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外经贸部陈健部长助理在大会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刘智利[1]（2018）在《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责任研究》文中指出国际责任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的与其身份相称的对外义务。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负有一定的责任:遵守国际规范,维护国际准则,履行国际义务。纵观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一项基本事实,即一国领导能力必然伴随着国际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外在需要。一个国家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以国际责任为切入点,通过适度承担国际责任,实现其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帮助国际社会解决实在问题,来赢得尊重和获取认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显着提升,己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报以更高的期待,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为事关人类发展与安全重大问题的解决投入更多力量,贡献更多智慧。”于是,“中国责任论”随之出笼并兴起。“中国责任论”既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合理期待,同时也反映出了某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忧。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承担它们给中国开列的责任清单,一方面希望通过责任来约束和限制中国,引导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体系,防止中国走西方大国崛起的老路;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为其作为世界霸主需支付的成本买单,甚至试图让中国承担大量超出自身能力的责任,从而达到“累垮”中国的目的。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责任需求在其整个对外战略中（包括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安全战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试图通过承担国际责任,自然而然地实现国家利益,分享国际权力,从而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地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负责任大国”概念的提出,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无不表明中国责任意识的凸显以及中国对责任需求的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中国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提出并不断充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态度,更展示了中国对人类命运的担当精神。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化作务实行动。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正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履行国际责任不仅是国际社会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外部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国际责任犹如一把“双刃剑”,处理得不好就会掉入西方国家精心设计的“中国责任论”的陷阱;相反,处理好了则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减轻国际上对中国崛起可能构成的威胁的担忧,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责任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议题。在此形势下,中国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国际责任问题,不仅从宏观上做出了系列部署,而且从微观上也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同时,学术界也加大了对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研究力度,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大部分学者只是就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现状、内容与范畴、遵循原则等具体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大量的研究更是集中在对“中国责任论”的批判与评析上,鲜有从宏观的视野和大历史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换言之,学界缺乏对中国国际责任问题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和战略研究。作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崛起中大国,中国若要通过承担国际责任,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又很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就必须首先回答下述问题,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具体表现如何?其遵循了何种主导逻辑?在承担国际责任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当前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面临哪些挑战?未来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应如何作为?本文基于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运用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采用历时性的研究维度,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为主线,沿着国家身份建构国际责任的主导逻辑,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的基本内容除导论外设计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国家身份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身份建构国际责任,为全文设定了主变量并搭建起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第二至第四部分,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三个时期内,中国国家身份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国际责任观及承担国际责任行为的相应变化;并在每个历史时期,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实证性分析研究。第五部分,基于对中国国际责任的理论研究、历史考察以及案例分析,阐述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所积累的历史经验、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未来应如何作为。本文基于对国际责任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考察,主要阐述和论证了以下观点:第一,观念建构身份,且身份本身暗含物质性因素的假定。本文综合温特为代表的“温和建构主义”与江忆恩为代表的“国内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搭建了结构一一单元模式的身份研究模式,认为体系层次的国际体系文化结构和单元层次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两个层次的变量均对国家身份的形成具有建构作用。而且认为,建构身份的观念并非凭空产生的,物质实力对比的变化通常是观念变化的先导,物质性因素的变化往往构成观念因素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因此,身份这一变量本身就包含了物质实力的假定。第二,国家身份与国际责任之间存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国家身份界定国际责任,国家承担国际责任的行为反过来又对国家身份的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国家身份和国际责任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建构关系,或曰构成性关系。第三,中国国际责任观的变化遵循了国家身份建构国际责任的主导逻辑。改革开放前,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担负“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和推动世界革命的国际责任;改革开放后,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担负加强自身发展和稳定、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国际责任;新世纪以来,作为“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开始强调做“负责任的大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断发展自身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展现了其负责任的态度。第四,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多重身份的困惑、自身国情的复杂性、制度创新和建设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均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带来掣肘,从而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施展身手。第五,中国应妥善应对各种挑战,积极承担与身份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中国需要冷静对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新殖民主义”以及“锐实力”等各种论调,继续积极作为,不断发展强大自身以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乔克[2]（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研究表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陈永华（Chan Wing Wah）[3]（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提出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刘雯[4]（2015）在《1949年以来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研究》文中提出文化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政府授权的非政府组织,向他国政府和人民开展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具有非强制性、内外的互动性、发挥作用的长期性和长效性、意识形态属性等四大特征。它可分为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政府授权由社会组织实施的文化交流以及政府参与的文化交流三种形式。文化外交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树立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得非洲国家成为中国争取友好合作的对象之一。在文化外交服务政治、文化外交应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以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契机开始了对非文化外交。此后,中国通过高层外访、教育合作、艺术团访演、文化展览、电影输出、主持或参加国际多边活动等方式加强同非洲国家的文化互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对非文化外交戛然而止,直至7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在于推动中非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促进中非经贸合作。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内容更加丰富、形式多样化。进入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政府对文化的重视使得中国对非文化外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相关机制趋于成熟,并且确立了由文化部主管并协调各部委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管理体制。新时期中非的人文往来密切,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媒体合作初具规模。总的来说,建国后的中国对非文化外交呈现出了始终以和平为目标、注重双方互动、意识形态不断弱化、从政府主导到官民协作的特点。它为加强中非政治互信、推动中非经贸往来、提升中国在非洲的文化软实力以及促进非洲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进一步推动对非文化外交的发展中国具有文化资源丰富、硬实力基础坚实、中非关系牢固等三大优势,同时也面临中非文化差异较大、管理机制分散、资金不足、文化传播手段相对单一等四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应采取加强教育文化合作培养非洲的中国通和中国的非洲通、推动文化外交管理体制的改革、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重视公共媒体与文化外交的结合、充分发挥在非华人华侨的桥梁作用等措施应对之。
李少丹[5]（2013）在《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域外大国,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同时中日关系也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21世纪的头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组合中最关键的行为体,其对中日两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三国关系的未来和东亚地区的未来。本文以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及其演变的规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演变的影响因素、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对美国对日与对华政策的影响。本文指出,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的决策认知——东亚地区观是确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基础；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在实施东亚政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新决策信息的输入而形成新的决策认知,从而导致东亚政策逻辑的转变或修正,相应的政策重心也会同步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日美关系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诸多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但相对有限的美国外交资源在不同的地区政策逻辑推动下,会投向不同的政策重心,因此使美国的对华与对日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互动关系。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决定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国际环境是影响认知形成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第二,国际环境、政策对象国的能动性和国际危机是推动美国东亚地区认知修正或转变的三大关键因素。本文依据“何种关于政治现象的解读是‘主流’的争论”是总统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这一立场指出,总统外交决策团队的成员们“都致力于界定某一问题的本质并为其政策选择寻求认同和支持”。因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源自于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信息被共享和沟通、团队成员尝试着影响其他成员的认知等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形成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政策对象国发挥能动性和国际危机的综合影响,原来决策团队中那些试图重塑政治辩论以有助于其观点主张的成员便通过宣传、历史类比、树立典型等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认知意象,从而再次形成决策团队内部的争论。最后,随着足够新信息的输入,原有的集体认知逐步被修正或瓦解,形成新的认知意象,从而导致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者转变。本文运用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对美国冷战开始前后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政府,冷战中后期的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三任政府,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政府的东亚政策及对华、对日政策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从而解读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并验证本文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可靠性。本文最后在对前述五章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前景做展望和判断,归纳了论文的理论贡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赵小平[6]（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认为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沈觉人,汪文庆,刘一丁[7]（2010）在《中国“复关”谈判之初》文中认为1986年到1991年,国务院决定我为代表团团长,主持中国"复关"谈判的有关工作。这是中国漫长"复关"和"入世"道路的第一阶段。今天,对这件事情比较了解的人已经不多了,社会上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我找出当年的笔记,结合自己的记忆,把这个问题梳理了一下。
佘少峰[8]（2006）在《我国外资立法政策导向的回顾和反思》文中认为一、引言自1979年制定第一部有关外资的专门法律《中外合资企业法》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据初步统计,截至2004年1月,我国已经制定有关涉及外资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达1727件,其中还不包括已经废止的和地方制定的有关外资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在此过程中,我国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及时调整外资法的政策导向,使外资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张郁慧[9]（2006）在《中国对外援助研究》文中认为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历史久远的政治经济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外援助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制度化，并成为南北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与对外援助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对外援助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国际关系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援助始终是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对外援助在配合中国外交、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增进中国国内公众对援外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并为今后的援外工作提供政策建议；在学术上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外交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明显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尤其是国内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专着问世，这与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援助国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因此，进一步深入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十分必要。 本论文在前人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政策分析、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全面回顾建国50多年来中国对外援助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分析过去援外工作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并对今后的援外工作提供对策和建议。 论文除导论和结束语外，正文共有八章。 导论部分主要从选题的意义、海内外的研究现状等方面阐明了论文的研究价值。此外还就研究方法和观点上的创新作了介绍。 第一章，进行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本章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在分析总结国内外现有的关于对外援助概念，并指出其不足的基础上，对对外援助概念进行新的界定。第二，从国际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多维视角对对外援助现象进行解读。第三，分别从援助国和受援国的角度，就对外援助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动机分析和效果评价作了深入剖析。 第二章，阐述中国对外援助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当代中国外交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外交组成部分的对外援助也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获得了深厚的思想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对外援助必然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就使国际主义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理论成为新中国对外援助的理论基础。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
何中顺[10]（2005）在《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内容构成日趋多元,国家在设定本国国家利益目标上随之多元。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意识形态、环境等都作为对外政策目标,通过外交去实现,同时这些因素本身也作为实现外交政策的手段而加以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扩大。外交功能也都在发生变化,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正在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包括企业外交总体外交方向发展。传统或狭义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等概念继续保持稳定性的同时,经济外交、环境外交、文化外交等概念日益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并已经为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实践所证明。就中国国内情况而言,随着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积极追求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25年多的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包括苏联成立和苏东解体、二次世界大战,也应该包括1989年后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国经济的外扩将日益导致中国外交资源、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外扩。作为新兴的和转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外交案例具备了相对典型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文本意义。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对这样命题的探索和研究,无论对丰富中国外交的理论本身,还是对中国外交的实践,都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1978年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至今,中国外交以极其丰富的案例和具体实践证明,经济外交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实践,已经并且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理由期待中国经济外交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以经济外交为理论主体,以中国经济外交为分析个案,深入剖析中国经济外交的历史实践过程,从而取得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综合而全面的前瞻性的认识,在借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外交历史和现实进行学术厘清,并提出相关领域的政策层面的建议,是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实践的需要。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方法、结合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层次分析法、案例分析方法、变量分析方法等分析手段,对中国经济外交进行了的规律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系统、主要构成,进行了系统的全景式的扫描。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概述;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与必要性:评估经济外交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国作为经济外交分析个案的意义;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经济外交;中国的金融外交;中国的能源外交;中国的外交中的经济制裁;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的国际经济机制外交等。总的思路是首先分析近年来经济外交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外交理论研究和经济外交理论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外交作为一个变量,构建和完善经济外交理论框架的必要性。通过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可以丰富经济外交的理论。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政策建议。最后是对经济外交和中国经济外交的结论性认识。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一、经济外交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随着新时期中国外交质量和能力的不断提升,逐渐为中国外交的实践所验证。经济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行经济外交的过程,为评价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平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为经济外交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丰富的样本。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国家战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保障中国的出口产品市场和资源、能源来源的稳定获得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作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有足够的理由和需求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研究中国的经济外交行为,不仅可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有更清晰的观察,而且可以为外交学研究的立体性和丰富性提供一个较大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文本。 二、制度变迁、经济转型、文化传统、国内发展目标的调整等内政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变量。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内政和外交的联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明显。这种互动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制定国内政策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中国能够经受国内风波和苏东剧变的考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重要的原因是对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作了准确的判断。其次,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断给中国外交提出新任务,外交工作处于配合中心工作的地位。从国内经济、政治需要出发来考虑外交问题,对外政策更加务实。最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强调了内外政策的一致性。80年代以来,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指出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强调“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条件”。一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对于中国外交的作用,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中国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
二、国家外经贸部陈健部长助理在大会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外经贸部陈健部长助理在大会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国家身份与国际责任:基本理论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身份 |
| 一、建构主义的身份理论 |
| 二、国家身份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国际责任 |
| 一、国际责任的定义 |
| 二、国际责任的内容 |
| 三、国际责任的特征 |
| 第三节 国家身份建构国际责任 |
| 一、国家身份的形成 |
| 二、国家身份建构国际责任的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际责任 |
| 第一节 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 |
| 一、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依据 |
| 二、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身份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 |
| 一、秉持国际主义的国际责任观 |
| 二、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主要表现 |
| 三、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案例研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
| 一、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背景 |
| 二、中国在援建坦赞铁路中的责任担当 |
| 三、援建坦赞铁路体现了中国国际主义的责任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际责任(1978-1999) |
| 第一节 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 |
| 一、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依据 |
| 二、国际体系参与者的身份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 |
| 一、秉持新国际主义的国际责任观 |
| 二、承担国际责任的主要表现 |
| 三、承担国际责任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案例研究:中国推动和平解决第一次海湾危机 |
| 一、第一次海湾危机的爆发 |
| 二、中国在推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中的责任担当 |
| 三、推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体现了中国新国际主义的责任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国际责任 |
| 第一节 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 |
| 一、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依据 |
| 二、国际体系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身份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 |
| 一、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 |
| 二、承担国际责任的主要表现 |
| 三、承担国际责任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案例研究:中国协助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
| 一、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 |
| 二、中国在协助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中的责任担当 |
| 三、协助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体现了中国积极有为的责任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经验、挑战与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主要经验 |
| 一、国家实力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 |
| 二、国家身份是承担国际责任的依据 |
| 三、国家利益是承担国际责任的目的 |
| 第二节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 |
| 二、多重身份的困惑 |
| 三、中国国情的复杂性 |
| 四、制度创新和建设能力不足 |
| 第三节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未来展望 |
| 一、重视国际责任话语权的构建 |
| 二、继续承担与国家身份相匹配的国际责任 |
| 三、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论文中所用表格 |
| 附录二:论文中所用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4）1949年以来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一章 文化外交的理论探析 |
| 第一节 文化外交的含义 |
| 一、文化与外交的定义 |
| 二、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
| 三、文化外交的定义 |
| 第二节 文化外交的基本特征 |
| 一、非强制性 |
| 二、内外的互动性 |
| 三、发挥作用的长期性和长效性 |
| 四、意识形态属性鲜明 |
| 第三节 文化外交的三种形式 |
| 一、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项目 |
| 二、政府支持的文化交流项目 |
| 三、政府参与的文化交流项目 |
| 第四节 文化外交的功能 |
| 一、文化外交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 |
| 二、文化外交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
| 三、文化外交是树立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探索阶段(1955-1977年) |
| 第一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起步 |
| 一、中国文化外交的指导思想 |
| 二、对非洲未建交国家的文化外交 |
| 三、对非洲建交国家的文化外交 |
| 四、国际多边舞台上的中国对非文化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挫折和恢复 |
| 一、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挫折 |
| 二、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恢复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发展阶段(1978-1999年) |
| 第一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进一步发展之背景 |
| 一、中国外交理念的转变 |
| 二、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发展 |
| 一、规模的扩大 |
| 二、内容的丰富 |
| 三、形式的多样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成熟阶段(2000—至今) |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背景 |
| 一、中非关系全面发展 |
| 二、政府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机制化和组织体系 |
| 一、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机制化 |
| 二、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组织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繁荣 |
| 一、人文往来 |
| 二、教育合作 |
| 三、媒体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特点及作用 |
| 第一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特点 |
| 一、始终以和平为目标 |
| 二、注重双方的互动 |
| 三、意识形态不断弱化 |
| 四、从政府主导到官民协作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作用 |
| 一、增进中非互信 |
| 二、推动经贸的往来 |
| 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
| 四、促进非洲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当前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优势、挑战及对策 |
| 第一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优势 |
| 一、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
| 二、中国硬实力稳步提升为文化外交提供物质基础 |
| 三、中非关系稳固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文化外交面临的挑战 |
| 一、中非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大 |
| 二、管理机制分散 |
| 三、资金投入有待提高 |
| 四、文化传播手段尚待发掘 |
| 第三节 加强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的对策 |
| 一、加强教育文化合作,培养非洲的中国通和中国的非洲通 |
| 二、推动文化外交管理体制的改革 |
| 三、拓宽资金来源扩大资金投入 |
| 四、重视公共传媒在文化外交中的桥梁作用 |
| 五、充分发挥在非华人、华侨的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主要研究问题、基本逻辑、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 |
| 四、论文观点与写作框架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认知理论与认知—决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认知理论 |
| 一、认知分析路径的提出及其发展 |
| 二、现实主义学派对认知因素的阐述 |
| 三、自由主义学派对认知因素的阐述 |
| 四、建构主义理论与认知理论的联系 |
| 五、对上述各学派与认知理论关系的简短评论 |
| 第二节 认知—决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本课题所需的认知理论 |
| 二、认知形成的关键条件与认知、政策逻辑的形成 |
| 三、认知转变的关键条件与认知、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转变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冷战初期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第一节 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
| 一、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设想及其东亚地区认知 |
| 二、“罗斯福东亚地区观”指导下的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 第二节 美国东亚政策逻辑和重心的第一次转变 |
| 一、杜鲁门任总统后美国决策层内部对“罗斯福东亚认知”的异议 |
| 二、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国际环境的变化 |
| 三、杜鲁门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初步形成(1947-1949) |
| 四、杜鲁门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美国东亚政策的冷战逻辑和日本重心的最终形成 |
| 一、中日两国外交政策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二、朝鲜战争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最终形成 |
| 四、美国对华和对日政策的逆转 |
| 第四节 美国东亚认知的全球动力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冷战中后期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一、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地区认知 |
| 二、尼克松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确立 |
| 三、尼克松政府调整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卡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一、卡特政府初期东亚地区认知、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二、卡特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 三、卡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重新确立与对华、对日政策 |
| 第三节 里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一、里根政府初期东亚地区认知、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二、里根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 三、里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重新确立 |
| 四、东亚政策逻辑的重新确立与里根政府对华、对日政策 |
| 第四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框架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克林顿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初期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一、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思维和决策模式 |
| 二、克林顿政府东亚认知的全球政策背景 |
| 三、克林顿政府初期东亚地区认知与东亚政策逻辑的形成 |
|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二、国际危机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三、日本国内困局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四、中国外交政策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第三节 东亚政策逻辑修正后的克林顿政府对华和对日政策 |
| 一、克林顿政府调整后的东亚地区认知 |
| 二、克林顿政府修正后的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 三、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 |
| 四、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对日政策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小布什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第一节 小布什政府初期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一、小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与决策模式 |
| 二、小布什政府初期的东亚地区认知 |
| 三、小布什政府初期的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 四、小布什政府初期东亚政策逻辑指导下的对华和对日政策 |
| 第二节 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 一、国际危机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三、中国外交政策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四、日本外交政策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第三节 小布什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修正 |
| 一、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东亚地区认知 |
| 二、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 第四节 东亚政策逻辑修正后的小布什政府对华和对日政策 |
| 一、“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
| 二、中美日三边合作背景下的美国对日政策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政策展望、论文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回顾与展望 |
| 一、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东亚政策逻辑的形成与主要特点 |
| 二、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东亚政策展望 |
| 第二节 理论贡献与启示 |
| 一、理论贡献 |
|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三节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 论文后记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中国“复关”谈判之初（论文提纲范文）
| 申请“复关”的背景 |
| “复关”工作启动 |
| 多边谈判 |
| 双边谈判 |
| 1989年有望“复关”吗? |
| 点滴感受 |
（9）中国对外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难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问题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对外援助的概念 |
| (二) 几个相近的概念 |
| (三) 对外援助的类型 |
| 二、对外援助的多维视角 |
| (一) 国际政治学的视角 |
| (二) 发展经济学的视角 |
| (三) 社会心理学的解读 |
| 三、对外援助的动机与效果 |
| (一) 动机分析 |
| (二) 效果评价 |
| 第二章 中国对外援助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
| (一) “和”、“合”的文化内核 |
| (二) “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念 |
| (三) “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 |
| (四) 封贡体系的历史遗产 |
| 二、国际主义原则的体现 |
| (一) 国际主义的涵义及渊源 |
| (二) 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 |
| (三) 国际主义与中国对外援助 |
| 三、统一战线理论的延伸 |
| (一) 统一战线的涵义 |
| (二) 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和建设 |
| (三) 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对外援助 |
| 四、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理念 |
| (一) 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
| (二) 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新认识 |
| (三)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对外援助新理念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援助的起始阶段(1950-1963) |
| 一、建国初期中国对外援助的背景 |
| (一) 冷战与国际援助格局 |
| (二) “一边倒”方针与中国对外援助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起始 |
| (一) 援越抗法 |
| (二) 抗美援朝 |
| 三、万隆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的扩大 |
| (一)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
| (二) 对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 |
| 四、中国援外工作体制的确立 |
| (一) 相关援外文件的出台 |
| (二) 专门援外机构的设立 |
| (三) 援外管理体制的建立 |
| 五、本阶段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阶段(1964-1970) |
| 一、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提出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宗旨、内容和意义 |
| 二、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 |
| (一) 支持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 |
| (二) 支持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 |
| 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
| (一) 全力援越抗美 |
| (二) 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
| (三)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
| 四、本阶段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援助的急剧增长与回落(1971-1978) |
| 一、对外援助急剧增长的原因及表现 |
| (一) 对外援助急剧增长的原因 |
| (二) 对外援助急剧增长的表现 |
| 二、援外管理工作的变化与对外援助的回落 |
| (一) 改革援外管理机构和体制 |
| (二) 召开专门的援外会议 |
| (三) 调整援外规模和结构 |
| 三、援外格局的重大变化 |
| (一) 停止对越南的援助 |
| (二) 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
| 四、本阶段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对外援助的调整与初步改革(1979-1994) |
| 一、援外调整与改革的原因 |
| (一) 时代主题的转换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
| (二) 工作重点的转移与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 |
| (三) 受援国内外政策的变化 |
| 二、援外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
| (一) 四项原则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
| (二) 四项原则是对八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
| 三、对外援助调整与改革的具体措施 |
| (一) 军事援助的调整与改革 |
| (二) 经济援助的调整与改革 |
| 四、本阶段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对外援助的进一步改革(1995-2006) |
| 一、对外援助进一步改革的背景及原因 |
| (一) 国际政治影响因素的变化 |
| (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
| (三) 援助资源供需矛盾的压力 |
| (四) 世界经济市场化潮流的影响 |
| 二、对外援助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一) 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 |
| (二) 实行援外项目合资合作 |
| (三) 增加无偿援助的比例 |
| (四) 推动援外管理的规范化 |
| 三、对外援助改革的实施 |
| (一) 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实施 |
| (二) 援外项目合资合作的实施 |
| (三) 无偿援助的实施情况 |
| (四) 援外管理法制法规的制定 |
| 四、本阶段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与效果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 |
| (一) 援助范围从周边到遍布世界五大洲 |
| (二) 援助规模从大起大落到持续稳步增长 |
| (三) 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突出国家利益因素 |
| (四) 援助内容突出经济技术和人道主义援助 |
| (五) 援助目的从侧重政治安全到注重经济发展 |
| (六) 援助方式从双边到以双边为主兼有多边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效果 |
| (一) 增进了中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
| (二) 推动了受援国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 (三)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
| (四) 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和丰厚的经济回报 |
| 结束 |
| 一、国家利益与中国对外援助 |
| 二、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总体评价 |
| (一)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援助服务于国家的安全和政治利益 |
| (二)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利益 |
| (三) 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 |
| (四) 中国对外援助的某些失误与教训 |
| 三、对今后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政策建议 |
| (一) 对外援助要服务于21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总目标 |
| (二) 关于今后对外援助工作的政策建议 |
| 附录一 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数量及相对比重表(1950-2005) |
| 附录二 中国对外援助的部分重要会议与文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成果 |
| 第三节 研究的目标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框架结构 |
| 第六节 本文的创新与结论 |
| 第一章 经济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发端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的概念与实践 |
| 一、外交概念的变迁 |
| 二、经济外交概念的辨析 |
| 三、经济外交实践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经济外交产生根源的理论视角 |
| 一、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为经济外交的强化提供了必要性 |
| 二、国家干预经济的合法性为经济外交提供了可能性 |
| 三、国际贸易干预主义的影响 |
| 四、国家利益内容的调整 |
| 五、国家经济关系的政治化 |
| 第二章 经济外交理论内涵的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施的框架约束 |
| 一、主权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 |
| 二、制度变迁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三、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对经济外交的影响 |
| 四、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与经济外交 |
| 五、政治文化传统对经济外交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济外交的功能与特点 |
| 一、经济外交的功能 |
| 二、经济外交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
| 第三节 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和形式 |
| 一、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 |
| 二、经济外交的主要形式 |
| 第四节 实施经济外交的主体——按照体系层次进行分析 |
| 一、国家领导人的经济外交 |
| 二、外交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
| 三、政府机构的涉外部门 |
| 四、大型跨国公司 |
| 五、国际组织 |
| 第五节 经济外交对中国的政策含义 |
| 一、进一步树立和强化经济外交的意识 |
| 二、贸易市场的开拓和博弈需要外交的大力支持 |
| 三、资源的需求要求发挥外交的支持作用 |
| 四、经验教训要求中国进一步拓展经济外交的空间和力度 |
| 五、经济外交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手段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发端 |
| 第一节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外交的实践 |
| 一、长期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
| 二、打破经济制裁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初步努力 |
| 第二节 1978年以后中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的确定 |
| 二、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外交的影响 |
| 三、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
| 四、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 |
| 五、突出经济外交 |
| 第三节 邓小平的经济外交思想 |
| 一、努力汲取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 |
| 二、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国的资本 |
| 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
| 四、根据国情适当调整对外援助政策 |
| 五、合作开发有争议的领土 |
| 六、反对和应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制裁 |
| 七、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
| 八、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是国家利益 |
| 第四节 江泽民经济外交的主要思想 |
| 一、关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
| 二、关于经济安全 |
| 三、关于经济全球化 |
| 四、关于参与国际经济机制 |
| 第五节 中国经济外交的实施 |
| 一、经济外交的意识逐步得到提升 |
| 二、开展多边的经济合作外交 |
| 三、积极参加全球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合作 |
| 四、具体(问题)领域的经济外交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外交的政府机构与过程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济外交 |
| 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经济外交 |
| 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济外交 |
| 四、外交部的经济外交 |
| 五、商务部(原外经贸部)的经济外交 |
| 六、中国驻外使领馆的经济外交行为 |
| 七、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
| 八、农业部国际合作司 |
| 九、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 |
| 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外交的非政府机构 |
| 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
| 二、中国进出口银行 |
| 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
| 四、企业集团 |
| 五、中国企业外交关联会 |
| 第三节 中国各经济外交机构的运行过程分析 |
| 一、关于经济外交决策的一般分析框架 |
| 二、经济外交功能整合的国际经验 |
| 三、各种机构经济外交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
| 四、进一步整合中国的外交资源 |
| 第五章 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政策的演变 |
| 二、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逐步调整 |
| 第二节 大国关系与经济外交 |
| 一、中美关系与经济外交 |
| 二、中日关系与经济外交 |
| 三、中俄关系与经济外交 |
| 四、中国与欧盟关系中的经济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经济外交 |
| 一、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外交 |
| 二、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政策与经济外交 |
| 第四节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 |
| 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考虑 |
| 二、建立中国的海外资源地和出口产品市场 |
| 三、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的新策略 |
| 第六章 中国的能源外交 |
| 第一节 世界能源外交的格局与中国能源的困境 |
| 一、世界能源外交的现状 |
| 二、中国能源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能源外交的现状—以中俄石油管线的博弈为例 |
| 一、中国石油进口的现状 |
| 二、中俄石油管道博弈:安大线的失败 |
| 三、中哈石油管道的实施 |
| 四、国家领导人的能源外交 |
| 五、大型国有企业“走出去”的行为 |
| 六、中国能源外交尚存的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石油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路 |
| 一、整合国家能源的主管机关 |
| 二、运用外交资源，加速实施能源进口地域多元化战略 |
| 三、动用国家外交资源支持石油企业“走出去”和“请进来” |
| 四、统筹安排，加快建立国家石油储备体系 |
| 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 |
| 六、做好能源技术的提高工作 |
| 第七章 中国的金融外交 |
| 第一节 国家金融安全与金融外交 |
| 一、二战后国际金融外交的基本实践 |
| 二、国际金融外交的经验 |
| 三、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对国际金融体制的外交 |
| 一、中国与国际金融体制的合作 |
| 二、中国围绕亚洲金融危机的外交与援助 |
| 第三节 中国的汇率外交 |
| 一、汇率外交:对人民币升值的外交博弈 |
| 二、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
| 第八章 中国的发展援助外交 |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政策的逐步调整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变化 |
| 二、1979年至1990年为探索性的改革与调整阶段 |
| 三、1995年后中国对外援助工作进行全面改革 |
| 四、个案研究:对亚非国家债务的减免 |
| 第二节 对外经济援助的实施过程 |
| 一、对外援助的职能分布 |
| 二、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过程 |
| 三、实证分析:以对东南亚海啸灾害的人道主义援助为案例 |
| 第三节 对外经济援助的发展趋势 |
| 一、援外工作需要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变化 |
| 二、继续改革对外援助的方式 |
| 三、扩大援助的规模，使援外资金来源多样化 |
| 四、援外工作是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要举措 |
| 五、加大无偿援助的规模 |
| 六、加强对受援国的人才培训 |
| 第九章 中国外交中的经济制裁 |
| 第一节 概念与历史的考察 |
| 一、经济制裁的概念与国际经验 |
| 二、中国在反对经济制裁方面的外交行为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制裁的实证分析 |
| 一、围绕台湾问题进行的经济制裁 |
| 二、对人权问题上实施经济制裁 |
| 三、运用飞机采购配合外交工作 |
| 四、其它关于经济制裁的案例 |
| 五、WTO框架下的经济制裁行为 |
| 第十章 中国积极接受多双边的经济技术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接受外援的基本概况 |
| 一、接受外援观念的变迁 |
| 二、中国接受外援的管理机构 |
| 第二节 积极接受发达国家的双边援助 |
| 一、长期成为日本的最大援助国 |
| 二、德国对中国的无偿援助 |
| 第三节 积极吸纳多边经济援助 |
| 一、成为世界银行的最大受援国 |
| 二、欧盟对华的多边援助 |
| 三、联合国儿童基金对华无偿援助 |
| 四、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华无偿援助 |
| 第四节 中国接受经济援助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
| 一、接受经济援助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的对策 |
| 第十一章 中国的贸易市场与贸易争端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的贸易外交 |
| 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 |
| 二、努力加强经济外交的力度 |
| 三、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 |
| 第二节 关于争取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外交 |
| 一、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必要性 |
| 二、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外交手段对经济议题的介入: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外交为例 |
| 一、外交手段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分析 |
| 二、中国加入WTO前对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经济外交 |
| 三、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 |
| 第四节 实施“走出去”战略与对外交资源的利用 |
| 一、“走出去”战略是主要的经济外交政策 |
| 二、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背景层面存在的问题 |
| 三、充分运用外交资源帮助企业“走出去” |
| 第五节 WTO框架下中国的经济外交——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与重迭 |
| 一、中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国家利益原则 |
| 二、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寻找与发达国家利益的平衡点 |
| 三、充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机制 |
| 四、进一步提升WTO框架下中国经济外交的能力 |
| 第十二章 中国的国际经济机制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加入国际经济机制的回顾与评价 |
| 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历程回顾 |
| 二、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1986-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的经济外交 |
| 一、中国决定参与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 |
| 二、中国复关过程中的经济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对其它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经济机制的参与 |
| 一、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经济外交 |
| 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外交 |
| 三、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的扩展 |
| 四、中国与G7(8):有选择地参与 |
| 小结 中国的经济机制外交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
| 本文的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国家外经贸部陈健部长助理在大会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国际责任研究[D]. 刘智利. 山东大学, 2018(12)
- [2]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3]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4]1949年以来中国对非文化外交研究[D]. 刘雯. 武汉大学, 2015(01)
- [5]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D]. 李少丹. 复旦大学, 2013(03)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7]中国“复关”谈判之初[J]. 沈觉人,汪文庆,刘一丁. 百年潮, 2010(01)
- [8]我国外资立法政策导向的回顾和反思[J]. 佘少峰. 海大法律评论, 2006(00)
- [9]中国对外援助研究[D]. 张郁慧. 中共中央党校, 2006(01)
- [10]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D]. 何中顺.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