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教育与文化认同

一、双语教育与文化认同（论文文献综述）

文中晴^[1]（2021）在《贵州省苗汉汉语教师专业发展探析 ——以黔东南州L县Y民族小学为例》文中指出

谢银燕^[2]（2021）在《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个案研究 ——以贵港市M民族中学为例》文中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语言习惯、思想观念、情感认同、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亦是一个民族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近年来,民族文化教育系列问题渐引学者们的关注,并涌现了一系列成果,也为后来学者研究民族文化教育提供了相关理论基础与经验。民族文化教育,不单是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做好民族文化的传承,促进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尊重他者文化,认同本民族文化,在继承与弘扬文化的基础上促进民族团结,形成强大的合力,最终推动社会安定、民族进步繁荣。同时,我国多民族、多文化的特点,意味着拥有丰硕的民族文化资源,这给学校提供了丰富教育教学活动资源。在民族文化进校园,以文化教育人类学理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为基础的前提下,如何将民族文化以多形式、多层次的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各环节中,让民族文化在学校绵延不息的同时又与学校主流文化教育完美结合,更好地在学校特别是民族学校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是本研究聚焦的核心问题。学校开展民族文化教育,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整体素养,通过民族文化教育,不仅能够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还可以通过学习本民族文化这个窗口学习各民族优秀文化。学生不仅要学习主流文化知识,更应懂得熟知本民族文化。因而,本研究以贵港市M民族中学为个案,通过实地观察、访谈、文献资料分析开展研究。贵港市M民族中学在民族文化教育实践,壮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该学校充分利用壮族文化资源,语言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山歌文化、手工艺文化等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深入挖掘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在民族文化教育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校实施壮汉双语教学、壮族文化入课堂、校园景观和校园墙体处处显现着民族文化的“身影”、年年举办“壮族三月三”文化艺术节、民族体育节。然而,贵港市M民族中学在开展民族文化教育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学校更多局限于对壮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其他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足、民族教育内容在跨文化理解关注度不够,导致民族文化教育的实施未能发挥出应有功效。研究发现:上述问题存在主要原因为实然状态下民族文化教育资源的理解窄化、特色课程教材的使用呈现“静态”与“缺失”、教师在民族文化教育开发与意识能力不足、民族文化教育经费保障不足、民族文化活动与学生认知及需求存在落差等。针对存在问题,本研究以文化教育人类学理论、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已有实践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提升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品质的建议:一是各级政府层面,在经费、物质、人力方面予以保障;二是学校层面,要多渠道拓宽民族文化教育经费的来源、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学科教学融入民族文化教育、围绕区域内民族文化开展系列文体活动,端正民族文化教育的价值意识;三是场域整合层面,加强“学校-家庭-社区”的教育联动作用。

齐阿娜尔^[3]（2021）在《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教师在文化整合过程中获得专业发展。它既是多元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是多元文化需求的体现。首先,多元文化互动不是单一文化之间的互动,而是文化混搭互动。文化混搭是文化存在的常态形式。其次,教师是文化混搭的结果和体现,教师专业发展即通过文化整合能动回应文化混搭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是在即时专业情境下,文化混搭环境与个体认知在互动过程中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就是文化整合机制,文化整合水平代表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对此,研究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教师为质化的个案研究样本,从教师职业文化视角,在宏观的文化混搭现实和微观的互动文化情境的动态关系中探究了我国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具体描述和呈现了文化整合过程中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文化支持机制和文化协同机制及其内外部成因。研究立足于职业群体的专业情境,从文化混搭环境和个体认知的互动关系中,以文化构成要素为内在分析线索,以我国多元一体文化为外部分析框架,以专业信念、专业能力、专业互动为分析内容,在社会文化、职业群体和认知因素等三个层面展开了对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的研究。我国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是在宏观社会结构文化中,是宏观社会关系文化与微观互动文化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进行文化整合的自组织过程。研究结论表明,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在社会文化层面是由社会文化结构和关系决定的即时专业情境下的文化互动;在职业群体层面是由价值整合和规范整合而达成的意义整合;在认知因素层面是由价值一体化发展和规范认同而达成的职业认同。研究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在系统论的自组织理论框架内,从宏观社会文化与微观互动文化的关系中全景性理解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的整体图景、形成原因和发展规律;二是在全球视野下,在国家间和国家嵌套内的文化合作和依存关系中,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弹性理解框架和可操作的实践框架,为教师培养和培训的有效性政策制定和质量提升提供参考与借鉴。研究通过集合个案的质化研究,以文化会聚主义为研究理念,以文化动态建构的解释性建构为研究取向,以文献法、访谈法、观察法和实物分析为具体研究方法,以共时描述——解释分析——理解建构为表现形式,以文化整合为研究视角,分别从文化的价值、规范和符号维度展开了对教师专业信念、专业能力和专业互动的调查和描述,在此基础上呈现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文化支持机制、文化协同机制及其内外部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专业信念领域中的价值认同是文化动力机制,多元一体文化是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外因,价值的双元生成与一体化发展是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内因;专业能力领域中的规范互动是文化支持机制,多元文化规范互动和价值一体化发展是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外因,规范认同是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内因;专业互动领域中的意义共享是文化协同机制,即时专业情境下的互动需求是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外因,职业认同是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内因。最后总结性呈现了文化整合取向的教师专业素的同时,在社会文化、职业群体和认知因素等三个层面上理解性构建了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曲晓晓^[4]（2021）在《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是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语教育政策实践在促进西藏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理论总结才能持续推动这一伟大社会变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双语并行,双语并重,是西藏教育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但双语教育政策理论研究的缺位与社会“杂音”的出现,使得加强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本研究主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采用文献法与历史和逻辑分析法,将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深入分析了影响双语教育的宏观制度因素,挖掘双语教育政策稳定和变迁原因以及少数民族和党中央政府两大主体如何在双语教育政策的重大决策与变迁过程当中作出理性选择,揭示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经验性规律和逻辑转型规律,从而推动了双语教育政策理论研究的不断完善。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是对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背景、意义、概念界定以及历史制度主义在本研究中的适切性等进行简要介绍。第二部分:介绍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分为以下六个阶段:复杂政治背景下的政策初步探索（1951-1958年）--人才紧缺背景下的政策建构生成（1959--1965年）--激进荒诞岁月中的政策动荡断裂（1966-1976年）--改革开放前期的政策纠编与试误（1978-1999年）--全球化加速时期的政策初步调整（2000-2011年）--百年变局背景下的政策渐进完善（2012年-至今）,可以看出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内容体系发展相对完整。第三部分:分析影响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宏观制度环境。不同制度环境对双语教育政策变迁所起的作用不同,借助历史制度主义,从宏观视角出发,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对西藏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作出解释。第四部分:分析影响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中观路径依赖。尽管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整体上呈现延续性的的路径依赖,但也不能掩盖在政策发展过程的锁定阶段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西藏双语教育政策变迁中被锁定的是以藏语为主的双语教育政策方向,绝非双语教育政策本身。分析造成西藏双语教育政策消极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以及路径依赖影响下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才能在今后更好地调整双语教育发展方向。第五部分:分析影响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微观动力机制。西藏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是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个体在语言问题观、语言权利观以及语言资源观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博弈,探讨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个体如何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作出理性选择来处理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双语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动力。

马波^[5]（2020）在《L县“一村一幼”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研究》文中认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实践”,是人与人灵魂的相遇。优质的教学取决于教师在情感支持、课堂组织和教学支持等方面与儿童的互动。大量的研究表明,高质量师幼互动对儿童诸方面发展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对家庭贫困、适应困难等处境不利儿童的发展作用更突出。随着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在促进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相关政策的落地,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乡村学前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有学可上”的基础上如何“上好学”既是未来政府工作的重点,也是人民的期盼,更是教育发展的必然。凉山彝族自治州作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四川省“一村一幼”项目首先在该区域试点和推行。这些地区的师幼互动质量如何,影响师幼互动质量的原因有哪些,如何提升该区域的师幼互动质量等问题亟待探索。研究者在农村视角的指导下,采用混合研究的方法,运用课堂互动评估系统（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CLASS）对社会经济、交通、教育平均处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等水平的L县25个“一村一幼”幼教点的42个班级的67名辅导员的师幼互动质量进行了上述问题的研究。首先,研究者采用CLASS评估系统对67名辅导员的一日活动进行了观察和评估。发现:L县村幼教点的师幼互动质量整体质量不高,不平衡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特点。从不平衡性来说,L县村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情感支持得分最高、班级组织次之,教学支持得分最低;不同活动形式中的师幼互动质量得分存在不平衡性,游戏活动和户外集体活动在情感支持和班级组织领域的得分最高;集体教学活动在教学支持领域的得分略高;生活活动的师幼互动质量最低。从差异性来说,L县“一村一幼”幼教点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发现,村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存在低质量型、中低质量型、中等质量型和中高质量型四个剖面,以中低质量型为主,但仍存在一定比例有质量的师幼互动。不同结构质量的村幼教点其师幼互动质量差异显着。总体而言,村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优势与挑战并存,如何发掘其师幼互动质量的优势,带动其弱势发展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其次,研究者采用田野考察和文本分析等方式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探索了影响村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的原因。在外系统层面,一村一幼”政策对“一村一幼”过渡性、临时性的导向使得村幼教点在师资、教师身份待遇、教师培养、幼教点硬件设施设备、幼教点质量监督与管理等各个方面难以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对师幼互动质量产生重要而间接的作用。在大系统层面,研究者探讨了辅导员身份、工作性质、工作环境以及专业发展等职业困境对师幼互动质量的影响。在中间系统层面,研究者考察了幼教点结构质量和班级结构质量对师幼互动质量的影响。如研究发现村幼教点的屋舍拥挤与师幼互动质量有关,生活设施设备对班级组织质量、辅导员对儿童的关注程度等有显着性影响。班级是否有一定活动材料对师幼互动质量有显着性的影响,班级规模也有一定的影响,当班级规模过大时,师幼互动质量更低。在小系统层面研究者考察了辅导员的专业特质和个人特质对师幼互动质量的影响。从专业特质来说,对于绝大多数非学前教育的辅导员而言,“学艺旁观”的“见习”对她们的教育观念、行为,师幼互动行为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尽管辅导员学历和专业对师幼互动质量的影响不显着,但并不意味着学历和专业不重要,学前专业毕业的辅导员其情感支持和班级组织质量更高;辅导员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的不足及师幼互动培训的缺失使得她们缺乏有效互动的策略,也直接影响着师幼互动质量。辅导员的工作经历对师幼互动质量的影响显着,本专业毕业后有其他学前（早期）教育机构工作经历的辅导员和小学转岗的辅导员其师幼互动质量更高;辅导员对教育的认识和儿童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她们的教育行为、与儿童互动的行为以及一日生活的组织与实施,对师幼互动质量有着重要而直接的影响。辅导员的人格特质影响着辅导员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方式,外倾型的辅导员面对困境更加积极乐观,对儿童也更加热情,尽责型的辅导员在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中,在与儿童的互动中总能够尽职尽责。第三,研究者在充分分析辅导员师幼互动质量特点和辅导员特点的基础上制定了《村幼辅导员师幼互动学习方案》,并展开了一学期的准教育实验。通过两次前测和一次后测以及辅导员问卷发现,本次学习活动对村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的提升有显着作用,其中班级组织领域提升最多、情感支持次之,教学支持提升最少。这说明村幼教点的师幼互动质量提升存在难易程度的差异,教学支持最难提升。不同活动类型中的师幼互动质量提升也不同:集体教学活动的师幼互动质量得分提升最多,游戏活动、生活活动次之,户外集体活动最少。不同专业背景、出勤次数的辅导员其师幼互动质量提升无显着性差异,但学历越高、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出勤次数更多的辅导员其师幼互动质量提升更多。此外,辅导员在自我评价中认为除了师幼互动能力的提升外,还在教育理念、持续学习、专业信心方面有所收获,对本次学习满意度较高。最后,研究者对L县村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研究进行了总的讨论,尽管民族地区村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不高,但在其区域内部,发现其师幼互动质量的多元实践样态,并借助其优势以本区域力量为主,支持村幼自助、自主发展。同时也应看到,师幼互动质量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师幼互动学习项目,而是需要整个生态系统中各方的合力,才能更好的实现其质量发展的目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张家雯^[6]（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苏日那^[7]（2020）在《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获取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据此分析该地区人文社会环境、日常生活领域、教育领域中的蒙古族语言生活现状和相关语言政策。在此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第一章从蒙古贞的历史变迁（历史背景、人口变化）、文化传承与变迁（语言文化、媒体接触）、蒙古族教育概况（起步期、探索期、调整期）等几个方面,介绍、分析蒙古贞地区人文社会环境和语言生活环境,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第二章审视和研究语言政策问题。首先,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有关定义和目标着手,通过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相关性,阐明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如何影响语言实践;其次,基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蒙古贞地区地方性法规（条例）,从民族语文工作、民族教育工作、民族文化工作、民族干部培养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蒙古贞地区民族政策落实情况;最后,针对语言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三章为分析和归纳日常生活领域部分。在蒙古族聚居区和蒙汉杂居区选择老、中、青三个不同年龄段的被试,从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态度等方面对语言使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阐明了语言价值观和语言实践的相互影响。其后,对日常生活领域语言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因素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第四章为教育领域部分,在了解教学概况的基础上,对教学现状和学习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其中包括对教师进行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态度等专项调查;对学生进行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语言使用状况、学习态度等专项调查。在此之后,综合教育领域语言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第五章系结语部分,以“正常情况下,语言与生活的万千变化没有偶然性,都是必然发生”为题,在调查分析、综合研究基础上分总结、结论、余论三个部分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总结部分,概括了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结论部分,对蒙古语使用现状、语言态度、语言流失概况等进行研究反思,并对其语言文化发展提出几点重要启示。余论部分,针对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黎雪^[8]（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认为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席红英^[9]（2020）在《呼伦贝尔市蒙古族日常生活领域语言生活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生活是语言国情、族情、区情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信息化、城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实用功能逐渐降低,语言使用范围不断地向家庭内部收缩,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困境。蒙古语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之一。呼伦贝尔市尤其是牧业四旗是蒙古族聚居区,较好地保留了蒙古语和传统游牧生产方式及民族文化。全方位调查呼伦贝尔市牧业四旗的蒙古族语言生活,对了解该市蒙古族的语言生活现状,判断母语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可以为其它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借鉴。本研究以呼伦贝尔市蒙古族聚居区——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主要调查地,以该四个牧业旗的蒙古族语言生活为主要调查内容,综合采用田野调查法、实地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生态学理论指导下,在收集第一手调查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蒙古族语言生活的内部和外部生态环境,认为呼伦贝尔市蒙古族聚居区语言环境有利于蒙古语的保持,但不利于蒙古语的发展,蒙古语使用和发展方面面临使用人口减少、增长率变低,使用范围逐渐缩小,语言地位不断下降等问题。本文由八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第一章,从地理位置、民族人口、生产方式、历史源流及牧业四旗基本情况等方面介绍呼伦贝尔市概况,目的是展现呼伦贝尔市整体社会文化环境;第二章,调查蒙古族家庭环境中祖辈、长辈、同辈、晚辈三代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与熟人邻里、在政府部门和行政单位等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而分析语言使用现状及其社会差异;第三章,调查不同社区居民的语言习得、语言掌握和语言能力;第四章,调查蒙古族语言认同、语言情感、语言行为倾向。第二、三、四章为蒙古族居民语言生活状况的定量分析,第五和第六章是调查数据的分析。第五章从语言外部生态环境入手,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三方面分析地理、气候、人口、民族、教育、文化等因素对语言生活现状的影响;第六章从语言内部生态环境入手,分析语言结构、语言格局、语言景观对语言本体、语言地位的影响。最后是“结论与余论”部分,在总结蒙古族语言生活现状的同时,揭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调查表明,呼伦贝尔市蒙古族的蒙古语保持较好,但蒙古语使用存在代际、城乡、部落和阶层差异:老年人的蒙古语保持好于年轻人,牧区蒙古族的蒙古语保持好于城镇蒙古族,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的蒙古语保持好于其他部落的蒙古族,牧民母语保持好于公职人员和学生。在社会交际领域,汉语使用率逐渐增加,但未出现骤增情况。在汉语使用稳步增长的同时,蒙古语的使用逐渐下降,蒙汉语兼用情况普遍,语言生活向双语化转换。监测整体语言生态环境发现,牧业四旗语言生活呈现三种类型:作为传统牧业旗县,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的语言环境较为封闭,母语保持较好;作为城镇化牧业旗县,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语言环境开放,汉语使用率较高,境内厄鲁特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因居住集中,尚未出现母语使用的明显下滑现象;作为由传统牧业旗向城镇化牧业旗发展的陈巴尔虎旗在语言使用上呈现出过渡性特点,即语言生活状态介于前两者之间。从呼伦贝尔市的整体环境看,维持语言保持的主要因素较为稳定,不易变化,主要包括人口数量、民族认同以及语言系统的稳定性等;影响蒙古语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传媒影响、文化冲击等。本研究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比分析蒙古族不同社区内语言生活现状,试图展现语言生活全景,但仍存在以下不足:语言服务涉及较少;微观层面的个人语言生活调查欠缺,今后将对此进一步予以补充和完善。

郭玲玲^[10]（2020）在《我国小学阶段多语教育政策实施现状研究 ——以云南省丽江市纳西族聚居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世界范围内各个方面的联系日益频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依存性越来越紧密,语言这个交流沟通的桥梁就显得尤为突出,因此一个国家语言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语言不仅是人类交际与学习的工具,也承载着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身份,因此,各国均重视语言教育。制定合理的语言教育政策是语言教育的关键,而各国的语言教育政策,取决于该国的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一直非常重视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多语教育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国家发展以及融入全球化的洪流,依据中国的国情,对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做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在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中,我国对多语教育政策以及多语教育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本研究以“多元一体”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为基础,对云南省丽江市纳西族聚居区小学教育阶段多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探究以下研究问题:（1）丽江小学教育阶段有哪些多语教育政策?（2）丽江小学教育阶段多语教育政策实施现状如何?有哪些优势和特点?（3）丽江多语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行改进?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进行探究,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来收集数据和资料,深入了解该地区小学阶段多语教育政策实施现状,多语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调查发现:（1）丽江古城区、玉龙县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云南省的要求与实际,主要执行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和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2）总体上看,该地区在多语教学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上级部门与学校领导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多语教育,为学校顺利开展和实施多语教育提供条件与便利。作为具有国际化特征的旅游城市,丽江的宗旨是面向世界学习外语、跟随全国学习通用语、立足民族学习纳西语。（3）在多语教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各级教育管理及实施人员对多语教育的认识及政策解读;多语教师师资队伍的建设、教材是否统一、课程设置、师生评价等问题;社会需求及经费问题等都是影响多语教育政策实施的因素。多语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多语教学的发展,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多语教育政策的实施不仅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也很好地践行了多元一体理论,又保护了本民族的文化与特色,对于国家和民族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双语教育与文化认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双语教育与文化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2）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个案研究 ——以贵港市M民族中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4）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L县“一村一幼”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呼伦贝尔市蒙古族日常生活领域语言生活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小学阶段多语教育政策实施现状研究 ——以云南省丽江市纳西族聚居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双语教育与文化认同（论文参考文献）

• [1]贵州省苗汉汉语教师专业发展探析 ——以黔东南州L县Y民族小学为例[D]. 文中晴.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学校民族文化教育个案研究 ——以贵港市M民族中学为例[D]. 谢银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3]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D]. 齐阿娜尔.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和平解放七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研究[D]. 曲晓晓. 西藏民族大学, 2021(08)
• [5]L县“一村一幼”幼教点师幼互动质量研究[D]. 马波. 四川师范大学, 2020
• [6]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7]蒙古贞地区蒙古族语言生活调查研究[D]. 苏日那.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8]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9]呼伦贝尔市蒙古族日常生活领域语言生活调查研究[D]. 席红英. 内蒙古大学, 2020(10)
• [10]我国小学阶段多语教育政策实施现状研究 ——以云南省丽江市纳西族聚居区为例[D]. 郭玲玲.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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