸长的劣势,充分利用期刊学术性、系统性优势,长篇连载进化论,实现二次传播；规避图书连续性、时效性较差的劣势,先在期刊连载发表,形成连续性知识获取悬念,再利用图书的阶段性、集成性优势,在期刊连载的基础上以图书的形式出版,从而实现了三次传播效应。这是天演论之所以在晚清中国形成爆发传播和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3)1915年创刊的《科学》是向中国传播生物学,特别是生物进化论,以及促生中国生命科学学科萌芽和系统化的主媒介,它完全不同于晚清民初以来其他期刊或图书有关生物进化论的零散传播、局限于知识传播甚至异化传播的势态。作为我国创办最早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它对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对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更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科学》对大多数西方基础学科的引进、传播都体现了系统性和前沿性的追求。这正是《科学》之所以成为晚清以来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的主媒介的根本原因所在。4)生物进化论,作为生物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其在中国的传播有力地促进和影响了我国生物学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接纳和研究进化论加快了生物进化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在中国兴起,进而系统完善了中国生物学科发展。在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我国的生物学高等教育不但丰富了原有的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比较生理学、胚胎学,系统分类学等传统学科,还逐渐衍生出进化生物学、细胞进化学、进化生态学、数量遗传学、进化遗传学、生物进化论、人类起源与演化学等新的学科分支。并使中国生物学科朝着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方向快速发展。
黄宗华[5]（2010）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文中指出国民党江西省的干部训练是国民党整体干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省训练团是省政府进行干训的主要机构。江西省的干训,是在国民党的干训政策、蒋介石的干训思想以及国民党的整体干训氛围影响之下,结合省内的具体情况展开的。江西省的干训从1932年开始至1949年结束,历经四个阶段。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时期,各方面很不完善,但该阶段的干训在“协剿”方面发挥了一定效用,搭建了干训机构的基本架构。政治讲习院时期的训练重心转向区乡镇干部,组织结构、训练规模、训练内容、训练措施比之前有较大进展。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时期,无论从组织健全程度,还是从训练规模、正规化程度等方面来看,都是干训最繁盛的阶段。江西省训练团时期,由于机构的调整与裁撤、国民党的迅速溃败等原因,效果不可与之前同日而语,但转业军官训练是一个亮点。省训团的组织结构经过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机构设置与机构职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特别是从政讲院开始变化不大。省训团在发展变迁历程中,逐渐形成—整套教职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教职员队伍,而且队伍的整体素质比较高。干训科目包括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各个班（组）的共同科目大致相同,专业科目则和各班（组）受训学员的实际工作相联系。这种课程设置从总体上来分析与干训目标相匹配,但有些课程与学员的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而且,单科训练时间过短,使得学员不能对课程很好掌握。训练的教材,主要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思想言论、基本政治理论和国民党现行政策、中国历史地理、国民党历史以及传统知识和传统道德、党务、行政工作的实际应用技术等。此外,省训团和各县市训练机构还编辑了部分省情和县情教材。江西省对受训学员的选拔、训练、考核以及服务指导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在选拔方面,江西省制订了严密的选拔程序,但对于学员的思想意识难以考察。对学员的训练,是以课堂讲授为基础,以训育、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为重点,同时辅之于各种社团活动。这些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以军训的方式来对党政干部进行训练,没有考虑到党政干部的特殊性。江西省对学员的考核制订了详细的标准,但是考核方式存在机械、呆板、不能与人事行政相联系的弊端。对学员结业后进行服务指导具有良好的设计意愿,但学员对于无职无权的干训机构缺乏敬畏,因而敷衍了事,造成跟踪辅导流于形式。省训团在其发展历程中,与境内的其他干训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省训团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同作为国民党的干训机构,从历史渊源、训练模式和内容、时代背景、战略任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在举办主体、训练对象、具体训练目标、训练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蒋经国主办的青干班,名义上附属于省训团,但实际是蒋氏的“独立王国”。至于江西各地的训练机构,从组织体系上说隶属于省训团,但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省训团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业务指导。本文认为,以省训团为核心的江西省干训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一些不足。它增强了学员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推动了“三保”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民众组训与抗战动员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学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干部考察和干部晋升的平台,强化了省政府对各地的了解与监控。但江西省的干训从总体来看是失败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的素质特别是精神素质,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强化党组织的内聚力和扩大党务的目的。造成干训效果不佳的原因,既存在于训练本身,也存在于国民党江西省和整个国民党的深层次弊端。训练本身存在学员规避训练、单科训练时间太短、训练的方式方法存在弊端、考核标准与方式不科学、受训成绩的运用不够、讲师素质参差不齐、结业后的辅导工作有名无实等问题。但效果不佳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干部政策、组织结构、廉政建设、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和干部素养、经济发展程度和干训经费等因素。
陈林[6]（2006）在《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之研究（1842—1949）》文中研究表明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是福建近代出版事业的开端，它以近代出版机构设立之早、印刷技术之先进、出版卷帙之丰富、文献类型之繁杂以及出版物内容之广泛而成为19世纪下半叶福建出版舞台的主角。本文以福建新教近百年来图书出版事业为研究对象，所取材料以图书为主，兼论差会出版的主要报刊。通过对出版机构的演变、图书内容的嬗变、作者身份的转变、发行方式的变化、读者需求的改变以及图书物质形态的转换来透视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活动的意义。其研究的时间范围从1842年到1949年。鉴于以往研究中只注重外国传教士单纯的“传教士历史”和“文化交流模式”的研究，无法帮助我们真正理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内涵。因此，本文试图改变过去较单一的社会文化取向，发展为更广阔的多维视野，既关注传教士又论述中国教徒对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采用宗教学、历史学、传播学、历史文献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的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认为：新教各差会从事图书出版发行活动的目的是借此传播基督宗教。在传教初期，教会出版物作为主要的传教工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传教政策的调整，各差会积极发展出版事业，宣教读物之外各类书籍的出版发行，推动了福建的西学东渐，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总之，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引领福建出版事业完成近代化进程。
李培山[7]（2004）在《论可持续发展观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生存与发展，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今天尤其具有尖锐而鲜明的现实意义，从而迫使人们不得不予以重新审视，反思自身的行为。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逐步完善起来的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在此视野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基础。 本文在总结前人对可持续发展观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个人见解，并力图使之系统化、完善化。目前，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已经提出了许多不同见解，诸如人类中心主义、后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发展极限主义等等，但他们讨论问题的角度大都缺乏可持续发展观的视野，本文在研究如何使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时，正是从可持续发展观出发的，从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论述开始，并以可持续发展观理论为评判标准，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可持续发展观中予以讨论，分析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根源，提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构想。
二、广西农业生物科学第20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农业生物科学第20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意义 |
| 1.1.1 小辞书 大民生 |
| 1.1.2 辞书出版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建设 |
| 1.1.3 辞书出版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体现 |
| 1.1.4 辞书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
| 1.1.5 辞书出版是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2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1.2.1 主要研究内容 |
| 1.2.1.1 建立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1.2.1.2 总结经验 找出规律 |
| 1.2.1.3 分析知识辞书出版的影响因素 |
| 1.2.1.4 探讨知识辞书发展对策 |
| 1.2.2 研究思路 |
| 1.2.2.1 理论驱动 |
| 1.2.2.2 摸清家底 |
| 1.2.2.3 找出问题 |
| 1.2.2.4 提出对策 |
| 1.2.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1 知识辞书系列化 |
| 2.1.2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内容 |
| 2.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状况 |
| 2.2.1 知识辞书系列化理论的研究 |
| 2.2.2 知识辞书系列化状况的研究 |
| 2.2.2.1 辞书系列化现状的研究 |
| 2.2.2.2 辞书系列化历史的研究 |
| 2.2.3 知识辞书系列化建设的研究 |
| 2.3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和材料 |
| 2.3.1 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理论原则 |
| 2.3.1.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
| 2.3.1.2 系统观 |
| 2.3.1.3 辞书类型学理论 |
| 2.3.2 汉语知识辞书系列化研究的材料 |
| 第3章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3.1 国外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 3.2 国内主要的辞书分类学说 |
| 3.3 汉语知识辞书类型体系 |
| 3.3.1 普及型与学术型知识辞书 |
| 3.3.2 大型、中型、小型知识辞书 |
| 3.3.3 单科、多科、百科、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3.3.4 单语、双语、多语知识辞书 |
| 第4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简介 |
| 4.1 汉语知识辞书起步期 |
| 4.1.1 单科知识辞书 |
| 4.1.2 多科知识辞书 |
| 4.1.3 百科知识辞书 |
| 4.1.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2 汉语知识辞书的转折期 |
| 4.2.1 单科知识辞书 |
| 4.2.2 多科知识辞书 |
| 4.2.3 百科知识辞书 |
| 4.2.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3 汉语知识辞书的繁荣期 |
| 4.3.1 单科知识辞书 |
| 4.3.2 多科知识辞书 |
| 4.3.3 百科知识辞书 |
| 4.3.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4.4 汉语知识辞书的新世纪 |
| 4.4.1 单科知识辞书 |
| 4.4.2 多科知识辞书 |
| 4.4.3 百科知识辞书 |
| 4.4.4 专题、专名知识辞书 |
| 第5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影响因素 |
| 5.1 辞书内部世界 |
| 5.1.1 辞书研究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 5.1.2 知识辞书类型理论影响辞书的策划与编纂出版 |
| 5.1.3 知识辞书编纂理念影响知识辞书编纂出版 |
| 5.2 语言世界 |
| 5.2.1 汉语汉字类型特征影响汉语知识辞书类型和结构 |
| 5.2.2 语文文字发展的影响 |
| 5.2.3 语言文字研究的影响 |
| 5.3 辞书外部世界 |
| 5.3.1 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
| 5.3.2 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3 国家辞书出版政策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4 政治因素影响知识辞书出版 |
| 5.3.5 政治家对辞书出版的影响 |
| 5.3.6 出版社的意志 |
| 5.3.7 读者需求影响 |
| 5.3.8 辞书编纂出版人才影响辞书出版 |
| 5.3.9 科学技术发展促进了辞书出版发展 |
| 第6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规律 |
| 6.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意识增强 |
| 6.1.1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理念不断提高 |
| 6.1.2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规划意识不断增强 |
| 6.2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渐趋繁荣 |
| 6.2.1 汉语知识辞书出版数量增多 |
| 6.2.2 汉语知识辞书品种类型增多 |
| 6.2.3 汉语知识辞书体例结构由粗略到详细 |
| 6.2.4 汉语知识辞书分众化趋势明显 |
| 第7章 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的发展探索 |
| 7.1 学术界有所作为 |
| 7.1.1 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问题 |
| 7.1.2 正确处理理论借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
| 7.1.3 加强汉语知识辞书理论创新 |
| 7.1.4 加强辞书评论工作 |
| 7.2 出版社有所作为 |
| 7.2.1 加强资源建设和技术革新 |
| 7.2.2 重视辞书用户调查 |
| 7.3 教育机构有所作为 |
| 7.3.1 加强辞书用户教育 |
| 7.3.2 加快培养辞书学专业人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科学社社员的回忆 |
| 1.3.2 国内学者的研究 |
| 1.3.3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1.4 创新之处 |
| 1.5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科学》发展概述 |
| 2.1 中国科学社 |
| 2.1.1 留美学生与中国科学社 |
| 2.1.2 中国科学社发展概述 |
| 2.2 《科学》的创刊及发展历程 |
| 2.3 《科学》栏目变迁情况概述 |
| 2.3.1 杨铨时期（1915-1921） |
| 2.3.2 王琎时期（1922-1934） |
| 2.3.3 刘咸时期（1934-1941） |
| 2.3.4 卢于道时期（1942-1943） |
| 2.3.5 张孟闻时期（1944-1949） |
| 第3章 《科学》中的科学探讨 |
| 3.1 何谓科学 |
| 3.1.1 国人意识中的“科学” |
| 3.1.2 科学内涵的讨论 |
| 3.2 科学精神 |
| 3.2.1 何谓科学精神 |
| 3.2.2 科学家与科学精神 |
| 3.3 科学的分类 |
| 3.4 科学方法 |
| 3.5 唯科学主义 |
| 第4章 科学与文明 |
| 4.1 科学与和平 |
| 4.1.1 科学与战争 |
| 4.1.2 科学——战争——和平 |
| 4.2 科学与工业 |
| 4.2.1 科学与工业的讨论 |
| 4.2.2 “科学与工业”专题座谈会 |
| 4.3 科学与农业 |
| 4.4 科学与社会 |
| 4.4.1 科学与社会发展 |
| 4.4.2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
| 4.4.3 《科学》中的广告 |
| 第5章 《科学》中的科学教育 |
| 5.1 科学教育 |
| 5.1.1 科学与教育 |
| 5.1.2 科学教育的讨论 |
| 5.1.3 中小学科学教育 |
| 5.1.4 女子科学教育 |
| 5.2 科学教育方法 |
| 5.2.1 科学教育方法讨论 |
| 5.2.2 学科教育方法讨论 |
| 5.3 中国科学教育的导向 |
| 第6章 《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 |
| 6.1 数学史研究 |
| 6.1.1 数学史研究概述 |
| 6.1.2 数学史研究特点 |
| 6.2 天文学史研究 |
| 6.2.1 天文学史研究概述 |
| 6.2.2 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 |
| 6.3 化学史研究 |
| 6.4 科学史研究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科学》的贡献及影响 |
| 7.2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4）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187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基础与文献综合评述 |
| 1.2.1 研究基础 |
| 1.2.2 文献综合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难点与重点 |
| 1.3.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物进化思想与生物进化论发展史 |
| 2.1 生物进化思想起源 |
| 2.1.1 林奈的分类说 |
| 2.1.2 进化思想的先哲——布丰 |
| 2.1.3 进化论的伟大先驱——拉马克 |
| 2.2 生物进化论创立的基础 |
| 2.2.1 居维叶与灾变说 |
| 2.2.2 赖尔与地质渐变说 |
| 2.3 生物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 |
| 2.3.1 达尔文生平简介 |
| 2.3.2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 |
| 2.3.3 马尔萨斯《人口论》对达尔文的影响 |
| 2.3.4 《物种起源》的出版：激烈反响与牛津论战 |
| 2.4 达尔文学说的发展 |
| 2.4.1 新达尔文主义——孟德尔、魏斯曼 |
| 2.4.2 现代达尔文主义 |
| 2.4.3 传统进化论面临的挑战 |
| 第三章 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阶段(1873—1896) |
| 3.1 国人与传教士共同传播进化论 |
| 3.1.1 《谈天》：西方进化思想传入中国的起点 |
| 3.1.2 《地学浅释》：启发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的重要着作 |
| 3.1.3 《格致汇编》(1876)与“混沌说” |
| 3.2 在华传教士独立传播生物进化论 |
| 3.3 《申报》与达尔文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生物进化论在晚清社会的社会化传播过程(1897—1919) |
| 4.1 《国闻汇编》的拓荒性传播 |
| 4.1.1 《国闻汇编》之创刊背景 |
| 4.1.2 《国闻汇编》之出版概况 |
| 4.1.3 主编严复其人 |
| 4.1.4 传播进化论思想 |
| 4.1.5 以图书形式的二次传播之《天演论》出版 |
| 4.1.6 小结 |
| 4.2 《新青年》与生物进化论的社会化传播 |
| 4.2.1 《新青年》出版概况 |
| 4.2.2 《新青年》传播的进化论 |
| 4.2.3 《新青年》与《科学》的关系 |
| 4.2.4 小结 |
| 第五章 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系统、广泛传播(上,1914—1919) |
| 5.1 《科学》与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 |
| 5.1.1 《科学》编辑出版概况 |
| 5.1.2 《科学》传播生物学的概况 |
| 5.1.3 《科学》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1.4 小结 |
| 5.2 生物学期刊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2.1 《博物学杂志》对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2.2 《博物学会杂志》与生物进化论的传播 |
| 5.2.3 《博物杂志》及其传播的生物进化论 |
| 5.3 生物进化论在华传播中遭遇的质疑和批判——以《天演论驳义》为例 |
| 5.3.1 《汇报》的出版概况 |
| 5.3.2 《天演论驳义》对生物进化论的批判 |
| 5.3.3 小结 |
| 第六章 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系统传播(下,1920—1937) |
| 6.1 马君武及其《达尔文物种原始》的出版 |
| 6.1.1 马君武先生简介及年谱 |
| 6.1.2 《达尔文物种原始》：《物种起源》最早的中译本 |
| 6.1.3 马君武与《达尔文》 |
| 6.2 《民铎·进化论号》与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 |
| 6.2.1 《民铎》出版概况 |
| 6.2.2 《民铎》的主笔 |
| 6.2.3 《民铎·进化论号》传播的生物进化论 |
| 6.2.4 首次发表的《达尔文年谱》 |
| 6.2.5 《民铎·进化论号》传播进化论的科学意义 |
| 6.3 《科学》出版生物进化论专号 |
| 6.3.1 出版背景及概况 |
| 6.3.2 《科学·进化论专号》传播的生物进化论 |
| 6.3.3 《科学·进化论专号》传播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意义 |
| 6.3.4 两本期刊专号之对比 |
| 6.4 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成立 |
| 6.4.1 中国生物学发展之回顾 |
| 6.4.2 静生生物调查所之创立 |
| 6.4.3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之创办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及参与课题 |
| 参加会议与学术交流 |
| 致谢 |
（5）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干部训练背景、政策及思想基础 |
| 一、国民党的干部训练概貌 |
| 二、国民党的干部训练政策 |
| 三、蒋介石的干训思想 |
| 第二章 江西省干部训练的演变 |
| 一、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时期 |
| 二、地方政治讲习院时期 |
| 三、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时期 |
| 四、江西省训练团时期 |
| 第三章 组织结构与教职员工 |
| 一、机构设置与机构职责 |
| 二、教员与管理人员分析 |
| 第四章 训练的课程与教材 |
| 一、课程设置与编排 |
| 二、教材的来源与内容 |
| 第五章 学员选拔与训练实施 |
| 一、学员的选拔 |
| 二、学员的训练 |
| 三、学员的考核 |
| 四、学员的服务指导 |
| 第六章 省训团与相关训练机构的关系 |
| 一、与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关系 |
| 二、与三青团支团部训练班的关系 |
| 三、与江西各地训练机构的关系 |
| 第七章 干部训练效果及症结 |
| 一、训练的效果 |
| 二、存在的不足 |
| 三、问题溯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6）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之研究（184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1章 绪论 |
| 1.1 学术史的回顾 |
| 1.2 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 |
| 1.3 史料与论文框架 |
| 第2章 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的缘起 |
| 2.1 新教在福建的传播 |
| 2.2 基督教图书出版业与福建刻书业之渊源 |
| 第3章 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的开端 |
| 3.1 传教方式与出版活动 |
| 3.2 传教小册子与福建社会 |
| 3.3 1861年以前图书出版的主要着述者 |
| 第4章 引领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潮流的美华书局 |
| 4.1 美华书局创办的历史背景 |
| 4.2 美华书局的出版发行活动 |
| 4.3 美华书局的主理 |
| 4.4 美华书局的历史地位 |
| 4.5 美华书局时期图书出版的主要着述者 |
| 第5章 日臻成熟的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 |
| 5.1 各差会出版事业的共同发展 |
| 5.2 福建协和大学的出版活动 |
| 5.3 20世纪图书出版的主要着述者 |
| 第6章 各类图书的出版与影响 |
| 6.1 工具书的出版与方言传道 |
| 6.2 年议会录的出版与差会历史 |
| 6.3 医学书籍的出版与医务传道 |
| 第7章 教会图书的发行方式、读者对象以及物质形态特征 |
| 7.1 图书的发行 |
| 7.2 图书的读者对象 |
| 7.3 图书的物质形态特征 |
| 第8章 结论 |
| 8.1 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的特点 |
| 8.2 传播视野下的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 |
| 8.3 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的影响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7）论可持续发展观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言 |
| 1.1 发展的哲学内涵 |
| 1.2 传统发展观的思维方式与危机 |
| 1.3 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 |
| 1.4 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比较 |
| 第二章 可持续发展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诠释 |
| 2.1 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观点 |
| 2.2 可持续发展观:现代的新生产力观 |
| 2.3 可持续发展观:与时俱进的新自然观 |
| 第三章 可持续发展观审视下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各种流派 |
| 3.1 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 |
| 3.2 可持续发展观视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内涵 |
| 3.3 从可持续发展观看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
| 3.4 用可持续发展观透视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根源 |
| 第四章 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现实构想 |
| 4.1 从事理论研究:深化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 |
| 4.2 实行观念变革:解铃还须系铃人 |
| 4.3 坚持基本原则:寻找人类共识 |
| 4.4 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现实途径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习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四、广西农业生物科学第20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2]汉语知识辞书编纂出版分析研究[D]. 孙丹丹. 鲁东大学, 2015(07)
- [3]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D]. 刘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10)
- [4]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1873-1937）[D]. 李楠. 西北大学, 2012(11)
- [5]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D]. 黄宗华. 南开大学, 2010(07)
- [6]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之研究（1842—1949）[D]. 陈林. 福建师范大学, 2006(02)
- [7]论可持续发展观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D]. 李培山. 大连理工大学,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