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建立现代企业教育体系

一、对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潘从义^[1]（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利己主义驱使下,不少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不顾及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有损于他国乃至全人类的行为。当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威胁、恐怖主义、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人类在许多事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尚未形成价值共识,没有形成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各国在价值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其中有其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根源。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些价值共识,但它们基本上是零散的,尚未成为完整系统的人类共同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事实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顺时应势地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写入了联合国决议。这一切都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作为其内核和灵魂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支撑。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根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提出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任务。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许多探讨和讨论,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于将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完整系统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在对历史上中西方共同人类价值思想进行初步挖掘和梳理并利用现有价值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今天人类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着重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有的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阐述其理论架构,最后也对它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阐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渊源。中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是今天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一章主要对中西方思想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提炼和归纳。西方思想家以探讨和构建“好社会”（理想社会）为中心,提出把幸福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这对于当前人类构建共同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价值观蕴涵着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理念,近现代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及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等当代主张等,都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中西方的思想资源,通过梳理历史上各具特色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归纳出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些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提供思想滋养和宝贵启示。第二,阐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二章通过分析人类还未建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以及人类价值冲突和面临严重危机的现状,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从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人类整体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几个方面分析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最后对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条件作了阐述,这些条件包括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国际组织、会议、赛事,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等。第三,从理论上尝试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提出初步的架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三章主要从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整体架构进行了初步的勾画,并阐述框架内各层次确立的必要性、意义、内涵及其依据。本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表达了本文的最主要观点。本文认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包括底线目标（世界永久和平）和最高目标（人类普遍幸福）,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以及合作、共赢、和谐,而应把人类利益至上、维护基本人权、恪守和平底线和协商解决冲突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最基本原则。第四,阐述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理论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或人类共同价值观必须转化为现实,转化为世界性的制度和文化,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世界和人类朝着永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方向加速前进。要实现这种转化,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必须选择合适的路径。第四章在借鉴和吸取历史上国家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要坚持四条主要原则,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平等原则和尊重各国国情原则。这一章还把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激励各国积极参与、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世界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路径。

曹蕴钰^[2]（2020）在《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文化氛围对其个人发展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跨界合作、产业融合共同发展兴起的背景下,研学旅行完美结合教育与旅游行业,成为一个市场巨大,且仍处于初级阶段的蓝海项目,有研究指出研学旅行或将推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各级各部门针对研学旅行的政策也相继出台。但政府、学校、参与者、执行者对研学旅行效果的期待与真实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研学旅行者是否在其中有所获得,研学旅行中什么因素会对研学旅行者造成影响,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较少,在旅游视角下的研究不够深刻。由此,本研究从旅游管理视角出发,以三元交互理论为基础,对厦门市万千极美研学营地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中小学参与者开展研究,探究研学旅行的真实效应以及影响因素。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将中小学生研学旅行个人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引入文化氛围作为影响研学旅行者个人发展的因素。接着,根据三元交互理论、学习理论、个人发展理论等构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文化氛围对其个人发展影响的概念模型。进而,为了探索研学旅行特殊环境中个人发展的具体内容,对搜集到的中小学生研学日志和感想利用扎根理论分析法进行分析,得出包含提升能力、增加技能、建立社会关系、获得知识、自我意识、树立三观、身体变化的七个维度及结构。最后,使用SPSS 25.0、AMOS 21.0软件对收集到的635份有效问卷进行处理和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包括:（1）物质文化氛围对自我意识、身体变化、提升能力、增加技能有显着正向影响;（2）精神氛围对自我意识、身体变化、树立三观、提升能力、增加技能、建立社会关系、获得知识均有显着正向影响;（3）互动氛围对自我意识、身体变化、树立三观、提升能力、增加技能、建立社会关系、获得知识有显着正向影响;（4）提升能力、增加技能、建立社会关系、获得知识对自我意识有显着正向影响;（5）研学旅行参与者的性别、年级、参与研学旅行的时长、客源地对研学成效有显着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证实了旅游的教育意义,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拓宽了国内研学旅行的研究范畴,将三元交互理论合理的运用到旅游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研学旅行无用论,为打消学校、家长的质疑提供依据,也为学校、家长、中小学生选择合适的研学旅行项目提出建议,为研学旅行设计方和执行方提供项目设计提供思路。本研究从中小学研学旅行参与者及其学校和家长的角度、旅游管理者角度、目的地政府角度,针对如何提高研学旅行质量、高效发展研学旅行提出了建议。

韩志宏^[3]（2019）在《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从统一战线的视角详细分析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时期其他主要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工农联盟思想等基础上,论述工农联盟对在农民占人口优势的国家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始终将其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加以巩固和发展。在导论中,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是当前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系到统一战线和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对解决当下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在开展研究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总体来看,目前研究的内容多为关注某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观,工农联盟思想的形式、内容、形成、发展、意义以及巩固措施等。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的继承发展、经验教训等的系统、全面、深入和专门研究则极少;对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工农内部阶层分化后,工农联盟面临的分化、影响的有关研究也不多。这种情况虽然给本研究带来不少困难,但却也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第一章,基于统一战线的发展历史,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首先对与本文主旨密切相关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统一战线和工农联盟、马克思主义等几个核心概念作出界定,为后面行文做好了必要铺垫。其次,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工农联盟为何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即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围绕中心取得胜利的基本力量、是扩大统一战线联合范围的依靠力量、是人民民主专政统一战线性质国体的基础和统一战线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再次,对与工农联盟有关的三个历史与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如工农联盟的发展历程、工农联盟实质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农民的联盟、建立工农联盟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主动争取等,以便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工农联盟的有关误解。第二章,主要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本章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观,工农联盟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涵,以及工农联盟在19世纪的欧洲未能实现的原因。首先,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作了分析,指出经济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使工农深受剥削,政治上工人运动蓬勃开展,文化上社会思潮多元迸发。其次,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分别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工人观和农民观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具有一个不断发展壮大和逐渐成熟的过程,在革命斗争中逐步认识到联合农民的重要性;而农民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沉重压迫下不断发生分化,从一个传统保守的势力逐步产生革命倾向,是一支可以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再次,从1848年欧洲革命前后、巴黎公社革命前后和恩格斯晚年三个时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述,提出他们的工农联盟思想在领导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最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为何在19世纪的欧洲未能实践的原因进行探讨。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是正确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工人阶级内部派系较多且始终缺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保守传统的农民联合意识较差、资产阶级对工农关系的挑拨离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才使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未能成功实践。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其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们尤为注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第三章,主要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首先,从两个角度分析了列宁辩证的农民观。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总体而言列宁对农民的认识从“疑虑”到“肯定”;二是从具体的历史时期来看,同一时期列宁对农民充满矛盾认识。其次,立足十月革命时期、国内战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加以分析,指出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间接地实现了工农联盟,国内战争时期削弱了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时期巩固发展了工农联盟。再次,运用比较研究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认识,并根据苏俄具体国情提出了建立工农经济联盟的思想,以及在不同时期联合农民的策略更加灵活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第四章,主要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论述。首先,对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做了分析。列宁逝世后,主政的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抛弃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工农联盟重要性的正确认识,继而指出工农联盟是一个派生问题,居于次要地位,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苏联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和国防实力的急剧增强,但它是建立在向农民增收额外税的基础之上,严重削弱和破坏了工农联盟。其次,在对布哈林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其与斯大林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对富农作用、对粮食收购危机原因和农业发展道路等认识均不相同,是布哈林继承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再次,对斯大林与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比较,指出斯大林对列宁的工农联盟思想纵然有继承的成分,但更多是否定与背离,主要表现在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中过渡牺牲农民利益、农业集体化操之过急、过早消灭富农等方面。最后,在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形成的背景下,对共产国际中后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要重视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满足农民的“局部利益”、争取工农联盟领导权和将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等思想。第五章,主要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做了研究和分析。首先,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澎湃、邓中夏等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指出当时他们就对农民参加工人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具有一定认识,提出了农民是革命“有力的援军”、工人阶级要争取“工农联合”领导权和实现“耕地农有”是革命的重要问题等思想,对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其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引领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农民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等思想,并始终将工农联盟作为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础加以巩固和发展,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最后,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理论贡献加以分析,指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作了创造性发展,将农民提高到“革命主力军”的历史地位,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以及只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等。第六章,主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分析研究。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革命联盟转变为经济联盟中的工农业和城乡关系。因此,一方面要以工农互促、城乡结合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广泛开展农业合作化来不断巩固工农联盟。其次,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由于改革开放和城乡二元体制等影响,城乡、工农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三农”问题越发凸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其工农联盟思想主要体现在党制定的“三农”方针和政策上,总结起来就是: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发展农业要靠政策支持和科学指导,建立新型乡镇企业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扬经济民主下放生产经营管理权,以及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再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分析论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逐步提出要把农业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作的首位,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以及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等思想,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的工农联盟思想。结语部分,进一步对全文作了总结提升,提出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对我国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与启示。那就是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在农民绝对数量仍然庞大的我国,必须坚持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的基础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尤其是工农联盟的领导,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和照顾农民的利益,以及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等。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我国广大农民的联合与团结,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广泛争取人心、凝聚力量。

王欢^[4]（2019）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传统的城乡二元建设用地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各地自发的和政府推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开启了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历史进程。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为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本文基于以上现实背景,对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界定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方法、logistic实证分析法、层次分析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考察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揭示了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架构、运行机制、收益分配及风险防控。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规定。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是指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的市场,包括以下四层涵义:一是建设用地所有者平等参与土地市场的市场准入机制,实现了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权能对等;二是统一、高效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运行机制,最大程度地释放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市场调节功能。三是城乡建设用地相关主体的利益共享机制,保证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主体在收益共享权利、收益共享机会以及收益共享规则上的平等性;四是适度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最大程度地促进建设用地资源的优化配置。（2）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由割裂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首先,城乡建设用地在法律制度、产权安排等方面的不对称性是制约当前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建的根本原因。其次,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还面临着主体障碍和市场约束。其中,主体障碍包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主体认知与入市意愿低;市场约束则表现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价格形成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不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成本高、风险大以及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市场市场限制较多。（3）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架构主要由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规则、交易程序、交易平台所构成。在此基本架构中,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为原则,在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功能,同时在政府监督和管理下,促进建设用地市场的规范有效运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城镇规划区内采取“实物交易+指标交易”和城镇规划区外采取“指标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建设用地交易模式,用以解决由于土地的空间性以及位置的固定性造成的建设用地供需不匹配的问题。（4）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土地价格形成机理。以效用最大化理论为基础,引入讨价还价因子,将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双方的主观偏好（风险规避系数）和客观能力（讨价还价能力）区分开来,并纳入同一模型,探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中的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机理。不难发现,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其风险规避系数越高,讨价还价能力越低,土地的成交价格就会越低,反之亦然。为了提高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运行效率,应该在成立专门的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机构,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讨价还价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城乡建设用地交易平台和交易中介在信息传播上的重要作用,并辅以政府信息供给的主要责任,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获取成本,形成较为公平合理的土地交易价格。（5）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条件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根据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认为集体建设用地增值收益的原因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增值、农地转用增值、供不应求增值、规划管制增值、外部辐射增值等。得出相应的分配原则是:（1）由农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带来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绝对地租必须全部归农民集体所有;（2）由地块经济条件、交通状况、资源分布的差异造成的级差地租I的分配顺序应该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用地单位;（3）由农村集体、政府和企业在同一块建设用地上追加投资改变该土地的生产效率而产生的地级差收益Ⅱ的收益分配顺序应该为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用地企业。（6）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风险评估与防范。从指标层看,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风险、农村宅基地失去社会保障的功能的风险、国家对土地管理失控的风险、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风险、降低房价的风险等五个指标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较大。从准则层看,降低政府管理效益的风险、侵害农民利益的风险、消弱国家宏观调控的风险、冲击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风险的风险严重程度分别为0.3437、0.3184、0.1522、0.1236、0.0621。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系统风险的评估值为0.44,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在整体上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需要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采取有效措施,使其控制在社会经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王超锋^[5]（2018）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研究》文中认为所谓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是相较于传统的行政区大气污染执法而言的,意指大气污染执法主体可以超越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开展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活动的一种全新的大气污染执法类型,其实施不仅符合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客观规律,也契合严峻的区域大气污染形势对我国传统大气污染执法体制所提出的改革要求,并且对消除我国传统大气污染执法体制的弊端、实现区域大气环境的一体化保护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在区域性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独到作用,我国2015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第92条明确提出了在重点区域实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要求,以此规定为基础,我国地方政府也相继开展了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实践,从而有效推动了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持续开展。不过,由于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是我国大气污染执法领域的新事物,当前对于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具体实施,我国既无丰富的经验可循,国外也无可靠的路径、模式可鉴,这一切都阻碍了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深入开展。在此情况下,从学理上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基本理论及其主体、客体、实施程序以及保障机制的建构问题展开探讨,不仅有助于丰富我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理论体系,更能推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机制的建立健全,从而有效保障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稳定实施。为此目的,本文在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概念、特征、理论依据、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予以系统论述之后,从执法的主体、客体、程序、保障四个方面入手,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机制进行完善性构建。首先,是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设置。与传统的行政区大气污染执法相比,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领域是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区域在内的大气环境区域,从而使其在执法主体的设置上也需要采取不同于传统大气污染执法的路径。具体来说,依据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具体实施模式,可以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主体作出三种路径的设计。具体来说,在统一执法模式下,可以将跨地区的环保机构作为实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主体,这种跨地区环保机构既可以经由我国原有环境保护机构的重组而成,也可在我国现有环保机构之外新设产生。不过,基于我国现有的环境执法体制考虑,目前通过新设路径建构跨地区环保机构的方法更为可行;在交叉执法模式下,则应把区域内地方政府的共同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作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主体,由其抽调区域内地方政府所属的大气污染执法人员组成临时性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队伍,并授权上述大气污染执法人员以其名义开展异地交叉执法活动;在联合执法模式下,可将区域内地方政府所属的大气污染执法机构成立的区域大气污染联合执法小组作为名义上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并由其承担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组织协调职能,但在实践操作中,为了保障联合执法模式与我国传统执法体制的吻合,联合执法小组所享有的大气污染执法职权仍应由其成员依据属地管辖原则在各自的行政管辖区域内行使,而到自己管辖区域之外的其他行政区域参与执法活动的小组成员则主要发挥参与和监督作用。其次,是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界定。为了节约宝贵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资源,并合理协调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与传统大气污染执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从执法领域和执法对象两个层面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客体进行界定。其中,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领域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其一,是将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划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作为适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宏观领域;其二,则是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行政交界区域界定为实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微观区域,以确保将有限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资源主要用于行政交界区域之内的大气污染项目或活动之上。此外,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对象的界定则可采用执法名录的方式,将容易导致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行业、项目、活动等事项列入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名录之中,从而有效增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并有效防止不执法、乱执法现象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过程中的出现。再次,是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的设计。为了有效约束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并保障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稳定实施,需要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程序作出系统安排。当前,我国时间概念上的执法流程和步骤已经相当成熟,因而我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可以直接采用,故本文对此不予赘述。不过,相较于传统的大气污染执法,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过程中还需要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因而其空间概念上的协调程序要比传统大气污染执法程序更为复杂。鉴于此,在设计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时,应将协调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横向关系的程序作为其程序的建构重点。为此,本文从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启动程序、运行程序、终结程序以及监督程序四个方面入手,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协调程序进行重点设计,以充实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的内容,保障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稳定实施。最后,作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的延续,还需要为保障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稳定实施而设定相应的保障机制,而这又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以确保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相关信息能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相关主体所知悉并共享,从而增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之间的信任,并提升其实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意愿;其二,还需要对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和均衡,以便调动区域内地方政府参与并支持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热情。为此目的,则需要建立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和帮扶机制,并持续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内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其三,作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必要保障,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以提升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从而有效防范不执法、乱执法以及干扰执法等违法现象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领域的发生。

朱广娇^[6]（2013）在《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研究 ——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文中指出区域金融中心是现代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金融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地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国际上已经形成多层次的区域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当前研究我国在东北地区建立区域金融中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金融中心相关理论为依据，分析了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在对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即必要性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区域金融地理力进行实证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具有互相促进的关系，确定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最佳城市。借鉴国内外重要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提出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策略。本文的研究内容及创新点如下：首先，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条件进行分析。东北地区三省总面积7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8.3%。东北三省与俄罗斯、蒙古、朝鲜接壤，与日本和韩国相邻，地处东北亚的核心位置，拥有巨大的存量资产、良好的产业基地、明显的科教优势，具有后发优势。2011年，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为45377.67亿元，占全国的9.6%，同比增长12.6%，高于全国平均增速9.2%。其次，对建立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必要性即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选取了五个经济金融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指标、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效率、金融深度和投资水平。通过分析得出金融相关比率指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金融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计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具有相互促进发展的关系，建立区域金融中心会促进东北地区的金融和经济增长。再次，运用因子分析法及聚类分析法，对东北建立金融中心的城市确定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区域金融中心金融地理力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和78个三级指标，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四市的金融竞争力评价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大连在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区域经济持续力、金融生态环境和聚类分析结果均排在首位。最后，借鉴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根据大连金融业发展现状和建立金融中心的优劣势，提出大连建立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产生模式和功能发展模式，最后提出了未来发展策略及保障措施。

周来新^[7]（2012）在《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为了解决基础和临床“两张皮”的困境，提高生物医学科技投资效益，促进向生物医学研究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原始目的回归，“转化医学”的概念被提出。但转化医学作为生物医学发展的新模式和科技管理的新理念，涉及整个医学科研管理体系的变革，目前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当前有关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研究很少开展且多集中于基础到临床、临床到应用障碍的横断面研究，尚未见到基于转化医学整个发展体系的科研组织模式的系统研究。研究符合转化医学发展特征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对推动转化医学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个人深入访谈、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充分了解转化医学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剖析影响转化医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因素，解析转化医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对科研组织创新的内在要求，比较分析现有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总结组织管理经验和策略，现场研究调查科研人员对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认识和意见，创建符合转化医学发展特征的科研组织模式和转化医学中心建设构想，为推动转化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管理参考。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论。总结分析转化医学的提出背景、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科研组织管理现状，提出本课题的研究意义。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归纳国内外对于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管理模式、协同创新等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并阐述研究方法，提出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制定技术路线。第二章是影响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形成及发展的理论因素研究。提出科学管理理论、系统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等管理理论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系统借鉴。总结分析当代生物医学发展影响转化医学发展的实践因素，提出了当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对科研组织管理创新的新要求，为研究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第三章是转化医学内涵本质及其对管理创新影响的研究。对转化医学概念进行了深化和拓展，认为转化医学是一个致力于克服基础研究与临床和公共卫生应用严重失衡的医学发展新模式，其核心是在“健康问题－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人群健康－卫生政策”（T1-T2-T3-T4）之间，建立“连续、双向、开放和循环”的研究促进过程。提出要从4T模式来认识转化医学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转化医学发展对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的要求，明确了转化医学科研管理模式构建应重点关注的内容。第四章是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现状的案例研究。通过中外11个转化医学中心的案例研究，展示国内外转化医学现实运行模式的特征，指出美国已建成“新型医学研究合作的孵化中心”，中国主要是“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模式”，且尚未建立针对性的管理机制。提出建设转化医学中心是推进转化医学发展的一个有益载体，明确转化医学发展的理念引导、建设途径、政策机制、人才培养等关键问题，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构建提供现实参考。第五章是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模式构建的问卷调查研究。从转化医学的理念、组成要素、管理机制等方面对15个单位360名科技人员问卷调查，重点阐述转化医学的理念普及范围、发展体系主要内容、机制创新和改革重点，并以这三个方面要素为主体内容提出了构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设想方案，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构建提供基本框架和要素。第六章是模式构建。明确提出系统化、开放性、质量效益、可行性和指导性是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依据转化医学发展内涵确定用综合法构建其组织管理模式；用“管理理念＋管理体系＋管理机制”来认识和理解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构建框架。综合分析前面几部分研究结果，构建了“全维式交叉协同”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并提出转化医学中心的建设构想方案，为转化医学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思维范式和方法参考。并在模式构建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改革的建议。第七章是全文总结。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展望转化医学的发展，总结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本课题从转化医学的基本特征和内涵本质出发，立足于转化医学提出和发展的特定需求，以整体和系统的理论和观点进行课题设计和思考，研究了基于转化医学整个发展体系的科研组织管理要素，对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的目标进行了准确定位，创新提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和转化医学中心建设构想，为转化医学的快速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管理参考，也为丰富和完善转化医学的发展理论作出一定贡献。

朱庆跃^[8]（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指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胡晓莺,屈广清,余少谦,陈庆华^[9]（2011）在《新建本科院校构建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理论思考——以福建江夏学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为目标,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务,也是新建本科院校面临的突出问题。福建江夏学院在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中,从建立公立高校董事会、教授治学为核心的二级管理体系、公有民办二级学院三个方面,探讨新建本科院校构建科学的高校管理制度体系的改革思路和创新目标,并根据改革需要制定了改革原则、实施步骤、保障条件和风险应对预案。

刘雅静^[10]（2009）在《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是从多维视角分析和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就医问题,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我们从制度上进一步揭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创新方向。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机制研究;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机制研究;关于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与完善中的职责研究;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的实践模式研究;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如同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实践上还存在着很多欠缺和不足一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理论上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缺憾。如在已有的研究中,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研究较多,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研究得较少;对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和完善中的职责和作用研究得较多,但对农民这一主体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和完善中的参与机制和参与作用研究得较少;对如何加强对合作医疗需方的管理研究较多,但对如何加强对合作医疗供方的有效管理研究得较少;特别是从制度设计、主体职责、外部环境等多维视角全面分析和探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多视角的分析和研究。具体的研究思路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理论和合作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有关农村医疗保障的相关理论、西方相关社会保障理论为依据,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必要性和可行性、制度与环境、主体功能与主体行为等多重视角,对实现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现实路径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分析和研究,目的就是探寻能确保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对策和思路,以最终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从理论上对建立和发展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揭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和可行条件。二是基于调研获取的大量可靠的统计资料和数据,对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状况作了较为详尽、系统地描述,并对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成绩进行了客观、全面地整理和分析;三是从制度设计、主体职责、外部环境等不同视角,就如何顺利推进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在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回顾与反思我国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曲折发展历程,可以使我们得到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20世纪60-70年代是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兴盛时期,兴盛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性推动使农村合作医疗的迅速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外力;“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为农村合作医疗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障;低成本运营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为农村合作医疗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运行基础;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为农村合作医疗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基础。20世纪80-90年代我国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大面积解体,而且恢复与重建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职能缺位制约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与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力量弱化直接削弱了农村合作医疗的经济和组织基础;传统农村合作医疗自身的制度缺陷使其难以适应新的挑战;农民参与意愿不强使合作医疗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群众基础;医疗服务过度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使传统农村合作医疗难以为继。通过对我国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曲折发展历程的历史性回顾与反思,我们得出了三点结论:其一,完善的制度设计是确保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其二,适宜的制度环境是确保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三,政府的积极干预和公共支持是确保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建立和发展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其必要性可以从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分析。理论依据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保障理论和合作经济理论的相关论述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思想为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西方国家有关学者关于风险理论、反贫困理论、福利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国家干预理论的论述从不同方面为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现实依据主要包括:建立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维护和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建立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行条件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为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社会条件;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条件和组织条件。建立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统一,昭示了这一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建立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2003年以来,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为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各级政府有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在组织管理上也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政府领导、卫生部门主管、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经办机构进行日常业务运作的组织体系。其二,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情不断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不断扩大,农民的医疗负担有所减轻,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有所缓解。其三,农村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条件有所改善,服务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农村定点医疗机构开始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现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制度设计及制度运行等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其一,制度本身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在筹资环节,还存在着筹资水平低、筹资渠道不畅、筹资不公平等问题;在补偿环节,还存在着补偿受益面窄、补偿程度低、报销程序繁琐等问题;在基金监管环节,还存在着基金被挤占、被挪用、被贪污的监管漏洞。其二,在制度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主体功能作用发挥不充分、主体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如政府在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宣传不到位、监管不力、立法滞后等问题;农民还存在着参合意愿不强以及参合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定点医疗机构还存在着诱导农民医疗需求、诊疗不规范、服务能力低下等问题。其三,在外部环境方面还存在着种种不利于甚至制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得到有效地解决,将可能降低这项制度的保障效力或者导致制度目标的偏离,阻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科学设计问题,而且必须充分发挥各主体的职能作用并不断规范各主体的行为,同时还必须不断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发展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其一,必须解决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科学设计和不断完善问题。要在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科学原理,不断创新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机制和补偿机制。其二,必须把政府、参合农民、定点医疗机构三方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有效发挥三方主体的功能和作用。一是政府必须吸取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兴衰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好的做法,切实承担起制度设计、宣传发动、资金投入、组织协调、管理监督、卫生服务、行政立法等多项重要职能。二是必须充分重视并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参合农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三是必须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强化其医疗服务意识,规范其医疗服务行为,确保其为参合农民提供规范、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其三,必须不断优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的外部环境。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深化农村药品市场改革、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等。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同时,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推行,制度本身面临的新问题也会不断出现,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必须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完善。因此,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本身也应该具有可持续性。

二、对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文化氛围对其个人发展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研究 ——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新建本科院校构建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理论思考——以福建江夏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D]. 潘从义. 湖北大学, 2020(02)
• [2]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文化氛围对其个人发展影响的研究[D]. 曹蕴钰. 华侨大学, 2020(01)
• [3]统一战线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研究[D]. 韩志宏. 山东大学, 2019(02)
• [4]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研究[D]. 王欢. 山东农业大学, 2019(01)
• [5]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研究[D]. 王超锋. 苏州大学, 2018(12)
• [6]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研究 ——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D]. 朱广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3(10)
• [7]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的研究[D]. 周来新. 第三军医大学, 2012(06)
• [8]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9]新建本科院校构建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理论思考——以福建江夏学院为例[J]. 胡晓莺,屈广清,余少谦,陈庆华.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2011(02)
• [10]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问题研究[D]. 刘雅静. 山东大学,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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