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浩文对佛教文化的弘扬与积累

一、元好问对佛教文化的弘扬兼蓄（论文文献综述）

孙梦瑶^[1]（2020）在《金朝上京地区佛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上京地区佛教的传入,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金朝建国前,在此生活的女真人已经与佛教有所接触,这是由于该地区是各部朝贡辽朝必经之处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所决定的。辽末金初,时局动荡,战争不断,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统治移民都成为佛教传入的途径,复杂的政治环境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条件。金朝在与辽、北宋、高丽和回鹘等政权在交流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佛教文化是推动佛教文化传入的外部动力。女真、契丹、渤海和汉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对其接受佛教的传入和理解佛教的教义等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佛教文化日后得以广泛传播。僧侣是佛教传播的主体之一。上京地区的佛教信仰者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他们都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是上京地区佛教传播与发展的推手。上京地区的墓葬和遗址中都有佛教文物的出土,佛教文物是该地区佛教盛行的见证,在出土文物的材质和工艺等方面来看,也充分印证了该地区信仰群体多样化这一特点。佛教文物的出土弥补了上京地区佛教古籍文献缺失的不足,具有非常重要参考价值。佛教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佛教在上京地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它在金朝整个佛教发展中的地位,上京地区的佛教是金朝佛教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上京地区佛教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此来展现上京地区佛教的发展状况、特点及其与金政权的关系。

冯大北^[2]（2020）在《元好问的佛教思想与信仰——以《寄英禅师》为切入点》文中提出探讨元好问的思想发展和演变,《寄英禅师》是一个可资参照的坐标,它体现了元好问的三生观念。元好问"我本宝应僧"与赵秉文、李纯甫"生前一僧"观念有内在联系,是移居嵩山初期元好问思想发展的一大变化,也是他对儒者身份重新审视的产物。元好问存在着一定的佛教信仰,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孔门禅"说,主张禅学与儒学的融合。在诗禅关系上,融通诗禅,丰富了其诗学理论。元好问客观地看待佛教的社会功能,具有时代进步意义。

胡传志^[3]（2020）在《元好问的军旅生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好问两度从军,当与金末签军制度及朋友推荐有关。第一次进入方城完颜斜烈的幕府,第二次进入邓州移剌瑗军中,担任从事官。元好问先后受到两位主帅的礼遇,却没有依附主帅,几个月后就离开幕府。从军期间,元好问游览当地名胜,凭吊历史,思考蒙金战争形势。他质疑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方略,体现了他基于现实的独特见解。

祝贺^[4]（2019）在《金代宗教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代享国近百二十年,就宗教管理而言虽然多承前代,但亦有独特之处。金历代统治者虽不乏信奉佛道二教之人,但所推行的宗教管理多立足于统治,未因统治者个人信仰的偏好导致宗教管理有失偏颇。终金一代,金政权在大多数时间内都能与宗教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金代虽偶有因佛教信仰集结反抗政权的事例,但尚未对金统治造成致命的打击。而有金一代,尚未见因道教信仰集众对抗政权的事例。这些现象的出现多得益于金代所推行的适当的宗教管理。本文以金代宗教管理为研究对象,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六部分,从不同角度来论述和研究该内容:第一部分阐述金代宗教管理政策的沿革,按照金代宗教的发展情况将金代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详细分析金代统治者在不同阶段所推行的的宗教管理政策。金代从宗教信仰的发展来看,经历了以萨满教为主体、佛道二教初兴、佛道二教兴盛以及佛道二教由盛到衰四个阶段。总体来看金代统治者推行的宗教管理政策是围绕金代社会发展,立足于金代政权稳定,因时制宜而制定的,金代宗教管理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变革。第二部分探讨金代国家对寺观的管理。金初统治者就开始着手对现有寺观情况进行排查,并通过敕额制度、设置各级各类的宗教管理机构、委任寺观主要僧道职等方式加强对寺观的管理。本章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明确了金代路、府、州、县所设置的宗教管理机构的具体情况。金代统治者鉴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虽多限制民间寺观的创修。但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空虚,长期实行官卖寺观敕额的政策。这使民间无额寺观有机会通过进纳入粟的方式得到合法身份,这不仅是寺观自我保护的最优方法,也使得民间本已存在的大量无额寺观纳入到国家管理体系之内,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金代国家对寺观的控制,但也助长了民间创修寺观之风。第三部分探究金代国家对出家僧道的管控。金代世俗之人出家需要经过父母的首肯、至寺观为“童行”,获得政府颁发的度牒等程序才可成为被国家承认的合法的僧道。除要获得政府颁发的度牒外,僧道还要遵守各类清规戒律,更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否则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本章重点详述了金代统治者给予僧道的荣誉地位,金代统治者给予僧道的荣誉地位直接决定僧道社会地位及其在宗教界地位的高低。因此金代统治者惯以此为手段来拉拢佛道二教领袖人物,削弱抵触情绪,化解对立矛盾,引导佛道二教为国家、皇室服务。第四部分分析金代国家对俗家信众的控制。金代俗家信徒遍布社会各阶层,分布广,数目多,是存于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其行为和活动对金代国家统治和社会秩序有重要影响。本部分将金代俗家信众分为皇室、官宦名士和民间普通信众三个阶层,分述不同阶层俗家信众的信仰程度、信仰活动及其影响。并探讨金代俗家信众的具体涉教行为及其金代民间因宗教信仰而自发形成的邑社组织,重点说明金代官方对俗家信众的有效引导途径。第五部分阐明金代国家对寺观经济的掌控。这部分首先对金代寺观财产的构成进行了说明。并详细探讨了金代寺观经济的来源及支出的具体情况。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知,除特定时期和原因外,金代政府一般情况下不直接参与寺观经济的收支。但金代寺观经济并非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其发展与金代统治者和国家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国家政权。第六部分总结金代宗教管理的特点和影响。金代在推行宗教管理的过程中立足于统治,推行佛道二教兼举的政策,不仅促使佛道二教为统治者服务,也促进了佛道二教的传播和发展,更有利于儒释道的融通,也促使了民间赈济公益事业的进步。而金代统治者长期推行的宗教鬻卖政策除负面影响外,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一时的财政危机,促进佛道二教的传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补益。总之,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追溯了金代宗教管理政策的沿革,探究了金代在寺观、僧道、俗家信众、寺观经济等方面所实施的具体管理手段和途径,总结了金代宗教管理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图对金代宗教管理形成全面、系统的认知。

孙宏哲^[5]（2016）在《金代诗文与佛禅研究》文中指出金源一代文学植根于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交叉点,金代作家染佛习禅,其文学创作受佛禅浸淫的程度,并不逊于两晋以来任何一个朝代。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佛禅与金朝文学关系研究逐渐成为金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之一,学界在金代作家佛禅思想研究,佛禅思想影响下的文学文本研究,以及宏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仍有进一步开发的可能。《金代诗文与佛禅研究》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社会的角度,用文学的外部规律与内部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金代诗文与佛禅的关系。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按作家身份的不同将其放置在世俗与宗教两个不同的社会分野,分别分析上至皇室贵族下至文人士大夫,再到诗僧、道士的诗文创作,从宏观上、整体上全面考察不同时期的金代作家、作品,力图深入细致地分析金代作家的佛禅情结以及作品的佛禅意蕴,展现佛教禅宗对金代作家心灵的浸润,金代作家对佛禅的独特解读和现实性期待,揭示出文学与佛教禅宗的关系,为佛禅与金代诗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助益。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金代诗文与佛禅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正文分为四章,按照作家社会身份的不同分别研究他们与佛禅之间的关系。第一章探讨金代皇族的涉佛文学创作。这部分探讨金代女真政权的佛教政策,金代皇族的涉佛文学创作。作为金代特殊的社会阶层,金代皇族在宗教文化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从海陵王完颜亮、金世宗完颜雍,到金章宗完颜璟,再到密国公完颜璹,金代女真统治者逐步接纳佛禅,金代皇族涉佛文学创作呈现出从最初具有政治利用、宗教政策宣传之意图,到理解逐步深入,最终成为皇族成员化解生存苦闷、提升人生境界的有效手段这一特点。金代皇族涉佛诗文创作是金代最高统治者加强文化思想统治,促进民族融合等政治策略的组成部分,也是女真皇族汉化逐步加深,民族融合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体现。对这些涉佛文学创作的深入分析也将有助于对金代皇族的思想与形象的全面认识。第二章探讨金代文人士大夫与佛禅。这一部分首先探讨文人士大夫习染佛禅之缘由。笔者将之归结为浓厚炽烈的佛教氛围,文人士大夫艰难险恶的仕途境遇,家族、师友、前贤的影响,佛教人士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等因素。其次探讨金代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禅宗采取的排佛与护法的态度。金代文人士大夫对佛教所持的立场基本可以分为排斥与护持两个方面,但需要注意的是似乎不能简单地因金代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不同而将其划分成所谓赞辅派、反对派和中间派,因为他们并不是针锋相对的,而是交叉兼容,边界并不十分清晰。随着时势不同,境遇不同,同一个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立场与态度也会发生变化,甚至相互矛盾。这与金代三教融合的时代大趋势,儒佛两种思想文化已经不是尖锐对立状态,而是走向融合互补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讨论金代文人士大夫濡染佛禅的文学表现。金代文人士大夫涉佛文学创作集中于寺院游观诗和高僧塔铭书写中。寺院游观诗凝聚佛禅文化特质,体现其对佛禅话语的运用,对佛禅义理的领悟,展现金代文人士大夫儒释人生观的整合与交融。然后将金代文人士大夫创作的高僧塔铭放置于叙事学的视域之中,首先考察了金代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高僧塔铭的地域分布与文本流传,其次分析塔铭承袭于佛陀“八相成道”的叙事结构,将其情节结构划分为结构完整型、重修持求道型、重化度行道型和突出个体特色型四个类型,再次分析塔铭的叙事视角与叙事时序,将叙事视角按照全篇第三人称非聚焦型、局部第一人称内聚焦型、局部第三人称内聚焦型和局部第三人称外聚焦型进行分析,叙事时序则分析了倒叙、补叙、预叙的情况。最后分析金代塔铭中的高僧形象。首先从外貌形象、思想性格、人物语言、动作行为描写四个方面分析塔铭作家塑造高僧形象的艺术手段,其次将金代塔铭中的高僧形象按照参悟成道型、严持戒律型、兴福宣化型三个类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为金代高僧塔铭按照佛陀“八相成道”的叙事模式书写,调动了各种叙事手段,塑造了理想高僧群像。第四,讨论佛禅影响金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个案王寂,分为文学作品中佛禅意蕴的表现和受佛禅影响的原因两个方面论述。第五,分析佛禅对金代文人士大夫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金代文人士大夫在文学批评观念上沾溉佛禅,提出了诗禅会通说、师心说以及圆成说,表现了佛禅的深刻影响。第三章讨论金代诗僧及其创作部分。首先,对诗僧与僧诗进行界定,通过比较前人各种不同的观点,结合金代僧侣创作实际,提出“诗僧是作诗之释子”回到了唐宋人使用诗僧的原初概念,可视为能表现诗僧文化特质的、较为恰切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探讨金代诗僧创作缘由,可分为个人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两个方面。个人因素包括以诗明佛的宗教因素,以诗道情遣怀的艺术因素,以诗才获取名利的人生动机,社会历史因素则归结为乱世动荡,王朝更迭,大道失,大义失而使文人能士逃禅为僧,诗僧乃是应劫而生。其次,对金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及存世诗作进行了统计分析。从空间维度来看,从事诗歌创作的金代僧侣遍布金朝所辖全境,尤其集中在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优越性的京畿地区和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区拥有传统佛教文化的名刹大寺,且一般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多为寺院住持、禅宗嗣法僧侣。金代有诗作传世的僧人及其诗作的总体状况为:金代诗僧没有留存至今、有案可查的诗集,也没有集团化的发展,形成诗僧集团。诗僧中以性英成就最高。再次,讨论金代诗僧的特征,归结为夙备善根,虔心向佛;游学参访,经历丰富;家世不凡,颇有学养;佛学素养深厚,深得社会认同;与文士交流、诗道日进。最后集中讨论金代僧诗的特征。首先讨论金代诗僧的诗作主题取向。分为智慧的禅理诗和鲜活的世俗诗。其中禅理诗包括偈颂诗和山居修行诗。又将偈颂诗分为开悟偈、示法偈、传法偈、宗纲偈等类型深入分析。世俗诗包括雍容典丽的应制、迎驾诗,寄意深沉的题画诗,坦然热烈的咏物诗和自然闲适的俗情诗。然后讨论金代僧诗的风格特征,从正面肯定了金代僧诗的蔬笋气和偈颂气,认为这与其离欲修禅的思想和生活基础密切相关,诗僧能够将禅心诗心打成一片,所作僧诗的蔬笋气和偈颂气正体现诗僧的当行本色。第四章金代全真道“援禅入道”及其文学体现。这一部分首先分析全真道融摄佛禅的思想基础与全真道面临的现实困境,然后以全真道成员创作的文学文本为基础,探讨全真道“援禅入道”的三个方面:三教融合的立教原则,内丹思想的核心——心性理论,佛教禅宗影响下的修持方式。最后讨论其他佛教观念的影响和佛教意象的运用。结论部分全面归纳金代诗文与佛禅之间的关系,揭示佛教禅宗影响了金代作家的思想,丰富了金代文学表现的内容和方式,催发了某些金代文学批评观念,对整个金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孙宏哲^[6]（2014）在《1980年代以来佛禅与金代文学研究回顾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佛禅与金代文学研究日渐发展、繁荣,展示了金代文学研究成就的一个方面。本文将其分为金代作家佛禅思想研究、佛禅思想影响下的文学文本研究、综合研究三类,对这些从佛禅角度审视金代文学的研究着述给予全面的梳理与评论。

王德朋^[7]（2012）在《近三十年来金代佛教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研究逐渐兴起。1980 年代至今,中国佛教研究更呈日益蓬勃之势,在此过程中,金代佛教也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目前已经出版的金史着作,以宋辽夏金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着作以及一些佛教史着作都对金代佛教有所论及。但总体来看,由于篇幅和研究主旨等因素的限制,这些着作对金代佛教所做的探讨比较有限,富于见地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论文及论文集当中。

李瑞卿^[8]（2012）在《元好问诗论中的“苏学”理路》文中认为元好问不仅继承了苏轼的"随物赋形"这一理论话语,而且与苏轼整体的诗学思路趋于一致,都主张"无意而发",在"致道"、"神遇"的境界中,入于大道自然。元好问诗学中潜藏着"苏学"因素,甚至是苏学的思想体系。《东坡易传》中世界无心而成的自然观和以无心为理想的伦理观贯穿于苏轼的诗学中;元好问提出"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其所谓"诚"类似于苏轼的圣人应物之心,同样不执着于心本体,而以顺应自然为归。"程学盛南苏学北"是学术交锋的结果,元好问自觉地将理论的矛头指向了程学,在针砭程学的同时表现为对苏学的承接。

陈婷^[9]（2012）在《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着录小说集解》文中认为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共着录16部小说。本文以杨圃祥《百斛珠》、元好问《续夷坚志》、吴元复《续夷坚志》、钟嗣成《录鬼簿》、关汉卿《鬼董》、佚名《异闻总录》、夏庭芝《青楼集》、陶宗仪《说郛》、佚名《名姬传》、曹继善《安雅堂酒令》、朱士凯《揆叙万类》、张小山《包罗天地》、伊世珍《琅嬛记》、沈膺元《缉柳编》、常阳妻龙辅《女红馀志》、邵文伯《浩然翁手抄五色线》共计16部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按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着录的小说顺序,以作品为单位,对作家生平事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中相关着录、序跋、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版本考订或作品评论等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为研究者提供完整准确的文献资料,以便研究者认识了解进而推动这些小说的深入研究。同时,以按语的形式对每部小说的作家生平、作品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历代流传、现存版本等情况作概要性的综合评述,以反映本人对每部作品的初步认识。例如：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中着录的第十部小说为曹继善《安远堂酒令》,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钱大昕的着录有误,应为曹继善《安雅堂酒令》,所以在按语中指出这一点。按语如下：《安雅堂酒令》,元曹庆孙撰。曹庆孙,一名绍,字继善,号瀼东漫士,华亭人。历吴县、淳安两县教谕,皆得士论。年四十即不复仕,家居读书,人称安雅先生。至正二十年卒,年七十六。该书集古来着名饮酒掌故为酒令,起自“孔融开尊”,止于“薛涛改令”,共一百则。每则下附有行令方式和罚酒规则。钱大听《补元史艺文志》和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均着录为曹继善《安远堂酒令》一卷,而陶宗仪《说郛》、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近古堂书目》、徐（火勃）《徐氏家藏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等均着录为《安雅堂酒令》其住宅为“安雅堂”,人称其为“安雅先生”,故应为《安雅堂酒令》,而非《安远堂酒令》。有陶宗仪《说郛》本,录一百则。

常德胜^[10]（2011）在《蒙元王朝初期的佛道之争》文中指出蒙元王朝时期,中国境内最活跃的两个宗教当属佛教和道教。为了成为帝国境内地位最高的宗教,两支宗教进行了长达约三十年的争辩。初期,在成吉思汗的扶植下,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教在河北地区迅速成长,在帝国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随着全真教的势力的增长,其教众对佛教的欺压也不断加剧。最终,少林雪庭福裕在蒙哥汗面前状告全真教,从而揭开了长达近三十年的佛道之争。由于此时的全真教势力过于强大,引起了蒙元统治者的戒心。所以,在蒙古贵族的帮助下,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的努力下,在关键的开平城之辩中,佛教成功地战胜了道教。以此次辩论为标志,佛教开始取代道教成为帝国中地位最高的宗教。由于蒙元王朝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以在道教辩论失败后并没有被取缔。相反,道教中的一些教派仍然与蒙元王室有着密切往来。但是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已经取代所有教派而成为蒙元王朝的第一宗教。此外藏传佛教的跋扈程度相比于当初的全真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蒙元统治者却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藏传佛教的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对其是愈加放纵,而最终对蒙元王朝的政治和经济都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二、元好问对佛教文化的弘扬兼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元好问对佛教文化的弘扬兼蓄（论文提纲范文）

（1）金朝上京地区佛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金代宗教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金代诗文与佛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980年代以来佛禅与金代文学研究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8）元好问诗论中的“苏学”理路（论文提纲范文）

（9）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着录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10）蒙元王朝初期的佛道之争（论文提纲范文）

四、元好问对佛教文化的弘扬兼蓄（论文参考文献）

• [1]金朝上京地区佛教研究[D]. 孙梦瑶.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2]元好问的佛教思想与信仰——以《寄英禅师》为切入点[J]. 冯大北. 名作欣赏, 2020(04)
• [3]元好问的军旅生活[J]. 胡传志. 名作欣赏, 2020(04)
• [4]金代宗教管理研究[D]. 祝贺. 吉林大学, 2019(02)
• [5]金代诗文与佛禅研究[D]. 孙宏哲. 吉林大学, 2016(08)
• [6]1980年代以来佛禅与金代文学研究回顾与思考[J]. 孙宏哲.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4(04)
• [7]近三十年来金代佛教研究述评[J]. 王德朋.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2(04)
• [8]元好问诗论中的“苏学”理路[J]. 李瑞卿.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2(03)
• [9]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着录小说集解[D]. 陈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0)
• [10]蒙元王朝初期的佛道之争[D]. 常德胜. 兰州大学,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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